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经史关系 经世致用 历史编纂学 历史观念史 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李大钊、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之新史学》②，被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③
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④。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也都以新貌再现⑥。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
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⑦
《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
一 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⑧。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⑨。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⑽，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 “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⑾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⑿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传》，只过了十多年，到汉武帝初期，便成了“儒术独尊”化为国策之后最为重要的“五经”之首。欲知其详，不妨参看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诸著，或者拨冗一阅《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拙文。
这里只说一点，即以董仲舒一派的《春秋》解释，高踞汉廷认可的意识形态化的经义核心地位以后，有关历史的写作，特别是涉及当朝人事或制度的历史陈述，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据所谓公羊学者的说法，一部简单到有时每年除时间记录外仅有一字的古老编年史，字里行间竟隐藏了那么复杂的“微言大义”，怎能不引起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对于新出的历史著作说古述今，是否别有用心，感到狐疑呢?于是汉武帝首先抽查司马迁记述他和其父在位大事记，“大怒，削而投之”;于是汉武帝借李陵案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后任命他为宦官头目以示侮辱;于是司马迁终因坚持忍辱写作《史记》，而不明不白地从人间消失，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便不难理解。
还在司马迁因著史而受皇帝亲信大臣指责，说他竟敢在太平盛世效仿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宪，那时他就表白，自己绝无希踪“素王”的野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对于已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公羊学者“以经术缘饰吏治”的策略，迷倒或者有意迷倒的汉武帝及其子孙，怎会相信这位史学家的真诚?因而直到百年以后，帝国御前会议仍然判定迁史暴露了刘邦及其布衣将相造反成功的秘密，而拒绝一名藩王抄录《史记》副本的请求。因而同样造反起家的东汉王朝，直到崩溃前夕，短暂当政的王允，仍然声称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而留下“谤书”，必须引为历史鉴戒。这也不难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他们的陈述西汉和新朝兴亡史的著作，分明是《史记》关于西汉前期五朝史的续作，却斥责司马迁诽谤刘邦及其子孙。但由《汉书》的《艺文志》，抄袭刘歆的《七略》，仍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与《楚汉春秋》一起列为儒家经典《春秋》的附庸，便可知时至公元一世纪初，学者仍然经史不分，把述史看作解经，就是说论史等于论政。当然从此以后，写历史必须将有利还是不利政治现状，放在著述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地位。因此，从东汉到满清，不是《史记》，而是《汉书》，便被列朝统治者认作正史的楷模。
不消说，班固仍列迁史为《春秋》的附庸，也起了反作用。首先他本人续作《汉书》，便被指控“私改国史”，从此近现代史的编纂，便直接由宫廷监控。其次导致列朝当局越发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例如东汉末权相王允总结的“历史教训”，直到明清二朝为胜朝修史，还被君主奉作圭臬。
全部中世纪史表明，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遏阻权力导致的体制腐败取向，没有任何一名圣君贤相能够真正箝制民意，第三即使在思想文化领域擅长运用软刀子 杀头策略的专制者，也没有一人真正实现李斯向秦始皇所献的“安宁之术”，达到“天下无异议”。
于是，在东汉帝国通过“东观修史”，厉行控制“国史”编纂以后，接踵出现的却是三国史记载的兴旺。西晋末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民族大迁徙和南北诸王朝的长期分立，在史学领域引发的效应，便是官方史学互斗，私人史著繁荣。单是记载西晋一统到东晋南迁的史著，到唐初还剩十八家之多。
正因为史学脱离了经学的控制，附庸已蔚为大国，因此两晋王朝清理宫廷藏书，不得不面对现状，将《史记》《汉书》以来的各类历史著作，从经部分出，归为一部，并迫于数量巨大，将它从丙部晋升为乙部。
北宋的理学先驱程颐，曾想直接干预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唐太宗的“评价”，要求给予“篡名”，并且要求从忠臣不事二主的角度否定魏征。他的干预没有成功，或许这是朱熹最终将司马光排斥出北宋道学宗师系统之外的一个理由。
然而司马光不肯屈从程颐关于唐太宗、魏征的“评价”，终究表明自从史部独立以后，没有任何正统学者，可以强迫史学回到完全是经学的奴才地位，不待说这并不表明自命道学而憎恶史学的正统论者愿意放弃努力。
朱熹便是显例。他自拟大纲，指使门徒摘抄司马光书内可资明道的段落，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他晚年索性反对门徒读史，表明他沉湎于孔孟之道宗教化，已使他认定史学只能充当以道学教义淑世的一种手段，“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鉴戒，至于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必须服从价值取向的左右。因而他以论代史，提倡纲举目张，便隔代相传，特别在清初成为君主通过扭曲历史以辩护现状的一大法门。
清修《明史》是世称廿四史的最后一种，却从清顺治二年(1645)设馆编纂，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凡历四帝九十六年，时间之长，没有别的正史可比。但陈守实先生早有考证，其实康熙中叶这部史稿便由万斯同改成，以后全稿被王鸿绪窃取，又稽迟数十年始得面世。事实是清楚的， 背后的曲折更值得深究。关键便在于权力对胜朝史编纂的监控越来越烈。《明史》编修真正的开端，是康熙十八年(1679)诏征“博学鸿儒”。这一特科，修明史乃借口，满洲征服者的真实意向在于牢笼汉族文化精英，将大批学者关进史局，所谓既食周粟，便作不成夷、齐，当然也不再可能再在民间散布思明敌清的言论。 不过接着轮到统治者担忧，唯恐暴露满洲在晚明悖德逆伦、从在明朝边疆闹独立而乘明廷之危以攘夺宗主天下的历史真相，于是便出现康熙帝屡次警告监修大臣必须慎重处理明末最后三朝的历史，也导致投机成性的王鸿绪乘康熙中叶宫廷内哄而向君主隐瞒《明史稿》已成的事实，敢于在康熙末才向朝廷报送已被他窃改的部分书稿，敢于到雍正朝颁布《大义觉迷录》后奏呈剩余史稿。
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邪教而进行镇压。所谓官逼民反，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政变，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几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戊戌变法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目前通常所称的“反思史”。这种反省的或反思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区分为四类，而第三类所谓“实验的历史”，如今又常被引用者改为“实用的历史”。⒀据黑格尔的叙述来看，那类在十八世纪初叶仍然盛行于德国的“实验的”或者“实用的”反思史，活像经世致用论的西方版⒁，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显例。
于是，对于史学究竟能不能起到“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略作再考察，似非多余。
人所共知，所谓“春秋经世”初见于号称庄周本人遗作的《齐物论》⒂，《庄子》外杂篇还不止一次提到孔门的“六经”，但所述原始儒家的言行，又大多数不见于同时代的孟、荀等自命孔门真传的遗作。因而庄周及其学派说孔道儒，是否属于“寓言十九”的范畴?诠释者历来争论不休。
就说《齐物论》那句名言吧，“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其中“春秋”一词，到底指时代呢，还是指相传孔子晚年笔削而成的那部儒家经典?即使在清末，墨守清代古文经学传统的《庄子集解》作者王先谦，便以为唐代道士成玄英的疏解正确，断言“春秋经世，谓有年时以经纬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⒃。可是行辈虽后而诠释此语同时的章炳麟，却以为“春秋”应当释作书名，即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⒄。谁说学派相同就必定见地一致?“经世”说的源头与孔子《春秋》的相关度，在研究治史的学脉一致的两大巨匠笔下，诠释便如此相反，怎不使人对它的本义是什么，发生疑问?
再看“经世”一词的由来。《易传》非孔子所作，其中两篇《系辞》同样来历不明乃至具有杂凑性质的说法，迄今也不新鲜。因而上《系》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云云，第一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笔或舌，第二似与战国孟、荀诸派儒者也没有明显联系，第三可证“致用”一词初见于文献，便散发着形而下的气味。⒅
令人感兴趣的，更有“经世”与“致用”二词连缀成一个复合术语，始于何时?
恕我寡闻，在中世纪前期的经史论著中间，没有找到“经世致用”四字连用的先例;即如《庄子》所称“经世”一词，也才在晚唐五代的诗文中偶有发现。北宋王安石驳斥反变法者批评他但知“经术”而不识时务，曾说“经术正所以经时务”。于是，熙、丰变法，便以重订“经义”造势，以改革教育塑人，而打着周公原教旨旗号并以急功好利为特色的荆公新学，便凭借专制权力，骤成显学。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吧，新党很快便成为奔竞权势而不择手段之徒的渊薮，他们的格言是“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的策略是包围急于“治世”重现的君主而假新法之名攘除异己，最后连王安石本人也被他们挤出新政舞台了。这是不是王安石新法新学迅速变质的一个理由?姑且存疑。有一点似无可疑，即当时批判乃至否定新法新学的人士，例如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经学家程颐等，其实治学论世都与王安石取向接近或类似。比如王安石藐视孔子的《春秋》，司马光《通鉴》也声明效法荀悦《汉纪》，而不取法《春秋》“诛心”。比如程颐，不满汉唐经学而致力于重构经学原教旨系统，特别提倡“尊孟”，更是接过王安石的口号为我所用。可是他们都不认同新学，显然由于恶其党而憎其术。
从程颐到朱熹，完成了中世纪经学形态的重构。道学作为经宋学的主流，与佛、道教义的复杂关系，已有种种讨论，但它渗入中世纪后期史学的过程，仍不能说已经厘清。这里也只说一点，即程朱及其之徒，也说“经世”，却都看重概念中寄托的所谓先圣义理，而讳言“致用”。程颐晚年甚至声称，“道着用，便不是”。朱熹可能接受姻戚吕祖谦影响，中年一度究心史学，编过《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史著，尽管每种都有“以理论史”的强烈主观色彩，终究可称不废史学的体现。但晚年却一再抨击吕祖谦的史论史著，如说吕著《大事记》背离孔子作《春秋》本意，“恐其所谓经世之意者，未离功利术数之间”云云，进而否定既往史著，蔑称看历史不过看人“相打”而已。梁启超在清末指斥二十四史乃地球上一大“相斫书”，其源盖出于朱熹语录。
然而正是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线。照他的说法，晚明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与本土的士大夫徐光启等，共同促使“欧洲历算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造成学界空气变换，因而此后的清代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少”。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晚清的洋务学者和在华外人都曾说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把清学史上的历史观、价值观及治学方法往往大异其趣的学者学派，都串在中外难辨的“知识线上”。然而，对于明末陈子龙、清初陆耀到晚清的贺长龄、魏源，以及清末竞相上市的那一大批“经世文编”，不断以集合方式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潮及其与时俱变的形态差异，梁启超与同时代的钱穆，以及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多半置于视野之外，偶有论及，也限于书目提要式的皮相考察。
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说到“经世致用”，空泛的褒扬与模糊的界定，常常形成明显的反差。比如说它表征传统史学重视教化作用，或者表征中国历史理性特重实践，但那真是中国史学独有的特色么?前引黑格尔说法可作否定的回答。问题更在于概念的界定。毋庸置疑，中世纪到近代的中国史学，尤其是所谓正统史学，越来越偏好将历史当作鉴别时政、预测未来的镜子。关于史学具有“鉴往知来”的特异功能的认知，得到中世纪若干“圣君”的肯定，越发走红。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甚至到辛亥革命以后，那个紧握军权而跻身民国总统高位的袁世凯，虽是不学的草包，却深谙“国灭史存”乃传世统治术的诀窍，甫即位就开“国史馆”，又开“清史馆”，牢笼逊清学者名士，免得此辈在外指手划脚地讥弹时政。效应呢?自唐初到民初，由“正史”可证，还只可套用古语，说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经常显示比梁启超更缺乏历史感。梁启超谈“经世致用”，还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支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史学史研究却将梁说扩张到中国史学的全部传统。似乎梁说清代学术主潮，所谓“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梁说清代起伏不定的一个支流，所谓“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都可挪用来形容全部中国史学史的本土特色或历史理性。休说梁启超论“经世致用”，以为近代起点在于晚明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的中西合璧的历算学，已经大悖朱熹否定经世史学等于功利术数的教旨，就说梁启超所指的理论，意为满洲君主肯定的朱熹理学，而所指的实践，也特定为清康熙帝钦定的所谓真道学的躬行践履准则，用其孙乾隆帝的钦定诠释，那准则便是“忠君亲上”。准则的反题，当然是韩愈吟唱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梁启超不承认满清君主的这类准则是一回事，但他称道“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的历史特色，蕴涵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又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梁启超曾自称是清末思想界的陈涉。陈涉即陈胜，在秦末首先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颠复大秦帝国的篝火，但他才称楚王，便立即追步秦始皇，背叛了当初与贫贱农民弟兄“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很快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梁启超在晚年论清学史，自比陈涉，把自己封作晚清学界革命的首倡者，可惜不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对于清末“思想解放”的作用，前不及康有为，后不及章太炎。假如不顾比喻不伦，那末梁启超至多可以譬作汉初以“识时务”著名的叔孙通。当然时代与境遇不同，梁启超没有以“面谀得亲贵”，在民初先拥袁而反袁，先尊师而叛师，乃至章太炎对他盖棺论定，以为当称“再造共和”的功臣。正如他在民初政治中力求用世一样，梁启超晚年无论说传统文化，还是论清代学术，仍然情系“经世致用”。当然他的关注重心越来越由现状移向历史，似乎与戊戌变法时期他策划辑集《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目标，已有显著区别。然而区别仅止于浮面，由他晚年依然积极促进“联省自治”，希望借此平息源出北洋的各派军阀的混战，共同阻遏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得确证。只是他和他的派别的这种努力屡遭挫折，反过来也促使他寻找“理想的政治”为什么止于理想的原因。他找来找去，自以为发现了症结所在，便是“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积极的表现是为建设理想政治努力，消极的表现就是安习或默认先行政治。“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据他说，国民心理的根核在于历史遗传，而历史遗传“以先代贤哲的学说为最有力”。因而他认定，要改革政治，必须首先“看清楚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症发药”。
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以值得史学史研究注意，就在于他晚年讲授先秦政治思想也好，讲授中国文化史也好，都围绕“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这一主题，以史论为政论，抒发他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梁启超晚年论史的种种著作来看，这时他赋予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没有超出中世纪官方史学“鉴往知来”范畴。
所谓鉴往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作者读者的共同情结。它的现代起源，也可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口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于是又要回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这部讲义，关于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见解，至今仍是欧美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本质的出发点。既然我们的史学史，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在于历史的经验，或者历史的教训，那末黑格尔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
以下引自《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关于实验的历史即今称实用的历史的表述: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列宁《哲学笔记》曾摘抄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且在旁注赞赏“聪明极了”。不消说，假如同意列宁这个赞语，那就对任何自称马列主义却又力倡史学“资治”者，煽了一记耳光。我不以为黑格尔论史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却以为反思近代中国史学是否以“经世致用”为主流取向，前引黑格尔的这段话足资参照。“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谁若反其道而论之，岂非恰好证明缺乏列宁肯定的“聪明”?
我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对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
三 关于史学史结构
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首出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
不能说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结构没有道理。一如他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也很爱讲“学术源流”。他晚年提倡研究中国学术史，就说史学史应该成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有人说他晚年已经变成“新传统主义者”。可是他改变的主要方面，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中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认知，便没有大变。
比如说对中国“旧史学”的看法。从前梁启超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判断它属于“劣败”一边。晚年梁启超却改信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欧洲某些哲人的说法，判断重历史就是中国文明“优胜”的表征。怎么见得他的基本认知没变?因为梁启超没有放弃过人类社会总是由低向高“进化”的信念，并始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很难厘清梁启超的认知来源。他学问混杂。就像他宣称史学史应归入学术史，而学术史则是文化专史的组成部分，似乎在复述培根关于学问分类的见解;但他认为不断进步是历史的主线，又似乎取自费希特;他强调史学的最终任务在于寻找导致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又明显受到严复介绍的孟德斯鸠《法意》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在各个时期的师友乃至论敌，也对他的史学见解，起过不同作用。
也许因为认知来源之杂，反而呈现做学问可以兼收并蓄的色彩，因而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的结构，给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陈述，留下了可供回旋的较大空间。自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相继按照梁启超的方案写出《中国史学史》以后，作者踵出，也包括若干新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内，陈述重点或价值尺度虽有差异，但总的架构却很难说都已跳出梁启超的窠臼。
不妨引用黑格尔所述“观察历史的方法”进行比照。黑格尔曾将历史分作三种:本源史、反思史和哲学史。其中反思史，或“反省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分作四类:普遍的历史即通史，实验的历史即致用史，批评的历史即批判史，以及艺术、法律、宗教等等专门史。按照我们的积习，“对号入座”，那就只能将史学史归入反思史的第三类，即批判史。
关于这一类反思史，据黑格尔说，它正是他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的十八世纪初叶德国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
这里说的，不正是我们称作史学史的那种历史么?末句关于“特质”的指陈，也立即使我们记起从康有为到顾颉刚“疑古”的眼光。
可惜黑格尔紧接着借抬举法国史学家来贬斥他的德国同行:“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判’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这样，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记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是有价值。”
史学史不应该只是既往史学的批评史，却更不可以变成单纯的历史编纂史。“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这是公元一世纪中叶参与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几十名学者通过辩论所得的共识。时近两千年，倘若我们的史学史论著，给人的一般印象，多半只着眼于编纂过程、体例得失、材料处理以及作者生平之类已知事项的描述，或者连叙事也不过因袭昔有几种作品，连顾炎武所讥“著书不如抄书”中间指出的“抄”的水准也远未达到，就是说对“学”的认知，甚至不及迷信纬谶的《白虎通》时代的儒者，岂非今不如古?
因此，史学史如果重视治史之“学”，那么不能因噎废食，对于既往的历史批评置诸不理，即使其中也可能充斥着“反历史的妄想谬说”。批评不等于否定，相反经常涵咏着否定之否定。中国自古便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舞台。生态环境极其复杂，生活在平原、高地和草原而靠水靠山或靠草谋食的不同民族，通过冲突、同化而走向中心或雄踞方面，建立起大王朝或小国家，各自反思与解释历史，怎会出现相同的音调呢?不同的传统，社会的，语言的，信仰的，风俗的，伦理的，教育的，都会造成对于本族本国以及他族他国的历史，作出差异的理解、误解乃至曲解。因而历史批评从来存在。批评者不限于专业史学家，也不限于那班好讲什么历史经验的君主权贵，也包括处在社会下层的广大平民。中国人似乎全民关注历史，至少到上世纪初，还凸显为文化传统的表征，难怪当时章太炎要说中国人属于“历史民族”。因而，历史批评堪称体现传统的历史观念。观念未必形成理论。但观念的萌生、分蘖、争存或荣枯，却是历史的整体影像，在历代史学遗存特别是非官方的载籍中多有踪迹。除了狭义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史学史还需要从更高层面系统考察历史观念史。
正如文明社会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况中生成，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都无不以内外或中外的文化交往，作为蜕变的条件。史学当然在例内。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也经常陷入上个世纪人文研究那种左右支绌的困境，既要批判固步自封，又要否定所谓西化。但清末风靡一时的“新史学”，不正是把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种种历史观念，当作开新的尺度么?五四以后渐成主流的“现代史学”，主张以阶级斗争学说衡量史学进步与否，不又正是另一种西化，即经过斯大林裁定的“苏联牌”历史唯物主义么?姑且不论观念是非，就看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哪一次不与外来思潮的碰撞无关呢?近百余年的急剧蜕变仅是一例。
因此，正如中世纪经学总在与佛学等来自域外或周边诸异己思潮的交往中改变自身形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用汉字表述的传统史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论世到述往，必受外来的或周边的非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不断地变异。
举例说吧，《汉书》以后的“正史”，无论采用纪传体还是编年体，辨夷夏都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区别的尺度便是相传由孔子论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四世纪初发生的民族大迁徙，根本改变了夷夏分布的空间格局。由南北列朝隔江对峙，到承袭北朝而重建一统的隋唐，都由泛称胡人的非华夏族主宰古华夏诸族活动区域，因而也都自命华夏正统。被迫南迁占据原称蛮夷的吴楚地区并将原居民挤压到岭海百越地区求存的古华夏后裔，又打起文化牌争正统，刻意彰显所谓衣冠礼乐不变。双方都把史学当论战工具，通过官修的王朝史互相辱骂，但双方又都把西来的佛学当作证明统治合法性的信仰手段。这中间随着游移二者之间的道教渗入宫廷，双方的文化都变得内涵与外延分外模糊。时至九世纪初叶，韩愈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将夷夏的区分标准，由族类改作文化，说是华夏意味着先进于文明，反之则是夷狄。历史仿佛证明韩愈的判断不错，经过晚唐、五代而再度形成辽宋二朝对峙的格局，契丹族建立的辽朝，通过内部体制改革而先进于文明。这曾使同样怀有改革现状要求的北宋学者文士吃惊，愈来愈用较为平等的眼光看待属于夷狄的契丹，甚至承认夷狄从政治到道德都可胜过“中国”。那以后的史家大都倾向于接受韩愈的说法，以为夷夏之辨在文明而不在族类，乃至满清统治者也利用此说替自己的“以满驭汉”的民族压迫行径辩护，宣扬“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
类似例证在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可惜多半没有受到史学史研究的充分注意。原因之一在于专业的过度分工导致的认知限制。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不顾世界史的中国史，在史学界久遭诟病，体现于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便是既分中外两门，却不互相沟通。随着人文学科比较研究在近年崛起，比较史学的课题也提上日程。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我们这里是否已经不算空话?难说。比如中外史学比较，首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需要对古今中外史学的基本进程有整体的了解，这岂是个别史家所能胜任的?倘若只作个案比较，同样面临可比性问题。人们早就注意历史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同时同地的历史过程充斥着复杂的矛盾，没有结局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就不可仅从形式来作比较，追寻个案发生的偶然因素或许更加必要。况且要对不同环境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更不可只看局部的相似性而无视整体的差异性。近些年我们的人文领域内的比较研究，经常给人以重形式而轻内涵的印象，所谓历史比较也往往给人以拿主观理念来代替历史分析的感觉，似难否认。
以上的简单讨论，表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在若干关节点上，不是需要深化，便是需要增补。于是，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等，就再度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涵盖面，也已越出当初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做法”的框架，不再是局部修补或扩容所能满足。这就突显了史学史编纂应该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结构改革的前提，在于承认既往的结构，又合理又不合理。所谓合理，意味着历史逻辑应与历史事实力求一致。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犹如铸成的铁板，不再能随某种主观愿望而改变。因此逻辑的雄辩，决不可能改变既成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史学，备受权力的干扰，总体取向就是主动地或被迫地适应当前的意识形态，隐讳或曲解史实，乃至伪造历史，以迎合统治者的功利需求。因此中国的史学史研究，长期注目于历史编纂学史，很少涉及学科以外的历史观念，尤其避免讨论域外观念特别是宗教思潮对于中国史学的隐显作用，都可理解，却不可盲从。
史学史的结构改革，第一需立足于传承，不可学秦始皇将古典文化一扫而光;第二需立足于察变，不可以逻辑代替历史;第三需立足超脱，不可追求与时俱进而牺牲客观历史。
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末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析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
一个系统便是历史编纂学史。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史从业者耕耘的主要园地，收获也堪称丰富，包括通史、断代史和专题论文等不同类型的成果愈来愈多，致使后来者很难别开生面。只是数量不等于质量。编纂学史既需要继续探究各类历史纪录形式的递嬗与衍变，厘清与重要作品攸关的人和事的历史实相，还需要深入考察与作品作者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和重大事变。从事后一项工作，尤其需要克服种种非史学的干扰，诸如古为今用、以术代学、以论代史、惟权是尚等等。仅此一端，便可证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何况对于这门专题史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实相，还缺乏一般的清理。
第二个系统当为历史观念史。历史观念不等于历史哲学。因为在中世纪中国，所谓史观史论，从来是经学的话筒，而所谓经汉学或经宋学，本质上是辩护论，辩护当前统治体制的既得的或正在追逐的权益。上个世纪中国开始出现哲学自主的声音，却很快淹没在种种当今的意识形态喧哗之中。而当今的意识形态总是紧紧抓住历史的所谓经验教训当作护身符，每令次政治恶斗总是拿史学当作祭旗的牺牲。照列宁曾经激赏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定义，“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那末上个世纪的十年动乱及其前后的岁月，连忠于马列而企图不悖史实的历史思想考察，也无不被判作封资修的变种，岂有历史哲学的生存空间?不过没有历史哲学，不妨碍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好用自己的眼光看历史，而且各有各的价值判断尺度。价值判断属于观念。看历史的尺度差异，当然表明并存的复杂历史观念，在共时性中具有历时性。若干传统的乃至虚幻的历史认知，得以打中各色人等的心坎，只能从不同时空的“现状”冲突中得到合乎实相的历史解释。史学史表明，自古及今的中国史学，作品作者的关注重心，或隐或显，无不与某种行时或悖时的历史观念有联系。因此，晚近的史学史论著，虽将陈述范围向史学的思想方面扩容，却忽视在社会历史中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的复杂历史认知的存在，那复杂性就在于这类认知总是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错综交集的特色。历史观念史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三个系统就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中国人很早就对域外历史感到好奇，世代都有目治耳食的记述，致使毗邻区域的若干史实，每每要由考察中国史籍才能清楚。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样受到来自域外的种种思潮特别是所谓异教信仰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形态。同域外文化的互动而促使本土文化传统不断畸变的历史，已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引起广泛注目，跨文化研究的崛起便是例证。但史学史研究的回应似乎比较迟钝。尽管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和“西学东渐”、留学异域等方面的考述，在中国早有实绩，却通常被史学史论著描述为园地的增辟，很少从“学”的角度，去讨论这类互动过程，怎样成为中国史学传统克服惰性的内在力量。前述比较史学还没有超出形式类比的混沌状态，或许不算苛评。因此，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
①依时序，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骐、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讳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②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先生也是第一人。
③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④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炼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⑤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⑥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文革后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⑦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研讨后所订。
⑧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惜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
⑨《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
⑩《孟子·离娄下》的这则说法，在西汉经今文学诸传论及《史记》中均未见引用，至唐宋经学更新运动过程中，才备受“新儒学”论者重视，到明清更成孔子“作”《春秋》的最早证据。但三百年来的“疑古”学者，都怀疑孟轲说古史大半属于想当然。近年在古楚地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内有若干片断与传世《礼记》某些语句相似，于是有的学者竞相发挥想象力，乃至断言昔人疑古全错。问题是楚国祖先早就自称蛮夷，由屈原留下的《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更可知道战国间，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因而表明逻辑推论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⑾说据章炳麟(太炎)在清亡前刊布的《国故论衡》。
⑿西汉末刘歆继承刘向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增订刘向《别录》为《七略》。除总论性的首篇“辑略”外，“六艺略”以下六篇，全部被抄入《汉书·艺文志》。这是中世纪经学史家都不敢明白否认的史实。参看晚清章宗源、姚振宗分作的《汉书艺文志》的考证，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⒀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区分成三种，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的“绪论”。王译本于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于一九九九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改为简体字重印。据后者的出版说明，重印本曾对照王本转译所据的一九年英译本修订版作过校订。此后未见新译本。但近阅有关译著或文章，引述《历史哲学》区分三种历史，却将其中的关键词语均予改译。例如“原始的历史”改译为“本源史”，“反省的历史”改译为“反思史”。而“反省的历史”中间又分四个类型的名目，也逐一改译，如“普通的历史”改作“一整部文明史”，“实验的历史”改作“实用历史”，“批评的历史”改作“批判史”，“专门部分的历史”改作“专科史”等。上举关键词语的改译，较全面的可参看法国阿隆著、梅祖尔编注的《论治史》的冯学俊、吴弘缈译本，北京三联书店二三年八月版，特别是《编年史与历史》一节(该译本页113—123)。任何一种涉及基本概念或观念的名词术语，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都很难做到既准确又达意。由于王译本《历史哲学》通行已久，如别的译者或作者以为王译本关键词语不确乃至有误，需要改译，最好有所说明。
⒁前揭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实验的历史”(页5)，据该书附录一重要词语对照表，英文译名为Pragmatical History，按照通行译法，改译成“实用的历史”，较妥。王译似乎受胡适《实验主义》一文影响，或因译此书时正值国内大批胡适“实用主义”之际，故有此译。
⒂《齐物论》列于今本《庄子》的“内篇”。历来解庄者均谓内篇体现庄周本人的思想，章太炎于清末民初作《齐物论释》及其“定本”，至谓此篇能体“忠恕”、“道通为一”。但后起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此颇有异说，或以为外篇杂篇才较多保存了庄周本人的言行。世传古典时代诸子作品，结集多历年所，几乎没有一种纯属个人著作，至多可视作某个学派主旨的体现。
⒃参看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齐物论第二》，引成玄英疏及按语。王氏《集解》成书于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
一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极盛阶段。当时文人学者大多从事考证，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故言清学必以此时为中坚”1。但在清代文化专制之下，当时学者们埋头于古代文献整理，从事繁琐的考证，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与清初相比，虽有实学之风，却无经世之旨，甚至完全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札记》虽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但作者却能从历史考证中抽身出来，着眼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2，从事历史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并把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史事评论。
在《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自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3。赵翼谦言不敢比拟顾炎武《日知录》，实际上正表明《札记》仿效《日知录》，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札记》刻成后，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4在另一首《读史》诗中，他也说，“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陈。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5显然作者要通过史事来发表议论，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
在《札记》中，赵翼抓住了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胪列众多史实，加以评论，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训。如两汉的外戚、宦官、、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世族、选举、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杂税，五代的武人、滥刑，宋代的弊政、议和，辽、金、元的制度和风习，明代刑狱、朋党、吏治、“流贼”等重大问题，《札记》都作了分析和评论。谈到东汉宦官，作者认为“先害民而及于国”，“由是流毒遍天下”，张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6。在谈到两汉外戚之祸时，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7。对于唐代宦官专横，赵翼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监军”8;而藩镇跋扈，“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实行强干弱枝，从而“消患于未萌”9。对于宋代弊政，《札记》有多条加以论述，指责两宋加恩官吏太滥，造成冗官冗费，并增加了农民负担，进而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对明代矿使税监横征暴敛，骚扰天下，不断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10。赵翼这些评论，意在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辙。所以，钱大昕称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11。
不仅如此，作者在评论史事时，还借古喻今，抨击时弊。他在谈到《新五代史》时说，“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欧阳修在评论史事之时，“警切时事”，讽喻宋代政事1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在列举若干事实后，借题发挥，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后魏刑杀太过》条在论及北魏族诛之惨时，愤愤不平地指出，“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其几!”在《齐梁台使之害》条论及台使催征赋税，“公私劳扰”时，指出:“后代钦差之弊，往往类此!”像这些都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的。鉴于清廷屡兴文字之狱，镇压异端，赵翼对历史上以文字贾祸史事详加揭露，如《秦桧文字之祸》条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在列举以上事实后，赵翼感叹:“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文化专制的黑暗统治而言的。类似这样的专题如《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举了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事实。
当然，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下，赵翼虽能突破考证的框框，发表史论，但他始终不敢明确指责清朝的弊政，对于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极力回避。在《和议》条中，把明末抗清看作“书生误国”，指责抗清志士为“不识大体”。对于清人所修《明史》也极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札记》还有多处有意借古颂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条在谈及元、明官田赋重害民时，极力吹捧清廷屡减官赋，“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在揭露乡绅虐民暴行后，却称“由斯观之，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从作者不敢明确指斥当代，到美化清朝统治，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
赵翼从基本史实出发，进行综合评论分析，揭露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凶横、贪残和腐朽，对民众疾苦寄予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反映了作者的重民思想。
《札记》在《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武后之忍》、《五代诸帝多无后》、《胡蓝之狱》等条，大胆地揭露了历代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大肆屠杀的凶残行径。《汉诸王荒乱》、《宋齐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等条，列举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时刑罚之滥》、《后魏刑杀太过》、《五代滥刑》等条抨击了封建帝王滥施酷刑、草菅人命。从赵翼评论史事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发现，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责。
《札记》还对民众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对于汉武帝时刑罚之滥，“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作者发出“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的感叹。在《五代幕僚之祸》条，作者指出，“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对五代滥刑，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对于历代横征暴敛和乡绅为害地方，赵翼也进行了揭露。在《五代盐曲之禁》条指出当时“横征无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官吏“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丁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在《南宋取民无艺》条，指出南宋大肆榨取，“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明万历矿税之害》条亦指出，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万历)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他对民众疾苦表示同情，《明末辽饷剿饷练饷》条指出三饷加派，“民穷财尽，困于催科”。
赵翼看到了民心与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在《王莽之败》和《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等条指出，王莽政策“召怨于中国”，并“肆其毒痈，结怨中外”，从而导致了灭亡。在分析汉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又认为历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条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在《明祖不嗜杀得天下》条指出，朱元璋正是因为不嗜杀人，民心归附，从而战胜群雄，成就帝业。他说，“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而明末矿使税监，导致“民不聊生，随地生变”，终至亡国。这种民心向背的成败论，是值得肯定的。
但赵翼毕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众疾苦，看到民心与民力的作用，以及“”的事实，但对于农民反抗官府是极端仇视的。他把农民起义领袖看成是“贼”，黄巢、李自成都是“流贼”，进行谩骂和诋毁。在《流贼伪官号》条讥讽明末起义农民，认为“草窃奸宄，横行一时，隅负自雄，设官建职，适以自速其毙也”。而《明乡官虐民之害》条，既斥责欺压百姓的“势家”豪民，又痛骂反抗者为“奸民”，要求最高统治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矣”。这反映了作者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亦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札记》评论封建政治不可能触及其本质问题。
三
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赵翼试图用“势”来解释。势，包括时势和事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发展的趋势”或“变化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内容。在赵翼看来，“势”隐含在事物内部，决定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形态。在《汉儒重灾异》条中，赵翼认为，上古时代，生产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进步，人事变动日益频繁，天人关系日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份量增加，这是发展规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条阐述西汉诸侯王从专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的权力变化过程，指出“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公主不讳私夫》条针对西汉董偃事件后，公主贵戚多有违背礼法行为，认为这是“上行下效，势所必至也”。同样，汉初诸侯王行为放纵，是由于分封过早，专制一方，失于教养，“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13。
赵翼从纵向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事件，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对史事的评论往往具有客观、辩证的效果。如《之起》条，分析东汉的起因和经过，并指出，“汉末，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条，通过纵向考察，认为初定制度时，承汉代察举孝廉的乡论遗风，重视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门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权操于士族之手，导致“计资定品”，形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究其原因，赵翼认为，“魏、晋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发展之中。
赵翼还注意到各时代风俗的殊异，并且力图用“势”来解释。他认为“东汉尚名节”之风与其时选举制度有关，“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风俗”14。同样，六朝清谈玄学也是“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15。其他如《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帅劫财之习》、《元季风雅相尚》、《明言路风习先后不同》等条，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分析其渊源和产生的原因。
赵翼用时势或事势观点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武则天，既论及其纳谏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残忍之处。同样，对于宦官、王安石变法、金代考选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评价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当然，仅用“势之必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而且它虽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但对于整体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赵翼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札记》对于整体历史考察和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变动，往往用不可名状的“天”和“气运”来解释。他把“天”看成是冥冥中的主宰，是无形无质的。“天命”通过“气”的运动即“气运”来显现，“气运”是天所昭示，通过自然和社会的有形可觉的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16即是其例。
赵翼看到汉初统治集团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得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结论。又指出西汉中叶，“三代世卿世禄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但他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只好将它归结为“天意”17。在《元世祖嗜利黩武》条中，列举了元世祖穷兵黩武、嗜利贪财的若干史实后，指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有一于此即足亡国亡身”，但适逢“兴王之运”，“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由此赵翼得出结论:“三代之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除用“天命”、“天意”来解释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外，赵翼还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他把王莽代汉说成是汉家“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18。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他声称，“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把东汉君主早夭、嗣君年幼归结为“气运”衰竭所致。同样，“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在《宋齐多荒主》、《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条，都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现象。他还专门搜集材料写成《长安地气》条目，把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说成是“气运”演化的结果。他看不到都城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用“气运”、“地气”来解释，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赵翼还搜集资料，写成《诵经获报》、《齐文宣帝能预知》、《辽金之祖皆能先知》等条，认为，“开天立极之君，天回旦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至于“因果报应”之说，《札记》中更是屡屡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历史观方面的错误。
《札记》着眼于“经世致用”，突破了狭义的考证，综合和评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在当时考据之风弥漫的时代可谓独树一帜，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才识。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凶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于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对于不少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札记》在谴责历代暴政的同时，又对清朝的统治进行颂扬;在同情民众疾苦时，又对农民反抗予以敌视;在用时势和事势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的变化时，又把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归结为“天意”，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注释:
1《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廿二史札记·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4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一，瓯北全集本。
5《瓯北集》卷四十二。
6《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
7《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外戚辅政》。
8《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
10《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
11《廿二史札记》附录《钱大昕序》。
12《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传赞不苟作》。
13《廿二史札记》卷三《汉诸王荒乱》。
14《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
15《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16《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一
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或含近代灾荒史部分）论著问世。现将主要论著简介如下（见下表）。
表1 近十年来近代灾荒史论著简表
著者
书名
出版者 出版年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 纪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李文海、周源
灾荒与饥馑：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李文海、林敦奎、程附图、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具体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灾荒与饥馑：1840-1919》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纲要式近代灾荒简史的性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是《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姊妹篇，它记载了《纪年》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记述，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30年的灾荒面貌，它同《纪年》一道，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灾荒史的巨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勾勒了近代灾荒的轮廓。
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括或区域研究的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二
近十年来，有50多篇近代灾荒史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区域性论述，现就学者们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近代灾荒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研究近代灾荒史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1]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2]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仅从历史现象存在的比重上看，灾荒史也应该成为研究者正视和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历史实际，机械地或片面地理解灾荒现象，以它的多少来套它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居的位置。[3]
关于灾荒史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原因，李文海指出了史学工作长期存在的弊端，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1]刘仰东则具体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过于频频突发，起了关键的学术导向作用；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是研究者探讨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线索和出发点；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灾荒史研究的非重要地位，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注意。[1]
（二）灾荒与经济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李文海分析了灾荒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主要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会正常秩序的震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作者还用统计数字说明灾荒对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1]刘仰东用“十岁九荒”和“无时不在”来形容近代灾荒的频发性，进而指出灾荒对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构成的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强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骤然失衡必将引起局部或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1]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逃，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浩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和破坏。强调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军警、商人也趁机购买大批灾民土地，成为有权有势的新地主。[4]王方中以江淮大水灾为例，指出江淮大水是30年代地价下跌的一个因素，而地价下跌又是农村经济状况不妙的标志。[5]魏宏运探讨了华北大水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灾荒与政治军事
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几乎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胡克刚认为，灾荒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7]林敦奎也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此起彼伏的灾民反抗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垮台的历史进程。作者还论及了灾荒对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的大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形式参加义和团，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8]康沛竹论述了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指出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瘟疫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9]李文海考察了灾荒对甲午战争的作用。指出灾区与战区或毗邻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战后及赈灾，灾荒又衍生为清政府签约的口实和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在考察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作者较为具体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灾荒状况，并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灾荒对革命产生的影响。作者从灾荒的频发论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从革命派怎样通过灾荒揭露封建统治论及革命派掌握政权时期的灾荒对策，指出灾荒不仅是辛亥革命运动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而且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决定了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即对北京和武昌采取的所谓“中立”姿态。[10]夏明方通过对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并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探讨灾害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11]钟钢阐述了1901-1910年川省各地连年受灾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对四川革命的影响。[12]李德民、周世春考察了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着重指出灾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旱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13]吴德华也指出，民国时期的灾荒，激化了阶级矛盾，反抗斗争迭起，灾民的反抗斗争与其他革命斗争相结合，到1948年以后，发展成为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组成部分，成为加速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一股强大力量。[4]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与灾荒有着因果关系的农民起义在“丁戊奇荒”中并未出现。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光复”，灾民和饥民并未直接参加。刘仰东对前者的解释是：灾民奄奄待毙，无力再去造反，表明社会凋弊已走过了极端。[3]
李文海对后者的解释是：革命中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14]
（四）灾荒与思想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灾荒对思想文化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仍有一些论文涉及到相关方面。张九洲论及了河南大旱对文化教育的摧残。[15]刘仰东进一步指出，黄河变迁，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加重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色彩，使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逐渐从一种社会印象发展为比较固定的社会观念，黄河流域却越来越远离社会文明而沦为灾难的象征。[3]灾荒作为文化素材，也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对此，李文海以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为例，作了专述。[16]另外，灾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夏明方以治黄（河）和赈济为例，对此作了论述。指出晚清黄河河务日就废驰的败象颓景，遮掩不了黄河理论和技术方面渗进的近代化气息的新因素。具有新兴工商业意识的思想家们设计出的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救荒方法，与当时新兴社会改革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所谓“军谋国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不同，他们更多地表示出对民生的关怀，并将某些长期被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改革日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新兴思潮的拓展与深入，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动力。[11]
频发的灾荒，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对荒政的思考，展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谢高潮指出，晚清的荒政思想经历了与天命主义的救荒思想相联系的禳灾治标观到与注重水利和民生的防灾救荒新思想相联系的重民灾害观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在荒政方面的反映，又与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有关。作者还系统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时期的荒政思想。王承仁、胡克刚对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指出孙中山备荒救灾的思想理论，是他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备荒救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8]
（五）灾荒与荒政
荒政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李向军肯定了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但道光以后，荒政名存实亡。[19]谷文峰、郭文佳从社会政治因素和救荒政策本身漏洞两个方面探讨了清代荒政弊端产生的原因及表现。[20]吕美颐肯定了清代基本上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律化，但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善、社会风气败坏和吏治腐败，使荒政百弊丛生，恶性蔓延。[21]李文海论述了清政府的救荒对策，揭露了晚清时期从报荒、勘灾到放赈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弊端。同时，作者还对义赈的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及作用作了探讨。指出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有别于“官赈”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便应运而生。它创造了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现象。[22]夏明方也指出，具有新兴意识的近代工商业者组织和发动的民间义赈活动，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救荒机制，提高了救荒放赈的社会效益。[17]关于民国时期的灾赈情况，刘五书对民国历届政府以工代赈的救荒形式作了探讨，并对工赈得失予以评价。[23]
（六）关于灾因
灾因除了自然因素外，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李文海认为，近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普遍而频繁，当然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腐败造成的。作者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揭示灾因，指出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灾荒，反过来灾荒又进一步使生态环境受到新的破坏，二者因果循环，灾荒频发。[1]戴逸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这一方面是指频繁的战争、腐败的政治足以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发生灾害。[2]李向军进一步指出，灾害虽起因于自然，社会因素在其间也有重要作用，人类可以通过有组织的防灾、救灾活动避免或减轻灾荒的危害，战争、内乱、苛政、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亦可引发或加重灾害。此外，人口压力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加重灾荒。[19]夏明方从自然、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三者的共同作用来认识灾因。[11]康沛竹对灾因中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对战争、仓储制度和政治因素作了系统论述。[24]清代河政敝坏、灾荒频仍，王振忠和郑师渠分文论及。[25]吴德华在探讨民国灾荒发生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反动势力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水利设施、植被遭破坏以及频繁的战争加重和制造了灾荒。[4]
三
综观十年来，近代灾荒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课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呈递增递进之势。“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26]学者们把近代灾荒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灾荒史研究，为今天的防灾、减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首先，应建构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灾荒史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而灾荒又是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的思想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但其形成与危害程度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用一些直接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模式来套灾荒史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纳入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中去，从而理性地认识灾荒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有鉴于此，灾荒史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灾荒史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气候地理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不无裨益。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一些灾荒史料虽已面世，但还不够，地方志和边疆地区的灾荒史料有待进一步开发。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加强薄弱环节。目前近代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旱等灾害，其他灾种如雪灾、火灾等研究有待展开，城市灾荒史研究廖若晨星。同时，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出现的畸轻畸重的现象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晚清灾荒史研究成果远多于民国时期。因此，大力加强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势在必行。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浓厚的灾荒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近代灾荒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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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J]、文献，1994，(2)、
[20]谷文峰，郭文佳、清代荒政弊端初探[J]、黄淮学刊，1992，(4)、
[21]吕美颐、略论清代灾赈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J]、郑州大学学报，1995，(4)、
[22]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J]，清史研究，1993，(3)、
[23]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J]，史学月刊，1997，(2)、
[24]康沛竹、晚清时期对灾因中社会因素的认识[J]，社会科学辑刊，1997，(4)；战争与晚清灾荒[J]、北京社会科学，1997，(2)；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J]、社会科学战线，1996，(3)；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J]、社会科学战线，1999，(3)、
一
2002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成为清史领域的热点。首先是新修大型清史的问题。学术界关于重修清史的讨论已经持续了数年。2002年，新修大型清史项目获准启动。不言而喻，在未来十年中，大型清史的纂修将对清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工作不止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事情，也是今后十年其他相关史学领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第1期）、陈其泰《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清史研究》第1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第3期）、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就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晚清史的回归”。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至清帝逊位）被从清史整体中割裂出来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晚清史更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不可否认，20世纪50-80年代，近代史范畴内的晚清史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还被研究者所广泛征引。但是，受到特定时代气氛的左右，晚清史研究中被附加了许多先入之见，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史”、“政治史”的注释和附庸，其研究的结论往往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当然，这不只是晚清史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史“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现露”，而近几年来的研究实况（比如《清史论丛》和《清史研究》的论文早已涵盖了晚清七十年）也表明，晚清史研究回归到清史研究的整体中去，或者在清代史的整体框架内反思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海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本年姜涛的文章《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史研究》第2期）对这一问题有较为公允的评论。
二
2002年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也应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即7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八旗学术研讨会”和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清宫史研讨会”。一些有质量的清史论文在这两次会议中宣读。
在文献整理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国书店影印，7月）、朱彭寿编纂《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4月）、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7月）、王树民、韩明群、韩白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3月）、安京《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8月）等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两部译著的出版也为清史研究增色：即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著、耿昇译《清宫洋画家》(Peintres Jésuites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nthèse， 1997)（山东画报出版社，1月）和何伟亚（James L、 Hevia）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0月）。前者对于清代中西关系史和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在以往的马戛尔尼研究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从礼仪层面剖析了马戛尔尼使团所体现的中英冲突的本质，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而不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几篇有质量的评论文章的发表也应引起注意，即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论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第1期）、何龄修《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史研究》第4期）以及辛德勇《〈清人别集总目〉书后》（《中国史研究》第4期）。如果充斥史学界的是没有批评的评论，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上述作者的文章带来了一种值得欢迎的批评气息。
三
2002年清史研究专著的出版数量较多（目前仅笔者所见即有25部），已经构成了本年这一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清史研究论文的发表仍然是以讨论社会史问题的为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研究社会史问题的论文数量约占清史论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遥遥领先于其他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趋势。社会史之外，依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还不能说十分全面），清史学者对各领域的关注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学术文化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边疆史。下面试分述之。
社会史。
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6月）、宋军《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月）、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出版社，4月）三部专著研究的是社会史问题。《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收录了作者20年间发表的论文22篇，其中主要是论及清代民间教派的文章。《清代弘阳教研究》的作者网罗了大量相关档案、宝卷，并利用日文文献，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于弘阳教的考证颇多重要发现，如对弘阳教的教主、弘阳教的创立过程及其经卷内容等做了信而有征的论述。《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大量运用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从问题意识到方法论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的研究以明清庙会为切入点，着力探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仰问题，许多论述给人以启发。但由于本书的某些表述方式相当西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作为中国史研究结论的力量。
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通过分析江南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认为明清江南与其外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江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而在19世纪之前，这种影响的积极因素较多，19世纪之后，其消极影响则日益上升。《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中、下）（《清史研究》第1、2期）分析了苏州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发生的城市变化，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而经过三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到了清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地区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苏州城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本文的结论也印证了宫崎市定和傅衣凌二位学者的研究结论。高王凌《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清史研究》第2期）对土地制度史中“地租率”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认为研究地租率应从实收率入手，其初步结论为：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远不是以往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一文主要利用山海关税收档案，在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研究基础上，对清前期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做了进一步考察，认为山海关是清前期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沿海税关，而锦州和牛庄则是其所辖的当时最为繁盛的两大港口。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根据碑刻史料的考察》（《燕京学报》第12期）一文通过对较少有人涉及的清代北京旗人香会（包括都城隍庙、白云观、东岳庙、药王庙香会、大觉寺献灯会、关帝庙掸尘会、戒台寺广善米会）的研究，探索了香会组织、会首、会费的范围及构成问题，描述了普通旗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理解清代民间满汉关系也很有启发性。郭松义《从赘婿地位看入赘婚的家庭关系——以清代为例》（《清史研究》第4期）对清代由入赘婚引出的家庭关系加以考察，认为由于入赘婚破坏了原有的承嗣和财产继承，这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是一种悖论，因而遭到人们的贱视。郝秉键《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措施考述》（《清史研究》第2期）通过分析清代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律法，认为清政府对精神病人管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再到宽的过程，而清廷把精神病人纳入其专制炼狱之中（世界其他国家所无），亦可见清代专制政治之严酷。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第2期）以“陈四案”为切入点，分析了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环境，认为这一案件的处理，体现了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过敏性猜疑”，基于这种猜疑，统治者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刘平《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论丛》）解析了符咒、谶语、乩语的文化含义，认为清代教门之语言文化功能主要体现为：1、引人入会、扩张势力；2、坚定教众信仰，发动叛乱。常建华《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伊始，便采取措施治理僧道，其为政“宽严相济”，承袭了其祖康熙的态度。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朝法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及其发展阶段与特点做了详尽阐述，论述了清朝法制从兴起、成熟到衰亡的过程。张世明《时间与空间：清代中国与西方在税法上的文化选择》（《清史研究》第3期）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论述了清代中西方税法的异同、税法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学术界对清代税法的认知误区等问题。
另外，应该引起注意的论著还有：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月）、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9月）、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第1期）、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历史研究》第1期）、董建中《耗羡归公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清史研究》第2期）、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明清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第2期）、郑振满《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李俊甲《清代中期四川白银流通的扩大及其影响》（《明清论丛》第3期）、倪玉平《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第3期）、祁美琴《晚清常关考述》（《清史研究》第4期）、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清史论丛》）、刘平《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汪毅夫《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中国史研究》第1期）、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张研《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清史研究》第4期）、张小也《“吃醋始知酸，有妾始知难”——清代一夫多妻家庭的矛盾与诉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吴建华《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李俊甲《清代中后期四川的社会秩序与各个阶层的动向——以绅士、胥吏、无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孔祥涛《论罗教、大乘教的道统和辈份制——青帮辈字由来考》（《清史研究》第3期）、张小也《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等。
学术、文化史。
在本年出版的专著中，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月）三种都在探讨清代学术史问题。《清代学术探研录》一书是作者“主要研究成果的选录和汇编”，研究跨度较大，从清初至晚清的主要学术史问题均有涉及。《王夫之易学》和《清初三礼学》则是对各自问题进行的微观研究，而二书又不约而同地强调“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因此都能够做到“小处下手，大处着眼”。《王夫之易学》是迄今为止对其论题进行的最为深入的研究，而《清初三礼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明清之际理学向三礼之学转变的专著。
林存阳《清代礼学思想演进探析》（《清史论丛》）勾勒了礼学从清初至清末的演进轨迹，认为顾炎武等人发礼学之思肇端于前，凌廷堪、阮元倡“以礼”扬波于后，至晚清陈醴、黄以周会通理学、礼学思想之畅发，清儒的崇礼思想得到成功总结。全祖望与杭世骏之间的恩怨在学术界争论已久，杨启樵《全谢山与杭堇浦的恩怨纠葛》（《明清论丛》第3期）在分析了全、谢交谊之后，认为杭世骏“卖友说”不能成立。高翔《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史论丛》）考察了清初理学与政治这个较少被关注的问题，认为理学在清初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重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康熙前期和中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学术内部的转型，理学在18世纪趋于衰落。汪学群《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清初儒学经道合一论的提出，意在矫正明末经学空疏之弊，这使儒学由明道向经世转变，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2002年6月）从乾隆经筵讲论内容的变迁入手，就乾隆一朝朱子学不振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乾隆初政经历了一个从提倡朱子学到崇奖经学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他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以乾隆二十一年前后的文网大张为标志，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以之为背景，乾隆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内在联系的分析，认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的整体形态为：重人情、反灭欲的理欲观，重实征、重实验的知性精神，重实行、励实用的实学观念。黄爱平《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乾嘉汉学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这一宗旨既有其内在的科学性，也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的多种版本做了详细考证，解释了其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疑点。那仁朝格图《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清史研究》第3期）介绍了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的生平及其组织将藏文《伏藏经》翻译成蒙文的经过。
另外，阮明道《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巴蜀书社，4月）、王戎笙《科举考试与明清政治》（《清史论丛》）、林存阳《黄宗羲与万氏兄弟的礼学思想析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汪学群《张尔歧易学中的经世思想》（《清史论丛》）、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第4期）、林存阳《凌廷堪生年考》（《清史研究》第1期）、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第4期）等论著也值得关注。
政治史。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9月）收录了先生生前成文而未及发表的存稿等文献，其中有关清史者十余篇，讨论了清代八旗制度、土地制度、国家机构、内务府等问题。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翰林院的起源、职能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王思治、阎守诚主编《陈廷敬与皇城相府》（北京燕山出版社，1月）收录了20余位学者讨论陈廷敬这位康熙朝重臣的文章。
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清史论丛》）讨论了“敬天法祖”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强化及其本质和政治影响，认为“法祖”观念从防范“汉化”起源，发展为排斥所有可能触动旧体制的外来因素。而人们往往将近几百年中国的自我封闭归结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其实传统的儒学文化未必具有如此强烈的排外性和保守性，其原因应从清廷“敬天法祖”的观念中予以分析。张玉兴《关于清代八旗等某些表述问题的辨正》（《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实录》、《清史稿》以及近人著作中某些满族称谓的误用，认为这些错误于理不通、于史相悖，必须加以辨正。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清史论丛》）认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继承形态的多样性、以建立新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主要内涵的开创性、较大的包容性。《论清朝的储权》（《清史研究》第4期）认为清朝储权经历了一个从没有建储而无储权，到策立储君、建立公开性储权，又到削弱、取消储权，再到秘密建储、建立隐性储权，最终又回到既未建储又无储权的演进历程。这些曲折变化，构成了清朝储权不同于其它王朝的独特之处。阎崇年《努尔哈赤论》（《明清论丛》第3期）分析了努尔哈赤成为英雄人物的主、客观原因，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做了全面评述。韦庆远《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明清论丛》第3期）针对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禁海和迁界问题做了论述，详细分析了禁海和迁界的背景、法令实施、政治目的、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及其后果。谢正光《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明清论丛》第3期）对曹溶与明遗民的交游做了详细考证，认为后人称曹溶为“蒙面灌浆人”是想当然的捏造之辞。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清史研究》第4期）引证雍正朱批奏折等史料，试图揭示杨名时案背后隐藏的委曲情节，并通过比较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杨氏传记，对雍正蓄意制造这一冤案，不仅从政治角度做出解释，而且把杨案放在满汉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汤志钧《关于〈诡谋直记〉》（《清史研究》第2期）评述了毕永年《诡谋直记》一文的来源及史料价值，认为该文来源有据，记有戊戌“围园”的具体事迹，具有史料价值。
讨论政治史的论著还有：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3月）、支运亭主编《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5月）、张研、牛贯杰《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7月）、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8月）、张玉兴、支运亭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清代卷》（辽海出版社，12月）、王思治《施琅平台三题》（《明清论丛》第3期）、朱诚如《论嘉庆亲政后中央权力的重组》（《明清论丛》第3期）、王开玺《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清史研究》第4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第1期）、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第1期）、罗志田《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第4期）等。
中外关系史。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月）一书研究清代前期的海防问题，认为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具有“重防其出”的特征，而这又与后来的闭关自守政策关系密切。这一论断对于近年来对于中国“闭关锁国”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月）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了清代中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国内系统论述“西画东渐”问题的首部专著，拓展了传统清代中西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12月）一书剖析了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他们对西教和西学的认知与态度，涉及清代前期和中期中西关系史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该书是大陆目前对相关领域研究最为系统的专著。
庄国土《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中西初识》二编）认为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海上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毁、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阶段。清初郑氏集团之后，没有清帝国保护的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相互依存，从商贸向产业、从沿海向内陆渗透，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华商网络的商品生产和加工地。郭孟良《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的具结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具结现象，认为具结是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对于维护传统海外贸易体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中西初识》二编）主要利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研究《易经》一事加以探讨，并分析了康熙对白晋工作的指导及白晋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之间的书信往还。《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的策略。张晓《为南怀仁〈穷理学〉正名》（《明清论丛》第3期）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穷理学》残抄本的细读，认为南怀仁的这部著作并非如有些学者所称的逻辑学著作，而是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之大成的一部汉译西学书。汤开建《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清史研究》第3期）结合以往的统计数字，对顺治朝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量加以考察，其结论为：康熙三年前，全国天主教教堂总数为356座，教友为255180人。李华川《陈季同生平史事考》（《清史论丛》）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外交史料及相关中、法文文献，对这位晚清外交官一生中的三桩公案加以辨析。米歇尔·法帝卡《意大利〈论坛报〉中威达雷关于义和团的报导》（《清史论丛》）研究了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对义和团的报道，认为威达雷对八国联军暴行的谴责具有一种理想意义。
另外，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9月）、李金明《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西初识》二编）、吴伯娅《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历史档案》第3期）、张建华《子虚乌有的“中意五口通商章程”》（《明清论丛》第3期）、赵英震《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清史研究》第2期）、胡孝德、高小平《同曲异工——16-18世纪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中西初识》二编）、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等也对中外关系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边疆史。
刁书仁《论清朝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史学集刊》第4期）将清代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分为四种，即驻防八旗制、州县制、姓长制和盟旗制，并对各种体制的特点做了分析。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认为清前期一些传统的治边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明华夷之辨”观念受到批判，“以夷治夷”被“以汉化夷”所取代，“羁縻而治”遭到了否定，从只求“夷汉相安”发展到追求“长治久安”。这些变化是对传统治边实践的总结，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的边疆政策体系。张荣、王希隆《清末科塔借地之争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讨论了清末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之间的阿尔泰山借地之争，对这一清廷内部之争的原委和历史影响做了详尽分析。吴宝晓《清季藩属观念调适与边疆政策变化》（《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19世纪70至90年代，清朝的藩属政治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了调整，重心是扶持属国以抵御列强入侵、巩固中国边防，并据此对不同属国采取不同对策。
2、跨越时空论"封建"陈支平
3、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纳春英
4、预言邓小平终将复出
5、明清之际中西绘画的第一次"对话"——非我·主体性·误读孙莎岚
6、清代咸同年间两司选任制度探析苗月宁
7、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杨天宏
8、来华传教士乡村经济活动研究(1840-1949)——以长阳担子山堂口为个案龙群
9、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潘先林
10、英国都铎王朝宫廷建筑消费的一项实证考察——兼与16世纪中国比较张殿清
11、试论1920年代美国对苏俄的粮食救济徐振伟，陈淑荣，孟晓雪
12、留童撤回原因考略潘向明
13、论李维的"范例"史学蔡丽娟
14、福柯史学方法论初探历史教学（上半月） 李杰，芦娟
15、中共一大"神秘代表"找到了
16、儒家思想不是"男尊女卑"观念形成的直接原因尚绪芝
17、走进历史现场:论"田野工作"与大学历史本科教学张侃
18、历史教学中影像作品应用再探索:从各国电影看二战历史李爱丽
19、民国时期江苏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探析戚洪
33、二战后英国与欧美关系探析程佩璇
25、《九歌》释名补证郑慧生
26、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考徐红
27、曹爽、司马懿之争考辨——兼与孟祥才先生商榷张建伟
2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状况研究综述李宝芳
29、"世界历史上的文明/文化的比较与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裴芝荣，梁占军
30、中世纪的现实性与距离感——读蒂尔尼、佩因特合著《西欧中世纪史》彭小瑜
1、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四)——重新认识"孟什维克"金雁
2、高中历史教师阅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祝旭东
3、"过程与方法"教学目标理解与设计指误陈光裕
4、现代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设计的创新徐金超
5、这样的课堂活动有意义吗王生
6、历史教学中冗余信息的利用范红军
7、老师读《通鉴》——从王国来到朝廷的汉文帝张元
8、考"方法"要遵守逻辑规则(一)聂幼犁
9、历史,可以这样考周明南，邹敏华
10、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帖》刘波
11、提问的时机和对问题的把握老任
12、学生的表情唐培芝
13、摘编
14、1923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论析何成刚
15、对华东师大版初中历史新教材的几点质疑顾琳
16、对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的若干献疑孙士承
17、中学历史教学如何求真、求实孙梅
18、也谈"求真、求实"与我们的"困惑"李国权
19、历史教学（上半月） 求真、求实要有证据意识豆艳荣
33、北京人发现始末吴鼐
25、美国联邦制与中央集权这个概念不相关刘汝明，叶瑞碧
1、"出淤泥而不染"的张之洞——读稿本《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感言孔祥吉
2、鲍罗廷在改组中扮演的角色尚红娟，ShangHongjuan
3、"提调官"与明代地方教育管理体系董兴艳，DongXingyan
4、从噶礼——张伯行互参案看康熙的"满汉一体"论成积春，ChengJichun
5、清末查禁《民呼日报》案张运君，ZhangYunjun
6、孙中山与民初法制建设李学智，LiXueZhiHtTp://
7、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对《独立评论》民主与独裁之争的解读陈静熔，ChenJingrong
8、试析1932年中央大学冯峰，FengFeng
9、论1933-1934年中日之间关于北宁路关内外通车的交涉李海滨，刘长亮，LiHaibin，LiuChangliang
10、的叛逃与的应对——从的一则日记说起张殿兴，ZhangDianxing
11、浅析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姜淑令，JiangShuling
12、格拉斯顿、迪斯累里与英国的近东政策选择——以保加利亚惨案为例马晓云，MaXiaoyun
13、"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章清
14、20世纪70-90年代澳大利亚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亚洲的基本动因张秋生，ZhangQiusheng
15、近代外国在华企业促销本土化分析——以英美烟公司为例仝群旺
16、从"分割"到"自治"——天津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简论王培利
17、愤于国难成于厉行——张謇与福泽谕吉教育兴学之比较黄卫
18、暨南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讨张晓辉，赵善德
19、论教师专业背景下的高师历史教育实习陈辉
33、西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回顾陶海洋
25、2007年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暨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综述刘百陆
26、"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综述魏影，张景波，丹
1、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二)——1905年革命、改革与战争金雁，JinYan
2、对江苏省高中历史新课程"学业水平测试"的思考与认识陈伟国，ChenWeiguo
3、落后的是理念而非历史——从"左"倾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败因说起周仕德，ZhouShide
4、挑战与选择——以历史内容为中心探讨历史与社会教科书的编写富兵，FuBing
5、变死路为思路——这才是有效的历史教学贾立娜，JiaLina
6、从孔子相貌引出的历史研究杨莉，YangLi
7、历史情境概念界定和创设方法浅谈王涛，WangTao
8、武夫办学张鸣
9、如何理解"公私仓廪俱丰实"——从杜甫的《忆昔》诗说起刘建民，LiuJianmin
10、"清新典雅的皖南古村落"教学实录赵剑峰，ZhaoJianfeng
11、从弹药消耗看中国抗日战争之艰苦魏鹏程，孙冬，郝晓鹏
12、创新性地合理整合教材,搞好高中历史选修课的教学——从赵剑峰老师的"清新典雅的皖南古村落"一课说起叶小兵，YeXiaobing
13、历史教学（上半月） "文艺复兴"备课笔记唐云波
14、一堂好课的感悟戴晓萍
15、整合教学内容应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陈光裕
2研究领域和成果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是将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按照网络数据和Web地图的要求设计了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关系结构，开发了基础数据地图浏览、地名查询界面。与基础数据相配套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区地名释文数据库，基础数据中的每一个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间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结论和专家意见，以保存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区地名的知识和认识。已完成的四期数据已经在哈佛大学网站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贡网”上公开，至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用户注册，并下载了基础数据。CHGIS项目的研究成果，被有关专家学者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CHGIS为标志的历史地理数字化研究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 [2]
我认为这段话能相当程度掌握黄先生所提「数目字管理的精蕴。这段话包括两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将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架构：「农业组织为主的社会，配合一种「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国家，两者是以「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相连结；「商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则配合一种「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两者以「注重加速交换相连结。第二个层面则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者间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架构，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现代化社会。
以「数目字管理来检视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其中「经济、法律、道德间的互动内容，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正是黄先生强调的「大历史观。他相信，以「数目字管理、「大历史观考察人类历史，不仅能藉以标订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更能拨开纷纭历史表象、直捣社会贫穷问题的核心， [3]进而为包含二十世纪中国在内的其它落后国家开出妥切药方：避开无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路线争议，减少完成改造「国家社会架构的时间与痛苦，早日跻身「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之林。 [4]
因为黄先生相信上述史观的实用性，他建议在大学设立「大历史课程，帮助「历史家伸张他们的眼光深度并放??视界，写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能够报告读者，何者变化为短时性的，何种改革有永久性，藉以修补现今史学训练过于钻研「小题目的习气。他对他的史学同僚提出以下呼吁：
有些同事可能认为这种建议过于急燥、过于浮泛。而我所恐惧的，乃是与他们顾虑的相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前无古人的环境里。世界的变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政治家、战略家以及企业家甚至旅游者，都不待我们的真知卓见采取行动。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5]
细绎本段文字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在为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作序时，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这部《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正是作者的理智和情感交织而成的作品。 [6]我认为，「理智和情感交织，正可贴切说明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情感层面， [7]以及他在对日抗战期间由运输补给过程体会的中国实况，本文都无能力谈及，只希望能对他「数目字管理概念做些分梳，配合明清市场与政府间的演变关系做些相关讨论，进而重新省思这个「数目字管理概念的价值与问题。
（一）「数目字管理中的经济、法律与文化
黄仁宇先生标举的「数目字管理概念，有两个主要学术根源，一是他对明代中国财政制度与政治社会的专力研究， [8]二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密集阅读与师友讨论。 [9]前者精华具体表现在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1974，中译《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与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981，中译《万历十五年》）两书；后者则表现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986）与《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1991）。四种书文可视为黄仁宇先生形成与论证「数目字管理观念的代表作。本文开始即指出「数目字管理概念具有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将人类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国家社会架构，前者是「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后者是「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二是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要素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将这组概念落实到历史上，黄先生分别以明代中国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而以1689年清教徒革命以后的英国为「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为了更方便说明这两种「国家社会架构典型及其意义，黄先生有时也将前者形容为「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间架式管理（schematic design）， [10]或是「?K水艇夹肉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 [11]后者则径称为「资本主义。
黄先生将明代中国做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主要与他专研的明代财政制度有关。他指出：明太祖创设的「洪武型财政是种「收敛性财政制度，与唐宋帝国「扩张性财政制度大不相同，同时，明朝「政府之中层机构缺乏后勤能力，也远比唐宋帝国严重， [12]政府集中掌握的财税资源规模受到很大限制。黄先生强调，洪武型财政基本上是种「大而无当的结构（monolithic structure），缺乏总揽其成的国库制度，中央财政主管机构户部以及全国各地税收机关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可由户部统辖调度的「分支财库，也因而在财政制度上缺乏暂时集中财税收入的有效「中层机构，只能纯任各级地方政府以「原额主义缴纳税粮，各地税收记录主要只是上报户部交差了事的「官样文章（superficiality），不反映真实税收数字的变动。因为是采用「原额主义缴纳税粮与计算报销，即使民间经济成长带来商业部门税收增加，政府基本上也不必主动因应，无需针对农业、商业税收比率结构调整财政制度，充份呈现一种「被动性格（passivity），全国财政的主要目标乃放在「维持政治现状，而非反映经济社会的动态。而维持这套财政制度的主要手段则是将「文化与政治的支配（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ominance）强压在「一种大而无当而又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a large and self-sufficient economy）上，可以完全不顾「商业压力及外来的竞争（mercial pressures and petition from outside）。 [13]
明代「洪武型财政至少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财税资源无法集中而影响全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成长，二是不重视商税收入而使政府施政与法律无法因应商业变动而调整。第一种影响的根源是：财政制度既缺乏中层机构，全国财税资源乃无法有效集中，只是权宜性地在各级政府机构间挪移调用：「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的短线条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黄先生指出：明朝户部从来即「不是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一所会计衙门， [14]资源无法集中，也难以带动相关统筹运输的交通运输设施成长。第二种影响的根源是：既然中央或地方政府都不在财政制度上重视各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商税收入，官员对于各地商人的实际经商需求，诸如改善各种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创设适用商业的新式法律，都不可能真正列入施政考量。这两种影响带来的综合结果是：
国家经济里带着服务性质的部门，即无法伸足前进。交通与通信是交纳（税收）的轮轴，现在物资既没有集中收发，也就用不着此种车辆了。银行业与保险业也无法抬头，它们是商业的工具。现在最大的主顾——政府衙门——作事如此，尚不照商业办法，其它也可想而知。法庭和律师的服务当然更谈不上，因为倚靠他们的商业活动尚未登场……政府自己本身既不需要此种种服务，大小衙门官僚，当然无意替私人的经营着想。而以上服务事业又不能不由正式立法或类似的程序维持，（难）以自己打开局面。 [15]
黄仁宇先生指责明朝政府财政制度「不照商业办法，主要指的是户部无法在全国各地建立有效分支财库，不能像现代商业公司组织一般将所有收入与支出确实登录、管理与统一调度。 [16]影响所及，不仅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无力扩大，金融、保险等私人商业部门发展机会也连带受到限制，这些原本可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而成长的商业「服务部门，也都被明朝财政制度特质所连累。同时，因为这些提供商业交易必需的服务部门，又在在需要「正式立法或类似程序才能稳定支撑，但在政府大小衙门官僚又受财政制度限制而「无意替私人的经营着想，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的法律改革也无法进入明朝的司法体系。
一方面是明代国家与民间经济组织同时限制了商业服务部门的成长，一方面是法律未能因应商业发展而有效创新，除此之外，黄仁宇先生也强调明朝财政制度中的「文化观念影响：「文化与政治的支配强压在「一种大而无当而又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洪武型财政制度只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抽样，反映在财政制度背后的基本经济组织、法律体系、与文化观念特征，三者同时形构了明代做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
《万历十五年》对文化观念如何影响经济组织与法律体系，有更多的叙述与描绘。如论及「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提倡农民「一归本业，力返真纯时，黄先生的评论是：「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17]在批评海瑞只能以空洞条文禁止民间当铺高利贷剥削农民无法收效时，黄先生说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但是， [18]
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都被看成私人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祉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地方官）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19]
这段长引文突显了两个重点，一是黄先生将《四书》儒家经典反映的「伦理纲常传统道德，视为是与「私人财产的绝对性相互对立的文化观念。一方面则同时呈现了「商业机构、产权法、私人财产的绝对性三项关键词眼，印证本文用以拆解黄先生「数目字管理的三组基本要素：「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
由明到清，这种肇因于特殊「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即使经过了十六世纪因应白银流通的「一条鞭法改革、盐商也因「商专卖的纲法改革而对明清财政更形重要，雍正年间大力推行的「火耗归公，山西票号也在十九世纪日渐活跃，然而，黄仁宇先生仍然强调：这些现象与改革都未发生「决定性的力量、剧烈的改进，洪武型财政造成「组织与制度的体系仍未转型，明清财政制度仍未具有「现代性的合理化。 [20]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仍是「缺乏中层经济上的组织与交流，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单线条数量上的扩充，缺乏质量上的突破。 [21]也就是说，明清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一直未能形成真正能够「数目字管理的「国家社会架构。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明清中国迟迟不能进入「数目字管理国家之林，其实是一种「制度性失败，而非特定个人的功过是非，《万历十五年》〈自序〉对这种「制度性失败有以下总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22]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做为突显明代中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对照项，十七世纪以后英国即成为一种「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典型。在1689年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也「有如中国二十世纪，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同时与时代脱节，中层的社会、宗教、经济、法律各种支持因素都要重创。 [23]光荣革命发生，打破了英国原先「英皇与议会（parliament）间牵强的平衡，顺利改造了高层机构；与此同时，随着圈地运动加速土地买卖，以及新兴地主领导内战获得成功等因素的进展，农村也发生「土地的领有集中和使用的规律化，英国的「下层机构也必有显著的改进，上层与下层机构同时得到改进，加速了新税制的展开以及「公平法（equity law）与普通法（mon law）对流，各种涉及「典当间死当时借方权利、女子财产权保障、破产、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案件，以及欺诈内涉及「过份的施用诱导力（undue influence）原则的案件，种种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案件终能「积少成多地以成例创造制度。 [24]适用商业的法律不断被引入与创造出来，并对组织组织产生重要影响：
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十七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的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心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样的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信用货币不仅膨涨，而且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25]
保险公司也在十七世纪末年在英国伦敦逐涉成立与发展，「象征了英国金融财政组织的成熟。此后英国的经济组织不仅超过荷兰，而且成为世界之最先进，执全世界牛耳达好几个世纪之久。 [26]这个过程，具体反映了十七世纪末年以后英国法律体系与经济组织间的相互冲击与彼此支撑，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27]
黄仁宇先生强调，以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具体关键的这种资本主义组织和运动，其实又有十七世纪英国「思想界的支持：
不论内战前后，或是散发政治传单，或是著作专论，他们的文字都与时局有关。当日并没有被认为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根据，可是连缀起来，则痕迹显然，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组织与运动之称为资本主义者，是有思想界的支持，而且前人领导后人，后人又扩充前人的见解，一脉相承。 [28]
经济组织、法律体系与文化观念，三者同时汇合凑集、相互支撑，才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社会架构经验，这正是首先完整发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
总结十七世纪末年英国成功「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黄仁宇先生提醒读者以下三点：一，「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有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的包涵了一个各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二，十七世纪末年英国「这样一个有农业基础并且法制传统坚强的国家，竟能使全国的管制数字化，首尾相应，有如一个自由城市，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三，「在英国，一六是一个具体的关键。没有这时间上汇集的话，则零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抽象资本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构成一个言之有物，在历史书上站得住脚根的资本主义。 [29]
黄仁宇先生透过他对明代中国与十七世纪英国历史的认知与比较，捻出「数目字管理这组概念，并大力宣扬从中引申而来的「大历史观，这两组概念既出自他个人进行历史比较的理智考量，也带有吁请改革中国与世界所有「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国家的关怀情感。研究历史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如何才能真对人群做出「贡献？那关连到更为主观的研究者价值设定问题，本文无法处理，此处只能讨论以下的问题：以现有明清史研究而论，黄仁宇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是否真能贴切说明众多明清史学者建构的「史实？特别是在理解明清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数目字管理概念究竟是洞见或是限制？
（二）「数目字管理的洞见与限制
就我个人观察，如果仅以十六、十七世纪明清时代这两百年历史来看，黄仁宇先生建构的「数目字管理概念确实具有若干洞见，能够比较有效地点出当时中国缺乏「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的互动与支撑；然而，这并不是说是当时中国市场与政府之间，即如黄先生所谓的仅是藉由「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来连系。无论是商业组织、法律体系或是产权观念，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即有不少有意义的变化可说；黄先生当然可用以下文字贬抑这些变化的意义：「好多近代中国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发表偶尔发表的文字，提及经济政策应该稍微开放，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可全部抹杀，个人的私利无法洗刷得一乾二净，都不能和西方同时的革命思想相比拟， [30]但是，不符合「革命思想是否便只是「传统道德观念呢？十六世纪明朝注释律例名家王肯堂（1549-1613），对当时法律取消将亲属间委托放置财物「按服制减罪的规定，有以下评论：「寄托财畜，多系亲属，若以服制减罪，则负者众矣。故与凡人一体科之。 [31]这不是思想家偶尔发表的文字，而是具体修改法条后的法律解释。
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两百年间，清代「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的变化愈来愈多，即使排除十九世纪后半西方势力影响的时期，1700至1850年的一百五十年间，不仅中国全国市场规模急速扩大， [32]商人结成商帮种类与累积资本规模也不断增多与加大， [33]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钱票、银票等「私票也有巨幅成长， [34]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商人团体也在各大城镇不断出现， [35]这些是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变化。在法律体系方面，不仅各种注释律学持续编辑与出版，成为官员学习法律甚至判案参考的专业知识来源， [36]大批习法专家的「刑名师爷更实际成为地方官理讼判案时不可或缺的专业幕僚。 [37]
随着十六到十九世纪间明清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的民间商人与政府官员都曾经面对商业带来的新挑战产生某些制度创新。自十六世纪以来，史料记载的客商愈来愈多，固然如黄仁宇先生所观察的，通常情形是「多数客商集资合雇一船，反映了当时交通、通讯设施的缺乏， [38]但随着各种旅途遇盗以及本地牙行中介商人欺骗外来客商的案件增多，政府官员与士大夫都开始正视这种问题，并且更积极地提供法律协助。乾隆初年的1740年代，江西省级官员设计了「合同联票保护客商的交易安全：
为设立行店联票之法、以杜侵骗、以恤商贾事。照得：一应客商载货投行、凭牙发店、评价归账，皆藉牙行于中交易。客人与店家，别无执据，以致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贻累客商。今本司特立联票之法，详奉抚宪，通颁各属……嗣后，各行照式设立合同联票，凡客货到行，行家代为发店后，即将客货若干、议价若干，中用本客、本店图记花押，将联票裁分，一付本客收执，一存本店查对。至日清账，店家合票发银，如无合同对验，店家概不许发银；如有无票私给者，概不作准，仍照客执联票清追其银。 [39]
这种官员主动介入预防商业债务纠纷的作法，并不是当时特例。「重农抑商等观念固然依旧存在，但由当日地方官判决商业纠纷的实际案例看来， [40]「抑商云云，很可能只是现代史学家过度轻率的推想。 [41]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刑部官员撰写的一份法律案件意见书（「说帖），明显看到当时法律刻意加重处罚运输业者偷盗客商财物的犯罪行为：
客商投行雇夫，所有赀物，悉交运送，即与店家、船户为客途所依赖者，情事无异。一被拐挑，则血本罄尽，进退无门，其情节较之寻常鼠窃为可恶，是以各省有因为害商旅即照实犯〈窃盗〉律定拟者。通查汇核，详加参酌，似应以脚夫挑负运送客民行李财物中途潜逃、赃至逾贯、实系为害商旅者，俱照〈窃盗〉治罪。若非行路客商，止系托带银信、寄送货物、致被拐逃者，悉照〈拐逃〉律科断。谨具说帖，候示。 [42]
乾隆34年（1769）因为北京「兴隆当铺失火毁损典当人财物案件而产生了以下新创的法律：
凡典商收当货物、自行失火烧毁者，以值十当五，照原典价值计算，作为准数；邻火延烧者，酌减十分之二；按月扣除利息，照数赔偿。其米麦豆石、棉花等?重之物，典当一年为满者，统一贯三计算，照原典价值，给还十分之三；邻火延烧者，减去原典价值二分，以减剩八分之数，给还十分之三；均不扣除利息。至染铺被焚，即着开单呈报地方官，逐一估计，如系自行失火者，饬令照估赔还十分之五；邻火延烧者，饬赔十分之三。均于一月内给主具领。 [43]
这是由当铺而适用染铺的新法律。整体来看，由十六到十八世纪之间，无论是牙行制度的改革， [44]市场管理法规的演变， [45]四川自贡井盐业中流行的合资开矿资本分割、顶让与承接的「股份化契约， [46]乃至前述会馆、公所商人团体以及票号、钱庄等金融组织，都不是独立于当时法律体系之外的经济组织，在当时的「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确产生许多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些现象不是黄仁宇先生一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或是「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即可轻易概括。
除了经济组织与法律体系之外，在所谓「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相关文化观念中，明清中国的确缺乏可与近代欧洲相比拟的财产权理论，充份反映这些近代西方产权观念的民商法典，诸如破产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等，都在清末才由西方、日本引介移殖到中国。 [47]然而，二十世纪初年以前中国没有这些成套的商业法律，并不即是表示财产权问题未因市场经济发展而进入司法体系或是公共意见的讨论。围绕着富人或商人的财产问题，明清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有意义的讨论与争辩。以清初士大夫魏禧为例，他即曾对可否将富人田产课征类似「累进税的问题，与几位好友发生如下的争辩：
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赋，过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杂差。若田多者卖与无田之人，或分授子孙，不过百石，则仍止出正赋。是同此田也，贫者得之则赋轻，富者得之则赋重，所以驱富民贱卖，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谓三代以后最为善法，质诸君子，亦皆叹服。独家伯子以为不可，谓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后世天下之乱，止在官府缙绅贪残，民不聊生，不系富人田多、贫民无田，苟刑政得理，民自乐业，何必纷纷为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原注：名溶，号秋岳）则谓：此法议之南方尤可，若北方贫民佣田者皆仰给牛种衣食于多田之富户，今即每夫分以百亩，耕作所须，亡有，田渐荒而赋不可减，数年之后，唯有逃亡，况望其以贱价买诸富民乎？陕西泾阳杨兰佩（原注：名敏芳）则谓：田赋倏轻倏重，朝无成法，官无定规，吏因作奸，民多告讦，非天下县官人人贤能则扰乱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复思索，凡数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笔记于此，以见变法之难为，独见之难任，人当国事，切不可轻试纷更也。 [48]
这场十七、十八世纪之间的小论辩，表面上看来也可以包括在黄仁宇先生所谓的「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发表偶尔发表的文字，但是，不仅魏禧「以三君言，反复思索，凡数夜不寐，乃焚其稿的认真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篇文章后面附加的「保富观念则更带有普遍意义。该文编辑者张潮，在文章后面加上如下按语：「富民之田，非由攘夺及贱价而得，今勒贫民买田，不知田价从何出？恐贫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贫矣。大抵当今治道，惟宜以保富民为急务，盖一富民能养千百贫民，则是所守约而所施甚博也。 [49]
「保富论述其实是十八世纪以后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看法，知名幕友与法律专家汪辉祖（1730-1807）也对「保富的必要性提出下面说明：「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而事无不济矣。且富人者，贫人之所仰给也。邑有富户，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资生。至富者贫，而贫者益无以为业，适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为治要道。 [50]不仅官员士大夫谈「保富，清朝雍正皇帝也对富人何以拥有众多田产而提出以下「解释：
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田产于富户也。 [51]
除了「保富观念外，明清官员与商人间逐渐密切的「士商相杂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变化，更令人印象深刻。
明清五百年间，不仅商人本身与其子弟透过科举考试或是捐纳方式获得官员身份的人数大增，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日常来往也更加密切。余英时先生自明清文集中收罗了众多史料，证实明清中国商人与士人间的「士商相杂现象以及「贾道论述的逐渐兴起。 [52]部份明清商人与士大夫提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贾道论述，既反映也促使商人不断的「士大夫化；另一方面，士大夫频与商人联姻，并且形成坦然收受撰写寿序、墓志润笔的新「辞受标准，甚至发诸为商人商业利益辩护的政策时论，这些现象反映着士大夫的「商人化。与这些「士商相杂现象、「贾道论述出现的同时，种种新型态的「义利观、公私观、侈靡论、富民论等社会思潮，也更加普及。 [53]「贾道以及新发展的「义利观，可以更有效地减缓主流社会价值观对获取「私利的敌视程度，增强商人累积财富的道德正当性。十五世纪以后，类似「以公护私这类新型态「义利之辨的观念，不只是士大夫表达的思想，更成为士大夫与商人合组「会馆组织的理念，使这种新式「义利观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 [54]
以上简介有关明清经济组织、法律体系与文化观念的变化内容，固然都无法与黄仁宇先生所述十七世纪末年英国的变化相比，但是若谓明清种种变化都是无关轻重，也不能符合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之间互动关系的演变实际。
整体看来，黄仁宇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突显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与十七世纪末英国之间的「国家社会架构差异，一方面让某些原本相信传统中国也可以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人理解其中的不切实际（虽然那些曾经天真相信其中确有可能的学者寥寥可数），另一方面则以历史著述论证并呼吁中国大陆该当跳出「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议，变化思想观念，改革法律体系，尽快完成「最基本的现代组织。 [55]同时，我认为黄仁宇先生运用「数目字管理概念分梳中国与世界史的努力，也对读者带来如下的方法论省思：对于「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要正视其如何有机地连系并影响到不同社会的发展。
尽管黄仁宇先生已注意到「经济、法律、文化三者互动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但严格来说，他未能进一步呈显三者间的复杂互动。他以如下的描述来呈显资本主义或是现代化社会：「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可说是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与界定。若借用Charles Taylor区分的两类「现代性理论做说明，黄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对现代化社会所做的描述与解释，的确很接近那类「少文化的（acultural）现代性理论：将现代性的发生，视为是「不带文化因素影响而纯任理性或社会性的操作（a rational or social operation which is cultural-neutral）；而现代性的传布，则是「任何或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完成的一组社会转型（a set of transformations which any and every culture can go through）。Taylor将其与另一类「文化性的（a cultural）现代性理论相对比，这类理论将近代西方社会的出现，主要视为是一种「新文化的兴起，背后涉及诸种「人观（personhood）、「自然观（nature）、「社会观（society）、「时间观（time）、「优劣观（goods and bads）、「善恶观（virtues and vices）等等属于近代西方自身的特殊认知方式（own specific understandings）。 [56]尽管黄仁宇先生也将「数目字管理国家的出现设定在十七世纪末的英国，也谈及私有产权神圣性观念如何在英国特殊时空条件中扩散，然而，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说明其实相当有限；同时，他经常列举「官员应付科举考试、阅读《四书》等因素论证「传统道德对明代经济、法律条件的影响，更是严重简化了明代影响经济、法律发展的「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只要有心改革，勇敢地抛弃「传统道德，则包含中国在内的其它「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也可以顺利转型为「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就和十七世纪末英国所完成的「现代性社会改造一样。因此，黄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背后所抱持的「现代性理念，应是接近Taylor所分类的「少文化的（acultural）现代性理论。
Taylor指出，「少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有以下重大缺点：既扭曲了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也轻估了现代性在传播过程中受限各地不同既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他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可能性。忽略了西方「现代性其实也部份植基于「原本的道德框架（original moral outlook）。以十七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发展而论，的确具有改进技术与增加效率的层面，但是，时人所谓的「将事实（fact）自价值（value）中区分出来，却和当代人从事物理学研究希望发现「科学真理的心态不可等同而论。表面上是要解决现实的技术问题，但背后动机却可能是宗教道德性的理由。 [57]同样的道理，视个人为原子式存在的观念，也同样嵌植在近代西方的特殊认知方式中，所谓的「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一语，其实不能自当时西方「人观、社会观等成套成组认知观念（a constellation of understandings）抽离出来。当西方技术传到东方时，所谓的「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或是「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等「现代性特征，又会与不同东方国家既有文化观念相互结合与创新？这些都是Taylor所说「少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不能妥善交待的重要发展。
不仅「文化观念可以如此重要地影响「现代性历史与理论的建构，「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 [58]又岂是可以轻易放过！无论如何，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与阅读明代财政史和英国资本主义史方面，已花费众多努力与心血，他的明代财政史研究，确能由小观大、独具创见；他对英国、荷兰、威尼斯近代经济史的介绍，也为中文读者提示及消化了众多重要西方史学成果，这些都会是中文读者的重要资产。特别是黄先生揭示的「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要素，我个人觉得其在分析明清经济史上确有洞见、极富潜力，如何努力将这三者关系予以细致化、动态化？应仍是值得继续发展的学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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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本文原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办，2001/1/6）撰写的会议论文，感谢我的评论人刘瑞华先生对本文的指教。也谢谢业师徐泓教授以及熊秉真教授、巫仁恕先生私下提出的有用建议。
[1] 黄仁宇，1997，〈《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页268。
[2]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6-47。
[3] 如以下文字所说：以「大历史观看中国，将「中国现代史的基线向后推转五百年，包括明朝，则「这长时期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遇困难的渊薮，同时也看清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218）。
[4]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8。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218。黄仁宇，1988b，〈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五百年无此奇遇〉，页197。
[5] 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219。
[6] 余英时，1991，〈序〉，收入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3。
[7]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原以英文刊行于1981年（书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但作者其实是很希望能在中国出版该书并将书中观点推展给国内同胞，作者曾谓：该书英文草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至于《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大陆初次出版时，出版社则将黄仁宇作者名字前冠以「美籍字眼，黄仁宇也略带无奈地特别对此做了一番解说：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页265、267-268）。余英时所说黄仁宇的「故国情深，其实也深藏在他对自己「美国国籍的说明中。
[8]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简体中文版〈自序〉上对此有清楚说明：「1959年，我在密西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数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着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黄仁宇，1997(1981)，〈自序〉，收入氏着《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页1）。
[9] 黄仁宇曾回忆，自1972年正式襄助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第四十八节以来，两人即不断讨论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相关问题：由1972至1973年居剑桥一年「和李公日夕蹉商（黄仁宇，1986，〈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老博士所称中国的一个例证〉，页125）；并谓：李博士「以他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连。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有识者之言。1974年，黄氏趁在美教书带薪休假期间再赴英国，在此期间，「李约瑟所收藏的书籍中，已有很多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我也照他的指示，阅读了一遍。1975年，他们两人联名向两个文化基金会申请经费，试图向基金会评议专家证明「研究中国科技而顺带牵涉到英国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序是确实可行，黄仁宇强调了：「我在密西根大学念书的时候，也选读过十六门有关近代欧洲史的课。更不说李约瑟的凯易思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简称Caius College）也有好多专家，可供我们的咨询，他的贴邻现已去世的罗宾生教授（Joan Robinson）是世界闻名的经济专家，也曾看过我们的文稿，提出过修正的建议，可见我们并非完全铤而走险，异想天开。只是这种解说终于没有用（页26-27、30）。
[10]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26。
[11] 黄仁宇，1988a，〈明代史和其它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页63。
[12] 黄仁宇认为，明朝财政制度缺乏中层后勤能力，远比唐宋严重：「唐朝和宋朝的转运使在各地区间活动，手中有大量的款项及物资周转，由中央的指示，广泛的行使职权。在大体上讲，明朝放弃了这样的做法（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199）。
[13] Ray Huang, 1974、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Pp、322-323、
[14] 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199。
[15] 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200。
[16] 黄仁宇有时也描述此现象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黄仁宇，1985，《万历十五年》，页159）。
[17] 黄仁宇，1985，《万历十五年》，页158。
[18] 黄仁宇，1985，《万历十五年》，页160。
[19] 黄仁宇，1985，《万历十五年》，页161-162。
[20] 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200-201。
[21] 黄仁宇，1988c，〈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页205。
[22] 黄仁宇，1997(1981)，〈自序〉，收入氏着《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页4。
[23]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1。黄仁宇对此段叙述做了个人的定义：「凡是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高层机构（superstructure）和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当中的联系，有关、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要是当中连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补救的办法，或改组高层机构，或修正低层机构，再次之则调整中层机构，有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同文，页41）。
[24]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1-44；黄仁宇，1991，《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173-180。黄氏强调：「资本主义牵涉私人财产权，务必在真人实事之间，判别得明白，所以司法权成为有效的工具（黄仁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4）。
[25]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5。
[26] 黄仁宇，1991，《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180。
[27]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5。
[28] 黄仁宇，1991，《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188。
[29]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5-46。
[30]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32。
[31] 王肯堂，《大明律笺释》，影印康熙三十年（1691）刊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1辑25册，页424。
[32] 由十六至十九世纪前半期间的中国长程贸易与全国市场扩张趋势与数字估计，可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页217-246；247-265。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4,4(1999)：48-54。
[33] 这方面研究众多，可略见张海鹏、张海瀛编《中国十大商帮》，该书讨论了明清山西、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等商帮的经商活动概况。
[34]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页5-37。史若民，1992，〈票号的组织和初期的业务〉，氏着《票商兴衰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页85-153。黄鉴晖，1987，〈清初商用会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献》，1987,1：3-16。
[35] 洪焕椿，1992，〈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收入氏着《明清史偶存》，页566-612。范金民，1998，《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页242-249。Fu-mei Chen and Ramon H、 Myers, 1989、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Pp、 317-341、
[36] 张晋藩，1992，〈清代私家注律的解析〉，氏着《清律研究》，页164-188。何敏，1998，〈从清代私家注律看传统注释律学的实用价值〉，收入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页323-350。
[37] 参见：缪全吉，1971，《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张伟仁，1989，〈清代法学教育〉下，《法学论丛》，18,2：1-55。高沅月，2000，《清代刑名幕友研究》。
[38] 黄仁宇，1974，〈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1：141-142。
[39] 凌?b，《西江视臬纪事》，卷4，〈设立行票示〉，页149。
[40] 邱澎生，1995，〈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文史哲学报》，43：37-92。
[41] 早有学者以坚强史料批驳那些夸大传统中国「抑商观念实效的历史想象，可见：谷霁光，1942，〈唐末至清初间抑商问题之商榷〉，《文史杂志》，1,11：1-10。
[42] 祝庆祺编，《刑案汇览》，卷17，页1213-1214。
[43] 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卷16，页401。
[44] 吴奇衍，1985，〈清代前期牙行制试述〉，《清史论丛》，6：26-52。韦庆远，1989，〈清代牙商利弊论〉，氏着《明清史辨析》，页289-298。
[45] 邱澎生，1998，〈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收入历史系编《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91-334。
[46] 彭久松、陈然，1994，〈中国契约股份制概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56-65。
[47] 朱英，1993，〈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5：92-109。俞江，1998，〈《大清民律（草案）考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146-161。
[48] 魏禧，《日录杂说》，收入张潮辑《昭代丛书》，卷12，页13上-14上。
[49] 魏禧，《日录杂说》，卷12，页14上。
[50] 汪辉祖，《学治续说》，页125。
[51] 《大义觉迷录》，卷1。
[52] 余英时指出：「明代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商人的观点，所见到的都是士大夫的看法。但是在明清士大夫的作品中，商人的意识型态已浮现出来了，商人自己的话被大量地引用在这些文字之中……更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士商相杂，有些士大夫根本已改从商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了……我们尤应重视商人的社会自觉。他们已自觉「贾道即是「道的一部份（余英时，1987，《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页162-163）。
[53]余英时，1987，《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页104-163。余英时，1996，〈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展〉，氏着《现代儒学论》，页14-27。余英时，1998，〈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有关十五世纪以后士大夫为商人撰写「寿诗、寿序的社会风气，可另见：邱仲麟，2000，〈诞日称殇——明清社会的庆寿文化〉，页120-127。
[54] 刘广京，1987，〈后序：近世制度与商人〉，页41。
[55] 黄仁宇，1986，〈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页48。
[56] Charles Taylor, 2000、 “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ed、 Millennial Quartet vol、 1, Alter/Native Modernity、 Public Culture 11,1: 153-154, 172-173、
论文关键词：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研究历程，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周庄、宏村和同里等一些传统村镇旅游的名声鹊起，目前中国传统村镇旅游发展已经走过二十年历程，相关研究也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扩展加深。
1 概念界定与研究概况
1、1概念界定
（1）古村（镇）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古村（镇）就是那些上朔源头在明清之前、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村寨聚落。但学术界却对此存在异议研究历程，争议的焦点即是在如何定义古;字上。刘沛林(1997)[1]认为古村（镇）是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镇）；丁怀堂(2007)[2]认为只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的村（镇）即为村（镇）：一要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被记忆在这个村庄里面；二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个遗存包括物质的，还包括非物质的；三要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四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历史文化名村（镇）
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设置的一种保护制度，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提出了历史村镇的概念，即保存文物特别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村庄。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又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认为历史文化村镇是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论文提纲格式。
（3）传统村镇
刘沛林（1997）[1]将古村镇与传统村镇进行对比，他认为二者基本是等同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陆林(2006)[3] 认为传统村镇是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研究历程，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村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和传统村镇在概念上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传统村镇可以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中保存完好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从众多传统村镇中评选出来的被专家认定为具有重大保护和纪念意义的传统村(镇)。古村落在时间上有一个区间限制，即明清之前的传统村(镇)。如图1-1所示：
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