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司;制度建设
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打造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该项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将对保障农民健康,提高农村卫生发展水平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政府部门直接主导运作下的“新农合”制度,推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以农保管理资金投入不足、运行成本高;医疗保险专业人员匮乏、医疗风险控制能力薄弱等问题日显突出。本文探讨将商业保险公司引入到政府承担责任的新型合作医疗工作中,利用保险公司和保险机制进行农民医疗保障的探索,创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模式。
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难点
1.资金筹集量少,保障水平低。当前合作医疗有限的政府投入及较低的农民收入和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少量的农民缴费和昂贵的医疗费用及较高的发病率使“保大病”目标在很多地方实际上难以实现,一些地方合作医疗封顶线很低,难以保障农民发生大病时的医疗需求。
2.管理成本高,县(市)级财政压力大。在地方卫生部门主管的新型合作医疗中,管理费用一般要占到总经费的10%以上。中央政府为防止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挤占合作医疗资金,规定合作医疗的管理费用不能从合作医疗资金中提取。这样一来,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维持费用就必须从同级卫生经费和财政中予以支付。受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合作医疗管理列入县级财政支出,使县级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对财政困难的贫困县。为筹集合作医疗资金,部分乡镇甚至挖东墙补西墙,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面临隐患。
3.缺少专业技术与管理资源,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农村医疗保险的建设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从医疗服务基础数据的搜集分析、保障范围和给付标准的设计、到费率的厘定等都需要专业的保险知识和精算技术,这些专业技术资源是政府机构和地方卫生管理部门所不具备的。此外,农村医疗保险的管理涉及到参保人身份认证、赔案理算、赔付结报、定点医院管理等环节,这些环节需要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处理。这也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部门难以胜任的。从目前的试点地区看,一些地方合作医疗基金没有严格实行“钱账分离”的基金管理结算办法,经办机构管账又管钱,直接进行账目审核和现金结算,基金安全存在潜在风险。一些试点地区制定的试点方案不够科学、合理,出现基金沉淀过多;而有些定点医院的住院补偿区段和比例设置不够合理,使得住院医疗补偿基金沉淀或者超支;有些则在费用报销上限制较多,手续程序繁杂,而由于具体操作的合作医疗资金又不多,农民享受的报销范围和幅度都不大,对于患大病,所报销的费用根本无济于事,无形中挫伤了部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践探索
目前,我国有6家保险公司参与了新农合试点工作,它们是中国人寿、中国太平洋人寿、中国平安人寿、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诸多公司的实践中,“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引起关注。江苏江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筹资,镇政府负责征缴保费,市医疗保险领导小组负责业务管理,商业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又如,河南省新乡市是我国第一个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级市,2004年确立“政府组织引导,保险公司承办业务,定点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当地合作医疗办公室监督管理”的运作模式。保险公司不承担经营风险,主要提供日常管理服务,收取相应的管理费。
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时间不长,收到很好效果:一是提高了保障水平。目前,江阴农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大病补偿最高可达6万元,医疗费报销比例也从开始时的14%提高到目前的30%。从2006年开始,参保人不仅可以报销部分住院费用,在各镇社区卫生院门诊就诊所发生的医药费也可以按比例报销。二是降低了管理成本。江阴市政府财政部门经过测算认为,如果由政府直接办理基金结算和支付业务,每年的管理成本需要800万元。如今政府只需为农村医保管理中心提供不到400万元,用于人员开支和办公费用的财政支出节省了一半。新乡市农村合作医疗移交中国人寿新乡市分公司后,全市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从544人减少到50人,运营费用从1038万元减少到300万元以下。加上政府支付给人寿保险公司管理费用(为保险费的百分之一,100万元),政府支付的管理费总额大体为400万元,节约至少600万元左右。三是提高了服务质量。保险公司在县(市、区)建立新农合业务管理中心,在定点医疗机构设立服务窗口,聘用医保专管员或驻院代表,建立电脑信息技术平台,形成“以定点医院为基础、以医保专管员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审核报销管理体系。医保专管员通过服务窗口和业务管理中心之间的电脑联网,将参合农民的有关报销信息传送到业务管理中心,经专业人员审核后,及时完成报销支付。农民领取补助的时间由原来的10—20天缩短到目前的不超过30分钟。四是保证了资金安全。新型合作医疗按照全国一律的管理模式,
以县为单位,由县政府集决策、经办、管理、监督多重角色于一身,不仅仅直接管理发生困难,更难的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基金,公共权力不受制约,难免发生基金挪用、滞留等问题。而保险公司则有一套按规定收到资金当天上递、支付资金定额补差的管理制度,即保障资金存放安全又保证了资金使用快捷。如,在河南新乡,中国人寿新乡分公司市县两级公司在农行开设了9个专项账户,用于新农合资金的收支结算。政府将新农合基金划拨到保险公司专项账户,实现新农合基金和政府其他资金的有效隔离;新乡分公司再将资金上划到总公司,总公司按照收支两条线统一管理,利用“网上银行”系统进行资金上缴和下拨,实现远程监控和实时到账。
三、商业保险参与是化解“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必选之策
一般认为,保险公司经营的险种属于私人保险范畴,在我国被称之为商业保险。它与社会保险属于本质特征完全不同两种制度。商业保险以盈利为目的,社会保险以保护遭受社会风险的人群,尤其是贫困群体为目的。商业保险以市场方式运作,社会保险由政府直接经办和管理。问题是,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我们如何认识和
理解社会保险和私人保险的关系,包括社会保险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关系,是并列对立性的还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鼓励性关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政府主导和管理下,享受各级政府补贴的农民大病医疗保险,属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而非私人保险,按照以往的经验,凡社会保险都由政府和直接隶属政府的事业机构承办,保险公司能否经办和如何经办这类保险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江阴模式”和“新乡模式”的实验,开创了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保险的新制度形式。
从世界范围看,鉴于经济全球化、失业率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非生产性人口比例上升等原因,全球的社会保障制度均出现了财政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利用民间保障制度来化解社会保障的危机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一些发达国家从80年代开始,纷纷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总的趋势体现为三个转变。一是从政府统包和单一的社会保障,转变到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二是从政府垄断运作,转变到运用市场机制、加强宏观调控、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竞争经营;三是从政府是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转变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者和监督者。在美国,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很低,绝大多数人口都被民间保险制度所覆盖。1989年,韩国实现在政府管理下的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其中商业保险计划覆盖了全国90%的人口,政府只为购买不起商业保险的穷人(约占人口的10%)提供免费健康保险,同时也为特定人群购买商业保险提供一定补贴。通过这种公私并举的方式,韩国全民健康保险的实现并没有对宏观经济发展增加任何重大负担,也没有明显损害特定行业发展或给小型企业带来显着的负面影响。从韩国经验看,商业健康保险计划在建立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政府在为国民建立健康保险努力中并不一定要排除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
就我国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而言,政府应当在管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继续为农民参合提供补贴,但具体组织、运营过程并不一定完全由政府操办。这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设置新的政府管理机构不但额外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特别是使税费改革后十分困难的县市财政雪上加霜,而且工作人员能力和软硬件设施等也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工作要求,造成管理效率过低,成本过高。此外,政府身兼监管者和操作者的双重身份,很难避免基金被套取、挪用、截留的可能性及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与此相对应,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务方面拥有较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多年来,商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产品开发与推广、核保、理赔及医疗行为规范,管控等风险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已积累了大量经验,通过引入商业医疗保险的专业经验,合理设计保障内容,科学测算费率,可降低农保业务的经营风险。对商业保险经营主体而言,积极参与“新农合”制度建设,可将服务网络进一步延伸至农村地区,为培养潜在的客户群,促进商业保险业务发展奠定基础。显而易见,商业医疗保险经营主体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合作,不仅互惠双赢,而且潜力巨大,我国应出台政策规范各方行为,实现参合农民、政府部门和商业保险公司三方的共赢。
四、有待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建设问题
1.制度设计问题。保险公司受政府部门委托承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只负责具体业务,包括资金存储、业务管理和按规定发放补助。收缴和补助的方案都由政府决策,政府自负盈亏,卫生部门负责监督。保险公司按基金的一定比例提取管理费。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地区所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避免保险公司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降低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不能发挥保险公司在精算技术,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从新乡的试验看,由于不是保险公司直接经办,无法调整方案设计上的明显缺陷,导致资金沉淀过多;另外,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的管控能力偏弱,病人可到所有的医院住院,保险公司无法利用定点医院的选择机制控制费用,且无法制衡医院以药养医、医疗行为不规范等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当保险公司要求医院履行规定时,卫生部门常常替医院说话。为此,建议民政部门组织专题小组,联合商业寿险公司和卫生部门,系统研究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托管给保险公司,实行管办分开的政策险方案,规范各方的权责利益范围,使保险公司的自由经营活动不受影响。
2.合作医疗主管部门支持不力。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由卫生部门主管,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由政府组织建立,其管理和运作成本完全由政府支付。由于试点地区合作医疗基金沉淀较多,卫生部门可获得一定的管理费用,所以大多数地区倾向自保,卫生部门不希望商业保险公司涉及此项业务,故不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合作医疗,甚至认为商业保险公司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可能管理好农民的合作医疗基金。实行商业化运作的部分地区,合作医疗主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协商的管理费用相对不足,影响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和持续性。“新农合”作为涉及数亿农民利益的国家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是需要很强政策支持的庞大系统工程,目前,保险公司在“新农合”中的地位尚未完全明确,有待政策层面的明确支持。
关键词：商业保险公司；新农保；宜兴模式；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04002
1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的背景
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务方面有着专业的人员、技术以及相关经验，由其来经办新农保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宜兴市首开先河，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和中国人寿合作推行新农保的宜兴模式，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
2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的宜兴模式介绍
2.1商业保险公司的角色
商业保险公司在宜兴模式中是方的角色，由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手续费向其购买新农保服务，从而由政府过渡到商业保险公司向农民提供新农保服务。在分工上，“征、监、管”相分离。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根据市政府委托设立宜兴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中心，承担全市新农保参保手续办理、个人账户管理、养老待遇结算和发放等经办服务；市社保部门负责统筹规划、政策制定和监督检查；市财政部门负责基金管理，对基金实行独立建账、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新农保宣传工作和新农保基金征缴工作，各村积极协助。
2.2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方式
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启动了服务公共事业程序，成立了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中心，在全市设立1个结算中心、20个镇（园、街道）业务服务网点，构建起覆盖全市的经办网络；同时抽调组建一支由25名员工和优秀营销员组成的信息管理员队伍，派驻各业务服务网点实行挂牌上岗。此外，宜兴支公司还自主研发出“宜兴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全市联网、实时互通，提高了工作效率，确保账户信息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同时，建立了一整套业务操作和单证管理制度，经办人员严格遵照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开展参保手续办理、个人账户管理、养老保险待遇结算和发放等日常管理工作。
2.3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效果
在新农保覆盖上，参保率、领取率均居处全国前列首位，基本养老金水平稳定上升，而且业务开办近5年来，当地农民对新农保业务的有效投诉为0。在新农保的政府开支上，如果按传统的做法由社保机构统包统揽，需要增设200余人的管理队伍，加上设施设备、教育培训、运营开支等直接和间接开支，至少需要1000万元的投入，而选择服务外包，则只需要100万元的成本。
3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的SWOT分析
3.1优势
3.1.1商业保险公司专业运作，提高新农保管理水平
商业保险公司有着规范化的业务管理、信息化的数据管理和专业化的风险防控体系，其办理保险业务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新农保”是一个系统工程，基础数据的搜集分析、账户管理、养老金给付等过程都需要专业的保险知识和精算技术，这些专业技术资源是政府机构所不具备的。而且，商业保险公司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高素质的服务团队，通过在当地组建服务队，对队员进行专业化培训，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他们掌握新农保经办业务的各项专业技能。
3.1.2保险公司资源优势，降低新农保经办成本
如果由政府来提供服务，社保机构就要招聘大量人员，政府需要支付人员培训的费用，巨额的人力成本和经费，还有大量的时间成本。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拥有众多营销网点、管理体系成熟、经办经验丰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这些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行政成本，同时缩短建立完善的新农保体系所需要的时间。另外，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模式有助于改善政府部门粗放分散的管理模式，削减预算，减少财政支出。
3.2劣势
3.2.1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商业保险公司成本高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分散、交通不便，而且经济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保险公司在县域及以下市场没有网点，如果经办新农保需要在乡镇县市场重新铺设机构、发展队伍，开发新的业务系统，前期投入较大，实现利润的周期较长。而商业保险公司是以经济利润为导向的，在城市市场依然有利可图，在对农村市场缺乏了解的情况下，除中国人寿等少数在农村具有网点优势和先发优势的公司之外，大部分保险公司对农村市场持观望态度。
3.2.2农民保险意识缺乏，商业保险公司形象差
长期以来，受传统经济体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风险意识和保障意识比较淡薄，相当一部分农民“谈保险色变”，不熟悉保险的功能作用，更不善于运用保险来转移和分散生活中的风险，加大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的难度。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在我国发展时间短，基层营销人员素质不高，很多时候为了赚取利润造成了错误的营销，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报道，这也使得农民对于保险公司来经办新农保产生不信任。
3.3机遇
3.3.1《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表明了政府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在第六点“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明确提出要在今年年底前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监管，实现保值增值。加强社保服务能力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各类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整合归并，有些服务可委托银行、商业保险机构代办。这一点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于加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决心，更是对商业保险机构代办社保的认可和支持。
3.3.2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打开了农村市场
虽然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但仍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和倾斜，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将有一个质的好转。保险公司为新农保提供第三方服务是一个增强农民保险意识、改善企业形象、打开农村市场的好机会。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借此机会开展补充养老保险、附加保险和涉农财产保险等业务，形成新农保与其他涉农保险多元保障相统筹的模式，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整体保障水平。
3.4挑战
3.4.1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缺乏政策支持
不仅商业保险公司对农村养老保险市场的开发力度不足，我国相关政策对于促进农村商业保险发展的支持力度也不够。政府政策包括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农村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发展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倾斜，还包括政府对当地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推动作用。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业务在全国目前只有几例，尚未得到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不完善的相关政策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得商业保险公司对参与新农保的建设望而止步。
3.4.2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建设缺乏法规指引
我国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对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商业保险行为的规范，很少涉及对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代办社会保险的指引，虽然之前有过新农合江阴模式，重庆失地农险模式，保险公司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旧没有清楚的法律定位。地方政府对保险公司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不深，导致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关系较为松散，不能建立起长效运行机制，影响到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稳定性。
4建议
4.1政府层面
4.1.1出台优惠政策，减轻保险公司负担
考虑到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的巨大成本，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以提高其参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一方面，政府可以对保险公司经办新农保业务的所得税实行单独核算，在税率上给予适当优惠，对相关重难点地区的新农保进行财政补助，以鼓励更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新农保制度建设中来。另一方面，由于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要受到保监会，工商部门等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为减轻其负担，政府政策应该对其代办的新农保业务有所帮助。
4.1.2健全法律法规，明确各主体关系
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明确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民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制度建设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地位，建立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并联合制订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制度建设的管理措施，降低保险公司的政策性风险，为制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建立第三方（指代商业保险公司）服务的评价体系，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其次，界定清楚政府与企业的职责边界。最后，商业保险公司应与政府各部门加强沟通，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促进发展，同时防范政企合作的风险。
4.1.3加强政策宣传，提高农民保险意识
针对农民保险意识比较薄弱，政府应深入广泛地开展好宣传工作，帮助农民树立风险保障意识，使农民真正认识新农保、积极主动地参加新农保。由于理论知识晦涩难懂，不易被农民理解和接受，可以运用典型案例宣传，采取农户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如电视、广播、村委会的公告栏等进行宣传，使农户对新农保产生感性认识。
4.2商业保险公司层面
4.2.1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完善新农保制度
商业保险公司可结合新农保工作实际，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新农保服务方案和操作实务，建立新农保业务管理办法与流程，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基金稽核等各项规章制度，定期披露新农保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建立健全有关各方定期、不定期沟通与反馈机制，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监督，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加速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长效机制，为新农保业务的正常开展提供制度基础。此外，针对新农保涉及保险周期较长、参保人数众多、缴费或领取标准不一等情况，利用商业保险公司拥有的专业精算人才和长期经验数据积累以及较丰富的管理经验，为新农保制度方案设计、基金运营管理等提供评估与咨询服务。
4.2.2建立高素质服务队伍，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建立高素质的服务队伍是改善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心中企业形象的第一步。在经办队伍建设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员招募机制，进一步充实乡、村两级服务队伍，对农保中心工作人员、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和劳动保障员、村（社区）经办人等实施分层次的教育培训，不断拓宽培训领域，着力在专业知识、保险实务、服务礼仪等方面开展培训，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逐步提升其专业水准，为新农保的持续推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保险公司应该好好借助为农民办理社会保险这个机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纠正农民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片面认知，通过潜移默化逐渐增强整个社会的保险意识，为完善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4.2.3开发农村小额人身险，平衡新农保利润亏损
农村小额人身险的保费较低，保险金额较小，投保和理赔手续都比较简便，以风险保障型为主，保费较低且手续简便，在农村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在商业保险公司参加新农保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建立起针对农村地区人群的生存资料数据库，弥补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不足，从而为开发农村小额人身险的产品设计作好准备。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借助新农保的业务网络，积累的农村业务经验，树立的保险企业良好形象，获得的群众信任来发展农村小额人身险。这样既可以填补农村保险市场的空白，满足农民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又可以获取一部分利润来平衡新农保的利润亏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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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喜蕊.建立商业保险参与新农保的新机制[J].中国金融，2011，（14）.
[3]吕军.新农保的“德阳模式”——德阳市旌阳区新农保服务创新模式探析[J].民生保障，2011，（3）.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推荐主办券商）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方：___________________（副推荐主办券商）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鉴于：
一、甲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的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资格确认函；
二、乙方、丙方为已取得从事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担任其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负责推荐甲方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报价转让，并指导和督促甲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甲、乙双方共同委托丙方担任甲方股份报价转让的副推荐主办券商，当乙方丧失主办券商业务资格时，由丙方担任甲方的推荐主办券商；乙方、丙方同意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暂行）》、《主办券商推荐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规则》、《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则规定，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章释义
除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中下列词语仅具有本章所赋予的含义：
（一）非上市公司：是指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报价转让业务：证券公司从事推荐非上市公司股份进入代办系统报价转让，投资者参与在代办系统挂牌的非上市公司股份的报价转让；
（三）主办券商：取得协会授予的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
（四）推荐主办券商：推荐非上市公司股份进入代办系统挂牌，并负责指导、督促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主办券商；
（五）报价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代办系统中专门用于为非上市公司股份提供报价和转让服务的技术设施；
（六）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
（七）《试点办法》：《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暂行）》；
（八）《推荐挂牌规则》：《主办券商推荐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规则》；
（九）《信息披露规则》：《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十）高级管理人员：甲方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负责信息披露事务的人员。
第二章甲方的承诺及权利、义务
第一条甲方基本情况
（一）设立时间；
（二）股份发行情况；
（三）股本总额；
（四）股东人数；
（五）股权结构（以图表形式附后）；
（六）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持股明细。
第二条甲方就委托乙方担任其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事项，向乙方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遵守《试点办法》、《信息披露规则》等报价转让业务规则对非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并遵守就股份报价转让事项对政府部门作出的承诺，乙方依据《试点办法》、《信息披露规则》及其他报价转让业务规则对甲方作出的指导、督促及采取的相关措施，均构成本协议项下对甲方有约束力的合同义务。
（二）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增加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
（三）如发行新股（不包括公开发行），优先向公司股东配售。
第三条甲方就委托乙方担任其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事项，享有以下权利
（一）甲方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就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获得乙方辅导，并可就相关报价转让业务规则向乙方进行咨询。
（二）甲方有权就公司治理、财务及会计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获得乙方业务指导。
第四条甲方就委托乙方担任其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事项，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推荐挂牌备案工作，及时、完整地向乙方提交备案所需文件，并保证所提交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甲方应于协会对推荐挂牌备案文件出具备案确认函之日起（____________）个报价日内完成以下工作：
1．通知并协助股东办理股份登记、存管；
2．核对并向乙方提交股东持股明细以及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名单及持股数量；
3．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签订证券登记服务协议，将公司全部股份进行初始登记。
（三）甲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股东名册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如因工作失误造成股东股权争议或纠纷的，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四）甲方初始登记的股份，应全部托管到乙方席位。
（五）甲方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甲方拟披露信息须经由乙方在指定网站进行披露。
（七）甲方及董事会全体成员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八）甲方披露信息，应经董事长或其授权董事签字确认；若有虚假陈述，董事长应承担相应责任。
（九）甲方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公司内幕信息直接或间接为本人或他人谋取利益。
（十）甲方董事会秘书负责股权管理与信息披露事务；未设董事会秘书的，应指定一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股权管理与信息披露事务。
董事会秘书或负责信息披露事务的人员为甲方与乙方之间的联络人。
（十一）甲方应将董事会秘书或负责信息披露事务的人员的通讯方式（办公电话、住宅电话、移动电话、电子信箱、传真、通信地址等）和变更情况及时告知乙方。
（十二）董事会秘书被解聘或辞职、指定信息披露负责人员被更换或辞职的，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
（十三）甲方应配备信息披露必需的通讯工具和计算机等办公设备，保证计算机可以连接国际互联网，对外咨询电话应保持畅通。
（十四）甲方拟披露信息须及时报送乙方，应同时以纸质文档（包括传真）和电子文档形式报送，甲方应保证电子文档与纸质文档内容一致。
（十五）甲方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年度报告。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十六）甲方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半年度报告。
（十七）甲方披露季度报告的，季度报告应按照乙方要求编制。
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或季度报告的披露应按《信息披露规则》规定的信息披露程序进行。
（十八）甲方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应了解并遵守《试点办法》、《信息披露规则》及本协议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十九）甲方全体董事、监事应按乙方要求的内容和格式签署董事、监事声明与承诺书。
如董事、监事发生变化，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告知并要求新任董事、监事签署董事、监事声明与承诺书。
（二十）董事长不能正常履行职责超过三个月的，甲方应及时将该事实告知乙方。
（二十一）甲方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财务负责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法律限制转让期间不得卖出；甲方应将新任及离职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名单及其持股数量及时告知乙方，并按有关规定向乙方申请进行或解除其股份转让限制。
（二十二）甲方股东挂牌前所持股份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报价转让前，甲方应提前三十个报价日向乙方提出申请。
（二十三）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问询、调查或核查，不得阻挠或人为制造障碍，并按乙方要求办理公告事宜。
（二十四）甲方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报价日内告知乙方并披露：
1．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2．发生或预计发生重大亏损、重大损失；
3．合并、分立、解散及破产；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5．重大资产重组；
6．重大关联交易；
7．重大或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诉讼、重大仲裁、重大担保；
8．法院裁定禁止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
9．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动；
10．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11．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正常经营活动受影响；
12．因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被有关部门调查或受到行政处罚；
13．涉及公司增资扩股和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项；
14．乙方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乙方的承诺及权利、义务
第五条乙方就担任甲方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事项，向甲方作出如下承诺
（一）具备主办券商业务资格，具有协会颁发的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资格证书；
（二）具有符合《试点办法》规定的从事报价转让业务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三）勤勉尽责地履行推荐主办券商职责。
第六条乙方就担任甲方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事项，享有以下权利
（一）乙方有权依据《试点办法》的规定，暂停、终止甲方股份的挂牌报价，并报协会备案。
（二）乙方有权对甲方提出的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进行或解除转让限制的申请进行审核，并报协会备案。
（三）乙方有权依据《试点办法》、《信息披露规则》等报价转让业务规则的规定，指导和督促甲方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乙方有权对甲方披露信息文件进行形式审查。
乙方可对甲方拟披露或已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提出合理性怀疑，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专项调查。
（五）甲方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乙方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以下措施：
1．向投资者进行风险揭示；
2．暂停解除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的限售登记；
3．对甲方董事长、董事、董事会秘书或负责信息披露的其他人员进行公开谴责；
4．向协会报告。
（六）甲方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连续三年亏损的，乙方有权对其股份实行特别处理。
第七条乙方就担任甲方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事项，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乙方应依据《试点办法》、《推荐挂牌规则》、《信息披露规则》等报价转让业务规则的规定，勤勉尽责地履行推荐主办券商职责，不得损害甲方的合法权益。
（二）乙方应依据《推荐挂牌规则》的规定，向协会推荐甲方股份挂牌报价并进行备案。
（三）对甲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辅导，使其了解《试点办法》及其他报价转让业务规则。
（四）甲方及时按照《公司法》、《试点办法》规定办理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及财务负责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转让限制登记及解除转让限制登记手续。
（五）乙方及其专职信息披露人员不得泄露尚未披露的信息，不得利用所知悉的尚未披露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六）乙方丧失主办券商业务资格时，应及时书面通知丙方，并将推荐主办券商业务转移至丙方。
第四章丙方的权利、义务
第八条乙方丧失主办券商业务资格时，其在本协议中对甲方的权利与义务全部转移至丙方，由丙方担任甲方的推荐主办券商。
第九条丙方享有在乙方丧失主办券商业务资格时承接其推荐主办券商业务的权利，并履行以下义务
（一）做好业务转移的准备工作；
（二）按照协会规定程序承接乙方推荐主办券商业务；
（三）完成业务转移后，与甲方协商选择另一家主办券商作为甲方的副推荐主办券商，签订推荐挂牌报价转让协议并报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协会备案。
第五章费用
第十条甲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乙方支付下列费用
（一）委托备案费（____________）元；
（二）乙方代收的备案费（____________）元；
（三）乙方代收的信息披露服务费（___________）元/年；
费用的支付方式和时间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一条甲方股份终止挂牌报价的，已经支付的相关费用不予返还。
第六章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第十二条丙方丧失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甲方、乙方应协商选择另一家主办券商，约定其为甲方的副推荐主办券商，重新签订推荐挂牌报价转让协议。
重新签订的推荐挂牌报价转让协议应由甲方和乙方分别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协会备案。
第十三条本协议依据《试点办法》、《信息披露规则》等报价转让业务规则签订，如因相关规则进行修订或颁布实施新的报价转让业务规则而导致本协议相关条款内容与修订或新颁布的报价转让业务规则内容相抵触，本协议与之相抵触的有关条款自动变更，以修订或新颁布后的报价转让业务规则相关内容为准，其他条款继续有效；任何一方不得以此为由解除本协议。
第十四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本协议自动解除
（一）协会对推荐挂牌备案文件决定不予备案的；
（二）甲方股份终止报价转让的。
第七章免责条款
第十五条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任一方损失，其他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发生不可抗力时，三方均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第八章争议解决
第十七条本协议项下产生的任何争议，各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可选择以下方式解决
（一）仲裁；
（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章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本协议规定的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或存在未尽之事宜，甲、乙、丙三方应当重新签订协议或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第十九条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二十条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二份，报北京市人民政府、协会各一份备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
随着国内管道建设近10多年的高速发展，管道建设管理模式也发生多次变化。目前在建管道工程中，运营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单位驻现场管理代表、监理单位、EPC单位、分包单位等管理层级多，职责范围交叉。该公司一般作为其母公司承揽EPC项目的采办物流分包单位，执行物资代购服务和中转站建设管理工作。在实际采办工作中，EPC项目部的设备材料进度款拨付节点各异，有的按照工程施工综合进度支付，有的按照业主实际支付的综合进度款比例支付，还有的按照管理节点支付，都不以该公司与供应商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为拨付依据，导致公司无法按时履行付款约定，由此将可能造成以下后果：一是有的供应商对该公司提起商业仲裁或诉讼，对公司甚至其母公司信誉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有的供应商停止继续履约，不再供货或提供技术服务；三是有的供应商在以后的项目报价中提高风险金，造成采购成本上升；四是有的供应商在以后项目交货进度或产品质量方面大打折扣，影响了工程进度，增加了安全风险；五是该公司逐渐失去履约良好的供应商，对其他供应商逐渐失去控制力，造成市场询价成本、签约风险进一步加大；六是某公司在开展国际贸易业务时，既无法利用以往业务积累的信誉，又可能因信誉问题面临国际法律纠纷。
二、公司现阶段的供应商管理策略
目前，该公司在国内管道工程物资采办实施过程中，主要以公开招标、谈判采购和询价采购等几种方式进行选商，对供应商的管理主要按照以下两部分进行。
1.一级集中采购物资方面
根据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专业划分，负责集团公司授权一级采购物资供应商的推荐、准入与考核评价；按授权组建业务范围内的一级采购物资供应商准入、考评专业工作组；参与集团公司战略供应商的推荐和考评。采用日常管理和年度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对一级物资供应商进行考核评价。年度考评中，对供应商实行分等级管理，考评合格的分A、B、C3级管理。A、B级供应商为主要采购供应商，其中，A级供应商数量控制在总量的5%以内，B级供应商数量控制在总量的15%以内；考评不合格的给予中止交易，取消准入资格的处理。
2.二级采购物资方面
负责地区公司所属二级物资供应商的准入管理和考核管理，然后在集团公司备案。对于二级物资供应商的准入，按照申请推荐、资格预审、准入评审、准入核准、信息录入和准入证发放的程序办理。对于二级物资供应商考核评价，采用日常管理和年度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年度考评中，对供应商实行分等级管理，考评合格的分A、B、C3级管理。其中，A、B级供应商为主要采购供应商，A级供应商数量控制在总量的5%以内，B级供应商数量控制在总量的15%以内，考评不合格的给予中止交易，取消准入资格的处理。综上所述，该公司在具体采购业务中，对一级物资和二级物资不同供应商的准入、考评都是一致的。根据以往项目采购数据统计分析，二级物资供应商货值只占采办预算的30%左右，但二级供应商数量却占项目供应商总数量的70%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对待每种物资供应商都采取同样的考核办法和同样工作精力，投入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并且效率也不高，这将造成一定的成本浪费。
三、供应商管理策略问题及解决建议
对于该公司现阶段的供应商管理策略，建议针对不同种类的供应商采取差异化准入和考核管理策略，加大对一级物资供应商考核的话语权。对二级物资供应商准入和考评做管理分类，做到重点突出，优化紧密与核心供应商的关系。
1.对一级物资供应商的管理
立足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授权范围内通信设备、专用电视机供应商的准入、考评管理，加大供应商寻源，拓展供应商渠道。通过引入对企业忠诚度高和有竞争力的供应商，促进供应商之间产品品质和服务的竞争，提升供应商与该公司的业务和管理融合，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供应商的日常管理和年度考评要结合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和使用效果等进行综合评价，重点培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对二级物资供应商的管理
以各项物资预计采购金额占采办预算总额的比例按权重法进行分类，划分为关键、重要和一般3类供应商，其中，关键类供应商预算占比为50%，重要类供应商预算占比为30%，一般类供应商预算占比为20%。对关键类、重要类供应商，建立稳定且优先的关系，为稳定市场份额，可优先考虑预付款、合同进度付款等，做到优质优价。对于一般整理类的技术含量低、竞争充分的物资，定期更新供应商，保持市场充分竞争，做到合理低价。
3.制定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层次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及运行现状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
在我国，准金融机构的概念不属于法律概念的范畴，还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最早运用准金融机构概念，是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将准金融机构定义为开展融资活动的非金融机构，其中还将各种民间借贷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等非金融机构，纳入了准金融机构的范畴。我国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具有金融许可证、不受“一行三会”的直接监管、规模较小、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等特征。而在这当中，我国主要的准金融机构主要分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等。
（二）准金融机构的运行现状
准金融机构的不断兴起，也促发了准金融机构跑路和违规经营等一系列问题。如按照我国相关放贷业务的规定，在准金融机构的范畴中，只有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才拥有放款的功能，而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具有放贷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的经营中，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经营行为层出不穷。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截止到2013年9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就达到了7398家，贷款余额也达到了7535亿元。相比2012年年末的数据，小贷公司的数量增加了1300多家，贷款余额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崛起，潜伏了大量风险。2014年，发生了近年来最大的小贷公司跑路事件。无锡市璜土镇江阴丰源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了公司的跑路事件，其中相关的私人投资者、法人、银行等等都成了受害者。
2.关于融资租赁公司。截止到2014年4月，融资租赁行业的融资总量达到了23500亿元，其迅速发展蕴藏了潜在的风险。同期，商务部为了防范融资租赁行业的非法集资风险，下发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行业风险排查的通知”。通知规定，各省的商务厅必须在2014年5月30日以前，对相应地区的融资租赁行业进行风险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商务部。
3.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截止到2012年年末的数据显示，融资性担保贷款的余额合计14596亿元人民币，共成立了8590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庞大的融资担保团队，伴随着放高利贷、非法集资、将出资人的资金挪作他用的风险。2014年7月，济宁世达担保有限公司由于违规经营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随后法人代表自动自首，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将其拘留。
4.关于典当行。截止到2013年年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成立了6833家典当行，典当余额达到673.9亿元人民币。典当行在其运行中存在着高息揽存的现象。2014年，北京发生了鑫厚通典当行与理财公司合作，用“高息的理财产品”作为诱饵，向客户承诺7%―14%的年化收益，运行中实为将资金投放于房屋抵押债权，最终典当行卷款跑路的事件。
二、我国准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
（一）监管权行使依据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对于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已经有了明确的监管依据，但是却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准则，同时存在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监管权行使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金融和基本经济制度，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规定。同时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能够设立行政许可。地方省级政府做出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上位法没有规定，二是亟需做出许可。部门规章在上位法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设定更加具体的行政许可。所以，在上位法没有具体做出行政许可的时候，除非地方省级人民政府亟需做出行政许可外，部门规章不可以随意做出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来进行监管。在效力的层级上，《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我国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前后出台了两个通知和两个办法。首先是2004年出台的《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通知在效力的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然后是2005年出台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本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其次是2006年颁发的《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此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最后是2013年颁布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
我国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分别出台了一个通知和两个办法。前后分别是2009年《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本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面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2010年，《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的在法律层面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0年，银监会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知资格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在法律层面的效力为部门规章。
关于典当行的监管依据，主要是2005年的《典当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上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典当行的行业监管，配合《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商务部出台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此规定在法律效力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其对加强《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在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依据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权的冲突。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假定各级监管部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使准金融机构监管权的基本取向，那么他们必然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自利为行为准则，在自利动机的引导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就可能引发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卸责，最终导致监管的漏洞和失灵。因此，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现行监管依据中，中央与地方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冲突有着具体体现。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了监管权主要由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实施，而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再次将监管权转移。在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包括了以下几类：第一，地方金融办负责监管。主要起到审批、监督、协调、处置风险的作用。以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四川省、吉林省、山西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为代表；第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监管。由省级金融办牵头，和中国人民银行市分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经贸委等共同建立省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金融办，对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起到综合指导的作用。主要以浙江、湖北、山东和安徽等省等为代表；第三，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领导小组，负责监管工作的开展。小组由省级金融办、工商局和财政厅等组成，共同指导和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辽宁省为此类监管的代表；第四，中小企业局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省级人民政府将监管的权力给予中小企业局，让其开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工作，此类型以贵州省为例。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商务部要对全国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为了提高商务部的监管水平和能力，商务部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性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是对省行政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经营企业进行业务监管，遇到违法情况应立即报相关部门处理并向商务部反映情况。可见，我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我国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来执行的。根据相关规定，国务院在银监会设立了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主要承担以下职责：第一，负责制定促进发展和控制风险的各项政策；第二，拟定宏观的监管制度措施；第三，对地方人民政府执行的风险处置和监管工作进行指导；第四，协调相关部门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实行属地管辖。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明确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监管，并向银监会的联席会议报告工作。而我国各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了不同的部门负责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监管机构：第一类，金融办负责监管工作，如四川、广东、山东、辽宁等省；第二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监管，以河南省为代表；第三类，市科工贸信委负责具体的监管工作，主要以深圳市为例。
对典当的监督主要依据《典当管理办法》和《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根据规定，典当监管工作的开展主要由商务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县级商务主管部门等部门负责。商务部负责全国典当行的监管，在宏观上对典当行业进行制度性的调控。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县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对行政区以内的典当行进行检查，主要是配合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可见我国典当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省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三）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
根据我国的监管依据，我国对不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宽严不同。总体而言，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限制，严于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的限制，主要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拥有发放贷款的职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部门，有商务部和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直属机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金融部门等等。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随处可见。
我国不同的省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拥有不同的办法。现以四川省为例，根据《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银监局、省工商局、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办法中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每一季度向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其他相关统计信息，并定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市、县级政府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等贷款基本信息和小贷公司的融资情况、高管人员、股权质押、股权变动等情况。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还要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资金流向进行监管。可见，四川以地方“金融办”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虽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由地方省政府规定的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在四川省实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过程中，并非是由地方“金融办”独立实施监管。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由地方人民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银监局等相关机构共同展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四川省银监局与地方省级部门和地方省级“金融办”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多头监管。
《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是融资租赁公司监管的主要依据。依据该规定，商务部对全国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因此，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冲突。
省级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权，是由国务院批准，并在银监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当前我国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同样是处于双重监管之下。作为中央层面，以银监会为首的七部委组建的联席会议行使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地方的监管执行省级政府指定具体的监管部门（大多数为经贸委）来进行属地管理。
商务部取得对典当行的监管权，是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商务部和公安部出台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2012年，商务部印发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以此规定来配合前面办法的实施。现有规定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主要表现在商务部负责全国的典当行监管，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
综上，我国对准金融机构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管，同时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中，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监管主体间的冲突，最终将可能导致监管的竞争和卸责，从而引发监管的失灵。
三、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监管权限划分的优化
我国在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出现了多头监管的问题。涉及的监管当局较多，且监管主体和监管依据都有所不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由省级金融办、中小企业局以及由金融办牵头的联合监管组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国务院成立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宏观的层面进行监管，以及地方省级政府“金融办”、市科工贸信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行监管；对融资租赁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主要由中央的商务部和地方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执行。在我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中，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监管权共存的现状。因此，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优化是研究的重点。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由中央向地方扩散，地方监管主体对金融监管的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如2003年，中央将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权赋予了省级人民政府，地方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这种中央分权的改变，不仅实现了金融服务地方化，同时促使了监管责任地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