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以现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其中所收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从广义的文学概念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篇目或许称为“现代文”更适合）共计130余篇。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两个取向来看，中学语文教材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汰体现出以下几个问题。从作品文体类别的角度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作品多为散文类和诗歌类。其中，散文类作品共占总数的80%以上，小说和诗歌类作品各约占总数的10%，戏剧类作品不足1%。其中所选的现代小说除了鲁迅《社戏》、《故乡》以及沈从文《边城》等经典作品之外，寥寥无几。这种文体比重倾斜的状况或与教材的容量和小说及戏剧文体的长度有关。从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分布来看，在这些篇目中，多数为生活类、人情类、家庭伦理类、思想品德类以及科普知识类的题材，而政治思想教育、革命史教育之类的题材所占比重和以往教材相比在逐渐减少。
诸如朱自清《背影》、张晓风《敬畏生命》、周立明《动物游戏之谜》、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钱钟书《谈中国诗》等篇目都体现出这一题材和主题取向。另外，经过本文粗略的考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随着年级的晋升，现代文所占比重稍有下降减少，而文言文所占比重则稍有上升。在现代文中，所选作品更倾向于经典作品。以高中语文第三、四、五册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像鲁迅《拿来主义》、曹禺《雷雨》、巴金《小狗包弟》等作品都体现出某种潜在的意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学语文教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分布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教育思路。通过对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现代文的文体类别、题材分布及数量的变化的考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学语文教育一些潜在的导向、思想和意识驱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中学语文教材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这些质性（qualities）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教育导向的改变。当今中学语文教育逐渐转向以人文教育和人格教育为主导的方向，正逐渐淡化以往中学语文鲜明而浓厚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生活教育成为中学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现代文学篇目的选择可以看出来。尽管其中还是选择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政治内容的作品，如《人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作品，但这些作品主要并不是用来表现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的，而是更多地用来体现特殊文体的基本特征。
（2）中学语文教材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更注重其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3）对现代文的选择更趋多元化，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而是根据中学教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选择。从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随着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知识的进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现当代文学这一范围来看，可以看到本学科学术研究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投射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缓慢的，而且是不明显的。
2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现状和问题
应该说，中学语文教材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更新的启发。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就体现在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也就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所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人文启蒙、审美现代性上。这一点和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在中学语文教育界，也逐渐受到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语文教材的修订也体现出这一点。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更体现出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往那些具有鲜明政治教化和思想教育的文本开始淡出中学语文教材，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体现和包容人文素养、审美、知识和情趣的作品。但在这一趋势中，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释遵循的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映论。
其基本教学思路是：首先是介绍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介绍，再是作品的意义分析。这就形成了“时代———作家思想———作品意义”的思维逻辑和阐释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解释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但又会遮蔽作品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学文学教育中占据着长期而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形成相对稳定范式的条件下，中学文学教育也受到潜在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关系更深层地源于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在这一宏大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环境下，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教学模式。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又如何对中学文学教育进一步产生影响呢？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又如何将新的信息反馈于文学研究呢？这是本文要继续追问的问题。
3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与中学文学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 现当代文学 现状 发展方向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学在历史岁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学也进行着自身的改变和进步，在接近七十年的发展、努力和探究之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伴随着越来越多人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得以更加细致和全方位的展现，相对应的是不断提升的学科地位。但是面临着现代化社会信息爆炸的现状，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略，使得现当代文学偏离了其原来的发展路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渐渐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生存起到了严重的阻碍。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和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结合，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学指的是从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文学，当代文学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时间点，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产生，而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历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指的是文学革命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是该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鲁迅。第二个十年是革命文学的十年，指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巴金、曹禺和老舍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左翼作家，而伴随着矛盾的作品《子夜》的发表，文学的形式也进行了创新。第三个十年指的是抗战时期，指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鲜明的时代特点被注入了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将社会背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反映出来，在这其中，国统区最为优秀的作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而解放区最为优秀的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
（一） 、商业化的文学创作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侵蚀了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巨大变化，朝着文学功利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成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了名利的附属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刺激下，“纯文学”逐渐消失，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网络等传媒方式大肆发展，导致严肃文学对文学地位受到“俗文学”的挑战。文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启蒙、审美甚至教化功能，被逐渐放大的仅仅是文学的娱乐功能，抑制了文学作品中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肃文学逐渐的被边缘化，仅仅被一部分的精英分子所接纳。伴随着文学的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到了市场和名利的竞争当中，他们希望各种奖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而获得，想让自己在文学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加希望市场被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主导，并且从中赚取大量的财富，文学创作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庸俗化、名利化和市场化占据了文学创作过程，扭曲了原本正常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缺少自我审视精神
对于“自我”的认真反思和审视，是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指的是“自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应该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阶段，自我的反思和审视被我们忽略甚至放弃，文学的发展自由散漫。因此，当代人深刻的心理，没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缺少自我审视精神是文学极端化的表现。
（三）缺乏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人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可知，人们的生活被都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填满，社会发展阶段非常迅猛且日新月异，在这个阶段，发展较快的是纯文学和先锋文学，并且成为目前文学领域方面研究方向和热点。举例来说，底层写作、革命小说和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在时展特征的影响之下，深刻的变化也在文学研究方面发生，造成了研究领域和形式的便捷化，导致功利性占据了文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前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我国大多数学者都在积极努力的对现当代文学发展进行研究，这种现当代文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虽然将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人们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角度得到了增强，但完全没有体现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并且将现当代文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缩减，造成了降低研究深度的后果，在大家忽略了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之下，文学创新研究更是迟缓，学术研究的负担过重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方向
（一）民族化的文学模式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回归传统，就必须要发展民族化的文学模式，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相符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民族文化还没有被一些当代文学作者忽略。举例来说，现当代文学当中，部分作者创作的白话诗歌，它们的来源多是描述民间的真实生活，或者是一些关于民间生活的歌谣，将民间的这一生活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表现出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族化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现当代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的心理，也在民族文化的描写和中华民间产物的汲取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积极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必不可少，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也要在创作过程当中得以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基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次发展才会得到保障和促进。
（二）世界化的文学模式
将创作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作为出发点，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西方化”的观点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进行剔除，文学发展的模式要走向世界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文化承载体，文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它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人类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进行反映，而不是将人的价值观进行否定或者是从中获利。文学没有国家的界限，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所以，在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种世界性的交流模式亟须被建立，只有这样，每个国家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能够得以保持，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才会更好的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要明辨是非，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扬长处避免缺点，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将创作动力基于西方文化，也不是固执地发展传统文化，而是要将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创新动力的新文学精神进行建立，积极健康的文学精神是具有创新性的，看待世界文学要用整体的眼光，才会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三）人性化的文学模式
通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发展史可以得知，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挖掘人性本质特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式，也会树立起一些人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忽视重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将经典进行重读，才能将新文化达到更好的衔接，才能更好地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第二，要持续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氛围，在扩大的过程当中，还要持续的深入研究传统的古诗词和戏曲，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行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与此同时，还要重视社会变革或转型期的市民文学，将它的文学特性和社会效应进行认真分析，使得文学发展的平衡可以得到保持。第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少的是感动人心的语言，面对这种现状，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意识进行禁锢，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将生命的意义进行寻找，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社会发展过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重绘或记录。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关键词：确证性语境;互为文本;可分析性;逻辑性
中图分类号：H151 文献标识码：A
一、“确证性语境”的界定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中国的“发现性语境”时期（1977――1989），从1989年至当下，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二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构建中国当代文化语境整体框架的第二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处在一种“确证性语境”状态。所谓“发现性语境”和“确证性语境”都是借用了西方语用哲学的专有术语。“发现性语境”是一种“非逻辑的和不可分析的（语境）”;“确证性语境”是指一种“逻辑的和可分析的（语境）”。这是相对应的一对语境概念。“在确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可转换的、可相容的、可统一的。”①1989年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已经渐渐地排除了早期的盲目与狂热，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对理性的态度。经过十多年的交流以及对文化语境的共同构建，中国当代文化语境进入了一种反思的阶段，并由“发现性语境”向“确证性语境”转变，中西方文化不再只是“被解构同解构”的关系，而是逐渐走向了“互为文本”（intertextualité）。
“确证性语境”的界定，第一是反思性。“反思”本身包含着对于一些共存的“相对的、极端的”认知的匡正。“发现性语境”下的反思首先是关于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使“多元的西方文化观念”呈现出了“可分析性”，尤其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潮的文化观念更加明晰化，使人们对于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存在，有了新的认识。对“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关系”的不同看法，体现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文化观念：“现代主义是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起来，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把二者作为对立面进行解构……现代主义只强调精英，后现代则无精英，它的多元是平面的多元，而没有深度的共存的多元。”②艺术家和批评家作为传播者和实践者，在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反思中，逐渐呈现出了对两种文化思潮的理性认识。如在当时盛极一时作为“精英文学”而出现的朦胧诗之后，出现了一批语言直白、描写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细碎事件的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等“大众文学”。文化界的大众和精英并立、多元共存时，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对“多元西方文化”做出了可分析性解读的一个表征。其次，关于“中西方文化认同”的反思。“文化认同”的反思使中西方文化关系进入“逻辑性”认知。“文化认同”提出了一个本位的文化立场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发现性语境”时期，曾经出现过“一切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的状况，“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③ “中西方文化关系”，在“发现性语境”时期曾经处于“被解构与解构”的关系，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很多艺术家在艺术实践方面，趋向于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并在艺术实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消解。一些作家对西方的模拟和依附则更为普遍，从而“在世界观，道德观，和文学观上没有多少自己的看法。”①19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批评家和艺术家开始这方面的反思，并提出了“传统与当代艺术相遇”的策略。并指出了“针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认为“传统与当代相遇”是寻求“中国文化语境和文化精神内核中对当代艺术本质的需要”，文化语境的建构，需要一个本位的文化认同，应该立足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改造它、更新它、完善它、不可能完全真正做到割舍它、抛弃它”。②文化认同问题的提出，也显示“确证性语境”的对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逻辑性认知。
“确证性语境”的界定，第二是历史性。首先，“中国民族文化话语”的建构。这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对“西方文化观念”的分析性认知。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思维开始解冻，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渗透。后现代就是强调“艺术和政治的结合”，③面对西方文化的“殖民输出”，并企图通过文学艺术的形态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灌输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从而构建起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话语。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与文化传统相衔接，要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并“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对传统文化作新的阐释，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④而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国学热”以及文化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大量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元素，就表明了在“确证性语境”有意识地“中国民族文化话语”建构。其次，实践者的“传统文化精神”回归。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逻辑认知。在“发现性语境”时期，西方现代艺术的主力传播者和实践者大多为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一代，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严重地破坏，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代人的传统文化精神过于单薄，以至于在他们接受西方文化时，文化认同很容易脱离“传统文化”，而靠近西方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标准”。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批人对“西方文化”的靠近，对西方胃口的迎合，并且在国际屡获大奖得到西方的认可，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反思，有些学者明确指出：“这些海外新艺术活动大多数是由西方策展人在西方艺术机构的支持下按照西方人的眼光做给西方人看的”。⑤ “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要被屏蔽在世界文化话语之外么？”很多批评家开始反思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精神的问题，认为：“每个中国艺术家都在具体的文化背景里创造，他不能为了获得某个西方国家的文化针对性而丧失了通过切身感受去追求深层的文化针对性的机会。”⑥于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被重新推向了前台。在当时多元的文化思潮混杂的状态下，文学作品中的“寻根热”，则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种具体表现。有学者指出：在当时，“中国古代文化、民族传统、以及过去那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西方文化资源也被解放了，这样就兴起了文化寻根热。” ⑦传统文化精神作为承载文艺创作的文化背景而回归。文艺作品中开始出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表现，如徐悲鸿的油画《愚公移山》，陈丹青的油画《书本系列》。
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二时期中，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对“多元的西方文化”进行可分析性梳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开始逻辑性认知，于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进入一种“互文”的对话状态。并且，随着对西方文化观念认知加深的同时，在文艺创作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发生了融合。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赋予了“当代性”，在文艺作品的实践中，凸现了更多的“意义性”体现了中国自己的时代和文化思潮以及处理事务的观点，使中国当代文化语境进入一种“确证性语境”。
二、“确证性语境”之可分析性特质
“确证性语境”的第一个特质是对“西方文化” 的“可分析性”认知。这是“确证性语境”中“文化反思”的体现。第一，“可分析性”认知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分析性梳理。“发现性语境”时期，由于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认知视点主要集中在“现代性”上，致使“西方文化”的“所指”被片面化，在一定程度上只作为“现代主义”的代名词而存在，“能指”并没有完全释放，而出现了“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文化组成，没有被分析性认知的状况。九十年代以来，文艺界工作者们开始对这种现状进行反思，并对西方的文化观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探索。并且，通过这些研究，将“多元的西方文化”中相似的，以及相反的文化观念作出了有效匡正，对现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作出了重新的解读和评判。以“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为例：很多批评家指出“在中国，西方意义的‘现代’、‘后现代’可能是错位的。”①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在西方学术界的趋于结束，这一文化现象和文学艺术思潮越发引起了中国学者和作家批评家的关注。”②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形态以及有影响力的会展，会议为基础，学术界曾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形态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如1989年《美术》杂志刊登的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如《中国现代艺术展侧记》、《现代主义的困境与我们的选择》等，2002年《美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笔谈讨论。主要是针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先锋性、极端性、拼贴性”进行文化观念的梳理。而将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在文化观念上的彻底地理清。反映在文学上出现了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新解读，一度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代表的先锋小说，实际在某些程度同新写实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共同的一个特征――人物的‘符号化’或‘物化’……人物降格为‘物件’，被逐出小说文本的中心，小说文本真正成为‘不以人为中心的领地’。” ③从而为“先锋小说”正名，此非“现代主义”，而是“后现代主义”。并且，西方其他的文化思潮、文化观念也在专业的西方文学、艺术的书籍中得到了有效的分析和阐释。对“多元西方文化观念”的逻辑性认知，在“确证性语境”时期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可分析性”体现在“文化背景”的分析性认知。西方文化产生于“工业社会”背景之下，而中国那时却处在“前工业社会”。在“发现性语境”时期，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却力图将这些产生在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观念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在半农业社会里表现一个“后工业社会”的困惑，这种移植的困惑于是开始冲击本位的精神信仰，学者指出：“后现代所持有的虚无价值观使精神信仰问题更加严峻”。④于是在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中就出现了在观念传达和形式表现上的错位、变形。九十年代后，通过中西方文化十几年的碰撞和交流，艺术家们开始对中西方文化的背景进行了分析性的解读，主要的观点在于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不具备西方后工业时代社会背景，同时，对于西方的罗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现代主义）以及“消解二元对立”，“解构权利体制”也不具备完整的文化语境。批评家针对这种现状提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要把西方‘后现代’文论家们的关怀，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⑤而将视线放在中国本土的文化上。整体上讲，中国仍然是农业社会对城市向往、对物质的欲望占主导地位，至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末世感、萧条感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是对接不上的。当这种理论明晰后，“确证性语境”下出现的一系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作品也就更容易在文化背景层面作出解释了。如王胜利先生的油画《黄河谣》中，朴实的陕北老人面对着镜头，脸上泛着纯朴的笑容。显现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下，人们所独有的善良与质朴。老人的背后，就是生生不息的黄河水，那是土地上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人的纯朴由特定背景环境黄河塑造，而背景所反映出的人文特征恰恰由人物亲善的笑容所表达。黄河与老农在文化意义上融为了一体，显示了“一方水土一方人”文化精神。主体的人与客体的黄河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下找到了契合点，合而为一，体现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情怀。
三、“确证性语境”之逻辑性特质
“确证性语境”的另一个特质，是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逻辑认知。首先体现在对本土“文化立场”的逻辑性认知。具体表现在用“中国思想看中国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处在“发现性语境”时期，西方现代文艺作品开始大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卡夫卡、乔伊斯、福尔斯的小说，贝克特、尤金的戏剧，伍尔夫、庞德、普拉斯的诗歌，毕加索、马蒂斯、库宁、塞尚的画，劳申博格、博伊斯的装置，以及杜尚的“泉”都成为了当时文化界的显学，被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竞相模仿和借用。中国的文艺界当时出现了大量现代主义文艺作品，都充满了西方艺术家的影子。这种现状背后的符指显示了中国当时对本土的“文化立场”缺乏一个逻辑的认知，“不少言语阐述只不过成了外来问题、外来学理的中国载体”。①没有站在本土的文化立场上观照本土的问题。这种状况发展到90年代，批评家们开始关于本土“文化立场”的反思，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西方的文化观念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尤其是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解构中国的“对立关系”是否具有实际的意义性。学者们的意见大多是否定的，但同时对于“中西方文化观念也很理性”，并指出：“我们并不拒绝西方现代、后现代话语中有利于并适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元素，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必须深入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中，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问题中，要让人们看到时代的气魄、时代的精神、时代的灵魂。”②这同时也道出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文化立场”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的精神内核”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的观念”来审视中国的现状。画家徐唯辛的《酸雨》、《工棚》、《矿工》等一系列作品，就是站在传统文化观念下，对当下工业文明的后果的反思。在油画《酸雨》中，画家站在古老的农耕文明的文化背景下，对当下的工业化进行审视。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使“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观缺席当下语境。环境遭到了污染，旧时的清新的小雨已经不再，人们望着灰蒙蒙的天，在酸雨来临前那种无助和木讷的等待，正是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强烈碰撞后产生的瞬间寂静。画家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对当下中国所处工业文明进行审视，而不是简单地利用西方的文化观念套在中国例证上，所以，作品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更加震撼人心，并散发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其次，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的逻辑认知。“发现性语境”中，“全球化”是西方提出的一个“标准口号”，文化的“多元化”似乎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但是这里却潜藏着西方的“中心主义”观点。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③西方的中心主义就是企图以“全球化”为依托，通过其发达的文化工业，向非西方文化国家输出其文化产品，通过大量的文化消费，向其非西方国家渗透其价值观念，从而实现全球的“西方化”。“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的文化殖民工具。而随着萨义德的《东方学》的译介，学者们又对这种西方的“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对于西方而言，当一些非西方的文化不能被其有效“输入”之后，西方便开始着手塑造一个臆想的西方形态，就如同萨义德《东方学》里面提到的东方的“他者形象”，“东方不仅是版图上的特定地理存在，而且是指历史上，学术建制中的地缘政治概念，尤其是指与先发国家构成的关系的殖民地域，同时还指称者被殖民者想象出来的愚昧文化，是满足先发国家的权力诉求和心理优势的思维的产物”。④“确认性语境”时期，随着中西方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交流不断加深，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西方的“东方学”也有了逻辑性的认识。尹吉男就指出：“当西方中心主义的使者带着它们固有的文化标准来中国选择现代艺术时，中国的细腰主义者就会说：‘您用西方式的东方眼光来看我们，我就给您提供不折不扣按照这种眼光的中国例证’”⑤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据此，国家提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号召，文学艺术界也提出用精英的形象来建构国家的“文化形象”，从而消解西方文化建构作为“他者”形象的“中国形象”的企图。
四、结 语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确证性语境”阶段，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梳理和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逻辑性认知。这种“可分析性的和逻辑性的”现状，是中国“确证性语境”艺术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下“文化反思”结果。同样因其“可分析性和逻辑性的”现状，使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形成互为文本关系。
对“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认知，首先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状态的可分析性梳理。具体表现在对西方的文化观念有效理清，匡正了“发现性语境”时期的认知和实践的错位。其次，体现在对文化背景的可分析性认知。西方文化产生于“工业社会”背景之下，而中国那时却处在“前工业社会”。将工业社会文化观念放置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上，潜存着“西方中心的‘全球本土化’”文化现状，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确证性语境”其文艺思潮已经开始将文化视点立足在本土的文化背景之上。
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逻辑性认知，首先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理性认知，具体表现在用“中国的思想看中国的问题”。其次，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的逻辑性认知。西方的“中心主义”观点是西方一直致力于将其文化观念、价值观念输出，使非西方国家以其文化马首是瞻。而其“二元对立”的观点，则意在把非西方国家打造成一个臆想的“文化形象”。其对中国的文化意图，正是如萨义德《东方学》所言，意图将其建构成为一个臆想的“他者形象”。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确证性语境”阶段，因其“可分析性和逻辑性”的特质，使“互为文本”介入中国当代文化语境，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了“互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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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在塑造人，同时也在塑造社会。当人们在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把知识运用到社会中时，它改变了社会。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高等院校不能仅仅成为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地方，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成人的责任，这需要我们在加强对学生专业教育的同时，强调学院的文化素质教育，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我们认为要真正发挥高等院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必须从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出发，结合学生实际，有的放矢。
一、中国文化现状分析
当代中国文化是包含着浓厚传统、又有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现代性因素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和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文化。构成中国当代文化的各种因素虽尚未融合为有机整体，但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并规定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态势。
1、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社群延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成果，没有传统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传统的文化是无法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其中既有维护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亦有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各种文化形式和精神。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崩溃，封建文化体系已经解体，但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封建意识并未立即消亡，仍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阻力。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文化各种形式和精神，一方面，被注人新的时代精神而仍然存活在广大民众生活中;另一方面，却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变型，甚至迷失、沉没。
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构成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根基，当代所有的文化因素和现象都是附着在这个根基上并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不仅是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也是人们善待自然的一种积极态度，更是体现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精神境界。它孕育于先秦，后经历代思想家们的发挥并不断注人新的时代内容，到北宋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由此积淀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了人们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至今仍是人们如何正确对待自然、扩展胸怀的思想资源。二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旧新之谓盛德，崇尚的积极进取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信条，它已积淀成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体现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三是“以人为本”的观念。这一观念早在西周“维新”已经产生，经历代思想家们的不断阐发，逐渐深人人心。“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强调“人是目的”的精神，即在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四是“贵和尚中”的和谐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中”、“和”为度的万事万物的和谐，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既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又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应把握的“度”。今天仍是中国人对待各种关系所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除此之外，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富民理财的管理经验，以及许多富有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化等，都还存活在当代文化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同时还有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等。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形式十分复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生活层面，如唯上、唯长意识，等级观念，特权意识等，特别是残留至今的官本位意识，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二是经济生活层面，如官商不分，家长制等阻碍着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社会生活层面，其中特别是浓厚的小农意识，如臣民意识，血缘意识，目光短浅等阻碍着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社会化等。
2、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当代文
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或成分是在中国现代化，包括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成长起来的。这个形成过程，无疑曾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中国自身工业化进程的产物，它既不是传统的简单延伸，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而是既选择、改造传统，注人新的时代精神，又选择、引进、改造西方文化的内容，并在民族文化的形式下融中西为一体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然尚未得到充分发育，成为中国文化构成的主流，但却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这种文化因素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的是现代文化精神。
一方面，文化理性精神，它是随中国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化模式，但已融人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并且已经或正在成为人们的自觉文化意识，诸如对科技的日益重视、平等观念的增强、以及对人文精神的自觉等，都体现着文化理性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文化理性精神正在将人们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现代工业文明的逐步确立，正在发展起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在这一价值体系中所形成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已成为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这种文化理性精神，培养了人们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具有活力并代表未来方向的要素。
另一方面，交往意识和交往视野。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自由平等交往关系的逐步建立，“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已被彻底打破，面对由工商业发展所形成的开放世界，交往意识日益强烈，在实践上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这种交往意识和交往实践蕴涵着中国传统道德的意义，与西方以金钱为核心的交往意识和方式有所不同。随着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视野不断扩大，它已经突破了日常生活交往的局限，对其他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日益重视，甚至国际交往意识也日益强烈。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视野的扩展，已为中国当代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种重要机制。
3、当代中国文化构成中的西方文化因素。自近代开始，西方文化陆续传人中国。有的是在枪炮下强加于中国的，有的是中国人为富国强兵主动引进的，有的则是商品交换带给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引进西方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五四”前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之后在继续引进科技、兴办实业的同时，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的引进占有突出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西方文化又开始全面引进，从高科技、经济体制、管理方式等领域到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领域，再到文学艺术领域，乃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等等，几乎所有西方文化都已进人中国，可以说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与西方的差别，仅仅在于规模和影响程度不同而已。从近代西方文化进人中国到今天的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使中国社会具有了现代化气息，但尚未与中国原有传统以及中国自身形成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融为一体，大多漂浮于表面，导致了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某种浮躁现象。西方文化大量涌人，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其中的精髓却并未被消化，特别是科学和民主精神，尚未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因而当今人们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已经生活在“现代化”中，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如何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特别是将其文化精髓消化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仍然任重而道远。
4、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西方后现代文化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代表着当代西方社会中试图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潮流，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是其主要特征，其主要目标是批判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存在的弊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消解，超越现代性，进人后现代阶段。西方这种后现代文化思潮，于20世纪90年代传人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人文精神和科技理性开始出现张力和冲突，科技理性的过度发达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导致了意识形态化的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针对人类文化困境，后现代主义思潮把矛头指向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认为人之主体性与启蒙理性的过分发展是造成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根源。西方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人终极关怀的认同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中国来说也不乏警示作用。中国一些人正是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文化的。
但也应当看到，后现代文化试图解构一切、消解一切、崇尚消费并把消费视为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之一等，是有严重缺陷的，从而在理论上导致的相对主义，在社会生活上倡导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二、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应采取的对策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中，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根基，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因素应当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西方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应当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后现代文化积极的成果应当加以改造、吸收。对应我国的文化现状，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i、注重文化教育的历史传承性与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只有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才能树立起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形成对振兴中华文明历史责任的认同与使命意识。然而自近代以来，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缺陷，看到了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有些激进人士提出，中国要想扭转落后屈辱的历史，必须斩断传统，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我国传统文化发展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对传统文化的扶植与培养远远不够。因此我们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把握不够，缺乏对历史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近年来我国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文化的民族性教育，并把国民的文化教育、高等院校的文化育人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强调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高等院校是传承、引领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从文化的民族性、历史传承性上讲，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运用传统文化的精神关注生活、指导生活。如运用“天人合一”的精神，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然、保护环境;运用“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鼓励学生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与命运抗争，积极进取等。同时应提醒学生注意传统文化中没落、腐朽的部分，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2、注重现代意识的培养。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是随着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与以往相比虽有很大发展，但尚未得到充分发育，还没有成为具有消化各种文化因素强大能力的主导性文化成分，蕴涵于其中的诸如个性解放、自由、独立、民主和科学等精神都还在成长之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得到充分发育，但却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和最有活力的因素。我们的学生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建设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能否顺利地实现现代转型，取决于我们的青年一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因此我们在学校教育中要注重现代文化意识的培养，使我们的学生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促使大家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的养成，最终能够使我们的学生自觉而理性地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成为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主体。同时要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警惕后现代文化危机的影响，塑造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主体。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应加强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内容，以地域文学为平台充分发挥当代文学的现实性、时代性特征，并以此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文素养。选择地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充分尊重并体现了当代文学的近年来的地域化发展趋势，凸显了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特征。事实上，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地方色彩、地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严家炎曾这样总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卿)而自新时期以来，地域经验、地域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突出。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等政治理性的余波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外来刺激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双重刺激下，开始寻找自我经验的独特存在与个性表达。一部分中国作家们将自己追寻的民族之根、文学之根深植于地域经验、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都是由自己熟稳的地方一隅人手，道尽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发展之惑。地域经验、地域文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滋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尤为可贵。当经济大潮汹涌袭来时，文学曾经的神圣色彩、轰动效应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此时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也恰恰是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有文学陕军、文学豫军、文学湘军等的异军突起，向文坛奉献了诸如《白鹿原》、《日光流年》等一系列重量级作品，同时余华、苏童、莫言等作家也将此前创作中地域气韵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独特的文学空间。在文学险些失去深度的艰难岁月里，正是对特定文化空间的深刻剖析承担了文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的应有的思考。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空间的关注与追问，刺激了作家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余华的江南小镇，苏童的“枫杨树村”、“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褛山脉”，实的“白鹿原”等都成为了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文化空间，也正是他们旺盛的创作赋予中国当代文学生机与活力。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地方“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文学楚军、文学桂军等相继涌现、渐成规模，并且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语境的整体发展形成了互动，地域文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学向纵深开掘提供了动力，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种种焦点问题也都在地域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丰富展现。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并将继续保持着地域化的发展趋势。
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学既充分体现出当代文学的现实性与当代性特征，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如果想对当代文学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必须在鉴赏与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因此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文学理论素养之外，还需使其逐渐具备综合运用文化、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当代文学课程多开设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各方面知识较为薄弱、尚不具备融会贯通的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两难抉择。如果将重点停留在文本的简单陈述及表层解说，虽然照顾了学生的兴趣却很难实现提高认识、培养素质的终极目标;如果将重点提升为深人开掘文本的内涵意蕴，学生则很可能会因难以理解而丧失兴趣。事实上，寻找普及与提高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平台，这一平台应该既能符合学生的情感经验、理解能力又能提供进一步阐释、提升的空间。地域文学恰恰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以笔者所在的河南地方高校为例，近年来河南文学的蓬勃发展就为当代文学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难易适中的操作平台。河南地方高校的学生来源主要是河南本地的学生，尤其是以农村学生为主，他们熟悉乡土生活，也对变动中的中国乡村文化有着切肤的体验。河南作家的创作也多集中于对于乡村、农民的描摩，文本中所涉及的场景、人物、情节等多能与学生的自身经验产生重合。因此，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经验与文本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当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学生从感性层面逐渐深人到理性思索，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涵及审美特征。比如，在河南作家笔下密集地出现了权力书写，作品多表现人们对于权力的疯狂追逐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变形、扭曲。对于权力的迷恋、依赖，既源于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正统文化典型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中原地带民生多艰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由于权力书写所引起的对于人的存在与异化问题的关注，使得河南作家对于现代性有了新的认知，因此产生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反叛冲动，他们通过保持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弹性关系，建立突入现实的民间立场及呈现现实的陌生化策略等手段，使现实主义回归本义，恢复了生机。高度发达的权力意识，既呈现于文本中，也沉潜于这些有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学生的精神深处，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或隐或现的表现。教师的教学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里，通过特定区域的生命体验，引导学生对权力及由此而来的复杂人性有所审视，并启发他们注意文本所采取的审美策略及艺术手法，使他们能够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理论训练，审美训练，并由此产生一定的自我精神追问。
地域文学除了能够为当代文学教学提供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外，还为课程提供了生动鲜活、话语矛盾交锋的文化生态场域。所谓文化生态场域，指的是影响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有机体，它既包括显性的文学事件，传播媒介与生存机制等，也包涵着隐性的话语交锋。文化生态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而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也对其有所反映和介人。研究者指出:“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学科，……它与其所在的当代文化生态场域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叩t叨当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教学实践除了文本、作家、文流的介绍与理解之外，亦不能缺少对当代文学产生的文化场域的剖析。只有通过两者充分的结合、互为补充，才能形成对当代文学的丰富立体的理解，使当代文学课程真正向纵深发展。文化场域虽具体可感，却也纷繁复杂，学生对其的把握很容易流于表面，而缺少去伪存真、由具体事件上升为理性思辨的能力。但是如果将众多的文化事件纳人到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中，又不免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可以以学生们较为熟悉的人与事为契机，从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典型性事件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场进行厘析。仍以文学豫军为例。文学豫军中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其创作类型多样，自以“新写实主义”的《一地鸡毛》打响名号之后，他既创作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样的充满了眩目的叙事技巧，晦涩象征隐喻的实验性文本，也创作了《我叫刘跃进》、《手机》式的饱含着脉脉温情，以平实叙事感人的底层写作，并最终将两种创作风格完美地融会贯通，写就了《一句顶一万句》，以个人的成长注解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历程，对人类寂寞的宿命进行了中国式的表达。刘震云的不断超越，解决的并非只是作家本人的创作瓶颈问题，而是为建构良性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确立之时，中国文化的局势就已经由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转向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多元竞争，并且精英文化迅速式微，大众文化快速崛起壮大。面临这一变局，一部分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曾经大声疾呼，可是他们的呼声却很快寥落。
更多的精英们开始痛苦地审视自身，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创作理念，试图去寻找新路。刘震云的成功，说明了精英话语并非与大众话语、主流话语决然对立，它还是有可能，也有能力对大众话语的庸俗，对主流话语的刻板有所纠正的。这种将话语对立、冲突转化为话语的汇合、互促，也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这种理念不仅渗透于刘震云的创作中，还表现在他的生存方式里。作为与影视结缘较早的作家，刘震云的名声大震，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影视作品的热播、热映，但刘震云参与的每部影视作品，娱乐性与思想性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合。甚至包括刘震云每次出场时的着装风格，获得茅盾文学奖时以流行歌曲作为获奖感言的话语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他对精英文化的变通与改造。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话语冲突的问题，是抽象的玄思，将之与学生们熟悉并引以为傲的家乡文化名人结合起来之后，可以使抽象的问题感性化，具体化，使学生从感性体验中逐步完成理性思考，这既提升了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意识，也符合文学研究的规律，即由感性而至理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归纳问题的规律。在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中，强化地域文学，由学生较为熟悉的文本、作家、文流、文化现象入手，可以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建构的目的。但对于地域文学的引人，还要适当方可达到最佳效果。这个适当，一方面是指量要适当，引人地域文学，并非把当代文学史讲成某一地的当代文学史，而是要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地域文学，以地域文学的具体个例来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要适当，即在讲解地域文学时，仍需不时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中发掘共性问题，把对地域文学的微观个体考察引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宏观整体的规律把握，并从地域文学特殊的解决方式中寻找到某种新质。因此，在当代文学教学实践中适度、科学地加人地域文学的内容，将有助于突出当代文学现实性、当代性的特征，并且能够使教学实践在一个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上展开，有助于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由感性的文本阅读逐渐深人至理性的规律把握，并对当代文学文化生态场域有一定的了解，达到培养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
作者：张翼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现代职教理念；现当代文学；应用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社会化、职业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等四个方面。这些理念运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能够很好地解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升实际教学效果。
一、职业教育现代化理念在现当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一）现代化的含义
一般来讲，现代化可以分为广义上的现代化以及狭义上的现代化。所谓广义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生产力的变革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反，狭义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以及工艺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并由此推及到了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面。
（二）教育现代化的概念以及特点
教育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指的是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主要推动力量，并将现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采用社会的最新成就来进行武装，从而确保现代教育能够适应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通常来说，教育现代化分为三个层面：（1）教育内容以及手段的现代化；（2）教育体制以及管理模式的现代化；（3）教育理念以及方式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
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指的是从基础上转变人类的受教育理念，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现代教育体制，将现当代文学的教育内容逐步的进行灌输和推广，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民众的现当代文学素养。现当代文学教育现代化可以确保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始终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确保受教育者学到的文化都是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
二、职业教育社会化理念
（一）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指的是社通过各种方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成为社会人的过程。
（二）教育社会化理论
教育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就是系统地对个体进行有关生产与生活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授以行为规范，确立人生目标，培养人的社会角色。教育社会化就是要构建学习型社会。
（三）现当代文学教育社会化
教育社会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主要包括：（1）确保社会中的个体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2）对社会人群进行现当代文学教育，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国民的文学素养；（3）确保现当代文学所教学的内容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可以在某一方面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质，为其工作、就业和生活提供一定的便利。
三、职业教育产业化理念
（一）产业与教育产业的概念界定
所谓产业指的是为一个国家创造GDP的行业。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教育产业的属性划分为私人产品属性以及准公共产品属性。和传统教育相比，现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私人产品属性更加明显，其发展成为一个产业也是大势所趋。（二）职业教育产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了教育产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产业化包括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相同统一、教育的宏观统一性和微观多样性相结合、合理分担教育成本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相结合三个基本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产业化
总结起来,现当代文学教育产业化有三种思路：（1）实现多主体办学，为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拓宽渠道；（2）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灵活的现当代文学教育运行机制，确保现当代文学教育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3）实行产业化经营，为现当代文学产业化、连锁化、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职业教育终身化理念
（一）终身教育概念的界定
所谓终身教育指的是人类个体一生中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的总和。现在人们通常把终身教育的特征总结成：（1）面向全体社会民众；（2）将所有的具备教育职能的机构组合起来；（3）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
（二）职业教育终身化
职业教育终身化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一生中都要接受职业教育。它包括四个原则：即职业教育“终身”原则、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原则、正规教育组织和非正规教育组织相结合原则、人人受教育与人人办教育相结合原则。
（三）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
教育终身化是近几年全球都非常推崇的一种教育理念，该理念与我国的“活到老，学到老”这一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终身化可以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文学综合素养。综上所述，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应用到现当代文学课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向着专业化、科学化以及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现当代文学的教育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以及终身化发展，能够有效地提升我国国民的综合文学素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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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新世纪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批评者集体参与的一个批评现象，由2005年《文艺争鸣》开辟的“新世纪文学研究”专栏拉开了帷幕，之后批评者就“新世纪文学”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和表述。有论者强调从新的消费性审美特征凸显了“新世纪文学”的美学转向，认为“日常生活已经被赋予了完全新的‘神圣’审美的价值和意义”[1]。也有论者认为“新世纪文学”在消解文学工具论的观念中表现出既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姿态”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欲望化”叙事的“零度”书写，也就是日常生活化叙事的“无姿态写作”[2]。所谓“新世纪文学”的文学新质论者主要是以底层写作与“80后”的青春化写作为支撑，然而，这种文学“新变”是否足以来命名一个有着未来预设的文学史概念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出现，是在文学史层面的一种理论建构，考察其意义的生成，可以将其纳入当代文学的视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为参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史开始了当代文学部分。当然，并非历史时间进入了1949，“当代文学”这一提法就开始使用。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启用的“当代文学”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定位，尽管它涵盖的历史时段是从1949年始。“当代文学”以左翼文学形态在当代的延续为内涵，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全面展开”[3]。“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各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作为一个学科建制一直延续到当下。然而，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开始了新的时代，文学也借此宣告“新时期文学”开始了，并表现出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传统的对立。尽管“新时期文学”从开始命名就直接与此前的“旧”文学拉开距离，但在后来的文学史共识中，仍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如洪子诚以1976年为当代文学“分水岭”，之前的文学形态是“文学一体化”，此后的“新时期文学”则被称为“文学一体化的逐步解体和多元化的初步形成”[4]。“新时期文学”被看做是“‘五四’文学‘复归’”，开放地吸纳各种世界文化资源，以及以新面貌出现的“五四”启蒙话语。革命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借以“拨乱反正”的政治正确，在新启蒙运动的旗帜下，开始了新时期的文学叙事，并形成了新的“文化政治”。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吁求文学具有“独立的地位、自由的思想和言说、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对极左政治的或者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5]，形成了新的话语主导。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语境，对同一化的现代化想象提出质疑和挑战。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政治”成为一种话语霸权，遭遇了消费主义的解构。文学中的平面化、无深度倾向发展到新世纪，成为一种文学现实，革命、民族国家的集体叙事已经远去。新时期肇始的反抗对象——左翼文学的当代形态，也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能指，渐渐隐现于历史语境中，“革命文学”所具有的开启“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能量，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私人话语和消费性能指变得虚弱。革命已经被告别，欲望化叙事，私人化书写，形式主义追求，都已经失去了“革命”的对象，而成为自说自话的一种表述，一种文化形态。我们知道，“概念的意义常常产生在事物的对立之中”[5]，新意义的确立必定有它的旧对应项的所指，正因为“旧”的能指与所指发生了滑动与位移，新的意义项才会被提出。而具体到“新世纪文学”的新质意义呈现，则聚焦于和“新时期文学”的区隔与对比之中。“新世纪文学”产生的文学史脉络正在于此，离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异化”，这种变异的文学形态在新世纪得以发展，“新时期文学”这样的命名已经不足以涵盖当下的文学事实，这正是“新世纪文学”产生的文学史线索。因此藉以新的历史时间的开始，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说法。
一、“当代文学”的历史定性
1949年新政权的确立，中国文学史开始了当代叙事。这是典型的“社会历史的断代方式”[6]，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依据。然而实际上，历史自有其复杂性，“当代文学”的产生，有着自足的历史内涵，其形成过程并非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过渡，存在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可以说，“当代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设计了。这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当代文学”被规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其目的是为了区隔现代文学，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要把附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学与附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学区隔开来，而显然后者获得历史合法性。
作为一种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规范性的文学形态，“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它不仅指对文学事实的历史描述，同时还包含着“理想”的文学形态实验。这样一种逻辑在“新世纪文学”中也存在，“新世纪文学”倡导者不仅囊括2000年之后的文学现实，还蕴含着提出者对此后文学的想象。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一样，“新世纪文学”也融合了对未来文学的预设和对已出现的文学事实进行评述这样一个同步过程。借助主流话语，“当代文学”被定位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左翼文学基础上更高阶段的‘革命文学’为主体，叙述这一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3]，这一基本方向确定了当代文学的主体。通过与非“社会主义性质文学”的斗争，左翼文学的当代形态以惟一政治正确性占据文坛。同时，“当代文学”由于新政权的胜利，在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衍生出“社会主义文学”高于“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逻辑，也就是“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更高一个等级，是新政权为获得文化领导权而预设的文学秩序。
“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被规范化了的文化实践，以高度肯定的姿态讲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文学成就，并参与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叙事中，重视文学的“党性”品格。“当代文学”的特定意识形态内涵，包括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空间，及其之间的复杂制约关系。通过预设未来的文学形态，“当代文学”规避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正宗，以民族化、本土化、大众化为“当代文学”审美形式的主导方向，以体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为文本内容，以高昂、乐观的精神风貌为总体风格，呈现一种集体高涨的乌托邦想象。文学与政治呈现胶着状态，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样的理论预设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实践中通过批判异端获得了强势地位。
正如洪子诚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中所分析的，他关注的重点不是“当代文学”的“性质或特征问题”，或者说对一种“存在的‘文学事实’的归纳”，而是“‘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出来，和如何被描述的”[7]。这样的探讨方式是一种深入历史内部的学理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既有研究结论的简单重复，或改写。其实，“新世纪文学”倡导者的初衷同样也包括对当下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的描述，也就是对一种存在的文学事实的归纳。不难发现，“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构设存在相似性。“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生成毕竟有着明显的不同，或者说有着相反的话语逻辑。“当代文学”的概念生产过程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元理论的基奠性意义，在这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主流定位的论述中，“现代文学”的指称取代了“新文学”的概念，而“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碑由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实践来标的，被赋予“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在1949年革命性质发生变化之后，就需要由新的文学性质来命名新的文学新阶段，就是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而后者是在等级秩序中高于前者的，是一种文学“进化论”逻辑。依据中国社会革命实践分析的理论话语，确定了“当代文学”的主流，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建设，而“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是使得这种文学、文化的革命主导话语体制化、意识形态化。
这是文学创作的逆向性思维，即理论设计先行。理论先行的弊端往往会使得最初的理论或概念无法涵盖此后的文学实际。正如，“当代文学”通过排斥“现代文学”这一异端，来完成自我叙事，构设新的主导。20世纪50年代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文化斗争以及不断地对知识分子思想的赤化，逐渐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资源，形成了“当代文学”。这样一种排除异己的过程也显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充满焦虑，高度一体化的话语空间和逐渐紧缩的知识分子精神资源，在“”结束后，出现了松动。正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文学”特定的历史所指已无法有效地阐释“”之后的文学形态，显得大而无当，失却了历史具体性，无法命名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因此，“预设”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构设，在实际的文学发展中是不断有“意外”出现。
“新世纪文学”也有理论先行的倾向。对于“新世纪文学”而言，理论预设并非是一种呈排斥“异端”的激进化逻辑，提倡者在有意为“新世纪文学”寻求合法性定位之时，也会着力凸显一种倾向，或者有意无视其他倾向，当然这是一种学术内部的正常态话语聚焦。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新世纪文学”因缺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进推行，而仅仅表现为21世纪之初的一个“文学事件”，一个“圈子”中的主题讨论，正如同样是理论先行的先锋文学一样，先锋文学推动者关注的是“文学实验本身”，“新世纪文学”倡导者强调的为当下文学做出命名努力，这只是一种学术努力，一种可以深入讨论的主题研究。
尽管“当代文学”的命名与社会有很大关联，是被构建的，但是符合历史语境，符合文学基本状况。“新世纪文学”也有着人为的因素参与其中，其问题在于当下社会的语境变化迅速，还没有基本稳定成型，它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诸多因素，事实上，主导的方面仍然是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与“五四”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并未出现超越性的根本断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一方面“新世纪文学”倡导者为本阶段文学能够尽快进入文学研究的历史视域，从而使得当下文学具有客观研究价值的学术努力。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给予自由的当下，“新世纪文学”的提出有对当下文学研究抢占话语权的内在逻辑。不管是为了学术研究，抑或占据命名权，都是人为的努力，这种人为相对于“当代文学”明显的政治性定位具有了民间化特征。“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同时的，其意义及限定也是在彼此对应中得以呈现。在此，所谓的“人为”的概念化过程，并非有褒贬之分，任何历史阶段的定位，尤其是国家以王朝分期之后，历史的命名法则就无可避免的受到来自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着本在的意识形态。这种前景预设式的文学史概念为之后的文学史经典遴选及文学史家的价值立场有着导向性影响。这是任何一段文学史开始新的文学定位的必经之途。“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包含着当代文学研究者或编辑者预设的文学图景，如将“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各种文学形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置于新世纪文化的大背景下共同“生长”，以体现文学在新世纪背景下的何等丰赡。而在“新世纪文学”的相关讨论中，“新世纪文学”的理想“文学形态”主要是指“底层文学”与“80后”的青春化写作。“底层写作”由于其关注社会现实的显在意识形态逻辑，在后革命的语境中显现出超文本的理想文学诉求。这是“新世纪文学”在看似多元、喧哗、参差不齐的创作实践中支撑其命名的内核，也是“底层文学”在与“80后”写作、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等文学想象的对比中显现出现实拷问的沉重与坚实。
二、“新启蒙”笼罩下的“新时期文学”叙述
不难发现，“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与“当代文学”一样，命名与社会条件有很大关联，是依附于社会政治新时期的开始，以“人道主义”、“主体性”建构“新时期文学”的知识谱系，排斥压抑非审美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化逻辑藉以社会整体的反“”，思想解放潮流，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依据，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共识。这里将“新时期文学”提出来作为考察“新世纪文学”生成的一个起点，原因正在于：一方面前者潜在地对抗着一种历史的拘囿，也就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远离，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偏重；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建构起来的文学观念仍然作用于当下文学。“新时期文学”主要是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回到人道主义，通过将此前的当代文学处理为离弃的他者，凸显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政治化图解以及其中的文学性缺失，“新时期文学”通过不断的表述、建构，以致本质化为文学回到自身的阶段，是高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时期。如此以来除去革命、政治话语的文学或文学史叙事就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并得到时代的整体“认同”。这种逻辑以自然化的形态生成了新时期的文学制度，去意识形态成为文学叙事得以被认可的门槛，并在此后的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成为一种文化惯性。可以说，“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就是这一文化惯性的呈现。
新时期的政治要完成历史转型自然首先要肃清的各种流毒，“新时期文学”以否定被主流政治所接受。藉以历史新时期的启动而获得的“文学新时期”命名，被描述为是在后时期的政治经济大背景下，出现的文学新状态。开始于国家政治、文化领域对“”甚至整个极左路线的纠偏，以及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政策，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把“‘反’作为自己登上文坛的最大秘密”[8]，以人道主义、主体性为特征，通过修辞将“”隐喻为封建主义传统的复辟，重启“五四”启蒙话语资源。在充满激情的八十年代，知识界通过对“”中反人性暴力的揭露和对现代化的乐观想象开始了当代文学新的发展阶段，并积极参与到强化新的时代正确性的和声中。五四反封建的普遍价值被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借用，而国家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在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宣言中获得了理论渊源。“五四”在此成为新的历史实践的强大资源库，并通过重新阐释而获得了某种工具性，这种工具性可以为新的时代寻找思想依据，表现出征召“五四”的功利性。而对“五四”启蒙意义的征用正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一环，并有效批判了旧体制的封建主义痼疾，从而获得了一定的解放意义，但也窄化了“五四”本身。文化主义的“五四”在新启蒙运动中淡化了“五四”的政治化诉求，跨出了此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叙述，生产的是现代性意义。现代/封建，文明/愚昧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对前者的肯定成为“新时期文学”叙述的主导线索，现代的是进步的，文明的是发展的，仍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进化论判读，也是一种落后现代性的焦虑。
在这样的新启蒙思想影响下，“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两个主导的文学走向，首先用“文学是人学”的宣言反拨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涉和压抑，用人道主义共识构建“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场域，即借用“五四”思想资源的启蒙现代性。其次，出于对民族国家建设新的想象，知识界开始向西方寻求理论资源，并给中国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带来了质疑、颠覆文学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新工具，也就是所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文学本体论。这两种理论逻辑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走向，并突破了“左翼文学”一元独尊的文学格局，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得文学叙事不仅仅是时代的战歌与颂歌，而呈现出多元化景观。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启蒙精神。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中具有主导性，对文学的主体性，以及人的自由解放的许诺，都笼罩着精神化的思想立场。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整个文艺界充斥着各种新理论、新观念。在1985年前后出现的实验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启发，将文学视为一个实验场地，专注于“如何写”的形式主义探索，颠覆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消解传统文学的因果联系，以及对整体性叙事原则的解构，直接凸显小说的虚构本质，形式即内容成为创作基点，具有强烈的先锋性。此时的思想资源也出现了由启蒙现代性向存在主义转向的倾向。随着历史的推进，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宏大叙事逐渐遭遇了后现代解构的挑战。新写实以零度叙事讲述小人物的庸常人生，放弃了知识分子启蒙情结，精神化大写的人，回到凡俗人间小写的人。可以说，“新时期文学”依附于政治命名，以“文学是人学”为叙事主题，在疏离“非人化”文学的过程中，获得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合法叙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逐渐放弃深度精神拷问，应和市场逻辑，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
“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文学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不仅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期”出现了能指疏离，而且也与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当代文学”产生了对接的困难。在“新时期文学”最初否定和批判的对立面——“”意识形态渐行渐远之后，有论者提出“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并认为“新时期文学”的任务已经完成。
“新时期文学”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了新时期的文学叙述，对乌托邦的现代化想象支撑着文学场地的观念实验，充满了对速度、时间的现代化向往，但新时期发展的脚步过于迅疾，也表征出文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焦虑。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型，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深刻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叙事遭遇后现代的反讽，消费化的浮躁情绪充斥于文学文本，大众文化，无深度，反本质主义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语境中热闹非凡。这样的文学叙事解构了卡里斯玛神话，消解了精神理想。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日常化叙事在新世纪深化，钩沉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然而，走马灯般地给新的历史时间一个称谓，放大文学发展的内部差异，并不断地设置一个新的“断裂”来确立自我，带有一定的理论想象性。
三、“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概念裂痕
“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过程与所谓的“后新时期文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存在着边界模糊的问题，在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逻辑中合流。“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形态是在90年代全球化语境和中国社会市场化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新媒体的发展，新世纪形成了新的文化品格，文学也出现了新的美学症候——日常生活审美化浮沉地表。社会现实及大文化语境为“新世纪文学”的文化想象和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启示。在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遭遇了市场化和消费主义共谋的后现代式挑战，欲望化、消费化叙事取代了启蒙叙事，无深度的文本狂欢遮蔽了深度的精神探索。“后新时期”指认后现代为精神之父，“后”构设了对“前”的胜利和解构。20世纪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出现危机，一体化、本质主义的文化秩序出现解体，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明显弱化”[9]。市民社会的形成，并逐渐获得的主体性，在追逐关于社会幸福许诺的过程中，表现出价值立场的物质化、商品拜物教倾向。文学的精神慰藉在与经济利益的较量中溃败。这种20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发生的变化在“新世纪文学”中得到更加明显的表现。而“新世纪文学”对“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的超越，被定位于是对日常化写作的关注以及关于“脱第三世界”的“新新中国”的文化想象，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化”的精神叙事和文学的普世主义理想，以及20世纪90年代欲望化的身体书写。
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现代性思潮中，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现代化逻辑遭遇了挑战和质疑。正如张颐武所说：“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分期概念”，“从它出现时起，就与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的焦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0]。他认为新时期之初文学在社会发展和“人”的主体性两个维度上寻求整体现代性的“缝合”，其中发展也就是经济物质的现代化追求，人的主体性则体现为将“人”从类宗教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学出现了解构现代性的反启蒙、反现代性，由此得出“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的过渡。其所谓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以商品化和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多元话语的形成”，“告别‘现代性’的文学神话业已成为文学写作的重要潮流”，具有“‘后现代性’特征”[11]。在这里，张颐武将“新时期文学”/现代性、“后新时期文学”/后现代性置于一种化约的对位关系中，并通过理论预设，先在地认为“后新时期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成熟阶段，其对世俗日常生活的关注肇始于新时期之初，并通过具体文本的修辞隐喻寻求合法性依据。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宣告“新时期文学”的终结，与“新时期”对位的现代性也被后现代性整合。因为只有“新时期文学”终结了，“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才能浮出水面，“后新时期”论者就将自动获得了当代文学史的“后新时期文学”命名权。
然而，宣告结束、终结、完成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历史叙述方式，通过抹平其间的延续性，夸大差异质，但为真正的文学新阶段树立界碑绝不仅仅是一个话语操纵的试验场，而是需要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弱化话语权争夺的功利性目的，以使得历史对象陌生化，从而保持历史命名的学理性与客观性。对文学内涵阐释的“加法”和“减法”都是不可取的，凸显/遮蔽是压抑机制的一体两面，不过都是为了自我言说的合理性增加筹码。正如张颐武的从“新时期文学”到“后新时期文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批评策略是一种线性的时间逻辑，在他看来“后”的文学是进步的，并在文学序列中呈现的是更高层次的形态。这样的批评策略是有着一定理论动机的，强调文学发展中的“差异”，是为了制造断裂，而所谓的“后”、“新”似乎被自然化地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文学形态修辞。显然这样的结论值得怀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不过是“‘现代性焦虑’支配驱动下的‘时间神话’”[12]。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绝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的简单关系，也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关系，其内在的复杂性值得反思。可以说现代性多体现为一种二元对立，后现代性则表征为多元化的状态，因此，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二元对立和多元共生两种思维模式及其文化的并置。
爬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可以寻出一条线索，从“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这种文学进化论式的表述中，与之相对应的性质描述分别是，“现代性”、“后现代性”、“新现代性”。“新时期文学”是在总体政治新局面的启动之下开启的文学史新的一页的，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大潮的涌动之下，将“”历史隐喻为封建主义的复辟，封建指向的是前现代，而西方则成为一个效仿的现代化楷模，于是借助于知识分子的伤痕话语，肇始一个以人道主义、主体性为轴心的乐观、抽象而普泛的现代性话语谱系。这样新时期的文学定位就是现代性的文学，是与前现代式的“封建主义”话别的“人的文学”、启蒙的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发生了明显了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商品化逻辑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细节，与商品化相关出现了欲望化叙事。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思想有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性特征，“后新时期”被提了出来。消解写作的深度模式，文本能指的游戏化、碎片化，这些被称为“后新时期文学”的表征，具有“后现代性”。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成为话语的中心，从时代“立法者”变成了历史“阐释者”，这一现象被解释为是现代性宏大叙事走向终结的标志。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全球化逻辑之下，文学中出现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精神表现出张未民所称的“新现代性”。对日常化写作的关注，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化”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的普世主义理想，以及20世纪90年代欲望化的身体书写。
扩大差异度，压缩内在联系性的话语策略同样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的批评文本建构中。机械地以钟表时间为分水岭，匆忙对当下文学进行历史命名，显示了学者可以理解的某种急躁情绪，一种与西方文学大潮的攀比心理，但无可避免这样的命名有诸多弊病。问题的关键是，被指认为表现“新世纪文学”新质的“底层文学”，如果这种“新的写作可能”首先指涉的是90年代“纯文学”的旧，那么它的新就体现在题材及批评者的现实精神上，具体说也就是关涉现实，关涉民生。而文学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社会承担的功能，或者说社会介入职能，自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就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新民的社会政治高度，也就是文学的“载道”功能，这篇文学社会启蒙的倡议书，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职能。即使是在90年代，一方面的确有极端化的“纯文学”，但同时也有“现实主义冲击波”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出现。因此，新的写作可能的“新”就有了策略化的意图。“底层文学”并非相对于90年代文学弊端绝对的新的写作，而是在文学写作资源上对“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朝圣”。较之于20世纪的“左翼文学”，“底层文学”确实有写作对象的新，社会语境的新变，但置换了文本中人物社会角色，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底层写作”对“左翼文学”的创新就有些暧昧不清。在写作范式、意识形态方面，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显然是有差异的，但这些差异更多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因此，当下文学仍属于“新时期文学”的范畴，大可不必急于新的文学时段命名。
从“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这种文学进化论的表述，与之相对应的性质描述现代性、后现代性、新现代性，这样的分类是有问题的。新时期以来，不过三十年，将其区隔为三个不同时期，显得论证不足，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历史观。“后新时期”犹如“新世纪”的前生今世，同样是在“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框架之中，批评者充满热情地为文学发展中某些新变大书特书，制造文学繁盛的景观，同样是以“超越”前史彰显自身，构成了一个从“新时期文学”/现代性，“后新时期文学”/后现代性，到“新世纪文学”/新现代性的历史序列，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化约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予以本质化处理。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这是关于历史的叙述，而不是历史本身，这正是历史建构的隐秘意图。
当代文学已经有了六十余年的历史，概念术语命名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换，从革命话语到告别革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先锋文学到底层文学，从高大全到私人化写作等等。为此，出现新的文学史命名也在历史逻辑之中，“新时期文学”就是结束后对“当代文学”性质定位的反叛。“当代文学”作为一个预设的文学概念，也遭遇了多次的挑战，因此“预设”是一种理想化，在文学发展的实践中会呈现出不合预设的文学事实，或者说会发现之后的文学发展无法用某一理论或概念来涵盖，都属于历史的常态。不仅当代文学六十年中不断有新的文学事件来暗示历史的新变，在百年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上，不管是政治话语还是文学事件都要用“新”来昭示一个时代的终结。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焦虑，我们只有处于不断的“新状态”之中，才能使得主体从心理上感知历史前进。“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文学史命名需要历史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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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大学生；冬季体育课程；冰雪运动
一、引言
在相当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也在不断的在与大自然想斗争的过程中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创造。以人类文化的视角看待冰雪运动，即人类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不断地征服自然，包括其中的高山、大地、平原、水域，自然，也涵盖了坚冰以及悬崖上的皑皑白雪。而冰雪作为自然之灵，在人类严重的奇特存在，当人类在慢慢的探索出冰雪的大部分特点，并逐渐掌握，也使得冰雪能够在人类舞台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冰雪运动作为人们通过在冰雪上完成的身体锻炼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其产生发展对于北方城市在冬季体育课程的丰富性以及各类学生所能接收的冬季体育课程教育及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巨大作用。本篇文章主要是通过讨论冰雪运动和背后的文化底蕴对于各大高校的冬季体育课程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的作用，以及冰雪运动自身所能够发挥的特殊作用，来分析当代学生在冬季体育课程中的生活跟冰雪运动之间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与实践性。
二、冰雪运动在建设高校体育课程文化中的作用
1、 冰雪运动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相结合
当代青少年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在大学校园，此时他们对于社会现象、自然规律等均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自身性格基本定型，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理想，并且对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充满了期望，这个时期的学生表现为具有广泛的兴趣，自身的坚毅品质也在逐步增强，本身的性格都有各自的特点。而当今社会所涌现的那些“非主流”则表现为叛逆、夸张、强调自我的人，则具有善于创新、敢于尝试的特点[1]。
冰雪运动则继承了传统的体育活动的一些模式，但也抛弃了一些程序，发挥自身特殊的灵活多变的独特条件，所产生的提运活动。正是由于冰雪运动的独特之处，注定会令那些正在青春期，对于所有事物都有所批判但仍渴望新事物的当代学生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具有良好的渗透性，更加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也使得他们能够引领冰雪运动。用他们的热情与活力推广冰雪活动，促进冰雪活动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
2、 冰雪运动能够令校园生活更加丰富
当代大学校园的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为引领人文素质教育以及对文化进行启蒙，而大学校园的文化能够直接对人的思想品德、价值观与认知力进行影响。优秀的校园文化环境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而冰雪运动本身恰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能够在大学的校园中进行普及，能够对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精神，以及人文环境产生影响[2]。所以，当代北方高校应当善于利用自身条件即冰雪文化资源，来达到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落实。
3、 冰雪运动能够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由于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并且学习生活又有些简单枯燥，如果自身调节的能力又较弱，则会令神经出于高度绷紧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学生的身体机能也会逐步下降，致使自身的免疫能力薄弱，各类疾病则会纷至沓来，所以在高校学习生活期间对于如何才能使自身健康发展，提出了一定要求，而这也给冰雪运动在校园推广带来可能，并且对于健康生活的形成创设一定的可能。在冷冽的冬季，对于能够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增加肌肤温度的冰雪运动，也使得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能够更好的适应外界的温度变化，进而增加了人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并能提升自我对于抵抗寒冷的生理功能，增强了自身的体质，同时也提升了自我的运动能力，也能够对于心肺功能的调节、改善器官功能方面具有较强益处。此外，冰雪运动可以随着人体在运动的过程中有效的缓解诸如焦虑、紧张等等的负面心理状态，进而降低心理紧张度，使得激烈的情绪恢复平静，进而达到消除淤积于心的失意和压抑情绪。
4、当今高校体育课程关注热点是冰雪运动
作为学校教育组成的重要部分，体育课程的目标是紧紧围绕教育目标，通过体育目标的达成来推动全体教育目标的达成。在我国高校的体育课程目的与我国时政、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一致要求，也与教育行业息息相关，因此能够培养出具有竞争、合作、创新等全方位发展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育素养等诸多方面，促使学生养成优秀的行为习惯，达到身心健康，并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冰雪运动作为一个对于锻炼自身、保持自我健康发展、并能够很好的促进身心愉悦三者有机统一的运动，其注重创造性以及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兼具娱乐、新颖的特性，能够很大的弥补当今高校体育课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
三、结束语
冰雪运动是当今大学校园体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培养出当代学生对于冰雪运动的兴趣，做到了促进当代学生的个性发展，并能培养当代学生对于创新的意识，增进了当代学生自我健康，提高了当代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对社会的良好适应力。一方面，冬季体育课程以冰雪运动为内容为主，有其特殊的教学方式，能够增加培养大学生冰雪运动方面的兴趣，并使大学生掌握冰雪运动的技能，从而培养当代学生的体育意识和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另一方面，将以休闲与健身为一体的冰雪运动作为大学生业余生活中最佳的闲暇体育实践方式，既能够使当代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对其生活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又能够符合当代学生一种善变求新的心理特点，满足现代人对于高质量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故而高校的管理者需要结合自身学校的实际状况，对当代学生的冰雪运动课程和校园文化的活动增加管理，给大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及时满足当代学生对于运动与文化的需求，从而令高校的校园体育文化取得更加朝气蓬勃的发展，也能够令高校生活更加活泼丰富。（作者单位：1、东并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