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教学方法；探究
中国的古典诗词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诗歌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提起诗歌必然会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提到词一定会想到宋词，而随着文学发展样式的多样化，诗词也淡化在人们的视野中，很多学生对诗词的了解也大多源自教材，这一种普遍现象而非个人的不自觉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高中语文古今诗词教学。
一、高中语文古今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
1、认知观念的偏差和误区影响到高中语文诗词教学
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古典诗词永远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余光中就曾经这样评价李白：“酒下豪肠，三分啸成剑气，七分酿成月光。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具体到高中教学中出现了师生偏向于古典诗词的教学而不重视现代诗歌教学的现象，无论是教师的个人喜好，还是学生的兴趣爱好，都使高中语文诗词教学存在认知不平衡的现象。
2、高中语文教材选录古诗词和现代诗歌的比例不平衡
这是教材本身的客观原因，在人教版高中语文的教材中仅在第一册选录了现代诗歌，而古诗词却贯穿了整个高中教材。在高考中很多地区的语文试卷中古代诗词较之于现代诗歌而言考到的频率相对较大，古诗词多以赏析为主，其分值相对较大；现代诗歌考试则多以选择题的方式出现，分值相对较低，出现了有的地区甚至不考现代诗歌的现象。这使得高中语文诗词教学被动地朝着考试的方向发展，而不重视诗歌整体鉴赏的现状。
3、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的业务水平和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高中语文古今诗词的教学
首先，一些教师由于学习的方向的原因，对古典诗词的教学比较擅长，而对现代诗歌的知识却不甚了解，对现代诗歌认知的水平有限。很多教师可能在语文教学的其他方面比较感兴趣或是相对擅长，而对于现代诗歌没有兴趣或是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会直接地影响到现代诗歌教学的水平。其次，部分高中语文教师非科班出身的现象，也会影响高中现代诗歌的教学，由于教师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在教学中也没有补充自己的业务知识，造成相关教学水平的缺失，而他们的教学势必会给高中语文的教学活动带来影响。另外，高中语文教师的文学审美能力也会影响到诗词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只注重诗词的内容和形式而不从审美认知的角度开展教学也会影响诗词教学的质量。
二、高中语文古今诗词教学的方法探究
对于高中语文教师来说，无论是古典诗词教学还是现代诗歌教学都应该予以同样的重视，高中阶段的学生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是学习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教师不应该为考试而教学、为教学本身而教学，而应该从专业的角度来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众所周知，诗词是语言高度浓缩的精华所在，无论古今诗词都具备这样的特质，中国古代诗词的含蓄委婉、清新典雅，现代诗歌的无拘无束、自由洒脱都值得肯定和欣赏。高中语文教学中古代诗词是教学的重点之一，教师应该全方位地进行相关讲解，而现代诗歌虽然不是教学的重、难点，但是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了解现代诗歌的基本知识，学习现代诗歌创作的方法。
现代诗歌教学不同于古代诗词的教学。古代诗歌中不乏很多的优秀作品，在古代诗词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从诗歌的韵律、修辞、句子翻译等方面来把握诗歌的学习，通过教师的讲解，让学生深切地领悟诗句意思，进而感受到中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而在现代诗歌教学中教师主要让学生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引导学生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去感知诗歌创作的情感。例如，在学习舒婷的《致橡树》时，应主要从作者的思想情感入手，感受其自由、独立、自信的人格魅力。而纵观古今诗词，意境的营造是建构诗歌创作的活的灵魂，无论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还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无论是戴望舒的《雨巷》还是郑愁予的《错误》，其中所营造出来的意象或是优美或是浪漫，都值得仔细的品读和鉴赏，诗人对意境的向往和营造自古使然，所以在高中古今诗词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诗歌意境的讲解。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古典的诗词还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它们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值得认可的。如果说近体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那么现代诗则是“自由者的歌唱”，诗歌的产生使得文学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和典雅气质。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全面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从古代到现代，从课内到课外，让学生充分了解其中的文化知识，感受不同诗歌语言的独特魅力，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审美认知能力。
参考文献：
[1]苏艳、苏教版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D]、苏州大学，2011、
关键词：古诗词；教学设计模式；教学实践
新课标要求背诵古诗文80篇（段），所选篇目皆为名家名篇，能够代表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理解其思想内容，才能欣赏其艺术价值，感受其无穷魅力，收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因此，笔者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古诗词教学设计模式，体现新课改理念，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注重三维目标的实现。
一、古诗词教学设计模式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利用五步骤进行古诗词教学，形成较固定的教学模式，即查―疑―释―诵―拓。
“查”环节是自主学习的重要部分，课前预习诗歌，查字典扫清字词障碍，结合课文注释了解诗歌作者、写作时代背景，达到知人论世。完全自主完成，可查阅网络、图书、资料等，并在课上积极口头表述展示课前搜集的资料，与学生交流。如教授杜甫诗《春望》时，查作者资料后，知晓杜甫作为“诗圣”，其诗为“诗史”，该诗就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国都沦陷、山河破碎的社会现实。此环节重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口头表达和听写能力。
“疑”是在预习时遇到有疑惑的地方，提出疑问后上课交小组讨论、交流。通过质疑讨论，初步理解诗意。无论单个重点词语，还是句子一直到整篇诗歌理解，都在小组讨论合作中一起探究，老师及时引导点拨，对学生议论进行总结归纳，帮助学生弄懂弄通整篇诗歌。
“释”是在前两个环节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诗歌，通过想象感知诗人的思想感情。先让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反复吟咏，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写作方法，然后让学生各抒己见，老师引导、点拨、总结并解释本诗的思想内涵，教师把握好文章的价值取向，并总结诗歌的写作技巧。此环节重点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审美能力，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得以体现。
“诵”环节是在完全理解诗歌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注意诗歌节奏，大声有感情地朗读，便于体会诗歌丰富的思想感情和诗歌的音乐美、韵律美。通过对名言警句的反复揣摩玩味，对全诗写作技巧和艺术手法进一步深刻理解，训练学生的鉴赏能力。如《望江南》（温庭筠）“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句，“尽”字描绘出空旷凄凉的意境，寓情于景。
“拓”环节就是拓展迁移，开拓学生知识面，由课内所讲诗歌的思想内容、写作方法，拓展到课外，找出与之相同的其他篇目，帮助学生理解，又增强了学生的诗歌积累，提高了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达到触类旁通。例如讲完思乡题材诗《天净沙・秋思》（马致远）后，拓展作业可设计写出思乡诗歌名句警句。
二、古诗词教学需注意的问题
古诗词因时间久远，难以理解，学生会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只会死记硬背一些名言警句，应付考试，不能体现三维目标。解决此问题就要多讲一些古代诗文常识，增加学生和古诗文接触的机会，寓教于乐，引发学生浓厚兴趣，便于克服畏难情绪。
教授古诗词，要以理解为基础，阅读与欣赏相结合，要揣摩感悟作者的情怀，这样自己对作品才会有所感受、领悟和发现。引导学生用古人的习惯和思维去还原诗词的意境，激活学生已有积累，并能醍醐灌顶般顿悟，找到学习古诗词的方法，巩固提高阅读古诗词的能力和鉴赏水平。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 汉魏：宋诗；古雅；议论；融合
湖湘诗派是兴起于近代初期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一大诗歌流派。其代表作家“湘中五子”结“兰林词社”，以《骚》心《选》旨为宗，取法汉魏诗歌形式，抒发心中悲情，在近代诗坛上形成了一股感伤文学思潮。近代宋诗派在精神上则已有宋诗张宋学的倾向，尚理趣，好议论。二派论诗歌主张似乎水火不相容，历来学者亦多指责湖湘诗派复古之论而称道宋诗派诗歌之典雅，但是二派诗人之间却有密切的接触，在创作中也相互影响。从近代早期的曾国藩、郭嵩焘与王闽运到晚期的陈诗与寄禅，都有唱和之诗。二派的相互影响促进了近代诗歌的发展。今举其大者，考述如下：
一、曾国藩与湖湘诗派
在近代诗坛上，曾国藩与崇尚《骚》心《选》旨的湖湘派诗人明显存在着差异。作为湘籍诗人，曾国藩论学尚宋学，论诗宗江西。“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所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尝自谓：“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是当时宋派诗人的领袖。
曾国藩与湖湘诗派诗人虽然取舍不同，但并不排斥湖湘派诗歌。曾国藩诗歌不多，但集中就存有《酬王壬秋徐州见赠之作》，诗中称：“迟君绍微言，毫芒辨素绚。高揭姬、孔情，洪熙消积霰，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诗中对闽运倍加推崇，虽然所看重的是王氏“高揭姬、孔情”，但是“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与湖湘间其他尚宋学与宋诗的文人相比，曾国藩更能容纳异己的思想，曾国藩承桐城之学，诗歌以载道为务，而湖湘诗派竞有“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诗不论理则不近宋诗，诗不载道则不近宋学。“兰林词社”初立，李寿蓉在曾军中称道“湘中五子”，罗泽南不以为然，曾国藩却能容纳。可见两派思想之差异，同时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的复杂性。
曾国藩论诗虽主江西，但对魏晋也有所取，并不排斥《骚》心《选》旨，论五古的境界与江西之好议论与脱胎换骨完全不同：“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余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惜也。”文中所谓“比兴之体”、“盛气喷薄而出”两种境界，与汉魏诗歌尚比兴之风及建安诗歌之慷慨激昂之气很近似，湖湘诗派重比兴之法，诗歌多写悲情，也与此相类。曾国藩主张以汉魏为骨，以六朝为肉。又教子弟读《文选》，以为：“《文选》纵不能全读，其中诗数本则须全卷熟读，不可删减一字。”因此有人以为曾国藩诗歌以《选》体为宗：“曾文正公国藩，诗宗《选》体，长于五言，尝取子建、嗣索、渊明、康乐、明远、元晖六家诗，编为一集，以示学者。后经王鼎丞观察定安增辑，即《三十家诗钞》是也。”此论说明《三十家诗钞》原为魏晋六朝之六家诗，而长于五言诗歌也正是崇古尚雅一路。又选十九家诗歌，也不废魏晋诗歌：“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曾国藩论书也重魏晋：“诸葛武侯王右军两公书翰风神高远，最惬吾意。”则可见曾国藩对魏晋文化的偏好并没有因为雅好宋诗而改变。
湖湘诗派尚雅尚绮，曾氏论诗文亦尚古雅，且要求从字句开始做起：“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可见曾氏论古雅并非一时之兴，而是要求从文章的字句到文气都力求作到古雅；同时论文之法又称：“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曾氏自命为桐城之文的继承者，然此论与桐城“义法”大相径庭。湖湘派的绮丽是绮丽中有自然，绮丽中含灵性，曾氏所称“无法”与此相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思想有倾向魏晋、接近湖湘诗派的一面。由程恩泽、祁寓藻阐扬道学、专尚宋代之诗的倾向，向曾国藩兼取魏晋、张扬个性之诗主张的转变体现了近代社会特定时代背景对宋派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宋诗派也在吸取湖湘诗派的特点而取径有所扩大。
二、“同光体”与湖湘诗派
“清诗至同光而极盛，诗人云起，其确能卓立成家亦多，世称同光体。”同光诗人不满于宗唐诗歌之肤廓，欲以宋诗之质实救之，“盖衍桐城姚氏、湘乡曾氏之诗脉，而不屑寄人篱下，欲以自开宗者也。”随着同光体的兴起，湖湘诗派逐渐衰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云：“湘绮老人，……学赡才高，一时无偶。门生遍湘蜀，而传其诗者甚寡。迄同光体兴，风斯微矣。”“同光体”在当时是作为湖湘诗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陈衍说：“同光作者，苏戡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可见“同光体”与湖湘诗派的观点截然不同。
“同光体”与湖湘诗派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论诗取向的不同，王阊运自称：“凡所著述，未涉唐后。”所尚上自远古歌谣、楚辞以至于三唐；陈衍则自视为“不墨守盛唐者”，但以宋诗为宗却不容否认。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宋诗派多发议论，以文为诗，以“义理”、“考据”入诗，又好用典，多显得峭刻苍老；湖湘诗歌则多用比兴、借鉴汉赋与骈文浑厚回宕的气韵，而在表达上力求自然。马积高论二者的差别：“‘同光体’诗人多由宋之江西派入，虽非不求意境的创造，而刻意在诗的章法和句法的变化上下功夫，务求有惊人之句；王氏(指闿运——笔者注)……刻意在以浑雅自然的语言创造意象，其刻意之处在意象的圆融与气脉的贯注，尽量泯除转折变化的痕迹，无论古体近体，都难有句可摘，而自有其整体之美。”以为二者的差别在于诗歌形式上的峭刻工巧与拙朴自然，“同光体”诗人的特点在“务求有惊人之句”，而湖湘派诗歌“自有其整体之美”，前者工于句法，后者长于气韵。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二派诗歌创作目的不同。尽管“同光体”诗人与湖湘派诗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诗歌是为己而作，但湖湘诗派重视情感，尤其是长于抒发悲情的特点非常明显，是为情感的艺术：而“同光体”诗人则接近于为艺术而艺术。湖湘诗人的个人悲情表现的范围并不限于个人生活，诗人是抒情的主体，所表现则是整个世界，不过被赋予了浓郁的个人色彩而已；“同光体”诗人则不一样：
“‘诗者一人之私言’(郑孝胥语——笔者注)，这正如陈衍所云：‘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此论与湖湘诗派“不关载道”之说相近，但是郑孝胥所谓“诗者一人之私言”把诗歌看成与他人无关之事，陈衍说：“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更是把诗歌看作了诗人的自言自语。陈衍所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于利禄”，其实表达的是“同光体”诗人的共同心声，表明了这派诗人对纯艺术的追求，此论容易脱离现实生活陷入空寂之中。
尽管“同光体”诗人与湖湘派诗人诗歌创作目的不同，但是都有“古雅”的美学特征：“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其它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也。”王国维以为，“古雅”是形式美的表现形式，而且是一种更走向极致的形式美。毫无疑问，此二派在近代诗歌中“古雅”的特征最为突出，尤以追求艺术的“同光体”更为典型，无论是郑孝胥的清苍幽峭还是陈三立的生涩奥衍，都是“古雅”的体现。不仅如此，诗界革命派也仍然具有这一特点。人们指责诗界革命派没有脱离旧诗歌的樊篱时，并没有考虑其在保留“古雅”与追求清新中的两难处境。当然，后来者更难以认识到湖湘诗派在熔铸“古雅”的同时所实现的变革，可以说湖湘诗派的古艳之风中包涵着“古”与“艳”两个方面的内容，“古”以求美，“艳”以生新。相比较而言，“同光体”作家偏重于对“古雅”美的追寻，甚至其诗风之变也更多地是从形式美的角度来考虑。
“同光体”与湖湘派诗歌都有“古雅”的特点，与二派诗人的思想倾向有关。湖湘派诗人与同光体诗人之间有过频繁的交往，陈三立早年即从王闽运游，又与陈锐、寄禅等人唱和，郑孝胥兄弟、沈曾植也与王闿运有过接触。二派都有学魏晋六朝的记载，沈曾植“三关”说就已经上溯到六朝，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也说；“沈乙庵诗深古排戛，不作犹人语。人谓其得力于山谷，不知于楚《骚》、八代，用力尤深也。”郑孝胥也有取于六朝：“苏堪丈问其(林纾——笔者注)为诗祈向所在，答以钱注杜诗、施注苏诗，堪丈以为不能取法乎上，意在六朝也，琴南丈甚病之。”但是二派学六朝差异很大，沈曾植称：“湘绮虽语妙天下，湘中《选》体，镂金错彩，玄理固无人能领会得些子也。”据《梦苕庵诗话》称袁昶、沈曾植诗歌“皆能以汉、魏、晋、宋为根柢，而化以北宋面目”，则精神在汉魏六朝，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以隐者之心、悟者之心为诗，当与湖湘派性情相近，而沈氏自以为沉醉于玄理，则知沈氏非好玄理所指境界，仅好“玄理”本身而已，故沈曾植诗多使事，如真得玄理，则必无心于此。宋诗派多意不在六朝，纵学六朝，也仅多取其苍劲之貌与老成之态，湖湘诗人学六朝则取其情灵摇荡之气韵。湖湘派也有指责“同光体”诗人的：“陈伯严词丑句涩，宋派支流之恶陋者。郑苏戡颇有清思，惜体裁不高，又病松率，若能除去客气，力求真挚，或可与郑子尹齐肩。”嘲此论见于杨钧之《草堂之灵》，以“词丑句涩”说陈三立之生涩奥衍，以“清思”而乏情感论郑孝胥之诗歌，都能切中二人之病。相对于原本经术的前期宋诗派来说，“同光体”偏重于对艺术的追求，被杨钧称为“宋派支流之恶陋者”也在情理之中。虽然宋派中沈曾植谓：“通过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但诗人如本无积极入世之心，解脱也无从说起。所以“同光”诗人虽称解脱，实近于荒寒之路，更注重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如果说嘉道间宋诗派为正宗，到了曾国藩及“同光体”则已为“变雅”之声；湖湘诗派则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近于“变风”之音。林庚白《孑楼诗词话》称：“逊清同光以来诗人，学宋仅得其貌似。”正是对“同光体”堕入荒寒之路的针砭。湖湘诗派则坚守着“缘情”之旨，成为感伤诗歌的倡导者。
同光体诗人显然与湖湘派诗人论诗旨趣大不相同，但是，在好尚古雅与有取于汉魏六朝之诗的倾向上看，二者也有许多相近之处。
三、湖湘派对宋诗的接受
湖湘派诗人反对宋诗与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诗人没有受到宋诗的影响。由于长期的接触，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自己所反对的事物完全有可能。苏轼曾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清代前期毛西河也是如此：“毛大可生平不喜东坡诗，而西河集中如‘三月暮春行海畔，两年寒食渡江东’，‘皓月近云行过疾，空拦压水坐来浮’等句何尝不近苏耶?”可见不喜好并非不为之，受到自己所反对的诗歌主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自己主张的补充与修正。湖湘派诗人正是这样，也受到了自己所反对的宋诗的影响。
在湖湘派诗人中，王闽运一直反对宋学与宋诗，更反对子弟学宋，并及宋人所效法的唐代诗人。王氏对杜甫颇多非议，扬李抑杜，对韩愈、孟郊诗歌更不以为然，以为韩愈诗歌粗劣：“韩愈并推李、杜，而实专于杜，但袭粗迹，故成枯纩。”《日记》中称盂郊为“鄙细人”：“重阅孟郊诗，殊不知其佳处，观其谀颂符郎，亦一鄙细人。”然而王闽运诗歌中“五律、七律间有学杜甫、李颀的痕。”然以为考据有可能妨碍作诗，但是还是为显才华出众，偶有所作，立论也不以考据、议论为非：“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此语发自梁简文，刘彦和。又云不可入议论，则明七子惩韩、苏、黄、陆之敝而有此说，是歧经史文词而裂之也。”虽然不言学宋人诗，但以议论入诗是宋诗的一大特点，清代宋诗派者也好为议论；以考据入诗更有以文为诗之嫌，而王氏不加避忌：考据中必有典故，则又有好用典之陋。如此说来，王氏虽说不学宋派，诗歌中已经有宋诗在了。王闽运的诗歌为求新奇，故发议论，并入经义训诂。也旁资考证，为炫耀其才华，曾以经义入诗，其子王代功记：“不用经典字而能以经义入诗，实古人未辟之境也。”王闿运又曾作过考证诗，《入彭蠡望庐山作》即是：“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窅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扬帆挂浮云，擁揖玩波涛。昔人观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荡开荆、扬，淙淙听来潮。圣游岂能从，阳岛尚嶕蛲。川灵翳桂旗，仙客閟金膏。委怀空明际，傲然歌且谣。”诗人自谓“皋”、“潮”二韵是考据，以为《史记》“九江甚中”之语未解《禹贡》“江、汉朝宗”之义，王闿运自以为此即百川归海之意，故云：“浩荡开荆、扬”，并称：“廿字中考据辩驳，从容有余。若不自注，谁知其迹?”此诗虽与宋派诗仍有差异，但在诗歌中人发议论却为事实。不仅如此，王闿运中年还参加过“展寿苏之集”，晚年还去上海愚园赴“寿苏之会”。可见王闿运诗歌也受到了宋诗派的影响。
邓辅纶之诗歌似乎从不学宋。但老杜为江西派之初祖，邓辅纶雅好杜诗，能写实，工苦吟。人称邓诗“守杜法，语多忧愤沉郁”，王闿运《湘绮楼说诗》言：“邓弥之幼有神慧，而思力沉苦。每吟一句，必绕室百转。诗学杜甫，体则谢颜”，如其《述哀诗》惨痛彻心，铺叙手法似《石壕吏》中之老妇人，梅尧臣诗也善用此法。《三缢哀》又如宋诗般好发议论：“天乎，贪吏安得而雨，嗟我民为岁凶，一独何苦!”可以说，邓辅纶即使不学宋诗，所作也有近宋诗处。“兰林词社五子”中，邓辅纶弟邓绎受宋学影响很深，张之洞也称许其有儒才之风，邓绎论学兼综汉宋，论诗歌之语中不废以文为诗之道即有宋诗派的倾向：“以诗为文者始于《文言》之释《易》，而六朝之骈俪继之。以文为诗者始于屈原之《离骚》，而杜韩之诗歌继之以辞章之变。化随世代，因而古今不能限隔，惟睿智而希圣者能观其通。众人则束缚于绳墨之不暇耳。”持论通达，颇有趋宋之嫌。“五子”中龙汝霖诗歌也不能说与宋派毫无关系，吴敏树在《坚白斋集题辞》中说其五言体“大类、孟韩”，则龙氏诗歌以似韩、孟者为多，诗近宋派的张修府称：“龙诗坚劲处纯似东野”当为不谬，韩、孟诗歌尚奇，也不乏议论，距离宋诗不远。不仅湖湘派代表诗人，其传人也与宋诗派有交往，傅屯艮云：“伯严时贤，吾湘诗人若程子大、陈伯弢皆与相近”，《湘雅摭残》言陈锐曾与陈三立等人唱和，并在创作中“注意吸取宋人的长处。”湖湘诗派对宋诗的接受是近代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该派诗人讳言宋诗，但与宋派作家时有交往。尤其是到了湖湘诗派后期，王闿运与陈三立、沈曾植等交往密切。民国初年，王闽运还参与了有许多宋派诗人出席的上海愚园“寿苏之会”，表现出了接近宋诗的倾向。
在古代诗歌阅读题中，“选择题”是不是最佳选择，这当然可以再讨论，但分析质疑者、反对者的声音却不难发现，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不少教师关于古代诗歌阅读教学的两大认识误区：一是认为诗歌鉴赏就是读懂诗意，二是把诗歌鉴赏等同于个性化欣赏。
事实上，古代诗歌阅读作为高考试题，它不能只有“懂”和“赏”，还应当有体现逻辑思维的“鉴”和“析”。因此，抛开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能否用“选择题”的争议不说，我认为，要真正提高诗歌鉴赏的能力，就应当理性解读考纲中的“鉴赏”要求，抓住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就应当在古代诗歌阅读教学中恰当引入逻辑思维，以切实提升古代诗歌阅读教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一、理性解读考纲，抓住考查核心
1、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要求的解读
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要求，耳熟能详的是这么一段：
鉴赏评价D：（1）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事实上，仅仅拿《考试大纲》中的这一段文字来作为古代诗歌阅读的教学指导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可能带来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要求的误读。因为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考查的内容要求，而关于“鉴赏评价”这一考查能力层级的解读，还应当往前翻到《考试大纲》的第一部分“考核目标与要求”，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表述：
D、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解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三条重要结论：一是“鉴赏评价”是一种阅读能力，其研究的对象是试卷提供的阅读材料；二是“鉴赏评价”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能力要求，而是依存于“识记（A）”“理解（B）”“分析综合（C）”之上，是以上三种能力要求的综合提高和水到渠成的结果；三是“鉴赏评价”是一种统称，它包括理性客观的“鉴别”“析”和“评”，也包括有感性色彩的“赏”和“说”。
因此，在古代诗歌阅读教学中，将“诗歌鉴赏”等同于“读懂诗意”，拉低了“诗歌鉴赏”的能力要求，仅完成了“理解（B）”的阅读任务；而将“诗歌鉴赏”误作“个性化欣赏”则忽略了古代诗歌阅读作为高校选拔性考试试题所应有的“基础性、综合性”要求，是把“诗歌鉴赏”当作自娱自乐的诗歌欣赏，最终可能导致阅读测试中鉴别、分析、评价无法完成任务。
2、对古代诗歌阅读考查核心的理解
根据以上对《考试大纲》有关要求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古代诗歌阅读考查核心的理解与判断，其实应立足于两个层面：一是诗歌的层面，二是阅读考查的层面。
从诗歌的层面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即要求我们要根据古代诗歌的文体特征，如言志抒怀、寓情于象、含蓄隽永等，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应当“考什么”。在这一层面上，“读懂诗意”是考查的核心，考生的任务是调动平时的学习积累，准确理解古代诗歌中的语言、形象和作者的情感、观点等。
从阅读考查的层面去理解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即要求我们根据语文阅读考核目标与要求，对试卷提供的古代诗歌阅读材料进行分解剖析，并在读懂诗意的基础上，指出这一首诗的具体特点。在这一层面上，理性的“分析”和“鉴别”是古代诗歌读的考查核心。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只是试题材料，“鉴赏”才是关系考生得分的能力要求，孰主孰次一目了然。更何况，“读懂诗意”对应的是“理解（B）”这一能力层级，是“分析”“鉴别”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要想抓住古代诗歌阅读的考查核心，关键还是对古代诗歌的理性的“分析”和“鉴别”。
二、运用理性思维，提升古诗教学效率
作为文学类文本的古代诗歌，是否适用“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阅读古代诗歌会不会肢解诗歌、破坏美感？这是许多教师的担忧和拒绝理性思维的理由。事实上，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理性思维从来不是“美感”的敌人。
1、正确认识古代诗歌与理性思维的关联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文学作品的古代诗歌固然具有感情充沛、想象丰富、富有形象性的鲜明特点，是诗人对生活的艺术而又感性的认识，但这不等于古代诗歌创作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思维。事实上，感性认识相对于理性思维而言，往往是断续的、跳跃的、模糊的，具备一定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诗歌创作的过程如果少了理性思维的参与，诗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可能是混乱无序的，不要说给读者带来“美感”，连读懂都会有困难。概而言之，诗歌创作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是一个多维的开放的心理流程。在这个流程中，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其实是相互交错、相互征服、相互表现的。
其次，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读者对于一首古代诗歌的欣赏，不可能仅仅依靠以感觉和表象为主要特征的感性认识。因为读者在感受诗歌形象之初，所获得的只是个别的、具体的表象，依靠这些表象，读者并不足以理解一首诗的全意，也不可能有“喜爱”的判断。只有当读者透过形象，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的方法全面理解诗歌时，诗歌所要展现的思想内容、诗人所要传达的复杂情愫，才有可能进入读者的脑海，进而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产生审美体验。
因此，无论从诗歌创作还是从诗歌欣赏的角度看，古代诗歌都应当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体。鉴赏古代诗歌时，理性思维的参与不但不会破坏美感，而且有益于审美的实现。
2、理性思维在诗歌鉴赏中的应用
（1）结合推理论证，辅助读懂诗意
由于考生对古代诗歌形象的知识储备往往不是那么丰富，也由于古代诗歌形象往往具有内容的多义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因此，如果仅仅抓住诗歌的形象来解读诗意，就容易出现诗歌形象的误读，进而使诗意理解出现偏差，甚至南辕北辙。这时，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讲一点逻辑知识，引导学生从推理论证的角度来认识古代诗歌的内容结构，对于考生正确解读诗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古代诗歌中符合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证结构的篇章并不在少数。元代范德玑在《诗格》中提出的诗歌创作讲求“起承转合”的说法恰恰可以成为古代诗歌在内容上富有逻辑性的一个明证。运用推理论证的有关知识来辅助解读诗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诗歌形象多义性、多样性的困扰，可以帮助考生理清一首诗的内容思路，从而更准确地读懂诗意。
（2）借助概念比较，突破审题关口
为了适当降低阅读难度，古代诗歌阅读的命题设问往往比较具体，切入口较小，因此题目中起限制作用的关键性概念往往比较多。考生审读题目时，常常会忽略这些关键性概念而审错题意。那么，如何纠正考生的审题偏差呢？一味强调“认真”显然于事无补，而让考生习惯于圈画出题目中的重要概念，并借助类似概念的比较来确定答题重点，不失为一种值得一试的好办法。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例1】诗的前四句描写了什么样的景象？这样写有什么用意？（6分）（2016年全国课标Ⅰ卷第8题）
在这一题目中，对于答题起到限制、提示作用的重要概念有“前四句”“景象”“用意”“什么样”“什么”等。孤立地看，有时候我们很难认识到它们的限制、提示作用，但如果在审题时引入一些类似概念来比较，问题可能一下子就清晰多了：“前四句”不是“全诗”，它限制了答题的对象范围，概括内容时要注意不能超出前四句的范围；“景象”不是“意象”，它要求答案应是一个综合叙述的意境特点，而不是罗列意象；“用意”不是“意思”，它要求不但要答出前四句的内容，而且要分析前四句内容对于全诗主旨、诗人情感的作用；“什么样”“什么”不是“哪些”，这说明答案要点相对唯一，答题的重点不是要点的简单罗列，而是答题点的内容逻辑。
（3）学会分析综合，提升答案逻辑性
“分析综合”指的是分解剖析和归纳整合。在古代诗歌阅读题的答案组织中，强调“分析”可以使答案结合具体的诗歌内容，避免套话、空话答题，也可以使答案本身更有逻辑性，更照应题目设问；强调“综合”，则可以使答案更有概括性，表达更加简洁有力。为了让考生的答案组织显现出应有的逻辑性，我们一方面要拿高考真题的权威答案给学生作示例，另一方面也可以要求考生每次组织答案时，都参照因果推理的思维模式去检查，看看答案组织是否能自圆其说，形成一个闭合的逻辑链条。下面我们剖析一道高考真题的参考答案。
【例2】与《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相比，本诗描写塞外景物的角度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6分）（2015年全国课标Ⅰ卷第8题）
参考答案：本诗描写的边塞风光并非作者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想象。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尚处于前往边塞的途中；开头“闻说”二字也表明后面的描写是凭听闻所得。
在这一参考答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答案组织呈现鲜明的总分结构：“并非作者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想象”属于扣题的总说，而且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从标题……”“开头……”则是对总说的具体分析说明，它们紧紧扣住了“非作者亲眼所见”“出于想象”，体现出极强的因果呼应性，与总说形成了闭合的逻辑链条，而且它们的语言既紧密结合了诗歌的具体内容，也有较强的综合性。
以这样的参考答案为标尺去衡量考生的答案，用这样的分析去指导考生的答案组织，考生的答案将会变得更有条理，更有逻辑，其得分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P键词：古风歌；古典意象；传承
古风歌作为现代音乐，实现了诗的韵味和音乐的结合，这其中就体现了现代人的文化心理追求。古风歌对古典意象的传承，不仅易于听众接受，同时又增添了现代古风歌的文化内涵。
一、形式借鉴
意象在诗或歌曲中不是孤立存在的，都组合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中，彼此关联而相互阐释。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首诗，“枯藤”“老树”“昏鸦”等都是单个的意象，独立存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经诗人巧妙的组合，这些单独存在的意象交织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营造了凄凉的氛围，使人感受到诗人孤独漂泊的心境。
（一）中心型意象
“中心型意象”，某个或某些意象在全诗中处于中心地位，支配全诗其它意象。如古风歌曲《白衣》歌词中的中心意象是“白衣”白衣就是词人柳永自己，围绕白衣的是“烟花巷”“花墙”“女子”“琵琶”“风”等意象，其中“白衣”“烟花巷”等可以从柳永的词《鹤冲天》中分析总结出来，而其他意象则是作者围绕“白衣”想象出来，形成了群星拱月的组合方式。
（二）对比型意象
意象在诗词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这一特点就是通过两个相互对照或对立的意象在诗文中同时出现。这类意象空间排列方式经常运用在今昔对比的怀古诗中，古风歌中也有这样通过展现外界环境的前后对比或者是情感积极的意象和情感偏抑郁的意象的对比，来展现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思想情感变化。《佳人如梦―HITA》中“檐角”“玉铃”“春风”“杨”“柳”等美好意象和“落雨”“残荷”等凄惨意象今昔对比，诉说主人公对曾经美好岁月的追忆。这种形式的意象排列在古诗词中也十分常见，如：《采薇》 “杨”“柳”与“雪”的对比。
（三）关联型意象
“关联型意象”既没有比较突出的中心意象，也没有相互对比关系的对比意象，多个意象相互关联。《金缕衣―董贞》这首古风歌中的“伊人”“金步摇”“蒿”“杏”“柴扉”“酒”“月”等意象就是并列的关系，没有主次轻重，也没有相互对比衬托。
“羞闻夜深海棠花娇”中的海棠意象的运用，明显来自于苏轼《海棠》，在歌曲中海棠花代表着青春的美好，而诗人苏轼表达的却是海棠花的孤寂无人赏。这首古风歌的作者使用意象并没有拘泥于原诗，而是借用海棠的意象，表达对时光易逝，青春不复的伤感，有着自己独特深刻的情感体验。
二、内容传承
在古风歌意象内涵传承研究上从“互文本性”这一概念入手。
（一）词语互文
首先，部分意象词语的借鉴。在古风歌曲《白衣》中的“白衣”意象词语就是借鉴柳永的词《鹤冲天》中的“白衣”，《金缕衣》继承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金步摇”意象。这些部分意象词语借鉴使用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者试图通过借鉴这些古典意象，在歌词中营造出符合作者情感表达的氛围。
其次，意象词语整体继承古典诗词。整体意象词语继承主要出现在对原诗词直接编曲的古风歌中如：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配乐后引用原诗原意，直接对诗词进行编曲演唱，意象内涵仍旧是苏轼在词中所赋予的，唯一不同的是由意象而产生的心境。
（二）情感互文
意象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古风歌《琴师》中的“琴师”是我国古代的一位神话人物“太子长琴”，出自《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的乐神。作者表面上是写“琴师”的“悲欢”，其实是借“琴师”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琴师”代表着“太子长琴”同时又代表着作者自己，具有两层内涵。还有一种创新形式是随“意象”运用场景的不同而变换情感内涵如《佳人如梦》中的“杨”“柳”和《采薇》中的 “杨”“柳”意象，《佳人如梦》中的“杨”“柳”运用在相爱男女爱情思念的场景上，而《采薇》是运用在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的场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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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文论；人物形象；缺位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亚伯拉姆斯在他的重要文艺论著《镜与灯》中认为艺术创作涉及四个要素：作品、作者、宇宙（或自然）和读者，我们现在研究文学作品，首先提到的是人物形象。而我国古代的诗文理论，讨论作品艺术性时，长期以来注重语言之美和前景交融等方面，忽视人物形象描写，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人物形象的缺位才得以改善。①这一现象可说是我国古代前期文论的一个特点，本文试从中国传统哲学观、文学观、史学观三方面来探讨这一现象。
一、中国传统哲学观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着该民族哲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是文学的哲学化（如《诗三百》被列入 “五经”），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如《庄子》被视为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为传记文学）。一般而言，哲学的表达方式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是叙述的，描写的，甚至是抒情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后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冯友兰道：“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②这就使得文字简洁而内涵深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人格精神，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塑造出“内圣外王”的人格范型，它要求爱智（哲学）者“不但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它”。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侧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内质、思维特征、表达方式来评说研究对象，来构建文艺理论，使得古文论一开始便具有感悟、空灵、自然、随意，以及个性化、人格化、诗意化、审美化等特征。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以及《诗三百》部分文论思想的诗句，为后来中国文论奠定诗性精神基调。《文心雕龙》虽具备“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但仍然具有“骈文”的形式魅力和诗意化的语言。《诗品》以“直寻”和“骋情”的言说风格，“意象点评”的言说方法，开中国文论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二十四诗品》一首四言诗描述一种文学风格，一品即为一组意象或一种诗性境界。《人间词话》以词作释词境，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为“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化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明晰性等特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
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使我国古代诗文理论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说的“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深刻地把这种观念形态表现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 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 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 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 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 句有定字， 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 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 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
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三、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
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 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 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 文史不分”的传统。“ 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 文”，而“ 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 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 太史公曰”， 《汉书》有《艺文志》， 《后汉书》有《文苑传》， 《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 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 “ 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 文”（ 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 理论）与文学（ 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
“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注解：
①本文所谈及的古代文论严格来说指中古时期——从汉魏到唐五代。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③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0、141页。
④[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叙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⑤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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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语文 课堂教学 古典诗歌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4、044
对高中生古典诗歌的教学，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高中生在经过了多年的基础诗歌的背诵和学习，对诗歌的学习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固定思维和学习习惯，因此，为了深入拓展高中语文的古典诗歌教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们加大对古典诗歌学习的重视。除了要求学生们完成必要的诗歌背诵和默写之外，重点培养学生对古典诗歌的分析鉴赏能力，尤其是引导他们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了解整首诗歌创作的背景和文人心态，实现对诗歌的全面了解，将对诗歌学习的技术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继而拓展学生们古典诗歌的艺术视野，丰富语文基础知识储备。笔者认为，对高中生古典诗歌的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实施。
一、古典诗歌的字词教学
高中生对古典诗歌的学习，首先是要弄清古典诗歌中相关字词的意义和语法用法，继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对诗歌句子意义的理解。一般情况下，高中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和掌握到常见实词和虚词的用法和意义，这对他们今后独立完成古典诗歌的阅读和鉴赏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针对学生们的字词教学，可以从字词的类别来进行。高中生所学习的古典诗歌主要分律诗和歌行体，对诗歌中各句的结构划分应该有一定的语言辨别能力，继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对个别字词的意义和用法辨析。例如，高中语文教师在教授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要引导学生们对诗歌中的七言歌行进行语法和语义的划分，这种划分基本上就可以帮助学生在语义的基础上实现对部分实词虚词的理解，继而为接下来的翻译和鉴赏诗歌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高中语文教师还可以从字词的对仗技巧的角度教授学生们学习古典诗歌字词理解的互文。中国古典诗歌往往会追求对偶的特点，因此，在分析和解读古典诗歌时，语文教师不仅仅要引导学生们掌握基本的字词分析方法，还可以利用诗歌中的前后文实现对相关字词的巧妙解读。这种教学方法既是字词解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古典诗歌的学习过程中，在提高古典诗歌教学效果的同时，进一步让学生感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强大魅力和技巧性。
二、古典诗歌的翻译教学
高中语文教师在完成了基础的古典诗歌字词教学之后，还需要引导学生们完成对古典诗歌的翻译。一般情况下，古典诗歌的整篇意义是可以为读者读懂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将古典文言语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翻译技巧，力争做到信达雅的翻译效果。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们针对所翻译的诗歌中的句子，进行重点标记，遇到模棱两可的句子翻译时，应该回归到全文或段落中进行反复对比和思考，继而得出最合适的翻译效果，这就是古典诗歌翻译中的精准，也就是信的体现。这是诗歌翻译的基础，也是诗歌翻译的重中之重。学生们只有做到了正确的诗歌翻译，才能在接下来的诗歌翻译中保证信达雅的艺术层面的标准。
其次，高中语文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合理编织现代白话语言完成古典诗歌和诗文的翻译，在保证语言通顺的同时，尽量体现语言组织的逻辑和优美。优秀的诗歌翻译，往往能够进一步升华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同时也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古文和现代文之间的相通性。例如，高中语文教师在教授学生杜甫的《登高》这首诗时，不仅仅要求学生明确诗歌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的准确翻译，同时还需要深入了解作者创作的心态，以第一人称的翻译视角感受作者的语言写作的张力，继而在现代文的翻译中加以体现。学生们在这种翻译教学中既可以巩固所学的字词类知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诗歌写作翻译的技巧和能力，从而提高学生鉴赏语文古典诗歌的能力。
三、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教学
相较于初中阶段古典诗歌基础知识和技巧的教学，高中阶段的古典诗歌教学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教师锻炼学生对诗歌艺术的鉴赏和分析能力，这是对传统诗歌教学内容的升华，也是现代教育模式下诗歌教学手段更新的体现。学生们在这样的教学训练中，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古典诗歌的深入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诗歌欣赏能力，提高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对诗歌中作者的写作技巧和艺术特征的分析，学习和了解古代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感受中国古典诗歌严谨性的同时，体会他们语言的表现力。尤其是针对部分诗歌中作者的炼字和炼句的艺术技巧，思考作者选取该类字词的原因和意义，继而从语义和语法的层面探究和鉴赏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例如，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们进行诗歌艺术鉴赏时，可以鼓励学生们从诗歌的体裁、语言表达、形式技巧等层面进行分析，锻炼和提高学生独立鉴赏和思考的能力。
一、古代诗歌的特点
古代诗歌从产生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创作方式，如诗、词、曲等形式，不同的形式表现的内容和效果也不尽相同，且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并流传下去。根据载体和时代的不同，古代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唐代之前的古诗、楚辞、汉乐府诗等都属于古体诗，而唐代之后的诗词、元曲等都属于近体诗，古体诗大多只求形式的押韵，对内容语句的阴平阳仄、语言的基调和韵律空间都没有严格的限制，如三国时期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作品都堪称经典。后来的近体诗是在隋唐时期产生，当时一些著名的文人不断研究整理出了格律体诗，其中，四句的为绝句，对诗歌的韵律和平仄控制要求十分严格，八句的为律师，在韵律上也是要求对仗和平整，不能出现突兀性的结构或语句，超过八句的则为排律或是长律，在艺术加工方面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纵观我国最早的文学艺术，古代诗歌大体有以下几种特点：
(一)语言含蓄
通过诗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赋予感情的表达，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或景色的引用起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则是采用少量简略的语言描述，为读者留下一定的悬念，但读者又可通过钻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达的思维和情感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诗歌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却又不失节奏的强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都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的生活状态，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过意境的构建来渲染气氛，将所要表达的典型形象赋予艺术性和代表性的涵义，深刻具体，比如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通过自我的形象塑造将自身的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心尽情显露，也让后人对他的报国壮志所折服。
(三)增强语言效果
在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诗人都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唯美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内容主题，通过语言效果的增强，让意境变得形神兼备、五彩缤纷，在一些诗歌中，恰当的语言表现会让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二、现代文学的创新
与古代诗歌相对应的是现代文学，大致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产生，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得到广泛的推崇。虽然在形式上，现代文学在很多角度都延续了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和类型结构，然而纠其本体来看，现代文学与古代诗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现代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如小说、新诗杂文、散文诗歌，新的文学题材不断产生，并加强了抒情、议论、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的完善，在叙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种多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通讯工具迅速产生，使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我国的现代文学正在以一定的发展速度向世界范围内融合，通过体现现代思想的白话文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带动和支持，现代文学正在积极地走出去，向更广阔的舞台发展。纵观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其风格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国外的先进文化传播，如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也都为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经验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学作品已经从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内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标和价值取向上都让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发表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我国的现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三、古代诗歌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
(一)古诗的思想发祥性代表
古诗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无论人们追求的或憎恶的是什么，总是可以通过某篇章或某一类型的诗歌得到恰当的体现，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结，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共 305 篇，在诗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记录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人的审美欣赏，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语句，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所处社会的和平与美好。而《离骚》诗中却形象阐释了作者对小人的厌恶，对社会恶劣环境的不满，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时会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当时杜甫已经处于晚年，报国无门的那种悲凉的心境通过诗中进行流露彰显，表现除了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通过他的诗，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深思，吸引人们探究杜甫的生活现状，也进一步现实出了古诗的思想发祥性，这一点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作用，当前有大量的人都将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诗人作为论点进行分析，融入现代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让人们领悟到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发祥地。现代文学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从古代诗歌中的诗境和思想中吸收进来的，由于古代诗歌层次鲜明、内容大方，且作者在写作时大多善于结合自身的处境和经历，能将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让现代学者不断领悟不断当时的思想和文化发源，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写作方法的运用
在古代诗歌的写作中，十分注重虚实结合，无论是对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画还是对情感的表达，都是本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原则，给人以无限遐想，且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如拟人、排比、形象比较等，有时还会采用留白的方式让读者自行理解，这些写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现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古代诗人注重寓情于景，经常是在欣赏到优美的景象或饮酒之后有感而发，如诗仙李白，他一生创作 990 多首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自由奔放，不受诗歌格律形式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内心，灵活采用乐府诗和古风体的形式创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熟知的《将进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过诗歌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懑不平，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一顾和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显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人间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发挥并淋漓尽致地运用到了诗歌中，形象鲜明，引人深思。
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大量的诗歌创作者都注重写作方法的运用，不同的诗人有着自身独特的写作特点，但是大体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等，为诗句本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达，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中，让大自然为之敞开怀抱。古代诗歌大多强调对仗工整，而现代诗歌也是在这一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线索并立，让议论文的写作更加注重起承转合，通过古代诗歌想象力的指导为现代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韵味，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三)主题思想上的应用
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是来源于个人的思想主体，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文学，在创作上都是为了体现一定的主题、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古代诗歌当中，诗人大多善于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问题所在，通过诗歌主题展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现实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对英雄事迹的歌颂之情等，通过这些主题思想，读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写作目的，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诗歌或作品?他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主题?通过作品可以显示出作者对生活怎样的期待等等，这也是古代诗歌对现代文学的应用方式之一，现如今，众多散文家家、小说家、畅销书作家络绎不绝，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余光中、莫言等，都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鲁迅、闻一多这类爱国主义作家来说，他们的主题思想很多时候就来源于杜甫、陆游、屈原等爱国诗人的灵感和创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学家笔下的传统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鉴了陶渊明、欧阳修等人的主题形式。以现代诗歌为例，虽然在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相比古代诗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是对作者真情实感的形象刻画，显示出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通过现实主义的内容主体显示出了劳苦百姓生活的贫困，以及对统治者滥征苛捐杂税的不满，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是十分显著的，鲁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语言风格，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文学代表。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