关键词：审计动因理论衡量标准经济学完善审计工作
审计动因就是审计产生、存在、发展的原因以及动力。研究审计动因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为什么产生审计，为什么需要审计和为什么审计需要存在和发展。审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为满足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审计动因的主要理论是目前最流行的受托责任论以及理论、多因素决定论、信息论、经济监督论、公司管理论及职业化需求论。
下面就几种主要理论进行论述。
一、审计动因理论及缺陷
1、受托责任论。受托责任论主要观点是：受托责任关系是资源占有人实现对资源有效管理与使用的必要手段和保证机制。当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确立后，客观上就存在于委托者对受托者实行经济监督的需要。而审计恰好独立于受托责任关系双方的当事人，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于是审计便成为受托责任关系能够实现的必要手段和保护机制，从而得出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的结论。
实际上，“受托经济责任”只是审计产生的重要前提，并不能说明审计产生的必要性。它无法诠释审计的职能及社会作用；无法解释审计的独立性。
2、理论。理论主要观点是：企业存在契约关系，而契约条款的实施必须通过监督，否则就不起作用。审计就是这种监督方式。在这种理论中，审计的本质在于促进股东和管理者利益最大化。
但理论的不足之处：无法解释企业接受审计需求强制进行这一事实，无法解释理论认为审计是促进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最大化与审计人员面临的“诉讼爆炸”和“深口袋理论”的经济现象是互相矛盾这一现实。
3、多因素决定论。在美国会计学会基本审计概念委员会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中，明确阐述审计动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利益冲突产生对公正第三方的需求。（2）当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冲突对方产生的防范需求。（3）处理技术上的复杂性使得普通人无法胜任，从而产生对专门人才从事这一工作的需要。（4）空间的距离使得经济业务与利益关系人发生分离，从而产生对特定人士提供帮助的需要。
这种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审计产生发展的多种动因中，应该有一种最主要的动因。（2）它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审计动因进行概述，并不具备经济学理论基础，也不利于审计理论学科的发展。
二、衡量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上述各种审计动因理论，大都从某个角度出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衡量一种理论是否能更好地解释审计动因，并指导审计工作、完善审计服务，应当结合审计理论结构进行研究。本文以历史性、逻辑性、系统性为原则，以对审计本质的理解为切入点提出5点判断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1、由理论可以导出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的目的。审计动因理论的宗旨是要解释审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因。因而，审计动因理论是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通过审计动因理论的确立应能导出审计本质以及审计职能、审计社会作用的发展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行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就要求一种合理的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准确、全面地解释审计职能的发展以及审计的社会作用。
2、由理论能回答审计源于并满足了何种社会需求。审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存在必是源于一定的社会需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不仅仅能解释某一种类型、某一个特殊群体的需求，还应该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审计及其满足任何群体对审计需求的发展动因。
3、由理论能解释对审计进行监管的合理性。随着审计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无论从横向来看当今国际上审计业务，还是纵向来看审计的发展历史，审计一直是一个法定的工作。各国政府都对各种类型的审计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要求和监管。
4、由理论能解释审计为什么需要保持独立性。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最基本的特征，是审计得以存在的根本。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这也是不同使用者对审计人员的共同要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对审计的独立性这一根本特性做出合理解释。
5、由理论能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审计动因理论应当将审计活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解释清楚，或者进行抽象性的概括，并以这一抽象性的概括为标准，解释统一本质的审计活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三、审计动因———基于经济学的观点
根据上文提到的衡量审计动因的标准，本文认为，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使用价值，推动资本高效活动。所谓非对称性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外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审计财务信息可以潜在降低信息非对称。
1、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各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非对称性的。所谓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遇见一切；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正确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包。所谓信息非对称性是指一方持有与交易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于他方信息的验证由于成本昂贵而放弃。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向内部和外界提供财务信息以影响投资者决策。由人的趋利动机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就产生了一种社会需求，即需要具有专业技术和方法的会计师对企业管理部门编制的反映其经济业务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和判断，作出鉴定证明，以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确保其真实公允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向利益相关者报告。这样通过审计可能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若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审计假设理论体系中，关于审计产生原因的假设，如“信息不对称假设”、“信息不确定假设”等等，实际上丰富了信息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一论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满足任何需求者对于提高财务信息可信度的需求。
2、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道德风险对审计监督职能和独立性的解释。在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界定：订立契约的双方中一方未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监督另一方的行为，从而后者可能据此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侵蚀前者利益。用经济学道德风险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受托责任认为审计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这实际上从委托关系的角度反应审计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才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在道德风险模型下，委托人就应该设计一种激励监督合同以诱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潜在发生的情况下，需要一个机构来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人不偷懒、说真话的问题。于是审计的产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情形下，审计被要求具有独立性的特征。审计独立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3、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逆向选择是对审计存在必然性的真实解释。在经济学中，逆向选择来自于保险市场的理论研究。是由阿克劳夫运用旧车市场模型开创的。其问题来自于买者和卖者间关于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经过一系列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只有质量低的车能成交甚至可能导致市场萎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信息市场上会计信息提供者知道的信息总是比信息需求者多。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他可能提供一种不完全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倾向。在这种会计信息市场上，一些绩劣公司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来满足自身利益。信息需求者或者因不具备条件或者不愿付出高额的成本代价来鉴别这些信息的真伪，盲从跟从这种信息，就会导致有限资源流向绩劣公司，而真实披露会计信息的公司将退出市场或也采取披露虚假信息的措施。这就是会计信息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会计信息可能由此而萎缩。因此，就需要具有独立性的审计对会计信息进行鉴别，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即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正确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审计可以导出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
4、信息非对称性对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合理性的解释。审计期望差距指公众对审计的需求与公众对目前审计执业的认识之间存在的差距。它既包括由于审计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差距，也包括了由于公众的认识错误偏差而形成的差距，正是信息固有的非对称性导致社会公众对审计的需求，同时，又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是绝对的所以审计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而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于是，在公众需求和审计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期望差距。信息的非对称性很好地解释了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信息非对称性是绝对的，但是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在不同环境下是不同的。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审计自身内部环境发达与否等因素。所以，随着审计对信息非对称改变程度的不同，审计工作期望差距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而有所差异。这也就很好解释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完善审计工作、建设审计理论体系
从本质上讲，审计过程也是一个信息系统。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之间、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审计机构与社会有关各界之间存在着双向信息交流关系。审计通过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将经过审计了的、增殖的财务信息提供给信息的需求者。运用经济学知识可以从根本上对审计本质进行解释，从而解释为什么需要审计，审计如何能更好地发展，以及审计的目标、职能、质量特征等。人们在规范、建设审计理论体系的时候，就能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新晨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基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审计动因，对于指导审计实务、完善审计工作、提高审计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审计活动就是站在独立第三方的角度通过审计来增加信息的价值，这样，审计实践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规范甚至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标准都得到了规范；另一方面，审计工作从降低信息不对称着手，有助于改善审计内、外部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时展。世界审计史[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关键词行为公司财务学；管理者；过度自信；财务决策
引言
传统的公司财务学研究始终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1]。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能用传统公司财务学来解释的决策行为，人们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如过度自信之类的认知偏差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些学者采用更为现实的非理假设取代传统的理性假设更易于解释人们实际中的财务决策行为。他们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公司财务学的理性人假设，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来研究金融市场中的各种财务决策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理论——行为公司财务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行为公司财务学不仅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而且丰富与拓展了公司财务研究的内涵与范畴，解决了传统公司财务学所无法解释的诸多问题。然而，大多数文献集中在研究投资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基于管理者非理性视角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则相对零散、滞后[2]。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放松了管理者理性的假设，他们认为，公司管理者普遍表现出过度自信，他们往往会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高估公司决策的收益和低估潜在的风险（Oskamp，1965；Merrow、Phillips和Myers，1981；Cooper、WooandDunkelberg，1988）。即使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过度自信也会导致管理者对公司财务决策的收益与风险产生认知偏差，使管理者相信公司的价值被市场低估，从而导致公司做出非理性的财务决策，给公司价值造成损失。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决策
在传统公司财务学中，公司投资决策建立在折现现金流分析方法基础之上（Shefrin，2007）。这类研究认为，管理者会根据其所掌握的决策相关的知识与信息，对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与风险进行估计。只有当投资项目所产生的预期现金流现值超过项目初始投资，即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大于零，或者投资项目的内含报酬率超过资本成本时，该项目才值得去投资[3]。由于管理者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几乎具备与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因此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他们能够做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然而，针对公司管理者的研究发现，管理者在进行投资项目决策时，往往会表现出过度自信，包括高估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低估其潜在风险等。例如，Merrow、Phillips和Myers（1981）研究发现，能源公司的实际建筑成本大多是预测成本的两倍多[4]。Shefrin（2007）发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投资项目分析中均普遍存在过度自信的现象，在进行投资项目的资本预算时，那些使用相当严格的财务分析代替了主观判断的管理者也倾向于过度自信[5]。
投资项目收益与风险方面的认知偏差会促使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导致公司既可能实施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而投资过度，又可能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而投资不足。Heaton（2002）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高估好绩效发生的可能性，而低估不好绩效发生的可能性，这样他们就会高估公司的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出于对资本市场低估公司发行的风险证券的价值的考虑而高估外部融资的成本，进而导致他们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因此，在必须进行外部融资时，他们宁愿选择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也不愿意利用外部融资进行投资，导致公司投资不足。而在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充裕时，他们会因高估投资项目的收益、低估投资项目的风险而实施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6]。
Malmendier和Tate（2005a）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公司投资扭曲的原因，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其投资项目的回报和外部融资的成本。因此，当公司具有充裕的内部资金时，他们会进行过度投资；而当公司需要外部融资时，他们会削减投资，导致公司投资不足。他们采用CEO是否推迟行使股票期权或者继续增持公司股票对过度自信进行了计量，实证检验表明，与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进行的投资具有更高的现金流敏感性，这支持了Heaton（2002）的观点[7]。之后，Malmendier和Tate（2005b）、Lin、Hu和Chen（2005）、郝颖等（2005）等学者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计量方法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与Malmendier和Tate（2005a）一致的结论，这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公司投资决策扭曲的结论非常稳健。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决策
并购是重要的公司投资行为，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传统的公司财务学主要是从并购决策所带来的收益来解释公司并购决策的动因，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并购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并购活动能够产生某类协同效应，改进公司效率，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并购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主要有三种：一是财务协同，降低公司投资的资本成本；二是经营协同，整合并购公司与被并购公司的运营活动与知识，降低生产与服务的成本（Porter，1985）；三是管理协同，从提高被并购公司的效率中获取收益。由于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等协同效应的存在，并购后公司的总体效应会大于并购前并购公司与被并购公司独自经营效应的总和（Trautwein，1990）[8]。同时，在有效资本市场上，无论是在并购之前还是并购之后，公司的市场价格都与其基础价值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充分信息的管理者所支付的并购金额会等于目标企业的单独市场价值与协同效应价值之和（Shefrin，2007）。
然而，Roll（1986）发现，许多并购公司的出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即并购无法创造价值甚至是损害价值的，但是这些并购活动还是发生了。这是传统公司财务学所无法解释的，但是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视角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Roll（1986）对运用管理者过度自信解释公司并购决策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构建的“自以为是（Hubris）”假说认为，并购公司的管理者会由于盲目乐观与过度自信而高估目标公司的基础价值以及并购活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价值，从而使高于现有市场价格的并购活动得以发生。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在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进行的并购活动中，并购公司与被并购公司的协同价值应该有所下降，同时，并购公司的价值会受到损害而被并购公司的价值会有所提升[9]。随后，大量的实证研究为Roll（1986）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Lys和Vincent（1995）通过对AT&T收购NCR公司的案例研究提出，管理者过度乐观与过度自信是造成并购后大量价值损失的根源。AT&T收购NCR公司就导致AT&T的股东损失了39亿至65亿美元，同时负的协同价值也达到了13亿至30亿美元。Brown&Sarma（2006）利用澳大利亚和美国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实施并购活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且该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10]。Doukas和Petmezas（2007）以1980年～2004年间英国5，334家成功的公司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从短期绩效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进行的并购活动虽然能够给股东带来正的收益，但是收益却比非过度自信管理者所进行的并购活动更低。而从长期绩效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实施的并购表现非常糟糕。Malmendier和Tate（2004；2008）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Roll（1986）的观点。Malmendier和Tate（2004）指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是否进行并购取决于公司内部融资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他们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他们获取盈利性并购项目的能力以及合并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或者低估并购风险，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实施更多的并购以及无法创造价值的并购，特别是在他们能够获得充裕的内部融资的时候。而当他们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来进行并购时，他们可能放弃一些能够创造价值的并购机会。他们的实证数据检验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进行更多的并购，特别是多元化并购。并且，在公司具有充裕的现金流和潜在的负债能力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11]Malmendier和Tate（2008）还提出，过度自信是否导致公司进行更多的并购取决于CEO预期公司价值被低估的程度和高估并购价值的程度之间的权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公司具有充裕的内部资金时，过度自信的CEO更有可能进行低价值的并购活动。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CEO所进行的并购活动次数比非过度自信的CEO高出65%[12]。
三、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融资决策
传统公司财务学主要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对公司融资决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展出了许多解释公司资本结构的经典理论。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了资本结构无关论（即“MM定理”），认为在一个不考虑所得税的、完美的资本市场中，公司的总价值等于其资产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的市场价值，而不会受到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13]。Robichek和Myers（1966）在MM定理的基础上引入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提出了权衡理论（trade-offtheory）。他们认为，通过税收减免优惠与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公司存在着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且“当与财务杠杆边际递增相关的税收利益现值和边际成本现值相等时”，该资本结构为最佳。Myers（1984）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非负债税收利益，把公司融资决策看成是各种税收收益与负债成本之间的权衡。他提出，“最优的资本结构取决于净负债利益与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结果”。因此，从传统的公司财务学理论出发，理性的管理者所进行的融资决策会使得公司的资本结构处于最佳的状态。
然而，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则发现，在有效的市场中，由于对投资项目收益和外部融资成本的高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导致公司的资本结构偏离最佳的资本结构，从而给权衡理论提出了挑战。Hackbarth（2008）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投资项目的投资，低估投资项目的成本，因此，在权衡负债融资相关的成本与收益时，管理者会低估负债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促使公司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从而使公司的资本结构偏离权衡理论所指的最佳资本结构。另外，他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更频繁地进行债务融资，并且不需要遵循融资优序（peckingorder）[14]。Hackbarth（2009）从投资不足的角度也提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公司的资本结构偏离最佳资本结构。他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减轻由负债融资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降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提高公司的负债水平[15]。
值得指出的是，Hackbarth（2008；2009）都是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融资决策的关系进行演绎，并没有利用经验数据进行验证。Oliver（2005）、Ben-Davidetal、（2006）、Barros和Silveira（2007）等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Hackbarth（2008；2009）的观点。Oliver（2005）研究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水平与公司的负债水平呈现正相关，并且这一结论具有非常高的稳健性，他采用多种财务杠杆与过度自信的计量方式所进行的实证研究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Ben-David、Graham和Harvey（2007）以美国企业CFO的调查数据为样本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拥有过度自信CFO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财务杠杆，并且更偏好于长期负债而非短期负债[16]。Barros和Silveira（2007）以巴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将管理者由创始人担任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与职业经理人担任管理者的公司相比，由公司创始人担任管理者公司会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
此外，Heaton（2002）、Malmendier、Tate和Yan（2009）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对Myers和Majluf（1984）的新优序融资理论做出了新的解释。Heaton（2002）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系统地高估好绩效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高估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这导致他们相信资本市场低估了其公司的市场价值而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即使必须进行外部融资，出于股票价格对市场预期敏感性高的考虑，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也会更倾向于债务融资。Malmendier、Tate和Yan（2009）的实证研究支持了Heaton（2002）的观点。他们研究发现，与其他公司相比，拥有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公司每美元的资金短缺会多进行33美分的负债来补充[17]。
四、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利润分配决策
传统公司财务学主要从股东和投资者的视角来探究公司股利政策对其股票价格的影响。Miller和Modigliani（1961）基于完美资本市场提出了股利无关论。他们认为，在不存在个人或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投资者并不关心公司股利的分配，公司的股利政策不会对公司价值（或股票价值）产生任何影响。Lizenberger和Ramaswamy（1979）在股利无关论的基础上引进所得税提出了股利的税差理论。他们认为，由于股利的实际税率通常是高于资本利得的实际税率，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选择获取资本利得而非股利，这样他们更愿意选择较低的股利支付率。因此，从传统的公司财务学理论出发，理性的管理者会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利润分配决策。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很少涉及公司利润分配决策，但是通过过度自信管理者的融资偏好可以推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导致公司不支付股利或者选择较低的股利支付率。Heaton（2002）、Malmendier和Tate（2004；2005a；2005b）都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外部融资的成本，从而导致公司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甚至宁愿舍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也不进行外部融资。Malmendier、Tate和Yan（2009）则提出，过度自信的CEO也很难获得外部融资，导致公司呈现出“负债保守主义”特征。而对外部融资成本高昂的考虑极有可能导致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极力保留充裕的内部资金来满足其众多高估的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从而导致公司不支付股利或者选择较低的股利支付率。Ben-David、Graham和Harvey（2007）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过度自信对于公司的股利支付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长期过度自信从中位值到最高值，支付股利的倾向性下降了约12、4%。
五、总结评述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Roll、Heaton、Hackbarth、Malmendier和Tate为代表的学者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视角对公司财务决策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通过采用更为现实的行为假设取代传统的理性假设，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的研究能够更好地解释一些传统公司财务学无法解释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视角对某些问题提出了全新的阐释；第二，Roll（1986）、Heaton（2002）和Hackbarth（2008；2009）等研究已经逐渐构建起分析公司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的理论模型与框架，从而能够更好地指导未来研究，并进一步丰富对现实公司财务决策行为的认识与理解；第三，早期的研究主要运用定性研究或者数学模型的方法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而现在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了该领域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能够为先前的研究结论提供有力的支撑，并且多种过度自信计量方式的提出也能够为这些研究结论提供稳健性的检验；第四，现有研究已经利用许多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如美国（Malmendier和Tate，2004；2005a；2005b等）、英国（Doukas和Petmezas，2007）、巴西（Barros和Silveira，2007）等。并且，这些不同情境下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从而拓展了该领域成果的适用范围。
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的公司财务决策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有待未来继续深入研究：
（1）基于过度自信视角的研究得出了许多与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类似的结论，例如，Myers和Majluf（1984）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尽管Roll（1986）、Heaton（2002）等学者都声称他们是完全基于过度自信进行的研究，而不涉及信息不对称和理论。但是，如何将基于过度自信视角的研究与基于其他视角的研究进行区分？哪种视角的解释对于一些公司财务决策更有解释力呢？
（2）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依然假定资本市场是有效的，投资者是理性的。但研究表明，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者非理性往往是同时存在的（Shefrin，2001）。而现有研究为了简化研究过程都是将两者分开进行探究（Bakeretal、,2007）。未来能否构建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两种视角的整合是否能对实践中的公司财务决策提供更为丰富和现实的解释？
（3）尽管现有研究已经逐渐构建起分析公司财务决策的理论模型与框架，但是还存在许多漏洞。例如，由于公司股利分配决策难以融入现有的研究框架，现有研究还很少涉及这方面的研究（Bakeretal、,2007）。Hackbarth（2008；2009）针对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还结合了理论进行分析，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些瑕疵。未来能否进一步深化与完善这一领域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主流财务理论在数理化、模型化的发展过程中,忽略了对财务问题进行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在具体的财务实践中,人们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因素的深刻影响,也正是这种影响,导致了人们在从事财务活动时的典型差异性。
在这种境况下,研究和探索心理和行为因素到底如何影响人类的财务行为,以便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所从事的财务决策行为,填补主流财务理论在解释真实世界财务问题时所形成的“空隙”,就显得必要且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财务思想―行为财务(Behavioral Finance)。
敏于知
虽说财务管理实践催生了行为财务思想,但其理论渊源还要得益于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如行为经济学所提出的“现实人假设”、“心理账户”、“前景理论”等。在此基础上,行为财务以发展的视角从深化和拓展两个方面观察和研究公司财务行为及其后果,形成“行为―本金―价值”互动思想。它特别强调从财务行为的发生、变化等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财务本质。
行为财务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价值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而价值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和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行为、利益分配的影响。为此,行为财务理论更加侧重于,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在财务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心理缺陷或心理影响因子,以便意识到参与财务决策的博弈各方,存在的心理活动变化及其对决策结果会产生的一定影响和作用。
启于行
行为财务以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为基础,解释经济活动中与理性选择相悖的财务实践,是在接受主流财务理论关于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取向的前提下,以“现实人假设”为依据,所进行的理论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解释异常财务行为或财务现象。
第一,对企业财务行为实践的启示
大多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的财务理论,而行为财务关注企业所面临的实际的资本市场条件和产品市场条件等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即企业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博弈。
宏观层面上,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管理部门过度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作,股价行为实际上是体现了政府行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子,而非市场机制运行和经济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投资者对政策产生了高度依赖性,在投资决策上表现出典型的“羊群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和监管手段的缺乏,造成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至于大部分投资者以短线买卖为主。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现实情况下,大多数研究文献基于融资选择理论,将其解释为股权融资实际成本低于债权成本,而以行为财务的观点来看,实际上至少部分公司是因为资本市场融资条件的限制才不得不选择股权融资方式。
第二,对资本市场投资策略的启示
正确的投资策略必须考虑到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他们在决策时表现出各种非理性的心理特征,而且还必须考虑到资本市场上经常存在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的现象。
第三,对公司管理者的启示
公司管理者的非理性往往体现在过度乐观和自信,影响资本配置行为及绩效评价,有可能导致过度的兼并收购和过高的收购价格。诚然,乐观和自信的投资行为有增加公司价值的一面,但在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条件下,与理性的融资行为整合,很可能增加公司财务危机的可能性,从而破坏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和资本增值。
第四,对投资者投机行为分析的启示
我国多数投资者倾向于短期操作以博取差价,非理性的追涨、杀跌,以投机心态操作。应该正视,参与市场的主体是一群“情绪动物”,在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时,他们贪婪、恐惧而且数量众多,过度投机行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股价严重背离其内在价值而暴涨或暴跌。排除人类所共有的风险偏好差异的心理因素外,主要取决于我国特定的投资环境。股权结构不规范且不能完全自由流通,使得“同股不同价、不同利”,交易量少,易被人为操纵,必然加剧投资者的从众心理。上市公司质量偏低且行为不规范,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失真,必然导致短期投机炒作行为。
达于器
实际工作中,运用行为财务的思想,调整管理思想与管理手段,能够化解财务行为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规范管理层对现金流的支配。虽然管理层能够自由支配的现金流越多就越便于抓住投资机会,但是研究发现,具有正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更有可能产生过度投资行为。为此,建议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减少管理层能够自由支配的现金流,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对先前的一些政策和制度的修订等方面,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通过制度安排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行为,引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适当抑制“投机泡沫”,减少管理层能够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避免“钱多办坏事”。
2约束管理层的非理。要化解中国公司财务行为“偏差”,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管理层的非理。可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约束管理层的非理;可通过机构投资者持股,凭借机构投资者专业的投资背景和相对多的持股数量,积极参与公司投资项目的论证过程,影响或约束管理层的非理;可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在融资结构中增加负债融资的比例;可通过改善债务结构,减少短期借款,增加中长期借款,适当增加可转换债券等混合性融资方式;还可利用负债融资的约束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限制管理层的非理。
3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多数实证检验支持中国证券市场属于弱式有效或并非有效,市场对与公司价值有关的信息反应不充分,公司财务的非理也难以及时反应在证券价格的变动之中,证券价格的变动呈现出“随机游走”特征。我们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增强,可以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给予相应的市场评价,而这种评价是以股价变动形式表现出来的,会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和约束。
一、执行担保中的保证
民商事关系中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执行担保中的保证，是指保证人经申请人同意，向被执行法院保证，当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由其代为清偿的行为。执行担保中的保证，总体上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但由于担保中的保证是一种特殊担保，与民商事关系中的保证有质的区别，在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民商事关系中的保证是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执行中的保证是保证人向执行法院担保。前者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若发生争议，如协商不成，必须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即经过法院审理后才可以执行保证人的财产。而后者是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行为，当被执行人在保证期满仍未履行义务时，无须通过诉讼程序就可以直接处分保证人的财产。
2、民商事关系中的保证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要以合同形式与债权人确立保证担保关系。而执行保证中的保证人，出具意思表示明确、内容合法的保证书，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执行法院认可，执行保证就已经成立。
3、民商事关系中的保证期间，是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当向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债权人没有在该期间主张权利，则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但执行中的保证期间只要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保证期间永远依附于债务的存在而存在，不发生保证期间届满的法律事件。
4、民商事关系中的保证有一般责任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一般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执行中的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因此，执行中保证人的责任只能是连带责任保证而非一般责任保证。
二、执行担保中的抵押
抵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以不转移《担保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执行担保中的抵押，是指被执行人或第三人以不转移《担保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的担保。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将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给申请人。执行担保中的抵押，总体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由于执行担保中的抵押是一种特殊担保与民商事关系中的抵押有质的区别，在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执行法院不以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与抵押人订立抵押担保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但是，在执行担保中的抵押，因执行法院不是一方当事人，也不是债权人，因此，执行法院不能以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与抵押人订立抵押合同，只要被执行人或第三人依据《担保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向执行法院提交执行抵押担保书即可。
2、民商事关系中的抵押人以《担保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提供抵押的，依照《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但执行担保中的抵押不需依照《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办理，而应当依照《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即“在案件审理或者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供财产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对该财产的权属证书予以扣押，同时向有关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不予办理担保财产的转移手续”。执行担保中的抵押不需要按《担保法》的规定办理任何登记手续，执行法院只要接受了抵押并将抵押财产的权利证书予以扣押，抵押关系即告成立和生效。
3、民商事关系中的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不能在协议不成的情况下直接处分抵押物，须经过诉讼程序确认抵押担保关系和责任后方可实现抵押权利的利益；但执行担保中的抵押，抵押人在暂缓执行期届满后，被执行人仍未履行义务的，执行法院可以直接裁定执行抵押物，也可以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
三、执行担保中的质押
质押可以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权利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权利凭证或有特定机构管理的财产权利移交债权人持有或依法办理登记，将该财产权利作为债权的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以该财产权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财产权利的价款优先受偿。执行担保中的质押是指被执行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或财产权利移交法院占有，以该动产或财产权利作为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担保。当被执行人在暂缓期间届满后仍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执行法院可以直接的以该动产或财产权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或财产权利的价款优先清偿给申请人。
执行担保中的质押与执行担保中的抵押一样。执行法院不以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与出质人订立质押合同，当被执行人在暂缓执行届满仍未履行债务时，执行法院也不必通过诉讼就可以直接处分质押物。除此之外，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担保中的质押在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行政管理支出，按照支出对象划分，主要分为立法机构支出、行政支出、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支出、司法检察支出和外交支出五部分，其中行政支出包括国防、公安、外交、财政、海关、工商、监察、社会保障、交通通讯、经济、贸易、科、教、文、卫、体及环保等行政机构的支出。此外，从预算收支科目上看，行政管理支出还包括人大、政协、共产党机关、派和社会团体的经费。本文将分别从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角度来分别探讨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是否过大。（一）绝对规模增长率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支出以年均18、83%③的速度大幅增长，截至2011年，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达到10988亿元，④从绝对规模而言，的确发展到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然而，其名义增速并未偏离名义GDP增速（见图1），除19982004年之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速始终低于名义GDP增速。（二）相对规模增长率考察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速度是否合理的问题，不仅要考察行政管理支出的绝对增长率，还要考虑相对增长率，即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以及GDP比重的增长情况。①2011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名义GDP的2、32%，占财政支出的10、06%，均处于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三者的增长速度不同，但是大致呈同周期变化，②这说明中国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无论从财政支出占比还是GDP占比的角度，都没有脱离经济周期发展的轨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测算，经济发达水平与行政管理支出占比呈反比，因此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比的下降符合国际规律。由表1可知，由于中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占比14、9%，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尚略低于国际水平。（三）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经济如图3，行政管理支出与人口规模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偏远地区的居民也需要建立地方政府，需要驻守军队；而当人口规模增大、城镇化水平提高时，每一个公务员可以管辖的范围增大，即可以发挥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经济，每增加一个居民对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很小。然而，根据最优行政管理支出理论（Oates，1972），存在人口规模对行政管理支出的U型拐点，即当人口规模经过最优点而继续增长，地区出现拥挤、地方治安开始混乱时，所需要的行政管理支出将更多。
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按照影响类型，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关因素大致分为三种：经济型因素、社会型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度较小，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前两类。数据主要使用19782010年中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及相关变量的实际数据，经过去物价处理，原始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一）经济型变量检验及说明本文选取GDP、人均GDP、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城市化水平等几项指标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看，拟合水平很高，在以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财政收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城市化水平通过了检验；在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中只有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通过了检验。另外，由于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变量的影响幅度较单变量分析变小，例如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力度由58、47降至-1、64。（二）社会型变量检验及说明社会型变量，本文中更具体地体现为行政规模型变量，比如地方政府行政区域面积、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分析，证实行政管理支出与因素相关性，同时得出行政管理支出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结论。由表3，用行政管理支出和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AdjustedR-squared比较高，且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T检验结果比较好，人口规模、面积、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五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人口变量、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二个变量对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程度比较大，面积、人口密度、财政供养人口三个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三）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影响因素拟合方程经过对行政管理支出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以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99，拟合程度很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但显著性水平0、1的T检验只有财政收入通过；以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99，拟合程度很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但显著性水平0、1的T检验也只有人均财政收入通过；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OLSadjustedRsquared为0、80，拟合程度相对较高，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DW检验，F检验值为0，且显著性水平为0、1的T检验有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四项通过，所以选择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方程。设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Govexp，人均GDP为Dgdp、人均财政收入为Dgovin、人口规模为popu、人口密度为ppy由表7，得：Govexpi=-0、02+（-3、07E-06）*Dgdpi+（2、03E-05）*Dgovini-（3、52E-06）*popui+0、004*ppi+ei（1）由方程（1）可见，虽然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几个变量都对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是很大。分析其原因，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一个百分比，而人均GDP、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人口规模、人口密度都是很大的数，所以相关系数自然会比较小。城市化水平在以行政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中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有关。
【论文关键词】财务；假设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财务假设是财务管理原则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财务人员在具体环境条件下的最佳假设，他是财务管理人员在对那些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经济事物和财务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所做出的合乎情理的断定。
自从1897年美国学者格林（Green）所著的《公司财务》一书问世以来，财务学和财务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至今仍未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对财务假设进行研究研究，是构造系统的财务理论结构的基础，是遵循科学方法论的要求，也对充实财务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1财务假设的特征
关于财务假设的特征，林丽认为，财务假设的本质属性首先是客观性。财务假设来源于现实的财务实践，并被大量的财务实践所证明，是财务工作的经验总结，并上升到抽象理论的高度以指导财务实践。同时，财务假设作为财务及财务管理的基本前提是客观存在的，不管认识与否，人们基本上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活动的。其次，财务假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体系。财务假设是人们对财务经验或事实材料经过抽象思维构成的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是以有限的事实和观察为依据，因此随着财务实践的不断发展，财务假设必将通过财务理论与实践的检验、修正得到纯化或补充。李沪松从一般假设的角度给出了财务假设的特征，他认为假设包括基本性质和整体性质。其中，基本性质包括假设的重要性、公理性、适时性；整体性质包括假设的同一性、贡献性、排他性、独立性。他认为，探明了假设基本性质和整体性质，也就弄清了财务假设的基本性质。
2财务假设的原则
2、1解释性原则解释性原则要求财务假设必须能够合理地解释和说明财物的本质。即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既然财务假设是构成财务理论的要素，它所反映的就必须是财务最基本的前提，财务中最本质的的东西。这是建立财务假设理论的首要原则。因此在建立财务假设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获取财物的本质属性，划清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界限。
2、2预见性原则预见性原则要求财务假设能够对财务中的未来事实作出科学的推测。预见性既是财务假设的特征，有时财务假设应具有的功能；或者说，财务假设本身即是一种科学预见，包括创新性的预见和重复性的预见。财务假设属于后者，及依据某些经验规律，遇见已有的客观事实将长期存在或在未来将重复出现。
2、3简单性原则简单性原则要求财务基本假设应具有逻辑上的简单性，即财务假设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应当尽量少，而不是假设理论内容的浅显或形式上的简单。一个理论越是简单，其包含的内容就越丰富，解释能力就越强。财务假设是构造财务理论体系的逻辑出发点，是财务理论和财务工作赖以存在的前提，在建立财务假设的时候，必须注意清洗和精炼假设的内容，并使各项假设协调一致，以便采用尽量少的假设前提，完整、系统地反映财务的本质。
3财务假设的内容
最早研究财务假设理论的王广明、刘贵生认为，财务假设是财务理论研究中对财务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提出的一些基本设想，是财务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其包括三个方面:理财主体与自主理财假设;资金市场健全假设;连续经营假设。李沪松则在分析了财务假设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之后提出5个财务假设:财务主体假设;资金市场假设;财务风险假设;持续经营假设;管理行为假设。陆建桥认为财务假设是客观存在的，而这并没有在财务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财务假设至少包括财务主体假设、理性财务行为假设、不确定性假设、财务预期假设和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假设等五个假设：财务主体假设、理性财务行为假设、不确定性假设、财务预期假设、财务信息可靠性假设。王棣华则认为，关于财务概念的表述过多，要对财务假设的内容加以论述就必须明确财务的概念，财务假设的本质应具客观性，并与其他财务概念相区分，例如财务惯例、财务哲学、财务目标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财务假设，包括：①独立理财主体假设；②谋求价值增值假设；③财务风险假设；④财务关系客观性假设；⑤利益平衡分配假设；⑥财务环境、文化决定假设；⑦财务可管理假设。在各种观点中，其中以下两个观点争议较大：一是财务假设是否是由会计假设派生而来。二是财务假设能否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财务假设不宜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因为，财务假设并不能对财务理论体系的其他所有范畴进行推演。同时还应该看到，财务理论作为运用经济学，重在人们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现财务管理目标，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证明。通过人为的舍弃而确定财务假设，并以此来构建的财务管理体系限制了财务管理运用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限制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财务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积极规避财务风险，在效益与风险之间作出最佳的正确选择。具体到财务有欺骗行为的商家虽然可获得较大的眼前利益，但丧失的是持续经营获得未来现金流的能力，而企业的价值在较大程度是由预期未来现金流的大小决定的。所以，纵观古今中外，凡生命力长久的企业，必定是非常重视诚信的企业。尤其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总的来说，有关财务假设的文献相对较少，这与我国学者长期关注会计假设有关，忽视了对财务假设的研究。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也不再专注于财务实务，而是越来越重视财务假设的研究，通过对理论的不断完善，达到更好的指导实践的目的。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 假设理论 构建原则 活动序列模型
医院财务管理在医院管理过程中扮演着积极重要的角色，伴随而来的是医院财务管理研究日益成为热点，但现有的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着诸多问题。财务管理研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成熟的研究范式，财务管理假设理论的广泛应用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财务管理假设理论引入医院财务管理研究中，将会对医院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建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1 财务管理假设概述
财务管理假设是指人们根据人类现有的知识和财务活动规律，做出的符合科学逻辑的、公认的假定或推论，它是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前提[1]，是财务实践者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未确定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述的财务现象，根据客观正常情况或趋势做出的合理推断[2]。假设不是随意的猜想，它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观察、判断而提出的合乎逻辑假定，并经过不断实践得到验证，在反复验证中探索出科学的奥秘和正确的理论[3]。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人员在具体环境条件下的最佳假设，当它被证明有用之后，财务管理假设可以上升为财务管理原则[4]，是基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判断相结合的结果，研究财务管理假设，主要探讨三个问题：①财务管理假设的逻辑分类；②财务管理基本假设的内容；③财务管理假设能否作为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起点[5]。
2 假设理论对医院财务管理的重要意义
财务假设理论在医院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财务假设是构建医院财务管理理论基础框架的前提，对了解医院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将医院财务实践活动上升为理论体系起着桥梁作用。医院财务假设理论必须来源实践，并对实践进行高层次抽象化概括，探索其中的规律，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又可指导医院财务管理实践，财务管理实践又将理论不断的进行演绎，实践与假设相互回馈，不断完善假设理论。假设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一个循环，即：“规定问题-制定假设-演缉结论-接受或修正理论模式”[2]。纵观所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势必都以假设为逻辑起点，所以，医院财务管理假设也是医院财务管理概念、程序和方法的逻辑起点。医院财务管理理论还处于一片空白，医院财务管理又有别于企业财务管理，具有鲜明的特点，医院财务管理理论构建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假设理论将会给医院财务管理理论带来启迪，已有的财务管理假设对医院财务管理理论构建又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 医院财务管理假设构建的特征
财务假设是在长期财务管理实践中建立并发展的，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操作标准，并形成了财务管理假设的普遍性特征和性质，财务管理假设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具有自身的理论特点。所以医院财务假设的构建也必须遵守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客观性和普遍性。医院财务管理假设必须源于医院财务活动实践，对医院财务管理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反映和普遍性规律的刻画。他不应该依靠主观臆断，而是客观存在的。
二是抽象性和代表性。财务假设不是简单的对客观财务现象的描述，它是一种概念化、抽象化过程，医院财务管理涉及到多种实践活动，活动之间又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每一个假设必须有所指，具体指向现实中的实践财务活动。
三是独立性。财务假设必须具有清晰的假设边界，而且各个假设必须具有严格的区分，具有独立解释客观实际的效度，所以要求财务管理假设中的每一项内容应各自独立，各项假设不能重复交叉，其间没有从属关系。
四是包容性。财务假设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因为他们来源于客观实践，所以几项财务管理假设结合之后，应该隐含更多更为丰富的命题，具有更为广阔的解释力。
五是系统性。假设理论涉及到的变量、程序和内容必须是紧密相互联系的，并交代出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方式，各个变量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
六是动态性。财务假设是对当前背景下和经济现状下做出的推断，所以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或者实践的检验，假设理论是在不断变化和日益完善的，它处于一个种逐步追求客观真实的动态变化中。
4 财务管理假设的构建原则
一是解释性原则。财务假设的构建目标就是将复杂的客观财务管理活动进行概括化和高层次抽象化解释，让人们更加清晰的认识财务活动规律。医院财务管理构建的假设理论也必须对医院财务管理行为或活动具有一定解释力，向人们展现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
二是预见性原则。医院财务管理假设的构建目的之一就是把握对财务管理规律，进而指引未来的财务管理工作，所以假设必须就有一定的预见性。财务管理假设是基于现有的管理实践进行的抽象化推断，是对大多数医院财务管理客观实践的总结，其科学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三是可被验证原则。财务假设理论不是凭空构想的，同时假设构建以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好的假设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理论证明。假设必须与相关观察和现有的知识保持一致，能够充分的解释研究中的财务现象和事件，假设越具有普遍性，其有用性也会因其广泛应用而变得更大。
四是省力原则。假设必须以最简单的形式陈述或体现，并能在简单的表述下还能充分的解释财务现象。假设的陈述应该简洁明了，避免模糊不清的论述，重要因素一定要所有体现，假设内容应该是全面的、充分的解释财务规律。
五是有边界原则。任何一个财务假设理论都不是包罗万象的，应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成立，好的假设理论必须包含清晰的边界描述，超过这一边界，假设可能不成立。同时，假设的边界或者限制条件越少解释力越强，边界或者限制条件越多，假设的解释力越小。
六是发展性原则。财务假设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假设的边界和背景变化，或者人们对财务管理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入，再或者经过检验后人们对假设理论进行了修正都会促进财务管理假设的发展。只有不断的提出新假设、修正假设、完善假设，财务管理假设才能不断的为丰富财务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5 医院财务管理假设的提出的过程
医院财务管理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内容和财务管理行为，为医院财务管理假设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沃土。虽然，财务管理假设提出存在多种形式，不过提出过程的活动也遵循着一定的程序和序列，掌握医院财务管理假设提出的活动序列对假设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下图为医院财务管理假设提出的活动序列模型，是对医院财务管理假设理论演绎过程的模式图。
图1 医院财务管理假设提出的活动序列模型
参 考 文 献
[1] 黄文、财务管理假设文献综述[j]、时代经贸，2010，（8): 203-204、
[2] 曾廷敏、财务管理理论假设研究[j]、财会通讯: 综合 (下)，2010，（5): 107-109、
[3] 李峻，钟怡、财务管理假设探析[j]、财会通讯: 综合 (中)，2009，（3): 83-84、
股权激励是指授予公司高管一定的股权以激励他们更好地从公司股东角度决策，使其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股权激励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从90年代开始才在亚洲国家得以发展。2006年5月，双鹭药业、中捷股份和万科股份成为首批通过证监会评审的3家上市公司，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试行股权激励制度的序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取2000至2013年广东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为广东省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2、文献回顾
最早提出股权激励与经营业绩理论的是Berle和Means，他们认为，股权的过度分散使股东无法确保管理人员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当管理人员基本不持有或只持有少量股份时，可能会利用手中权利来追求非货币性利益，损害股东利益[1]。此后，Jensen和Meckling提出了“利益汇聚假说”，认为管理层持股汇聚了管理者和股东利益，管理层持股比例应与公司财务绩效正相关，并指出股份较少的管理者不能最大化股东财富，因为他们会追求职务特权消费带来的好处[2]。Liebman考察了1980-1990年478家美国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公司价值与高管薪酬呈比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强关联是由管理者所持股票价值变化引起的[3]。Aboody、Johnson和Kasznik以1990-1996年间1773家公司的有关数据和指标为样本研究发现，适当地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会改善公司绩效[4]。
以上学者肯定了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的正相关性，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Fama和Jensen提出的“管理者防御假说”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太高，可能控制董事会侵占其他投资者的财富，减少公司价值[5]。Demsetz研究发现，当管理层掌握公司控制权将更多地进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活动，公司价值随着股权激励比例的增加而下降[6]。Robert C、Hanson和Moon H、Song在研究股权激励比例与股东权益关系时发现，股权激励比例与公司的绩效之间负相关[7]。
Morck，Shleifer和Vishiny认为，管理者持股和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并非始终一致，不同持股比例，二者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就是“区间效应理论”[8]。Akimova和Sehwodiauer以1998-2000年乌克兰202家大中型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比例较低时公司绩效与股权激励正相关，比例升高到一定水平二者呈负相关[9]。Victoria和KrivogorSky选取87家欧洲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为样本进行研究，表明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性[10]。
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张维迎通过研究认为现代企业两权分离导致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对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可提高公司业绩[11]。杜兴强、王丽华选择会计绩效指标、市场指标和股东财富指标构建模型，发现管理当局薪酬与公司以及股东财富前后成两期的变化均成正相关而与本期市场指标的变化成负相关，与上期市场指标变化正相关[12]。苏冬蔚、林大庞从盈余管理角度对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发现：通过激励预案的公司，其CEO股权和期权报酬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比较微弱，由此得出股权激励政策与公司绩效负相关[13]。任国良基于1998-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14]。林朝颖、黄志刚、杨广青、谢帮生基于生命周期视角，选取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从初创期到成长期、成熟期再到衰退期，股权激励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成长的影响，是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15]。何凡选取2005-2007年41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每股收益表示的公司绩效与股权激励比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6]。
总之，对于股权激励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不同观点。本文利用广东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实施股权激励是否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
3、实证研究
3、1研究假设：1）广东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正相关；2）广东省上市公司的规模、股权集中度和资产负债率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
3、2实证模型：本文将建立两个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绩效评价模型和股权激励对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的线性回归模型。
3、2、1综合财务绩效评价模型：F=α1f1+α2f2+……+αmfm
F：公司综合财务绩效总指标；αm：旋转后第m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率；fm：第m个因子的得分。
3、2、2线性回归模型：以股权激励比例为解释变量，综合绩效财务总指标F为被解释变量，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和财务杠杆为控制变量，建立线形回归模型如下：
F=β0+β1MHR+β2SIZE+β3DAR+β4LSR+ε（F：公司综合财务绩效评价值；β0：常数项；βn：系数；MHR：股权激励比例；SIZE：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DAR：财务杠杠（资产负债率）；LSR：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ε：随机扰动项。）
3、3样本选取
3、3、1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0-2013年广东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总共得到83个样本，以它们所公布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和新浪财经网）
3、3、2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选取样本公司中的11个财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综合财务绩效评价因子F。具体包括：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基本每股收益；总资产增长率；每股净资产。
解释变量：上市公司公告中股权激励草案（修订稿）中的股权激励比例；
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3、4实证分析
3、4、1主成分分析。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首先对选取的11个财务指标用SPSS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计算值为972、302，自由度为55，Sig值都为0、000，说明所选取的11个财务指标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且提取出的4个主成分的解释总方差达到81、451%。
结果显示R方为0、272，说明方程的拟合度不好；表4中F为7、3，Sig值为0、000，说明方程通过了有效性检验。但表5中显示，解释变量的t值为-1、331，Sig值0、187>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广东省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综合指标与股权激励间无显著关系。同理，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也没有显著线性关系，资产负债率与财务绩效负相关。
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两个结论：1）拒绝假设一，即广东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2）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对公司财务绩效无影响，财务杠杆与公司财务绩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