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大学生法律意识 课外培养 法律心理 法律观念 法律理论
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豍因此，一国法律能否被严格地执行和积极地遵守，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法律意识。随着社会普法教育的深入，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较以前有了明显提高，但在根本上还缺乏内生的法律信仰。
张文显教授在他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一书中把法律意识定位为“是与群体或个体心理特征相联系的、人们关于法现象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它在内容上包括人们对法现象的知晓、理解和把握；对法规范和法行为的情感、评价和态度；对法现象的意愿、要求和期待。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们关于法现象的心态、观念、理论。”豎本文将从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理论三个层面来探讨如何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课外培养。
一、加强媒介法律信息辨析的引导，关注并支持大学生的社会法律生活实践，促使大学生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心理
法律心理是法律意识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传统文化氛围下，根据自己的社会法律生活的实践和感受而形成的对法律的直观的、表面的、片面的、零散的认识、感情、情绪、体验等主观心理活动和反映。法律心理是法律观念的精神源头，是法律理论传播的的潜在动力。而当今存在的法律无用心理、惧讼心理、法治民心理等，严重阻碍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高。因此，要真正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积极引导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心理，这是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首要任务。
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媒介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图景”的信息80%以上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知的。豏大众传媒的传播信息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处于象牙塔中的大学生对媒介本质知之甚少，对于媒介法律信息的理解容易停留在表层意义上，往往无法解读出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涵，容易受控于媒介法律信息。因此，高校法律意识培养，要重视对大学生媒介法律信息辨析能力的培养，即大学生面对各种媒介法律信息时所表现出的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的培养，促使大学生能正确地理解媒介法律信息，形成正确的法律心理。
高校可以通过思政教师联系二级学院的方式，通过事件传播法加强对大学生的媒介法律信息辨析的引导。这些事件传播的信息传播载体应该是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利用大学生受众对于新闻的信任程度远高于灌输的特点，有效地降低他们的心理排斥度，帮助学生发现法律发挥作用的实效。大学生在主动关注事件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收了相关的法律信息，还不会因此产生反感。但是，大学生平时看到听到的媒介法律信息中，不少可能是反面信息。因此在采集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引导者要深刻地挖掘隐藏在那些反面信息背后的相关内容，适当做好媒介法律信息的辨析引导，让大学生通过实例自己去判断法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法律到底是控制公权力的工具还是制约私权利的手段，法律究竟是否无用，法律到底有无缺陷等。这个辨析判断的过程，对大学生正确法律心理的塑造应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此外，高校内部应考虑设立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重点关注大学生的校外勤工俭学、生活消费、校外实习、自主创业等社会法律生活实践，为他们提供及时的法律问题解惑，让他们时常意识到法律的价值存在。
二、法律观念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课外多渠道传播
“法律工具主义是一种全局上制约我国法律价值和法治目标实现的理论”。豐大学生普遍重视法律的实用工具价值，却缺乏对理性、正义、秩序、平等等法律核心价值的认同。当代大学生缺乏法律信仰，根本上就是由于缺乏法律价值观念的认同。因此，在法律信息传播过程中，要格外注重法律观念的传播，尤其是课外传播。毕竟，个体偏好最佳的唤醒水平，过低和过高的刺激水平都不能够使个体满意，而中等水平的刺激能够使个体得到令其满意的唤醒水平，从而使个体能够有足够的行为驱力，课堂上的重复刺激将使唤醒水平降低，而多种形式的法律观念课外传播，能达到对大学生的最佳唤醒水平。
法律观念是人们对法律现象反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比较自觉、比较稳定，并含有一定理性成分的意识层面。它处于法律意识的中间层次，是联系法律心理和法律理论的中介和过渡。高校应重视对大学生法律观念的课外传播，尤其是法律至上、平等适用、权利本位、正当程序等观念的课外传播。缺乏正确法律观念的支撑，大学生对法律条文、法律解释的宣传更多的将是被动的接受，很难被固定的思维方式内化获得认同。因此，法律观念的传播应该是法律信息传播的重点。
那么，如何加强对大学生法律观念的课外传播呢？
(一)校纪校规层面上的法律观念传播
1、引入科学民主的校纪校规制定程序，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校纪校规的制定过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与法律法规相协调，与高等教育全面发展相衔接，与大学生成长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制度体系。”显然，该意见要求高校科学制定校纪校规，不断提高依法治校水平。
高校校规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制定的更具针对性、操作性的规则，或者是在法律法规尚未涉及的方面，根据习惯做法或创新生成的规则。于是在合法前提下，高校校规可以看作是是法律法规的延伸和补充。“高校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校规虽然不等于狭义的法律，但是二者在实体价值、形式价值乃至规范的特征上都无本质的不同，它们的特性都在于旨在通过一整套完整的实体与程序的规则来指引和调节人们的行为和解决纷争”豑。因此，校纪校规的制定也应具有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等几大立法程序属性。
但据了解，很多高校广泛实施的与大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校纪校规，都是由学生主管部门酝酿拟定的，在提交审议前，基本上既不征求学生意见，也不组织听取法律专家的意见。然而，现代程序中的信息应该是多样的，也就是说信息来源应是多元化的。因此，基于依法治校的需要，引入科学民主的校纪校规制定程序，就必须以组织学生参与校纪校规制定过程为必要条件。
2、组织师生对现有校纪校规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和正当性审查
校园法律观念传播要重视审查校纪校规内容的合法性正当性，尤其是要审查学位学历的授予、违纪处分、荣誉评定等方面，是否限制了学生的基本权利。毕竟有权限制学生基本权利的，只能是国家的狭义法律，即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外，其他都不得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加以限制。
高校教育活动的目的是把大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因此，任何校纪校规在内容上都要从全面发展的学生整体利益出发，代表学生整体利益行使校纪校规的制定权，从而来平衡学生个体利益和学校利益之间的矛盾。基于学生整体利益的校纪校规制定权的立场中立化，于是校纪校规的目标及内容就越合理越正当。如今很多学校的校纪校规中存在典型的将学生整体利益等同于学校利益的做法，这是极其错误的。
高校可以通过教务处、学生处、团委、二级学院等各个层面，组织师生对现有校纪校规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和正当性审查，并勇于对不合法不正当的内容承认并纠正，以便让依法治校真正成为可能。并以此为契机，在各二级学院、主管部门中开展学习《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手册》等，不断增强师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学校和学生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大学生法律社团层面上的法律观念传播
美国高校非常注重大学生的课外活动，鼓励学生成立各种课外活动团体。他们认为，大学生教育的效果是与学生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以及学生参加各项活动的质量成正比。我们国内的高校也应积极抓住学生社团活动这个环节。美国传播学者宣韦伯在他的《传媒-信息与人》一书中，早就提醒人们：“参加传、受关系的人，都带着一个装满一生经验的头脑来，用以解释收到的信息，决定怎样反应。两个人若要有效地互通，必须双方存储的经验有若干共同的地方。”豒因此，对大学生法律观念传播的任务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的传播活动来完成，而这些意见领袖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为法律社团的学生干部。尽管这些意见领袖是少数，但积极发挥他们的“扩散”作用，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美国传播学家罗杰斯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他指出，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继续扩散下去，首先必须有10%-20%的人采纳这种创新物，当创新扩散的比例达到了“临界大多数”的点上时，扩散就会进入快速扩散阶段。高校可以通过给予法律社团特殊的社团地位，来充分发挥法律社团能起到的“扩散”作用。例如，高校可以要求各班设立法律宣传委员，法律宣传委员受法律社团的统一管理。通过法律社团努力发展起一批具有正确法律观念的法律宣传委员，再通过他们不断扩散开去，直至到达“临界大多数”。
高校可以通过团委、学生处、社科部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大学生法律社团运作的有效管理和支持，法律社团应重点突出对大学生法律观念的传播与普及。为什么呢？并非所有的高校都设有法律系，法律社团成员未必具有良好法律素养，而且成员自身在接受法律信息中可能会有信息的遗漏和缺失，这些传播者往往会把记忆的法律信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组织、重新加工，于是“大道消息”就容易变成“小道消息”，小道消息”的偏差对大学生法治主体性建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大学生的思维结构介入了需要解决的众多具体问题，因而其思维带有更多的直观性和具体性。也就是说，大学生的思维结构是感知模式。因此，高校要引导法律社团积极组织法律体验活动。比如组织大学生参观监狱、旁听审判、参与社区矫正的志愿者工作，或者组织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就社会治安问题、物业纠纷、家庭纠纷、新法在当地实施情况等与法律相关的问题进行社会调研。让大学生通过参加校外法律实践活动，实实在在地树立起法律至上等法律观念。
（三）学年论文和毕业设计（论文）环节中的法律观念传播
毕业设计（论文）是大学生完成全部课程学习走上社会前的最后一个重要教学环节，是大学生在课外完成的综合性独立作业。在毕业设计（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学生必须在收集、比较、借鉴相关问题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外文翻译、文献综述、开题报告、论文正文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要学生高质量地完成以上内容，尤其是撰写出富有创新性的论文，没有以前的铺垫，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所有高校都有必要引入学年论文制度，要求学生在大二、大三学年撰写学年论文，如果三年制的，那就只限大二撰写学年论文。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完成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应利用指导教师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借助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运用，对学生作品创作的独立性、创新性严格要求。这样把著作权法意识植入学生的学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形中起到了双重效果，不仅保证了论文质量，而且加强了学生的权利本位观念，切实地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
（四）学生申诉处理环节中的法律观念传播
法治涵义中的“理想社会秩序或状态”，即是指行政权力在合法且合理的范围内行使，个体权益得到保障的状态。法律观念的校园有效传播，必然要求对学生受教育权利的救济制度的完善。目前高校对学生受教育权利的救济制度主要是校内申诉制度，即被学校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学生，因不服学校的处分（或处理）决定，在法定申诉期限内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简称“学申委”）提出申诉，请求学申委进行复查并做出决定的制度。
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设立的校内申诉制度，过于简化，可操作性不强，因此许多学校都自行制定了申诉的实施细则，但显示的不当程序规定较多。如果我们根据法律程序与实体规则的善恶情况的变化来排列，可以出现四级模式：一级模式是“有正当程序的善法”，二级模式是“有正当程序的恶法”，三级模式是“有不正当程序的善法”，四级模式是“无程序的善法”。其中，二级模式的效果是“当事人可容忍”，三级模式的效果是“当事人埋怨执法不公”。豓可见，设立公正合理的校内申诉程序，要比制定良好的校纪校规实体性规定更重要。公正合理的适用程序，对于当事人及其他参与申诉程序的大学生以后的行为态度会起到信念上的暗示作用，他们会相信在这种正当程序下作出的适用结论是公正的，有助于树立大学生的平等适用、正当程序等法律观念。
为更好地传播法律观念，现有校内申诉制度尚需完善以下几方面：
1、建立具有中立性和代表性的学申委。该机构应独立于学校的管理机关，组成人员应具有较好的法律思维水平，尤其是善于通过程序进行思考，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注重推理的逻辑性，能谨慎对待情感情理等。因此，学申委的组成人员中不能有学校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而是应由法律专门人士，以及具备较好法律思维水平的校外知名教育专家、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按一定比例组成。
2、完善校内申诉程序。学申委审查申诉案件的程序应该公开，不得暗箱操作，并且在处理申诉案件时应引入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等，以保证结果的公开公正。
3、明确校内申诉机构的权力。《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按此规定，学申委没有决定权，只有建议权，学申委形同虚设。因此，赋予学申委一定的变更学校原处分决定的权力，是依法治校的需要。事实上，此种情形下也只有学申委基于其独立的地位，通过理性思维，作出超然行动，才能使其复查决定更具权威性。
三、学校有关部门积极利用新媒体有选择的做好法律理论营销工作
【关键词】埃利希；法形成理论；活法；合理性
【正文】
一、引言
（一）一个需要继续回应的案例：泸州遗赠案
2001年引起国人高度关注的“二奶告原配案”——即“泸州遗赠案”[1]——已去多年。该案一审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法院认为，遗赠人临终前立下的书面遗嘱虽是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合法，但在赠予财产的内容上存在实质的违法之处。原告与遗赠人长期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遗赠人所立遗嘱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并且原告的第三者插足行为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
学界的有关争论渐已平息。在争论中，支持者认为本案中法官在法律出现明显漏洞时，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合理协调了社会公德、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反对者认为法院对立遗嘱的动机和原因等条件的审查超出了司法管辖的范围，有违“不告不理”原则，并认为法庭是慑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才如此判案。[2]
本文再次关注该案是想进一步追问：法官为什么做出这种判决？（又可表达为：为什么法官“实际上”做出了如此判决？）而这不同于问：法官“应当”做出何种判决？因为前者是旨在进一步追问：法官所选择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以及法官在做出如此判决之时考量的重心是国家的成文法律，还是社会的道德习俗和民众的生活习惯抑或社会各力量之间的博弈？
（二）本文的思路及安排
为什么法官会做出如此判决？通过对“泸州遗赠案”提出这个疑问，试图从埃利希的观点出发，对这个疑问做出理论上回应。埃利希在《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一书扉页中既已提出：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法学，也不在司法裁决，而在社会本身。通过对埃利希的理论的展开，以解开本案中“蒙眼女神”背后的力量。而后，进入对主题——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的论证。从埃利希法形成理论中寻求可能对“泸州遗赠案”的解释和评判。通过对埃利希法形成模式的合理性论证之后，将之与中国的法治实践做出初步比较。以此，达到本文的最终目的——探寻埃利希法形成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可能性贡献。
二、埃利希的理论回应——“活法”理论
（一）对“泸州遗赠案”判决的再思考
从当时对“泸州遗赠案”的讨论来看，舆论和部分学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意见。其中一个争议点即是如何理解法官在本案判决中引用的《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亦即民法理论上的“公序良俗原则”。
本文试图从该案适用《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即“公序良俗原则”）的理由进行再思考。该案法官在判决书中分析认为，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是一种不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的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并据此认为，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
暂且抛开法理之争，在争论中不可否认论者都暗含着一种结论导向的思维方式，主观希望“实现可预期的预言”[3]，并进而从理论上寻求论证其合理性。舆论为了代表“民意”，鼓吹判决的合理性；学者为了追求判决的逻辑精致，质疑其思维混乱；法官为了协调民意与法律的冲突，选择了一条饱受争议的判决依据。值得注意的也是本文试图论证的是，法官的选择是一种埃利希法形成理论中的再构过程。
（二）埃利希的 “活法”理论简介
尤根·埃利希[4]，公认为法社会学派的奠基者，也是自由法学的首创人物。其“活法”理论是在其名着《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中提出并阐述的，在该书前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不论是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法学，也不在司法裁决，而在社会本身。[5]这句话概括了埃利希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思想，也是对“活法”理论的基本表达。
“活法”概念是埃利希提出并表明其法律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为各种社会团体中的成员所认可的并在实际上支配社会一般成员之行动的规范。它并不存在于制定法的条文中，而是存在于各种民间的婚姻契约、遗嘱、继承契约以及团体的章程中。并且埃利希认为，活法不是法院裁决案件时会认为此部分局有拘束力的文件内容，而仅仅是当事人在生活中实际遵守的部分。[6]
埃利希在分析法律概念时反对传统的法律概念，即法律是一种由国家维护的强制性秩序。他主张这一概念包括四个要素：第一，它是由国家创立的；第二，它是由法院判决的根据；第三，它是因判决而来的法律强制力的根据；第四，法律是一种秩序化。其中前三个要素必须排除在法律的概念之外，只有第四个是要保留的并应成为他的学说的出发点。[7]同时，埃利希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阐述了社会联合体的内部秩序，认为每个联合体都相当独立地创造自身的秩序，并且每个联合体均不受其他联合体中为了处理相同的关系而存在的规则的拘束。[8]进而，社会不是凭借法律规则来维持它的平衡，而是依靠其联合体的内部秩序来维持它的平衡。[9]人类联合体的内部秩序不但在最初是法律的基本形式，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如此。[10]最后，埃利希说，联合体的内部秩序由法律规范决定。法律规范不同于法律命题，法律命题是指制定法卷册或者法律书籍中，法律规定精确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系统表达。法律规范是一种落实到实践中的法律命令，如同在一个确定的（或许规模很小的）联合体内获得普遍遵守的法律命令——哪怕并没有对它进行任何言语上的清晰阐明。[11]因此，在任何地方，重心都在于联合体为其自身所创造的秩序中，国家和社会中的生活依赖于联合体的秩序，而不是依赖于源自国家和社会的秩序。[12]
埃利希认为，法律存在三种形态：一是社会一般成员日常生活的规范，埃利希称之为“活法”；二是由审判机关对各个诉讼案件做出的判决中体现出来的个别的规范，埃利希称之为“审判规范”；三是由正规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是由事实上为人们所认可的具有法定权威的法律专家提出的抽象的法定规范，埃利希称之为“法律命题”。在这三种法律规范中，“活法”不仅是法律的最初形态，迄今为止也是法律的基本形态，后两者只是它的派生形态。而“活法”又是基于法律的各种事实形成的，这些法律事实主要包括“习惯”、“支配”、“占有”和“意思表示”。[13]所以，这些又是“活法”的主要表现形态。
（三）埃利希“活法”理论面临的挑战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法律理论研究的发展在宏观上经历了从“自然法”到“规则法”，再从“规则法”到“活法”的两次转变。[14]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法律的实际运行和实际效果研究的法律社会学理论逐渐兴起，并越来越繁荣。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实证主义法律理论使法律形式具体化，把法律学说看成是系统的知识实体。这样付出的代价是产生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这一概念。[15]因而，就不可避免地遭到法学界以及其他领域的挑战。埃利希是最为重要的批评者之一。
但是，同样埃利希提出的“活法”理论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埃利希之后的一些学者怀疑“活的法律”在与国家法律的直接抗争中取胜的可能性。兰维?布鲁尔声称，在由强有力的国家法律统治的西方社会中，习惯法规则相对来说是脆弱的，缺乏“官方”法律的强度和稳固性。[16]同时，埃利希的观点对许多重要问题避而不谈——例如把国家当作社团看就掩盖了许多问题——而且还显示出论点上的严重混乱。从他的论述中我们找不出任何有关“活法”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连贯的理论。[17]另外，就“活法”概念来说，它被任意用来表示各种各样的规范体系。更深一层，活的法（或许所有的法）只是一种可观察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理由不如这种事实——即行为可以不同于裁判规范中设想的行为——重要。[18]
在与纯粹法学派力将凯尔森的争论中更是激烈。因为埃利希强调法律比强制性的秩序与法院审判规则来的广泛，因为法律是个人实际行为所遵守的规则，亦即“行为规范”，而法院裁决法律争端的规则是“审判规范”，只有当法律等同于“审判规范”的时候，法律才是一种强制的秩序。所以，埃利希认为，司法裁决只有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才会影响到个人的行动。于是凯尔森追问，如果说法律就是个人的“行为规范”，难道所有个人实际行为遵守的规则，都是法律规则吗？并进而追问：何谓法律？到底法律规范跟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何在？到底法律秩序跟其他社会秩序的区别何在？埃利希强调法律规范最重要的定义，应该是“（社会）对个人行动的一种安排”，亦即，排除了强制性的要素。针对这些，凯尔森批判说，这只是一种对“社会”的定义，而不是一种对“法律”的定义，任何规定个人相互关系的规则复合体都是社会秩序或组织，都会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都没有法律的性质。所以，这样宽泛的法律概念，会使得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无法区别。这样的批判在客观上使埃利希的法社会学理论在欧洲影响力逐渐下降，以至于凯尔森晚年回忆时自责地认为欧洲法社会学的传统失调责任多在于他。[19]
（四）本案判决与“活法”理论
再回到本文首先提到的“泸州遗赠案”中来，根据以上对埃利希“活法”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案判决的内在理论逻辑是与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相符的。
埃利希十分巧合地在《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知道，在一个国家内，存在何种婚姻和家庭？缔结的是何种契约以及通常其内容是什么？起草的是何种遗嘱？这些事项按照法院和其他裁决机构所适用的法律该如何裁判？他们实际上又是如何裁判的？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这些裁判和其他裁决实际上是有效的？”[20]这就直接对该案做出这样一个反问式的回应：即在我们国家内，对于该案中遗赠人黄某的行为，按照法院和其他裁决机构所适用的法律应该做出的什么样的认定？而他们实际上又是如何裁判的？
一方面，在制定法中，本案是一起遗嘱遗赠纠纷，应当适用《继承法》。该遗嘱已经公证机关证明，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认了遗嘱的形式合法性；并且《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样就确认了黄某遗嘱的内容合法性。第19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明确规定了遗嘱遗赠限制的范围。亦即，只有在剥夺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产份额的情况下，遗赠才可以受到法定限制（撤销、宣布无效或部分无效）。因此，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前提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就应认定其为合法有效。所以，从埃利希的那段疑问来看，黄某起草的遗嘱以及遗赠行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应该做出认定遗嘱合法，支持原告诉求的判决。因此，这个只从法律出发谨遵逻辑思维的结果，也是众多法学家所期望得到并极力主张的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所以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是，遗赠人从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是一种不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的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所以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际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社会风气。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两审法院聪明的法官也都据此判决的。所以有学者认为“通过这一判决，合理地协调了社会公德、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则的关系。”[21]
进一步衡量这两方面的利益，“按照现行《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原告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是肯定了‘包二奶’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合法婚姻家庭的侵害，并承认了他们可以从这种违法行为中获益。这种结果不仅违背《婚姻法》的原则和规定，而且与公序良俗背道而驰。”[22]但是，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前提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也应当认定其合法有效。
所以，根据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来分析，法官这个时候要考虑他所做出的判决要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以及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现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因此，法官通过细心观察生活，认真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和客观
数据分析[23]，认为如果要做出获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判决，必须认真寻找生活中的“活法”。而这也正是埃利希在“活法”理论里提倡的方法，埃利希说，我们要如何搜集那些并未体现在法律文件之中，但大量存在且十分重要的活法呢？除了睁开眼睛，通过细心观察生活、访寻民众并纪录下他们的回答之外，别无他途。确实，让一名法学家通过实际观察、而不是通过法典的条款或浩繁的法律文书了解活法，其实是给他提出了一条严苛的要求；但那不可避免，以这种方法获得的结果将是最佳的。[24]
当需要裁决的案件没有对应的法律命题存在时，法官只能查明诉讼中涉及的习惯、支配关系、法律关系以及遗嘱处分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独立发现法律规范。因此，法官利用《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为跳板去寻找“活法”。[25]该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26]法官在审判时如此推论的目的，或许正如埃利希所认为的“每一位法官和每一位行政官员都知道，相比较而言，他不会单单依据法律的条文做出判决。在法学家的语言中，在更多的情况下，法官都是基于事实问题做出判决，而不是基于法律问题。事实就是人类联合体的内部秩序。”[27]
如果我们只从法学家立场出发，认为这样的判决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并可能认为“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28]那么，我们就会忽视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力量。在本案中，对于原告的利益，“法院和其他国家裁决机构拒绝保护它们，不是因为法律没有为它们做出规定，而是因为它们被社会排斥。”[29]该案法官事后亦专门撰文回答：“判决一下，有人‘激动’了。有人说法院乱适用法律，有人撰文批驳判决，有人忙着上电视，有人要免费为‘第三者’伸冤，有人钱多了要给‘第三者’捐款。他们忙啊，都在为‘第三者’出谋划策。就是无人花三秒钟时间想想，法院为什么这样判。”[30]
（五）判决中“活法”与成文法的关系
对活法与成文法的关系，埃利希多有论述并充分体现在其关于法形成理论中。因此，本文的这个部分并不旨在继续阐述埃利希的表述和论证的现实可操作性。而旨在初步探讨在法官审判时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31]
在法官面对一个案件按照成文法规定应当做出甲判决时，这个判决却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甚至无法得到民众的接受。因此，法官是否应当根据“民意”——当然，这并不是只是某部分人表达出来的狭义民意，而是经过法官的观察、调查和总结而得出来的——而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乙判决呢？
在这里之所以将符合“公共利益”作为民意的表达方式，除了前面法官对《民法通则》第七条的阐述外。还有一个形象的表达：在“泸州遗赠案”中，民意的渗透之甚，是因为该案的判决将会产生深刻影响。如果法院根据制定法而做出支持第三者的判决，那么在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将会更多地明目张胆地对合法夫妻关系的挑衅。这个观点该案法官赵兴军[32]亦有表达。所以，民意也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部分保守力量、传统力量的影响，而是确确实实会影响到合理性秩序（联合体的内部秩序），因而也就是破坏了“活法”。因此，在这里可以发现，成文法是在“活法”的基础上经过提升而形成的，属于埃利希法形成理论中的“审判规范”，而作为审判规范的成文法具有僵化和滞后的特性。而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始追求新一轮现代化的过程，在立法方面从国外进行法律移植，大范围立法。而且，由于国家的制度重建和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社会以及公共领域的参与，导致民意对法律的影响十分微小。从这个方面来说，国家制定法层面上的“审判规范”，与存在于民众日常行为中的“活法”并不联系紧密。
所以，在根据制定法做出的甲判决无法得到社会有效支持时，法官就可以通过观察和调查来发现活法，并通过诸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来运用活法裁决案件。因此，活法是社会联合体的内部秩序是人们在生活中遵守的那部分，成文法的制定是从活法中来，在发生纠纷时才运用。但在成文法无法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时，就需要法官的发现来运用活法，一方面，可以获得真正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官的“再构”来进一步促进成文法的发展。
三、埃利希法形成模式的合理性问题
通过“泸州遗赠案”的桥梁对埃利希“活法”理论予以阐述，沿着思路进而进入对埃利希“法形成模式”的思考。这一思考从本文引用的“泸州遗赠案”来看，即为本文第二部分一开始提到的：法官的判决是一种埃利希式法形成论的“再构过程”，通过对各项利益权衡，追求纠纷解决的合理性问题。法官判决运用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埃利希式法形成模式。因此，在此需要探讨的是埃利希式法形成模式本身及其在当前中国是否具有合理性？[33]
埃利希以“活法”与法律家通过时间和理论整理而成的法——也就是“法学家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讨论了法的形成。认为法律命题、审判规范和法学家法都不是法律的基本形式，而“活法”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34]。但是，“活法不是法院裁决案件时会认为此部分具有拘束力的文件内容，而仅仅是当事人在生活中实际遵守的部分。”[35]所以，埃利希的法形成模式是多层的，埃利希认为，社会中存在很多的活法，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时，仅有活法就不够了，这时就需要审判机关的参与，审判机关通过审判程序将“活的法律”的某些内容升为具有拘束力的强制性规范，这种规范就是“审判规范”，它与“活的法律”已经不是一个层次，而是法的第二个层次，其社会基础不是各个社会团体，而是解决社会成员间争执而必须的、超越各个社会团体的整个社会（国家）。另外，在审判规范之上，还存在着更为抽象的规范形态，这就是“法律命题”，它“作为普遍的妥当的规范，是有制定法和法律书以权威的方式言明的法规定。”它属于法的最高层次，与审判规范相同，法命题也是以社会为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的。[36]（如下图表）
图表：法形成模式图
埃利希认为，在种种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活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众的法的确信，那么通过司法纠纷的解决，这种“活法”以及民众的法的确信被定型化、条文化后，“法学家法”就逐步成立。从“泸州遗赠案”中亦可看出，法官根据社会群体的内部秩序，给予违背夫妻义务的、损社会公德的“包二奶”现象以否定态度。那么，通过法官对这一纠纷的解决，使社会联合体内部的这种秩序被定型化甚至条文化。因此，在“个人的遗嘱自由”和“合法婚姻家庭的保护”[37]的利益衡量中，也有效地保护了合法婚姻家庭的利益，达到了相应的社会效果。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事实的规范力”的作用。
对于这一过程，埃利希在法律命题的形成模式中予以分类解释。埃利希认为，每一个包含规范的法律命题，对于一个给定的事态，都会规定一个命令或禁止，以作为该情势的法律后果。[38]并将法律命题分为三种类型：首先，存在着与法院和其他裁决机构对社会中现存法律事实的保护相一致的法律命题，这些法律命题的规范符合直接来自法律事实的规范；其次，一种未成立的、无效的或者可惩罚的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法院和其他国家裁决机构认定的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社会关系；第三，该法律命题为法律事实规定了法律后果，完全独立于由习惯、支配和占有关系以及这些法律事实所创造之处分而产生的规范。因此，法律命题所规定的规范要么能够确保源自法律事实之规范的绝对实施，要么阻止它们或者使它们无效；最后，法律命题可以给这些规范附上与后者没有任何关系的法律后果。[39]如果从“泸州遗赠案”来分析埃利希的这段话，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对本案的态度与法律的具体规定正是埃利希所说的：社会在法律事实、现存的习惯、支配关系、占有关系……遗嘱处分中自身创造的法律秩序，与通过法律命题创造的、并仅仅通过法院和国家其他裁决机构的活动来实施法律秩序，面对面地出现了。[40]埃利希认为法律社会学所关注的并不是对法律规定的解释，而是社会对他们的态度。那么在本案中，黄某对原告的遗赠是建立在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之上，有了这个前提，就“完全不同于法院和其他国家裁决机构认定的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社会关系”，而应当是一种“无效的或者可惩罚的社会关系”。所以，对于“个人的遗嘱自由”和原告的利益，并不是法律没有做出相应保护性规定，而是它们被社会所排斥，这才是法院拒绝保护他们的原因。[41]
当然，法律命题的接受并不是由权力说了算，而是由“合理性”来决定。[42]埃利希的法形成模式中，通过对活法的提炼而提高到审判规范，即使活法未以法律命题的形式被提出，但它是支配生活本身的法律。对于活法的获得，是来源于对社会的直接细心观察，并且这种直接观察不仅是对那些法律已经认可的事项，而且也是对那些被法律忽略和遗漏的事项，甚至对那些实际上遭到反对的事项进行观察。[43]因此，在这样获取的活法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审判规范以及法律命题才具有合理性。但在形成过程中还必须排除“国家强盗模式”[44]，仅仅以国家的权威性和强大的国家权力为背景法律是不成立的，即不具备合理性。当然，尽管埃利希批判国家法中心主义，但并不是否定国家法本身。因此，这种合理性（或正统性）的本质中包含着活法以及民众的法的确信。更进一步，纠纷解决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在起到公正支配作用的时候，可以说是具有了“合理性”（亦即“正统性”）。今井弘道教授认为，埃利希批判国家法中心主义的要点在于，不能完全无视活法和社会的基础，而拘泥于国家法。[45]具体而言，根据埃利希的观点，首先需要存在活法以及相关的民众的确信；进而通过司法纠纷的解决，成立被定型化、条文化的裁判规范；依照这种定型化，习惯变为与之有所区别的习惯法和民间法，也就是法；并且国家法在这个构造中确立，才不会转变为强盗模式。因此，在这个构造中，法律形成时才是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形成。
四、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表达
理论终将回归实践，对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的阐述最终仍要与中国的法治实践结合在一起讨论。中国法治实践在目前可以具体表达为官方主持的司法改革。透过“泸州遗赠案”这一立体空间，可以发现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与中国的法治实践具有内在的相容性。对于这一相容性的具体体现我选择了新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46]的相关观点。
2008年4月10日，王胜俊在结束广州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后，到珠海法院视察，对“判不判死刑”的问题谈到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47]王胜俊这里认为“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当然与他的政法思维不无关系，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该观点是在结束有关社会治安治理会议后表述的。这表明官方公开支持将民意融入法庭审理过程中。如果从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角度理解王的“三个依据”，可以认为，法庭在审判案件时首先应当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同时但并非其次，要结合依据治安总体状况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的感觉。后者来源于生活中人们自觉遵守的“活法”，而前者正是国家制定法。二者之间关系的表达正是前文探讨的成文法与活法的关系。
此处想进一步探讨的是：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民意与活法的关系？民意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制度建构上，例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监督；人大代表对司法进行监督；在司法工作中提倡人民法院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中国法院内部的一系列制度亦都体现了民意的趋向性，例如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及评比“人民满意的法官”等；其他方面尤其是舆论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8]在认识民意与活法关系问题时，有必要跳出法学家思维，而要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角度思考。而这也正是王对第三个依据的解答：“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把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作为依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9]针对这个依据在理论界掀开讨论，有学者质疑“群众感觉太难衡量不稳定”，并称王的言论背离了法律人思维。[50]但这正体现了学者的法学家思维之僵化。让民意参与审判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直接拿进来的过程，而是要求法官睁开眼睛，通过细心观察生活、访寻民众并纪录下他们的回答。反对者一方面相信法官的审判能力，要求独立审判；另一方面又怀疑法官对民意的分析能力，要求从制度上排除民意。所以，若要判决能获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得到民众的认可，除了像“泸州遗赠案”中法官一般认真寻找活法外，没有更好的途径。
那接下来的关键是“活法意义上的民意”如何才能被合理发现呢？因为司法实践中仍受实现个案正义的传统影响[51]，司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以顺应现实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合理主义”的影响，民意则是基于合理动机的非合理性提出各种议论与批评，而且这种民意可以很方便地动员正式的制度。使得民意对司法机构是否启用司法资源以及如何适用法律等司法技术方面产生重要影响。[52]这里就会出现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53]，也即法官处理案件时会预先设想自己的判断对于各方的情绪、心理的影响，因此必要时他会据此做出策略上的调整。
民意的作用在目前体制中如此之大。留给我们思考的就不是要不要民意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以及吸收具体民意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思考又回到了本文欲通过“泸州遗赠案”来展现法官应当如何发现活法的问题。因此，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与中国的法治实践具有内在的相容性。
五、结语——埃利希法形成理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可能性贡献
前文对埃利希法形成模式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思考，这一部分欲通过进一步分析其内在价值所在，得出一些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可能性贡献。当然，法治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但本文所言对法治建设的可能性贡献并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法治需要多方面的构建，包括经济上、文化上、制度上、心理上等等。但本文旨在对埃利希的法形成理论的价值分析，期望从理论上得出些许方向性的可能性贡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立法机关进行的大范围的立法，国家权力深深介入法律形成之中，突出地表现为国家法中心主义。在这一过程之中必然就忽视了民间习惯的力量[54]，使埃利希所言的“活法”无法得到表达，也无法进入法形成之中。因此，在埃利希法形成模式的三个过程中（如文中图示），第一个环节就显得非常薄弱。当然，“活法”也并不是都是先进的、理性的。因此必须在纠纷的解决中通过法官的衡量将之上升为裁判规范方可进入国家法层面。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活法）之间，没有普遍法则存在，只有具体的个案中所存在的和反映出的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比较问题。[55]因此，埃利希的法形成模式的价值首先在于，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被遵守的规则是真正的活法，它一般起着防止争端的作用，而在发生争端时，则有解决争端而不诉诸国家法律制度的作用。同时表明了如何将生活中的“活法”提升到解决纠纷的裁判规范。
如果仅仅从国家法层面来理解法律，则会进入埃利希所批评的法学家思维。那么，就尽可能地去观察社会，查阅法律文件，发现联合体的内部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法官针对不同的纠纷，通过实际观察、而不是通过法典的条款或浩繁的法律文书了解活法，是最佳的方法。因为，还是最基本的那个观点：“活法”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这种“活法”经过民众的心理确认就会得到社会的遵守，对国家法形成影响。在如今法治建设时期，更应当去关注生活中的活法，将之提升为裁判规范和法律命题。这个过程又主要是法官在纠纷解决中通过“再构”来形成。苏力认为，“再构”是中国法治形成中是必不可少的，从现代法治的立场来看这是现代法治渗入民间法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并且其中蕴涵了创造制度的可能性。
以农村法治状况为例，在目前农村接受和应用法律能力的限制以及传统伦理文化的作用，使得以习惯、道德传统表达的乡土正义观念将长期作为乡村农民法思维的基础。[56]所以，在部分纠纷中法官就面临着国家法律和乡土正义的双面夹击。按照埃利希的理论，这个时候法律如何具有合理性就显得必要。法官通过细心观察，而不是通过法典的条款或浩繁的法律文书了解活法才是解决的关键。因此，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法官通过将国家法律与乡土正义相结合来实现二者“再构”，以使人们形成内心确认，进一步在司法纠纷的解决中，上升定型化、条文化的裁判规范。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泸州遗赠案”中，法官曾表示他通过对当地的婚姻以及其他相关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有近60％的离婚案件都是因为“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关系造成的。并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认为：这问题就有点严重了。[57]另外，从大的角度看，本案恰好是在《婚姻法》修改公布前后受理的，也是第一件涉及《婚姻法》与《继承法》之关系的案件，于是自然就成为一次在司法审判程序中“鞭挞”《婚姻法》，检验其原则和效力的机会，也成为对《婚姻法》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人观察法院态度的一个机会。[58]所以，这个案件更能解释本文所阐释的埃利希法形成模式问题。在这个案件的解决中，法官一方面通过细心观察“活法”，另一方面巧妙地实现国家法与“活法”的理想式“再构”。毋庸置疑，通过该判决在社会上也必将形成有关这个方面的良好预期效应，一定程度上有效保护了婚姻家庭秩序。因为本案由于社会媒体的关注以及上面所说的大环境，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一起私人纠纷，而是涉及到一种利益的平衡，涉及到法律所维护的婚姻家庭秩序，涉及到法律的整体性和规则的合理性。
当然，活法的科学意义并非仅限于对法院所适用的裁判规范的影响或对制定法内容的影响。从这些角度或许可以更好地看出：活法构成了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
【注释】
[1] “泸州遗赠案”的事件过程：蒋某与黄某于1963年5月登记结婚。1990年7月，蒋某继承父母遗产而取得面积为51平方米的房屋一套。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拆迁单位将一套面积为77、2平方米的住房安置给了蒋某，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继承所得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双方约定在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某负担。2001年春节，黄某、蒋某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2001年初，黄某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总额为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某，其中包括出售前述房屋所获款的一半即4万元，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等。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黄某的遗体火化前，张某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当着蒋某的面宣布了黄某留下的遗嘱。当日下午，张某以蒋某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纳溪区法院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参见赵兴军，时小云、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无效[J]、法律适用，2002，(3)、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均为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2] 相关报道和争论见诸：“第三者”继承遗产案一石激浪[N]、南方周末，2001、11、15、第三者是否有权接受遗赠[N]、北京青年报，2001、11、20；2001年热点民事案件点评[N]、检察日报，2002、1、4；二奶持遗嘱要分遗产，引用道德断案的界限在哪里？[N]、中国青年报，2002、1、18；“二奶”与情人的遗产[J]、法律与生活，2002、(2)、《法律适用》2002年第3期发表了《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无效》、《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获得与运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规范功能》等文章专题讨论这一案件。另外，中央电视台也分别在《今日说法》和《社会经纬》等栏目予以报道，并邀请学者讨论和评析。最近的公开讨论可参见《法律行为违背善良风俗中意思要素的分析》、《法律适用中的概念使用与法律论证》，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1期。
[3] “实现可预期的预言”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首先提出并论证的。是指在可具操作的事项上，目的会受可预期的预言影响。比如，该案中舆论有代表民意的预期，那么其行为就会潜在地受到这种预期的影响。因此，在行动上其鼓吹判决的合理就不免与此有关。
[4] 尤根·埃利希(Eugen Ehrlich，1862―1922)，出生于奥地利帝国布科维纳省(Bukowina)省会切尔诺维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律师。1886年在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894年，任维也纳大学私法讲师，主讲罗马法，并兼做律师工作。1896年为同大学员外教授。1897年回到家乡担任切尔诺维茨大学罗马法教授(直至1922年去世)。1906年担任该大学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迁往瑞士伯尔尼。从那时起，他作为一个法律社会学家和自由法学的倡导者，声誉逐渐超越了欧洲大陆而闻名世界，特别是在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利希被公认为法社会学派的奠基者，也是所谓自由法学的首创人物。他的主要着作有《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1903年)、《权利能力》(1909年)《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1913年)、《法学逻辑》(1919年)。埃利希以其“自由法”思想和“活法”论着称于世。
[5]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3、
[6]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087、
[7]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72、
[8]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59、
[9]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67、
[10]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77、
[11]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79、
[12]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49、
[13]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75、埃利希在本章运用较大篇幅对这四种法律事实进行了详细地论述。最后得出结论：这些事实通过它们的存在决定着组成人类社会的人类联合体的行为规则。
[14] 王佩芬、“自然法”到“规则法”，再从“规则法”到“活法”[J]、理论观察，2002，(6):39、
[15] [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0、
[16] [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4、
[17] [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
[18] [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1、
[19] 林端、法律社会学的定位问题:Max Weber与Hans Kelsen的比较[J]、现代法学，2007，(4)、在该文中林端将埃利希与凯尔森也做了一个比较。并根据最新资料得出如此表述。
[20]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101、
[21]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J]、判解研究，2002，(2)、
[22]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J]、判解研究，2002，(2)、
[23] 赵兴军、谁在为“第三者”呐喊？[N]、法制日报，2002，4、22、 在该文中，法官们正如他们自己所言“运用司法统计手段对离婚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并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做出自己的判断。
[24] [奥]尤根·埃利希、 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089、
[25] 在这里，沈宗灵教授认为社会上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即相当多的人的行为不完全符合国家制定的法律。而这些行为又是违法行为，比如在农村中尚存在的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按照埃利希学说的逻辑推论，这些行为就体现了活法，因为这体现了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实际行为，他们遵守的是“活法”而不是国家法。但事实上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存在两种法律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实行或实效的问题，即一些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在社会上一部分人中未真正实行，还未被他们普遍遵守，对这一部分人来说，法律还未取得实效。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78。但在本文引用的“泸州遗赠案”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遗赠人的遗嘱在现实中能否被执行则是一个“活法”问题，而不是法律的实行或实效问题。
[26] 赵兴军，时小云、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无效[J]、法律适用，2002，3、
[27] 埃利希同时认为，关于这一秩序，法官从证人和专家的证言、契约、继承人之间的协议、遗嘱的宣告中获得信息。即便是今天，也正如原始时代一样，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联合体的内部秩序决定，而不是由法律命题来决定。然而，社会现象不是通过法学上对它们进行推演而获得解释，而是通过对构成社会现象之基础的思维模式的事实进行推理而获得解释。具体参见[奥] 尤根·埃利希、 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73、
[28] 该观点为杨立新的观点。转引自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J]、判解研究，2002，(2)、
[29]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27、
[30] 赵兴军、谁在为“第三者”呐喊？[N]、法制日报，2002，4、22、
[31] 对于这一问题，本文的第三部分将会从中国的法治实践和最高院院长的观点进行另一个角度思考。
[32] 赵兴军、谁在为“第三者”呐喊？[N]、法制日报， 2002，4、22、
[33] 本文此部分思考，得益于今井弘道教授在浙江大学关于“埃利希式的法形成模式之正统性”的演讲。演讲底稿可参见：linlaifan、fyfz、cn/blog/linlaifan/index、aspx?blogid=288083。2008年4月1日。
[34]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097、
[35]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087、
[36] 何勤华、埃利希和现代法社会学的诞生[J]、现代法学，1996，(3)、
[37]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一个法社会学的分析[J]、判解研究，2002，(2)、
[38] 埃利希进一步解释，这种以规范、命令或禁止为条件的事态就是法律事实，即习惯、支配关系或者占有关系、或者意思表示。[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25、
[39]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25—429、埃利希对这三种法律命题分别举例说明，第一种主要是一些物之征用和没收的法律命题，还包括宣布特定关系无效、未成立或可撤销、可罚的等这样一些法律命题；第二种是本文所要阐述的；第三种如有关所有权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即禁令权和贸易权利、纳税的义务、与特定的契约联系的保险责任、毒药和炸药的所有人给予通知的义务等。通过这些举例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埃利希对法律命题的这三种分类。
[40] [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29、
[41] 这样就清楚地解释在本案中法官的立场，和应该有的立场。该案法官在事后也撰文做出回应，从该文中亦可清晰看出法官的观点和态度。
[42] [奥]尤根·埃利希、 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385、
[43] [奥]尤根·埃利希、 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叶名怡，袁震，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079、
[44] 对于强盗处境，例如：强盗A拿出手枪顶住对方并命令B交出钱来的状况下，是否成立B应把钱交付对方的义务，交钱之后B的法定义务是否履行，答案是否。所以，关于国家也是一样的，仅仅以国家的权威性和强大的国家权力为背景法律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强盗处境，法律不成立。但这里还有一个要考虑的是“社会强盗模式”，多数人的暴政如何防范。在法形成过程中突出的是国家的权力，而社会的强盗模式倒更是需要在审判时防范。那么这里的“社会强盗模式”在审判时如何防范？这仍然回到如何发现活法上来，法官要正确地发现活法，潜在意思就是如何排除“社会强盗模式”。即对社会的直接细心观察，且是全方位地。
[45] 今井弘道、埃利希式的法形成模式之正统性[Z]、linlaifan、fyfz、cn/blog/linlaifan/index、aspx?blogid=288083。2008年4月1日、
[46] 王胜俊：于今年3月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在安徽省六安县委、六安地委工作，后历任安徽省委常委、省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省公安厅厅长、公安厅党委书记、省政法委书记。1993年进入中央政法委员会，先后任副秘书长、委员、秘书长，并担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胜俊在政法界经验丰富，亲历了司法改革的历程，对于如何将民意与司法相结合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47]财经网、最高法院院长谈死刑依据引发争议[Z]、 caijing、、cn/todayspecx/cjkx/2008-04-11/56061、shtml。2008年4月11日、
[48] 在2007年7月24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就曾表示：新闻舆论的导向、监督和帮助，对促进审判工作、改善执法环境、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和社会效果有着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49] 财经网、最高法院院长谈死刑依据引发争议[Z]、 caijing、、cn/todayspecx/cjkx/2008-04-11/56061、shtml、 2008年4月11日、
[50] 参见贺卫方2008年4月13日于北京大学“法治与公共政策每周评论”的讲演稿。
[51] 例如“刘涌案”，四川的“夹江打假案”，以及发生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前一刻的“邱兴华案”等待。
[52] 孙笑侠，熊静波、 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政法论坛、2005，(5):49、
[53] [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M]、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3、
[54] 苏力、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J]、法学评论，2001，(3):26、
[55] 刘作翔、法理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8、
[56] 李瑜青、论纠纷解决模式与法治发展的逻辑[J]、民间法，2004，(6):109、在本文中作者认为，同一村落人逐渐形成了以特定语情为基础自发而成的特有内聚力和社会正义的认同感即乡土正义。
关键词:刑法解释;位阶;法律方法论;文义解释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57(2016)02－83－06
在刑法解释活动中，各种解释方法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冲突，选择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解释的方法也需要进行解释，如何建构起刑法解释的方法论，指导刑法解释活动得出合理解释结论，就成为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讨论的焦点。学界的通说认为刑法的解释方法是有位阶的，所谓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性，是指在进行刑法解释的过程中，不同的解释方法在适用上有先后，对解释结论有不同的影响力。刑法解释方法大致上包括了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等。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从这些方法中加以选择，构成自己的刑法解释方法分类。一般认为，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方法体系中的核心方法，其他解释方法都可以被这三种解释方法所涵盖，如合宪性解释、历史解释可以被看作是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延伸或是补充。①可见，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讨论的关键点在于如何看待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三者之间的主次和实际效用。本文关于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探讨，主要围绕着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是否存在，具体关系如何界定，如何协调解释方法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展开。
一、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是一个法律方法论问题
(一)刑法解释需要法律方法论的引导
法律方法是实践法律的方法，是专属于法律人的发现、提炼、分析、归纳、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和矛盾的方法。②法律人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去解释法律问题。司法实践活动很复杂，要得到合理的解释结论本身不是仅仅依靠几个解释方法就可以准确得出的，但是这不能否认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本身存在的价值。讨论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目的是希望在理论上能够构建一个具有一般使用价值的解释逻辑体系，即得到一个解决刑法解释问题的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对法律的运用设置了一定的规则，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理解上的混乱，得出较为一致的解释结论，这有利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性，是在杂乱的方法选择中，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法论，或者说是在进行刑法解释的过程中为解释者提供一个思考的基本路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解决所有刑法解释问题的精确模板，但刑法解释活动的有效进行，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框架的约束，需要有一条基本的方法主线的指导，这样才能提高司法者的法律方法论意识，使刑法解释活动有确切的引导。有学者以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以此来质疑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优位性。①每一种刑法解释方法都会有其局限性，这是不容质疑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结论，不仅与案件事实、法律的一般规定有关，还会受司法人员个人的价值选择或者说是先前经验的影响，这些就为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对于刑法解释的结论追求其合理性，仅靠刑法解释方法的单薄之力是难以达到的，刑法的适用就是一个对刑法进行解释的过程，对刑法解释方法的选择，无论是在选择之前还是在解释的过程中甚至是确认检验结论的合理性时，都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讨论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是在讨论一般的法律思维方式，在面对复杂的解释问题时解释者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解释思路。法律方法论是将司法实践中共性的内容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之后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上。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研究，并不是够为案件的处理提供一个唯一有效的模板，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其本身具有的实践价值即刑法解释活动是思维实践活动，思维活动是实践活动进行的先导，有了清晰的思路才能真正解决好实践问题。法律解释者想要对法律规范含义进行合理的阐释离不开先期的思维培训，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所关注的是法律方法之间对刑法解释活动逻辑上的理解，这无疑符合了法学学习中逻辑思维上的要求。正如美国学者卡多佐所说的“法律就像旅行者一样，天明还得出发。它必须有生长的原则。”②刑法解释也需要有一定的方法论的引导，这就是刑法解释的“生长的原则”。
(二)刑法解释方法存在位阶性
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一个解释法律的过程，法律解释的过程是解释者在规范和事实之间逻辑思维的体现。“之所以要研究不同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序关系，乃是因为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多样性，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又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适用者必须在这些方法间进行选择，否则无法确立法律如何适用。”③不同的解释方法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选择:文义解释注重法律的规范价值，体系解释以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作为出发点，目的解释强调法律条文背后的实质正义等等。不同的解释方法有其基本的适用规则和原则等理论内容，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竞争的关系，对刑法解释结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存在差异性，这是讨论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一个基本前提。要实现对刑法客观合理的解释，选择何种解释方法、如何进行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明确刑法解释的方法之间的适用和效力顺序。以此获得不断接近客观性要求的解释结论，维护法律解释结论的一致性和权威性，这是讨论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现实需求。
(三)刑法解释方法的两层结构
“解释与原文的界限的关系绝对不是任意的，而是产生于法治原则的国家法和刑法的基础上:因为立法者只能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规定。在立法者的文字中没有给出的，就是没有规定的和不能‘适用’的。”④文字是承载刑法精神和目的的工具，也是刑法解释的唯一对象，这就决定了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活动的开始。根据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一切解释都不能超出文字的可能范围，必须在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范围内保护国民的行动自由，文字的可能含义范围约束着刑法解释。作为揭示文字基本含义的文义解释，在整个刑法解释方法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刑法解释活动的基础，为其他解释方法的适用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由于不同的解释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陷，为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在文义解释结论的基础上必须同时运用其他刑法解释方法，无论是体系解释还是目的解释，在刑法解释中都具有其特定的作用。这也就是刑法解释方法的两层结构，即文义解释具有绝对的优位性，处于刑法解释方法的基础性的位置，而其他刑法解释方法是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作用，整个刑法解释过程，各种不同的方法相互交叉，共同作用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
二、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的起点和终点
(一)文义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
文义解释是指根据法律(包括精神、规范、原则等，其中主要是法律文本所载明的意义)来确定法律规定中有争议语词及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解释方法。①法律都是正义的文字，法律解释是结合实际生活赋予法律文字具体的规范意义。发现和处理法律问题都以法律为基础，在现在法治理念中，所谓的法律基本上指的是文本化或是法典化的法律即通过系统的文字完成向形式合理性的转化，体现出法律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在刑法中尤其重要，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明确性是其基本要求之一，不仅要求在立法上要做到条文简洁、清晰更要求刑法解释的明确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强调以刑法文本作为入罪的依据，不能通过解释技术突破刚性的文本底线，坚持形式理性重于实质理性，这才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罪刑法定原则注重文字的形式，追求文字含义的规范性，②文字是刑法条文的基本组成，从刑法条文的文字含义开始解释刑法，这所达到的确定性最强，最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最利于被告人进行自我权利的辩护。“对刑法的解释必须以刑法理念为指导，解释者应当以实现刑法理念为己任，解释结论应当符合刑法理念。”③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最核心的理念，刑法解释当然必须受到其制约和引导，才能获得能够被公众所接受的较为合理的解释结论。文义解释作为揭示法条规范含义的基本方法，将罪刑法定原则这个刑法理念贯穿于解释活动的始终，无论是从解释的顺序还是解释的效力上都当然具有一定的优位性。刑法解释必须基于法律文本，这是从规范来源的合法性上保证了刑法解释结论的正当性。④法律人思维天生就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尤其是在刑法中，作为国家法律的最后屏障，必须严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刑法解释的严格性，避免刑法过度介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基于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尊重，以刑法条文为基础对事实进行刑法上的评价，就必须以法条的文字作为刑法解释的起点，即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活动开始的第一步。
(二)文义解释与法律信仰
法律文本的含义是与生活现实同步发展的，这种开放性也是法律文本生命性的一个体现，文字不变而含义在变，即体现了法律文本的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不能因为个别疑难案件的解释难题就否认解释方法本身存在的价值。在面对一般的刑法解释问题时，法律人具有的规范意识必然会选择从文义解释开始。这也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根据法律进行思考。⑤注重法律的规范功能，法律人的一切活动是建立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之上的，所有的刑法解释活动都是围绕着刑法条文进行的，不能以其他合理性或是正当性的实质上的合法去冲击法条的基本含义，这是解释者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该有的基本准则。文义解释以刑法条文为解释的起点和终点，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严格忠于刑法条文，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必须具有坚定的法律信仰，规范意识是体现法律信仰的最直观的表现。对于法律具有崇高的敬意，具有坚定的守法和护法的精神，以尊重、信任和服从法律文本为其进行一切法律活动最基本的要求，文义解释的严格法治的价值与法律人对法律信仰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三)文义解释与客观主义解释
刑法被立法者制定出来以后就脱离立法者而客观存在了，人们应当根据客观存在本身去理解它、解释它，而不是询问立法者当初是何种本意。①承认法律的相对确定，就是承认法律解释就是发现法条客观含义的过程。文字是立法者表达立法精神和目的的唯一工具，刑法成文化之后就独立于人而客观存在，刑法解释是刑法条文生命的体现，解释者通过刑法解释方法赋予了法律文本的生命力，而这一过程必须是以文本的客观含义为范围。客观主义解释用法律的文义为法律解释划定了范围，要求解释者充分尊重并认真研究法律文本、立法者意图以及法律规范本身的意义，努力去发现隐含在其中的客观性的内容。②客观主义解释要求不能超出文义的范围来解释法律文字的含义，这赋予了文义解释绝对的优位性，要求解释者通过文义解释去认识法律。虽然法律解释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绝对的客观主义解释有可能违背正义，但追求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表达了对法律规范的尊重和实现法治的愿望。坚持客观主义的解释立场，运用文义解释对刑法进行形式解释，以解释时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范围作为解释的底线，在当时的社会共识上得到相对客观的解释结论，以实现刑法保障社会和保护人权两大机能。
(四)文义解释为刑法解释划定了边界
刑法解释是一个在规范和事实之间不断往返的过程，换一句话说解释结论都是从法律文本来到社会生活事实中去，最后还是又回归于法律文本中。法条用语是解释的界限，刑法解释首先是从条文的语言结构、语法内容等文义上的要素开始的，至于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及其他解释方法或是影响解释的其他因素如价值判断、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等，都是在进行文义解释之后所确定的条文的基本含义范围内起作用。文义解释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法律文本和法律解释结论框定规范意义的范围。文义解释所确定的刑法条文语言的意义是刑法解释的边界，用某种方式得到的解释结论必须与制定法的“字面含义达成一致，也必须能够用某种方式变现在制定法中”。③
(五)文义解释与其他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刑法解释方法的两层结构中，文义解释作为解释的起点和终点，具有绝对的优位性，但是该如何解决文义解释与其他解释方法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或是在文义解释之后其他解释方法得出相异的解释结论的情况呢?文义解释得出结论之后，其他解释方法之间没有严格排序问题，无论是体系解释还是目的解释只是在初步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更加准确。由于刑法属于体系性比较强的部门法，孤立理解会带来偏差，刑法的协调性要求同一个法律概念或是相关的法律术语之间的基本含义应该是相同的，要注重刑法条文语义的相对性和统一性即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相同的用语必须遵循语义的统一性，同一个用语在不同的条文中可以在该用语的语义范围内选择不同的核心含义。在对刑法条文进行文义解释的过程中，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哪个条文，也需要从逻辑上来考察法条文本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含义，也就可以认为文义解释当然包括了体系解释的内容。而目的解释属于体系解释的一部分，因为体系解释要求同时考虑概念体系和目的体系。刑法的目的体系，就维护统一的法律秩序和保护法益免受侵害，这应该贯彻于刑法解释始终，所以有学者认为目的解释不该是具体的解释方法而应该是解释者该有的解释态度。文义解释的的价值取向是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以及整个法治活动的统一，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都可以被文义解释所涵盖，在刑法条文的基础之上，同时从逻辑上和价值上明确刑法条文的规范含义。文义解释的结论需要其他方法的印证和反证，这并不能否认文义解释在刑法解释方法中具有优位性。任何一种解释如果试图用最终的、权威性的解释取代基本文本的开放性，都会过早地吞噬文本的生命。①对某个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时，往往是多种解释方法并用才能得出最终的解释结论，对同一条文的解释，在不同的场合上运用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冲突的，这就需要解释者对冲突的解释结论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得出就客观、合理的解释结论。
三、其他解释方法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共同作用
(一)刑法解释有不同的阶段
法律方法是对法律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而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被动适用，法律人需要有服从法律的基本理念，但是在法律所设立的基本框架下如何解读法律文本对生活事实所赋予的规范意义就需要法律人特殊的智慧。当对刑法文本中的某个条文进行解释时，如果运用文义解释已经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即得到了一个符合社会一般的公平正义观念的结论，解释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一部分，但文义解释只是解释活动的开始步骤。在刑法解释活动中，为了得到合理合法的解释结论，往往还需经过其他的步骤，即通过其他解释方法，结合文义解释得出的初步的解释结论，进一步对刑法条文在具体的事实中的规范含义进行发掘和验证。德国学者德沃金在讨论习俗的解释时，提出了解释的三个阶段:一是前解释阶段，确定解释的文本;二是解释阶段，寻找和确立文本的理由和论据，理解文本的意义;三是后解释阶段，根据当下的需要，文本的意义进行改进和重构，使之适合处理当下案件的需要。②刑法解释的过程首先是要确定需要解释的刑法条文，明确了解释的对象，通过文义解释从文字上对条文进行初步的认识。其次是通过寻找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已有的与需要解释的刑法内容有关联的其他内容，通过刑法的各种解释方法明确被解释对象的规范含义，在文义解释之后运用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其他刑法解释方法从法条本身以外的其他方面理解法条的意义，在德沃金所说的解释阶段中，文义解释以外的其他解释方法为理解法条文本提供了理由和论据。法律解释是连接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的桥梁。最后根据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解释的结论进行一定的调整，后解释阶段是将刑法规范与事实之间无缝相接，用事实进一步确定解释结论的精确性。
(二)刑法解释需要不同的解释方法共同作用
由于法律文本的整体性、法律语言的多义性、法律语言的歧义现象、文义解释的机械性、文义解释的结论与个案脱离等等，这些文义解释的局限性使其在刑法解释活动中陷入了重重困境。③当文义解释显得无能为力或是难以得出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解释结论时，其他解释方法就具有了辅助意义。利用体系解释考察某一个具体内容在整个刑法系统中的意义甚至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含义，刑法解释要符合刑法规范的协调性，这也体现出刑法基本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刑法条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不同的条文同时存在一个刑法体系中，如果一个词语在刑法中多次出现，在理解这个词语时，有必要考察其在刑法中不同的含义。例如对罪和抢劫罪中“暴力”、“胁迫”不能简单地做出相同解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侵犯财产罪在罪名设置上，分类比较详细具体，对于侵犯财产安全的不同行为会有相对应的罪名，而侵犯人身权利的罪名设置相比之下就显得比较粗略，所以相同的行为手段在侵犯财产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罪中的含义有了差别，这是由于不同条文所保护的法益不同及条文在刑法中的具体的位置所决定的。此外，体系性思维也是刑法解释中需要的，比如合宪性解释要求刑法解释必须是与宪法精神相一致的，这考虑到了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目的解释，可以说在每一次的刑法解释中都会有所体现。因为任何刑法条文都是在一定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下生成的。只有从法规范的目的入手去展开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才能对作为目的之实体内容的法益进行具体的考量，从而得出合乎规范背后的利益格局要求的解释结论。①正如刑法条文的含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虽然刑法的整体目的可以被认为是稳定的，一般可以被认为是对法益的保护，但是具体条文所保护的具体法益的内容却是可能发生变化的。例如，我国刑法上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公共安全”的解释从最开始的不特定限定多数人到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可选择，公共的内涵不断扩大，仅仅将特定的少数人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刑法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目的，是为了将个人法益抽象成社会法益作为保护的对象，公共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不受非法侵害与威胁得以存续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体现。所以公共安全的范围应该是所有能够体现或是代表公共范围内的良好秩序的利益，当个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生活的安定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即满足了公共安全所要求的不特定或是多数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就转变为公共利益进入了公共安全的保护范围内。当符合刑法目的的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也不与刑法的其他条文冲突与矛盾时，就应当采纳这种解释结论，而不是要求采用所有的解释方法都能得出该解释结论时，才采纳该结论。②无论是对刑法系统性、刑法的规范目的、刑法具体内容的历史演变等等进行考察，还是选择扩大解释、当然解释、平义解释还是缩小解释，这其实就是在运用其他刑法解释方法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之上为进一步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进行更深入全面的论证。刑法解释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解释者为了避免结论的错误或是心理上的不安，会通过其他方法对自己的初步结论进行印证，这也是法律人在处理法律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逻辑上的严密性。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案例教学法 法学教学 应用
随着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确立，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定性力量，而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培养需要高质量的法学教育。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既需要学生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需要学生有较高的实践能力。但目前我国在法学教育方面注重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忽略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法学教育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向学生传授尽可能多的法律知识和培养学生的从事司法实务基本技能，而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法律思维，即训练学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思考”。对学生来说，法律思维的培养比法律条文的简单记忆更重要，因为法律条文不是永恒不变的，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对其进行修改，所以，法律院系的学生如果把精力仅仅放在法律条文上，而不注重法律思维的培养，一旦条文发生了变化，学生们就像迷途的羔羊，对现实生活的新问题不知从何入手。
一、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
我国的法学教育教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其教学体系日趋完善，但教学模式与方法却未有较大发展，目前大部分任课教师仍普遍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所谓传统教学方法就是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一般只是被动地做笔记、被动地接受知识，形成了“讲—听—记’的模式。当然，在这种教学方式中，教师有时也会给学生讲些案例，但它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有关重点、难点内容，与案例教学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教学方法比较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能让学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但也存在一些弊端：
1、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法学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具有法学基础知识和从事司法实务的专门型人才，这就要求在整个大学法学教育过程中，法学教师必须贯彻传授学生法学理论并培养学生从事司法实务基本技能的教学思想。传统的法律教学是以教材为依据，把对教材中的内容的讲解作为教学重点，导致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学生在遇到一些案例时很茫然，不知道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问题。因此，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不是依靠教师的讲授来实现的，而应是通过教师采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学生对大量案例的分析来提高的。因而，传统的教学方法会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课堂教学与生活脱节，形成了教学与训练的封闭化、单一化、形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束缚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2、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宰者，学生很难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所以，课堂气氛平淡，课后学生只是注重概念和原理的机械记忆，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不明显。实际上，高质量的法律人才不仅仅是只掌握一些法律原则和规则，而是融扎实的理论、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于一体，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因此，要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律人才，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而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法律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意义
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组织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引导学生从实际案例中发现问题与法律规则之间的联系，进而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以及提高法律操作技能的一种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的教学方法。在法学教育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对相关案件资料的分析，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提出自己的观点，使学生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法学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具有以下积极意义：
1、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案例教学法中要正确地处理好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而老师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作用，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老师作为活动的引导者主要在选择案例和引导讨论等方面发挥作用，学生做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直接参与到教学活动中，积极参与案例的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相互启发，激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使学生从自身的活动中获取知识。
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教学法通过生动鲜活的案例、新颖活泼的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有利于学生大胆质疑、勇于挑战，敢于提出和坚持不同的见解。学生通过对一个个生动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和深入的讨论，发现案例中所蕴涵的理论原则，并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掌握法律原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不仅能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有利于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传统的法学教育在内容上侧重于法学理论体系和抽象原理的讲解，在方法上主要是教师主导型的课堂讲授。只注重按照教材的内容向学生灌输法律规则、基本概念，使课堂与实际生活脱节。而案例教学无论是“从案例到理论”，还是“从案例到法则”，都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引导学生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分析、推理，从而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提高了学生对法律理论的理解能力，激发学生不断提出新问题，并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积极利用自己所学知识解决疑难问题，突破重重障碍，从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有利于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教师在大量的案例中选择一些有针对性的案例，并根据教学大纲提出一些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能够实现培养学生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教师事先要考虑到学生针对案例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准备如何解答。这种教学方法就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出色的组织能力、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在学生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角度对教师也会有所启发，这就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促进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三、案例教学法的具体运用
一堂案例教学课的成功离不开教师精心的准备、认真的设计和有效的组织。教师一定要考虑周全以保证教学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1、选择适当的案例。选择恰当的案例，是案例教学法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与法律教学相关的案例虽然浩如烟海，但教学时间毕竟有限，这就需要教师在繁杂的案例中精心挑选出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典型案例，因此在选择案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案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案例不仅是实际生活中近期发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是学生比较关注的，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他们才能积极参与案例的讨论，积极投入到案例分析活动中，发现问题并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二是案例的疑难性。如果所选案例比较简单，学生能轻易得出结论，这样的案例就没有讨论的价值，达不到案例教学法的目的。要尽量选取看似简单但仔细分析起来又难以定性的案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实践证明，案例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课堂活动的成败。
2、充分做好课前的准备。案例教学法通过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剖析以达到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它注重对思维过程的研究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因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认真准备，这对案例教学法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起着关键作用。在讨论开始之前，教师将学生划分成不同小组，提前2～3周将所选案例布置给每位同学，介绍完案例有关情况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案例积极思考，让学生觉得案件的处理并不仅仅是只套用一下法律规定即可。要让学生知道如何去理解法律、运用法律，如何去把握案件的争议焦点，要让学生认识到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现有的立法规定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合理。通过对案件的讨论分析，要让学生感受到对同一事实如果适用法律错误，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并组织小组讨论，在思考、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书面总结。同时，教师需要把握学生讨论的范围和方向，对案件认真分析，搜集相关的资料，要结合案件事实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案件，充分设想学生在案例讨论中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处理方法。
3、组织讨论。这是案例教学的核心部分，对案例教学能否成功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教师应创设和谐融洽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予讨论，成为课堂的主角。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紧紧围绕案例的争议焦点进行讨论，学生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分析案例，表述自己的观点、见解，相互之间进行辩论，形成热烈探讨问题的气氛。学生除积极参与讨论发言外，还应该听取别人的分析，与自己的观点和思路进行比较，使自己对案例的理解更全面、更深刻。其次，教师要很好地控制讨论的节奏，一方面激发学生参加讨论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抓住机会，指引学生围绕案例的争议焦点进行讨论，从而达到教学目的。在案例讨论中教师应讲究教学方法和技巧，不要过早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否则会限制学生的思维空间，而且教师在讨论的过程中不要随意地对学生的观点进行评判，并作出好坏对错的结论，以免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
4、教师点评。学生发言结束后，由教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点评，然后教师对案例作深入的分析说明。教师点评时，要重点突出、语言精练，将案件村料与所涉及的法律条文、法学理论结合起来，要突出一定的学术性。对学生的回答，要重点评判学生的思路及论证分析，对确实无法给出标准答案的，教师应当提出倾向性意见供学生参考。
关键词：校园；法律文化；违法犯罪；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在这种环境与背景之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呈现出不断完善的趋势，法制教育的地位也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大学在社会文化中处于核心位置，不仅可实现对法律文化的有效传播，同时也作为主体对法律知识进行普及。在这种环境与背景之下大学生必须实现对法律的充分认识，为在真正意义上对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法律价值以及法律信仰进行有效提升必须实现校园法律文化建设。
一、高校校园法律文化建设的背景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在逐渐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的价值体系与规范体系都在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对我国的思想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像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输送，这种观念对个人主义进行片面的强调，但存在对他人利益忽视甚至贬低的现象。市场经济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在这种消极影响下，部分人出现过分对经济价值进行追求而忽视精神价值的现象，有些大学生会受到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的影响，在盲目追求物质享受的情况下自身能力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满足，这也是导致违法犯罪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互联网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实现对人们视野的有效拓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各种黄色以及暴力文化普遍存在于互联网之间，这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起到消极影响。尤其是对于思想还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更是一种不良影响，最终导致大学生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游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存在，现阶段已经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实现对大学生的有效吸引，但部分不良网络游戏也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在虚拟世界里大学生的现实社会身份会被隐藏，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就会逐渐丧失，失去行为约束后对大学生就会做出一些违法行为，尤其是网上诈骗、虚假信息以及制造计算机病毒等现象尤为严重。
二、高校校园法律文化建设的意义
首先，校园法律文化建设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大学生素质教育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所以说，法律素质是全面推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生法律综合素质的提高不是掌握一些法律知识就能完成的，大学生法律综合素质是大学生对法律情感态度的综合体现。高校校园法律文化可以把法制教育贯穿高等教育的全过程，通过对法律知识的硬性理解和对法律知识的软性表达才可能产生对法律的感情，法律感情往往是法律信仰的基础。
其次，大学是通过文化培养人才的，“对大学生影响最大、最长远的不是某一门学N-、某一种知识，而是学校文化，一种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团体意识、精神氛围。”而高校校园法律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从事各种活动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良好的校园法律文化容易让学生对法律产生法律情感，这种法律情感可以使学生产生对法律特别的心理机制。这种特别的心理机制所依赖的心理环境不仅仅是法律知识，还有其内心的心理气候，它包括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的价值与信念。人世生活作为存在本身，其心灵世界要求有阳光和温暖，当心理世界感受不到阳光时，法律作为一种人世N-学和理性大厦不足以独自完成法律之治，健全的法律之治必须以大学生对法律价值的信仰为支撑点。法律信仰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学习、理解、实践乃至深刻的感受。这一切需要在良好的法律氛围中完成，大学校园法律文化建设就是为大学生提供这样一个法情、法理、法境交融的场所。一旦法律的理性的大厦在我们大学生心中建立起来，任凭多少不法的诱惑都不会为之动摇，它不仅对大学生自己、对今世社会也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最后，高校校园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念，其为大学生法律信念的确立打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律舆论环境，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校园法律舆论一旦形成，就会对校园的每个成员的言行产生评论、督促、鼓励和引导的作用，使法律文化成为一股具有极大影响的环境力量。在这样环境力量的长期影响下，法律观念就会深入到广大师生内心，形成现代大学生的法律信念。法律信念对法律运行的影响十分重大，它不仅影响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情感体验和法律行为模式，而且其会将这一套模式带到社会中去，影响法律在社会的实现效果。
三、高校法律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一）建立网络信息教学平台窗口，丰富法律文化资源
网络的首要价值在于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高校校园法律文化建设要与网络信息相结合，发挥网络信息的强大交互作用，通过信息技术与法律资源的有效整合，以网络信息平台为中介，可以实现多向交互，实现生生交互、师生交互。在这个过程实行导师值日，以便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帮助学生理解法律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对社会法律热点的讨论和引导，提高学生了解法律的目的性、自主性和吸引力，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动态地了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状况。
（二）通过高校校园文化节将高校校园法律文化推向高潮
校园文化节是高校通过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来营造向上、乐观、互助、积极进取的校园氛围，每次校园文化节都有明确的主题，围绕主题举行一系列的活动。校园法律文化节可以以法律文化为主题开展各种活动：文艺表演、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讲座等形式，让学生在娱乐中对法律产生感情。另外可以有效拓宽青年学生的国际法律文化视野作为高校校园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了解WTO规则体系和其他的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世界法律文化特点，力求与世界法律文化发展相结合，突出中国法律文化元素，引导学生思考现实法律关系及国际法律运行规则，使大学生在看待社会法律问题时有更丰富的角度。
学校可以把这样一些社团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配备一些兼职社团指导教师，适当拨一些经费，坚持以法律思想教育为中心，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主线，利用广播、报刊杂志、橱窗板报、标语设置等打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文化宣传舆论环境，通过设计讲座、沙龙、校园法律征文等多样化、专业化的社团活动，充分发挥法律文化的育人功能，将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与学生的法律人格教育、成才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其在营造和繁荣校园法律文化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现代的法律教育，在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愈发凸显其价值的同时，也逐步坠入单向度的技术理性训练的窠臼，学院式教育日益被市场主义和操作主义支配。在概念主义法律教育观宰制下，法律条文的生硬识记成为常规内容，甚至是唯一目标。理论思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将被导致逐步地丧失、萎缩。这种法律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多是卖弄法律语词的、拙劣的刀笔吏;，或者异变为弃置正义理念的法律工匠;。越来越丧失了对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想象力和批判力，更缺乏对生活本身意义的理解。如何变革？应当回复于对理论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与批判精神的培育道路。因此，对经典;文本的批判性阅读和研习就成为必要路径。 一、理性的力量：世界是用理论来表达的 对处于我们身外的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类如何去实现思想上的把握和理解？又如何在这种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来实现人类自身的设想和想象，使外在世界成为内聚着人类的存在意义的属人的世界？外在的世界惟有在人类能够予以理解的前提下，才具有其价值和意义。在文化知识史上，人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神话与宗教、常识、科学与哲学，都是人类用以解释和试图赋予外部世界以意义的方式①。每一种理解的方式，又都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成为或仍然是主导性的基本解释形式。其中，不同的解释形式之间又存在着基于解释力的强弱、解说的合理性与真理性方面的竞争。并且，在人类还无法达致对外部世界完全理性的把握之前，每一种解释方式就都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相对的存在意义与解说的价值。因为，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存在着一个物种学意义上的限度。正如康德所言，理性是人类拥有的一种限度的能力。但是，随着知识的增长与进步，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逐步取代了神话、宗教和经验常识，成为支配性的用来表述外部世界的、理论化了的知识形态。罗素指出了这种知识发展的趋向，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②。科学理性每前进一步，宗教就退后一步。这就是思想与理性的力量！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形式取得解释和表述世界的支配性地位，源于其特有的概念、概念框架和分析解释模式。世界是通过理论得到系统的表述和表达的。黑格尔曾言，世界是思想中把握的实在。每一种理论体系，都由作为基点和原点意义的概念构成，由此来构成解释世界的解说框架结构层次。不同的框架层次之间又以逻辑来连接，作为解释力量的根基和保障。思想的力量，来源于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这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特质。有了理性和逻辑作为基石，人类才能够形成对外部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有效、合理的解释。从而，人类才能够在合理解释世界的同时，更有能力去实现和创造属人的意义世界。对此，马克思豪迈地宣告，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并且在批判此前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时指出，理论的指向在于改变世界③。阐明了理论和思想具有的实践功能和变革现实世界的力量的道理。 二、法律教育中理论思维与批判精神的培育 法律教育的宗旨，在于培育对法律具有深厚的理论理解和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站在法律的立场上，通过展现法律的理论力量，在法律的概念框架里去解释并变革现实的生活世界。法律的学科建制和学院式教育，应当通过特殊的学术训练，建构起从法律理念、价值追求到具体的法律知识、实践操作技艺的完整知识体系。法律科学既是实践理性，用以定纷止争、裁判利益冲突以维护秩序与安全；更是理论理性，包含着法的形而上理念和终极价值追求。法律本身内在地凝聚着价值，并且是分配价值的权威性规则体系。同时，法律并非仅仅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更体现为人类的一种信仰，即对法律的正义理想的信念。也就是说，法律是实然性与应然性内在一体化的知识。有如拉德布鲁赫所言：三种对法律可能的思考向我们表明：涉及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事实的法律思考它构成了法律科学的本质；评判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价值的法律思考法哲学通过它得以体系；最后，超越价值的法律思考，是本质的或者无本质的空洞性思考，这是法律宗教哲学的一项任务。;④法律本身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不是固定的结论，也不是枯燥的条文，而是包含着价值、认知、评判和信仰，并且还要追求生活的意义，追问并探寻理想生活的真善美。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孜孜不倦地求索生活的意义，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进行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想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⑤。在法律教育中，既要进行对实然意义上的具体法律知识（即部门法学）的传授，更要注重在更为宏大的理论理性的视野中思考法律的意义和目的、价值与理想。唯有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出发，才能真正地建构出对法律的根本性理解。并且，通过理论理性的培育，逐步发展起学术的想象力、确立尊重法律的信仰和以法律为武器去反思批判社会陋弊、变革现实社会。若仅视法律为以强制力为基点的裁判术;，这种工具主义和操作主义的态度，必将导致法律理想和精神的衰落。失去了法律正义理念的生活世界，又将退回至通行丛林法则;的前文明时代。如何在法律教育中进行对理论理性思维、想象力和批判精神的培育？以大学的学院制度为基础，应当注重对经典;文献的细致化研究和分析性解读。因为大学制度本身就决定了（限定了）与现实具体的社会生活的距离;，法律教育的学院制（或称学园式，而非学徒制）性质，也就规定了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来拉近与社会生活的距离;。在阅读中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并最终引领法律的实践理性，实现法律承载的价值理想。如何理解法律？黑格尔深刻地指出：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法。;⑥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并且越是理论的，就越是实践的，在理论世界中去审视现实生活，通过现实生活世界来检验和发展理论理性。 #p#分页标题#e# 三、阅读经典;：精神价值与时代意义 培育理论思维能力，应当通过阅读和分析经典;作品来实现。什么是经典;，经典;作品具有何种价值，阅读的意义在哪里？自人类社会文明开端，人类就在不断地思考外部世界、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无数的思想家在苦苦求索中，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个时代都曾经有杰出的思想家对人类知识的批判性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都存在着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深刻思索。但凡能够历经时间之尺度;检验的，都是后世应当虔敬对待、认真分析与解读的经典;。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深刻、最诚挚的思想之源。每个时代都面对着不同的问题，但又都要共同面对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正是这种问题或难题;的共同性即面对人的生活，决定了必须认真对待前代思想者做出的解答。并且，这些解答都彰显着其精神价值与时代意义。凡是无视或漠视人类思想遗产的，都将导致在谬误的认知中盲目或偏执地生活着、实践着。唯有认真对待、阅读和研习经典，才能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舞动精神巨人的思想之羽翼;，去追求我们的生活之真善美和生命的本真。并且，在阅读活动中，体味知识增进的愉悦和逐步完善健全的理智。法律教育的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在认真地阅读经典文献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和培养。在思想史上，无数卓越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人本身的价值、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及正义与自由，都进行过天才的想象和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探求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更应在理论理性高度的抽象层面上去思问。法律是由正义与自由理念支配而型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庞德曾言：二千四百年来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思想家提出权利之正当性到底渊源于自然还是仅仅渊源于立法和惯例这样的疑问，到当代哲学家追求社会控制的目标、伦理基础和永恒真理在所有关于人类制度的研究中，法哲学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⑦唯有在理论理性的视野中，通过阅读经典思想家的作品并与思想家共同思考，才能对人类社会的善;进行最为彻底的审视并探究到其本意。 四、诠释经典;：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 法律教育中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涵养，实质上就是进行体系化的概念思考培育。这个世界是用理论来表达、思考和记录的。理论思维是用概念来思维，并在由概念建构起来的框架体系中逻辑地思维。概念是认识事物的最基本单位，是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表达和概括。概念之间逻辑的关联，形成具有层次性的理论命题，包括核心命题和分支命题。正如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指出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纲领，都有其硬核;作为中心命题以及用必要的辅假说;构成核心命题的保护带;⑧。凡是具有鲜明体系化性质的理论，都有其作为理论假定（或假设）基点的理念，并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建立分析框架，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理论命题。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且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并且，全部被认识的东西必须也是作为一种统一性、作为概念的一种有机组织而出现;⑨。每一种理论体系都在其由概念框架之内进行着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解释。概念框架本身也构成了理论体系的边界和限度，即在理论边界之内对事物的解释都能够形成逻辑自洽与解释的合理性。超越限度的解释则导致康德意义上的独断谬误;，从而产生理性的僭越，即判断的失效。例如，作为科学知识的对立面，宗教一直主张其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事物，但我们都清楚，能解说一切的不是真理。现代的科学理论，则明显地表达出了理性的谦逊;。究其缘由，所有理论的解释力都存在着源自理论自身的边界和构成性限度以及特定时代的限度。 阅读经典的方法，首要的任务应当对作品做出基本的把握。作为分析和诠释的对象，从中析理出其基本假定、作为基点的理念和中心命题，以及论证的方法和逻辑关系。在进行对作品的阐释时，要有问题意识;，即应当探清作者欲图说什么，其言说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运用的思想资源、所持有的价值立场以及归属的学术传统与学术流派。也就是说，在此阶段的工作是尽可能全面地述;。描述意义上的述;，是最基本的阅读形式，也构成了对其进一步进行评;即批判性诠释的基础。对于如何阅读与诠释作品，休谟的命题提供了一个优越的方法论启示，即从是;（tobe）到应当;（oughttobe）。我们要在清楚地把握作品的事实概况的基础上，再去作评价、判断或批判。在对经典思想家的作品进行述;的过程中，可以想象为行进在思想探险之旅，是在与其进行一场思想对话;。通过对话;，沿着思想家的思路来思考，学习其思考的路径、方法以及表述的风格。在这种跟着思想家一同思考;中，进行理论思维的训练和学术想象力的渐进培养。这是我们阅读经典思想家;的初始阶段。当然，阅读经典;并非仅仅意味着只能在其思想范围之内来思考而不越雷池一步。真正有价值的阅读，是在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形成一个诠释性的循环运动。任何读者;都在阅读和诠释作品;的过程中进行着再建;或重构;。在这里，文本就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诠释着论证自己合法性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⑩。因为作为知识发展的定律，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理论反思与批判，它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整个的生活样式;?。康德极有教益地指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同样也是我们批判性诠释经典;的口号。阅读与诠释经典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思维训练价值和实践指向意义。因此，在法律教育中，如何进行理论思维、学术想象力和批判精神的培养与训练，应当成为新世纪大学制度中至为重要的教育常规。通过阅读与诠释经典;，在传递人类历史上卓越思想家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必将丰富时代的精神气质、思想活力，促进知识的理性增长。#p#分页标题#e#
关键词：法理学；教学改革；生活场景教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0）12-101-02中国论文联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基本上都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框架、教学体系。法理学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基本理论素养、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非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法理学的教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教学效果无法提升。当下，一些高校在法理学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不揣浅陋，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我国法理学教学中的疑难症结与改革理念
法理学是法学教育中的基础课程，以介绍整个法律学科的基础知识、法律原则为主旨，注重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律概念、法律精神、法律素养的知识训练。作为法学教育中为数不多的纯理论课程，法理学致力于提升法科学生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认识法律、运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在我国目前的法学课程体系中，法理学一般被安排在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进行学习，课时通常为70到90学时。由于中国大学法学院是本科式素质教育，所以从高中刚刚考取大学的学生大都没有或缺乏关于法律现象的一般知识，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突然接触到较为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一时无所适从，尤其对于高中阶段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对于法理学课程所涉及到的概念、原则和精神难以有效地认知。根据笔者调查，法科学生对于法理学普遍存在陌生感，对于抽象理论知识有畏惧感，甚至由此而削弱了学习法律的兴趣。同时，法理学的教学内容相对陈旧，与社会现实具有一定距离，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案例教学无法有效展开，这些外在条件也妨碍了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发展来说，如果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正确的法律世界观、扎实的法律理论基础，就很难确立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职业伦理和职业追求，更遑论成为一名具有良好法律思维并能准确运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冲突的法律人才。
所以，法理学作为整个法学教育的入门端，积极尝试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法理学应该具有一种不断诠释现实并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实践指向。过去我们的法理学教材和课程设置过分强调“知识传承”（尽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如何在教学中体现面向实践的引导指向，使法理学留给学生们的印象多是“抽象空洞”、“脱离实际”。因此，在法律本科的教学中，如何使法理学摆脱这一尴尬境地，既让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培养扎实的理论素养，又能使学生对法律产生浓厚的兴趣、掌握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成为我们近年来法理学教学和教材改革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
从教学理念的改革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出发点，使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体现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的融合。我国法学教育历来担负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任务，许多法学专家就认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1]。以大众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法理学教育忽视了法律所特有的专业性、实践性特点，不利于整个国家法治发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当下，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从法科学生综合的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等方面通盘考虑，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人才，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愿景。在法理学的教学改革中，应该把握的理念是：增强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注重教学方法中所包含的社会现实内容，真正把对学生思维的培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实现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宗旨，有效促进学生全面深刻地掌握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内在精神和原理，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思考法律问题的能力；注重知识讲授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通过案例教学、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多种方法，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技巧，同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职业观。
从教学改革的重点来说，我们应当根据法理学的学科特点，在传统的突出抽象概念、注重逻辑联系、讲授知识体系的教学方式基础上，适当变更法理学的教材结构和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方法上实现相应的变革，增加社会实践性内容，以改变法理学教学内容空洞、课堂教学僵化枯燥的现象，凸现法理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实践或实证色彩，让法理学教学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这一学科所应有的学科功能，使学生能够有系统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学术素养，以及把这种知识素养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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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二、法理学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我国法理学教学中存在的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教学方法枯燥的现象，法学教育者们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法理学教材的重新编排，增加与时代进步相关的新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改革教学方式，尝试诊所式法律教育、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等等[2]。总体来看，我国法理学教学上的主要变化趋势是：教材内容一分为二，教学方法日趋多元，教学方式日趋灵活。例如，法理学教学内容上的一分为二：将法理学教材分为两部分，低年级讲授基本法律知识，抽象性较强的法律问题留待大二或大三进行。目前，浙江大学已率先进行此类改革并实验教学多年。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出版了此类教学改革的教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法理学课程从1999年秋季起已一分为二；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其他不少学校也正在准备进行类似的改革[2]。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推广网络教学、案例实验、真实法庭模拟等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一分为二的教材体系改革。针对法科学生不同阶段知识背景的差异和接受能力的不同，区别大一新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两个不同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我们可以对课程设置体系的进行微调，将原来在大一开设的法理学课程一分为二，第一部分放在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开设法理学中较为浅显的法律基础知识，即“法律引论”或“法学导论”，旨在引导学生从易入难，逐步进入法律的世界，这一课程体系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一些地方较为常见。同时将法理学中较为抽象和思辨的部分留待大二或大三开始，即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法学”或“法哲学”，主要讲授法律学科中经典的法律命题、法律方法和法律原则，旨在培养学生深厚的法律哲学素养和完整的知识结构。由于这时的学生经过了两年的法学专业知识学习，尤其是学习了部门法，对各种法律现象已经有了基本的认知结构，所以再学习法理学相对较为容易，教学效果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我国法理学这种一分为二式的改革自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因为传统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中的确包含了许多非法理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多属于法律制度的知识，比较适宜于一年级学生。而法理学本身的内容，对一年级学生来说，却过于深奥难懂。一分为二有助于合理区分两者的界限。否则，前一个部分的内容无法安置，因此，这类改革的前提和归宿最终会归结为对法理学自身问题的理性把握，向有利于法理学学科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一思路并不一定源于对法理学性质的自觉反思，但是它展示了一条将法理学与非法理学相区分的思路，并获得各院校教学组织部门的支持，为最终解决法理学的内在科学性问题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2]。更主要的是，这一区分既凸现法理学作为理论法学应有的学科功能和价值意义，又满足了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研究法学相关学科在自身知识基础上的不同要求，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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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2、生活场景的教学方法改革。法学作为一门面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学科，强调的是面对现实的生命力。相应地，法学教学是必然是将社会中的法律现象提升、凝练为法律知识的过程。在法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推行“生活场景教学法”主旨在于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知识传递方式，把法理学的教学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中传递法理学知识就是采取一种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把知识传授的起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或情景，并通过解释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来引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论思考。例如许多法律电影毫无例外地给学生叙述了一个法律故事，我们可以以故事为切入点来启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在教学实践中结合一线教学的实践要求，精心挑选一些法律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中发生的热点事件，比如《十二怒汉》、《费城故事》、《秋菊打官司》等著名的中外法律影片以及“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延安夫妻看黄碟案”等热点和疑难案件，围绕其中展现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法理学中的理论问题。
3、交叉学科的教学内容改革。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需要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支撑。我们应该加大法理学相关领域的深化教学，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让法理学教学穿梭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法理学是一门涉及内容宽泛的法学基础学科，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甚至神学等知识体系都与有着密切关联。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对于法学的影响日益剧增，这也是由于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定共通性。因此，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如果仅就法律来谈法律，那么无论如何是说不清法律的。结合法理学的这一特点，尝试在本科生中逐渐增加比如法律与文学、法律与语言、法律与社会、比较法学等相关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法理学或者理论法学的范畴，是对法理学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4、实践导向的教学目标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职业化人才，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必然要求。许多学校已经开展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等等，但大多是零星进行，并没有彻底融入到法学教育的整体进程中来，也缺乏各方面的保障。以法学教育理念的改革为目标，将实践性教学方法贯彻到法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是实现我国法律职业背景下法律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例如案例教学法，法律职业训练中的案例教学并非传统的运用一个案例来解释一个知识点，而是通过典型案例的研判来了解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和操作技巧，启迪思维，进而达到使学生能够独立分析案例、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学习目的。再如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如同医学院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设立某种形式的法律诊所，使学生在接触真实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训练，常见的是法律援助中心式的法律诊所，它使参加课程的同学不仅学到了有关的知识，而且也学到了传统课堂以外的技巧、能力、职业道德，学会如何把抽象的条文使用到具体的实施之中。中国论文联盟-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j]、法学家,2003,(06)、
[2] 葛洪义、论法理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j]、法商研究,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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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思维，大众思维，法律教育
法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关涉的学问，因此法律实践活动是在法律理论指导下的由法律思维所指涉的活动。这不仅是一个形而上的思维观念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指向具体对象或关系的法律适用的问题。，无疑是需要在长期的法律专业教育中培养成长，并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这里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即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法律思维的大众化意向和法律教育的定位。
一、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
法律虽然是人类社会自始以来就已存在的，但真正形成以法律专门人才运用其学识赋予历史积累下来的大量法律规范以结构和逻辑性的培养模式，却是始于11世纪末的波伦亚法学院。[1] 由此在欧洲将分散的法律认知方法通过集中式的传授方式，给予法律人以共同取向的法律思维，使法律知识成为至少在职业共同体内具有类似基础的共同语言，成为法律职业人沟通、交往的基本途径。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共同法律思维交往的结果是促使法律知识增长的重要手段。[2] 因此，建立在共同法律思维基础上的法律职业群体的形成就势在必行了。[3]
在明确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之前，有必要对何谓思维做一个说明。何为思维，对于古希腊哲学家而言，已是一个在努力探索的问题了，如柏拉图所思考的“善”与“正义”，亚里士多德对“形式”与“质料”所做的区分，无一不是思维的结果。直至黑格尔对思维的本质之考察，使人们明显关注思维的权能，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思维做了深邃的剖析：①“首先就思维的通常主观意义来说，思维似乎是精神的许多活动或能力之一，与感觉、直观、想象、欲望、意志等并列杂陈。”②“我们既认思维和对象的关系是主动的，是对于某物的反思，因此思维活动的产物、普遍概念，就包含有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4]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思维是主观的，有某一客观的物与之相对立；同时思维也是能动的，是某物在人的思维意识中的反映，可以通过反思来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这个意义而言，黑格尔所揭示的思维本性正是笔者在此考量思维的依据所在。
无可否认，法律思维与哲学思维有着极大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哲学思维面向的是事物的整体的一种抽象，而法律思维既存在哲学思维的特点（如立法活动是面向整体、抽象的活动），又存在面向局部、具体的事物及其关系的活动（如法官对具体的人与人、物之关系所做的判断）。因此，有学者总结了法律思维的要素，认为法学的思维就是判断；法律工作就是行使判断力；法学的注疏学是法学思维的第二个要素；通过形成新的规则，进一步发展法。[5] 这种归纳是正确的，如果再加上一个理解环节，形成理解-解释-判断-创设-理解这样一种循环的过程，法律思维才能达致真正的成熟。
法律思维的基本取向究竟是什么呢？这应该从法律思维的功能着手来进行考量。总括起来，法律思维具有如下的功能：①统一法律思维基本类型的功能。如前所述，法律思维针对具体的个案或抽象的规范整体的认知活动。从抽象层面看，每个具体的法律人需要与整体规范的意义域发生关联，即从规范整体中理解、解释、判断法律的意义指向。[6] 从经常台层面看，法律人与之相关联的不仅是规范整体，而且包括具体的事实构成，于是必不可少地涉及到事物的“先见”或“前理解”。[7] 因而有必要再法律思维定式上取得一致。[8] ②提供法律人相互理解、论争直至创新的基础。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类社会的关系依语言为中介来维系相互间的交往。统一的法律思维有赖于法律语言的统一，从而将所有的法律活动涵摄于法律思维。③形成真正的法律权威。由于法律判断在适用中属于一种独断的判断，[9] 因而相对统一的法律思维能保持与大众思维一定的距离，从而保持一种距离感而产生权威，这在法律过程中是必需的，否则会形成大众内心的不尊重。
综上所述，法律思维的局部取向立足于统一的法律知识传授，形成统一的思维取向以谋求法律认知活动的基础，最终实现法律的目的-人类社会中的正义、善和人的价值。
二、法律思维的大众化意向
依循上述法律思维发展的路径，毫无疑问将出现法律职业专门化的趋向，并由此形成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对峙。这是在社会发展中由于分工产生的必然现象。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就一定存在法律人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呢？在我国的现实中，实际的情况是法律思维过于大众化。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司法统一考试虽然在2003年提高了门槛，只允许拥有本科学历者参加，但其中多数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士，于是一位从未受过法律专业知识传授的人只要通过司法统一考试，就可以成为一名律师甚至理论上可以成为一名法官或检察官；我国历来倡导与群众密切联系，在司法上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于是诸如“送法下乡”、“法官咨询”的活动在各地屡屡发生。与此相应，考虑到我国民众历来法律意识淡薄，对于维护自身的权利和遵纪守法的观念缺乏传统，因此国家虽已实施多年的普法运动但实际收效却甚微。总体而言，我国的法律思维的大众化意向太过明显，需要的是发展法律思维的专门化。
在此不得不留意波斯纳曾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如何防止法律专门人员自己成了一个职业特权阶层，其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判断都有重大不同？换言之，如何保持法律既通达人情，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和反复无常？”[10] 这并非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在实现法律思维专门化的进程中，如果只一味地塑造法律的专业思维、专门术语，结果可能是一份普通的司法判决书对于大众而言也无异于天书；同时如果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完全融合，法律将成为任性的代名词。回顾法学理论发展的阶段，如概念法学所追求的“概念金字塔”，从其顶端屹立的一个最高概念出发，推导出抽象的和一般的概念，再推导出许多具体的有内容的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阻隔一切社会现实需求而自我繁殖-虽保持了法律观念的高度专业化，却导致了自我封闭；利益法学在实践上使法律面向生活，排斥逻辑优先的概念法学，以生活价值居先-虽保持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却抛弃了法律的专有逻辑，导致面对众多利益无从决定何者优先。[11] 这两种法律体系现已成为历史的一种面相，从中可见无论是过于自我封闭或过于大众化的法律体系都不利于法律的成长。
在此所谓的法律思维大众化意向，并非意指法律语言、思维等与日常生活的彻底融合，而是指法律语言、思维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而独立、封闭地成长。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史中，人类已成为生活在社会中的动物。人的生存通过语言这种中介物，能对事物进行抽象式的思维（如抽象地提取各种类型概念）；同时思维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这是人类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和个性的表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说过：“这种交往实践的职能就在于，在一种生活世界的背景下，争取获得、维持和更新主体内部所承认的具有可批判性的运用要求为基础的意见一致。”[12] 按笔者理解，这里有两层涵义：一是人的交往立基于生活世界背景。联系到法律领域即是法律最根本的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法律既统治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又在人们的行为有冲突之际予以援手。二是人类的交往行动建立在可以相互交流各自意思的基础之上。统摄于法律即是既然法律服务于人类，那么就需要构建一个人们进行法律交流的平台。也就是说，在法律思维和大众思维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使法律思维不至于成为生活世界外的孤岛。既要使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主体间性”，又要使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法律思维，这绝非易事。在此实际上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应培养哪些类型的法律人才，是否需要培养一类介于法律职业和大众生活之间的类法律人或法律中间人，以其所具备的法律思维与大众接触面而服务于大众生活世界。这是笔者下面将予以考量的问题。
三、法律教育的定位
现代社会要求高等教育能够按照各学科的分类为学生提供精深的专门知识，同时又要求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沟通。惟其如此，高等教育才能适应社会日益精细的分工和日益频繁的交往、沟通的需求。因此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既要教授学生以深厚的专业知识，又要使学生学会实际应用的技能。具体到法律职业教育同样存在上述两方面的基础性要求。[13]
我国法律专业的真正繁荣时间并不长，相较于西方国家在法律理论上的研究差距甚大，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因而在我国尚处于探求法律知识和形成共同的法律知识背景的阶段。这正符合卡尔·波普尔的一句话：“人们对问题进行有效的批判讨论，只要是无意识地，就要依赖于两件事：所有以达到或接近真理为共同目标的各方都能接受，以及相当数量的共同的背景知识。”[14] 因此法律教育的立足点在于透过法律条文存在的表象，深入考量隐藏在条文背后的法律原则、论证体系和社会目的，反映到课堂教学上就是对每一法律规则的提出，需要从其缘起的条件、发展的历程以及根植的法律原则等方面，通过严密的法律论证确定当前所选择的社会价值。对法律规则或条文的这种解释，不仅可使学生易于理解、接受，而且可使学生学会探索法律知识最为重要的方法，形成一套独特的法律思维模式和以共同法律知识为背景的先见。这是我国在相对缺乏法律背景知识的前提下首先要实施的工作，也是培育法学专家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熟练掌握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法律教育必需与实践相结合。人在社会中为增进知识的增长而从事积极的活动，都是以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为前提的。诚如康德所认识到的，理性包含了任何现实的经验，但现实的经验却不能构成理性的全部，[15] 有一部分理性需要依赖于理性实践后的反思得出。之于法律更是一种预设的体系，需要通过实践证实或证伪，从而以理性人的意志之反思，重新认识法律的预设。因此在法律教育中，实践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这种实践应该是在理论指导下人的一种自主行为。笔者认为这种法律实践活动主要是以法律思维为基础的，是一门专门、专业的职业活动，其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鉴于现代社会的需求，法律职业人员必不可少地要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知识的交叉，形成一种建基于广泛的社会知识背景下的法律职业群。
最后，法律教育需要培养一类既具备法律思维又倾向于大众思维的法律中间人。这类人员非经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法律职业人，但他们通过一定的途径如法律培训班等掌握了一定法律知识技能，形成诸如企业法律顾问、社区法律顾问等，让他们以贴近大众思维的方式，既解决企业、民众对某些法律问题的疑惑，又可以承担在社会中传播法律知识的职责。这类人的数量可以远大于法律职业人员，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大众、法律中间人和法律职业人这样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使法律活动顺畅地承上启下地运行于社会结构之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的重点在于训练一批具备专门法律思维的法律职业人，包括具有精深法律理论的学术人才和理性实践能力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当然鉴于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些专业法律人不仅应具备法律思维，而且还应涉及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然后通过培养以大众思维为取向的法律中间人，让他们成为承载联系大众与法律职业群的桥梁，彻底改变法律人的大众思维倾向。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法律系）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152页。
[2] 波普尔认为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主要是基于科学意识的形成，由非暴力的理性批判取代对错误的消除。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在法律领域中，运用共同思维对法律论证的批判，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3] 法律家共同体形成的标志首先在于：“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步。”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4]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74页。
[5] 参见[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6] “任何人如果适用了某个具体法律规范，等于说事实上适用了整部法律、甚至即整个法律秩序。”R、 Stammler， Theor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Halle 1923， S、15、 转引自[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7] “先见”是加达默尔的说法，“前理解”是约瑟夫·埃塞尔的说法。“先见”是一种具体人评价事物时所必备的理解平台，其先前的生活阅历、知识等构成了理解倾向的基础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因此加达默尔认为只有形成“先见”与法律本文的视域融合，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才会开始本文的意义世界。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同时参见王晓、董必秀：《判决理由：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8] 如有学者总结了法律家的思维方式：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通过程序思考；注重缜密的的逻辑，谨慎对待情感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等。参见前引[3]孙笑侠书，第280页以下。
[9] “法官必须确信自己诠解的权威性，否则在表达出来以后会难以服众。因此，法官最后只能做出独断的判断：与立法者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本文对社会的适应性；与民众也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适用变更的可能性。”前引[7]王晓、董必秀文。
[10]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1]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以下。
[12]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洪佩郁、蔺菁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3] 季卫东教授认为，现代式法律教育和相应研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实用的精致的法律解释学积累。其次，空灵的、创新的法学理论的探究。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14]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