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评价的对象和目的
信息化范围广，含盖社会、经济信息化和国防信息化，社会经济信息化又可分为地区信息化、产业信息化及业务领域信息化；国防信息化可分为军队信息化、武器装备信息化。参见下面信息化分类图及社会经济信息化分类图：信息化的评价就是采用评价指标对各类信息化现状进行测评，以便了解其发展水平，更好采取措施，加快推进信息化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我国信息化评价工作的发展现状
我国九十年代国家统计局、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国家信息中心及高校就开展信息化水平测评的理论、方法及评价指标的研究，提出了信息化水平指数及构成、信息能力的评价指标，对全国30多个省市地区1995-1998年的信息化指数作了统计和分析，2000年以来信息产业部制定信息化评价指标、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科技部制定了制造信息化评价指标，国家统计局信息化应用水平评价指标，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开展了信息化应用水平专项调查，对全国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居民家庭信息化进行专项调查，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还进行电子商务专项调查，形成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的统计报告。
目前已开展关于信息社会、信息经济、省市地区信息化、智慧城市、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工程、网站、平台、服务及信息安全等的评价：
1、信息社会评价
国家信息中心研制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测评指标体系：由信息经济指数、网络社会指数、在线政府指数及数字生活指数四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18个三级指标组成，形成信息社会指数ISI，编写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按信息社会指数划分信息社会发展阶段：ISI0、9为高级阶段。
2、国家及省市信息化发展评价
国家统计局先后推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及信息化水平平价指数，2005年开展全国信息化水平专项条件调查，分析研究全国和各省市信息化发展指数（IDI），发改委用于制定国家信息化发展十一五规划，十二五信息化发展指数IDI（2）由基础设施、使用、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和发展效果5个指数组成，2000年起每年31个省市信息化发展指数的比较分析，2011年与工信部联合中国信息化指数统计监测年度报告。
3、智慧城市评价
近年来发改委、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等部委各自安排一批智慧城市试点，目前3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住建部、工信部下属单位、宁波、上海、南京等市以及有关研究单位各自提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约14套方案，有的单位如国脉互联还对全国百十个城市进行测评，编写中国智慧城市评估报告。北京智慧城市发展指数研究报告，上海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报告。国家标准委成立有关部委智慧城市标准化协调推进组，组织电子、通信及智能建筑标委研究制定智慧城市系列评价标准，目前已智慧城市评价模型及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及有关标准并在试点城市进行试验和试评估，今年网信办及发改委组织制定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并将在试点城市实施。
4、信息经济评价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课题组研究信息经济评价，形成“信息经济崛起，重构世界经济新版图”报告，把信息经济分为基础型、融合型、效率型、新生型、福利型层次和类型，提出了基础型与融合型信息经济测算方法。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信息化与信息经济测评理论和方法，已有研究成果：《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基于均衡的效率与效能计量》，上篇：信息化与网络经济体系创新，基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基础框架，下篇：信息化与网络经济计量应用，宏观、中观、微观测度与评价，提出窄义和广义信息经济及计量方法。
5、企业信息化评价
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2001年提出企业信息化评价基本指标，CECA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组织企业信息化500强评选活动，选出企业信息化500强。
科技部推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及制造信息化，研究制定制造信息化评价指标，提出制造信息化指数，以制造业信息化企业指数和制造业信息化环境指数为基础，合成地区、行业等不同层次的制造业信息化指数。
国资委2007《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资发[2007]8号文件），制定《中央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暂行办法》（113号文件），根据各企业信息化测评结果，将其划分五个级别。划分标准为：90―100分为A级、80―89分为B级、60―79分为C级、40―59分为D级、39分以下为E级。国资委对145家中央企业开展了2007年度信息化评价工作，定期央企信息化测评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了《工业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国家标准GB/T23020-2013》，2013年10月成立中国两化融合咨询服务联盟，2014年《信息化合工业化融合管理要求（试行）》，制定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全国1000家企业开展了两化融合管理贯标工作，200家企业通过了第三方认定。
工信部已立项组织电子技g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开展智能制造专项综合标准化及试验验证，包含评价指标研究，六所提出智能制造企业评价指标及评估方法。
6、领域信息化的评价
电子政务评价：电子政务网站评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国脉互联对政府网站进行测评，提出年度政府网站评估报告。
电子商务评价：六所完成科技部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电子商务工程评价，提出电子商务工程评价指标和评估方法，近年提出电子商务网站评价、电子商务服务水平评价指标及评估方法，电子商务网站评价已编入电子商务师培训教材，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及物流平台评价已有标准，行业网站评价有媒体（互联网刊物）评选商务网站100强，中国互联网协会、农业部信息中心等单位评选涉农网站100强。
信息安全评价：公安部制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标准，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及一批有资质单位，对重点行业、企事业单位进行信息安全评估。
二、信息化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多年来信息化评价工作，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
信息化测评工作，由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分头进行，政出多门，缺乏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信息化的评价研究力量薄弱、分散、缺少整合，未形成国家队，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二）信息化测评、评价指标的研究，缺少信息化评价的理论及顶层设计
信息化有共同的基本要素，不同部门按同一要素设计的评价指标各不相同，有的五花八门，有的信息化、智能化评价指标与评价内容不匹配。有的名为智能、智慧的评价，但评价内容名不符实，还未能体现智能和智慧。有部分社会领域、行业与地区信息化的评价尚处空白、尚未开展评价工作。
（三）信息化评价的标准化与规范的研制严重迟后，不能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
信息化测评需要的原始数据采集缺少标准规范，缺少行业、地区信息化的评价标准。有的标准规范没有与时俱进，统计局企业数据采集表，不能反映近年企业信息化发展的实际状况。
（四）有关信息化调查统计与测评数据，调查手段、收集方法有待改进，有关数据库建设迟后，尚无信息化的公共数据库，部门数据也不能共享。
三、“十三五”信息化评价工作的发展目标和重点
（一）“十三五”信息化评价工作的发展目标
1、 信息化评价理论有突破，初步建立信息化评估理论框架及各类信息化的评价模型
2、 建立与完善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基本指标体系、行业、地区、领域指标体系）
3、 研究制定主要领域信息化的评价标准和规范
4、 积极开展社会经济信息化、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智慧城市、智慧企业、智能制造评价评估
（二）“十三五”信息化评价工作的重点
1、 加强信息化评价理论研究，建立信息化评价模型，完成重要领域信息化评价的顶层设计
2、 整合资源，建立和完善重要领域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信息化评价指标库和评价标准库
3、 加快研制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评价标准、规范
在梳理现有标准规范基础上，加以修订完善和版本升级，有的需要重新研制，要与国际标准接轨，研究制定新一代的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的评价标准和规范
4、 政产学研用结合，大力开展信息经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信息化评价评估工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有关部委及省市政府组织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进行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庭评价评估，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5、 加强信息安全、企业与个人信用、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标研究及积极开展有关评价评估工作
四、信息化评估政策措施建议
（一）中央部委加强对信息化评估工作的领导
国家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国家标准委等政府部门联合成立信息化评估部际协调小组，加强对信息化评估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各部门要把信息化测评与评估纳入互联网+行动计划及十三五规划。
（二）成立信息化研究国家队，加强信息化评价理论研究和评价指标的顶层设计
组织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有关科研院所、高校力量，成立各类信息化研究的国家队（信息化研究院或信息化研究联盟），分工合作，跨界协同创新，加快重点领域信息化评价研究和完成顶层设计，指导建立和完善信息化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
（三）国家统计局牵头与有关部委合作，更新与完善信息化统计制度
尽快修订和完善各类信息化数据报表，更广泛地建立网上直报系统，利用网络采集数据，建立信息化调查统计数据库，为各部门及有关单位提供稻莨蚕矸务
（四）积极发展信息化评价评估及咨询服务业，建设信息化咨询服务体系，鼓励建立信息化评价服务平台，为行业、企业信息化评估评价提供支持和服务。
传媒智库的特殊性
然而，传媒智库一说也渐渐出现在传媒领域。智库的本质是智慧的密集和输出。传媒智库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智库在传媒领域的衍生，即为媒体出谋划策的群体和组织。但由于媒体对特有信源和信道的占有，媒体自身也有着成为智库的先天优势。
本文所指的传媒智库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是指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为传媒领域具体的个体进行全方位指导和出谋划策的研究性群体或组织；
第二是指某个传媒个体依据自身对信息的占有优势，利用新的技术或成立新的组织，对自己原创性的信息进行聚合、整理、分析，从而通过对需要此类信息的组织机构产生指导作用来获取利润。
这两种意义上的传媒智库从本质上皆指向智慧的富集、组织与应用。只不过，前者是智慧的引入，后者是智慧的输出。
英国传媒智库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意义上的传媒智库在英国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传媒内部智库。BBC(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等实力强大的传媒机构都有自己的研发机构。BBC成立于1922年，两年之后，其研发部门就有了雏形，虽然发展中经历了停运、改名和部门重组等“波折”，但BBC的研发部门至今在BBC的运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媒体外部智库，为解决某些问题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和一些行业协会。
就BBC而言，因为其公营性质，政府对其关注较多，多次成立委员会解决其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例如1985年3月，英国政府就成立“孔雀委员会”，对公营广播BBC部分财政问题进行研究，次年7月提出报告一在现有广播环境不变之前，BBC仍然以不播映广告为宜，执照费逐年随着零售物价的涨幅而提高。同时，商业独立电视公司ITV、SKY、BSB电视台及一些报纸在运营中遇到问题时亦会请专家或专家组“会诊”，对其战略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英国，一些行业协会也扮演着为传媒提供智力支持的角色。例如ASA，它虽然是由广告业设立的负责处理解决对广播和非广播广告投诉的独立机构，但它也会做一些与广告管制有关的调查研究。代表电视广播公司在广告播放前预审广告的BACC，有30多名职员，其中有18个人分为6个小组，负责给制作前的广告提建议。
第二种意义上的传媒智库在英国则更加普遍了。例如路透社，其金融产品中的Reuters Research(RR)――它以Web为平台的研究报告供应系统，能够将世界顶尖分析师的实时及历史性股票，固定收益以及经济的调研结果提供给全球各地的投资者。RR数据库汇集了全球所有主要证券经纪商以及数百位各地专家所提供的晨讯与研究报告。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独立研究专家以计次收费的方式提供报告。RR服务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包括按订阅方式访问研究报告的买方机构投资者，按件计费的企业财务部、会计师、管理顾问等④。
还有1868年创办的新闻联合社，由PA(Press Association)新闻、PA体育、PA检索和PA数据设计4家公司联合经营，专门为英国和加拿大的企业提供公关和投资信息；英国三大通讯社之一的AFX新闻有限公司，它由法新社与金融时报联合经营，向欧洲的金融及企业界提供信息和服务，在欧洲12个国家、美国及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总部在伦敦。还如英国卫报，它对资料收集加工后推出的英国教育机构排名，常成为学生择校的重要参考资料。
英国主要传媒智库的基本情况
通过上面的分析，英国媒体智库主要分为三种：智慧输入型内部智库、智慧输入型外部智库和智慧输出型智库。
1、智慧输入型内部智库
以BBC研发机构为例。
发展历程一起步早：在BBC成立之初，它就拥有自己的广播工程师维护广播的发展；1947年，BBC成立设计部门，主要是为了促进战后广播设施的重建和电视信号的开通，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该部门在信号设施的铺设、广播电视信号的相互转播、卫星信号及BBC微型电脑等多方面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年，设计部门和设备部门合并成立了设计设备部门；1993年，设计部门和研究部门合并，组建成现在的研发机构。
运作方式――灵活的项目小组式：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进及BBC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需要，BBC研发部门的架构也在不断变化。由于当前数字广播发展和网络服务的需要，BBC研发部门的主要架构都围绕着这两方面展开，其分为：播音室小组、传输小组、系统设计小组、数字媒体小组和波普计划。比如数字媒体小组是新成立的一个小组，它主要是研究新的数字技术对人们在家里的影响；系统设计小组是将数字技术引进BBC的技术权威，实现了BBC的数字梦想；传输小组则主要负责研究新的传播系统和针对家庭的广播方法。
主要工作――项目研发：最近几年，他们主要在运作的项目分为四类，分别是数字电视、数字广播、多媒体和播音室。他们拥有大量的出版物，比如年度审查，这是对研发部门每一年的工作介绍和总结，如果对他们当前某一方面的工作感兴趣，可以查阅他们的白皮书；对于业内的相关展会和研讨会，他们还会印制一些宣传手册和传单，从1997年开始，他们还出版系列性的研发报告展示他们的工作情况。同时，用户在传播技术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网站或电话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获得他们的帮助。
小结：英国媒体的智慧输入型内部智库主要侧重于对传播技术的研究，因此，媒体对传播技术的研究一般走在世界的前列，研发部门能直接洞悉业内最新的技术动向，并以较快的速度将其引进和应用到本媒体，使得媒体在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都极具效率。
2、智慧输入型外部智库
相比智慧输入型的内部智库而言，此类智库主要是在管理、运营层面给予媒体支持。上文提到的政府成立的委员会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调查、报告等都能为媒体中高管理层提供决策依据，同时，高校科研机构、业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学术论断等，也能给予管理者在决策上的帮助。
在美国，西北大学媒体管理中心除招收媒体管理专业的MBA外，还大量面向各大型媒体中高层举办高级培训，是美国最著名的媒体管理人才培训基地之一，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
优秀的记者、编辑、广告营销人员、发行推销员和印刷工作者获得报纸内部管理技能，有助于他们在条件具备时成为某个部门的管理者。由于新闻界很多高层负责人没有时间进行长期的脱产学习，于是他们从16年前开始，根据掌握的传媒实际运作情况，开始进行各种类型的中、短期培训。
小结：英国媒体的智慧输入型外部智库主要是在运营策略及战略方面，这相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智库。对于媒体本身而言，管理层就是自身重要的决策研究团队，在必要时候求助于“外脑”，但从运作成本而言，又没有必要像支撑一个研发部门那样去专门成立策略战略研究部门。
3、智慧输出型智库
以AFX新闻有限公司为例。
基本情况――网络密集：AFX新闻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头型的财经新闻机构，它向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专门的投资团体提供及时的、综合详尽的和可信度高的国际财政和经济新闻，其新闻信息立足欧洲，覆盖全世界。每个工作日，有超过6000条财经信息通过其国际网络和合作新闻机构(如AFP、ANP、APA、AWP等)及为他们工作的5000名记者传递给他们。其新闻包括公司管理、并购、市场报告、固定汇率、宏观经济和政策及一般新闻等。
运作特色――量身定做：他们根据国际银行和投资团体的特定需求，为用户“量身”制定需要的信息和信息类型，他们的主要信条是精确、迅速、独立和独特。他们还提供以本土语言呈现的当地和全球的财经信息。
信息传输――方式多样：他们的信息通过广泛的传播渠道传递给全球各地，有相同的技术格式和标准，其方式包括卫星传播、因特网传输等。
小结：一般而言，较大的通讯机构都将此类业务作为其新闻采集后另一项非常重要的附属业务，新华社、路透社等都有涉及。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为高端人群提供专业的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例如国内的新华财经有限公司⑤，它将国际标准引进中国金融市场，通过四大核心业务(指数系列、资信评级、财经新闻和投资者关系)，根据客户需求从不同业务分部灵活组合成一体化的解决方案，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帮助投资者了解中国的业务和监管环境。它也是AFX新闻有限公司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所以，媒体要扮演好智慧输出型的智库角色，将面临着比较严峻的考验和竞争。
英国传媒智库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1、政府可为解决某一问题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我国的传媒还是国营为主，近年来媒体的自主性越来越高，当出现问题时，如果有关部门能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汇聚多方面的专家进行“会诊”，则能让相关传媒政策及决策更有效力。
2、发挥行业协会的智力支持作用。
与传媒相关的行业协会可以扩大自己的自主性，多方面开发自己的业务范围，如开展相关的调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形成调查报告，然后将其售卖给相关媒体，从而也能获得自己运作的财政支持。
3、实力强大的媒体可以组建自己的研发部门，和国际接轨。
国内部分媒体都有自己的研究中心，例如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发展研究部等，日常，他们都承担着一定的研究项目⑥，但是这些项目多限于对新闻传播理论及实践方面的研究，完全不同于BBC研发部门的功能。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观点的提出，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打造智库建设，成为干部培训院校系统的热门话题。但如何加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结合社会主义学院自身存在的优劣势，借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建设实施计划》，以加强顶层设计、牢固树立正确的智库意识，提高其为地方党委统战部、地方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的能力，明确干部培训学校智库建设的方向、参与路径、规范发展进程为主线，本人进行了一些契合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实际的智库建设的思考。
一、明确定位和优势，合理推进智库建设规划
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三种类型。[1]就我国现有的智库类型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党政军智库。指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组织条例组建的存在于党、政、军系列内部，为各级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多以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直属的决策咨询机构身份出现。其主要工作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决策参考，在党和政府内部发挥决策“大脑”的职能。第二类：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系列。从经费来源角度看，社科院是由财政全额拨款或资助方式建立、通过项目委托等形式开展相关研究的政府咨询机构。从隶?俟叵瞪峡矗?尽管得到政府的资助，但社科院又不直接隶属于政府，服务对象也不局限于政府机构，还可以服务于来自企业、行业协会、社会方面等的委托或咨询要求。第三类：高校智库。即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校方的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企业赞助或私人捐助，研究人员多为校内各学科的学者以及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的研究员，服务对象和研究课题亦相当广泛。第四类：民间智库。民间智库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者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且自筹经费。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围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希望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能够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底层成员。从经费来源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获得的政府资助占比较小，甚至不受政府财政支持，其经费大多来自大的基金会或企业赞助，但一般也能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也有不少民间智库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因此，也能对具体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各类优秀智库，都有非常明确的特点、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且定位非常明确。
社会主义学院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具有师资团队、学科依托、学员资源和组织系统优势，这点不同于普通高校和一般党政机关。因此，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应结合自身特殊优势，突出理论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和为地方统战部门提供决策服务的定位。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旨在前瞻性地研究地方统战系统重大战略决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充当全省统战系统的政策“前瞻者”，同时承担地方统战系统交办的专题课题、调研任务，尤其是中央重要政策和文件精神“落地”情况加强调研，充当地方统战工作实际的“守望者”，为促进当地甚至是全国层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建言献策。因此，各级地方社院应需要尽快拿出契合本地实际的“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短期规划”，明确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目标、思路和举措，对短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作出详细规划和具体部署，以制度建设为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科研转型发展护航。
二、整合统战系统资源，加强地方社院师资培养
统一战线系统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知识背景完整的独特优势。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可以充分利用各地方统一战线资源优势，通过与各级统战系统、高校统战部和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研究院所，联办研究中心、召集论坛、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联合调研等形式，广泛调动统战资源的智力资本。
对于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培养，可在学院内部甚至是扩大到省民主党派机关、省委统战部机关，找到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契合的“专业导师”，通过挂职锻炼、撰写相关工作材料和调研报告等形式，弥补由于体制制约、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在人才引进方面有限制的弊端，加强自身教师队伍建设。这一举措在引入社会之智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让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研究真正地接地气。同时，还要拓宽教师的理论学习渠道，如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中央社院和其他高校做访问学者。目前，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师培训机会少，有些培训理论针对性并不强。要按照智库人才要求进行教育培养，采取继续深造、培训、进修等措施，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素质和理论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让教师准确把握重要文件的精神，建议学院制定《教师查阅重要文件的相关管理办法》，让教师按管理办法自行查阅重要文件，帮助教师及时把握最新重大方针政策的动态信息。
三、以教学科研为抓手，加大咨政调研力度
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应加强问题导向的课程管理体系，尝试由教师自选咨政选题并设置相关课程。这要求教师在课程内容结构设计上，要更侧重政策体系，同时加以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教学形式上，在探索教法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学员体验”的比重。由本院教师和学员在讲授过程中全程参与教学目标与任务，对学员参与决策咨询的形式、途径、项目管理、运行机制、激励措施、保障措施给予明确规定，实现课题研究由学术型向实践型、教学内容由科研式向咨询式的转变。比如结构化教学，通过系统地安排学习环境（与教学目的相关的实地体验）、学习材料及学习程序，使教学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教师和学员在课堂互动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引发双方对工作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层次的积极思考。要加强年度咨询需求相关的科研管理。对咨询类课题进行单独评审，加强实证研究的具体要求，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加大经费投入与跟踪管理力度，特别是时间进度、调研要求和任务落实、成果报送和结题事项加强统一管理；加大对获得党委、政府机关相关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咨政报告奖励力度，对于获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咨证成果予以重奖。要建立完善的多层次信息来源机制，加大调研力度，充分发挥全省统战系统的整体资源优势，加强同实际部门、高校统战部和研究院所的合作交流。事实上，以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也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干部培训院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两张皮的问题。
受训学员是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独特资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重要“矿藏”。因此，应注意深挖学员资源、创新学员参与决策咨询方式。一是要求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并注重决策咨询作用方向的引导，将研究报告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与专题论坛相结合，更好地推动教学与咨询的融合。二是鼓励学员与教师结对子，将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和参与教师决策咨询研究相结合，围绕地方重大问题组建教师和学员联合课题组，推动学员研修报告向决策咨询转化。三是由学员推荐咨询报告选题，以拓宽咨询需求生成渠道，选题要紧贴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重大决策部署。
四、加强智库队伍建设，创新咨政研究平台
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要建立健全两个基本机制，即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和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独有的特色，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从政人员的自由和双向流动，进进出出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2]智库研究人员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研究，一旦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政治、思想、?济等方面的理念便更容易得到贯彻实施。而政要加入智库，则增加了智库与政府的联系，为智库产出更多被政府采纳、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成员队伍建设中，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统一战线系统资源优势，在大统战的格局内，选派智库成员教师在与研究契合的各个工作部门、各个岗位进行短期挂职，协助相关部门工作的同时，及时了解最新的工作实际，从而使咨政研究和提出的建议对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促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研究方向的前瞻性。
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主要体现在创新和开拓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方式。比如，通过选派教师参加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吻合的政府听证会等各种活动以便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充分利用受训学员资源，邀请学员和智库成员教师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工作在各个业务部门的受训学员，将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带到各个业务单位中去。这种互通互融的交流机制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双方相互了解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智库的自身影响力，提高智库成员的实践水平和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美国知名智库，如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有类似活动和交流项目。通过共同研究，学者既了解了政府现行的各项政策、主张，也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传递给了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总而言之，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需结合本院教师、学员、校外专家（党外代表人士和高校学者型专家）三支力量，打破单一学术背景，启用不同年龄、学科背景甚至是同时具有两个不同学科背景的综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研、咨三位一体的智库队伍。同时，对于智库成员的本院教师，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个人与团队的共生关系，以及教师个体理论研究方向和智库团队咨政研究方向的关系；要有光荣感、自豪感，更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多出决策咨询精品佳作，为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增光添彩。
五、创办咨政报告内参，畅通成果报送渠道
6月5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新闻会，《2011美国军力评估报告（民间版）》和《2011日本军力评估报告（民间版）》在镁光灯中面世。
该宾馆是大陆军方总装备部第一招待既会场大约有五六十人，除媒体人士外，出席者主要是协会自己的团队。“两份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对美日官方非对称的回应，并增信释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彼此之间的互信，”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两份报告以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形式传播，罗援强调，报告与官方和军方无关，未来将研究常态化、制度化，并补上周边其他国家的军力报告。舆论认为，大陆民间智库首次发表别国军力评估报告，意义非凡，意味民间智库从此开创了国际军事研究、宣传的先例，中国外交也许将进入多方参与的模式。
军力报告，谁在威胁谁
关于美日军力的两份报告，援引资料全部来自美国国防部网站、日本防务省公开的资料。罗援说，每篇皆由六七名权威军事专家参与执笔。
美国篇由六章及两个特别关注组成：美国战略、美国军事实力与、国防预算与武器装备采购、美军体制编制改革、美军作战理论新发展、美军联合军事演习，“特别关注之一”美国反恐战争、“特别关注之二”美军2011年主要人事变动。
日本篇有八章：战略调整、军事实力、军事部署、国防预算、武器装备、体制编制调整、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训演。
出台报告，是针对美、日两国定期公开评论中国军力的回击。美国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军事安全发展状况的机密和非机密形式的报告》，日本则会在《防卫白皮书》等政策文件里涉及中国军事。
因此，两份报告的重点都在于对华战略。并且，文末以一问一提示形式指责美日两国刻意宣扬中国军事。报告书明指美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军费数额、最大的核武库、是当前打仗最多的国家、最多的联合军演，并且把中国当做假想敌、战略重心东移的针对目标、空海一体作战、网空战的作战对象，给中美军事合作制造障碍。
对于日本，同样以一问一提示的形式指明日本动态威慑中国、将中国作为假想敌之一、将中俄排斥在日本传统安全合作体系外、在国防预算外有隐形军费、军力超过“专守防卫”所需、立法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
报告并没有带着情绪贬低对方，它承认美军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具备同时遂行两场较大规模地区战争和一些小规模应急作战的能力，能为美国重返亚太和战略重心东移提供有力支撑。对于日本军队，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自卫队是一支规模中等、军费厚实、装备精良、技术先进、训练水平高的正规军。
尽管报告书以强硬对抗姿态展现，但不忘强调要和平共处与善意合作。呼吁面临美国战略中心东移的同时，要认识到中美在经济上的深度融合，并且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对于中日两国即便因岛屿争夺而发生“擦枪走火”事件时，也要尽可能保持防务联络。呼吁和平的建议，让报告书的整体语气缓和了很多。
两份报告只是一个开始，除了将报告扩大传播外，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还有更多的项目在开展。“我们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正在进行《中美安全关注调查》，与韩国、日本及我国的台湾开展多项机制性的交流活动。美、日的媒体已有报道和关注，一些日本媒体索要全文。今后有计划将新版评估报告系列化，同时出中英文版”，罗援告诉记者。
态度比内容更重要
军事评论家吴戈，曾从事过类似的报告写作，在他看来，由于仅是对公开资料的简单收集、整理、编译，使得报告书缺乏专业性。他肯定更大作用是外交上的回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美军力的思想、发展和部署，在网络上都是足够透明的，在官方机构有文件可以免费下载，市场上有海量的书籍、杂志介绍报道。
吴戈认为：“民间智库欲写好开放国家的军事报告，必须要提出独到的观点，没必要去复述人家的材料。这实际上是一种解读问题的能力，而现在缺乏一个成体系的对美、日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
对国内的军事爱好者而言，这两份报告在内容上并无惊喜。大陆几十年蓬勃的军刊市场，已将美日在内的军事大国、地区军事强国的军力报告反复写过多次。在大陆图书市场上，不乏以更加细分的角度来写美日军力的书籍，从装备到战术、战略、战史……无所不包。
罗援意指两份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出口。即让美日了解中国人对美日军力的看法，让外界平等、尊重地看待报告，在此基础上“促进相互之间的互信”。新闻会上，对于“是否外界认为是在渲染美日”的提问，罗援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表示相信这份文责自负的非官方报告会让读者得出自己的思考结果。
台湾政治大学的研究专家丁树范，在肯定任何国家都有权利批评另外一个国家的同时，希望大陆能够使自己的军事情况更加公开和透明。“从军事上说，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军力肯定都塑造了一个参考对象。两个相关当事国是否有办法在发展军力的同时管理彼此军力的发展，防止有关问题引发战争。这需要外交折衷和智慧。”
丁树范的担忧，正是美国出台中国军事报告的借口。基于体制原因，大陆并没有将本国军事战略在政府渠道上向国民公布，只有一些非常笼统、抽象的概念。基于国民参议政权的缺乏，美国乘虚而入，尽管对军事略有关注的大陆民众能通过其他渠道轻易获得本国军事战略信息。总之，中国在此一直很被动。
基于都是美国自己的资料，吴戈不相信美国会关注报告的内容。但是，报告书体现的态度，才是事件的要义，所以内容深度居其次。号称属于民间智库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无疑借此事件吸引了目光。
民间智库在崛起
罗援告诉记者，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下设办公室、联络部、学术研究部，专职工作人员有7人。研究队伍主要依靠理事团队，其中军外学者多于军内学者。协会可以为学者们提供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必要的课题费以及与境内外学者交流的机会。
成立于2011年1月5日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它宣称是全国性、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团体，具有一级社团法人资格。该会由研究国际问题、、文化问题的学者和团体、社会活动家聚集而成。它在当天宣布了宗旨，“旨在通过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传播和交流，为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与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多方面来看，它的级别相当高，非普通智库能比肩。平时，它以学术研讨会、编写专题研究报告的形式来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尤其是在防务安全上。在成果的传播途径上，对内主要是“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咨询建议”;对外重点是“向境外学界及有关人士介绍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文化，增信释疑。”
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正、副会长，以及30名常务理事、117名理事，并聘请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在希在内的16位高级顾问。
会长郑万通，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援少将是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出席军力报告会并发言的理事之一傅立群，现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罗援曾是该部门的副部长。傅立群少将在军事辩证法、军事思想研究上成果斐然。
有3名副会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易清、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董事长于炼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嘉树。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前身是建设部的城建总公司，合并了军委和二炮的部分企业，主要接受国家任务，近些年逐渐参与市场竞争。黄嘉树曾参与《法》制定，是著名的研究者，长期抨击。
协会没有网站，外界对其关注和报道不多，除了成立大会、军力报告会外，能看到的活动消息主要是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对其董事长于炼的“领导活动”报道。今年年初，于炼在自己公司以协会的名义宴请了国家安全部、外交部、社科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负责人。这也可以解释成是内部座谈，因为上述各部门都有人参与了协会。同时，于炼热心支持战促会，协会的办公室就设置在城建集团里。
智库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为国家社会各方面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最著名的是美国兰德公司。大陆智库号称已于2009年在数量上超越美国，但外界估计称得上智库的不会超过100个。而且，民间智库面临注册困难、无法得到政府信任的现状，因此除了生存艰难之外，更是无法进入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敏感领域。名声最大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讨论的是社会经济、公共决策话题。
所以，在外界眼中，大陆智库多是官方、半官方的色彩。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智库，一概是官方的，军事智库，则有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科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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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定量分析研究很重要却又缺乏应有重视并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智库的管理团队对专家的研究工作进行人为干预，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评价奖励标准制订等方面对其倾斜，倡导和推进这类研究的进行，以此提高智库研究的质量。
二、 智库管理人员应发挥的作用
为切实解决上述“四重四轻”问题，应从强化智库专业化管理意识入手，明确管理人员的职能任务，构建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并在以下五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一） 科学构建专家队伍
专家队伍是智库的血液，是智库健康与活力的来源。但是，专家并非“多多益善”或者名气越大越好，哪些专家具有真正的研究实力，哪些专家适合自身智库的建设方向，管理团队既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还要为每一个研究项目量身打造一支科学、合理和高效的专家队伍。
“专家”是一个微妙的概念，在辞海中，它的定义是“指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它不是一种职称，没有资格认定的量化标准。成为“专家”的门槛既可以很低，也可很高。当今社会，为了博取公众话语权和吸引眼球，一些所谓的“专家”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导致成为“专家”不再是“能不能”而是“敢不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大大稀释了“专家”群体的含金量，更给智库管理团队带来了巨大挑战。
作为理性的智库管理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知名度”并非是选择专家的唯一指标，在聘请专家过程中，要综合各方信息进行判断考量后做出选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见风使舵，靠二手观点过活的，没有客观调研仅以各种过激观点博眼球的，盲目跟从西方论调的，甚至是已被敌对势力收买笼络的，只能给智库研究工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凡存在此类问题的，知名度再高也必须摒弃。
同时，在为每个专项研究课题组建专家队伍时，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追求多维立体。如研究中美关系，不能只请美国问题专家，还应吸纳俄罗斯、亚太、中东等各方问题专家；也不应只请外交方面的专家，还应有军事、经济、人文以及海洋等热点问题的专家。同时，由于专家性格特点、学术背景等异同，除了研究领域各有所长外，不同的专家还拥有不同的“气质”：有的擅长表达，有的擅长落笔；有的擅长提出开创性的思想，有的擅长归纳总结现有的素材数据，有的擅长交流碰撞，有的擅长独立思考。如果在“排兵布阵”时能将这些专家的“气质”考虑其中，必然会有事半功倍效果。
此外，“专家库”是智库构建专家队伍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个库绝非仅为一份带有“姓名、单位和联系电话”的简单列表，而是应该包括对每位专家思想倾向、学术能力、业务专长、性格特点、背景经历等在内的研判资料。这就需要智库的管理团队做大量的调研，如收集、阅读专家的著作，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讲座，亲自拜访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等。同时，这个库也不能成为一潭“死水”，而要不断地流动、更新，那些原地踏步、吃“老本儿”或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再进行学术研究的，必须选择淘汰，而以一些具有扎实功力的新锐力量替换，注重发掘和发现具有学术后劲的新生代，并适度加以引进。这就需要管理团队要在关注资深学者的同时，注意发现和扶持“生长型”学者。
当然，对智库内专家的管理问题也是智库管理人员的重要课题，其中，对专家的评价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专家的评价，除了业务能力外，其中对其“尽职度”的评价十分重要。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要求其麾下的研究人员每年在年终总结里披露自己的外部活动，且如果外部活动年收入在5000美元或者持有某组织5%以上股份，即可被裁定为外部利益重大。
李轶海主编：《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这足见其对专家管理的细致入微。
（二） 正确引导研究方向
与高校和普通学术研究机构不同，智库的鲜明特点就是服务于国家决策层，即必须集中精力重点回答当前国家安全与发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这既是智库被赋予的使命，也是智库的“生存法则”。如果把研究成果比作思想类“产品”，不了解“市场”需求，“产品”就没有“销路”，不仅浪费了研究成本，甚至会失去自身作为“智库”存在的意义。同时，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研究特色，也是世界几乎所有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追求的目标。
参见李轶海主编：《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因此，作为智库，应该研究什么？无需研究什么？研究重点该向哪些方面倾斜？这到底该由谁说了算？像一般高校或研究机构那样，找些专家开个“开题会”是否就能解决问题了呢？笔者认为，在引导研究方向、决定研究项目问题上，尽管专家的意见非常重要，但智库管理团队也应参与其中。因为，在综合当前国家决策需求、同类研究成果的有无、自身研究实力与专长、是否有顺畅的呈报途径等多种因素进行判断方面，智库管理团队有其自身优势，这种优势与专家优势相结合，共同做出决定，更具恰当性。当然，这也就对智库管理团队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要在对国家政策、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等全面掌握基础上，用敏锐的捕捉力寻找研究突破口外，还要特别重视以下两点：
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了解“甲方”需求。与职能部门间的断层是当今许多智库的“短板”。笔者就曾遇到过此类问题，某智库经研究后欲建议国家就某个热点问题建立多国间对话合作机制，但当将这一想法上报相关职能部门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已制订出类似方案且正着手实施。然而，弥补智库与职能部门间的断层并非只靠智库一家努力就能实现，必须要“双向”互动。就智库与职能部门的逻辑关系而言，职能部门是“官”，智库是“民”，若要构建一种恰当合理的关系，“民”要拿出自信与“官”对话，“官”则须放下身段倾听“民”的声音。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应该学会用好“智库”这个“外脑”，做到体制内和体制外两股力量有机结合，将一些需要研究却又苦于人力、精力限制的课题，以签署研究合同、协议并划拨相关经费等方式交付智库完成，真正实现“官民融合”，达到职能部门与智库的“双赢”效果。
二是要在选题的切入点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凸显“智库”特色。智库的研究报告只有与职能部门的研究报告和媒体评论文章形成互补，才能扬长避短凸显自身独特作用。譬如，职能部门可直接了解决策层的需求，有大量来源可靠的内部动向情况积累，有快捷的呈送途径，这都是智库无法比拟的。所以在一些时效性强的题目上，如针对某个突发事件的判读和对策建议，智库研究处于明显劣势。但是，职能部门有明确的职能范围，研究内容均围绕自身职能重点展开，拥有的研究资源也相对单一，同时，他们往往将大量精力放在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上，在前瞻、趋势、假想类研究上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也就给智库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同理，媒体评论一手材料多，但真假混杂；观点新颖，但会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词或者剑走偏锋；文思贴近百姓，但缺少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和全局思维。
据此，智库研究显然应从以下几点寻求突破：① 站位高、视野宽。即不要局限于某个特定职能，更不要牵扯进各种部门利益，而要从国家高度和全局视野思考问题；② 结论清、措施明。即要勇于做出判断，避免模棱两可，尤其是在战略目标或应对措施上，要泾渭分明地说清说明，避免大话、空话和套话；③ 重趋势、精预测。即要突出前瞻性，争取在前沿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可进行探索式研究。例如在研究朝鲜半岛问题时，不是一头扎进“如何推进半岛和平进程”这个思维模式，而是将眼光放到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变局”上，采取兵棋推演等形式模拟各种“意外”发生后可能的联动反应和动态变化；④ 形式新、敢发声。即改变传统僵化的单一研究报告形式，可以采取“大小报告”“主件附件”相结合的方式上报研究成果，甚至可以根据题目特点，考虑配合以多媒体、动态演示等更加生动的形式上报。同时，作为智库不能惧怕发出“非主流”声音，但出发点必须端正且有凭有据，如此，即使声音刺耳，也可提供一个独特视角，能对相关部门或国家决策层的思考判断提供帮助。
此外，尽管选题的好坏是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但选对了题也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在研究进程中管理团队要密切跟进和指导，一方面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修正研究内容和走向，另一方面要把控研究时间进度，例如研究中美大国博弈的现状和对策时，管理者了解到两国领导人将于2个月后见面，那么就要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敦促研究者将该研究成果在2个月之内完成并提交，只有这样才会有效增强其参考价值。
当然，选题也要量力而行，对于一些刚起步、规模较小、专家队伍较单薄的智库，可以采取“先人后题”的方式，即先考虑自己的专家在哪些领域有研究能力和专长，再在这个特定的领域里选择有价值的题目。而对于已有一定规模，专家队伍较丰满的智库，则可以采取“先题后人”的方式，即先选择有价值的题目，再根据题目选择有相关研究能力和专长的专家进行研究。
（三） 做好学术保障工作
智库的保障工作纷繁复杂，总体而言涵盖学术和后勤两个方面。其中后勤保障包括基础设施的运营、经费管理和日常行政等方面，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的后勤保障有许多共通性，在此不赘述。而智库的学术保障有其独特之处，但也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部分。作为智库的学术保障，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一个“死气沉沉”的智库必然出不了好的研究成果，甚至会逐步走向衰亡。而若要保持智库蓬勃向上的活力，良好的学术氛围是重要源泉。因此，智库管理者除了要实现问题研究不间断的常态化，使智库的学术氛围得到保持，还应跳出传统功利思维和学术研究的窠臼，在看似非主流的学术活动上下功夫。正所谓“生命在于运动”，组织研究活动、出版期刊和参与媒体宣传等等都是智库在学术研究上的“运动”。而思想碰撞必然产生智慧火花，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亦可“引玉”。作为智库的常态工作，即使没什么特定主题和需求，只是邀请各方专家开个“神仙会”，不仅可以活跃学术气氛，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在《信号与噪声》
[美]纳特・西尔弗著：《信号与噪声》，胡晓姣、张新、朱辰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即华盛顿智库）举办了一场关于反恐问题的研讨会，参会者除了研究该问题的专家学者外，还包括可口可乐公司营销总监、纽约警探、为美国婚恋交友网站设计程序的工程师，以及因创建美国大选预测网站而知名的西尔弗本人，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参会者与专家们却碰撞出一场“头脑风暴”，而主办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固有的框框”。显然，这种多领域、融合社会各界的研讨方法，也可以帮助专家从纯粹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全面了解现实情况，最终制定出更能“接地气”，更具可操作性的决策参考方案。
二是提供信息数据共享。所谓的“重复劳动”，许多是源自信息的不流通。在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比信息更重要的是共享”。智库内部各个专家间、各个课题组间，智库与职能部门之间，智库与智库或其他学术机构之间，一些可公开的、不涉及保密和核心知识产权问题的内容，可以通过网上公布、研讨讲座、资料发放等形式进行“流通”。不得不说是的，目前我国智库外部（即智库与职能部门之间，智库与智库或其他学术机构之间）的共享通道并不畅通。虽然大环境改善还需时日，但当前智库管理团队至少要着力建好自身的内部共享机制，同时也要主动作为，为信息共享创建快捷方式。如组织专人进行一些基础性的信息搜集和简单的筛选，或者对一些动态情况进行跟踪梳理，将上述内容汇编后推送给各位专家，作为他们研究的“弹药补给”。
三是组织各类学术调研。有这样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在一次中印两国专家共同研讨中印边境问题时，我方一位专家谈了许多看法和想法，印方专家在回应前问了一个问题，“请问您去过几次中印边境？”我方专家愣住了，难以作答，印方专家接着说，“我去过十余次，最近的一次就在一个月前。”同志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遗憾地发现，国内很多专家擅长坐而论道，在研判问题时，依据的多是“二手”甚至“三手”信息，可靠性和准确性有待考证，甚至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是一些专家的无奈之举，因为调研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仅靠专家个人之力恐难为之。因此管理团队就应发挥作用，明确调研任务，做好调研计划，联系对口单位，安排调研行程，提供后勤保障，验收调研成果。调研不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而是要目的明确，带着问题、带着任务甚至是带着压力进行的。记得一次我陪同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紧张的日程中只有一个半天没有安排正式活动，我问团长是否需要安排去参观（因为团内好几个团员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团长回答，请尽量帮我们安排一次与中国学术机构间的交流，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国各方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果实在安排不了，我们就留在酒店写报告。他还直白地补了一句，报告写得不好，这次来华的费用就会出现问题。足见这个调研团队的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从中也可窥视到其背后管理团队的严格管理。
（四） 提高自身智库的影响力
影响力是智库吸引人才、推介研究成果、提高业内话语权的助推器。影响力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更不是靠“砸钱做广告”能实现的。比如召开大型研讨会，没有好的主题、好的思路和好的发言，难有吸引力。向有关部门呈送研究成果也是一样，仅靠自吹自擂而没有过硬的研究成果，难有好口碑。
因此，智库的管理团队应该在保持严谨、踏实的研究作风基础上，做好扩大影响力的统筹规划。可考虑“以点带面”的方法，即围绕一些特别有自信的主题，打造品牌式的研讨活动；或者重点推出某个或某几个优秀专家，为其创造“亮相”、发声的各种机会；或者就某个问题公开发表系列报告，召开新闻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再或者与国外知名智库建立稳定的交流关系，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合作研究等等。这些工作对智库管理团队的技能提出了更加复杂、具体要求。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议题设计要求管理团队要对自身的研究特长、内容，当前的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各方感兴趣的话题有所了解；参会邀请要求管理团队对国内外智库、专家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该请什么人、不该请什么人；议程设计则要求管理团队要对各类国际会议的惯例有所了解，发言与问答的时间，主持人与评论人的安排，甚至茶歇和工作餐的设计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会务工作要求管理团队要对外事礼仪，各国的国情、宗教、习俗有所了解，还要有良好的外语能力，以保障交流沟通的顺畅。只有这样，智库的形象和影响力才会不断得到认可和提升。
作为智库的主旨，既要服务于国家，也要服务于人民。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人们获取信息途径增多，速度加快，但是信息的质量却良莠不齐，甚至充斥着大量的假信息、伪学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判断。智库拥有一支具备良好研究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专家队伍，理所应当将自身的研判成果与民众共享，尤其是当一些别有用心的歪理邪说出现时，更应及时运用知识的武器给予有力的回击。为此，智库管理人员应该时刻跟踪关注舆论动向，就某些热点争议问题组织专家进行研讨，形成报告并公开发表。或者围绕某些人们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跟踪和分析，定期发表相关报告。这可以说是一项双赢的工作，既可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有效地提升智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可信的观点判断是评定智库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
同时，打造智库的文化内涵，也是智库建设和品牌效应及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对此，有专家撰文指出：“在这个以变革、调整、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时代，智库与智库之间，浅层比的是物质资源，中层比的是运行制度，深层比的则是管理文化。”
周湘智：《智库管理文化建设的维度及其提升》，载《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49页。这种将智库管理上升至文化较量的理念值得重视。
三、 智库管理人员提升能力素质的方法途径
智库管理工作有很强的特殊性，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要有高远的战略思考，又要有踏实的落地执行。它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要将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作为一名智库管理人员，应该着力提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
（一） 统筹规划能力
《道德经》中说：“执大象，天下往”。“大象”就是“道”，只有认清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发展道路，明确智库管理工作的任务目标，深入思考智库在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才能做到合理科学地统筹规划相关工作。
因此，作为专业化智库管理的关键，就是要吃透国家有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旨精髓，找准智库的建设方向，要明确该建什么不该建什么，建设的重点和关键点是什么，专家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平衡发展如何进行，近期研究、中期研究和长远研究的主题是什么，研究成果的推介和呈送如何把握，调研工作如何展开，有限的经费如何合理分配等，都是智库管理人员必须思考和规划的问题。应该说，智库管理人员统筹规划能力的强弱，直接反映为智库建设层次的高低和效能的发挥，也是智库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借鉴世界著名智库的统筹规划方式，并结合自身智库的资源和运行模式，做到事前有计划、事中抓执行、事后搞评估和平时重沟通，同时要以创造性思维引领工作，在实践中大胆尝试新理念和新方式，并及时评估效果和进行修正。只有这样，智库管理人员统筹规划能力才能逐渐提高。
（二） 组织协调能力
智库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高低，不仅关系到智库的内部团队建设，也关系到智库的能效发挥。因为，智库管理人员不仅要与智库中的各类人员交往，还需要就一些事项与智库以外的各类部门和人员交往，解决项目制定、专家选择、研究展开、评审组织、成果推送等日常研究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不仅需要智库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资源配置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处理问题能力和化解危机能力等。管理人员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可以使智库的有效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并在合理的激励机制下使智库形成合力，从而达到效能最大化。
通常，智库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的提高更多的要依靠实践经验，但是，必要的学习和培训也是提高组织协调能力的有效途径。例如，作为一个国际型智库，其管理人员就必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它是与国外智库和专家进行交流的必要前提。而这一能力的提高，除了一般知识的掌握和实践经验积累，更重要的则需要专业的学习与培训。因此，在智库管理团队中设立类似“项目官员”的岗位，通过独立管理，推动和保障专题研究项目的进行，积累必要的实践经验，同时，针对其自身知识结构，适当通过组织培训和短期送学等方式，提高相关知识水平。丰富的经验积累与必要的知识习得，可以有效提高相关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
（三） 服务保障能力
虽然服务保障是智库管理的“传统项目”，但要做到科学、高效和节约仍需下一番功夫。服务保障能力集中体现在管理人员的服务理念、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规范和服务方式等方面。尽管本文一再强调智库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智库的主体是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处于从属地位，是为研究人员服务的，万不可本末倒置。
作为一个高效的智库管理团队，服务理念和意识是否端正，决定了智库服务保障是否到位，而服务态度的好坏则是服务理念和意识的直接体现。服务规范和服务方式是否科学，则关系到服务质量的高低。因此，智库的领导者要紧紧抓住服务保障这个主题来打造管理团队，在培养和教育管理人员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意识上下功夫，要鼓励团队成员在进行服务保障时，多动脑、勤思考；重规范、态度好，做到心到、眼到、嘴到和手到，特别是在细节上下功夫。
同时，必须承认，服务保障工作是个烦琐辛苦的工作，有时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是吃力不讨好。因此，管理人员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工作细心，更要培养工作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以完成高强度的各类服务保障工作。
（四） 研究分析能力
研究是智库工作的根本，如果智库管理人员是学术研究的“外行”，又怎能有效地引导和配合“内行”的工作。因此，智库的管理人员在尊重和汲取专家意见的同时，还须提高自身对问题的研究分析能力。虽然不要求其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但要对各领域特别是自身智库擅长的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要了解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统筹规划智库建设、组织协调研究项目开展和服务保障好各项研究的顺利进行。
为此，管理人员应保有强烈的学习精神，在不断拓展自身知识面的同时，要将组织管理的每一次研究活动视为自身学术素养提高的契机。同时，更为重要的一个路径是，专家就在身边，导师就在身边，要充分利用好智库的优质学术资源，虚心向身边的专家请教，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同时，在与自身智库外专家接触时，也要随时留心与其交流、沟通和请教，拓展自己的知识来源。日积月累，管理人员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能力必定会有大的提高，逐渐成为行内的“明白人”，并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智库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结语
专业化的智库管理团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造成功的，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优秀的智库既需要研究方面的专家，也需要管理方面的专家。研究专家与管理专家的无缝对接，可以使智库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刚刚起步，如何实施并无一定之规，需要研究者进行研究和探索，也需要管理者研究和探索。本文所述只是基于个人工作实践从智库专业化管理视角对智库建设的粗浅看法，旨在唤起有关方面对智库管理专业性的重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并加入到这一问题的探讨之中，以此提高我国智库的管理水平，提高智库的功效。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对专业化智库管理的关注，一定会摸索出一套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科学管理模式，有效推动我国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使之成为国家的大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轶海主编、 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2] 周湘智、智库管理文化建设的维度及其提升[J]、重庆社会科学，2012（12）：49、
最近，全球最大的专业技术学会组织IEEE发表了一份报告，强调了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在开发新的智能软件和硬件时，应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进行思考。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技术（AI）的发展应该要与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则相符合。
这份题为《伦理对齐设计》的报告长达100多页，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指南和指导准则，希望AI领域专家、自动化系统专家应更多的投身系统设计的后果等方面的研究，并将人类伦理带入到AI的研究推V当中。
在AI席卷全球的当下，智能制造和自动化系统中的伦理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AI技术已被运用到市场和政府的工作当中。由此引发的很多讨论也是围绕着先进的AI系统而展开的，而现在已经有了能够对商业和政治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AI新技术。
IEEE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伦理道德考虑全球行动计划主席Raja Chatila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AI系统技术工程师未必都清楚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存在的潜在问题。
他说，“我个人认为，大多数工程师和公司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伦理问题，也没有真正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虽然受过开发高效工作的系统的培训，但是没有受过关于伦理问题的培训。”
已经出现的问题之一，即算法偏差。AI系统的确能够反映制造者的意图，但是如果这些意图与使用者不一致时，就有可能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
关于AI技术在研发与生产过程的透明度，该报告反复强调，急需建立一个能够报告“为什么做出该决定”的自动化系统。然而，目前最先进的AI系统也很难实现这个目的。更重要的是，研发企业隐藏AI系统的内部详细信息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也是推动AI系统透明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透明度不仅是理解图像识别算法等技术的关键，也是未来我们如何进行战争的关键。IEEE报告对AI武器的讨论充斥着平静而可怕的语言，如“这些AI机器一旦失控将导致不负责任的暴力和社会破坏”。
为了阻止AI武器带来极大的破坏性，IEEE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些AI系统研发之中，在AI武器启动之前能够实现有效的控制。
未来，IEEE将围绕伦理和AI而建立IEEE标准，并针对AI系统设计中伦理问题建立三项标准（其中一项已经实施），另外两个正在制定中。
制定标准的过程，需要市场去接受采用它们，因为，伦理系统的建立将降低65%使用AI武器杀人的可能性，这更能吸引人们关注。但更有可能是，许多科学家并不理会这些伦理问题，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研究开发。
如果回头看2006年底国内各大政府智囊机构的2007年中国经济预测报告，人们会发现，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已经完全超出了智囊机构的预测，预测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会在2007年回落到10％以下。这些智囊机构包括：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社科院经济学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当前价格走势与未来趋势分析”专题课题组等。
经济形势预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来总结评价这些机构年前的预测，我们关心的也不只是预测的准确与否。我们认为，经济预测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结构，以及影响经济内外部因素成熟认识的基础之上。
预测失去准星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自身出现了重大变化，或是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内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于这种重大变化蒙蔽了连续多年跟踪中国经济问题的智囊预测机构?
这是我们试图去追寻和回答的问题。在回答之前，首先需要从投资、消费、出口、通货膨胀等多个方面，详细地分解4家智囊机构在2006年底的预测报告，先寻找智囊机构是在经济哪个方面的预测失准。
投资――高估调控效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7％，2006年全年增长速度为24％。今年前4个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则达到25、5％，投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快。
然而对于投资增速的预测，去年底4家智囊机构给出的预测水平，国家信息中心和社科院报告预测为20％，发改委宏观院预测为22％，央行研究局认为上半年投资增速不会太高，下半年投资可能反弹。
综合来看，我们发现各机构对投资增速的预测普遍偏低。而原因，是各机构普遍高估了2006年调控政策的影响程度。
比如，发改委宏观院称，“调控政策的坚定性和执行力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过热向“软着陆”方向发展；国家信息中心同样认为，2006年出台的抑制资产过快增长的措施，将在2007年进一步显现政策效果；社科院报告表示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初显成效；央行研究局则称，2007年上半年在土地、信贷和投资项目清理等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惯性作用下，投资增速不会太高。
实际上，高估宏观调整政策的效果已经不是第一次。2006年初，就在人们认为2004年至2005年多项调控政策将遏制经济过快增长时，货币、信贷、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强力反弹，并引发了从2006年4月开始的新一轮调控。
消费――低估居民收入增长
在低估投资的同时，各家智囊机构也不约而同地大幅度低估了消费的增长水平。今年前4月全社会消费零售额增长高达15、1％，3月、4月连续两月增幅超过15％，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2006年中国消费增长13、7％，这已经是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也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难以提高的部分。中国的宏观政策一直致力于启动内需，拉高消费增长水平。但消费高增长到来的时候，却已是在智囊机构的预测之外。
央行研究局预期今年消费继续保持13、7％的增长，发改委宏观院、社科院均给出了13％的预测，国家信息中心则预期将下降到12、5％。
消费是突然增长的么?这种增长没有可循的规律?社科院、央行研究局的报告均没有给出低预测的原因，国家信息中心只是称“受2006年高基数的影响”。
发改委宏观院报告则认为，受出口增长可能显著放慢的影响，就业增长将会放慢，再加上投资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的回落，都会减慢居民收入增幅，从而减缓消费增长。但出乎发改委宏观院预期的是，投资、出口、企业效益都没有出现回落，反而是加速增长。
从今年经济运行来看，消费的高增长离不开同时期高增长的居民收入，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长达到了19、5％，扣除物价之后的实际增速也达到了16、6％，这是近年来的较高水平。
而另一个因素则在所有智囊机构预测之外，中国高增长股市的“财富效应”。近期已经有多方的市场人士将股市与消费的增长联系起来，中国央行更是在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资本市场的繁荣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因素有助于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实际上，今年前4月消费高增长的均是大额消费领域，比如金银珠宝类增长30、8％，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31、5％，汽车类增长38、6％，家具类增长53、3％。这些大额消费领域更大程度上与高收入人群联系在一起，而参与股市创富的也一般理解为高收入人群。
进出口――高估升值影响
如果说投资的增速预测虽然偏低，但还可以忍受；消费的预测虽然大幅偏低，但股市的财富效应与股市本身的高增长联系在一起，而股市涨幅本身难以预测；但是智囊机构在出口领域的预测，则是让市场大跌眼镜。
今年前4月，我国出口3495、2亿美元，同比增长27、5％，前4个月累计贸易顺差达到6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8％。
而对今年出口的预测，国家信息中心和社科院预期增长仅为15％，发改委宏观院预期增长则只有10％。
发改委宏观院报告称，2006年以来出口增长已经存在内在的减速趋势，这一趋势将在2007年进一步强化，此外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明显回调将使出口需求明显减弱。国家信息中心则称，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突出，而国内的内部调整和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等因素都会对进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社科院报告给出的原因，也是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
央行研究局的报告没有给出具体预测数据，只是指出，上半年出口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速，下半年增速会有所回落，全年出口的增速会低于2006年。报告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出口退税率和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美国经济有下滑的风险等因素也将影响制约出口增长。
对于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是否将下滑，以至明显影响中国出口的问题，用目前4个月的数据来描述尚显得太早，但毫无疑问的是前4月强劲的出口已经超出了几家智囊机构的预期。
通货膨胀同样失准
可以说，四家智囊机构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方面，预测多失去了准星。同时失准的还有对通货膨胀的预测。
今年前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2、8％，3月和4月更是分别高达3、3％和3％，实际的负利率水平已经招致了央行在3月和5月的两次加息。几家智囊机构显
然没有预测到今年高增长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些机构普遍预期CPI将在2％以下，社科院更是给出了1、1％的超低预测。
发改委宏观院给出的预测是1％～2％，报告甚至强调，CPI增长在轻度的通货紧缩区间(-1％至1％)不会对经济稳定增长形成不良影响。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也给出了低增长预测，但均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央行研究局的报告称，2007年全年CPI增长为2％，称部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会带来价格下降的压力。
是什么在引领中国经济高增长?
政府智囊机构经济预测报告的意义，本来就在于为政府宏观调控决策服务，同时引导市场经济预期。但从我们对以上4家政府智囊机构2006年底的经济预测报告来看，投资、消费、出口、通货膨胀四大经济领域的预测普遍失准，如果说央行研究局的报告因为没有给出更多具体的预测数据而显得方向上大致正确的话，另外3份智囊报告对于经济将明显降温的预测，与2007年至今明显趋热的经济形势已经完全背离，如果以这种预测指导宏观调控，那么其负面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多年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增长。虽然前述智囊机构预测2007年增速将在10以下，但一季度11、1％的增长显示，今年再一次超越10％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启发我们去追问，是什么在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也是我们在文初就提出的问题。
我们并不具备更高超的智力水平，但智囊机构普遍预测失准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劳动生产率。
顾名思义，劳动生产率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劳动力，生产出的商品数量，如果设备改进、技术水平提高，一定时间内一定劳动力的产出水平会得到提高，而这能带动经济增长。
数据显示的正是如此。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Coherence Board)的报告也显示，2006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仅增长了1、4％，印度增长6、9％，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强劲，达到了9、5％，增速世界第一。国际劳工组织公布数据称，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3、4％，这一水平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
实际上在国内鲜有关于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研究，而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一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因为劳动生产率与技术进步联系非常紧密。
这两份国内首次以中国智库名义发表的亚洲和非洲战略报告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多方关注。“星岛环球网”评论说，以往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多由中国以外的“智库”公开发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本土‘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政策研究者也有了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相关战略报告是外国智库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作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出台这两份报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与国际智库接轨”方面迈出的一步，“有利于外国了解中国学者的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促进国际沟通和交流”。
并非“政府报告山寨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政府。该院副院长、《亚洲战略报告》项目主任陈东晓告诉本刊记者，一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两大战略任务：“服务于中国大外交、服务于上海大外事”。陈介绍说，每年他们都会按计划把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分析以内部报告的形式反馈送到北京相关政府部门的案头，甚至可以“直达中南海”。
2007年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酝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主为战略报告。
杨洁勉院长说，产生这个想法是源自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2006年中央外事会议上主席强调了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对智库发展的一大鼓舞；其次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输出物质产品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思想性公共产品”；第三就是与国际智库接轨的尝试。
杨和陈两位院长都对本刊记者强调说，两份报告只是本院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来自“政府授意”。“绝非‘政府报告山寨版’、民间版”，陈东晓说，“不过我们对政府政策了解比较多，知道领导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因此是为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应该说，政府部门是在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们表示了支持。”
陈介绍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09年计划继续推出更加切合当下热点的新一轮战略报告，如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演变等报告。他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目标，是成为“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际问题智库”。
为何选择2020年为时间标点
精装成册的《亚洲战略报告》和《中非战略报告》封面分别采用了代表太平洋的深蓝色和象征非洲阳光的金黄色。《亚洲战略报告》指出了“亚洲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等趋势，并具体提出了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各次区域的战略，有中、英、日三种版本。《中非战略报告》则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评价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提出了未来5-10年中非关系中的可能变数与应对策略，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两个报告的字数均为一万字以下，远远短于国际智库动辄几十页的篇幅和国内社科院的学术类报告。陈东晓强调说，这是为了突出“专题性”――“与国内社科院的绿皮书、白皮书不同的是，我们的报告专题性更强，篇幅也相对精悍得多。”
而之所以选择亚洲和非洲作为首次的外交战略关注地，也是有着深意的。
首先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区域化趋势。“过去我们的外交政策强调国别和双边，现在的重点则转向了区域。比如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关系，更是亚洲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关系”，陈东晓说。
选择亚洲和非洲是因为两个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的地区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外交最成功、最活跃的一块，成就很大，但中国政府目前有对非洲政策和拉美政策白皮书，对于中国周边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了这个空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陈说。
“而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这是个将在以后影响全球外交格局的变化，2008年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而我们对于下一步如何推进中非关系做的不多，因此希望这个报告为筹备2009年的埃及会议提供参考”。
两份报告的“时间标点”均是落在2020年前后，这与国际智库通常选择的2030年、2050年也有差异。陈东晓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这体现了中国智库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将2020年作为中国初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间标点。可以预计，到2020年，中国外交政策将趋于成熟，战略取向更加定型。而未来的十一二年将是中国领导集体从第四代向第五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也将是中国在外交上完成一系列战略部署、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选择了2020年。”
首次提出“非西方发展模式”和“建设性说服”
在两份报告、特别是《亚洲战略报告》中还首次提出了一些外交新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
《亚洲战略报告》在总结亚洲发展趋势时指出，“亚洲的‘非西方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但其可持续性仍是最大挑战”，并随后进一步解释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阿联酋和俄罗斯等经济发展或转型主要采取了‘非西方发展模式’并获得初步成功，即发展中或转型国家可以在维持符合其国情的政治体制下发展经济并逐步赶超发达国家”。
陈东晓坦言，“非西方发展模式”提出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模式还不够成熟，但我们课题组专家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亚洲新兴大国已经培养出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这个非西方的途径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提出了这个概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室主任、《亚洲战略报告》课题组成员赵干城对本刊记者进一步解释说，“非西方发展模式”是受到“北京共识”的启发提出来的，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认同的西方发展模式，“我们暂且称之为‘非西方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目前在亚洲主要体现在中国和印度。中国提供了一条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是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史中没有的案例，具有创新意义。而与传统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同，印度则提供了一条跳过工业化时期，直接进入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道路，这也很有特色。”
在对2020年亚洲政策建议时，《亚洲战略报告》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寻求‘建设性说服’的途径，即在尊重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并在获得联合国或其他权威机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斡旋、调解、调停与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