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为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人员是指在法定职责以外，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或者排除治安灾害事故中表现英勇，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第三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对见义勇为人员实行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本条例由市公安局负责实施。
市民政、财政、劳动、人事、卫生、审计、社会保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的职责做好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工作。
第二章确认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
（一）在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挺身而出、积极保护或者设法救援的；
（二）协助公安、司法机关追捕逃犯或者犯罪嫌疑人，事迹突出的；
（三）在排除治安灾害事故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生命财产，表现突出的；
（四）其他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制止犯罪中表现突出的。
第七条见义勇为人员由发生地的市、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给确认证书。
第三章奖励
第八条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应当根据其表现和贡献，给予下列单项或多项奖励：
（一）通报嘉奖；
（二）记功；
（三）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第九条维护社会治安基金会（以下简称治安基金会）对见义勇为人员发给一次性奖励慰问金。
第十条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的人员，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按有关规定由发生地的人民政府逐级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应当公开进行，宣传部门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事迹应当做好宣传报道，本人要求保密或者不宜公开的除外。
第四章保护
第十二条医疗单位因对见义勇为而负伤的人员应当积极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拒绝或者拖延。
第十三条因见义勇为而负伤的人员，其医疗费、因误式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由加害人依法承担。
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的人员，其丧葬费、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由加害人依法承担。
加害人确实无能力承担以及暂未抓获加害人或者无加害人的，见义勇为人员第一、二款的费用按下列情况办理：
（一）在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工作的，由所在单位按原经费支出渠道支付；
（二）在企业工作的，由其所在单位支付；
（三）在第（一）、（二）项单位以外工作的或者无工作的，由见义勇为专项经费支付。
见义勇为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经劳动行政部门进行确认和评定伤残等级后，由社会保险机构按有关规定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先行支付医疗费、丧葬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的单位，享有依法对加害人追偿的权利。
第十五条因见义勇为而牺牲或者受伤致残的人员，其抚恤金以及待遇，按照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因见义勇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由所在单位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若低于原工作待遇的，按规定发给在职伤残补助金，确实无法安排工作的，让其离岗退养，并按规定发给离岗退养费。
因见义勇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给予办理退休，享受退休待遇，或者参照工伤有关规定发给补助金。
不能享受第—、二款待遇的，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有本市常住广口的，由市、区、县级市劳动行政部门介绍就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列入社会救济，并从见义勇为专项经费中支付一次性补助金。
有前款情形无本市常住户口的，按伤残等级从见义勇为专项经费中支付一次性补助金。
第十七条对不宜公开的见义勇为人员，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应当保密。对需要保护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公安、司法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第五章经费
第十八条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设立见义勇为专项经费，并制定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办法，用于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
第十九条*市以及番禺、花都、增城、从化四个县级市，可按国家规定成立治安基金会，治安基金主要用于奖励见义勇为人员。
第二十条治安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一条治安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接受同级财政、人民银行、民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抢救见义勇为负伤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责任人和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造成损害后果的，由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和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将治安基金挪作他用的，依照《广东省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一、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建立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亦随之产生。在此后近四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翻开中国古代的法律古籍，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与其对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两种职能，一种职能是为了维护其专治统治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为了惩恶扬善，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也正如《汉书·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禁暴卫善正是体现了法律的后一种职能。从这种思想和认识出发，历代统治者大都制定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法规，以保障见义勇为、惩治邪恶势力者的切身利益。
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应首推《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寇贼劫掠行为的人，应受到法律的支持或保护。显然，《易经》中的这条爻辞含有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因素。在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易经·渐·六四》爻辞，其文为：“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毂，无咎。”据从希斌先生研究解释，“直”，《索隐》“古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在此引申为“遭遇”之义。“毂”，《说文》：“毂，从上击下也。”这段爻辞的意思是说“与盗寇相遇，击之无咎”。[1]可见当时的法律已有类似后世刑法中正当防卫的含义，即当自身或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制止不正当侵害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
先秦时期有关周代的典制文献《周礼》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据《周礼·秋官·朝上》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人物，贼，泛指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上述两种犯罪行为危及乡邑百姓以及自家人的生命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很明显，这则史料既有正当防卫的含义，也有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意思。另据《周礼·地官·调人》记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国家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的保护条款，即凡被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者杀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许其家人寻求复仇，若要复仇则依法对其处死。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还是十分完备和具体的，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也体现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立法精神。
由于封建法典注重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利，所以在现存的秦代法律文献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古人见义勇为的事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引秦代的爰书“盗马”条记载：“市南街亭求盗才（在）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及马一匹，骓牝右剽；缇覆（複）衣，帛里莽缘领褎（袖），及履，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
自西汉中期以后，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礼律融合的法律体系日趋形成，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规定也更加详细具体。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已很难窥其全貌。但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找出汉魏南北朝时期对见义勇为者法律保护的痕迹。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2]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记载：“捕盗贼、罪人，及以告劾逮捕人，所捕格斗而杀伤之，及穷之而自杀也，杀伤者除，其当购赏者，半购赏之。”[3]这句话的意思是，追捕盗贼或罪犯，如果盗贼拒捕，双方发生格斗，因此而杀伤盗贼、罪犯，或盗贼、罪犯自杀，追捕者免除刑事责任。若法律规定对于追捕者给予奖赏，“半购赏之，”即给予一半的奖励。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意图来看，显然有利于保护捕获盗贼之人，而不利于犯罪分子。
晋朝的法典中有盗伤缚守和斗杀伤傍人的条款，[4]由于《晋律》早已佚失，其内容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应与汉律的精神大体相同。南朝梁武帝时，下诏禁止挟私复仇。据《梁书·武帝纪》记载：“太清元年八月诏：缘边初附诸州郡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叛逃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諐，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梁朝禁止罪犯而逃亡，若因私报复，则治以重罪。这里也有对纠举者保护的意思。北周时期，法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5]从这些法律规范来看，都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隋唐时期的许多法律规定都直接来源于南北朝，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早有高论，此不多赘。现存的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一书中，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据《唐律疏议》卷28“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记载：“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即奸同籍内，虽和，听从捕格法。”长孙无忌等对此作了疏议：“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也就是说，唐律中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之徒不允许其反抗和逃跑，必须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对其格杀勿论。在《唐律疏议》卷28“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条更是体现了唐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立法意图：“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走者，持杖、空手等），迫窘而自杀者，皆勿论。”为了避免滥杀无辜，唐律对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杀死罪犯者也给予了惩罚：“已就拘执及不拒捍而杀，或折伤之，各以断杀伤论；用刃者，从故杀伤法。”可见，唐律中对见义勇者给予了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当然，法律也考虑到了为避难滥杀，不利于司法机关审讯，对于不拒捕而杀之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宋代法律制度沿续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据《宋刑统》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条捕格之法。”
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3“追赶捕举告盗赏门”中，也有两款是对于见义勇为者保护的内容：其一，规定：“诸人已为盗诈时，畜物主人及喊捕者求别人帮助，于盗人逃后追赶，除先追者外，其他人见其盗追赶者，将盗人射、刺、杖、斫，盗人死伤时，追者不治罪。若盗人自还给，请捕，已入手后，贪人畜物，若以错置无理而杀时，使与第七卷上逃人自还来唤处时，喊捕者被他人杀毁罪状相等判断。所杀盗窃犯应得短期徒刑者，当与杀人从犯相同。其中盗人已捕一部分而一部分未入手，被他人自进时，追赶者失，使强力而杀伤盗人，当比前有罪状上减一等。”其二，“偷盗物入己手，物主追赶，盗人以强力相向，杀伤物主时，以强盗杀伤人法判断。又他人助赶捕盗以及物主家处他人、住客被盗人杀伤时，当与杀伤物主罪相同。”
宋代以后，许多朝代仍沿袭了以前的规定。如明律规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6]清朝的法律严格保护追捕盗贼者的人身安全，据《大清律例》卷23“强盗”条记载：“若窃盗临时有拒捕及杀伤人者，皆斩。”“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赃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事主邻佑，俱照律勿论。”[7]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后一些封建政权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条款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即见义勇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时被罪犯伤害，国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抚恤，以保证伤害者个人及其家属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励更多的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四十两，三等伤三十两，四等伤二十两，五等伤十两。”“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8]其这些规定，说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对其生活的保障，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更加趋于完善和合理。
二、对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长此下去，势必会导致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朝代都专门制定了法律条文，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给予严惩。
在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最早可上溯到秦朝，或许会更早些时候。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号墓保存子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这部秦代法律文献中，有—篇《法律答问》，其中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法律惩罚措施，法律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贼入甲家，将甲杀伤，甲向四邻呼救。若四邻、里典、伍老皆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叫喊捉贼的声音，若情况属实，四邻可免于处罚；典、伍虽不在家，仍应治罪。若四邻在家而不前去救助，显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据；“有贼杀伤人冲术，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当赀二甲。”[9]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道旁的人不加以援救，凡距离在百步之内者，应罚二甲。
汉魏南北朝时期，有关这一阶段的法律文献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献中仍有类似的记载。如汉代的《急就篇》中就有：“变斗杀伤捕伍邻。”意思是说，邻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杀伤人命，隔壁的伍邻应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伍邻之人应予论罪。晋朝的法典中有“遭劫不赴救”的条款。程树德先生认为“当时以比附定罪。”[10]晋律对于“遭劫不赴救”的处罚十分严厉。南朝刘宋统治时期，依据“遭劫不赴救”条款，竟然对于盗墓掘冢的行为也比照不救助处罚，据《宋书·沈约自序》记载：“孝武于元嘉中，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军征虏将军事。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人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寻发冢之事，事止窃盗，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以晦其迹；强劫之党，必喧呼以威其事。故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知。且山原为无人之乡，邱垅非恒途所践，至于防救，不得比之邻郭。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民之禁，止非之宪，宜当其律。”
及至唐代，对见危不救、见义不为之人的处罚更加详细具体，在《唐律疏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28中曾规定：“诺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于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应及时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规。《唐律疏议》卷21记载：“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这些法律规范，体现了封建法律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功能日趋成熟。
在同时期我国西北少数民族藏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典中，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处罚则适用耻辱刑，即对于怯懦者给予羞辱的刑罚。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败懦者垂狐尾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在敦煌出土的法律文书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也规定：“因而被牦牛伤害致死，对不救者之惩处为：罚银五百两给死者一方。若因未救而致伤，其惩罚为：罚银二百五十两，交与自牦牛身下幸免者。”[11]从该法律文书我们看到，古代藏族对于见危不救的惩罚措施有二：其一是财产处罚，罚银五百两给死者；其二是耻辱刑，为见危不救者挂狐皮，以示其怯懦之意。
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
我国少数民族西夏政权制定的法典也有对见危不救处罚的条款，其中规定：“家主中持拿盗窃者时，邻近家主当立即协助救护。若协助救护不及，不往报告时，城内城外一律所属大人、承旨、行巡、检视等徒一年，迁溜、检校、边管、盈能、溜首领、行监知觉，有位人等徒六个月，此外家主徒三个月。又已与盗相遇，赶及不往报告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12]
宋以后至明清，许多朝代的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元代的法典《大元通制条格》卷19记载：“至元十四年七月，钦奉圣旨立按察司条画内一款节该：守土官常切觉察，毋致盗贼生发，或有贼人起于不意，即时申报上司，并行移邻近官司，并力捕捉。如申报稽迟，并有失察觉，致令滋蔓，结成群党者，纠察。”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元世祖下圣旨曰：“贼根底民官、军官一处镇压者，贼生发呵，一处拿者，贼根底拿不获呵，罪过他每根前要者。钦此。”大德四年（1300年）九月中书刑部呈：“大都路申，右卫军营见于永清县所辖地面置立，其本县设尉司弓兵即系职掌捕盗，虽是本卫编立牌甲，自行巡捕，止合拘铃军人，终非有司。拟合令永清县于本卫关厢巡捕。本部拟得：古卫关厢如遇火盗生发，既责有司官兵捕限根缉，合依大都路所拟。”[13]上述三条法律条款就有对见危不救施以惩罚的意思。
明代的法典《大明律》中也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1]
清代法律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规定的十分琐细，其中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2]如果前往救助的哨兵不积极救助，反而哄抢财物者，处罚更为严厉，比照江洋大盗例处罚，据《大清律例》卷24“白昼抢夺”条记载：“凡出哨兵弁，如遇商船在洋遭风尚未覆溺，及著浅不致覆溺，不为救护反抢取财物拆毁船只者，照江洋大盗例，不分首从枭示。如遭风覆溺，人尚未死，不速救护，止顾捞抢财物，以致商民淹毙者，将为首之兵丁，照抢夺杀人律，拟斩立决；为从，照伤人律，拟斩监候。所抢财物照追给主。”如果“见船覆溺阻挠不救，以致淹毙人命者，为首阻救之人，照故杀律，拟斩监候；为从，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救护律，杖一百。”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社会道德出现沦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还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写入国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篇中，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逃亡者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秦律又规定：“所捕的人在耐罪以上可以取钱”，对于取钱的范围作了限制。
秦律中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办法规定的十分细致，具体表现为：其一，假如罪犯随身没有携带钱财，秦律规定则由国家奖赏。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甲告乙贼杀人，非伤■（也），家当购，购几可（何）？当购二两。”这句话的意思是：甲控告乙杀伤人，经讯问乙是杀死了人，并非杀伤，甲应受赏，奖赏多少？应奖赏黄金二两。如“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二两。”对于捕获逃跑的罪犯，法律规定亦应由官府奖赏黄金二两。其二，秦律规定了私家奴婢盗窃钱财，亦由国家奖励的措施。“或捕告人奴妾盗百一十钱，问主购之且公购？公购之之。”[3]该条秦简的意思是：私家奴婢盗窃一百一十钱，有人捕获告官，问应由主人给予奖赏还是由官府给予奖赏？法律规定由官府给予奖赏。
汉朝继承了秦律的立法精神，法律对于见义勇为，能捕获盗贼者也给予了物质奖励。据《张家山汉墓竹简·捕律》规定：“（捕）亡人、略妻、略卖人、强奸、伪写印者者弃市罪一人，购金十两。刑城旦舂罪，购金四两。完城二两。”[4]若数人共捕罪人而当购赏，欲相移者，许之。汉朝法律还规定，对地方小吏能捕获盗贼的行为可以给与职务是的迁升。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盗律》规定：“徼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不欲拜爵及非吏所兴，购入律。”
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表现在能捕获盗贼上，有时对于那些敢于捕杀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猛兽也可视为见义勇为的行为。两汉时期，许多地方因人烟稀少，猛兽经常出没，危害百姓人身及财产安全，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封建政府经常出台一些奖励措施，鼓励勇为者为民除害。据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仲秋序）中所列举的《捕律》条记载：“捕豺■购钱百（《说文》引律），虎，购钱三百（《尔雅》郭濮注作三千，清段玉裁曰：沿汉律也），其狗半。”
汉律的条款为晋朝所沿袭，据《太平御览》卷892《兽部四》引《晋令》云：“诸有虎处，皆作槛穽，篱栅皆施饵，捕得大虎，赏绢三匹，虎子半之。”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投贼家业产，以赏纠人。”[5]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具体内容如下：“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6]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
唐代《开元令》中对于为民除害，捕杀猛兽的行为也给予了奖励，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诸处有猛兽之处，听作槛穽、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7]
在同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制定的法律中，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措施十分独特，如在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规定：“若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赏之，无女则给妹，无女无妹则给银二百两。”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引宋朝《捕亡令》的条款，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枯二年(1035年)，为了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厂奖赏令。“能告群盗 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8]号召人们起来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诏：诸处强恶贼有未获者，“如能巧设方略，亲行斗杀有劳，当超资酬奖。”[9]自宋仁宗以后，奖励告奸之风更盛，其中规定：“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资以赏告人”，囊橐死罪者，“籍其家资之半为赏”。[10]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枢密院又提出，淮南群盗，凡能“获首领赏钱六百千。”其后赏法愈来愈密，赏格也愈来愈高。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下诏：“捕获海洋劫盗，除所属保奏推恩外，……捕获海船贼徒每只十人以上，支钱三百贯，二十人以上支钱四百贯，三十人以上支钱五百贯。”[11]提高了赏赐的额度。
在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代政权中，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赏赐的办法。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 [12]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的行为给予奖励的办法。
二十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黑城发现了古代西夏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中对于能缉捕盗贼之人的赏赐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有：其一，捕盗贼见等赏赐法已明，依条下有，当由盗人出，盗人无有，贫穷无力出，由家门出工仍不足，则由知盗分物、买、抵债、使典当、接状中间人等出，其人亦不能，则由畜物主得偿还物中，二十缗中分成二份，一份当给追捕、首告赏。二十缗以上每十缗当抽出二缗给赏。若畜物主所得赔偿甚少，不足按份给偿数，则当由官赐给。其二，举告强盗赏赐之法，依人数及物量分为两种：盗人多，物甚少，则一人二十缗，十人以上一律二百缗。若人数甚少而物很多，则当于全部二十缗中等分，其数以上每十缗中当出二缗，勿超过二百缗。赐举告赏时，将人数、物量自共比较，当得其高者。其中举告群盗赏亦依强盗法判断。其三，举告偷盗之法，当依前述人数甚少物数甚多法赏赐，当勿超过一百五十缗。其四，捕盗及见盗赏法，见盗赏当在举告赏数上算，应得三分之一。捕赏当于见赏数上算，二分中当赐一份。若盗者强横，设置密谋，自行捕捉，则当在见赏上增利一分。捕、见盗者人多，亦当共同等分之。[13]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以后，元朝许多皇帝都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 (1303年)，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心。” [14]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对有些地方老虎经常伤人，危害地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元朝中央政府特制定了奖励措施：“议得凡有虎害去处，拟令本处官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杀，或不系应捕之人自愿设机捕获者，皮肉给付充赏。”[15]
明朝时期，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盗十名以上，各与一官。名数不及，折算赏银。应捕之人不在此限。”[16]可见，明代对捕获盗贼者的奖赏仅限于常人，也就是说奖励那些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鼓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
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据《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右、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强盗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如见义勇为者在与歹徒搏斗时受伤，清朝法律规定：“受伤者，移送兵部验名等第，照另户及家仆军伤例，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其在外者，以各州、县审结无主赃物变给。如营汛防守官兵捕贼受伤者，照绿旗阵伤例，分别给赏。若被伤身亡者，亦照绿旗阵亡例，分别给与身价银两。”
对于海上救护商船及其遇难人员，《大清律例》卷24亦规定了奖励办法：“有能救援商船不取财物者，该督抚亦酌量给赏。”
见义勇为不同于一般的好人好事，义士们更多的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或与灾害事故的斗争。由于我国法律滞后，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补偿，因而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时有发生，本文试从行政法角度分析见义勇为行为，以期为实践中此类问题的处理提供理论思维。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
见义勇为一词最早源于《论语·为政》里的“见义不为，非勇也”这句话，意思是：看到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①然而，“正义有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极不相同的面貌”，②各地的见义勇为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也不尽一致。③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而这种维护的前提是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正在处于危险状态。这种“危险”不外乎来源于人和自然这两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表现为违法犯罪分子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侵犯，这时见义勇为表现为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自然的因素表现为自然力量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如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这时见义勇为就表现为抢险救灾。因而见义勇为行为应包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和抢险救灾这两类行为。另外，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应具有高度的人身危险性。社会之所以要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奖，视见义勇为为高尚的道德行为，其原因在于见义勇为者能为常人所不能为，在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舍身而取义。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假如我们将打雷下雨时帮人收衣服、雪中送炭之类一般的好人好事也称为见义勇为，那是毫无意义的。这种高度的人身危险性，不是主观上的想象，而是客观表象。如犯罪分子拿着管制刀具对他人进行侵犯，这时，见义勇为者就有生命危险。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对其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行为。
见义勇为行为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见义勇为者救人于危难之时，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实践中，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的为数不少，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紧急性。见义勇为行为常常是在非常危急的时刻，未能及时获得国家力量的有效介入的情况下作出的。若当事人不能获得及时援助，就有财产人身受到侵害的危险。
第三，利他性。见义勇为者实施其见义勇为行为纯粹是一种利他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这体现了见义勇为者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这也是我们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扬并鼓励大家学习的重要原因。
第四，结果的双重性。见义勇为者通过其行为，一方面，不但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给其他人带来了公共安全感，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安全，所以，见义勇为行为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是见义勇为行为，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维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安全的目的。若行为人明知受害人的利益是非法的，而去“救助”，便不能被视为见义勇为者，而且还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若行为人对加害人曾有怨恨，恰遇其有违法犯罪行为，行为人出于报复心理而对被侵害人实施救助，也不应视为见义勇为。
其次，在客观方面，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行为人无法定或约定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有无法定义务主要从行为人的身份上进行判定。若行为人是人民警察，则当然地认为有此义务。①有无约定义务，看行为人与受害人是否存在保护受害人的合同。如宾馆中的保安就有义务保护宾馆内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基于旅客与宾馆之间的约定。
第二，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处于危险状态下，有受到危害的可能。正处于危险状态下，是见义勇为行为实施的时间限制，即正在遭受违法犯罪分子不法侵害或正在遭受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的损害。若行为人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进行救助，如将负伤的被害人送往医院，帮助受害人民重建家园，则不应视为见义勇为行为，而是其他类型的好人好事。另外，可能出现行为人与受害人均处于危险状态之下的情况。若行为人所受到的侵害明显小于受害人，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维护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倘若我们无法客观地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目的，则推定其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若此时行为人所受到的侵害程度接近或大于其他受害人，则推定行为人的行为主要出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行为。
第三，行为人实施对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进行维护的行为，对其自身有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述，在此不再重复。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视角
在正式进入从行政法角度研究见义勇为行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述一下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上的定位以及目前各地见义勇为立法的相关背景，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从行政法角度研究见义勇为行为的必要性。
见义勇为在民法上实际上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见义勇为者在其高尚行为中，有财产损失、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的，其本人或家属可以向受害人请求适当的补偿。“适当”意味着不能填补见义勇为者的全部损失。①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下，还可以要求造成其财产损失的或人身损害的违法犯罪分子赔偿全部损失。②但实践中，由于违法犯罪分子或是未被抓获归案，或是虽被抓获归案，但无力赔偿，因而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利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见义勇为者致残或死亡的，情况更加突出。根据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全国569位见义勇为者英烈的生活状况的调查，因伤亡导致生活困难的占1/3左右。③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弘扬正气、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各地纷纷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奖。但由于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没有国家财政支持，因而资金有限，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奖励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各地也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立法，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或保障，规定了见义勇为者可以享受诸种不同的待遇。
笔者认为，各地的立法实际上是对日益要求对见义勇为者进行保护或生活保障的舆论回应，其目的是在“雷锋越来越少”的道德现状下，通过对见义勇为进行行政奖励，以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治安，鼓励更多的人向见义勇为者学习，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缺乏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本质认识。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协助行为。对于行政协助行为，行政法学界并未引起较大关注，学者们一般在论及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权利时顺便提及行政相对人有行政协助权。行政协助权，是指行政相对人有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④据之，可以将行政协助行为定义为：公民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行政协助行为有以下特征：第一，公民没有协助行政机关的义务。也就是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公民没有协助的义务；同时，公民也没有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要求其协助。第二，公民所协助的事务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
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①如《人民警察法》②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③第38条第1款前段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④第3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32条第4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见义勇为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国家履行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职责。国家也因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因而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
既然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通过这种行为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国家则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费用则由国家财政负担，那么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中的损失也应由国家财政负担，以体现公平。故笔者主张，见义勇为者可以因其在实施行政协助时所受到的损失而向国家请求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⑤这里的合法行政行为，显然应当包括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作为和由于客观情况不能而不作为（在见义勇为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可能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而未能及时行使其职权）。关于行政补偿的理论，主要有公共负担平等说、结果责任说、特殊牺牲说、社会保险论、社会协作论、人权保障论六种。⑥本文在此不逐一介绍。目前，学术界大都赞成公共负担平等说。该说源自法国，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其成本和费用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平等负担。公民由于行政活动而受到损害，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承受的负担，必须平等地分配予全体，不能由少数人负担。⑦法国1970年10月9日的盖纳德案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理论。案件是讲一名年迈的妇女跌进一条沟渠，并因此受伤。她大声呼救，盖纳德先生闻讯之后赶赴现场救助，但他也不慎掉进该沟渠，并因此受伤。行政法院认为，由于盖纳德企图救助这位妇女，从事的是一种市镇当局的公共事务，因此他可以从市镇当局处获得赔偿。⑧此处用“赔偿”而非“补偿”是因为法国行政赔偿责任分为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两种，①危险责任是行政机关无过错的合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责任，实质上相当于补偿。
如前所述，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从事的抢险救灾或与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公务，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行为中所遭受的损失，如受伤后的医疗费等，应视为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承受的负担，并且相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是一种额外负担。因为，一般公民主要通过依法纳税来实现其对公共利益的负担。纳税的方式、标准等均由国家法律规定，适用于所有人。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公民的公共负担是平等的。国家则运用这部分财政收入来组建和维持保护公共利益的力量，如警察队伍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当出现危害公共利益事件时，如发生违法犯罪活动或发生火灾水灾等，由国家出面加以维护。若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受伤致残等，国家可以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这部分人的损失加以填补。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公民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的义务，一般公民也均未对公共利益有所负担，因而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负担也是平等的。但在发生见义勇为的情形中，由于见义勇为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就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等一系列的待遇。实际上，此时见义勇为者所遭受的损失是他在已经履行了作为一般公民的纳税义务外，对公共利益的额外负担。此时与其他公民相比，出现了公共负担不平等的情况，即见义勇为者承受了比其他公民更多的公共负担。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理论，国家应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见义勇为者这种额外付出加以补偿，对见义勇为者的额外负担加以填补，使见义勇为者对公共义务的负担达到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前同等的状态，从而实现公民公共负担的平等。
目前，我国并没有对行政补偿进行统一的立法，有关行政补偿的规定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中。对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不补偿是原则，补偿是例外，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才可以补偿。本文认为，鉴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历来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有必要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失进行补偿。一方面，可以弘扬社会正气，使更多的人向见义勇为者学习；另一方面，可以使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有所保障，使其损失得以弥补，以实现实质正义。
三、见义勇为者行政补偿请求权行使方案的初步设计义勇为者或其家属可以要求国家对其进行行政补偿。那么，见义勇为者应向哪个国家机关要求补偿呢？应怎样进行补偿呢，下面，笔者将谈一下自己的构想。
第一，关于补偿的义务机关。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的义务机关比较合适。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的现行行政主体理论日益受到挑战。有学者主张吸收国外的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②而国外的行政主体一般可分为国家、地方团体和其他行政主体三种。地方行政团体是以一定的地区及在那居住的居民为基础，以在该地区内实施有关公共服务目的而设置的，对该地区居民具有支配权的公共团体。①地方行政团体相当于我国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因此笔者将补偿义务机关定位为政府而不是依据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而被视为“行政主体”的政府的各个部门。其次，“行政补偿费一般不单独在国家财政中列出，也不实行集中管理，而是由具体行政补偿义务机关分散管理。这一点与国家行政赔偿不同。行政赔偿单独列入国家预算，并且由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集中管理。”②因而在设置补偿义务机关时必须考虑到其经济负担能力。考虑到若将乡镇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由于其财力有限，往往难以承担一些见义勇为者的巨额补偿费用。而我国各省的地域范围比较大，若将省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那么就不易于离省会或者首都较远的见义勇为者行使其补偿请求权。而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既能够在财政上承担，又能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
第二，关于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标准。笔者认为补偿的目的在于弥补见义勇为者的损失，以实现公共负担的平等。我们应对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中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全部补偿。见义勇为者有财产上损失的，应补偿其财产上的损失；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应补偿其医疗费用及医疗期间的工资损失；致残的，除补偿上述费用外，还应评定伤残等级，使其享有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的待遇；死亡的，应向其家属补偿其生前医疗费用和丧葬费，并发放抚恤金。以上工资、丧葬费及抚恤金补偿标准应参照各县的生活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
第三，关于补偿的程序，由于近来学者大都认为，“将行政补偿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看待，将其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研究更为科学”。③故补偿的程序应符合作出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补偿的，应先对当事人发出补偿通知，并在通知中列明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及时限。然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向其说明理由，答复其意见。最后，作出补偿决定，并告知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及时限。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向义务机关申请补偿的，应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书中，应说明要求补偿的事实理由和数额。补偿义务机关接到申请书后，应进行审查，并将拟作出的补偿决定告知申请人，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偿决定，并告知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及时限。当事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提请复议，或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复议不服的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上关于复议和诉讼的时效，可参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另外，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属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之债，见义勇为者可以向受害人请求适当的补偿，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下，还可以向造成其人身财产损失的违法犯罪分子要求赔偿。①这样，见义勇为者就享有民法上的请求权和行政法上的请求权。那么见义勇为者应如何行使这两种请求权呢？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对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及违法犯罪分子对见义勇为者的侵害是第一位的，而见义勇为者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则是第二位的，即见义勇为者实际上是通过对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进而维护了公共秩序与安全。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应首先行使民法上的请求权，只有其行使民法上的请求权不能切实弥补其全部损失时，才可请求国家补偿。这样，既可在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的前提下，又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是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
参考文献：
①箩竹风主编：《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②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③如《青岛市表彰与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l997年11月27日青岛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排除治安灾害或采取其他措施进行保护和援助的合法行为；本条例所称治安灾害，是指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而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灾害事件。而《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1999年12月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第2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2000年4月21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维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①②参见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2000年5月27日《人民法院报》（京）。
③培填：《见义勇为呼唤法律维护伞》，《法苑》1996年第6期。
④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①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②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③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④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⑤⑥⑦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第475、476页；第475页。
⑧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①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②参见薛刚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①薛刚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②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摘 要】见义勇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呼吁进行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见义勇为立法属道德法律化范畴，有着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我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实践对我们有着借鉴作用。对见义勇为立法应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关规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订专门性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WWw、133229、coM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 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② 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 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
，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
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
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注释：
① 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② 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③ 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④ 该部分主要参考了郑显文：《
⑤ 赵肖筠，沈国琴：《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⑥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⑦ 参见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76条。
⑧ 该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无因管理，但赔偿数额与一审判决有很大差距。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
[3]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
[4]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5]徐武生、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6]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方向东，男，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邮编：200433
地址：复旦大学北区40#701、
2007年7月26日下午放学后，同学张蒙建议：不如去河边看看洪水。;此时的乐安河因几天来连降暴雨而水位疯涨。突然间狂风大作，一个浪头卷过来，张蒙被卷进了河中。慌乱的她大叫救命。其他同学见状，吓得一边往岸上跑，一边大叫救人，但这个时候附近并没有大人。稍微会一点水性的徐乐琴见张蒙在水中一沉一浮扑腾，一把抓住张蒙。徐乐琴个头较小，难以撑住张蒙。风浪越来越大，徐乐琴和张蒙渐渐沉了下去。这时，听到喊声的村民徐汉生划了一只小船前来施救，但由于他是肢残人，无法下水救人，只得用竹竿扔向落水的孩子，遗憾的是，转眼间两颗生命被激流吞噬。
正义是什么？字典告诉我，正义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可是，随着时间的飞逝，这种解释已经不适合用在现在了。以前，普希金说，正义之手不应当为了贪婪或者畏惧而稍稍姑息。现在，引用《增广贤文》的一句话，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
我认为，人要有一颗正义的心，但坚持正义却要讲求方法，要量力而行，不能单凭血气之勇。作为未成年人的我们，难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对自己的壮举;负责。如果不顾自身条件而奋勇搏斗、英勇救人，这种有勇;无谋和有勇无力;的见义勇为行为多半会造成无谓的牺牲。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孩子在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之后，都会遭受不同程度得伤害甚至死亡。就像徐乐琴一样，毫无思考地就跳下去救人，最终落得死亡人数增加至2人。不过徐乐琴舍身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政府提倡，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英雄。但是，引用《为人民服务》中的一句我们要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在平常的情况中，能做到以生命为第一原则来救人吗？其实有些时候，面对某些情况，我们都束手无策，都没有能力，那么如果是明知，又何必做无必要的牺牲呢？我们作为未成年人，在救人前要学会自救，才能做到一举两得：既救人成功，又保全生命。何乐而不为呢？
而作为成年人，社会上是赞成见义勇为;的。因为大部分成年人有理智的头脑，健壮的身体，生理和心理都比较成熟，而且社会阅历也比较丰富，所以处事方法也比较成熟。对于见义勇为;和见义智为;，都是成年人比未成年人更适合，而且更主动，更成功。
何艳申请见义勇为被拒，据报道理由是“孩子被救是群体参与的行为”，对照《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相关部门认为参与救援人员行为不完全具备条例规定标准。但何艳究竟因《条例》中哪项条款未达标而不能授予见义勇为称号，相关部门并无下文。
事实上，从来没有哪条法律会规定见义勇为的参与主体，只能是个人而不能是“群体”，以“群体参与”来否认、抹杀个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不但依法无据，也不符常识情理，对救人受伤并面临经济困难、无钱医治的何艳来说，更是不公和伤害。
之所以“群体参与”会成为相关部门认定何艳见义勇为的“难题”，除了对见义勇为概念理解上的狭隘偏见，对见义勇为认定标准把握上的机械苛刻，可能还在于本次事件中何艳见义勇为的行为的“非典型性”，让相关人员感觉“对不上号”，无所适从。
可能在相关人员看来，何艳是被从楼上摔落的男孩碰巧“意外砸伤”的，是一次被动受伤的意外事件，不是何艳主动救人过程中遭受的身体伤害，不属于典型情况下积极作为的见义勇为受伤范畴，因而不能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只有何艳当时面对楼上摔落的男孩，张开双臂勇敢迎接救援而受伤，才有可能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
可是，从第一个发现男孩要坠楼，到大声呼喊救人，并与闻声而来的周围邻居一起，抻起被褥准备接住孩子，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主动积极作为，本身就是见义勇为。孩子碰到电线和枣树后，意外改变了坠落方向，也大大减缓了下坠速度和力度，意外砸到何艳腿上后，进一步抵消了对孩子身体的伤害，但却造成了何艳的严重受伤。一系列过程表明，何艳参与救人和受伤，都与孩子最终获救具有因果关系，何艳的行为完全属于属于见义勇为。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②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关键词] 见义勇为；立法；权利义务
【中图分类号】 D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069-1
见义勇为是一项英雄的行为，为我国等许多国家在内所鼓励和表扬。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由于见义勇为引发的相关问题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思考。比如，见义勇为者反被诬告为侵权人，或者见义勇为者见义勇为后，自己遭受了侵害却无人理睬，流血又流泪。这些情况的出现无不提醒着我们：是否应该出台一项专门的法律来保护见义勇为。
一、见义勇为的界定
“见义勇为”最早是出现在《论语・为政》中：“见义不为，无勇也。”大概意思就是说：见到符合道义的事，却不去做，这是不勇敢的表现。见义与勇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有了义的支撑，勇可以无畏，有了勇的保护，义也更加申明。即便如此，“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对其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较为典型的有：张文显《法理学》中“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而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109条这样规定，“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立法虽这样规定，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明确说明该条文就是见义勇为。所以，可以这样说，关于见义勇为，我国尚无明确的法规条文来规定。
二、关于见义勇为的规范性文件
（一）国内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见义勇为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此早在古代就有相关的法律来对其进行相关的规定。中华法系的代表、立法技术很高超的《唐律疏议》中是这样描述见义勇为的《唐律疏议》卷28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布前见义勇为多数是作为道德要求，所以很少有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规定。
（二）国外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早在公元4000年前最早的习惯法时代，在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和古印度法中，就已经出现了对见死不救者进行惩罚的规定，也是国外最早的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让人意外的是，罗马法认为不应该为见义勇为立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是高于他人生命的，所以不提倡见义勇为。近代资产阶级法时代的英国对此也是认为见义勇为不合乎法律的规定，主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20世纪之后才出现了一些正式的、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就规定了“无论习惯法如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这些法律都为我国的见义勇为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见义勇为的立法必要分析
（一）法治社会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又适逢十八界三中全会召开完毕，一大批改革的政策经讨论被决定。为见义勇为立法，是顺应时展和社会进步的举措。什么是见义勇为，怎样界定见义勇为的相关问题，这些应该由法律规定。为了更好的将见义勇为进行到底，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需要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
（二）弥补立法的漏洞。我们知道，法律有着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人们对尚未进行立法的事项做到行为完全正确。现在对见义勇为尚未进行立法，这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为了避免这个漏洞带来更多的严重后果，笔者建议应尽快立法。先前，就有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写稿呼吁国内对见义勇为立法，他们有的是从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的角度，有的是从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经常被混淆的角度，有的是从社会效果的追求角度来表达。但无论是哪种，最后的结论是相同，那就是一部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的出台。
（三）权利义务的配置。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张文显教授在《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中提到：权利义务是法律的基石，也是法学的核心范畴。立法的过程，可谓也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配置过程。见义勇为者，本身并不负有作为的义务，他们的权利就更应该收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够做到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权利义务的平衡，真正地做到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对见义勇为的保护。既符合法理学的内在要求，又实现了立法上的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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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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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显东、从《大清律例》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兼论中国古代固有[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