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小学语文 诗歌教学 体会
诗歌是一种至纯至美的文学样式，中国有着灿烂而悠久的诗歌文化，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古往今来，中国古典诗歌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国古典诗歌的教育意义仍不可忽视，如何将诗歌与教学相结合。在诗歌的教学中实现育人的目的，是摆在所有语文教学者前的重要课题。
一、诗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中国历经几千年岁月淘洗流传下来的经典诗文，不但是汉语言文字的典范和精华，而且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瑰宝。千百年来，它们已经积淀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约定俗成的教科书，成了一 种长效的民族素质的滋养剂，重视小学诗歌教学，让学生诵读古诗文，是让民族精神的血液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流淌。是激活传统、继往开来的有力之举。同时，儿童诵读古诗文是学习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全面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重视小学诗歌教学，让学生诵读古诗文不但可 以培养儿童的理解力、记忆力和想象力，而且可以让古诗文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不断的反色、发酵、在无形中开发他们的智慧，促成人格的全面成长，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一生中高远见识、优美人格的源头，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幼稚的心田，让孩子成长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化的沃土里。
二、小学诗歌教学现状
语文的基础是汉语，汉语博大精深。目前的语文教学形式传统，教学没有明显的效果。小学教材中出现的诗歌，都是一些浅显但又特别经典的作品。像《草》、《春晓》、《江南》等，类似于儿童常念的儿歌，文辞典雅优美，又朗朗上口，便于记忆背诵。但是，小学生的理解能力还不完善，对于诗歌这种浓缩性的文体，理解起来更是困难。按照传统教学来说，教师将诗歌交给小学生，而小学生并不懂诗歌中真正的意思，这就造成语文教学困乏，教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标，学生也没有学到真正的语文知识。因此，对于小学语文诗歌教学来说，不断创新教学，按照新课程标准，让小学生真正的看到语文诗歌的魅力，并且学到语文知识。
三、对小学诗歌教学的一些建议
1、充分激发学生对诗歌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求知的前提。因此教师应该将发现、拓展学生的兴趣和探索精神作为研究的目标。当学生对事物感到兴趣，进而再转化为乐趣和志趣时，教师可以通过师生互动，互相启发等学习过程，使这种兴趣加深，最终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也就是为学生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今后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提高就辨别真伪美丑的能力，有利于学生情操的陶冶。因此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在培养小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引导小学生去感受理解诗歌，喜欢上阅读诗歌，学习诗歌，使小学生通过鉴赏诗歌来体会词句的美，美的自然与美的人生，从而在发展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使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发展，使形象思维能力、艺术鉴赏能力和想象能力得到提高。
2、引导学生感受诗歌的画面美
古诗中许多描写山水风景的诗歌融合了绘画的特点。借助丰富的想象来补充或描绘画面的内容或色彩，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才能受到美的感染，获得美的熏陶。王维的《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历代广为传诵的名句，具有永恒的魅力，被近代学者王国维称作“千古壮观”的名句。这一联由两个画面组成。一幅画面是茫茫大漠孤烟直上，另一幅画面是滚滚黄河边，鲜艳夺目的太阳斜斜的挂着，显得分外的圆。这不仅准确地写出大漠孤烟落日的雄浑壮丽的自然景观，而且把自己因受朝廷排挤而深入大漠的孤寂情绪不露痕迹地融入广阔的自然景象中，但又不给人哀愁悲伤的感觉。确实是意境雄奇，耐人寻味。不愧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所以，不妨让学生根据诗歌展开想象，并鼓励他们画出心中的画面，往往能将自己投身干具体情境之中，获得艺术的美感和心灵的感知。
3、在诗歌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可将信息网络中与诗歌教学有关的海量资源有效搜集整理融为一体，帮助学生更深层次了解和理解诗歌内涵以及诗人的创作情境。例如教学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时，简介安史之乱及安史之乱时诗人的痛苦经历，出示其间[三吏 ]、[三别]及《春望》、《月夜》等，让学生体会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及诗人在国家动乱中的忧虑。再学习安史之乱平定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学生明白了诗人之所以那么激动、欢喜，不仅仅是自己从此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主要的是国家从此可以重归统一，人民可以免受战乱之苦，同时学生也明白此诗为什么称为杜甫“生平一首快诗”。又如学习陆游《示儿》一诗后，再次出示课文插图，让学生化静为动，想象陆游临终时叮嘱儿子的情景，感悟诗情，加深体会。最后有感情练习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在诗歌教学中加入艺术表演或游戏
小学生注意力分散是目前课堂上的普遍现象，如何改变这种状态，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在小学语文诗歌教学中，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小学生比较好玩，教师可以根据这种现象，将诗歌换做一种游戏。例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根据诗中的意境，教师可以制作一些相同的面具，分发给同学，然后排成不同的队形，然后打乱队形，让他们找到周围人是谁。通过一些简单的游戏，将诗歌中的寓意简单化，不仅能够引起学生对课堂的喜爱，同时也能引起他们对诗歌的喜爱。小学生都有表演欲望，他们希望在老师面前好好表现自己，因此，在课堂上，将诗歌中的已经表演出来也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法。如《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钓，侧坐霉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诗中有“稚子”、“路人”这两个角色，教师可以让学生自由结组表演，对于表演好的予以奖励，这样通过这种形式，将表演与诗歌相结合，达到教学的目的，提高小学语文诗歌教学的效率。
结语
诗歌学习的程度好坏影响着小学生今后对语文的兴趣程度。也正是如此，使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学生，使学生由爱学到善学诗歌是是值得教师思考的问题。教师在教学时，应该把诗歌教学放在素质教育的高度，让学生较多地了解和接触中国的古诗文化，增加学生对古诗的兴趣，从而更好、更快的学习和掌握诗歌的内涵。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钱 超（1988―），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摘 要：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先锋诗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新诗在变革中不断前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写作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变化，出现了多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事件。本文借助对于“先锋”的定义，从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及其包含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进行分析，去探索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对他们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同时也对伪先锋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在对十年诗歌史进行总体性的发掘、批判与反思中，更加客观地看待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现状，总结这十年诗歌史中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去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可能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新世纪十年；先锋与先锋诗歌；伪先锋；批判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80-07
一、前 言
法国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在著名的“论先锋派”演说中不无幽默地说道：“我打开《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我看到的‘先锋’是指‘一只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只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1]他倾向于用“反对”、“决裂”这样的词来给先锋派下定义。他说：“当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自以为他们是适合时代的时候，反叛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反对时代了。”[1]因此，论及先锋诗人，他们应该是整个诗歌队伍中的先头部队。他们或者不服从业已僵化的诗歌审美，或者不满于当下现实的压抑沉闷，用自己智性的诗行和笔触打破陈腐守旧的诗歌传统，引领着诗歌潮流的变化，为后来者开辟出崭新的诗歌天地。先锋诗人用自身的行动探索着诗歌的奥秘，从诗歌的形式、内容、语言材质等方面着手，或引种西方诗歌、或回溯本土经典、或移植横向艺术，不断扩充和延伸着诗歌的可能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打破当下诗歌常规，进行诗歌写作的诗人就是先锋诗人。“先锋”必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它是引领大部队前进的先头兵。漫无目的进行的“创新”，为了“特立独行”而特立独行的先锋诗歌写作，为了引起“轰动效应”而进行的先锋诗歌尝试，甚至为了挤进诗歌史，占领一片“山头”而进行的先锋诗歌创作，都不是真正的“先锋”，只是“伪先锋”，那些诗歌也同样不具有任何“先锋性”。真正的先锋诗人，应当是诗歌祭坛上的献身者，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间带来“天火”，照亮诗歌的前进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写作环境和传播媒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给当下诗歌写作即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新世纪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以往无法比拟的成绩，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跨越式的提高，面对迎面而来的市场、商业、物质浪潮，诗人、诗歌写作显得手足无措。“文学的领地早已被物质的铁条分割完毕。用今天最流行的说话就是，文学就是新闻，文学就是市场，文学就是金钱和一次成功的拍卖，这样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在一时间泛滥成灾”[2]
。另一方面，网络作为诗歌传播媒介的介入，刺激着诗歌敏感的神经。这十年来，诗歌写作经历了bbs的出现，大量诗歌论坛的涌现，综合诗歌网站的诞生，网站专栏的登场，以及个人化博客写作的流行，加之网络传播的及时性、参与性、平等性，对当下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二者共同作用之下，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界出现了几种诗歌写作倾向，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系列诗歌事件和诗歌现象的分析，去发现这十年间引领中国诗歌发展的先锋诗人，去探知中国先锋诗歌的走向。
二、底层写作倾向
1、 底层诗歌的产生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却逐渐扩大。中西部许多农民走出农村，前往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用市场经济冠冕堂皇的话说，这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而他们却有一个孱弱的名字“农民工”，他们身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太多话语权，在许多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在这种情形下，深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以及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诗歌写作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呐喊，写出自己的心声，对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对现实生活中的贫穷和苦难，或表现出深恶痛绝的反感之情，或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企图以人道主义精神唤醒整个社会以及当权者对于“底层”的关注。
2、底层诗歌写作
底层诗歌的写作出现与新世纪初十年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出现之初，它在两个方面具有先锋性：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处在社会“底层”被压抑和奴役的大众挣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底层诗歌写作者在诗歌中注入了更多底层打工者的生命历程以及审美经验，打破了198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和“纯文学”的观念，拓展了现代诗歌的宽度。审视这十年底层诗歌的发展，便是其不断壮大的过程，底层诗歌的的确确抢夺到了部分话语权，但其诗歌自身的诸多问题却在不断消弭其先锋性。首先，关于底层诗歌的创作主体，文艺批评家蒋述卓谈到：“底层意识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如果按照写作者分，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不是社会底层至少可以说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写作者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另一类则是本身就处于底层的写作者……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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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诗歌的写作者也就有两类：居于社会中层的诗歌写作者和居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观察这十年的诗歌史，不难发现在这十年中，几乎所有诗歌选本、报刊媒体、诗歌奖项以及诗歌批评都越来越关注底层诗歌，这使其赢得了强大的话语权势，许多居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便顺其自然地加入了底层诗歌这一洪流中。虽不能全然断言二者是因果关系，但亦不能否认在这些底层诗歌之中，有许多应时、应景之作，他们对于底层打工者生活的真实现状以及切身利益不甚了解，他们只是这一诗歌潮流的跟风者、尾随者。其次，关于底层诗歌的视野与意义。当前的底层诗歌着重描述底层人物的现实生存境遇，着重描写底层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愫以及出于人性的厌恶、反感之情，但对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苦难和贫穷仅仅予以了道德上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造成底层人物悲剧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这导致了对‘底层’的‘历史性’的淡漠，实际上也抽空了‘底层诗歌写作’最尖锐的力量，那就是意识形态”[4]，这样一来也就丢失了底层诗歌的积极意义。在一个全球化、资本化盛行的年代里，底层诗歌写作者应当重复确认自身的审美经验和主体意识，坚持自身阶级立场用以激活社会批判的力量，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有效的介入，这一点在新世纪初，在仍处于“中国特色主义社会”转型期尤为重要。
3、 打工诗歌
打工诗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追溯其历史，它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世纪十年诗歌史里，打工诗歌是“炙手可热”的事物之一。作为一个诗潮，打工诗歌早就不具有先锋性了，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打工诗歌创作者之一的郑晓琼，非但受到民间青睐亦受到官方青睐，其诗歌写作确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具有一切先锋诗人应具有的创新精神。艾略特曾经这样评述过象征派鼻祖波德莱尔：“他的确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由于他在本质上又是第一个反浪漫派的诗人，他只能像其他诗人一样利用已经存在的材料”[5]
。“冰和铁”的意象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早已出现，然而在他的诗中“冰和铁”的内涵却不同于浪漫主义诗歌，他赋予了“冰和铁”崭新的象征意义，它是苦难，是厄运，是冷漠无情，但只有在拥抱这种残忍的时候才能获得生命中最大限度的快乐。同样中国诗歌在经历了抗战、建国、、以来，“钢”和“铁”成了力量、成了革命、成了“红色”事物的代名词。反观郑小琼的诗歌，在她的打工诗中也充满了“铁”这个意象，但她却并没有身陷于现代诗歌中业已形成的“铁”的藩篱，而是用“铁”作为她探寻诗歌前进方向的武器，赋予其新的意义，构建出自身独特的象征体系。“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剩下的， 这些图纸, 铁, 金属制品，或者白色的/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生活》），这是一个被“铁”包围着的痛苦而又孤独的世界；“把自己的骨头，灵魂，血肉，心跳分拆/成螺丝，胶片，塑料件，弹片，挂钩/它们组装，重合，贴上标签，把童年/拆成虚无的回忆，往事，心情。把梦想/拆成泪水，失望，把身体拆成疾病，爱情/把图纸拆成制品，工资，加班，欠薪，失眠/还有把立体的社会拆成平面的不幸，村庄，乡愁”（《拆》），这是一个被“铁”拆得粉碎的生活世界；“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保养的生活/在哪里，该这样开始，……”（《生活》）,这是一个被“铁”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世界。正如张清华评论的：“铁的冷硬、铁的板滞，铁作为工业化生存的象征……在表现‘工业时代的美学’方面，它可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铁是黑暗和秩序，也是心灵和命运。它统治着这个世界，这些血肉之躯的生命，让他们更显卑微、无力抗拒。”[6]
赋予“铁”完全不同于之前时代的新的意义，敢于打破前辈诗人对于铁这个意象的刻画，这便是郑晓琼打工诗歌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先锋性所在，这一点对于当下模式化的写作具有警醒作用。
三、本土化写作倾向
1、当下诗歌写作中的中西对抗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说过：“亚洲所有的新文学同欧洲文学――同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比他们同本国旧文学的关系要密切的多”[7]
。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划清了其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西方诗歌和诗学资源像一个神话，一直困扰着中国现代诗歌，西方诗歌艺术的内容、形式、技巧甚至精神内核，都被中国现代诗歌模仿、吸收。一位位伟大卓越的西方诗人，一轮轮影响深远的西方诗潮，在不停地冲刷中国诗歌界敏感的神经。几乎所有中国现代诗人都能从西方找到对应谱系，而诗歌批评界的理论基础、批评模式也几乎是抛弃了传统诗歌批评后的舶来品。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认西方诗歌和诗学资源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作用，有意识地对西方诗歌进行借鉴、转移和创造性的转化肯定是必须的，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必须具有“本土性”，而不是被西方传统“压抑的现代性”。新世纪以来中国力量逐渐增强，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崛起论已经无可否认。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必然应根植于当下，根植于时代的脉动，诗歌的时代精神应作为中国诗歌“现代性”建设的重要参照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力量介入“现代性”。同时，在国内的国学热和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兴起的双重拉动下，“本土性”和“传统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诗歌界中的敏感者、先知者，也开始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塑和改造，去重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的创造力。这其中，李少君创作的“草根诗歌”和陈先发的“新古典写作”皆是对抗着抗全球化、西方化、公共化和观念化的诗歌写作，重提诗学传统，注重个人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汉诗的纯正性，有效推动着现代诗歌的变革，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诗歌先锋，这个时代的诗歌英雄。
2、草根诗歌
“草根诗歌”由诗人、诗歌批评家李少君提出，他在《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中明确指出：“何为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化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
[8]
。因此“草根性”可归纳为四个向度：本土性、传统性、经验性和个体性。“本土性”亦即“民族性”，而传统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显著特征。因此“本土性”、“传统性”即是强调民族的传统性。另一方面诗歌中的经验应作为个体的经验而存在，因此“经验性”和“个人性”即是强调个体的生命体验。2010年7月李少君的《草根集》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本诗集里他把自然当作庙堂、大地当作道场、山水当作导师、诗歌当作宗教，他像古人一样关注个体人格的获得以及自我的超越，在诗行中充满了他对世间和生活“个人性”的感受和喟叹。“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间以一两声鸟鸣）/以及一祯家中小女的素描/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抒怀》），这首诗具体可感，充满古典情怀。古人喜寄情山水自然，触景生情，因此谈到理想，便会想到“为山立传，为水写史”这种宏大的情怀。而诗人只想起了恬静的日常生活，想起了流动的云、窗前的风景、自家小女以及院里的丝瓜树，这些才是生命里最真实最质朴的感动。古旧的意象：山、水、云、窗口、树、鸟鸣，在一些列动词：立、写、拍、画的串联下，重新获得了生机，像是一些古老的事物陈旧却辉煌，充分展现出一个当下诗人的生活现实和生命追求。还有诸如《南山吟》、《山中》、《碧玉》等诗篇，都能从中找到古典诗词的影子，李少君所作的正是在与古典传统接头的维度上去寻找汉诗新意。另外“个人性”在这本诗集中也有展现，“我小如一只蚂蚁”（《神降临的小站》）；“人心，柔弱如一根芦苇/被倾盆暴雨压垮了”（《暴雨》）；“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鄱阳湖边》）。这些都是节制了想象后，对诗人个体经验的再现。
3、新古典主义
另外一位也致力于此并积极推动汉语诗歌变革的诗人即是陈先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接续古典不应该是全然接受古典，完全沉浸于古典的神秘与深邃，沉醉于古诗的形式、技巧，使自身全然陶醉在古典的世界里，使诗歌不与当下生活产生任何联系。这样的诗歌必将丧失活力，并已有“前七子”、“后七子”的前车之鉴。陈先发的汉诗变革尝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便存有这样的问题，诗人好像是浸泡在古旧的酒坛中，沉醉于古典的精致、醇厚，而忘却了当下的生活，成了近乎无意义的写作。诗歌批评家杨庆祥对于这一现象严厉地批判道：“我想再强调一次，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经过近百年现代转型的当下中国，我们只能站在此时此地去想象和重构‘古典中国’，而不能本末倒置，让一个想象性的语言传统成为了吞噬当下生活的招魂术”[4］57
。对传统和经典，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距离去观察和反思，不应该完全跳入其中。从这种意义上说，陈先发先前的尝试是不足的，“先锋”的尝试无非有成功和失败两种结果，但真正的“先锋”从不会轻易放弃，而是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改进。陈先发近期的诗作，明显可以看到这些改变，对于古典意象和古典生活采取了一种转喻的手法，很好地与当下生活拼接，让人们看到纯正的“汉诗”应具有的品质。“摇滚乐中夹杂江南的丝竹。上帝不偏不倚/他掷骰子/而彩色的平民/吧台小姐说：塑料酬码可抵万金……谁没有过雪白的童年/谁不曾芒鞋踏破……”（《与顾宇罗亮在菲比酒吧夜撰》），把古典意象于当下生活片段进行拼接，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感；“曾几何时。在你的鞍前马后/年青的你用轻旋/一笑，像描绘必须就简/或几乎不用//空宅子仍将开花/往复已无以定义/你还在那边的小石凳上/仍用当年旧报纸遮着脸”（《怀人》)，将古典的情怀融入当下的情感生活，细腻而精致；“‘我扶墙而立，体虚得像一座花园’/而花园，充斥着鸟笼子//涂抹他的不合时宜/始于对王维的反动/我特地剃了光头并保持/贪睡的习惯/以纪念变声期所受的山水与教育”（《中年读王维》），通过当下“读王维”这一行为，将古典的生活与当下的生活交融在一起，使人感受到传统与一位现代诗人的经验与命运并不如此遥远。另外近期诗人也致力于对《诗经》中《颂》这一文学样式进行全新的开发与探索，如《垮掉颂》、《披头颂》、《滑轮颂》、《卷柏颂》、《秋颂》、《活埋颂》、《稀粥颂》、《箜篌颂》等，不同于《颂》诗的内容与功用，也不具有《颂》诗缺乏形象性、韵律美，充斥空洞的说教，少用比和兴特点。他的这一系列写作借助《颂》的形式，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与意义，从当下生活出发，从古典传统的维度上寻找汉诗新意，这一探索充满新意与先锋意识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
四、口语写作倾向
1、“口语”与诗歌写作
“口语”是日常生活用语，是书面语的对立面。口语诗歌，即是提倡用日常用语来进行诗歌创作。纵观90年诗歌史，不难发现 “口语”与现代诗歌的变革和“先锋性”关系密切。胡适那首广为人知的《蝴蝶》即是一首典型的口语诗，但她却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将中国诗歌引入了一个新纪元；“莽汉”李亚伟强调用日常口语来创作诗歌（甚至夹杂部分方言），要求把自己独立出来，写自己内心想说的语言、思想和观念，冲出了“今天” 把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跟个体的情感结合起来的“话语权势”；第三代的代表诗人韩东、于坚认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追求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打破了“朦胧诗”一统天下的格局，使中国现代诗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些先锋们积极尝试利用“口语”进行诗歌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他们确实是推动现代诗歌发展与变革不可或缺的力量。“口语”诗歌的先锋在对“口语诗”长期探索之后，得出了其应具有的三个重要特征即“解构”、“民间”、“现场”。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如此具有生机与创造力的“口语”却饱受批评与质疑。“诗歌语言经历了由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话语到普通大众的生活语言，由阳春白雪的雅语到下里巴人的俗语的迁移转变过程，是一个诗语不断俗化的过程――这里的俗，既是世俗之俗，也是通俗之俗，同时也是低俗之俗”[9]
，这是对新世纪十年口语诗歌发展的一个概括，口语诗歌不断地泛化、庸俗化，成了“伪解构”、“伪民间”、“伪现场”的代表，逐渐散失了在场感与历史意识。但这不单是部分诗人的问题，也与这个浮躁的社会相关，可以通过“梨花体”与“下半身写作”这两次与口语诗歌关系密切的诗歌事件，窥见一斑。
2、 梨花体
2006年9月，在网络、媒体、诗歌界共同作用之下，赵丽华的部分口语诗歌出现在大家眼前并引起轩然大波，一时之间各种“梨花教”、“梨花体”充斥网络，各种骂声、恶搞、争吵让整个文学界为之一震。在经过几年沉淀之后再来平静地审视赵丽华以及她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深入。赵丽华有一些备受争议的诗：“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张无忌和赵敏接吻赵敏把张无忌的嘴唇给咬破了有关这一吻电视上处理的比较草率“（《张无忌》）。这些所谓的口语诗只是将一段话，敲敲回车键分成几行，完全消除现实与诗歌之间的距离，塞满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与日常秩序之间的基本裂隙”，使得诗歌语言变得毫无张力。赵丽华这样一位颇有才气的诗人写出这样的“诗”确实令人费解。但仔细阅读赵丽华另外一些被称为“梨花体”的诗歌，我们将有所得。“我的侄子/刘又源/他5岁半/和另外一个孩子/出去玩了”（《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短短几十字出现的信息量却十分惊人，诗中出现了三个人物：“我”、侄子、另外一个孩子；同时出现了两个世界：大人的世界和孩子的世界；交代了一件事：侄子因寂寞去寻找他的玩伴，留下“我”孤独一人，它像我们展示了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难以交流，但基于血缘关系，无论是孤独还是寂寞，都是爱的。“其实，树叶的翻动/只需很小的力/你非要看看/白杨叶子的背面/不错/它是银色的”（《我爱你爱到一半》），爱情其实如此脆弱，她可能仅因你小小的倔强便中途夭折，就像高速公路两旁的白杨，你总惊叹于他的坚实、伟岸，但一阵风过，他便露出苍白的底色，简单干净的句子，透露出的却是阅尽爱情的从容。赵丽华还是赵丽华，“梨花体”也还是“梨花体”，但带给我们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她坚持诗歌写作的素朴化和淡雅化，通过真诚率直的语言还原抒发诗歌意象的纯净和轻盈”
[10]
，或许这就是原因所在。走在诗歌探索的道路上，作为诗歌写作的先行者，她从日常生活中拾掇素材，由女性独特的经验和视角出发，用“口语”进行的诗歌实验绝对不会全然的成功，对先锋诗歌的失败之处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包容的，应该提出批评意见，而不是一味的讽刺、挖苦、恶搞。
赵丽华的近作《磨刀霍霍》、《反目成仇》、《月光如水》，还有那被诗评家张清华评为“最像一幕微型戏剧的”[11]的
诗作――《当一只喜鹊爱上另一只喜鹊》等都显示出了她已在诗歌的探索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依旧是运用我们所熟悉的平素的日常语言，她却帮我们在约定俗成的现实面前，找到平俗事物里所蕴涵的诗性和美。
3、下半身写作
“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它以一种后现代消解的态度进行诗歌写作，颠覆了传统诗歌必须书写崇高的、形而上的观念，专以写下半身，也就是和性、身体有关的题材，诗歌的语言以“口语”为主，充满污秽、肮脏的黄段子。“下半身”是在民间写作压倒知识分子写作，并且逐渐有超越之势，并在民间大量写作口水诗的基础上诞生的。它的代表诗人有沈浩波、尹丽川、巫昂、徐江等人，其中沈浩波可谓“下半身”和“口水诗”的集大成者。“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现在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一把好乳》；“有一次/我的光棍叔叔/把隔壁王有才的老婆/就是那个长着两只肥胖的朱翠花/摁倒在我家门口的泥地上/使劲捏她的大”（《我们那儿的男女关系》）；“他猛扑上去/一把撕开/这可怜女人/的衣裳//天哪/他惨叫一声/又是一个平胸”（《犯》）。这些“诗歌”全然没有诗歌语言应有的美感，纯是在用的“口语”写作，把放在了第一位，裸地着诗歌读者的。沈浩波在“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沈浩波访谈录”中毫不遮掩地说道：“我们硬是刻意选了些很狠的诗来，选了一些可能会引起别人争议的诗来……那些诗在网上出来之后，那网上简直是铺天盖地在吵啊……然后我们再把网上的那些辱骂、攻击一并放到了杂志里，《下半身》创刊号就是这么出笼的，从操作上来说，应当说很成功”。这压根和诗歌无关，也和先锋性无关，“下半身写作”仅仅是想出名、想进入诗歌史的一种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炒作。诗评家刘波对此种行为痛心疾首：“除了向下，还是向下。谁向下谁先锋；一人向下，全派光荣。谁向下最坚决，谁就是真先锋；谁能将向下进行到底，谁就先锋到死”[12]
。不容置喙真正的先锋应是那一株“俏也不争春”的寒梅，应当具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品质，沈浩波在这一诗歌事件中仅是一名“伪先锋”，一名耍小聪明的“伪诗人”。但沈浩波也绝非是一位没有一点才学的诗人，在他成名之后，我们观看他的诗作，以不复“下半身”的，而是有着深入灵魂的震撼。他的近作《蝴蝶》可谓是破茧而出，给当下诗坛一大震撼。《蝴蝶》这首超长诗作是复杂和多重的，诗人是在写自己，也是在写亲人们的历史；是在探寻自己的由来，也在写亲人们所处时代和世界；是在对于蝴蝶这一传统意象他在重新探索，也是在发现中国的诗歌传统还有多大的可塑性和容纳力。另外近期，沈浩波也在尝试将传统“大赋”与现代诗歌拼接，如《黑丝赋》、《死者赋》、《寡妇赋》、《玉兰赋》等，这些赋中依然有众多“下半身”的直接参与，但感受到的却不在是裸的，沈浩波巧妙地利用“赋”的铺陈与繁复，爽朗而又通透的特点，展现出现实世界中深藏不露的情思。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沈浩波的确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五、结 语
通过对新世纪十年中出现的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以及由此引发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梳理出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脉络，同时能够也更加客观准确地看待这其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对于诗歌领域里真正敢于献身、乘风破浪引领中国现代诗歌不断发展的先锋诗人，我们诗歌界甚至全社会都应当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那些在市场经济年代里，只为出名、只为眼前利益而玩弄各种花样，散失诗人本分的伪先锋，我们也应当给予严厉的批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先锋在探索的过程中不一定总会成功，他们可能会犯下各种错误，也可能会误入迷途，对于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宽容与谅解。在这十年中，产生了一些先锋诗人，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先锋诗歌，这对于当下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未来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中国现代诗歌经历了90年代的沉静与反思，在新世纪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并不值得骄傲。在一个物化的年代里，已有太多事物侵蚀了诗歌本身，中国当下的诗歌写作中依然也存有大量的问题，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与改变的。因此诗人，尤其是先锋诗人应当时刻处在反思之中，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对存在的问题保持足够的警觉。诗人荷尔德林在《面包与酒》里的发问：“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没有伟大的作品，只剩平庸的年代，“先锋派因而获得了保守的标志：对于艺术性对艺术里的精神的坚持。而这种保守，恰恰就是此时此地不向物化世界妥协的先锋性的充分体现。”[13]
中国的现代诗歌需要先锋，也呼唤先锋，带领我们走向绚烂多姿的精神高地。没有人能规定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路径，先锋即是多元，先锋即是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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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veral Trends of Chinese Pioneers’ Poetry
Writing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QIAN Chao
关键词：诗歌；诗人；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
一、诗歌形式的自由化有别于当下“太像诗”的诗
所谓“太像诗”，就是符合所谓的诗歌衡量“标准”，能体现诗歌的写作“套路”的诗。这样的诗，如同八股文，写得四平八稳，有的甚至让人挑不出丁点儿毛病，但往往是放下诗稿就印象全无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诗歌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注重“精致形式”的诗歌传统，但因为精致而带来的谨严，也对从人们情思的自由表达，造成了相应的限制，时间一长便形成了几乎可以“数字化”生产的写诗套路。“白话诗”的写作打破了注重“精致形式”的诗歌传统后，虽然人们不会再以“精致形式”作标准，来判别诗是否为诗，但人们还是会以是否具备“精美语言”和所谓“意在言外”作为判别诗歌的重要参照。如此一来，同样易于导致陈词滥调，使得诗歌写作成为一种修辞操练。
基于上述原因，导致了今天大量“太像诗”的诗歌出现。陈有才先生的这几首新作，不像通常我们看到的那些“太像诗”的诗，讲究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结构等，它完完全全就是诗人个性化的表达，凸显了他突破传统、另辟诗歌写作路向的创新意义。比如《想不通》第一、二节：“隔壁二哥十五岁那年/在山上放牛时学唱山歌/唱的词儿他咋也想不通/想不通他还爱想/总想不通”。“东风不刮西风刮/燕子衔泥不衔沙/好马不吃回头草/蜜蜂不采闹秧花/小姨子不走姐夫家。”诗人没有弯、没有绕，也没有任何铺垫和渲染。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写作方式上，这几首诗都“拒绝隐喻”，直接说出事物的本相。更为可贵的是，这几首诗歌作品还引入了民歌吟咏的结构，一唱三叹，在反讽和幽默的表象之后诗意弥漫。
二、诗歌语言的散文化有别于当下“太像诗”的诗
语言是诗歌的生存方式，丢弃了语言就丢失了诗歌的根本。我们看到的“太像诗”的诗歌语言，一般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打磨，精雕细琢出来的，语言是他们最大的追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变化，现在的读者都希望能读到轻松的东西，喜欢过轻松的生活。读者喜欢不喜欢读你的东西，语言显得至关重要，这是连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而诗歌从文言到白话，从格律化到散文化也随着语言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趋势。尽管此说遭到过不少质疑，但我认为诗歌本应百花齐放，散文化是诗歌创新的一部分，是诗歌语言发展的必然，也是诗人展示个性的地方。
陈有才先生的这组作品，便是对诗歌散文化的较好尝试。诗人以口语入诗，再现日常生活沙砾般的质感和细节，记录抒情主体对于社会和人的观察，比如：
“哥呀
二狗子给我送栀子花
二哥说
听不懂
哥呀
二狗子给我送鸡蛋
二哥说
听不懂――
哥呀
二狗子昨夜在我窗户下吹口哨
二哥说听不懂――
哥呀
二狗子在后山洼亲我嘴摸我
二哥发火了
举起右拳头
我打断他狗腿
掰掉他狗牙
哥呀
二狗子亲我摸我我会怀孕吗
二哥两手一摊
又傻傻地
微笑着说
听不懂――”（《听不懂》）
【关键词】唐诗论；中古阿拉伯诗论；形式技巧；意境；科学性
【作者简介】张雨，成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文学博士，陕西成阳712000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99-04
一、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诗学起源
中国是诗的国度，阿拉伯被誉为“人人都是诗人”的民族，在历史行进到七至九世纪时，勃发于二者不同文化土壤之上的抒情诗歌和诗歌理论都达到其发展的巅峰。
唐朝是中国诗歌继《诗经》、楚辞、西汉诗赋之后集大成的发展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其间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创造、七言古体诗的完善、诗歌创作从文人抒怀、科举应试到民间吟咏的无比繁荣，为唐代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讨论诗歌创作方法的诗格类作品大量出现，其对律诗诗格与诗法的探讨可谓繁富细致之极，同时唐诗论对抒情诗歌诗境、意境美的探寻开拓出诗歌理论的新的方向和领域。
自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确立之后的伊斯兰教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初期是阿拉伯国家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也是阿拉伯诗歌发展、成熟并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一吐期的阿拉伯诗歌以其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情感表达、优美的言辞为世界诗歌殿堂添上了一抹绮丽的色彩。同期发展的诗歌创作理论以诗歌语言修辞规律的探寻为其主要特色，诗选家选诗标准透显出其诗歌评论的科学态度。
尽管发端与历史有较大差异，中古阿拉伯与中国却都以抒情诗歌作为其文学表达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形式。相应地，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诗学体系都是在抒情诗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歌理论是其诗学发展的肇源，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唐代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又都产生于两个民族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其古代文论的精华。
考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诗学体系，可以发现，除了西方诗学和较为复杂的印度文化外，其它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诗学都是通过对抒情作品的分析而产生的。当代俨然居于世界文学理论霸主地位的西方诗学体系是从戏剧中产生出来的唯一例子。基于美国理论家厄尔·迈纳在其著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比较中，来观照中古唐诗论与阿拉伯诗论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西方诗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诗学，代表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的发展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摹仿论和再现说。西方以摹仿和再现自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潜藏着对语言措辞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戏剧的六要素时把“情节”（mythos）誉为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次之，第三才提到言词。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锡德尼将诗歌的措词比作“的乔装打扮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加入到反对贺拉斯将措词提到过高的位置的讨论中。西方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十分关注戏剧的语言表现，故而其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抒情性，并被认为是对西方诗学摹仿论传统的反叛：“贝克特通过把情节、人物和思想降级。代之以语言为中心的抒情性，并以此来反对摹仿论。”由此可见，西方以摹仿论为主流的文学理论中再现与措词这两种不相容因素间的冲突是其诗学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而对语言形式技巧的分析在这种美学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
东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阿拉伯诗歌对华美诗藻的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作品辞藻、声韵的严格要求标示出是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的维度。就世界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西方诗学确实只是作为特殊的一例，因为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抒情诗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现今发现的一些材料证明，人类初始阶段发出的乃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诗歌诞生。早期古希腊抒情诗没有被古希腊文论家充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在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除印度外所有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阿拉值的诗学都是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因其强烈的情感抒发的需要，其创作对语言的要求就十分讲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言词的修饰和声音搭配非常重视。《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表述就从言、声、律、音。即辞藻和韵律方面对诗乐舞一体的抒情艺术之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同样，行文注意措词和音韵美是阿拉伯语言的重要特征，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多次出现“真主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的句子。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在诗歌语言形式美方面的追求是就在这种抒情文学之根上蓬勃发展的理论奇葩。两者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中古文学理论中是独有的。
二、客观性诉求：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
唐诗论主要包括史学家、诗选家、诗人的诗论和大量的诗格类作品。其中有诗技、诗法的讲求、诗艺诗境的探索，有儒家风雅论的复兴，也有佛道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期阿拉伯诗论主要诗选家和评论家的诗歌理论，贾希兹的《修辞与阐释》和伊本·穆阿泰兹的《贝蒂阿》主要从修辞方面探讨诗歌如何更好地表达意义；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通过对著名诗人的品评定级来展示自己的诗歌理论；伊本·古泰白的《诗与诗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分析诗歌，颇具科学精神。这两种在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诗歌历史中发展，面对迥然不同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理论。都对抒情诗歌语言表现进行了大量客观的技术分析。
诗格是指中国古代以“诗格”、“诗式”、“诗法”命名的文学批评类著作，其创作主旨在于明确诗的法度和规则，主要内容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以及句法。这类理论著作是在初盛唐出现的，晚唐五代进一步繁荣。唐代诗格的规律相当可观，参与这类理论著作写作的有著名文人、学士、亦有大量僧人，其受众多为学诗之徒和应举之士。所以这类书大抵可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指导与应试指南，当时创作之盛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唐代诗格在后世多散佚不见，或不为人重视，古人甚至“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用。”今人在论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时也大多视其为低层次的教法之书，对其置之不理或一带而过。这其中有诗格类书籍内容较为琐屑的原因，更有中国古代儒家文论重内容轻形式、道家求超脱意境而蔑视创作技巧的美学意趣的影响。
比照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摹仿论诗学求再现自然之客观性和其批评理论对文学措词的轻视、当代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及创作技巧的细致分析和东方阿拉伯诗论中对语言精确传达意义的追求，由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可以看到唐诗格的语言形式技巧探讨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诗性表达的艺术形式，其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完全不可捉摸，作为种语言的艺术，其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但长期以来，相对于形而上的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语言层面的创作技巧显得很不为人重视。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文与质）、审美超越与文本分析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
唐人诗格对中繁复周密的诗法要求。诗歌评论中对语言辞藻和声律等形式技巧的推崇。反映了唐代文学批评中极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中唐后盛行“苦吟”，这一文学风气，自杜甫发端，以贾岛、盂郊、姚合等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注重诗歌的苦心经营、推敲锻炼、磨炼字句。对诗歌语言普遍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晚唐五代时期诗格的兴盛”。这一倾向上承汉魏六朝对文学形式美的肯定，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律诗的兴盛，诗格和诗论的成熟而达至高潮。唐代诗歌语言形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语言所做的极其细致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其完备与繁富程度决不亚于当时俄苏形式主义的形式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世界文学界理论中文学语言形式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的科学性诉求
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受其语言风格。伊斯兰教经典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原因而追求批评的客观性。这种在抒情诗歌传统基础上发展出的对诗歌语言理性的分析是其批评理论的主潮，反映出中古阿拉伯诗论的理性色彩。
阿拉伯民族自古以来极重修辞艺术。这与其民族语言传统有密切的关系。阿拉伯语属闪一含语系闪米特语族，具有可派生的特点。阿拉伯语中的一个词根变化可派生出许多名词和动词，名词、动词的数和格的变化又极多，这使得阿拉伯语言词汇极为丰富。阿拉伯语丰富的同义词。而且有大量相同或相似的词式，这都极有利于和谐音韵的形成。阿拉伯语中还有各种比喻，如隐喻、转喻和类似的表达方法，这也使得阿拉伯语易于押韵。听起来和谐铿锵、悦耳动听。在句式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以复句为主，句子结构完整，成分齐全，并采用复杂的修饰成分。在篇章结构方面，阿拉伯书面语体力求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阿拉伯语特殊的结构，特别适合于细致优美、逻辑严密的诗歌和警语体的表达。伊斯兰教正是选择了这种语言作为其宗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的语言。《古兰经》奠定了阿拉伯语的标准，其杰出的修辞艺术成为阿拉伯人日常和文学语言的典范。伊玛目阿里是圣门弟子中最有权威的教法阐释人，他将《古兰经》汇集成册。为了指导民众正确理解《古兰经》，又责成杜艾里编出了第一部阿拉伯语语法书《阿拉伯语法基础》，并发掘出《古兰经》中的修辞规律，写成了解释《古兰经》的言论总集，后被整理并命名为《辞章之道》。这部书挖掘出阿拉伯语中深藏的修辞内涵及其规律，成为阿拉伯语法，修辞的典范，开了阿拉伯语修辞学的先河。19世纪黎巴嫩著名文学家、诗人谢海纳绥夫·雅兹基（1800-1871）：就曾经说“《古兰经》与《辞章之道》是阿拉伯文学取之不尽的宝库。我学习写作全凭学习《古兰经》和《辞章之道》。”
中古阿拉伯诗选家选诗、评诗的客观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伊本·萨拉姆（767-846）《名诗人的品级》不顾流俗的“诗人不可比论”，在分析客观材料的基础上以作品的数量、题材的丰富，质量的优劣为标准评析了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表现了对学术客观性的追求。伊本-穆阿泰兹的《诗人的品级》按即贝蒂阿派，阿拉伯派、哲理学派三个艺术流派划分当代诗人。全书洋溢着强烈的感性色彩。在艺术上追求“唯美的客观性”，其诗评中处处流露出对“诗歌之美”的惊异与钦佩之情。伊本·古泰白（828-889）是一个将希腊、波斯、印度和阿拉伯传统文化融为一炉的博学之人。他的《诗与诗人们》从批评论、诗歌论、诗人论、创作论等诸方面为阿拉伯文学批评奠定了科学方法的基础。首先他排除了历史、民族、地位、年龄等等因素，超越当时的古今之争，就诗论诗，公正地评判诗人及其作品。在品评具体诗歌时，他从词语和意义角度划分了四个等级，将诗人分为天赋诗人和非天赋诗人两种。他客观地分析了野心、欲念、饮酒作乐、愤怒及忠贞等诗人创作的可能的动机。这种种客观的分析所体现的其公正的态度，是中古阿拉伯文学批评科学性的最典型的代表。
三、意境理论：超越形式技巧的“象外”之求
中古阿拉伯与唐诗论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客观总结反映了抒情诗歌创作在技巧方面的一致要求，然而唐代诗格对诗法的讨论只是唐诗论中的最基础的层面，唐诗论中超越技巧层面对诗歌意境美的探究，同阿拉伯诗论整体所表现出的理性主义特征迥然相异。
中国诗歌从《诗经》发展到唐代已有千年的历史，对诗歌理论的探讨在之前的汉魏六朝时期已走过了一个高峰，唐诗论是一个新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诗论虽然发展出对诗歌语言形式、声律的细致分析，但在《诗经》的“风雅”传统和佛、道美学的影响下，形式技巧分析始终不是文学批评的主流。从钟嵘《诗品》到在唐代诗论，伴随着格律诗的日趋精巧的发展，语言“修辞”技巧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却越来越低。对诗歌意境美的特质和营造手法的研究成为唐诗论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继六朝对诗歌语言形式美肯定的诗论高潮之后，中国诗歌理论的又一突破性的发展。
【关键词】高中语文 课堂教学 古典诗歌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4、044
对高中生古典诗歌的教学，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高中生在经过了多年的基础诗歌的背诵和学习，对诗歌的学习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固定思维和学习习惯，因此，为了深入拓展高中语文的古典诗歌教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们加大对古典诗歌学习的重视。除了要求学生们完成必要的诗歌背诵和默写之外，重点培养学生对古典诗歌的分析鉴赏能力，尤其是引导他们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了解整首诗歌创作的背景和文人心态，实现对诗歌的全面了解，将对诗歌学习的技术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继而拓展学生们古典诗歌的艺术视野，丰富语文基础知识储备。笔者认为，对高中生古典诗歌的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实施。
一、古典诗歌的字词教学
高中生对古典诗歌的学习，首先是要弄清古典诗歌中相关字词的意义和语法用法，继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对诗歌句子意义的理解。一般情况下，高中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和掌握到常见实词和虚词的用法和意义，这对他们今后独立完成古典诗歌的阅读和鉴赏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针对学生们的字词教学，可以从字词的类别来进行。高中生所学习的古典诗歌主要分律诗和歌行体，对诗歌中各句的结构划分应该有一定的语言辨别能力，继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对个别字词的意义和用法辨析。例如，高中语文教师在教授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要引导学生们对诗歌中的七言歌行进行语法和语义的划分，这种划分基本上就可以帮助学生在语义的基础上实现对部分实词虚词的理解，继而为接下来的翻译和鉴赏诗歌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高中语文教师还可以从字词的对仗技巧的角度教授学生们学习古典诗歌字词理解的互文。中国古典诗歌往往会追求对偶的特点，因此，在分析和解读古典诗歌时，语文教师不仅仅要引导学生们掌握基本的字词分析方法，还可以利用诗歌中的前后文实现对相关字词的巧妙解读。这种教学方法既是字词解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古典诗歌的学习过程中，在提高古典诗歌教学效果的同时，进一步让学生感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强大魅力和技巧性。
二、古典诗歌的翻译教学
高中语文教师在完成了基础的古典诗歌字词教学之后，还需要引导学生们完成对古典诗歌的翻译。一般情况下，古典诗歌的整篇意义是可以为读者读懂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将古典文言语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翻译技巧，力争做到信达雅的翻译效果。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们针对所翻译的诗歌中的句子，进行重点标记，遇到模棱两可的句子翻译时，应该回归到全文或段落中进行反复对比和思考，继而得出最合适的翻译效果，这就是古典诗歌翻译中的精准，也就是信的体现。这是诗歌翻译的基础，也是诗歌翻译的重中之重。学生们只有做到了正确的诗歌翻译，才能在接下来的诗歌翻译中保证信达雅的艺术层面的标准。
其次，高中语文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合理编织现代白话语言完成古典诗歌和诗文的翻译，在保证语言通顺的同时，尽量体现语言组织的逻辑和优美。优秀的诗歌翻译，往往能够进一步升华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同时也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古文和现代文之间的相通性。例如，高中语文教师在教授学生杜甫的《登高》这首诗时，不仅仅要求学生明确诗歌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的准确翻译，同时还需要深入了解作者创作的心态，以第一人称的翻译视角感受作者的语言写作的张力，继而在现代文的翻译中加以体现。学生们在这种翻译教学中既可以巩固所学的字词类知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诗歌写作翻译的技巧和能力，从而提高学生鉴赏语文古典诗歌的能力。
三、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教学
相较于初中阶段古典诗歌基础知识和技巧的教学，高中阶段的古典诗歌教学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教师锻炼学生对诗歌艺术的鉴赏和分析能力，这是对传统诗歌教学内容的升华，也是现代教育模式下诗歌教学手段更新的体现。学生们在这样的教学训练中，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古典诗歌的深入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诗歌欣赏能力，提高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对诗歌中作者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征的分析，学习和了解古代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感受中国古典诗歌严谨性的同时，体会他们语言的表现力。尤其是针对部分诗歌中作者的炼字和炼句的艺术技巧，思考作者选取该类字词的原因和意义，继而从语义和语法的层面探究和鉴赏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例如，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们进行诗歌艺术鉴赏时，可以鼓励学生们从诗歌的体裁、语言表达、形式技巧等层面进行分析，锻炼和提高学生独立鉴赏和思考的能力。
关键词： 英语诗歌 大学英语素质教育 作用
英语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一门世界语言。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世界化程度，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在掌握语言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明确强调“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而我国大学生虽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英语，可是效果仍不理想，能够完成基本的书面和口头交流，但与较高的“综合文化素质”还有一定差距。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仅仅能够完成语言交流是远远不够的，完成的质量和达到的效果才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关注的焦点。要做到这一点有许多途径，如文化导入教学法。然而，我认为，英语诗歌教育是大学英语教育工作者亟须关注的一点。
英语诗歌教育是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中一直被忽视的一面。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材料，即教材，是以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的散文为主，没有引入任何与诗歌有关的材料。中国儿童在正式入学学习汉语之前，父母充当孩子的语言启蒙老师。几乎所有父母都会首先以口授的方式教孩子诵读唐诗，例如《咏鹅》、《锄禾》、《静夜思》等，许多学龄前儿童对这些诗歌都出口能诵。从小学到高中，每册语文课本上都选有中国古诗词。而我国的所有官方英语教材中除去对话就是散文，从未出现过诗歌的影子，即使出现，也是选读部分，不作要求。仅从教材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英语教育工作者不断强调，英语教学要向汉语母语教学学习，让学生像学习汉语一样，把英语作为一种技能去训练，在不断反复、不断运用中掌握，但是，不足仍然存在。为什么英语诗歌教育可以弥补当前大学英语教育的不足呢？
一、英语诗歌教育是一种兴趣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大学生对英语的兴趣是学好英语的关键。大学生的心智发展基本成熟，有足够的理性引导自己兴趣的方向。许多大学生觉得英语难学，花费许多时间，没有语感，无法张口，不敢动笔，再加上英语考试对自己信心的打击，培养不起对英语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而是尚未体会到英语的魅力所在。中文诗歌是汉语中的奇葩，英语诗歌亦是如此，因其对英语语言的灵活驾驭，对音韵的充分运用，对意境的完美描绘，堪称英语语言的瑰宝。英语语言的特点决定了英语诗歌的独特美感。由于英语是重音语言，在诗歌中的运用使语言节奏更加匀称，形成特定的规律，配合诗歌内容，能够彰显语言的音乐效果。［1］如19世纪英语诗人爱德华·李亚的“the owl and the pussy cat”，用极其简单的语言描绘了两只小动物出海寻找爱情的故事，其中的美妙场景让人流连忘返，加之歌谣体的运用，让语言的音韵跌宕起伏、回味无穷，同时增强了诗歌的童话色彩。我在英语课堂上诵读这首诗之后，学生无一不面带激动的笑容，纷纷赞叹原来英语还可以这样读、这样学。之后，学生中流传起一股读诗、背诗的热潮。
二、英语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是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它只是人类实现目的的必要形式；人类发展的目的就是人以全面的方式掌握他的多样的存在，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存在着。［2］这个完整的人就是席勒所谓审美的人，或因为达到了完整状态而进入审美状态的人。审美是一个人一生应有的追求，从小到大，直到大学时代，审美教育才能够得以充分的实施。大学期间，多数专业不再开设语文课，而所有专业都要学习英语，因此，一定程度上，大学生审美教育的担子就落在英语教学的肩上。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承载着英语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递着异域他国的知识，有可能也有能力承担审美教育的使命。
诗歌作为英语语言的精华，更是饱含了美的符号。从诗歌形式来讲，各种诗体丰富多彩，从十四行诗到英雄双韵体，从歌谣体到自由体，或结构严整中透出变化，或灵活多变但步伐工整，变化与不变的平衡中透出张力之美。从节奏来看，或灵活跳跃，或缓慢深沉，或张弛有度，像音乐般敲击心弦。从韵律来听，循环往复，但步步推进，产生匀称之美。从内容来讲，包罗万象，或含蓄，或直白，与形式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种美的感受是散文所不能够替代的，一旦受到这种浓重的美的熏陶，学生对英语的兴趣自然会更加浓厚，更有信心和动力解决英语词汇和语法问题，同时深刻体会英语文化的精髓。
三、英语诗歌教育的具体操作
既然英语诗歌教育在大学英语素质教育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又该如何操作呢？简单总结为四个字，即读诗、背诗、评诗、写诗。
有人认为诗歌难懂，在大学英语课堂推行“读、背、评、写”诗歌教育不切实际。然而，反观一下中国儿童读背唐诗，如果选材合适，英语诗歌对心智都已发展成熟的大学生来说不见得高不可攀。中国儿童从小在父母的指导下读背诗歌，虽然不求善解，但是仍然背得津津有味，从而帮助学习语言。即使英语诗歌对大学生如同唐诗对中国儿童一样晦涩，诵读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英语诗歌却并不像唐诗对中国儿童那样难，在词典的帮助下阅读英语诗歌与读散文并无太大区别。一旦明白了诗歌的意思，诗歌的形式和音韵之美与意思可以相互映衬。反复诵读，必将像“床前明月光”一样引发无穷的遐想。
读诗和背诗可以调动学生的视、听等各种感官，加上大脑对内容的思考、对音韵的把握，使文本的信息对意识反复刺激，在短时间内形成较深的记忆，而且篇幅短小、意境鲜明的诗歌更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不仅如此，结合诗歌本身的节奏、韵律和内容形象化、意境化的特点，学生更容易由诗歌产生联想，形成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理解。正如剑桥大学的格林·比尔教授和裴基博士所说的那样：诗歌只有诵读出声才能充分感受其魅力。背诵诗歌可以在基本领悟诗歌意义的基础上加深理解，帮助学生完全融入诗歌意境，在美的享受中强化对英语掌握。
评诗即诗歌赏析，是指详细阐释对诗歌思想、意义、内容、形式、个人感受等方面理解。要求学生文本细读、朗读、背诵之后，不管全面抑或偏颇，学生对诗歌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理解，与散文相比，这种理解来得更快、更强烈。之后让学生赏析诗歌，用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有感而发，就很有助于提高英语表达能力。
许多人会认为以上三点都好实现，但让大学生用英语写诗不太现实。有些大学生甚至不会用汉语写诗，不知道音韵为何物，写英语诗歌谈何容易。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美国学系教授、著名华裔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亚历克斯·郭先生用事实证明，只要指导得当，写英语诗歌并非遥不可及。他在一次来华讲学期间向我们的大学生演示了他在美国大学教授写作课的方法。他要求学生首先写俳句，即一种日本短小诗体，由五、七、五三行十七个音节组成。他首先简单讲解这种诗体的规则，然后让学生尽量在规则之下完成文字游戏，如果能够兼顾内容意义，则为上乘作品。学生反响热烈，虽为第一次写英语诗，但不乏佳句。之所以以俳句为入门诗体，主要因为它短小，结构简单，要求较少。他这样做并不是希望把他的学生培养成诗人，而是让学生熟悉英语音节，把握语言节奏，以及怎样使用有限的字数表达无限的意义，从而深层次把握英语语言，同时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大都认为诗歌比散文难，但在老师的指导下，诗歌也不过如此，其他常见的散文更是不在话下。
英语诗歌从兴趣和审美两方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文化素质”，在合理的选材和指导之下，诗歌教育必定全面推进大学英语素质教育，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
诗歌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艺术。任何时代的诗歌,不管它技术如何高超;语言如何创新,形式如何流变……但要考虑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则必须将之纳入一种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纳入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人类自身不断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义;考察它无论面对任何一个怎样发展变化的大时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的生存状态;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间所呈现和彰显出来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丽、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历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爱、自由、解放等终极意义上的灵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诗歌在文化意义及神性原则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诗歌即表达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面对中世纪宗教的束缚和政治一体黑暗统治生存状态下人寻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说了人在受难过程中的信仰、激情,表达了人性的庄严、神圣,显明了人类在其受难和朝圣的天路历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结构所穿透,以及救赎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纪另一位伟大诗人歌德的诗歌歌唱了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类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精神在物质、金钱、名利压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几乎被世界拒绝和遗忘的伟大诗人荷尔德林,毕生用诗歌讴歌和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资本主义时代,是诸神隐退、世界之夜到来的时代,荷尔德林的作品,作为孤独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毕生都在追寻光辉澄明的希腊文明和希腊精神,恢复伟大的古典主义传统。“为恢复语言的活力和复苏人的灵魂而工作。”(斯特芬·乔治)海德格尔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说神圣,而诗人的伟大使命是为神圣命名。”荷尔德林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神灵已经死亡而新的神灵尚未到来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在为一个物质时代的到来欢呼、陶醉,只有荷尔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渊中体验、忍受,并用他沉静、清澈的声音呼唤新的上帝——尽管他的声音被那个卑劣的时代和无知的人们所拒绝。上一世纪至本世纪初,惠特曼诗歌所倡导的个性的解放,叶芝、庞德诗歌表现出的对贫乏和苍白的当代生活的厌恶和拒绝,里尔克诗歌表达的对人性的讴歌,艾略特诗歌表露的对历史及文化的无情批判,埃利蒂斯诗歌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坚守……如此等等,构成了世界诗歌丰富而深刻、宏丽而崇高的精神画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即:一个诗人最伟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说神圣”和“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体?锞持校谡庑┪按笫璧墓馊倨羰鞠拢煤河镄醋鞯氖嗣怯质窃跹伎己透璩哪?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诗歌大国,正是在传统文化庞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机中,新诗的引进对传统文化艺术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诗歌)精神的批判上面,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新的诗歌表现形式——诗歌的语言及格式的寻求与创新上面。在诗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诗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主要还是持一种认同态度,即使反叛,也显得那么温和、表层、平面、无根基。换言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挣扎中,所谓新诗革命为中国诗歌带来的,几乎只是文学体裁、诗歌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汉语诗人几乎总是一再地在诗歌中用所谓东方文化精神对西方诗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实现本能的拒绝和逃避。在僵死而又无比强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汉语诗人们似乎总是更多更自觉地继承和接受了他们自己正在或将要反抗的东方文化传统——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现实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识。尽管这些诗人曾经或打算发出的是愤怒和反抗的声音,但因为这拒绝和反抗建构于一种缺乏终极信仰和价值关怀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终只能是一种“无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终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东西吸纳和湮没。汉语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失语的文化心态和沉重的历史语境中走过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在关于汉语现代新诗断代问题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的考虑:一是根据汉语新诗在近一个世纪漫长的发展流变中由个体诗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体诗群”所能达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诗发展各个阶段中诗歌本身(从内容到形式)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这一发展过程来加以考察和区分。基于上述原则,我把汉语新诗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期)。第一阶段(第一代)从胡适的《尝试集》至1978年粉碎“”止,为新诗的初创期;第二阶段(第二代)自黄翔、食指、北岛他们所谓的“朦胧诗”起至80年代中期为新诗的发展期;第三阶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诗发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称前卫或先锋诗歌)。
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在引进外来的诗歌形式,打破旧的诗歌传统以及运用新的语言、新的诗歌方式表达个人生存意志、内心冲突、反对黑暗势力、鞭挞社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从本质、形上的意义上看,这一时期诗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从诗歌方式上讲,这一期的 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外来诗歌形式的引进、消化、借鉴和模仿。如郭沫若诗歌对德国狂飙主义诗歌及表现主义文学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对欧洲古典及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发等诗人对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等。从其诗歌总的精神价值取向来看,这一时期汉语诗歌几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种以“权力话语”为其本质特征的“个体语境”及“集体语境”中表达某种偏远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或抒发一种处于高度黑暗和专制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单向度的自我心灵感受、无谓挣扎、控诉和反抗。如郭沫若诗歌那混杂着浮士德精神与阿Q式宣泄的情感体验;冯至、戴望舒诗歌揭示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文化中的挣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诗歌那美丽、抒情外表下的幻灭情感;李金发诗歌近乎颓废的绝望;艾青诗歌对专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击以及对另一种近乎虚幻的乌托邦理想的赞美和歌唱;九叶诗人关于人的自我意识之觉悟、个人生?庵局哐锏内韬鸵魉小庖皇逼诘氖栌谩案鎏逖运怠焙汀凹逖运怠贝婧途芫璧摹罢逍匝运怠?即诗歌这一精神现象站在人类整体高度上所表述的对人类整体的终极价值关怀),因而无法达到诗歌“整体诗性言说”的高度,以致丧失了汉语诗歌在历史/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的最终依据。
2、第二代诗群:“朦胧诗群”
第二代诗群系指“”后期崛起直到80年代中期的那些诗人群。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黄翔、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岛、江河、多多、杨炼、顾城、严力、舒婷等。这是在历史断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语的诗歌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群,沉重的历史重负、深重的民族灾难、日益枯竭的汉语诗境及诗人的生命感受力,还有对黑暗历史和专制文化的怀疑及憎恶,迫使他们成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建国后突然断裂的诗歌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复苏。当结束,国门打开,这群诗人受到台湾诗歌及西方纷繁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世纪滥殇于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意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新浪漫主义、荒诞主义、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确,他们的诗歌为僵死而沉闷的汉语诗歌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但也应认识到,他们的思考还仅仅局限于现象与表层上面,他们与前辈(第一代诗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区别而并末形成本质意义上的超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或文化思潮)给汉语诗歌带来的变革,与其说是体现在用诗歌所建构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内涵上,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代诗群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吸纳、借鉴、运用上面。那些无视诗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诗歌现象,并为之迷惑的诗歌理论家们赶忙轻率地将之称为——朦胧诗(这种诗歌现象学意义而非诗歌本质特征意义上的命名,如此肤浅然而却几乎作为一种权威的定论,一直广泛地被传播和沿用,并且,它无言地消解着和拒绝了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这难道不是诗歌理论的“失语”吗?)。新的诗歌技巧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这些建立在“个体言说”和“集体言说”语境中的个人(民族)英雄主义的诗歌为当代诗坛带来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诗歌的荒原状态和文化的真空时代似乎被彻底摧毁了。人的尊严、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承认和体现,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似乎得到了复苏和延续……一个时代的沉默,正义、良心通过北岛们那混合着西西弗斯精神与夸父情结的愤怒的英雄主义和声对一个时而麻木、时而疯狂、时而沉默、时而喧嚣、时而柔弱、时而暴虐的古老民族进行了初次的启蒙和精神洗礼。
三、超越与歌唱:人类“整体语境”中的诗性言说
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世界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已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刮目相看。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解中国、与中国打交道，学习汉语就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汉语热”开始升温。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迅速扩展办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国际性需要，中国要加快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步伐。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仍然是加快汉语全球化推广的重要环节。如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需要从教师、教材、教法等多方面加以努力和完善。中国诗歌作为教学内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诗歌学习是提高外国人汉语水平，增强语言运用能力，增进对中华文化了解的有效途径。而要达到语言和文化学习双重目标，就要在中国诗歌教学材料的选择中遵循科学的选材原则，在诗歌实际教学中把握好一定的教学策略，并提高教师自身的诗歌素养。
一、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加强诗歌教学的必要性和意义
选择合适的教学材料是对外汉语教学能否取得好的效果的重要一环。教学材料的选择原则首先要有助于学习者学习和掌握汉语语言，增强听、说、读、写能力，其次是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学习和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使语言和文化学习两者相辅相成。
诗歌这种文学形式非常适合作为对外汉语教学材料。诗歌文字简练、语言生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非常有利于学习者学习汉语。既可以提高汉语语言的运用能力，也可以通过诗歌内容的学习，加深对中国诗文化的了解，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一）有利于汉语语言学习
外国人要与中国打交道首先必须学习和掌握一定水平的汉语言，要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也必须通过语言交流才能实现。所以，对外汉语教学首先要把语言学习放在首位。然而，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记录文化的符号体系。语言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逐渐积淀形成的，附载着一个民族的特殊文化历史。因此，汉语言的学习，必然要有其附载着的相应文化内容的学习。而且，语言的学习和文化的学习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掌握的越多越好，越有利于对文化的了解，而对文化的了解越广越深，也就越有利于汉语的习得和运用。诗歌兼顾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两个方面，是一种非常适合于以汉语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材料。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又是文学最精华的部分，特别是古诗，它是古人用最精粹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古诗因有形式化的要求，语音具有节奏感、韵律感，更便于学生朗诵和记忆，这样可以使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收到双重成效。比如孟浩然的《春晓》体现了古诗语言特有的节奏感，“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中一、二、四句的“晓”“鸟”、“少”三个字，韵脚响亮，且句内平仄交错，句间平仄对应，充分显示出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二）有助于了解中国诗文化
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形式，它们都可以作为对外汉语学习的材料。但笔者认为，诗歌是最为合适的教学材料。诗歌被誉为文学的皇冠，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璀璨的部分。中国诗歌深刻、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表现。”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海陶玮在其所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曾写道：“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抒情诗歌。诗歌的传统始于公元前数百年，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来不曾间断，虽然其全盛时期远在唐宋二代。从量的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欧洲诗坛能出其右；从质的方面来说，也可以同欧洲同类形式文学作品相颉頏而无愧色。”至今，优秀的唐诗宋词已翻译成数十种外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通过学习诗歌语言，可以让异域文化的汉语学习者了解中国人是如何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来抒情言志的。通过对诗人和诗文化内容的学习了解，透过诗歌这样一个文学窗口，可以加深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学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和了解。
总之，在有一定汉语学习基础的中、高级水平的汉语教学中，适当引入中国诗歌教学内容，无论对于外国人学习汉语语言，还是学习中国文化，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诗歌教材的选取原则与教学策略
（一）选择合适的诗歌材料，因材施教
中国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何选材就成为能否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首要问题。随着“汉语热”在国外的持续升温，学习汉语的人在年龄、职业、文化、汉语基础等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面对不同层次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对外汉语诗歌教学材料的选择和实际教学，就要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多方面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年龄层次、汉语基础及文化背景等，科学合理的选择诗歌素材。可以从诗歌的篇幅、字词难度、寓意理解等方面做出初、中、高级的层次区分。在同一层次中也要从易到难、由浅入深安排教学材料。在教学中还要根据学生的个人特点区别对待，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尽可能满足每一位学生对中国诗歌学习的语言和文化要求。
（二）从激发学生兴趣出发
诗歌虽然篇幅短小，但它却是汉语言文字的高度凝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非汉语文化背景的学习者而言，仍然存在一定学习难度。如果不顾学习者的具体情况施教，只会导致学生产生畏难情绪，无法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也就难以达到通过诗歌学习掌握汉语言的目的。所以，根据不同汉语基础的学生，在选择诗歌题材时，最初开始的课时诗歌材料要选择那些文字上较为简单宜于识记、内容上宜于理解、文化背景差异不大的诗歌进行初步的入门学习，以激发学生学习中国诗歌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只有想方设法提升学生学习中国诗歌的兴趣和热情，激发他们渴望了解中国诗文化的求知欲，才能逐步把他们带入中国诗文化的王国，由热爱中国诗歌而爱上中国文化。
（三）选材和施教要充分考虑学生文化背景
有些诗歌内容可以反映具体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故，诗歌教学材料的选材，要选择那些最能够贴近学习者文化背景和宜于接受的题材，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亚洲如韩国、日本、越南等一些国家也有过春节的习俗，针对有着与中国文化相近背景的学习者，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反映生活习俗比较接近的诗歌内容进行学习，如王安石的《元日》等。这样可以拉近学习材料的时空距离，学生对学习内容更有亲近感，情感上有了共鸣，就更有利于投入进去，从而取得更为理想的学习效果。
（四）在反复诵读中掌握语音语调
中国古典诗歌具有较强的节奏感、韵律感，通过反复诵读或背诵，可以得到很好的语感训练，对学习汉语是非常有帮助的。“熟读成诵”是我国传统的学习诗文的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仍然可以采用。一般来说，汉语的四声变化是外国人学汉语普通话发音的难点，而古诗词富于抑扬顿挫的声调变化特点，通过反复诵读，对训练学生控制声调变化、掌握汉语发音规律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五）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普及。在对外汉语诗歌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根据诗歌题材内容，通过图片、视频、音乐、动画等方式，更为生动的传达教学内容，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背景音乐渲染诗的意境，通过视频动画直观的展示诗要表达的人物、景象等，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诗歌内容的认知和理解。
三、对外汉语诗歌教学对教师诗歌素养的特殊要求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灵魂，既是教学活动的设计师，又是教学活动的实施者，既是传道授业的先生，又是学生言语活动的教练，既是课堂艺术的创造者，又是学生眼里的百科全书。”[1]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除了要有良好思想品德之外，要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中华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具备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能流利地使用一种外语进行教学和交流，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科技手段进行教学。除了要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外，在对外汉语诗歌的选材与教学中，对教师来说还应该具有诗歌方面的特殊素养。只有具备了这些特殊素养，诗歌教学才能不流于形式，真正发挥诗歌教学在学习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要具有良好文学素养
拥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是较好诗歌的必备基础。但是据调查资料显示，对外汉语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有中文专业学历背景的只占较少比例。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对2007年24所院校实际参加考研的1418名考生的分析来看，本科专业情况：外语专业704人，约占49、7%；中文专业365人，约占25、7%；对外汉语32人，约占2、2%；教育、心理、历史、图书馆等文科专业135人，约占9、5%；理工专业105人，约占7、4%；经济、管理等专业77人，约占5、4%。其中，中文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合起来仅占27、9%。这就是说，可能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绝大多数考生没有或缺乏汉语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字学、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2]由此可见，在汉语国际教育师资队伍培养中，亟待加强汉语专业知识和中华文化知识的课程学习。
文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而诗歌又是文学的精华。要教好诗歌必须拥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素养，对诗文有较高的理解力和驾驭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学爱好，有广泛的阅读和较深厚的文学积累。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在诗歌教学中对诗的讲解才能恰当精妙，对相关知识做到信手拈来、驾驭自如，也才能够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具有较高的诗歌鉴赏能力
中国学生从小学、中学开始就接触和学习诗歌，在中考、高考语文试卷中也有一定比例的诗歌内容。虽然有了一定的诗歌方面的学习经历和积累，但是对许多学生而言，学习诗歌只是为了掌握语文知识应付考试，诗歌鉴赏能力仍然缺乏。所以，要从事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胜任对外汉语诗歌教学，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外汉语教学必备的诗歌鉴赏能力。在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培养中，要开设一定课时的诗歌赏析课，培养学生的诗歌理解能力、审美感悟能力和分析讲解能力等。
参考文献：
[1]崔西亮、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的核心与基础[J]、世界汉语教学，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