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党员干部；科学发展观；思想作风
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做好经济社会服务工作，是青年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了"坚持科学发展，实现全面振兴，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的战略部署。我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在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率先崛起而奋斗"的战略目标，营口市第十一届党代会确定了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改革开放、城乡建设，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实现"六个率先"的新任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需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提高素质和能力，实现率先崛起的新途径，努力做到激情更高，作风更实，干劲更足，发展更好。充分调动人的因素，挖掘人的潜能，强化人的素质，提高人的能力，凝聚加快营口发展的巨大力量，加速实现营口率先崛起。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做到能够贯彻好"坚持以人为本，加速率先崛起"主题实践活动。
一、青年干部在经济社会工作方面，通过实践活动，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扩大视野，增强自信，推动创新能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国内、国际形势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工作规律，加强工作创新，在经济社会和各项工作实践中锻炼自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才是硬道理，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只有大幅度地提高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才能掌握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掌握国内经济发展进入的新阶段，掌握世界新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做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工作，抵御风险，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青年干部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方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端正工作的作风，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青年工作者在经济社会工作中必须把坚持党性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强抵御不好思想的侵蚀，坚决同不好的思想、行为作斗争。青年干部肩负着党的历史使命，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捍卫者，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工作，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作风正派，爱岗敬业，勤奋工作。作为青年的工作者，要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的宗旨，做到人民的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深入掌握和认识党的工作规律，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发挥青年干部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作用，分提高青年干部整体素质和整体工作水平。
二、青年干部在思想方面通过实践活动，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扩大视野，增强自信，推动创新能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从国情出发，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规律，加强理论创新，只有大幅度地提高理论成果创新才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最新的理论成果充实自己。
三、青年干部在学习方面，丰富理论学习内容，创新学习载体，提高科学思想、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学习是青年学生干部工作的组成部分，一个政党，能不能培养优秀的领导人才，必须加强干部培养，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建设学习型政党。做到具有钻研和探索精神，做到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把理论创新与能力创新结合起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力。培养理论优秀品质，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积极因素，真正做到在学习实践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创新思维方式，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实现更好地发展，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锻炼自己。青年干部要坚定自己马克思主义信仰，提高自己理论素养，增强理论钻研和探索能力，结合营口市第十一届党代会精神，结合营口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工作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思维方式，把理论探索与实际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要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工作规律，要遵循工作规律，提高工作服务能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会支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3005808
自1915年亚伯拉罕・费雷克斯纳（A Flexner）提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1]的问题后，就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工作学科地位的反思与探索，并促使社会工作界就社会工作要成为一门学科就需要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与实务方法的观点达成了一致。正如大卫・豪（David Hower）所指出的，任何专业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都只能停留在粗浅的层次，所有的实务工作都不可能达到其目的。[2]而就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意义，沃尔什（J、Walsh）非常直白地表示：“如果没有理论做依据，社会工作者所能看到的只有自己接触过的案例，甚至这些案例还会使社会工作者迷糊。社会工作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其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主的行为，并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关于案主与问题情境的一般化判断，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结构和秩序。”[3]因此，有学者提出理论是社会工作的基础，要立足于理论的建构，去发展一门社会工作科学。而且，就规范的意义而言，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判断学科专业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以及作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实践活动，其对事实的观察与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而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已经形成了一种科学的“范式”。它不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简单堆砌，而是在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理论前提、实务模型与操作方法，这种“范式”的转换，对于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的成熟和促使社会工作形成具有“自身面相”的学科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支持理论的科学基础与形成过程（一）社会支持理论范式的科学基础在社会生活的场域中，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加速、社会角色的集丛化、人际交往的理性化、生活方式的更新，导致现代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崩塌以及自然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导致原子化与物质化的个体的出现，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导致本体性安全的缺乏”[4]。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5] 导致了现代人以及现代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的断裂，从而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以社会支持为视角，来解释现代人与社会的问题，并依此寻求干预的策略，可以有效解决当前社会工作模式多元化的困境，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度不高、专业性质定位不准、专业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不突出等问题。当然，社会支持理论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首先，生活世界中丰富的社会支持实践是社会支持实务理论重要的经验基础。社会支持的实践是社会支持理论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基础，虽然人们的社会支持实践动机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这些社会支持都在宣扬一种利他动机，并以此建立一张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世界中，生活世界的变迁、风险社会的来临，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生活的困境，此时，人往往会向自己生活世界中的他者寻求帮助，以渡过难关；而作为同类，当周围有人向自己伸手求助时，也往往因为作为同类的一种“同理心”，抑或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需求，会向他人伸出援手，无论他是陌生人或是熟人。诚如俗语所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们之间的这种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就是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实践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就一直存在着，而人类社会的持续与和谐发展则需要更加广泛和紧密的相互支持。
其次，专业社会工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构建提供了理论素材。佩恩（Panye）认为，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应当包括三种含义：实践模式、理论解释和基本视角。实践模式是一种概括描述，而理论解释则要解释因果关系，基本视角则意味着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场。[6]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门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下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与专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了众多的社会工作经验，在实践模式上形成了十几种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包括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行为修正模式、任务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调适模式、完型治疗模式等；在理论解释方面，有生态系统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符号互动论与社会建构论等；在基本视角上包括优势视角与增能框架、证据为本的干预策略等。其整个发展的历程经历着社会工作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的变迁。[7]而无论这些实践模式、理论解释和基本视角发生何种变化，都仅仅是知识与工作技巧的变化，其对社会支持网的重新构建的工作本质并未发生变化。相反，这些丰富的实践、理论和视角恰恰丰富了社会支持的内涵，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的构建提供了素材。
再次，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反思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契机。现代社会工作一直把专业知识看成是理性秩序的体系，并试图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和适用的理论体系，以通过现代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加以传播和推广，但是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并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于是在其理论体系内部产生了理论排斥问题。这为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因，诚如后现代主义者罗缔所指出的，“元叙事”已经不存在了，每个人都是后现代文化中的一员，没有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没有特别的标准可以遵循，也没有人能够拥有能够说明一切的奥秘。[8]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试图在差异化、多元化、解构和权变语境下构建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作提供模式，但是它更注重工作模式背后的价值，更关注案主自身的能力与资源网络，其实质仍然是以案主为中心发现支持网络、并通过增能等重构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而这种后现代解构权威的追求恰恰揭示了即使在权变语境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依然存在其不变的内核和具有普适性的框架，即社会支持网的构建。
总之，社会支持理论作为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的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尝试，在知识体系、价值理念、实务操作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与总结。但是由于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本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来促进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变迁，必将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1]FLEXNER A、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In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 at the Forty-second Annual Session held in Baltimore， Maryland，1915（5）：12―19、
[2]HOWE D、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M]、 Aldershot， Berks： Wildwood House，1987：22、
[3]WALSH J、 Theories for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J]、 Brooks Cole engage Learning， 2006（2）：19―23、
[4]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3―9、
[5]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201、
[6]佩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236、
[7]熊跃根、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J]、江海学刊，2012（4）：9―14、
[8]罗缔、后哲学文化[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1―16、
[9]CAPLAN G、 The family as a support system[M]∥CAPLAN G， KILLILEA M、 Support system and mutual help：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New York： Grune&Stratton，1974：19、
[10]COBB S、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J]、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76（3）：300―314、
[11]BARRERA M， AINLAY S L、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upport：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83（7）：11、
[12]LIN NAN、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M]、FL：Academic Press，1986：28、
[13]肖水源、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4）：183―187、
[14]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天津社会科学，1998（1）： 67―70、
[15]丘海雄、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J]、社会学研究，1998（4）：23―31、
[16]COHEN S， MAKAY G、 Social support， stress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heath，1984 （4）： 253―263、
[17]GRANOVETTER 、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5）： 1360―1380、
[18]THOITS P、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social support as a buffer against life stress[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82（23）：145―149、
[19]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转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0]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3）：17―24、
[21]陈成文、社会弱者论――体制转换时期社会弱者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0：71、
[22]COHEN S， WILLS T A、 Stress，social support，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 （2）：310―357、
[23]M・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M]、伊利诺伊：格林考，1947：89、
[24]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291、
[内容摘要]如何很好地使写作融入社会工作这一专业中成为当前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一大难题，下面我将从写作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重要性，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的困难，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联系等方面来论述，运用优势互补理论，系统理论等方法，进而提出一些见解，初步形成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的观点的基础。
[关键字]社会工作，写作，融合，
一、写作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在近几年在中国兴起，比西方社会晚了许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许多缺陷，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社会工作这门新兴专业不断地汲取着其他学科的营养，写作这门课程也进入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目前国内大学都把写作列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之一。
（一）专业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作者一般在民政、劳动、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机构从事工作，以救助他人、帮助他人为职业内容，在工作中无不与写作有关，如：调查报告、工作计划、工作记录等。
（二）职业性质决定了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一名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优秀的会话能力，同时也需要出色的写作能力。在从事社会救助时，时常会以书面形式与被救助者进行交流，如何运用恰当的言辞与被救助者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救济者困难的解决，如：被救助者在诸如婚姻、性等方面难以启齿，这就可以通过书面来交流，这时恰当的言辞有利于引导被救助者向良性方面发展。
（三）社会工作的发展决定社会工作需要写作
近几年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得到长足发展，对自己专业课程的需要逐渐增多，写作作为一项传统课程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运用，他已经融入了多种专业之中，如：新闻专业有新闻写作，广告专业有广告写作等。社会工作在长期发展中也意识到写作对于本专业的重要性，社会工作需要建构自己的写作课程。
二、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中的困难
写作与社会工作到底不是同一专业，因此他们的融合在许多方面都有困难：（一）缺乏写作与社会工作两方面都精通的学者。目前的学者或者精通写作，或者精通社会工作，在这两方面都精通的很少或者说是没有，而要使写作和社会工作相互融合需要这两方面都精通的学者，如果这一难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工作要建构适合自己的写作课程很难实现。
（二）专业性质的不同也是阻碍写作与社会工作融合的一大因素。两者到底是不同专业，他们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社会工作的实践性、随机性与写作的理论性、规范性的冲突。
（三）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属于全新的领域，没有相关的理论性文章出现。没有理论的支持的观点是无法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他所构建的体系也无法得到完善。
三、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联系
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建构自己的写作课程，首要之处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点，相联系的一面，这就使社会工作与写作相互融合有了可能。
（一）社会工作实践之中需要运用写作，我们在从事社会工作时，不论是调查还是汇报都离不开写作，可以说写作是我们社会工作者的工具之一。一方面写作为社会工作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渠道，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为写作提供内容，使写作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得到发展，他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鉴戒，比如：社会调查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而这一方法的结果是通过调查报告反映的，只有很好地掌握了写作中调查报告的写法，在加上充分的社会实践调查，那么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才能得到最佳效果。
（二）实践证写作是很多学科的基础，无论从国外、香港还是大陆来看社会工作也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之一。社会工作者需要有熟练的应用文写作技巧，这是由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职业所决定的，比如：公务员在工作中就离不开公文写作。
（三）社会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写作能帮助社会工作者把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变化情况反映给社会工作者，然后通过动态信息反馈加以把握，以便及时的加强或修正决策，达到全面救助的目的，动态性信息是社会工作者解决这类问题必不可少的依据。
四、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体系
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体系也就是把写作与社会工作相互融合，把写作的优越性，适合性运用到社会工作中去，总结归纳出一套专门用于社会工作者的写作方法，使他系统化、理论化即形成社会工作写作课程。
通过分析社会工作与写作的区别联系，透视社会工作与写作相互融合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建构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提取目前写作课程中与社会工作相联系的内容，例如：江少川主编的《实用写作教程》中第二章“行政公文”、第三章“机关事务文书”、第四章“会务文书”、第十七章“论述文体”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主体内容。特别是其中的“调查报告”、“工作研究”、“学术论文”、“计划”对社会工作更有重要作用。
（二）培养贯通写作与社会工作两方面都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人才，从事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理论研究。人才是建立理论的基础，只有把人才队伍建好才能发展他。建构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写作课程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作，他需要解决写作与社会工作的诸多矛盾冲突，我认为这可以通过系统协调论来解决，我们把社会工作看成一个大系统，社会工作写作，个案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等看成他的要素，那么社会工作写作最终会适合社会工作这个大系统的。
（三）从社会实践中寻找写作所需要的内容，从而使写作适应社会工作的需要。理论来自实践，一切理论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正确的理论，社会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把社会工作的实践性渗透于写作之中，使写作与社会工作与相融合，把写作建成社会工作的方法论。
（四）要从三个层面来确立社会工作写作的体系：
1、微观层面：从写作和社会工作各自的理论入手，分析各自的特点。
2、中观层面：从写作和社会工作的联系与区别入手，找出社会工作写作的理论基础。
3、宏观层面：从社会大环境入手，适应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使写作与社会工作相融合。
五、总结与评价
社会工作写作课程的建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目前面临着很多困难，理论也不完善，但是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这一课程的建设必然会的得到一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这一课程的建设主要由社会工作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完善。
社会工作写作课程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无论在理论和实践，社会工作写作课程都将渗透其中，我期待着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实用写作教程》 江少川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关键词]社会工作；教育；核心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7-0068-04[作者简介]张辉（1972―），男，贵州遵义人，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公共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相应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特别是2001年全国高校扩招后，很多高校大力建设与发展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呈现较为兴旺的态势。因受历史发展和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各个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并不完全一致。西部地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因其发展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不同的教育形态，表现出不同的教育诉求。但是，无论具体的教育形态如何，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应该体现其专业特色，而且要重视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培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教育目标――为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提供合格的专业化、本土化人才。
然而，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实况并不尽如人意。学校里的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发生断裂，该专业的毕业生无法适应社会要求，专业对口率低，工作绩效不高；同时，一些职能部门和社区将社工人才概念泛化，以致出现大量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社工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要求。因此，发展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发展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时代需要
首先，发展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加强社会治理的需要。社会工作是一门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价值的应用性专业学科。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是推进社会建设与治理，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综合发展的重要保证。贵州需要大量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人才创新社会治理，需要他们发挥在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教育发展、社会心理干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发展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贵州扶贫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作为内陆多民族省份的贵州省，在国家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相关联地区就占3个（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2012年贵州有贫困人口1149万人，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全省88个建制县（市、区）中，有83个县有扶贫开发任务，其中有50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贵州是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也是同步实现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的省份之一。贵州乃至西部地区非常需要脚踏实地为农村服务、为数量巨大的困难人口服务的社会工作人才，需要一批批具有“奉献、乐善、平等、利他”精神的优秀社会工作者参与西部的建设与开发。
再次，发展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解决贵州省社会工作人才供需矛盾突出的需要。根据贵州省民政厅颁布的《贵州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3―2020年）》的要求，到2015年，贵州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要达到1、5万人，其中具有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拥有同等能力素质的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0、15万人，具有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达到同等能力素质的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200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要达到4、35万人，其中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0、6万人，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900人。而目前就整个贵州省而言，现有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尚难以满足规划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贵州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
二、发展专业核心能力是贵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成功的关键
大学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场所。一般而言，学生的综合能力可简单地分为基本能力与专业能力。所谓基本能力是指不是专属于某一特定专业或工作，而为各行业广泛运用与所需的能力；而专业能力（professional petence）指为从事特定工作，人需要在自己专业领域中成功做好相关工作所需的价值、知识和技术。专业能力包含了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三方面的要素。
首先，要坚守专业态度。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该具备相应的价值观。社会工作价值观既是构建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哲学基础，也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依据。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就是通过提供系列专业服务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助其自助、发展其潜能，进而恢复和增强其社会能动性，提升其福祉。这样的使命或目标要求社会工作人员必须坚信，社会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能够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身，追求幸福。社会工作者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更好地获得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公平对待。在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过程中，能否形成稳定、内化的专业价值观，是衡量学习者是否达到教育目标的关键标准。
其次，熟练掌握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知识以及与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理论与方法。社会工作人员需要对人类行为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认识，清楚人类行为不仅仅是个体生理和心理的产物，更受到特定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影响，家庭、同侪群体、学校、职业、社区、大众传媒以及文化习俗对个体行为均有一定影响。此外，社会工作人员需要熟练运用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知识。社会工作的职业性和专业性要求学生一方面不断强化学科理论知识基础，通过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习得“为社会工作的理论”，掌握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优势视角理论等“社会工作的理论”；另一方面，学生也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及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工作技巧。
再次，把握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实施技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需要针对不同案主的需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项目规划与设计。因此，学生应该具备完备的项目设计与管理的能力，以熟练的技巧、规范的程序、严格的标准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此外，社会工作者要掌握建立专业关系与资源整合的技巧。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积极运用各种技巧与案主进行情感互动，激发案主的潜能与主动性，促进双方达成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还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系列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案主的需要，实现社会工作的目标。
可以说，培养这三项专业核心能力是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关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贵州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量的方面已有很大发展，学校数量、课程开设节数、师资力量及招生人数都有大幅增加；但是，目前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教学质量、学生的专业专注程度、毕业生服务领域和绩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
三、优化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建议
社会工作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等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具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和贵州地方现实状况，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针对不同人群及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这要求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能深刻把握新时期社会建设理念和社会工作职业原则，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社会工作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具备社会工作职业所要求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技术；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意识；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实务能力，能独立从事社会工作实务和有关管理工作。为落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各项工作，提高贵州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优化基于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课程设置
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为基本要求，以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发展为目标，以突出学生能力和突出本土化的特色为原则。从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来看，他们大多是在民政、社区、工青妇残联系统，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司法矫正、卫生服务及其他社会非营利组织工作。为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课程设置可分为七个方面：（1）学科入门；（2）对社会工作实务环境的理解；（3）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4）社会工作实践的技巧；（5）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与技巧；（6）培养社工的专业态度；（7）培养整合理论与实践的能力。在这些课程中，社会工作导论、社会学概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会工作伦理、社会政策法规、社会工作实务、社会调查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课程应该作为专业核心课程。
此外，课程设置不能忽视学生综合文化素养和职业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需要围绕岗位能力要求和学生职业发展能力要求设置相关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除此之外，还应该设置心理学、公共关系与社交礼仪、计算机基础、专业外语、应用文写作等基础性课程。具体到贵州欠发达地区的现实状况，还可以设置农村社会学与民族学等课程，以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突出知识的交叉性、实用性、实践性的特点，注重使学生掌握从事专业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在合理设置课程的同时，还要加强课程建设。核心课、专业领域方向课和选修课应确保由专门的教师负责，组成课程教学指导小组，在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指导委员的指导下，选用合适的课程教材，并在教学中总结经验，出版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教材。
（二）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教学水平与优化培养模式
优化社会工作专业教学，需要选拔一批近年来教学、科研和实践水平突出的高学历、高职称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承担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课程和重要必修课程的教学；聘任一批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民政系统、社区的专职管理干部和社会工作专家作为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和社会工作教学的指导，确保教学质量。教师要特别注重社会工作伦理、反思能力及行动能力在学生专业核心能力中的重要意义。这要求教师不仅在课堂上要善于“传道受业解惑”，也要通过课外社会实践来提升和培养学生深入认知、分析并服务社会的能力，使学生秉持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主动积极地去获取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了解他们的心声，反思如何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解决案主的相关问题，促进社会福祉的增进与社会的和谐。
大力发展“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以平等参与为基本理念”的参与式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方式采用课程讲授、案例研讨和专业实习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在培养方式上特别要加强实践环节教学，采用“校地合作培养”的方式，在学校完成课程学习，在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和专业团体及社会工作管理部门完成实践环节。实务课程配备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社会工作实验室等硬件设施，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为学生上课或开展讲座。教学可采用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学生加强社会工作实务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在教学模式中充分体现培养学生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的目标。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包含多个方面，培养不同方面的能力，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针对专业态度，可以通过经典精读、小组讨论、社会调研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的伦理，公正的价值，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理解，树立良好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针对专业知识，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和项目实践让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一般特征，以及不同年龄性别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的心理及行为模式。针对专业技能，可以通过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游戏教学法、参与实践等方式，配合学生把握社会需求、制订服务方案、整合社会资源、实施服务以及培养反思和评估的能力。有可能的话，师生一起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行动研究，通过具体实操项目整合师生力量，在“教学、科研、服务”的一体化过程中，促进学生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的发展。
（三）应对贵州地方社会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培养工作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社会工作的核心是服务，社会工作者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培养上应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中国的社会工作不是美国式的，只有社会服务功能，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不仅具有服务功能，还具有社会管理、社会综合治理的功能。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贵州省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这需要研究者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涉及的地区的社会背景、民情、民俗进行类型学、形态学分析，探索社会工作与贵州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的关联性，具体到传统与现代社会工作性质、特质和功能比较，社会心态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等方面，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符合贵州发展的需求。
此外，还应基于内生视角对社会工作教育进行本土化探究，并落实到教学实践上。我国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是非本土化的，培养的工作人员不知中国人情、不知中国事务，偏重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经验。所以，在社会工作教育中，要明确新型社会矛盾，找准本土化人才培养的重点领域，积极探索诸如民族心态、集体主义、单位情结、福利主义等心态的影响。要紧扣西部欠发达以及多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主题、民生观念、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基于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工作教育，全方面提高学生的社会、专业技能，提高专业对口率，保证总体就业率，直接为贵州社会工作人才需求服务，培养对贵州社会问题有理解能力、维系社会稳定、专业能力强、就业有竞争力、发展有潜力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柴定红，熊贵彬、英美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9（11）、
[2]陈宇鹏，佘曙初，董海宁、地方高职院校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探索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8）、
[3]古学斌、三重能力建设与社会工作教育[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4）、
【关键词】社会工作；国内研究；综述
2011-2012年国内关于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为了提高综述研究的科学性，笔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遴选，以2011-2012年度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社会工作”专题中收录的文章为主，适当补充其他有代表性的文献，共筛选出230余篇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工作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综述研究。
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
发展型社会政策方面，主要是政策理念的介绍和对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钱宁、陈立周介绍了当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1]关信平探讨了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选择。[2]包容性社会政策方面‘向德平探讨了包容性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借鉴意义提出未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建构要追求公平正义、注重协调发展、强调权利保障、重视能力建设。
对贫困救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的制度安排与发展方向、贫困救助制度实施的效果与问题等方面。在制度安排上，唐钧提出建立低保标准与物价水平的联动机制。[3]在救助实践方面，王增文、邓大松对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4]对灾害救助的研究，主要对近年来灾害救助政策和社会工作介入实践进行了反思。花菊香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检验救灾行动、评估汶川灾后救助政策，[5]张和清提出了持守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等三种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6]
二、社会管理与社会工作研究
近年来，社会管理领域中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于社会工作服务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也关注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体制创新问题。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工作
王思斌分析了社会工作的制度性协同和功能性协同两种协同作用，阐明了整体性协同的视角以及社会工作发挥协同作用的条件。王克强分析了社会工作在预防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功能，论证了社会工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专业优势与积极作用；杨海清、陈木森的研究则在分析广州社会管理服务，对社会管理服务改革进行了反思。[7]
（二）社会福利体制与社会工作
社会福利体制构建研究侧重讨论社会福利指导思想、社会福利改革方向等问题。潘屹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处于一个再结构的阶段；李迎生、张志远则从农村社会政策发展的角度对当前社会福利体制进行了反思。
关于社会工作在福利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发挥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社会工作如何有效嵌入现有体制等问题。柳拯结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回答了社会工作在现代性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三、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研究
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理论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对西方相关社会工作理论的解读和诠释，以期为本土的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二是通过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检验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本土化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建构。姚进忠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对对社会工作发展转向进行了探讨[8]。郭伟和等关于“青红社工”的行动研究，对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要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9]
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研究注重探讨在实务应用领域如何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为服务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赵一红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讨论了社区工作中三大传统方法的整合运用问题；[10]陈红莉讨论了叙事治疗在团体工作中运用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践建议。
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研究
在教育理念方面，当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土社会工作教育理念创新的探索。翁雪、郑广怀对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进行了解读；[12]杨敏认为要从根本上确立起专业化职业化的体面意志和尊严意识。[13]
古学斌从社会工作教育三重能力建设的目标出发，主张让学生在鲜活的实践中内化价值；[14]马良提出建立“实习、教学和研究”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实习基地；[15]张敏杰则针对国内实习督导力量不足的现状，阐释了学校和机构联合督导的实习教育方法。[16]
为社工队伍的建设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亦是关注重点，王峰针对当前社工建设的外部环境，对社会工作体制建设提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探索社会工作管理体制的有效形式的几点建议[17]；李博指出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必须要做好组织协调、抓好宣传、完善政策以及督促落实这几方面工作。[18]
五、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研究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群体出发，针对不同群体的具体特点和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当前我国关于老人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居家养老模式及体系建设方面，也有很多学者将研究重心落脚于农村养老问题。陈友华对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19]滕珊珊对农村养老中的“合作主义模式”进行了探讨；[20]徐小霞对于在农村养老服务中，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与介入策略展开了讨论。[21]
妇女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干预和介入。张广良、武婉娴从专业社工的角度出发，指出社工在引导人们反对家庭暴力中要注重增进反暴力系统意识、对于暴力“零容忍”和归因、解决的宏观结构三方面意识。[22]
在建设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方面，谈志林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又存在区域不平衡的国情和社会福利价值取向的新趋势下，讨论了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当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23]
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在关注不同群体的同时，在服务平台上也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这些平台包括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企业等。
马良以浙江省某区为例考察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于基层政府治理的相关实践经验；[24]在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上，主要是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社区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钱宁、田金娜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自组织问题的探讨；[25]陈涛等关于震后社区生计项目实践与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探索等。[26]何辉分析了当前流行的企业社会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社工机构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计划；[27]郑广怀、刘焱对新员工社会工作干预策略进行了研究。
参考文献：
[1]钱宁、陈立周：《当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理论贡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关信平：《发展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中国的对策》，《中国社会工作》2011年第11期
[3]唐钧：《“十一五”以来社会救助发展的回顾及展望》，《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4]王增文、邓大松：《倾向度匹配、救助依赖与瞄准机制――基于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效应的经验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5]花菊香：《灾害社会救助中保障、凝聚、包容与增能之整合路径》，《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6]张和清：《灾难的社会根源与灾害社会工作》，《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7]杨海清、陈木森《广州：社会工作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改革》，《中国社会工作》2011年第19期
[8]姚进忠：《以人为本：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转向》，《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9]郭伟和、徐明心、陈涛：《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10]赵一红：《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整合运用――以社区工作模式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1]陈红莉：《叙事治疗在团体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期
[12]翁雪、郑广怀：《批判、自主与多元――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
[13]杨敏：《社会工作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转变和制度创新――专业化职业化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点思考》，《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0期
[14]古学斌《三重能力建设与社会工作教育》，《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
[15]马良：《构建“实习、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实习基地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
[16]张敏杰：《联合督导在社会工作实习中的应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
[17]王峰：《为社工队伍建设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8]李博：《充分发挥只能作用，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第7期
[19]陈友华：《居家养老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第10期
[20]滕珊珊：《农村养老“合作主义模式”的探讨――基于“孝在远方”情境下的分析》，《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21]徐小霞：《介入与嵌入：社会工作在农村养老中的现实困境和策略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2]张广良、武婉娴：《反家庭暴力：如何走出困境》，《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第4期
[23]谈志林：《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残疾人研究》2011年第1期
[24]马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于基层政府治理――以浙江省N H区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5]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任何社会工作的开展都是社会工作者在一定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前提和操作指南。它不仅规范了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意义,而且也规范了社会工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以及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和态度。如果说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培育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那么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就是它的核心和特色所在。因此,在价值观上厘清社会工作服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工作的特色及其本质,以便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新发展。
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对“价值观”这个词都有所涉及,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不管它根据学科的要求被如何定义,其核心内涵都大体一致,即它表示“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对社会工作而言,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社会工作的目标、理念、工作态度和方法有着指向性的作用。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者基于社会公正、平等、和谐的理想和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等而奉行的一整套理念、态度及行为准则的总称。可以说,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项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和服务,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都离不开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如此,社会工作价值观还是一个众说纷纭且不断发展的领域。例如,社会工作最初所秉持的价值基础是怜悯,并没有将帮助弱者视为社会应尽的责任,而是将其看作是富人对穷人的一种施舍,是一个侧重于解决弱者困难的个体行为。因此,这时候的社会工作多半是与慈善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对他们多施予物质上的帮助。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社会弱者的支持和帮助被视为社会和政府应尽的责任。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社会工作的对象范围也更加广泛,除了社会弱势群体以外,还包括了那些需要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群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工作的宗旨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公平公正。
因此,回顾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实际上在其核心价值观上存在着“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整体主义(holism)”两种不同价值观的争议,以至于在今天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层面上都产生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工作价值取向。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有困难的个体提供资源与服务,解决个人困惑和实际问题,满足个人成长的需要。因此,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者常常会相信既有制度的可行性,认为社会问题只源于个人的不幸或有问题的性格,相信只要给予个人必要的服务及资源解救就可以尽量减少受助人因失控而影响现行制度。对持这种价值观的大多数社会工作者而言,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考虑如何切实地去帮助遇到困难的个体,即使感觉到了社会制度或政策层面存在着某种问题,他们也认为凭借社会工作者的单一力量是很难改变现有政策的,这也不是一般社会工作者所应该或主要考虑的事情。对此,其基本的价值表述就是:“社会政策掌握在制定政策的人手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帮助那些眼前有困难的个体”。并由此形成了诸如心理分析理论、认知理论、行为主义理论、标签理论、赋权与倡导理论、社会诊断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社会工作理论,以及社会诊断模式、人本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干预模式、行为治疗模式、认知治疗模式、叙事治疗模式等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
而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则认为,社会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群体间的合作性,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因此,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者比较强调通过社会变革和集体动员的力量去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持这种价值观的大多数社会工作者认为社会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帮助改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尤其通过对有碍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与摒弃来最终促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此,其基本的价值表述就是:“解决个体困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促成政策层面上的变化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并由此也形成了诸如社会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批判主义理论等社会工作理论,以及任务中心模式、社区工作模式、结构式社会工作模式、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个人-环境实践模式等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
二、“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社会工作价值观争论的根源
社会工作领域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这种争议,其根源在于对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又源于社会工作者对“个体-社会”关系的不同预设和解答,也源于社会科学内部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与对立。在个体主义论者看来,不仅个体决定了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性质,而且社会也应该成为个体谋取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工具。具体地讲,人类聚集起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应付险恶的生存竞争压力,而社会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消亡,因为保持个人之间的相互结合的共同生活,一般要比离群索居的生活更令人满意一些。但在整体主义论者看来,社会塑造了个体并为缔结理性契约提供了条件,因此,必须先有社会才有个体的存在,社会具有超越个体、独立个体和规定个体的独特意义。[1]
因此,欲厘清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的争论,就必须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等不同层面来分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分裂与对立:
(1)首先在本体论层面,它们实际上分别预设了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并由此形成了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社会唯名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超越个体的实体,个体才是具有实在性的唯一实体,社会则是各个个体行动的产物或互动的形式。社会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名称”或“标签”而已。社会唯实论则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实在性的实体,它独立于构成它的个体之外,并凌驾于个体之上,且具有自己的突生性质。[2]
(2)其次在方法论层面,本体论上的不同预设必然会在方法论层面上有所体现,并由此形成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差异与争论。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最终可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并可以通过后者来得到解释。因此,它们认为所谓的社会、文化、结构、制度等都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抽象名词,它们必须由个人的动机和行为来说明和解释,不能由自身的整体性质来解释,而应该以社会中的个体为研究对象,以个体间的种种互动行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方法论整体主义则认为,社会现象只能由抽象的、普遍的本质加以说明而不能归结为个人因素。因为社会中存在着集体意识、集体特征,它们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客观事物。因此,必须重视整体研究,主张摒弃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现象做客观的描述。[3]
(3)再次在认识论层面上,个体主义指出,即使我们可以用整体主义的方
法去预测、描述和控制社会活动,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社会活动视为个体活动的集合,我们依然不能恰当地“理解”它们;整体主义则认为,如果能够发现说明社会的独立的规律就等于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获得了对个体社会活动的理解。[4]整体主义的所有形式都是把社会整体置于首要位置,并认为社会整体是个体行为的影响者和约束者。因此,常常关注对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集中考察社会制度、政策、惯例等是如何制约个体行为的。 可见,个体主义价值观与整体主义价值观的分裂与对立,在本质上源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建构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在当代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的分裂仍在继续,并且还延伸出了有关社会工作本质的诸多争论。正因为如此,英国着名哲学家伯纳德·鲍桑葵(B、Bosanquet)才指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5]对致力于现代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社会科学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更具有根本性意义:它是表征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正是从对这一符码的破译中产生了社会工作与现代社会的联结,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社会知识体系和工作模式。
从上述对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价值观的不同表述中可以看出,个体主义价值取向是以个体作为社会分析的基本单元,坚持个人存在的真实性,社会不具有真实性、实在性。因此,持这种价值观的社会工作者认为应从了解个体的动机、目的、意识、行动和困难入手。他们认为社会中的集体构造(如政府、组织、群体等)只不过是一种特殊行动的组织模式和结果,个体才是这些特殊行动的唯一载体。就社会工作领域来说,他们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均源于“个体”的不幸,因此,社会工作要对社会问题做出有效的回应和解决,就必须首先解决具体个体的困难和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最终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
而整体主义价值取向是以社会整体作为所有解释的出发点,认为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实体,社会独立于并且决定个体的动机、意识和行动。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问题有全面的认识和研究。因此,他们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只有整体主义这种正确的认识途径。就社会工作领域来说,整体主义论者认为社会工作的本质在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个体问题的解决也是最终为了社会整体的稳定与繁荣。
三、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重构本土化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可能
在当今中国,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如何超越其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创造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将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在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中,超越“个体”与“社会”二元论的努力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不会否认,没有了个体,就没有社会;个体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但是,在处理这两者间的关系上,往往由于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堕入这种“个体—社会”二元论的谬误里而未能对这个关系提供恰当的理解,致使他们不能恰当地处理个体自主性和社会约束性的问题而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有所偏颇的选择。
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社会结构背景和个人的真实性,即在整体观上的“原子主义”与“化约主义”的危险,以及个体观上的“物象化错误”。个体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把社会制度本身给忽视了,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性背景因素,深深地约束了个体行动者的策略选择。整体主义价值观虽然正确地抓住了社会整体的不可化约性,但它也面临发生学的困境,即社会结构自身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6]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对立正在于各自把个体、整体实体化、本体化了。实际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都走进了将个体、整体实体化了的误区,这种实体论(或说本体论)无形中限制了研究者逻辑思维及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社会工作要超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价值观的对立,就应该彻底抛弃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个体、社会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7]以说明个体组成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个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双重关系。
今天,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试图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价值观整合起来,用一些折中的观点来理解和观察这个社会。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价值观在相互排斥的前提下既无法完全驳倒对方,也不能完全达成一致。但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都在向对方靠近。[8]例如波普尔(K、Popper),尽管他再三地指责整体主义,却又承认“整体”的意义是“一个事物的某些特殊性或方面使该事物表现为一个有机结构而非纯粹的堆积”的时候,整体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波普尔意识在孤立地看待个体或部分的困难,声明“原子主义”的或“个体主义”的方法并不妨碍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地,整体主义也在悄然向个体主义靠近。它在强调整体性质有别于个体性质的同时,不再顽固地否认整体性质对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性。例如,认为“个体是不存在的”极端整体主义者涂尔干(E、Durkheim),后来也承认社会事实要转变为个体的内在意识之后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实际上是承认了研究个体的必要性。
关键词：舆情工作；社会治理；重要意义
前 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期，容易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下，既有热心市民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也有不良分子歪曲事实、恶意发言，社会舆论方向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政法规的宣传，积极做好网络舆情工作，有效防止负面舆论扩散，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一、舆情概述
所谓的舆情就是大众意见、情感在一段时间以后，在共鸣共振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共同意志，同时也包括一定的集体情绪，也就是常说的民众意愿。舆论的观点较多，也不够集中，较为分散且持续时间较短。而舆情则具有相反特征，不仅较为集中，还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与冲动性，且受情绪化影响较大[1]。一般来讲，舆情经历形成、发酵、持续、高峰、消退等过程，其体现的是公众共同意志，其中也涵盖着情绪性因素。经过酝酿与讨论，舆论表达观点或趋向一致，或出现不同利益阶层的博弈，容易对事态发展造成影响。对政府管理而言，应密切关注重大舆情事件的发展趋势，及时分析研判网民观点，妥善处置负面舆情，正确引导网络舆论，从而有效防治负面舆情、促进社会治理。
二、做好舆情工作对促进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构建信息对称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舆情与媒体有着很大关系，它能够影响到政府工作的开展、为防止政府与民间信息不一致情况的出现，就要重视媒体的作用，做好信息对称社会建设，为执政者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强化信息保障，这也是做好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在舆情的作用下，不仅有利于意见的宣传，还可以做好舆论引导，为社会治理提供必要力量。
要做好舆情工作，就需要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入手。首先，从微观角度讲，做好舆情工作可以优化内部信息对称，让传播者与受众所掌握的信息相同，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为互动提供必要保障。在降低选题的同时，既可为新闻报道提供指导，也可有效减少盲目性与不可控性，为社会治理节约一定成本。其次，从宏观角度讲，做好舆情工作，执政者能更全面的了解社会现状，并联系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方案，进而做好优化与改进，这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2]。如媒体网民对孙志刚案件给予高度关注，凸显了大众对现有管理机制的不满，对此政府部门应予以重视，及时修改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此外，做好舆情工作，还能为社会正常运行提供保障。舆情所表现的是大众心声，要促进社会治理，就要重视舆情的作用，提高大众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度。
（2）有利于体现民主法治社会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做好舆情工作有利于民主法治社会建设，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工作之一。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尚不够完善，在实际利用中容易存在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通过舆情为社会治理增添动力。舆情是群众的“喉舌”，掌握了舆情就等于掌握了群众心理，可以真实了解社会状况和民众想法，加强政民互动，促进社会治理工作有效开展。因此，要切实做好舆情工作，及时搜集社情民意，分析研判舆情态势，正确开展处置工作，发挥民众监督作用，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做好舆情工作，还需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及时将各种网络信息与技术收集在一起，并在信息网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和研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关心群众心声，所以，党与群众之间存在着血与肉的关系。为确保社会治理工作取得实效，政府工作人员一定要加强对舆情动态的了解，洞悉群众内心，一切以群众利益为准，并适时的改进与调整现有工作方法，这样有利于社会治理，还能为政府工作开展提供必要信息保障[3]。因此，要高度重视舆情工作，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实现为群众办事，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
此外，随着舆情工作的开展，各种社会冲突也会随之减少，这对民主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也可以督促政府工作人员认真履行本职工作。如药家鑫案件中，法官就需要重视舆情的作用，利用舆情了解群众心声，在群众的舆论监督下依照法律法规做出正确合理判决，消除负面影响，展现依法治国的法治模式，增强群众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信心。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舆情工作的开展对社会治理影响很大，更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建设，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工作人员联系实际情况做好舆情工作中，为社会治理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1]刘伟、论转型时期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思路与对策[J]、理论与改革，2016，03：93-101、
摘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涉及对分工的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结构研究以及分工与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的关系研究等。梳理这些研究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深化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分工理论;唯物史观
一、国内研究现状
分工理论是国内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们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未曾中断，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学者们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更是进入到系统化的阶段，分别从专题性(例如:起源、本质、类型、功能等)、比较性(例如:与涂尔干、马歇尔、杨小凯分工理论的比较)和结构性(例如:思想来源、发展脉络、逻辑进程、核心思想和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分工起源的研究。首先，否定分工起源于协作。刘佑成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的劳动方式是简单协作，但是，简单协作并不是分工。因为在简单协作中“不同的劳动还没有划分成相互独立的部分，……劳动者本身也没有职业划分”。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没有分工。解战原认为，不能把动物器官的不同作用看作分工，否则，“分工就成了‘分化’、‘区别’、‘分离’的同义语，一切以‘分’为特征的现象都可以归到分工的范围之内。
这样的‘分工’纯粹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他认为，协作与分工有本质区别，人类社会的分工不是起源于简单协作。还有学者否定分工起源于复杂协作，认为:“复杂协作虽然包含了对劳动活动的简单划分，但是这种简单化分还不是固定的专业划分，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其次，肯定分工起源于自然分工。刘佑成认为“最早出现在历史上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并且分析了自然分工产生的“两个起点”:性别、年龄等生理方面的差异和地域、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自然分工是社会分工的最初表现形式”，并且指出这种分工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杨芳则认为分工不仅起源于自然分工，也起源于原始交换:“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交换是社会分工的另一个起源。……自然分工和原始的交换共同促成了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发展。”可见，学者们基本认同自然分工是分工的最初形态，即分工起源于自然分工。最后，认同社会分工的最初阶段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秦庆武认为:“随着采集活动向种植活动、狩猎活动向畜养活动的转变，人类也就出现了第一次自发的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同种植业部落的分离。”
解战原认为:“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离以及随后出现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可以说，学者们基本认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第一阶段。但是，学者们对“第一次社会分工”的概念表述不清，甚至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分工”应表述为“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然而，有学者却认为，“第一次社会分工”应表述为“生产经济和攫取经济的分离”。例如，宋兆麟认为:“第一次社会分工是生产经济和攫取经济的分离，它发生于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杨阳也有类似的观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所谓‘其余的野蛮人群’，只能是以采集和渔猎为经济特征的原始部落，而不是农业部落。因游牧业要早于农业而产生，故第一次大分工并不意味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还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第一次社会分工”的表述，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这是针对雅利安人等游牧部落而言的，不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可见，如何恰当地表述“第一次社会分工”的概念，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争论不仅有利于我们探究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具体状态，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恩格斯“三次社会分工”思想的理解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完整的思考。第二，关于分工本质的研究。虽然分工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他们却未能明确地揭示分工的本质，只是指出“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此，学界存在很多争论，例如“分工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形式”瑏瑠;“分工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分工属于生产力范畴，不能归入生产关系范畴”瑏瑡;“分工的这个范畴既不属于生产力，也不属于生产关系，而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结起来的中间环节”瑏瑢。可见，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分工的本质进行理解，结果莫衷一是，甚至差别很大。赵家祥指出，以上观点都没有全面说明分工的本质，只有从“分工与生产力、分工与生产关系、分工与阶级划分、分工与上层建筑和分工与人的发展”五个方面，才能认清分工的本质。
他认为:“分工属于社会的运筹性因素。……它是联结人类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种活动的契机或枢纽。”瑏瑣在此，他不再把分工视为单一的历史范畴或经济学范畴，而是把它视为一个融合社会各种因素的动态范畴。笔者认为，这正符合了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对分工的论述从来不是狭隘的、单一的，他往往把分工置于生产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不同领域，进而系统地考察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关于分工类型的研究。学者们不仅从不同的角度对分工的类型进行划分，并且对分工的各个类型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达到深入、全面认识和理解分工的目的。例如，刘佑成认为:“根据各种分工所体现的具体劳动的质的差别，社会分工大致可划分为社会基本分工、生产分工、非生产分工。……撇开分工劳动的质的差别，但就形式而论，社会分工可划分为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三个层次。……根据技术性质和社会性质，分工可以分为几个类型:自然分工和历史分工、旧式分工和新式分工。”此外，他还细致地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分工，并把它分为“程序分工”、“机能分工”和“办公室分工”三个类型，这为以后学者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分工的特征、作用和规律提供了方法和思路。有学者从主客体、进步程度、社会的发展程度和职业、地域的差别方面对分工的类型进行划分，认为可以分为“劳动分工和劳动者分工”、“生产分工和生产者分工”、“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和自觉分工”、“旧式分工和新式分工”、“脑力分工和体力劳动分工”、“城乡分工”。徐国民认为，可以“根据分工在社会发展中的取得的效果，……将社会分工分为有效分工和无效分工两种基本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类型没有明确地划分，这为学者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所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学者们往往对分工类型的划分各有不同。第四，关于“消灭分工”的研究。学者们对“消灭分工”的研究一直抱有很大的热情，几乎在所有关于分工的专著中都涉及了“消灭分工”的话题。在“消灭分工”内涵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消灭分工”和“消灭旧式分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中，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消灭旧式分工”是对“消灭分工”的发展和精确化，“消灭旧式分工”在提法上比“消灭分工”更科学一些。因此，学者们对“消灭分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确理解“旧式分工”的内涵之上。凯达洛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旧式分工就是“劳动分工”，“消灭旧式分工是要消灭各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很显然，这一观点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旧式分工”的真实内涵。有学者则认为:“经典作家所讲的‘旧式分工’是指劳动者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被划分到一定的活动范围，固定于某种劳动状态，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形成较为稳固的结合方式，从而束缚人的手段的分工。”“旧式分工即劳动者的职业分工”。
有学者认为，“消灭分工”不是消灭劳动分工本身，而是消灭异化的劳动者分工，“在未来社会，劳动本身的分工将会进一步发展。……劳动者分工必然会趋向消灭。”还有学者通过对旧式分工特征的分析，认为:“旧式分工是一种自发的以固定的劳动划分为特征的分工。……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就是消灭这种自发的分工，消灭劳动者对劳动本身划分的屈从，消灭那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及人的片面发展的劳动状态。”也有学者认为:“‘消灭分工’并非一切分工或者分工的一切方面都不存在了，也绝不是要取消各种职业的存在，而是要不断克服由分工带来的社会问题，人不应完全屈从于分工，也不能过分受制于职业。”还有学者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消灭分工”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消灭分工并不是指要消灭一切分工。他们强调要消灭的分工是指作为私有制和阶级划分基础的社会分工。……从而使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可见，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消灭分工”不是消灭劳动分工，而是消灭因私有制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固定性、奴役性的旧式分工，取而代之是自觉性、自由性、平等性的新式分工。第五，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比较性研究。解战原通过对迪尔凯姆(涂尔干)和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比较，指出“迪尔凯姆研究社会分工的目的在于揭开人的社会性或社会连带性之谜”瑏瑠，但是，“迪尔凯姆并未真正解开社会分工之谜，他不了解社会分工的真正起源，更不了解社会进步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揭示出社会分工与其他社会关系包括道德法律等等的真实关系，没有科学地说明分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站在彻底唯物辩证的立场上，对分工做了系统科学的考察，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此外，他认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至少在思维方法、本质探寻、范畴联系、发展趋势等方面，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分工理论。
有学者通过评述马歇尔、杨小凯的分工理论，指出:“现代企业组织理论中关于企业的起源、分工和纵向一体化的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分析方法有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分析者所处的时代、研究目的与侧重点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于社会分工与企业组织发展的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马歇尔混淆了企业内部的工作专门化与行业内部专业化生产。……杨小凯仍然将不同形态的分工概念混用，他把分工所产生的效率统称为‘专业化经济’。”可见，马克思与马歇尔、杨小凯等经济学家研究分工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分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而马歇尔、杨小凯等经济学家则侧重于从生产效率的角度阐释合理分工的意义。有学者对管理学家布雷弗曼分工理论和马克思分工理论比较分析后，指出:“布雷弗曼对垄断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过程的杰出分析，进一步修正和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的理论，恢复了劳动过程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问题在于他忽视了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度采用了新的劳资关系形式。这种劳资关系的新形式保证了资本家获得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在等级制分工条件下的开发。”可见，在管理学中分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分工优化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可是，这一理论却不能清楚地解释，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分工优化和劳动效率降低”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分工理论，才能看清楚这一问题的实质。此外，学界还尝试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结构性研究。解战原在论述分工理论时，“首先回顾了人类对社会分工进行探索的思想进程，然后便集中论述分工的本质、作用和发展趋势”
，他从“人类对社会分工的探索”起笔，通过分析柏拉图、亚当•斯密、斯宾塞、迪尔凯姆、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追溯分工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并且根据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考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工，论述了分工的发展趋势。有学者则从“创立与变革、基本内容、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当代意义”四个方面展示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结构。有学者认为，应从“社会分工的历史衍进”入手，分析社会分工的本质、类型、根源、发展规律和“消灭分工”的路径，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王虎学则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起笔，整理和阐释马克思关于分工的论述，重点研究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发展轨迹、逻辑进程、基本规定、双重意蕴和理论方位，并将分工与社会秩序相联接，指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即“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指向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这无论是对于坚持并发展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还是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而言，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⑥。可见，学界越来越重视从结构性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并且，在研究中形成了文本解读与现实思考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理论特色，拓宽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广度，为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结构性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国外研究现状
分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它不仅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外学界主要研究了分工与生产方式、分工与异化、分工与唯物史观等方面内容。第一，关于分工与生产方式的研究。巴加图里亚认为，马克思通过研究分工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认清了分工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又是把生产者划分为一定的集团，把整个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⑦胡可认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部分地是社会生活日益增长地扩大的劳动分工的原因，部分地则是其结果”。埃克伦德•赫伯特认为马克思和斯密对分工研究的共同点，即“每一个经济的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进行分工的程度”。礼莱从生产效率的角度阐明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效率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种方法促进了分工的原因，……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是由于把操作过程分成细小而单纯的工作单位而产生的。”“人类对于劳动分工抱有很大的希望是有根据的，毕竟以前的时代从没有如此成功地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当群体中的个体各有分工，各自只做自己擅长的工作时，整个群体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
国外学者不仅研究了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也研究了分工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拉宾认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与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彼此分工，因而也以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质疑了分工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阶级既不应该用收入来源，也不应该用劳动分工中的功能地位来确认。这些标准将产生数量庞大的阶级。”可见，这位学者认为分工与阶级，分配与阶级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不能通过分工与分配划分阶级。第二，关于分工与异化的研究。沙夫认为:“马克思与其唯心主义先驱者不同，不是从精神领域而是从物质生产领域引申出异化的，把它同劳动的社会分工联系起来。”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大推动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自然因人类的技术和科学活动而日益‘人性化’了———但是这是以自我异化的剧增为代价的，而自我异化又以社会分工的扩大为条件。”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分工制度是实现人的力量和能力全面异化的机制”。⑨面对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卢卡奇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马克思对分工、协作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作用的评价，更应该看到马克思对分工带来的消极后果的评判，有学者指出，卢卡奇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因为他把分工与异化相连，并且提出了“劳动分工直接导向异化”瑏瑠的命题，其实这一命题马克思早已提出，这位学者对卢卡奇研究异化劳动和分工的评价，有些言过其实。在西方社会，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研究比较深入的学者当属高兹，他认为:“马克思似乎是看到了今天的情况才对劳动分工提出批判的。
……强迫劳动导源于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与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工业资本总是意味着专制与暴力……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奴役人的强化成正比。”瑏瑡第三，关于分工与唯物史观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分工在唯物史观创立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分歧。胡可肯定分工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马克思“注意到劳动分工的问题，这是意识到劳动、生产的核心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一个结果。马克思仿佛预感到进一步探求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律在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好处，……正是通过对分工的分析，在制定唯物历史观方面就迈出了下面的、同时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瑏瑢当然，也有学者否定分工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中的重要作用。望月清司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理解不是统一的，他们的阐述是有差别的，恩格斯以批判的思维审视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消极作用，而马克思则更多地集中于对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阐释。因此，恩格斯与马克思对分工的研究视角存在明显的区别。针对这一观点，胡克指出，望月清司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研究主观割裂，如果学者们不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及其立场，便不能理解他们的任何著作。因为，分工是构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关键，他们研究的“历史并不是由整块布料做成的，而是在确定的、限定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三、研究总结
国内学者主要从专题性、比较性和结构性上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分工与生产方式、分工与异化、分工与唯物史观等方面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研究，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贡献。但是，不可否认，当前学界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还不全面，甚至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还不深刻，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仍然有继续拓展和深化的必要。
第一，有必要深化研究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分工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为了能够清晰、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的思想体系，应从“分工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分工理论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工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义”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思想体系。
第二，有必要对“消灭分工”等理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消灭分工”一直都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学界对“消灭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灭旧式分工”上，更多的是在探讨“旧”与“新”的内涵和标准上。因此，学者们对“消灭分工”的研究视域显得有些狭窄，应依据分工的不同类型，阐明“消灭分工”的思想内涵:消灭旧式分工，实现新式分工;消灭自发分工，实现自觉分工;消灭劳动者分工，发展劳动分工。并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消灭分工”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