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边沁
作为英国近代杰出的哲学家与法律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不仅对英美法律改革产生了现实影响,而且对英美法理学的塑造具有深远意义,乃至被誉为“进步主义的哲学家”、19世纪英国“对现有事物的怀疑大师”、“伟大的颠覆性思想家”或“伟大的批判思想家”。同时,因其对英国法律制度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改革与创新,边沁也被称为“英国学说和制度上的革新之父”以及“伦理和政治哲学伟大的改革家”。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边沁提出并诠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原理。正如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的基本原理,边沁确立了规制法律与道德世界的试验科学原理,从而使他自己成为了法律与道德世界的“牛顿”。③
一、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盛行于19世纪西方社会的一场哲学思潮,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无疑是边沁。作为英国近代着名的哲学家,边沁也是一位对法律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始终致力于法律改革的学者,他在对功利主义进行系统阐释的同时,也将之作为一项基本原理应用于立法实践与法理学研究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将其视为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以及分析法理学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例如,作为第一位明确宣称“快乐”是至善的思想家,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主张快乐就是生活的目的,人生最优的生活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快乐,并且强调节制和限制欲求是获取最大快乐的手段,同时偏重灵魂的快乐而轻视单纯肉体的快乐。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也主张快乐主义,并认为快乐是唯一的至善,是幸福生活的开端与归宿,而“德性”就是追求快乐时的审慎权衡,苦与乐的衡量标准是肉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平静。他强调最高程度上的快乐应当通过对痛苦或烦扰的单纯去除而获得,并且因回忆和期望使感觉得以积累,心灵上的快乐与痛苦实际上远比肉体上的快乐与痛苦重要得多。参见[英]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史纲》,熊敏译,陈虎平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6~77页;亦可参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309~311页。18世纪末,功利主义思想经由法国哲学家的复兴,进而被边沁及其追随者(如约翰·密尔和约翰·奥斯丁,学界通常将后者视为英国分析法理学的创始人)以现代方式重新阐释与表达出来。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伦理学上是一位功利主义者,主张“快乐即善”。据称,边沁正是在1769年意外阅读了爱尔维修的着作后,开始下决心毕生致力于立法研究。[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7页。而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意大利古典刑法学家贝卡里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引言”中提出,“我们翻开历史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的了,这种考察者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在边沁的法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则及立法理论大部分受益于贝卡里亚在上述段落中提出的命题——“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边沁曾经谈及自己最早是从《论犯罪与刑罚》中发现其毕生为之努力的研究主题与方向:“我记得非常清楚,最初我是从贝卡里亚论犯罪与惩罚那篇小论文中得到这一原理(计算快乐与幸福的原理)的第一个提示的,由于这一原理,数学计算的精确性、清晰性和肯定性才第一次被引入道德领域。这一领域,就其自身性质来说,一旦弄清楚之后,它和物理学(包括着它的最高级部分:数学)同样无可争辩地可以具有这些性质。”[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页。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马克思的幸福观既是对前人幸福观的继承，又是发挥了自己聪明才智对前人的超越。在继承上，他把欧文、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非常巧妙地吸收并融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在超越上，他提出了个人的最大幸福是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光辉的思想，这是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马克思虽然并没有系统地描述幸福，但是通过对他提出的许多关于幸福的思想的进行分析，并将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出他们各自思想的实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古希腊；马克思；幸福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9-03
幸福的话题自古就有，马克思以前的幸福思想一般有两种归宿：一种是追求“个体的幸福”，以个体的幸福为出发点和目的。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幸福观、伊壁鸠鲁的感性主义幸福观等都旨在实现个体的幸福。另一种是追求“集体的幸福”，以集体的幸福为出发点和目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都是对集体的幸福进行赞美和追求的。
一、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幸福观的不同点
在古希腊时期，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都对人的幸福做了深入的探讨。柏拉图认为，幸福的人是有德性的人、“至善”的追求者、正义的人、能够节制的人、需要“灵魂的转向”。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的各种行为举止都是有目的的，这些目的又是纷繁复杂的。但是这些目的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目的，那就是幸福。“善”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里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他对幸福涵义的阐释也是围绕着这个“善”逐步展开的。首先，他认为，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性的现实活动，不是纯粹的存在于思想里，也不是单纯的身体感官的现实活动；其次，他认为，思辨活动才是完满的幸福。在一切现实活动中，只有作为领导者和主宰者的思辨，才有资格成为完满的幸福。幸福是实践的果实，一个人光有德性还不够，还必须要把德性付诸现实活动。他说，正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桂冠不能授予美丽的人、健壮的人，而只能授予在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人一样，只有通过在德性指引下的理性行为，才能获得幸福。只有内在条件是不能得到幸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的生活就必然地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的幸福也就必须有外在条件的满足，幸福生活以符合德性的现实活动为内在规定，又需要功名利禄等功利条件作为外在的补充。而且我们还要有许多高尚的事情，需要朋友、政治权力才能做到。相反，如果我们出身卑贱、穷困潦倒、孤独无子、子孙不佳等，都不易得到幸福。
伊壁鸠鲁把快乐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并将其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准。他指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落脚点，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在认识论上，伊壁鸠鲁继承了居勒尼学派的感觉论思想，他认为只有个体的感受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其它的皆不重要。在幸福的问题上，他就特别地强调了感觉，他说过，一切善的开端和根源是身体感觉器官的快乐，即便是最高贵的智慧和修养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而存在。正是由于他的幸福观对生理感觉的极度依赖、把快乐归于生理感觉，人们往往把他看成了享乐主义的代表。其实，他追求的是一种理性的快乐，是在理智控制下的快乐，是一切行动都合乎理智的快乐。伊壁鸠鲁在原子偏离学说理论的基础上，追去理性的幸福，热爱生活，注重感觉，注意节制，反对宗教迷信，把自我的幸福建立在理性的快乐主义之上，为人们追求幸福开辟了一条伊壁鸠鲁式的途径：遵循理性和美德是幸福生活的保障；要使灵魂平静，就必须消除对神鬼、对死亡的畏惧；必须克制贪欲；必须崇尚正义，珍视友谊。
犬儒派是古希腊晚期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其学派主要主张清心寡欲，放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一点和我们古代的老庄哲学有些相似。早期的犬儒派是极其严肃的，他们立志揭穿人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性，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的正常感情也讥讽为愚蠢。犬儒派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诡辩学派的启蒙运动和苏格拉底伦理学说的思想，但是他们把其发展到极端，乃至走向了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
斯多葛学派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个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哲学派别，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聚众讲学而得名，被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者。它的创始人是芝诺，其代表人物有爱比克泰德、马克·奥勒留、克里斯等。斯多葛强调，所有的自然现象，如生病与死亡，都只是遵守大自然不变的法则而已，因此人们必须学习接受自己的命运。他们把宇宙看作是美好的、有秩序的、完整的整体，是由原始、神圣的火种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小火花。因此，人类应该协调自身，与宇宙的大方向相协调，最终实现这个大方向的目的。由于斯多葛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灵魂也变成了宇宙的灵魂的一部分，人的本性决定于宇宙灵魂。因此，在幸福观的问题上，他们把幸福定义为最高的善或者道德，只有向着善的道路前进才能达到内在的幸福目的。他们与犬儒派的相似之处，是把善、道德和幸福看作是内在统一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如财富，健康甚至生命都不是善，只有德性才是善。人们遵循理性的规则去生活，这样理性的本性就会引导我们走向道德。走向了道德，也就走向了最高的善，这是一切活动的目的。但是，在斯多葛那里，感官上的快乐却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没有感官上的快乐，这也丝毫不影响获得幸福的生活。他们只追求道德，只要有了道德就可以直接地、理性地获得幸福。
在对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的幸福观做出比较分析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幸福观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利他和利己上的不同，二是在每个人幸福和个人幸福上的区别。
首先，在利他和利己上，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利他的。马克思自己从来不贪图名利，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中，他半生流亡，一世清贫，但是却丝毫没有表现出退缩之意，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真正地都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曾这样指出，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那种博大的情怀，爱人如爱己。马克思从来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立下了豪言壮语，也为实践自己的誓言奔波一生，直至生命结束。而古希腊哲学家的幸福观却多带有利己的倾向。柏拉图就认为，每个人要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都应该去追寻“至善”，因为在追寻“至善”的过程中，可以使人的理性提升，灵魂转向，从而灵魂达到和谐。亚里士多德直接就指出，幸福就是最完满的善，是最终的和最大的善。因此，在他那里，一个幸福的人是需要始终完全合乎德性，按此行动着，并拥有外在辅助条件的人。犬儒派和斯多葛学派则也是把个人在精神上的追求置于首位，对外在物质方面的毫不在乎和坚决决裂是他们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家的哲学探究都是只有一个目的——为了自己的幸福。至于别人是否幸福，似乎与己关。
其次，在为了每个人的幸福还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上，马克思的幸福不仅仅是利他的，而且是利于全人类的。他所倡导的幸福是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在阶级社会里，总是有一部分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他们利用身份上的优势脱离了社会劳动，从而实现其他多方面的发展。但是在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各个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1]。在这个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里，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被金钱左右，他们都能进行全面的发展并自愿地去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马克思那里，个人的幸福是与整个人类的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要想幸福都必须为人类的幸福去共同奋斗，别的同类都幸福了，我自己也就是幸福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古希腊哲学家们由于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大都是以个人的幸福为出发点的。尤其在奴隶制逐渐衰落的希腊晚期，整个时代弥漫着恐惧和悲观气氛，个人如何达到灵魂的平静，如何求得幸福成为了希腊晚期哲学家的中心目的。与环境抗争，与外界隔绝，对自身净化，对自我超脱，别人的事情我们不管，也与我们无关，我个人的精神愉悦就行，是希腊晚期哲学的一个共同主题。他们无论如何探究，也只是希望找出那如何能让个人幸福的道路，每个人都只是去关心自己的事情，都只是自己通过一些方式去让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够了，集体、国家的幸福离我们很远，所以这是他们与马克思的又一个重要区别。
二、古希腊哲学家与马克思幸福观的相同点
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家和马克思的幸福观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都认为幸福是人活动的最高目的，二是都指出真正的幸福不在物质生活上。
首先，他们都认为幸福是人活动的最高目的。对马克思的一生了解后，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奋斗之中。他自己一生淡泊名利，虽然经常贫困交加，生活极其艰辛，但每次当他几经周折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后，都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让他兴奋不已、视如生命的事业中去。他认为，个人的完美是和人类的幸福分不开的。每个人都应该去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终身。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是考虑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没有去追寻幸福，那么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位出色的政客，但他绝不能成为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幸福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一生的精力去争取的东西，也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其它的都是手段而已。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追求幸福是城邦及其公民共同的目的。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公民如果都能去践行德性，发展和完善伦理美德，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德性而品质优良，生活自足自满，城邦也就可以和谐繁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之路。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人的一切实践和选择，都是以幸福为目标，它也是一切知识，一切能力和一切行为的目的。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幸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他在书中探讨了政治、伦理、教育乃至婚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可他构建理想国的目的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幸福也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我们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指南针。
其次，他们也都指出真正的幸福不在物质生活上。马克思自己就是一个不贪图任何名声地位的人，普鲁士政府多次请他为官，都被他拒绝了。在一生中，他都没有什么工作，甚至有时候连一家人吃饭也成问题。面对此种情况，他没有感到悲观失望而是在稍有钱财时，便立即投入到他热爱的事业中去了。他指出享乐并非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并不在物质生活上，而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的行动中，因为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变得超凡脱俗，变得高尚伟大，同时也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古希腊哲学家对物质的抵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柏拉图的幸福观只强调正义、善良、自制的人才能幸福，关于物质条件他只字未提，物质条件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是较为全面完整的，他指出幸福除了身体和灵魂方面的和谐幸福之外，还需要外在的辅助条件。这些辅助条件就指的是财富、地位、权力等，它们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里，亚氏也并没有夸大物质条件的分量，指出它只是获得幸福的基础条件而且是必须以灵魂的善作为前提而发挥作用的。拥有财富并不等于享有幸福。犬儒派则更进一步，直接宣扬回到自然，弃绝一切物质财富甚至整个“文明”。斯多葛学派则是一味地逃避，对享乐、爱好等一概漠不关心。除了和自己的感情保持一致外，没有实现幸福的其它办法。
通过比较古希腊哲学家和马克思的幸福观，从中吸取双方各自对于幸福研究的精神实质，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0、
关键词：幸福；柏拉图；个人正义；可持续；适度
中图分类号：B8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37-01
几千年来，人们憧憬和向往幸福，而到底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却如同一个无解的命题，困扰着孜孜以求的人们。古希腊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是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柏拉图，早在他两千多前的著作《理想国》中，就深刻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并提出了独特的关于正义和幸福的见解。
一、幸福是一种和谐的状态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从个人心灵的和谐亦即个人正义出发，认为幸福是个人灵魂的一种和谐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了重点的描述。
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成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分别存在于人的大脑、胸腔和肠胃，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关系。欲望用以感觉，是人的感官渴望得到的各种满足；理智用以思考，它拒绝不被现实社会接受的欲望；激情服从于理智，当欲望越界时，激情将成为理智的助手，控制无止的欲望。个人正义即是用理智控制激情，用理智压制欲望，用激情牵引欲望，从而建立起三者的平衡，实现个人灵魂的和谐。这种和谐，需要理智对欲望和激情的良好控制，需要人们实现自我主宰和自身的井然有序；只有实现这种和谐，一个人才可能成为节制和幸福的人。
二、学习和教育是获得幸福的主要途径
在论述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关系时，柏拉图还进一步指出，欲望带来的感官享受转瞬即逝，只有借助学习知识获取理智的过程才是快乐和真实的，才是人类追求稳定、持续幸福的主要渠道。换句话说，幸福是基于理性的教育而得到的。
柏拉图认为，满足身体感官的事物远不如满足心灵需要的事物真实；追求确定的理智所带来的精神幸福更具真实性和可持续性。而这个追求精神幸福的过程，就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提升认知，使欲望遵循理智的引导和控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受过教育、获得幸福的个人，应当引导和带动其他人走向幸福，这充分体现出柏拉图以国家（社会）和谐幸福为最大正义的理念。
三、幸福应当坚持物质消费的适度
幸福是适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适度就是使事物或人类自身处于最适当的状况下，最不易被其他事物改变或影响的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半胜于全”。《理想国》对适度原则有许多阐述。
柏拉图认为，节制犹如一支音乐指挥棒，它将人们内心的理智、激情、欲望协调得秩序井然，就如同对各种乐器巧妙编排，演奏出和谐的交响乐。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也是这个道理：在处理幸福与物质的关系时，适度性原则尤为重要。
柏拉图认为，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不必然地导向幸福，没有实现物质适度或均衡的国家也并不必然地成为正义、幸福的国家。《理想国》以手工艺人举例说明，贫和富均能导致一个手工艺人的技艺退化：当一个工匠贫穷得买不起工具、学不了技艺的时候，他将无法改进手艺以更加接近幸福；而当一个工匠阔绰富有的时候，却会日益懒惰懈怠、不务正业，导致手艺大不如昨，同样与幸福无缘。因此，任何极端的状态都不是幸福，物质财富的占有亦不例外。
综上所述，人们要追求和实现幸福，首先要认识到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本质是人内心和谐统一的状态，需要运用理智对自身的欲望和激情进行良好的控制；其次，要懂得怎么样获取幸福，要把学习和教育当作追求幸福的途径，通过不断获得的知识来滋养身心，同时，引导身边的人去认识真理、恪尽职守，从而实现国家的幸福；最后，还要明白适度的道理，要妥善处理好幸福与物质的关系，不要把幸福毁于对物质的过度追求。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道德文明等诸多危机，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取幸福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才会出现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拜金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水平持续下滑等一系列问题。问题棘生，幸福感消失也就在所难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研读柏拉图以及《理想国》关于幸福的论断，也就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虽然其中包含了柏拉图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但仍不乏一些致予当下的重要启迪，引发人深远的遐想。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伊壁鸠鲁；快乐；精神；幸福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64-02
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1年的萨摩斯，著作据说多达三百多卷，有《论自然》、《准则学》、《论生活》、《论目的》、《问题集》、《格言集》和《书信集》等，这些我们都只能从其他著作中得到考证，现存的伊壁鸠鲁的学说文献只有他的三封书信（《致皮索克勒的信》、《致美诺寇的信》和《致希罗多德的信》）、《格言集》和《学说要点》的一些残篇。伊壁鸠鲁的哲学可以分为物理学、准则学、伦理学三个部分，其伦理思想主要源于德谟克利特的幸福论和居勒尼学派的快乐主义伦理思想，将阿瑞斯提普斯的享乐主义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相结合，沿着自然哲学的路线，发展成探求个人心灵的安宁及人生的幸福和目的的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伦理思想。伊壁鸠鲁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快乐主义伦理学的创立者，他的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致梅瑙凯的信》中，在这一封信里，伊壁鸠鲁解释了学习哲学在人生中的意义，描绘了他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及如何获得这种生活的方法。在伊壁鸠鲁的言辞中，他让人坚信他能带着世人找到幸福，指导人们过快乐的生活，这种快乐的生活就是保持灵魂的无纷扰和宁静。
提到哲学家，很多人想到的是仰望星空的思辨家或者理论家，但伊壁鸠鲁显然有所不同。在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中透露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在他那里，哲学不仅仅是理论和思辨，更是这种哲学理论和思辨对现实的人的帮助，是哲学如何帮助人们获得美好的生活。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那么如何过这种生活？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教给世人在物质的世界里选择简单的生活方式，在精神的世界里驱除恐惧，保持清醒的理性和灵魂的宁静，快乐生活的重心应该是精神的满足，人应该过哲学或沉思的生活。
伊壁鸠鲁的英文拼写是“Epicurean”，随着时间的流转，现在“Epicurean”一词已经变成了用来形容追求享乐的贬义词，“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更是形容穷奢极侈的腐朽狂欢。然而，后世的这些理解却是对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一种误解。伊壁鸠鲁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和伦理学都十分强调社会责任，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是城邦的动物”，当时的哲学家普遍同意人的活动依附于城邦这一基本的看法，人是应该参与城邦的大小事务的。然而伊壁鸠鲁却直言“过遁世的生活”，叫人们远离功名利禄、俗世生活与政治事务，“从日常责任和政治事务的牢房中逃离出去”，过与世隔绝的宁静生活，并且这位哲学家始终在他的生活中践行自己的思想准则，生活简朴而有节制，抵制奢侈生活对身心的侵扰。此外，伊壁鸠鲁对当时许多哲学家都表示出不满，骂过瑙西芬尼、亚里士多德、普罗塔哥拉、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皮浪、犬儒派和柏拉图学派等。正因为此，当时辱骂污蔑伊壁鸠鲁的话语就很多，恶意歪曲其哲学思想的就更不在话下了。伊壁鸠鲁的这两点“反动”的作为已经足够让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攻击和歪曲他的学说了，经过以讹传讹的转变和历史的变迁，伊壁鸠鲁学说的本来面目渐渐被模糊，或者说被扭曲，他的快乐主义被人们误解成享乐主义或主义，但伊壁鸠鲁思想的本原并不等同于现在一味追求享受的享乐主义或主义。
伊壁鸠鲁认为美好生活的要素是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无烦恼，“快乐并不是无止境的宴饮狂欢，也不是享用美色，也不是大鱼大肉什么的或美味佳肴带来的享乐生活”。简单的物质生活就能给人带来健康。伊壁鸠鲁把快乐分为“动态的”快乐和“静态的”快乐两种。“动态的”快乐主要是感觉的快乐，人们能在满足自己的愿望的过程中获得，“静态的”快乐，主要指精神的快乐，是一个人愿望得到满足之后的那种满足状态本身。他认为，肉体的快乐是必要的，但无法实现灵魂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才是深刻的，能使人体会到内心的宁静，所以精神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伊壁鸠鲁认为人的欲望可以归结为三种：自然的而且必要的、自然的但不必要的和既不自然的也不必要的，只有自然的而且必要的欲望才有助于快乐，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在自然的且必要的需求中，少许的物品就能维系生活本身，比如素淡的饮食，面包和水。只要不贪婪地追求，满足这些自然且必要的欲望是很容易的。伊壁鸠鲁被称为“菜园哲人”，他的生活就是最好的论证。简单的物质生活和自然必要的感官享受维持了身体的健康，但伊壁鸠鲁更注重的快乐还是精神性的快乐，一种有别于安逸的物质生活的精神愉悦，即“不喜亦不惧”的生命态度。
保持身体的健康，包括身体的和心灵的层面，而且心灵的健康比身体上的健康更为重要，并且“注意到心灵的健康，是从来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的”。获得灵魂的安宁除了要摒弃不合理的欲望，还要驱除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惧，例如对神和死亡的恐惧，因为对神的恐惧和对死的恐惧同样会扰乱内心的平静。我们对死亡恐惧是否因为我们对生的留恋，对生的留恋因为割舍不下我们生时所拥有的一切，而死亡意味着消亡。就因为死亡会让我们生时所在意的一切随感觉幻灭而幻灭，所以总在想到生死关联时踌躇难安和万分恐惧。那么，拥有是一种牵绊或枷锁吗？拥有得越多我们的担忧和恐惧会越多吗？对死亡的恐惧自人类懂得了思考起就已如雾霭笼罩在人的心中，“之所以害怕死亡，不是因为其到来会使人伤心，而是在想到其将要到来时感到伤心”，伊壁鸠鲁在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一令大多数人不安的现象，并给世人提供了驱除人类最大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的方法。
伊壁鸠鲁是个无神论者，然而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他认为神并不过问人间的事，教导人们不要迷信神，只需要明白神是存在的不朽的和幸福的生物。而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基于他的感觉论。从《致希罗多德的信》和《致美诺寇的信》可以看出，伊壁鸠鲁从原子论出发论证了他的感觉主义准则，认为人的感觉是直接的和可靠的，了解事物要以感觉或感触为依据，感觉是理性的准则。伊壁鸠鲁认为所有的好与坏都在感觉当中，而所有坏事中最大的一件——死亡——是感觉的消失，所以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来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死亡既与活着的人无关，又与死去的人无关；因为对于生者，死还不存在；至于死者，他们本身已不存在了。”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生只是原子的聚散，所以并没有死后重生，也没有永生不死，更没有神在控制着人的生死。明白了死之自然与必然，接受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面，消除长生不死的渴望，这样才能驱除对死亡的恐惧，摆脱灵魂的烦恼，达到心境的平和和灵魂的安宁。
在伊壁鸠鲁看来，肉体方面的痛苦并不会很严重，稍作忍受即可过去，精神上的痛苦才是快乐最大的障碍，获得精神的快乐才能使幸福长久而深刻。消除了身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烦恼之后，我们如何主动去追求、去过快乐的生活？伊壁鸠鲁提出：快乐的生活离不开理智、美好和正义的生活，也就是德行的生活。伊壁鸠鲁认为理智是首要的和最大的好，“运气不好但是智慧的人胜过幸运的蠢人”。拥有智慧的人不会忧虑坏事的到来和持续，并且坚信好事终会发生，他们不迷信命运也不惧怕神。理智的人总是生活在自由当中，他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能够自主地追求快乐或幸福，依靠理性的指导和审慎的思考选择和践行德行。正义即互不侵害的社会契约，正义有益于人的相互交往，因为它能在交往中给彼此带来益处。在待人如己，待人如人，带人如陌生人三种状态中，尽量做到了待人如己就是宽容的正义。伊壁鸠鲁所提出的理智、美好、正义的生活，就是对自我和对他人所抱持的两种态度，在自我的世界里保持和谐状态，与他人的相处也保持在和谐状态之中。幸福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友谊，在伊壁鸠鲁的伦理思想中，友谊是实现快乐的重要手段，这是智慧给予人的帮助获得幸福的最好的工具，友谊能够“唤醒我们大家倾听幸福生活的福音”。
以感觉论和原子论为基础，伊壁鸠鲁的学说关注人的现实生活，首创快乐主义伦理学，将快乐与幸福等同，提倡快乐是最高的善，是生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大的好，鼓励人们追求这种快乐的美好生活。但他的快乐主义并不是后来的以追求感官享受为目的的肉体上的、物质的庸俗享乐主义或主义，而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保持灵魂的安宁，达到不干扰自己也不干扰别人的自由泰然的生命状态。对于今日处在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中变得日渐贪婪和浮躁的人们，伊壁鸠鲁这种简单宁静的生活方式，令人向往也引人深思。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能够指引当下的人们尽量放弃奢华的物质享受，去过沉思的、平淡的、宁静的精神生活。减少贪念、控制欲望，使内心保持平和、灵魂保持安宁，就能达到伊壁鸠鲁所说的快乐的生活即幸福的生活，在如今纷扰的社会上不至对别人造成困扰，自身也不会觉得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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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学习理论，一些青年的态度是冷淡的：什么“阶级斗争”呀，什么“无产阶级”呀，还不是那一套？这一套叫人望而生畏，叫人联想起“”的情景。哲学呢，一讲就是什么“第一性第二性”，据说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时间还不如去看电影、读小说，那里面讲幸福，讲爱情，讲人情味…… ，
青年有这种思想，不能怪青年。十年内乱中“”把马克思主义糟踏得不象样子，把本来是人类解放的武器变成了整人的棍棒，败坏了理论的名誉。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已经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整个理论工作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些给青年看的政治读物往往还习惯于板着面孔说教；通俗宣传工作现在才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在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恩选集》第1卷第9页）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理论只有抓住和解决人本身的问题，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仰。
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这样的理论。正因为这样，它才掌握了亿万群众，变成了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都不是脱离人的问题。我们讲斗争，谈，并不是以它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是人民的幸福，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著作里有不少关于人的问题的宝贵论述，不过我们过去注意得不够。近年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从这些著作里研究人道主义的问题、异化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写了一些文章。当然，这些文章是探讨性的。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我在这里不能涉及这场讨论。不过我可以向青年读者说：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占重要地位的。
让我从哲学讲起。打开一本教科书看，通常是这样开头的：哲学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组成唯物论的阵营；凡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组成唯心论的阵营……
几十年来，哲学课都是这样讲法的。这种讲法有它的好处，不过，青年们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会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呢？这个问题又有多大意义呢？
有的书本回答说：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不仅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实际工作的根本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在工作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这样说当然是对的。如果读这本书的是一个干部，他看到这里就会提起精神往下看了。然而这些说法可能仍然引不起青年的兴趣。他也许是个学生，还没有参加工作；即使参加了工作，他也许是当工人，当售货员、打字员。他并不觉得他的工作有那么复杂，需要学哲学才能解决。
当然，我们还可以告诉青年读者说，即使是售货员的工作里也有哲学问题。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我觉得，哲学还要解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工作。学生的学习、工人的劳动、干部的工作，都要有一个目的，一个理想。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教给我们正确的工作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哲学的根本问题不仅是实际工作的根本问题，而且是整个生活的根本问题。
青年喜欢谈幸福。幸福问题同哲学是什么关系呢？
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的，真正的幸福是在来世，在天堂。他们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完全可以分开的，而灵与肉总是冲突的。人如果只顺从自己肉体的欲望，追求尘世的幸福，他就会堕落；只有信仰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进入天堂。这种重灵轻肉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思想，是当时的统治思想。
大约在公元十五、六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那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他们把人的注意力从天上引回到地上。他们的作品是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的，是肯定和歌颂人的尊严、人的美丽、人的价值和人间生活的幸福的。他们提出了“人学”来和“神学”对立。历史学家把这种思潮称之为人道主义，而且认为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人的发现”、“人的觉醒”。
实质上文艺复兴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不要一听到“文化革命”几个字就害怕）。从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迅速发展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和技术。于是在哲学上出现了它的代言人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鼓吹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他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这意味着，人已经不完全依靠神的力量，依靠信仰和祈祷，而是依靠科学和技术了。换句话说，人开始相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谋幸福了。
这就是唯物论同唯心论斗争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完全不是什么纯粹抽象的争论。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腐朽的封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正因为人们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的天国，这才想到应该在地上建立理想的“人国”。在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就产生了空想共产主义者莫尔。他的名著《乌托邦》表示了对早期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强烈抗议，同时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社会。
关键词：社会发展 民生幸福 哲学
湖南科技大学罗建文同志的新著《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书以人类发展困境及理论反思为起点，基于我国社会发展观演变历程和GDP崇拜的理性反思，从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视角研究研究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民生幸福问题。
全书共分为七章，近三十一万字。第一、二章分别对社会发展理念和我国社会发展观的演变进行梳理，从人类发展困境和新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理性反思中，提出6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第三、四章在历史回顾GDP崇拜发展理念，研究GDP崇拜的道德代价及合理控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理念从GDP崇拜向GNH关怀转变的发展价值论转向；第五、六章分别从善治政府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制度两个方面探讨民生幸福的发展和保障体系；第七章探讨建设民生幸福的伦理文化体系，并对具体的民生问题和民生政策作伦理审视和道德评价。
纵览全书，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以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论演变为起点，以探索民生幸福的实践对策为归宿。从全书的基本框架看，既有严谨独到的理论分析，如对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论探讨，该书从学界对社会发展理念的研究现状出发，在论述社会发展理念的一般演变及启示的基础上，回顾了新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演变历程，总结了60年中国社会发展观演变给今天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又有在充分实地调研上的实证研究，作者选取江苏省江阴市作为目标地进行实地调研，获取了“建设幸福江阴”的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使该书关注的问题有了坚实的实证基础而更具有说服力。
第二，在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论探索上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学界研究GDP崇拜社会代价的论著较多，但鲜有学者从哲学层面探讨GDP崇拜的道德代价。该书从哲学视角揭示了GDP崇拜的道德代价及其原因，提出了合理控制GDP道德代价的对策建议。二是从价值论层面研究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提出了社会发展理念从GDP崇拜向GNH关怀的价值论转向，特别是从伦理学视角研究了GNH关怀的伦理意义及其所体现的道德进步，体现了一定的开拓性、创新性。
第三，初步构建了民生伦理文化体系，在民生伦理的诸多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从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民生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的，专门从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该书在把握学界有关民生问题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民生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评价，初步构建了民生幸福的伦理文化体系：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依次论述了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对象、民生问题中的伦理关系、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研究方法、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主要内容以及构建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基本原则，并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具体民生问题和民生政策予以道德评价。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潜心研究，撰写、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该书所阐明的一些新的观点、方法，可谓厚积薄发，必将大大推进我国民生伦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现实针对性强。增进民生幸福的直接责任主体是政府及其制定实施的政策制度。该书运用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民生幸福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从“善治政府”和“保障民生幸福的政策制度体系”两个方面研究了增进民生幸福的实践对策，并提出了要把“发展民生幸福作为善治政府的基本国策”、“构建以民生幸福为的政绩评价体系”等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实践对策，对于切实转变社会发展理念、促进民生幸福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关键词：幸福；亚里士多德；现实生活；启示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在探讨什么叫幸福，早期哲学家梭伦认为，幸福是具有中等财富的人，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幸福是美德，美德即幸福，后来，伊壁鸠鲁指出，幸福是一种快乐，更有人认为，感官的快乐和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追求感官的快乐，就会离心灵的快乐越来越远，其极端形态是禁欲苦行主义。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消化吸收，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有不同的等级，较低级的善服从较高级的善，并以教高级的善为目的。他认为幸福是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善。它把人的理性和快乐生活有机统一了起来把个体幸福和整体幸福有机统一了起来强调幸福是通过人的现实的活动实现的，从而肯定了现实幸福。
一、幸福是最高的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每种技艺和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种技艺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每一种事物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人类也不例外，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善，善是最高的幸福，是人类做各种事物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幸福，幸福就是最高的善，是人们的所有行为的目的。我们选择善的行为，是因为善的行为本身就是行为的本身，我们选择名望、地位等，不是我们喜欢这些名望、地位，而是因为这些东西能够带来幸福，我们追求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获得幸福，幸福就是最高的善。
二、 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行为
亚里士多德在指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之后，进一步指出了幸福是什么，他认为，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在于实践德性，不在于具有德性的一种状态，而是在于具体的实现活动的一种行为。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具有德性的时候，主要是看他的行为。只有在实践理性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论述了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又可以划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道德德性是那些与实践和情感相关的、与快乐和痛苦相关、产生最好活动的品质。理智德性是在实践中做出好的选择的品质，智慧是理智德性的表现，是人的最高等的德行。但是，德性不能等同于幸福，有时候德性的活动会伴随着痛苦，最终导致正常生活看来的不幸的结果的活动，就不是幸福，只有能够带来快乐的德性的活动，才是幸福的活动。
三、 沉思是最高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可分为三种：享乐的，政治的和沉思的。享乐的幸福，是动物的低等的幸福，是简单的肉体的快乐，政治的幸福追求的是名利和地位，也是肤浅的幸福，只有沉思的幸福，是对于智慧的追求，是高等的幸福，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沉思，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追求灵魂的幸福，并且，沉思的幸福相对于前面两种幸福形态相比，是更容易得到的幸福状态，这种幸福的活动也更加持久，因此，对于有德性的人来说，要想获得幸福的生活，就离不开智慧的思辨活动，思辨的越多，获得的幸福就越多，人的思辨活动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人的本己的快乐和至福。
四、幸福实现的条件
亚里士多德在指出什么是幸福后，又指出了幸福实现的条件，他指出，要想实现幸福，首先就离不开外在的客观条件，要依靠和利用好外在的客观条件，只有适当的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优越性，为幸福生活的实现找到最佳的途径。其次，要想实现幸福，还需要有身体的善，身体的善也就是身体的健康，没有健康的身体，就很难寻求到生活的快乐，也就很难寻找到生活的真正的善。再次，幸福的实现还需要灵魂的沉思，幸福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灵魂的安定，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最高的幸福，就需要灵魂的沉思，就需要增强灵魂的修养。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为现代人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当今世界，面临这全球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惟的滋长伸展，以及道德滑坡等的现代社会病的蔓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是简单的权利财富等肉体的活动，而是与灵魂有关的沉思的善，幸福不是上天的恩赐就能获得的，而是需要个人的努力，幸福也不是远在天上的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而是人们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获得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是与人的理性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顺应德性的要求，就能获得最高的善，也就能够达到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深邃而理性，又具有一定的现实的教育意义，对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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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学科，时代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程度上，哲学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挂物”
在古代，哲学曾经被当作“科学之科学”或“科学之王”，可近代以来，随着各门具体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哲学被挤出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不如科学那样精细，也不具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对“实然世界”即具体事物的研究方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深入各个领域，哲学的概括能力、总结功能显得越来越逊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研究越来越集中于精神和价值方面，关注“应然世界”。然而，在对人们的价值领域和精神家园的建构方面，哲学又受到了来自宗教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宗教代替了哲学成为人们的精神导师，以至于我们很难界定哪里才是哲学的领域。哲学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挂物”：上比不上宗教，不能给人提供信仰和终极关怀；下比不上科学，不能提供知识和技能，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物质利益。所以，一些人就断言哲学的时代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后哲学时代”。这种关于研究对象的迷茫阻碍了哲学学科的发展。
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晦涩难懂的哲学被边缘化。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哲学受到推崇；而现在我们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崇高受到嘲笑，深刻遭到唾弃，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使得晦涩高深的哲学无人问津。哲学除了在“学术共同体”的小圈子里互相欣赏之外，失去了对社会的有效影响。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年来，在我国高校和各种哲学研究机构，一方面是哲学教科书的僵化和老化，教条哲学几十年来没有多大变化，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背离了“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哲学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对话、转化和融合，学者在各自的领域使用各自的话语系统，谈论各自的哲学概念、命题和论断。这就使得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过于分化和散乱，从而失去了凝聚力和外扩力。应该说，哲学被边缘化也有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以上问题的存在，不得不使哲学学者们思考：中国哲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当前中国哲学学科的出路在哪里？美国当代哲学家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认为，哲学关注生活的意义、信仰与理性、实在的本性、真理的追寻、自我、自由、道德与美好生活、正义与好的社会、美。这给我们带来启发，要振兴中国的哲学学科，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哲学不能远离人的生活，应该关注人的幸福和命运
什么是哲学？哲学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反思。
我们认为，哲学首先应该关注人们的幸福问题。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有时候，幸福感的获得和物质财富的获得不仅不一致，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随着人们对外在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欲望的膨胀，人们对外在的东西越来越依赖，而内心世界越来越空虚，道德自我越来越脆弱，信仰危机、精神空虚就随之而来。正如一位落马官员在忏悔中所说：“小时候把一次吃上30个包子当作人生理想时，我会感到很幸福；当月收入5000元之后，我仍然感觉不到快乐，当事业、爱情、家庭、金钱什么都不缺的时候，我经常感到很空虚。”在当今社会中，这样的例子绝不止一个。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哲学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为人们思索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和建议。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生产了大量的财富、物质和所谓的知识，还产生了结构严密的各种制度，宣布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各种社会福利和先进技术，等等无数种利益和好处，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能增进幸福？财富、技术和享乐的疯狂发展很可能是幸福的错误替代物，它们把人们的思考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①
哲学还应该密切关注人的命运问题。现在一些人精神迷茫、情感困惑、意志脆弱、信仰缺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不知道人生何去何从，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内，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心性修养和生命关怀的内容，作为人们修身养性、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价值指引、精神支柱和灵魂的家园，这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未能取代的，应当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哲学不能躲在象牙塔，应关注现实问题
哲学是生活的产物，是实践的结晶。哲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来自社会实践，来自人类文明成果的不断积累。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工作者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不断开辟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国外哲学家往往对社会现实和重大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切，经常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和解决思路，而国内的哲学工作者多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这使得哲学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可有可无的印象，抽象得不食人间烟火。有学者把哲学工作者不关注现实的现象称作“哲学的失语”。今后哲学不能一直躲在象牙塔，而应回归生活世界，回归社会现实，回归人的生存与发展。
哲学给人们的印象是抽象而晦涩，不少人认为哲学玄奥而远离人的生活，其实，这是对哲学的误解。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可以说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比如世界是什么，世界有限还是无限，看起来好像与个人的生活没有关系，实际上它关乎到一个人思维空间、思维方式，影响到个人的价值预判和行为选择。康德的“三大批判”特别是《纯粹理想批判》很难懂，当时很多人都难以坚持把它读完，但当人们读懂以后就发现，它所探讨的问题离人的存在和发展多么密切，比如“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我能够期许什么”和“人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人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因此，二百多年过去了，康德哲学思想的生命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焕发出吸引力。同样，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风格相对晦涩难懂，但他对人的存在状态、存在本质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使其哲学思想影响广泛而深远。可见，哲学并不远离人，人也不应该远离哲学。哲学和现实密切联系，为时代和民族提供核心的价值观是哲学家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因此，现实生活呼唤哲学，呼唤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的幸福和命运的哲学家。
哲学家不能过于世俗，应该成为真正的哲人
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哲学界颇富影响力的人，本身对哲学的态度，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身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行举止等方面，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哲学的看法和态度。有些哲学教师照本宣科，讲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或者自己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却大谈哲学无用，这必将大大影响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一个满身铜臭味的人大谈精神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崇高，很多人是不会相信的。哲学家要有哲学家的骨气，过于世俗的急功近利者不适合从事哲学事业。
哲学家应该成为真正的哲人，成为言行一致的人。所谓哲人就是崇尚智慧的人，看问题有独到见解、思想很有深度的人。因此，哲学家不仅要对自己的哲学主张深信不疑，而且要对自己的价值倡导身体力行。古代不少哲学家都做到了，他们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从而成为令人尊敬且影响深远的人。古代哲学与哲学家的具体生活密不可分，哲学家总是不满于世俗的生活，他们竭力追求一种真正值得过的生活，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但现代学院派哲学已沦为话语体系、论辩活动或逻辑分析，这是哲学的堕落和悲哀。学者卢风认为，“哲学须回归生活，重新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才能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②哲学回归生活，一方面要回到时代的主题和人类生活的真谛，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哲学家自己的生活。哲学家的哲学首先要融入自己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生活方式和人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