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因子分析，岭回归
一、引言
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制约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疆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偏低，而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偏低的原因在于新疆农村居民观念陈旧和对教育和科技及医疗重视不够及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要增加新疆农民收入、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保持农村稳定，重点和核心还是提升新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亟需加大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以有必要对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增长超过投入要素的增长的经济现象[[1]]。Becker（1964）以微观经济理论为科学基础，使人力资本理论更加系统化[[2]]。Mincer（1958, 1974）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3]-[4]]。Romer（1986）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业论文，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5]]。Lucas（1988）强调了人力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具有递增收益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6]]。
国内学者对农村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在于四个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内涵；农村人力资本现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而研究重点和核心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周晓和朱农（2003）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特别明显[[7]]论文开题报告。侯风云（2004）运用明瑟模型及其它的线性对数模型估计了我国农村不同形式人力资本收益率[[8]]。李勋来（2007）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出增长的关系[[9]]。龙翠红（2008）选取1985年到2005年间的有关农村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10]]。孙健和白全民（2010）用改进的形成基础法测算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贡献率低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11]]。这些学者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对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主要是教育存量法，而没有考虑另外几种类型的投资，显然不能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有必要对农村人力资本有个全面的估算。而且对于农村物质资本和农村产出的估算方法和结果差异较大，还需对农村物质资本和农村产出的估算作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发展新疆的背景下研究新疆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有其现实意义。
基于这种分析，本文在构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研究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新疆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找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视角下的新疆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试图得出一些有益于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结论，提出提升新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促进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测算
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进行测算，因子分析方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因子分析方法就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具有代表性且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它的优点是，这些因子反映了原始变量所代表的关键信息农业论文，这将有助于减少变量的数目，方便研究多个变量间的关系。本文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测算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
（一） 评价指标选取
评价指标选择标准遵循三个标准：（1）指标的全面性。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团体、个人；考虑投资结构，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在职培训投资、迁移投资；考虑投资的存量与增量。（2）指标的科学性。指标的选择依据人力资本理论，指标能较真实地反映人力资本投资水平。（3）指标的可获性。指标能从统计年鉴或网站直接获取，或者通过一定的计算可以得到指标的结果。依据这三个标准，本文选取了能反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的12个统计指标，评价指标如下1：
X1: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2；X2：农村平均文化教育及服务消费（元/人）；X3：农村中专以上比重；X4：农村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元/人）；X5：农村初级中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元/人）。X6：农村平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元/人）；X7：农村每万人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个/万人）；X8：农村平均交通和通讯支出（元/人）；X9：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10：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元/人）； X11：农村每万人拥有农业技术人员（个/万人）；X12：乡村就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重。
（二） 分析结果
1、 KMO和Bartlett检验
KMO检验是用于检查变量间的偏相关性，KMO统计量越接近于1，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当KMO统计量在0、5以下时则不适合应用因子分析法；Bartlett检验是对变量间彼此独立进行判断，如果相关阵是单位阵则因子分析法无效[[12]]。从表1可以看出，KMO值为0、652，Bartlett值为318、9249，P＜0、0001，所以适用因子分析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表1 KMO和Bartlett检验表2 特征根和累计贡献率
KMO检验值
Bartlett球形检验
0、65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318、92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实证分析
一、引言
金融与经济发展间关系一直是各国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Goldsmith（1969）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是，金融发展的实质即是金融结构的变化。1973年麦金农（MacKinnonn）和肖（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的金融抑制（压制），实际利率长期低于均衡利率水平甚至负利率。levine（1997）认为金融系统的作用就是消除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而产生了市场摩擦，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率角度对农村金融进行理论解释，采用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办法，用实证方法论证了重庆市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路径。
二、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研究方法
本次分析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做到全面、协调的整合，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次分析出变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在整理完材料之后，得出变量之间的协整和回归方程。显而易见，得出了全国农村的发展状况，更加能够体现重庆农村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呈现的关系，即正相关关系。
2、指标选取
（1）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农村金融相关率FIR。FIR是指一定时期内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的比值。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项目等。通过调查与了解，得出农村的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我们对农村金融资产进行了研究，包括农民持有的现金和储蓄。实物资产价值采用农业生产总值指标。
第一，农村人民家庭持有的现金量。中国传统的消费观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在新中国时期，纸币成为流通的主要工具。在现阶段，将可获得的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作为指标。
故农村持有现金总额=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农村居民人数
第二，农户本身的储蓄量。此者包括各个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农户的定、活期存款。本文采用重庆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农村储蓄用来计算农户储蓄。
金融资产=农户持有现金+农户储蓄
所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农业生产总值
（2）农村经济发展指标。虽然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业仍为主要产业，本文所选取的农村经济发展指标是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大农业的生产总值Y来代替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均折为现价表示。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根据1998至2011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人均支出额、存款余额、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有关数据整理而得到下表。
4、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ADF方法对Y和FIR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三、结论与建议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存在，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成为薄弱环节。当FIR变动一个单位时，在理论上本来可以通过金融效率的传导作用，使得农村经济增长6345、074个单位。由于农村金融的不完善和农户自身融资的局限性等各种因素的存在，导致FIR的作用严重削弱，并没有发挥其实质意义上的作用。因此，重庆市应该大力发展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首先，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要一切以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真正的务实，把金融机构的职责履行到位。其次，注重细节，紧抓效率，充分利用重庆直辖的优势和两江新区的带动作用，多给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自由。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积极作用。再次，要注重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创新要提上日程。最后，要充分整合一切积极的因素，共同发挥它们对重庆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雷蒙德、戈德斯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周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35，78-99，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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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洪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2011（11）、
[5]刘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
[6]谢琼、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Granger因果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5）、
[7]何亚玲、转型期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1（3）、
【关键词】新农村 经济建设 生态农业 实现途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思想理论，其在指导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笔者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对于明确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农村经济建设的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和思想中，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马克思系列理论著作中，无不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其以“实践”检验真理为基础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主、选择、自为以及创造性的高度统一，人是参与实践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其所固有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论述是其在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是辩证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融入了西方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学说，又批判了这些学说的唯心主义内容。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主体性的人具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是必然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重点着眼于“改变客观世界”，这是其哲学思想与以往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主体性、人是实践的主体进行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主体就是必然等同的，只有具备自我、对象意识后，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才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马克思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自身与人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张自然界与人之间互相为对象的辩证关系，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过程中，自然界也同时以人作为对象，对人产生反作用。由于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必然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客观的制约性。因此，人类改造世界必须要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社会与人之间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如果离开了社会具体的人就不存在，而离开了人的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人与自我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谐观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具有四层互相联系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的总体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和统一性是世界历史观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第二，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整体和局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第三，世界历史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属于更高阶段，属于彻底解放人类的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阶段。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历史观、世界观以及主体性理论等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有助于明确马克思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相对于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巨大冲击，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二元城乡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减少也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乃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③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在实践中履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发展特色农业、集约型农业。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推广种植新型、高产的农产品，提高农村居民农业种植的技术水平，发展集约型农业，以实现全面提升农业产出效益的目标。同时，要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挖掘农业的潜力。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通过深度挖掘农村耕地的潜力，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它工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镇驻地，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加工这一增值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积累大量资金，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此，技术型农业、科技型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简言之，农村经济建设就是要注重效益、生态并重，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④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强调的人的“实践”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维护以及发展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必定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受益主体。因此，新农村经济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引导，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农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要从思想上、工作中把农民放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环境，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如果广大的农民群众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新农村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激发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必须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要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内涵、最终目标以及最终利益获得群体，让农民知晓经济建设是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激发、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我们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才具有了更可靠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农民的选择性，只有农民明确了想要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经济建设才具有了必备的“人力资源”。相比能动性、选择性而言，创造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作用，农民的创造性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取决于能否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称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果。⑤
最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载体，尊重农民的自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利，使他们能够主动、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体现，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新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够承担起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任，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群众自身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发展的主要标志，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和谐观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和谐观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提出的人的自然、社会以及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的理论来源，能够激发广大的农村居民参与到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浪潮中去，为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的论述，包含了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关于人与社会辩证的统一关系的阐述对于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当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居民要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通过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客观规律，逐渐掌控这些规律的变化，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农村居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客观实践之间“信息”、“能量”以及其它物质的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以及健康地发展。⑥
其次，和谐观对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现途径具有指导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倡导的内涵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为根本出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保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过度的索取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畜牧养殖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二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以镇、乡为主的基层政府的决策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关，决策正确将会有助于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紧紧围绕“服务农民、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三是以塑造新型农民为关键，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新型农民的培育必须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使农民成为“技术水平较高、经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民，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小结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成功、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能否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激发农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唐学文：“新农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②左然：“构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人民论坛》，2006年第7期，第56～58页。
③付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思考”，《现代商业》，2011年第24期，第173～174页。
④黄剑：“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探讨”，《商业时代》，2010年第9期，第121～122页。
⑤戚中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新农村建设的实证分析与策略研究”，华东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9～15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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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
Abstract:WiththeenteringofChina’swell-offsocietyofaccessto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salsofacinganewdevelopmentofthecorrespondingruralareasandfarmersisalsotoaddresstheissueputontheagenda,theCPCCentralCommitteeputforwardthebuildingofnewsocialistruralareasofthehistorictaskThisisnotonlyaresponseto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butalsototheconceptofscientificdevelopmenttoguidetheuseofthepractice、
Keywords: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the"fivebalances";newsocialistcountryside;the"threerural"
前言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原则，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首先，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同时遵循自然规律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为了更好的实践发展观，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这“五个统筹”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目标，展示了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人民需要努力做好的近期目标。科学发观展观一经提出，就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全国各地均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广人民群众的心声，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魅力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是时展的需要。
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城市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一跃千里，然而相比之下农村则大大的落后，城乡差距日益突显，“三农”问题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农业怎么发展，农村怎么建设，农民怎么致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农村占据国家的大部分比例，农民是国家的主要人口，因此，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动摇这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牵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诚然，农民生活有了大大的提高，但是农村的问题仍是层出不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主要有：
首先，农村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农村经济只限于初加工阶段，这造成农村许多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麦秸秆，只是有极少部分用作深加工，而且由于当地没有深加工设备只能运输到外地，大部分则是当作柴烧或者烂掉，如出一辙，玉米秸也是这种命运，即将到手的钱就这样被浪费了；农村产业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农林牧副渔明显失衡，另外，近些年来，良田被占、牧场沙化、滥砍滥伐的现象严重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不平衡的程度，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农民真正要致富切实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切实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关注度。
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而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显落后，即使和我国的整个经济状况相比也是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贯强调科技兴农，尽管农民种田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但是，在便民种田方面仍有很大的欠缺。在一些落后的山区，公路、灌溉设施等配备设施依然没有解决。据调查，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的生活、居住、生产条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再次，农村科教卫生大大落后于城市。在农村，对于子女教育费等一些高且又必须的消费，依然有不少的农民支付不起，导致许多孩子失学，辍学；对于农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个极大的缺口，因病致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最终必将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
最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宏观调控更是不到位。集中表现在农民市场意识薄弱，传统计划意识依然占主流，同时互联网等先进媒介在农村得不到推广，信息交流比较差，加之地方政府宏观调控不及时，农民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现在看来，“三农”的滞后发展，影响了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影响了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最终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更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做出的英明决策，是党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一项历史任务。
1、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是发展重点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是如此。新农村建设要求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彻底改变农村现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转变看待农村的传统观念。国家发展农村的决心是坚定的，农村面貌在不久必将焕然一新。从目标上来看，这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又包含了对农民收入、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这一目标既包含了农村村貌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高，还包含了农村的党政基层民主建设的改善与提高，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3、新农村建设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也包含在“五个统筹”的战略部署内，即统筹城乡发展。国家把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见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即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上看，三大产业需要平衡发展，眼前农业明显落后，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大缺口；从纵向上看，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导致大量人才、资金涌向城市，农村因缺乏人才、科技和资金而愈显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顺应时代的要求，也是党在正确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础上提出的战略举措。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大事，决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它是每个中国人的事，与我们紧密相关，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共同努力，需要军民合作、党群一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地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不论怎么样，我们期待再次出现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创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从而也壮大国家经济实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正是农村发展的大好时机，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原则为农业发展、农村致富、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今后国家将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但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努力，农民要力争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建设。总之，农村经济的是否发展及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为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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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理论综述；国外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24-02
国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渊源已久。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国情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此基础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并揭示了其演变规律，指出劳动力分布结构变化的动因是产业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1]，由此形成配第―克拉克定理。但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建立起才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
一、宏观视角
1、刘易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2]。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结构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的理论模式。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只要工业部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固定工资水平，就可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3]。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代替资本，所获超额利润被用于再投资进行新的资本扩张，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负担，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从而得以摆脱低效开始真正发展。此时，二元结构经济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
2、拉尼斯―费景汉模型[4]。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修正和扩展，并在合作的论文《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1964年又在《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他们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有可能受阻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二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农业总产出下降的影响；三是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5]。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人口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确立“临界最小努力”的概念和准则，扩大了剩余劳动力的范畴。
3、托达罗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6]。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的分析》，阐述了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和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即：第一，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超过乡村收入，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继续；第二，当人口流动迫使城市工资下降，或迫使城市失业率上升，使城市的预期收入等于乡村收入时，流动就会停止；第三，当乡村收入大于城市预期收入，就有可能出现劳动力向农村的“回流”。
4、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7]。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中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农业产量的盈余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创立乔根森模型。乔根森认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当农产品需求被满足时农业发展就会失去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会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然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决定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由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总是提高的，因此工资水平是上升的。
二、微观角度
1、贝克尔家庭经济学[8]。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济分析》一文中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大量的社会学问题，并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概念，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形成家庭经济学理论。贝克尔认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2、斯塔克新迁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奥迪・斯达克等人提出新劳动力转移理论，他们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主体单独作出，而是由相互关联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例如家庭）作出的。在这种单位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预期收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9]。在他们看来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该家庭的绝对收人有所增加，而且能提高其家庭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回避农业生产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
3、推―拉理论模型[7]。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博格在拉文斯坦和巴格内研究基础上系统提出人口迁移的“推一拉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拉动人口迁移的积极因素，包括在迁入地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还有一种推动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迁出地的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导致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收入水平等等。这一理论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及制度因素做了综合。
4、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同年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0]，并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要支付成本，因此只有劳动力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其在产业间或地区间的转移才会发生。
三、文献述评
1、国外学者的宏观经济角度分析述评。国外学者的宏观角度分析多在严格假设条件之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进行分析，这与中国实际国情并不相符。但随着理论的开展和持续研究，限制条件逐步放宽，虽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却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前提下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忽视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该理论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较为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农业和剩余，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对立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但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显然与不事实符；托达罗模式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化大规模转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但该理论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不相吻合；乔根森模型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重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但它假设在存在农业剩余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这个显然与事实不符。
2、国外学者的微观经济角度述评。国外学者的微观角度则多从个人或者家庭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合理的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和目的，并为其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依据，对研究单个个体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该理论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新迁移经济学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模型，但却其若干假设和观点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推―拉”模型从城乡两头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好地说明了转移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需承载的压力和动力，对中国以及各个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或缺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等、现代市场经济实用知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Lewis，W Arthur、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36):46-51、
[4]费景汉，C、拉尼斯、劳动力剩余读经机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王萍、国外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理论研究综述[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59-63、
[6]W、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7]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成本构成为转型成本和交易成本(或称交易费用)。
交易成本是指完成交易本身所需的成本，如时间﹑精力。交易成本可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事前成本包括搜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契约成本；事后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突发状况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总成本构成也应该由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他们的大小都同样与农业经营规模相关。
转型成本又叫生产成本，具体由三部分组成：活劳动消耗，流动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
活劳动的消耗，对于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而言，由于家庭成员是以血缘为基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激励效果比较显著，同时在生产时间安排上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相反，大规模经营的农场一般采用雇工经营或集体经营方式，不仅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而且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并且随着农场雇工人数的增加或集体成员数量的增加，管理费用也要相应地增加。
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农业流动资本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良种和其它原材料等流动资产上。一般说，可以在较小面积的农地上投入更多的流动资产，也可以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少的流动资产。因而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没有直接关系。
对固定资本的消耗，农业经营规模大小与单位产品所分摊到的成本有直接的关系。固定资本主要体现在机械、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上，在购买和使用上具有不可分的特点。一般地说，农业经营规模越大，固定资本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在其生产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随着产量的扩大，单位产量所分摊的成本就会降低；而小规模经营的农产，不仅购买固定资本比较困难，而且利用也不充分，因而单位产品分摊的成本就比较高。
由于以上特点，在使用机械耕作的条件下，大规模农场的成本费用比较小，而小农户的成本费用则比较大。
交易成本，具有不可分的特点，无论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其交易成本大体相近。因此，农户经营规模越小，单位农产品所要分摊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近年我国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户对农产品信息掌握不完全，而农户要掌握农产品的完全信息，就要花费比较高的信息成本。对小农户而言，他根本无法支付高额的信息费用。
而在以机械耕作为主的情况下，农业小规模经营不但生产成本高于大农场经营，而且交易成本也远远高于大农场经营，因此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总成本也高出大农场经营总成本。
如上所述，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成本要高于大规模经营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居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小规模经营农户的不利地位，就要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因此，在当前应当重点推进农户外部的合作，即建立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农户之间的合作，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二、制度变迁理论决定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原则和模式
1、坚持合作组织的建立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政府在农村经济组织建立中应坚持监控、引导、扶持的基本原则，减少行政介入，政府不再作为创建主体，政府人员也不再兼任经济组织领导，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由上下级行政等级关系转变为政府对社团组织的调控行为，逐步退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还权于民。农村经济组织的组建应充分尊重农民的平等主体地位与合作意愿，坚持自由进出。只有坚持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让农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自发组织起来，在实际运行中，必须坚持民主原则，使每一个成员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表达和尊重，一切决策行为，利益相关者均可参与，而且保证每一个成员在组织内能获得与其成本和风险对等的收益，这是一个经济组织良性运转的条件。无论是服务型专业合作组织还是利益代表型组织，其组织宗旨必须坚持为内部成员服务，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使成员获得实惠，维护成员和本行业利益。
2、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不能与过去的生产合作社混为一谈，它可以是农民生产上的联合如农民组织的土地股份制合作组织。也可以是在经营服务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也是现阶段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的联合或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合作组织可以采用企业的形式，也可以与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农产品批发市场挂钩，把产加销连为一体，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体制。管理制度上国家可赋予农村现有的村委肩负引导宣传合作组织的任务，也可直接从村委会分离出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合作组织，农民的组织都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给予其法人地位。
三、由新制度经济学得出要尽快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相关措施
1、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越完整越能提高效率。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存在交易费用，如果所要交换的物品没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那么为交换的顺利进行所需的各种费用支出就非常高，甚至高到交易无利可图的程度，所以必须首先明晰产权。优化产权配置是降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首要前提。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正式规则，通过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能有效地增强农民交易谈判能力。它能有效遏制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而对收益进行再分配的谋利行为。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2、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继续把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起来。我国农民数量多、规模小，近些年发展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但生产规模也就相当于加拿大的一个家庭农场，迫切需要进行再合作、再联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推动贸工农一体的农业产业化。
3、推进金融改革，搞好资金保障。当前，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建立以龙头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政府投入为导向的投资新机制。发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财政贴息贷款，制定统一的财政贷款贴息标准，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参与贴息贷款的发放；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发放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户信用等级和生产经营情况档案，有针对性地进行小额信贷的发放，充分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入股社员参与信用社评估，实行农户信息公开和贷款信息公开，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制定小额信贷相关法律和法规，确立民间专业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机构地位，逐步建立由商业银行以外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为主的小额信贷发放体系。
4、完善服务体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要求政府必须从全局出发，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首先搞好引导，结合国家规划指导各地从实际需要出发，制定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规划，落实有关政策、法规，为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提供政策指导和法律依据，搞好协调。协调地区之间的产业布局，合理调节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协调农业产业化经营单位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民等内部各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合理调节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主导项目上通过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方式，大力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发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农业一体化经营企业或企业集团给予鼓励，财政的支农资金应重点支持产业化经营重点项目，扶持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发展龙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