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把“四道关口”
“社区让我这样的下岗职工增长了见识，重拾了自信，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55岁的周泽瑶，是居住在麻江县群英社区的一名下岗职工。与群英社区其他130多名下岗职工一样，老周常年疲于生计，缺乏邻里沟通和创业就业意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2013年，群英社区新建的活动场所投入使用，社区党支部与麻江县就业局携手开展“共驻共建”活动，打造下岗职工创业就业平台和社区文娱舞台，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就业扶持和社区文化活动。截至目前，包括老周在内的113人已经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还有17人开始了自主创业。
依托新建的活动场所，麻江县通过强化社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社区干部综合素质，不断探索创新管理模式，提升服务水平，致力打造“高起点、高标准、高服务水平”的服务型精品社区。
按照《黔东南自治州2012年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方案》，麻江县投入建设资金300余万元，由县委组织部牵头，采取“一周一调度的方式”，统一设计规划、完善功能设置、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把控“四道关口”，最大限度地保障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综合阵地作用。
一是严把“面积关”，建设规格高标准。按照“每个行政村活动场所建筑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社区（居委）活动场所建筑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的建设要求，社区活动场所建筑面积均远远超过最低标准。
二是严把“规划关”，功能设施齐完善。坚持把完善村（社区）综合服务基础设施作为出发点，统一规划设计，切实做好“一厅、两栏、五站、八室”阵地设置，保证每个农村社区阵地完善、功能齐全，全面满足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需求。
三是严把“质量关”，工程建设不走样。制定出台《麻江县2013年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方案》、《麻江县村（居）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每周由县委组织部长牵头对活动场所建设情况进行现场调度，及时对建设中的用材、质量、进度和效果进行跟踪督促。
四是严把“责任关”，确保工期不滞后。制定出台了《麻江县村（居）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责任落实制度》、《麻江县村（居）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倒排工期制度》，对各部门、各阶段的工作进行了细化分解，明确完成时限，并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终考核目标。
在此背景下，麻江县群英社区、城江社区、凤凰社区、新兴社区等先后改建了活动场所，社区服务平台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不仅解决了以往办公环境较差、服务功能不齐全、社区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难题，同时，为群众建造了优质的文娱活动、健身锻炼的休闲场所，丰富和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活动，为打造服务型精品社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打造“四化社区”
打造“四化社区”是麻江县建设服务型精品社区、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抓手。
一是推进社区管理网格化。以社区为单位，根据工作实际和党员队伍特点，划分网格，建立社区支委成员兼任网格党组织书记、网格党组织成员兼任楼栋党小组长、楼栋党小组长兼任楼组长的社区党建网格管理体制。
二是推进社区自治民主化。建立完善居民议事会议制度，按照群众公开提事、联席会议议事、民主表决定事、定点集中办事、严格制度监事的五步工作法开展议事工作，各社区每月召开1次居民议事会，商议有关工作，公示办事结果，让社区群众充分行使参与权、监督权。
三是推进工作运行制度化。重点抓好社区支部议事、党建联席会议、“”、创先争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流动党员管理、服务承诺、设岗定责、党费收缴等十项制度的落实，认真做好社区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工作，各社区党支部每年发展党员1名以上。
四是推进基础建设标准化。规范资料归档，统一“二表、六簿、五档”党建档案类型制式。即在职党员认领公益岗位登记表、社区党员认领设岗定责登记表，“”记录簿、社区党员登记薄、流动党员登记薄、困难党员帮扶登记薄、社区党委印章使用登记薄、党员服务队伍登记薄，工作档案、党员发展档案、党费开支档案、党员活动档案、上级党组织下发文件档案。
得益于“四化社区”建设，麻江县各社区服务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通过完善社区阵地服务功能，公开工作程序和办事流程，强化社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和综合素质提升，解决了“门难找、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有效提高了社区组织办事效率，促进了社区效能建设，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树立了高效服务型社区新形象。
创建“四个家园”
结合社区实际情况，探索创新社区党建工作理念，麻江县大力创建服务型精品社区，开展“四个家园”创建活动。
凭借社区党支部与县就业局共同开展的“共驻共建”活动，群英社区为下岗职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下岗职工的安心家园”。
与此同时，城江社区结合社区与杏山中心小学毗邻的实际，以团县委“共创共建”为契机，以“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关爱留守儿童”为目的，创建“儿童之家”，采取学期轮换制，每期收纳10名留守儿童，通过开展文化辅导、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活动，把“儿童之家”打造成孩子们“学习的园地、交流的平台、娱乐的场所、健身的阵地”，确保留守儿童“学业有教、监护有人、健康有保、安全有护”，将社区建设成为“留守儿童的温馨家园”。
如今，走进城江社区“儿童之家”，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长桌和整齐的椅子，2000多册科普读物、作文集等图书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图书柜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辅导下学功课、玩游戏、做手工。对于这些留守儿童来说，“儿童之家”成了他们“天天都想来”的温馨家园。
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较多的凤凰社区则力争成为“流动人口的舒心家园”。社区以“亲情服务流动人口”为主题，积极探索建立“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以网管人、优质服务、区域协作、两地互通、信息支持”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将新招聘的县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安排到社区参加为期1年的“驻区”工作，实行“一站式”服务，有力推进了流动人口示范化社区创建工作，为流动人口提供高质高效的服务。自搬入新址以来，社区已接待各类群众700余人次，办理各种事项371件。
一、社区建设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我区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围绕“税源经济是全区事业的生命线，社区建设是城区工作的永恒主题”的发展思路，坚持主题引领，共同治理，普惠服务，专业推进，社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以示范城区创建为动力，推进文明和谐社区建设
我区把和谐社区创建与文明社区创建紧密结合起来，以创建星级文明和谐社区为总抓手，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优化社区建设环境，创成“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区64个社区先后被命名为“市和谐社区”，其中8个社区被命名为“省和谐社区”，11个社区被命名为“市和谐示范社区”。工人新村社区被命名为“全国和谐示范社区”。目前，以社区为平台、社工为抓手、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的“三社联动”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年8月，我区被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授予“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
2、以深化社区民主自治为重点，加强社区规范化信息化建设
建立了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为依托，各类专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新型社区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区议事园制度、社区成员会议常任代表制度、居民回音壁等方式为居民提供多种自治参与渠道，实现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多样化。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方式实现由户代表到居民直接选举的转变，丁家桥等6个社区还成功实行了无候选人选举。同步加强了社区居委会规范化建设。建设并开通社区网站和64个社区网站，网站点击率突破10万次。
3、以提升服务居民的能力素质为目标，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近年来，我们逐步加强和完善了社区工作者的配备和管理。年，按照每300户配备1人的标准，将计生专干、司法调解员、劳保协管员全部纳入专职社区工作者管理，统一享受专职社区工作者待遇。先后出台了《区专职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和《区专职社区工作者考核暂行办法》；完善社区网格化和扁平化管理机制，社工每人包户300户，建立民情日记；实施了一人多岗制、错时工作制、节假日值班制、预约服务制、一门受理制等制度。目前，社工总数为688人，大专以上学历社工603人，占总数的88%；获得全国社会工作等级水平考试证书的社工131人，占总数的近20%。“”期间，我区先后三次提高专职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专职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已由年的950-1050元提高到现在的3103—4003元。
4、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社区普惠化服务
建立以城市低保制度为基础，与低保边缘救助相衔接，以医疗、教育、住房、助残、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社会互助、慈善救助等社会帮困手段为补充的新型救助体系。在完成“三美元计划”基础上，年开始实施无就业能力低收入家庭每人每年“万元保障计划”，低保家庭纯生活保障水平已达到630元。大力实施“亮居工程”项目。构建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福利机构为骨干”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服务网”实现60岁以上孤寡、独居和困难空巢老人免费服务全覆盖。，用于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资金达260万元，用于民营社会福利机构的资助达到673万元。全区机构养老床位总数达到目前2703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24张。年正式开通了首家智慧社区信息化养老服务平台。
5、以社区软硬件建设基础为载体，夯实社区建设基础
通过新建、租赁、共享等途径，并建立新增面积装修补贴、租赁补贴制度，社区办公服务条件有所改善。我区社区办公服务用房总面积（含共享）从年的18271平方米上升到现在的81639平方米，全部达到每百户30平方米标准。社区办公经费达到7－12万元。所有社区都配备计算机、触摸屏、数码相机等现代化办公设施。“”生活服务求助热线被市民政局确定为市唯一的民生服务热线，满意率达99.8%。
二、社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我区社区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效。根据中央、省市关于社区建设的工作要求，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区建设的需要出发，我区社区建设工作还有一定差距。
1、社区管理体制机制不畅
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并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但实际上社区居委会的直接管理者是街道，管理模式基本沿用机关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社区的人财物支配权在街道，使社区工作自主性、积极性受限。在资金管理方面，一是大部分街道并未落实“居财街管、管用分开”的管理制度，社区居委会花多少钱、花什么钱基本由街道决定，社区经费普遍存在和街道经费捆绑使用的情况。二是政府相关部门、街道将工作延伸到社区，本应“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但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在人员管理方面，社区工作者的使用、去留全部由街道负责，导致社区工作者眼睛只盯着上面，在与居民的联系、沟通、服务方面下的功夫不够。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造成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社区居委会工作内容严重“膨胀”，负担不断加重。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弱化，特别是为居民服务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又一级行政组织。
2、社区建设难以形成统一合力
民政部门按照职能在社区建设工作中承担着组织、协调、统筹的作用，但实际上民政部门在社区建设的管理和服务中没有相应的财权和人权，因而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和组织手段，难以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发挥对社区发展的总体统筹和协调，甚至各部门在工作下沉到社区的过程中，都从自身工作的角度出发，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也加重社区工作的负担，不利于社区的规范化建设。如社区基本信息库的建设，公安一套，计生局一套，劳动部门又一套，做了许多重复性的工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社区基础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几年来，我区对社区建设的基础设施投入逐年增加，但仍滞后于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根据市委《关于推进“一委一居一站一办”建设和“扁平化”社区管理工作的意见》（委发〔〕37号）规定“2015年，城市社区居委会办公服务用房面积全部达到400平方米”要求，我区现有27个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去除共享面积外，均不能达到400平方米标准，占社区总数的42%。
4、专职社工队伍能力素质有待提升
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复杂性，对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社工在工作理念、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上还不能适应岗位要求，社会工作专业知识非常缺乏，只能完成一些行政服务基本工作。社工长期坐在办公室从事行政工作，与居民缺少沟通联系，在居民中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够。大学生社工流失严重。年我区招聘100名大学生社工，目前仅有53人留在社区。
四、推进社区建设建议
1、加强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
建议区建设部门统筹安排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设规划，并纳入到新一轮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之中。利用老城建设、小区出新、拆违改造时机，选择适宜地段新建、改建社区用房。街道通过积极购买、租赁、调剂社区用房，挖掘驻区单位闲置房源等多种措施改善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建议区政府每年安排社区基础建设专项资金，每年解决5到6个社区用房，使其非共享面积达到400平方米。
2、扩大社区工作自
根据市委37号文中关于“人财物联动下移，切实使公共财政向社区倾斜、公共资源向社区聚集，为‘扁平化’社区管理奠定基础”和“城市社区工作所需经费(不含人员经费)，由社区设立专门账户，独立使用”要求，建议实施社区工作责权利和人财物联动下移，提高社区工作效能。一是财力下沉。出台社区工作经费下沉实施办法。社区工作预算和决算经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同意，街道每季度或半年将社区工作经费和活动经费直接下拨到各社区账户，社区活动项目经社区议事园议定，社区居委会具体实施。完善社区财务监督程序，社区每月公示财务支出，街道定期对社区财务进行审计监督。二是人权下沉。赋予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对社工进口的选择权、出口的决定权、工作分配和考核的决定权；进一步扩大社区主任无候选人选举范围，在2012年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中扩大到30％以上社区；三是物权下沉，完善社区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确保社区资产自主管理，规范运作。
3、探索“三网合一”社区管理机制
针对当前居民普遍关注的老旧小区管理、环境保护、治安保卫等问题，建议推进社工工作网格化、城市管理网格化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三者联动，做到三网合一，形成解决社区管理问题上的民情搜集、城市管理、矛盾调处的有机统一。结合专职社工工作考核，设置社工工作网格，社工每人包300户，在网格基础上建立楼栋长、居民积极分子定期登门入户制度，及时反映民情民意。结合城市管理网格，街道、社区可将其不能解决的问题反映到区城管平台，区城管平台再将问题交给区各职能部门办理。结合社区综合治理网格，依靠社工工作网络，不断完善居民信息资料，加强常住户、流动人口和租赁户管理，为及时发现治安隐患、调处社区矛盾打下坚实基础，形成“一格多元、多元联动”的社区管理新格局，真正把社区网格化、扁平化管理落到实处。
4、进一步整合社区工作事务
大力压缩针对社区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由区文明和谐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牵头负责，对下沉到社区的各项行政事务实行“准入制”。凡是准予进入的工作，集中在社区管理服务站统一承办。区社会建设、民政部门负责梳理下沉到社区的行政事务，区财政局据此整合涉及事权下放的相应条线的专项资金和工作经费，实行统一扎口、统一下拨、统一管理，确保权随责走、责随事转以及责权利和人财物联动下移。请软件公司研究开发社区综合台帐软件系统，将计生、民政、劳动各部门信息管理软件统一，建立统一的社区工作管理平台。
构建和谐城市，基础在社区，关键在党建。广东珠海市香洲区狮山街道地处珠海市中心城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辖区面积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2万人，辖区单位党组织近100个；下辖9个社区居委会，有社区党总支9个，党支部46个，党员1235人。社区内各类党建资源繁多，但服务基层的整体合力不强，狮山街道党工委坚持探索，力求跳出街道党建的局限，着眼社区内各类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区大党建，于2003年建立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整合街道辖区范围内不同行政隶属关系党组织的政治资源，建立区域性横向联动组织网络，形成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协调社区内的各类党员参与社区内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务，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社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和谐社区需要
整合党的资源
构筑党建平台
4月12日，记者走进珠海市狮山街道办事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章程》。多幅照片记录了2003年10月，狮山街道第一届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召开，辖区内76个单位党组织的92名代表，选举29名社区党组织代表组成首届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的情形。
“建立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主要是出于三个需要，”香洲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映群介绍：一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需要。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使城市人口急速增长，以致社区成为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聚合点，党在社区的核心领导地位需要加强。二是以往未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网络状的组织体制，不同行政隶属关系党组织之间分隔，党的活动方式是以块为主的社区党建运行机制。需要建立整体的，系统的社区党建的制度大平台。三是需要把党在社区的政治资源进行整合，建立社区党建工作长效机制。“一句话，我们要创新一种制度来做保障，”林映群说。
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制度，首先在街道层面构建了社区党建工作的决策层。以街道辖区近百个单位党组织为成员单位，依据《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章程》的规定，党组织代表由各单位党组织推选产生。在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框架下，各单位党组织不分行政级别，一律平等，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每三年一届，实行年会制，行使审议年度社区党建工作报告、对社区党的工作提出监督意见、制定和修改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章程及相关工作制度、选举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等职权。
“决策层的建立，改变了以前街道党工委在对社区单位组织协调职能方面的不足，更加注重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性，但执行起来更显得重要。”狮山街道党工为书记彭壮声介绍：为此我们同时构建了两个执行层。在街道层面，建立起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由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在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党建工作的动员、协调、指导和监督职能；在社区层面，建立党组织代表联组，由各社区内单位党组织代表组成。通过召开代表联组季度会议，通报社情信息、小结和部署工作。
铺设绿色通道
纵向到底共建
横向到边协调
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社区，怎么能靠一项制度让“独角戏”变成“大合唱”呢？记者在采访中寻找答案。
“以往的力不从心，是没有制度化平台造成的，而制度一经建成，必须有一套机制来确保制度的有效运作，”香洲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郝旭平介绍：狮山街道经过3年多的边实践、边改进，健全了共同参与机制、沟通协调机制、民主监督机制、服务群众机制四种机制。
共同参与机制：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单位党组织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围绕“经济共建、文化共建、环境共建、实事共建、廉政共建”等内容，三年一次签订结对共建责任书，明确共建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互动协调机制：贯彻会前征询、会中协商、会议决定的民主决策模式，通过围绕不同主题开展社情调研，定期召开社区党组织代表大会、工作委员会全会和代表联组例会；民主监督机制：互不隶属的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单位党组织之间互聘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各成员单位代表围绕社区党建、社区事务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提案，由工作委员会负责对提案进行审查和跟踪办理；服务群众机制：以“情系百家”活动为载体，组织各党组织和党员情系居民党员、困难群众、未成年人、外来工等特殊群体和社区文化、平安社区建设等社区事务，参与党员互帮、扶贫济困、关心下一代、党群工作一体化、群众性文体活动和群防群治等工作。
狮山街道党工委委员占靖告诉记者：“3年多来，社区结成共建对子123个，社区党员由400多名发展到1200多名，四种机制使社区党组织纵向联系到底，横向联系到边，铺设了联系社区、服务群众的绿色通道。”
实现资源共享
核心地位凸显
整体合力增强
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制度设计，强化了街道、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促使街道党工委注重执政方式由垂直封闭式向开放导演式转变。凝聚各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员的共同意志，实现资源共享，形成整体合力。
4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东风社区，只见200平方米的“党员活动室”内一应俱全。东风社区党总支书记朱燕君如数家珍：学习室是市教育局无偿提供的；体育器材是民政局提供的；“人人书屋”400多册书籍都是学校校长老师提供的。
朱燕君告诉记者：“辖区内驻有市委、市政府、政协、纪委等机关，还驻有3所学校、3家酒店，社区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的‘单位制’，使这些单位对社区建设活动的认同感不强。有了‘制度’以后，最显著的效果是实现了社区的资源共享。”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狮山街道辖区中的11所大、中、小学校文体设施全部向社区群众无偿开放，并由学校提供专业师资给培训骨干或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
“有了这个新模式，机关党建再也不是以前‘打打球’、‘唱唱歌’那样流于形式了，机关党组织可以为基层党组织做大量实事，机关和基层的党建工作也提高了层次，更是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验身！”珠海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李连福作为驻区单位的党代表，他体会颇深。当南坑社区党组织代表联组提出了“建立南坑灯光跳蚤市场，开发再就业岗位”的建议后，城管执法局通过社区党组织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进行协调，与市环保局、香洲公安分局、南坑工商所、市场公司等会议成员单位共同拟定方案，取得共识，最终使一批下岗失业人员就业。
按照会议安排，由我代表××镇作表态发言。
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政府设立的最基层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是农民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和场所。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县政府在这里召开全县综合文化站建设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明晰了我县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目标，为促进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镇将紧密结合实际，扎扎实实落实好此次会议要求，逐步开展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一、以宏扬先进文化为核心，加强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的领导。近年来，我镇紧紧围绕建设海岛文化名镇的目标，把发展群众文化事业、打造海岛文化精品摆在突出位置，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取得了明显成效。全镇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群众文化参与热情高涨，文化骨干队伍建设成果显著，文化活动开展精彩丰呈，文化在引导群众、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下一步我镇将加强对综合文化站建设的领导，将综合文化站建设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上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综合文化站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好综合文化站建设。
二、以服务群众为根本，扎实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一是进一步完善综合文化站建设。切实履行综合文化站宣传教育、文化娱乐、科普教育、信息服务等职能，同时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人民团体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的合力。二是切实抓好文化骨干队伍建设。大力培养、引进文化专业人才，进一步健全社区、村文化骨干队伍，逐步形成镇、社区、村二级文化骨干网络；加强对群众性文化队伍的辅导和管理，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全面提高社区、村业余文化团体的业务素质。高度重视文化作品的创作，对文化创作型人才予以一定支持和奖励，为他们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积极开展“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以综合文化站为依托，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继续开展“送电影、送戏”下乡活动，组织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打造××文化活动品牌。大力发展广场文化、社区文化，认真挖掘与梳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培育一批特色文化示范社区（村）。同时积极开展城乡文化结对活动，有选择地组织城镇社区与渔农村社区进行文化结对，推进城乡文化互动、互送和交流，促进城市文明向渔农村的辐射及渔农村文化在城市的展示。
三、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拓展乡镇综合文化站功能延伸。探索多渠道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打破部门和所有制界限，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乡镇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增强活力”的思路，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和运行，拓展文化站的服务功能和发展空间。同时，深化综合文化站内部劳动、人事、分配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健全综合文化站内的设施、人员、经费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建立竞争、激励、约束、实效的岗位目标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对综合文化站的业务指导，形成长效服务机制。
上海十多年来区域化党建的实践探索不仅是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自身的积极拓展，而且具有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意涵。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看，上海的区域化党建实践体现出两种含义的区域化党建并存、动员和整合对象不断扩大、重心在基层、重点在街道以及社会动员与整合功能持续增强的特征。明确区域化党建平台的功能权责、理顺不同共治平台的权责关系、激发参与主体的内在动力、优化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能够进一步推进区域化党建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关键词]
社会治理创新；特大城市；区域化党建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7）02-0034-0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外来人口急剧增长，社会流动加快，利益结构分化，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面对一个快速流动、二元分割、高度分化、自主性萌发的社会，既有的城市管理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迫切需要改革创新。上海自2004年开始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不仅体现了新形势下城市基层党建的积极探索，更为加强和创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城市基层党建的角度，区域化党建是执政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适应社会变迁、整合流动社会而做出的积极调整，对于打破单位党建的界限、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促进各主体联动发展、促进党组织自身转型都具有积极作用，最终有助于实现党联系和服务群众、促进区域发展、巩固执政基础的目标。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区域化党建以党的组织体系为纽带，在推动区域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推动社区共治，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对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上海以区域化党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
2004年，上海出台《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社区党建全覆盖”的工作目标，并在全市推行“1+3”社区党建组织体制。2011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区域化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共治机制”。2014年《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进而提出“建立多层次的区域化党建平台，在区县、街镇、村居层面进一步健全区域化党建组织网络”，尤其重视通过区域化党建提高社区共治水平，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思路。
在实践层面，上海不少区县、街镇都在推进区域化党建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静安区在“同心家园”理念引领下，把原本主要在街道层面的区域化党建比较早地延伸到居民区层面，同时有效搭建各种工作载体，尤其是理顺社区、居民区相关体制机制。[1]徐汇区枫林社区（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1+5+X”模式，形成以多元主体参与为特色的党建工作联合体，为加强党对社区的全面领导提供了体制保障。[2]此外，闵行区着力推动党建联建项目化运作、宝山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大型居住社区自治共治，以及松江区方松街道、虹口区曲阳街道等地都在推进区域化党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
目前看来，上海推进区域化党建的主要经验做法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构建多层次的、以各级党建联席会议为载体的区域化党建平台。区级层面，建立区委领导下的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建联席会议。街道层面，建立由党工委书记直接负责的街道党建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居民区层面，除专职社区党务干部外，还吸收社区民警、业委会、物业公司中的党员负责人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
二是在街道层面调整区域化党建组织架构，由“1+3”调整为“1+2”。街道党工委原本下设行政组织党组、居民区党委和综合党委，2015年之后改为下设行政组织党组和社区党委。行政组织党组主要发挥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综合协调作用，社区党委则要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切实发挥党建引领、推进社区共建共治作用。
三是在推动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共治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包括公益服务清单制度和驻区单位、在职党员的“双报到、双报告”制度。以党建联系会议、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为平台，建立了议题形成、需求对接、项目J领、责任约束、考核评价、反馈激励、利益共享与合作共赢等一系列实施机制。
四是在党建引领下完善街道协商共治平台（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具体包括：优化代表结构，广泛吸纳社会各方代表进入社区代表会议；拓展共治内容，将各类社区公共事务均纳入共治内容；强化共治功能，包括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监督和支持社区工作、评议监督有关部门等；完善运行机制，健全议题形成、调查研究、协商议事、项目执行、评估评议、跟踪监督等机制。
二、上海区域化党建工作的特点
十多年的实践体现出上海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的特点：
一是广义狭义的区域化党建同时并存。狭义的区域化党建重在打破单位党建与社区党建的界限，其主要载体是党建联席会议，主要对象是有党组织的各类组织，首要工作是推动驻区企事业单位和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与治理。广义的区域化党建则是指特定区域范围内针对所有各类组织的党的建设，内容既包括加强传统组织的党建工作，又包括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拓展，如街道的“1+2”格局就涉及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驻区单位、居民区和两新组织等。在现有实践中，两种含义的区域化党建齐头并进，共同发挥作用。
二是区域化党建动员、整合的对象不断扩大。由于体制内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建制最为健全，资源也更为丰富，因而区域化党建首要的动员对象仍是驻区单位、在职党员。在此基础上，区域化党建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面向各类组织和社会力量，体现了以党建推进社区共治的工作效果。
三是区域化党建的重心在基层，重点在街道。在上海的实践中，一方面建立了区、街镇、居村三个层面的区域化党建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始终突出区域化党建的重心是在基层，重点则是街道的体制机制创新。区域化党建的工作思路首先出现于街道层面，之后逐渐在横向上扩展到镇域、纵向上深入到居民区，形成了如今多层级、全覆盖的工作格局，也体现了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城乡社区的创新方向。
四是区域化党建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功能持续加强。上海区域化党建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对传统体制内单位的动员参与、整合力量方面，也不仅体现为对于新兴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拓展，还体现为街镇党组织加强对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领导能力进而改善条块关系，以及在全社区的范围内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共治。
三、当前上海区域化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上海市区域化党建工作在长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领域，围绕区域化党建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依然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区域化党建平台的功能权责有待明确。各级党建联席会议是区域化党建的基础工作平台，但现有的文件中并没有对党建联席会议及成员单位权责功能的细致界定。比如议事协商，其范围如何界定，不同意见如何达成共识；又如监督功能，街道党工委的工作报告包括哪些内容，与会者能否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对于报告中的问题如何后续改进等。此类问题都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第二，不同共治平台之间的权责关系有待理顺。党建联席会议只是社区治理平台之一，街镇层面还存在其他一些共治平台，如党代表会议、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镇人民代表大会等。不同治理平台之间涉及地位有否高低、如何分工合作的关系问题，但现有文件中没有明确界定。例如社区代表会议的主要功能也包括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监督和支持社区工作、评议监督有关部门等，这些与党建联席会议存在交叉。功能交叉的困局体现为：如果党建联席会议可以很好地代表和整合社区力量，则社区代表会议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减弱；反之，党建联席会议的共治意义就将大打折扣。
第三，参与主体的内在动力存在不足。驻区单位、党员是区域化党建首要的参与主体。目前的制度机制中，“双报到、双报告”制度、需求对接机制、评价激励机制及项目化运作机制都涉及对驻区单位、党员参与动力的激励问题。但这种激励主要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而非内在动力的激励。党建联系会议制度赋予了驻区单位党组织一定的议事权、监督权，但在权责不明确的条件下，赋权作为一种内在激励的吸引力不足。需求对接机制一方面对接社区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接驻区单位的需求，后者旨在激发驻区单位的内在需求动力，是一种内在激励。但目前的情况是，要求驻区单位为社区做的较多，而社区为驻区单位做的较少，那种基于双方需求的合作共赢局面仍不稳固。
第四，社会治理逻辑的体现不够充分。作为运作逻辑，社会治理要体现治理各方具有主体意识、社会参与是否充分有效、不同主体能否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妥协合作等原则。但在目前这些体现并不充分。例如需求对接机制，要求驻区单位资源和社区服务需求相对接，但在社区服务需求的提出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充分体现民意，而驻区单位自身的需求也可能被忽略。又如项目化运作机制，每年共建项目的确定过程可能并未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服务提供方和服务对象的主体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类似问题如能有效解决，将使区域化党建的运作机制更好地体现出社会治理的逻辑。
四、进一步推进区域化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
一是明确党建联席会议及成员单位的功能权责。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的性质、功能定位、权力责任，明确成员单位的权利、义务。党建联席会议是区域化党建基础性的工作平台，具有协商议事权、建议权、监督权，成员单位相应拥有平等的协商议事权、建议权、监督权，同时须履行以下义务：围绕区域发展具体事项开展调研，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认真听取街镇、村居党工委工作报告，提出有理有据的审议意见。
二是理顺党建联席会议与其他治理平台的关系。党建联席会议以党组织为参与主体，党员代表会议以党员为参与主体。二者存在功能交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整合。党建联席会议是党内会议，社区代表会议是党内外全体会议。在功能设定上，二者可以作为充分听取党内、党外意见的平台，经党建联席会议充分讨论通过的工作方案，可以在社区代表会议上听取更多群众意见后再作执行。在党员代表能够很好地代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二者也可以考虑进行整合。社区委员会是社区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镇人民代表大会则类似于社区代表议。
三是激发参与主体的内在动力。明确党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党员代表的权利、义务，切实保障其协商议事权、建议权、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按照党内民主原则由各单位、组织、社区选举产生参加党建联席会议的党员代表，党员代表既要对单位、组织、社区负责，也要充分考虑区域公共利益。结合各单位、组织、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制度，试行党员代表的职业化，将党员代表履职情况纳入对党务工作者的考核。
四是进一步优化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优化“双报到、双报告”制度，明确在职党员参加所在街镇村居党建活动、关注居住区域建设发展的义务，在职党员有权利竞争成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党建联系会议。优化需求对接机制，重视社区服务、治理需求自下而上的产生，重视驻区单位的自身需求，支持资源、服务的供给方充分参与到需求提取过程中，确保资源、服务精准、到位。优化项目化运作机制，推动项目化运作与需求对接机制紧密结合，针对常态化的服务、治理工作，设计合适的长期项目，以相对固定的人员、资源投入与工作模式保障其长效作用。优化评价激励机制，调整考核评价内容，对驻区单位党组织及其代表的考核重在关注其权责能否有效实施。优化区域化党群工作联动机制，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为纽带整合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吸收不同特征人群的党员代表进入党建联系会议，形成在党的领导下不同单位、不同阶层协同共治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朱翊.以居民区党建推动单位、区域、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上海市静安区“同心家园”区域化党建工作[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