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变迁与融合之道
对当今新闻传播教育所处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解读是与会院长发言的普遍起点。外部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的“危”与“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成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战,他提出了四个“融合”加以应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通识与专业的融合,教与学的融合。长期分管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经过多年讨论,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打好基础平台。在新技术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新闻教育应在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强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则强调了“特色化”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DeanMills在题为《新闻业与新闻教育中的失望与希望》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检视了美国的情况,认为从今天美国的一些报道来看,现在既是新闻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也是新闻界最糟糕的时刻,其表现是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幅削减岗位,新一代的受众逐渐抛弃传统媒体转而投向互联网的怀抱。“就业”成为很多人对新闻学的担忧。他驳斥了“新闻业已死”的论断,认为教育者要开发创新性的课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学生,也让市民成为更好的新闻业消费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H.Beckett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们处于新闻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首先有必要把新闻的生产和它的传播分开来看。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publicparticipation);二是“连接性”(connectivity)。网状的新型媒体结构改变媒体的消费和制作,而且影响深远。就欧美的情况而言,目前媒体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改变,也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一种改变。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他们很多公众职能都变成了媒体公司。我们新一轮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回应了新闻和传播研究的四个课题。第一,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第二,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第三,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他认为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教育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主题发言《寻找未来的传播教育》中认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来的最大挑战,进入了后Google时代。对台湾新闻教育而言,不仅有来自全球化、媒体汇流的挑战,还有来自商业化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今天传播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从“面向”而非“矛盾”的视角去理解这三对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他还构筑了一个由三对概念构成雷达图,并给出了横向(院校间)和纵向(历时)比照的标准和建议。他认为各院校应该根据规模、需要、历史传统等建立平衡和协调的标准。
二、技术争议与专业本质
“技术”是众多与会代表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讨论。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EvgenyZaytsev认为要把新技术当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识才是新闻教育的两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费功夫,技能要贯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等认为,把学习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过分的技术化取向对新闻教育是一种伤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张圭阳等。张圭阳认为,这种迎合市场即时需求的教育实践被证明存在极大问题,毕业生们越来越擅长于播报即时短信息,而在分析性报道和深度报道方面颇为欠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对媒介融合做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他认为面临数字科技的这场革命,新闻传播学科首先要思考这场产业变革的本质,分析行业的关键技能何在,不能仅仅停留在担心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的报告,他认为不能泛泛而谈新媒体与新技术,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对专业性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又有来自新媒介生态下诸如“公民记者”的挑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以重新审视新闻学教育的合法性为起点,对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何在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新闻实践所处理的是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专业体系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知识及支持这种视角的理论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学的专业程度又严重不足,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人才缺乏专业独有的精神气质。
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HugodeBurgh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公共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新闻学是属于21世纪的学问。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ErnestJ.WilsonIII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也强调了向本学科外推广新闻传播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新闻学常识。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ickPullen和JeffreyBrody教授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同样面对公民记者的挑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第三,要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三、培养层次与教育创新
正如本次论坛中多位院长指出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从被定为一级学科,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体系日趋健全的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各层次到底培养什么样人才的疑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研究》中谈到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则对高层次应用型国际新闻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提出了她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这一举措是当前加强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步骤。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介绍了日本在2008年才设立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背景。地处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创建于1882年,它以培养记者而声名卓著,但一直没有设置新闻学的系统课程。此前的日本新闻界一直坚持在岗培训(OJT,on-the-jobtraining)的人才培养方式,新进人员像白纸一样直接被各个媒体涂上自己的“颜色”,已经带有“颜色”的记者并不受媒体的欢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开始设立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一转变与大众媒体自身不断变化有关:24小时新闻播报使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新来者凭借对新闻业使命的认知、对法律知识的熟识,及实践经验为新闻界带了一股新风。
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StevenMaras对博士层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专业博士学位(PD,ProfessionalDoctorates)、专业实践型博士(PracticeBasedPhDs)及传统的博士学位(PhD,PhilosophyDoctorates)的讨论进行了介绍,并集中介绍了国外对前两者的争议。与传统的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博士学位(PhD)不同,专业博士学位(PD)的诞生较晚,在英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以市场为驱动满足于特定领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学博士等。PD与PhD的区分较为明显。而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针对与艺术、创意等相关专业,它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于这类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讨论集中了五种类型的话语:隔离主义的(Segregationist);PhD学位的堕落(DegradationofthePhD);包含主义的(Inclusive);(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矫正或重整学术的(Disabusing/ReclaimingtheScholarly)。StevenMaras认同第五种话语,认为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是一个反思学术何为的契机,也是反思大学传统的契机。
本次论坛中多位来自英美的院长都强调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JudyTurk认为大众传媒生态的变化将带来大量的外包业务,催生出个人工作者的职业模式,诞生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者要主动探讨出新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强调新闻传播基本的价值,但也要更加强调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毕业生们不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求职者,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策划人,为一个企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成为跨媒介和产业平台的独立工作者。
继续教育和培训成为新闻教育的新领域。新加坡传媒学院副院长JacksonYip以新加坡的个案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和硕士计划》。JacksonYip认为如今的媒体和创意产业正发生着结构调整,为就业准备的传统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满足传媒业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灵活性的全新的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与解决方案来满足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而整合多种资源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则帮助媒体与创意人士的实践工作更专业化。
在媒介高度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哪些必须改变,哪些需坚守不二
当今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们传媒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当下中国,一谈到新媒体,我们的传媒教育可能就会考虑开设诸如网络、动漫设计等专业。这当然是需要的,同时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界似乎也都呈现这样的趋势。但一定要认清新闻传播教育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存在根基,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教授认为,新闻教育无论怎么演变,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要秉承自己院系的传统,秉承新文学的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质,因为新闻学院和传媒学院的媒体有各自不同的标签,但是他们最好的标签都应该是秉承新闻界的传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我们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譬如课程设置、教学形式、专业规划、培养模式等,但对于优秀的传统教育应该保持不变,即以下四点应该是持久不变的:一是政治觉悟,诸如政治胸怀、政治境界、政治眼光、政治责任等,都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新闻人坚持的;二是文化素质,尤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积淀;三是实践意识,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要坚持实践意识;四是国际视野,新闻人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世界视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技术相比,观念显得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新媒体专业变成“新闻技工”的培训场所,因为这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则更是尖锐指出,传媒技术在瓦解新闻教育。把学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以游戏动漫专业教育为例,一方面我们千百万父母为子女沉溺于游戏而揪心,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热火朝天地发展游戏动漫教育。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新闻记者是记录历史的,但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甚至在歪曲和玷污历史,这是我们当下新闻教育改革尤其需要反思与警醒的地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等均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
在新闻传播学系群雄并起的时代,是追求办学的大而全,还是突出自家特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当前以互联网、移动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所带来跨媒体、跨产业、跨国界、跨地区融合的全球传播新格局,是对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推动,作为现实社会中,包括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教育同样是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加强融合。在交流中体现融合非常重要,差异性文化的互补度更高,不同的经验和基础也同样可以受到启发和激励,但融合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教学个性,从而增强不同新闻院系的比较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提出,新闻传播教育没有必要四面出击,搞全面开花,各个新闻院系要结合自身资源、规模、特长、地缘等要素,给自己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根据院校的传统、使命、愿景、奉献等来做一些实际的安排,每一个院校在教育改革中一看自己的情况,二看社会的要求等,自己选择自己的位置,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按实际情况发挥自己所长,力求自己的进步。像美国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其基本上是以新闻实务教学为主,研究是有,但并不是很主要的,有一点大众传播,但焦点还是在新闻方面;而同样知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其研究偏重一点,主要是理论的,实务基本上没有,新闻传播教育办得也很出色。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所作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的发言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认为,目前中国高校800个新闻传播的院系都面临着“千校一面、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的问题,大家的课程设置都是“老三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真正建立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话,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中国的教育办成有高水平的,但又是有特色的教育。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的办学情况,胡教授阐释道:“怎么走一条特色化的道路,就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来说,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如何跟中国传媒大学、跟复旦大学、跟武汉大学区别开。我们培养出去的学生如何让大家知道是中国传媒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里面两个重要的目标:如何去回答你现在面对的服务对象提出的理论问题,这个就是去解决你、引领你方向性的学术研究的学科;再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回应现实的走向,现在的媒体变化非常快,如何回应现实的走向,这就使得你课程结构的设计、专业结构的设计,包括学生的培养方案可能都要设计一个面向实践的、相关度非常高的培养方案。”
在数字化媒体异军突起语境下,是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的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教授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发言中首先指出,现在我们正站在新闻学的关键点,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正在加速,新闻学的教育也应该反映这种变化,并且参与到变化之中;接着他分析,“现在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首先是公众的参与……现在,公众可以参与到各个角度的新闻制作,可以和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一起合作,或者是单干。第二个是连接性,现在每样东西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他们可以分享、传送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制作……记者不再是守门员了”;最后,他主张,新闻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敢于在传统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上不断突破陈规。
作为一种呼应,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教育构成的挑战,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新闻教育改革方向就是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樊篱,致力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则是通过对上海新媒体行业的调查研究发现,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他吁请注重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与创新性传媒人才的培养。郑州大学的董广安教授提倡将“教学途径”与“非教学途径”相结合,培养实用性新闻人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建伟建议推行“3+N”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使新闻学系毕业的学生都能学有所长,独当一面。
另外,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赵心树、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本杰明・希尔・蒂伯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石义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铭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吴予敏、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方晓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白贵、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等众多学者和院系负责人也都结合各自所在单位的办学状况,强调了办学特色的重要性。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院系的教育改革是“各自为政”,还是“合作共荣”
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认为,当前随着以报刊、广播、电视为教学样本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日渐滞后,新闻学院要想知道如何让教育变得更加富有成效,除了与商界新闻业合作,推广、使用新的技术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外,还要与其他国家,譬如与复旦有机会展开合作,以探索新的方式来写新闻。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在其题目为《东京大学“情报学环”的目标》的演讲中,更是“从四个方面(新世纪知识方面的转变;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大学以及知识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亚洲新时代的到来)阐述了新闻研究和教育必须打破国界“被连接在一起的”的重要性,他认为,生存在同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必须共同地去努力解决所面对的同一的问题,“所有全世界的同仁们,亚洲的同仁们,我们在研究和教育共享的世界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能够一起为推动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艾夫根・扎特斯耶夫在追忆了与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一些成功合作历程后,提出希望在面向21世纪的项目当中,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进步,能与从北京、复旦和上海大学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复旦新闻学院的“两个期待”(期待与国内外兄弟院校的合作生生不息,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发展;期待与相关学术刊物的合作,在新的学术语境下有新的拓展),一方面为复旦新闻学院的发展勾画出了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达了很多与会学者的期盼。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积极回应童兵教授的“期待”,他结合陕西经济穷省、文化大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等多项自我发展规划,并吁请与东部像复旦这样的知名新闻院系展开全方位合作,他的这一愿望得到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民族学院、新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西部众多新闻院系的同仁的较大认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才能最终实现中西新闻教育“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教授更是提倡国际间新闻传播教育互动互助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系交流机制长期化、惯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共同愿望。
当代中国社会以媒介社会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媒介教育提出了挑战,在以互联网带动的数字化媒介下,传统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网络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可谓浩浩荡荡,给整个传统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带来致命性的冲击。教育的最终指向是实践。新闻传播教育面对媒介融合这一传播实践该如何挑战、如何应对,已成为各国新闻传播教育者无法回避的课题。相信,复旦新闻学院借庆祝自己建院80周年之际,举办的这场为期两天的“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一定会为今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未来合格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起到建设性、启示性、指导性作用。
对媒介素养的研究最初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以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学者为代表，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媒介素养的外延和内涵，并对媒介素养的重要意义作了分析。综合不同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主要有两种核心观点：一是将媒介素养视为利用媒介获取并传播信息的能力；二是把媒介素养与媒介教育联系起来。根据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的定义，媒介素养是一种教育，其目的在于增强受众理解和鉴赏媒介内容的能力，使其了解媒介信息传输和加工过程，从而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内容的本质特性，即媒介内容并非是现实的单纯再现，而是对现实的构建。美国著名学者杰姆斯•波特在他的专著《媒介素养概论》一书中对媒介素养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接触媒体和诠释媒介信息的视角。这个视角的构建取决于人们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较为完善、层次较高的人具有相应较高的媒介素养能力，相反，知识结构较杂乱肤浅的人，其媒介素养水平也相对较低。他认为媒介素养具有以下特点：媒介素养不是一个绝对概念，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范畴，有的人媒介素养较高，有的较低，但这种状况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通过后天的习得，媒介素养会不断提高。媒介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提升。
媒介素养是一个复合体，由认知、情感、审美和道德四个层面构成。认知即个体对信息的加工和思考过程；情感指人的情感感知能力；审美则指以艺术的眼光评价和理解媒体内容的能力。道德层面指从媒介信息内部提取价值观念的能力。认知和情感层面是媒介素养的较低层次，而审美和道德层面则是媒介素养的较高层次。媒介素养能够增强人们正确解读媒介信息的能力。美国俄勒冈大学媒介研究学者加里•凡润顿对媒介素养也作了阐述。他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不仅看他能否获取和接受信息，而且看他能否用笔、纸、电脑、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进行信息交流。也就是说，一个具有媒介素养的人能够熟练运用多种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就像过去只用语言文字交流一样自然。文献研究显示，尽管不同学者对媒介素养的阐述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普遍的认识是媒介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得到的。这里所涉及的媒介主要是指诸如电视、广播、网络等以视觉听觉符号系统为特征的新型媒体。多数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媒介素养不仅仅是从事大众传播活动工作人员所应具有的素质，而是文化人应该具有的普遍素养，这体现在能够有选择的获取，并有能力解读现代媒体信息的深层意义，最终还能亲自创造自己的媒介产品。由此可见，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信息时代人们素质的一种更高要求，是对传统“有文化”概念，即说文解字能力的延伸。人们必须接受必要的教育，使自己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所以有些学者把媒介素养和教育相联，在某种意义上把媒介素养等同于媒介教育。那么，在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文将着重探讨这一问题。
二、国际新闻传播与媒介素养
国际新闻顾名思义是跨越了一国国界的新闻，它是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际新闻的形态，学界有以下主要观点：一种是把对发生在本国之外的新闻事件进行的报道视为国际新闻，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世界新闻观”，这种观点为中国媒体界普遍认可。我国家喻户晓的《新闻联播》节目里设有的“国际新闻”栏目，就是“来自外国的消息”。《人民日报》里的“国际版”也是关于中国以外新闻事件的报道，这些都属于国际新闻的范畴。照此理解，最地道的国际新闻莫过于《世界新闻报》、《环球时报》等专名媒体。另一种是把对外宣传视为国际新闻，可以称之为“对外宣传观”。这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做法较为典型。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上述各单位的英文网络版以及一些其他英文报纸（如ShanghaiDaily）和电视英语新闻节目等。把上述媒体的新闻传播视为国际新闻传播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传播对象是国外，而对外国受众来说，这些信息都来自本国之外，自然是国际新闻，尽管都是关于中国的报道，更何况上述媒体都有“名副其实”的关于世界性事件的国际新闻报道。还有些学者把全球性的新闻报道视为国际新闻，认为国际新闻传播实际上是世界性新闻媒介机构从世界各地采编信息，并向“世界受众”传播的活动。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国际传播观”。按照这种观点，新闻传播的主体，即媒体，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而是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跨国媒体，而受众也不限于某一地区或国家，是国际受众群体，这一观点是信息全球化的具体体现。基于这一观点，诸如CNN、BBC一类世界媒体一般所传播的新闻皆属此例。从以上三种观点中不难看出，“跨国界”是国际新闻传播的显著特征。不管是“世界新闻观”、“对外宣传观”还是“国际传播观”都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相比较，从传播方向上看，“世界新闻观”和“对外宣传观”都是单向的，前者是“引进来”，后者是“传出去”，而“国际传播观”则是交互的，既有“引进”又有“外播”，新闻传输的范围更为广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传播观是国际新闻的广义范畴。采取这种广义的国际传播观，有助于构建全球化的信息交换平台，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在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要融入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媒体自然肩负着对内传播世界信息、对外宣传中国的双重责任，以便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与此相一致，我国国际新闻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也必然具有双重性：对国内受众主要是做好“报道世界”的工作，对国际受众则要履行“宣传中国”的职责。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特殊使命。从结构上来讲，国际新闻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必然具有所有新闻活动的一般属性，即新闻性和大众传播性。除此以外，因为国际新闻是跨越国界的新闻传播活动，那么还应具有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交融的跨文化性。新闻性。新闻性本身包含大众性，但新闻又不同于诸如电影等其他大众传播内容，因而这里专门与大众性区别开来。把新闻性作为第一要素提出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新闻性是国际新闻传播的根本属性，是它赖以存在的前提。国际新闻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但哪一种形态都离不开新闻这个中心。这就是说，国际新闻从业人员首先必须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新闻业务所要求的一切基本素质。大众传播性。新闻传播依赖的载体是大众传媒，因而必然具有大众传播性，这对于国际新闻传播也不例外。任何形态的国际新闻都具有大众传播的一般属性，例如传播要借助于大众媒介工具、新闻受众具有广泛性、不确定性、自主性等特点，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要有实效性和可信性等。这就意味着国际新闻工作者必须能够熟练运用大众传播工具，认识大众传播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并熟知大众传播的各种方法和技巧。跨文化性。按照“媒介文化”（mediatedcul－ture）研究的观点，“新闻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文化是一种传播文化和文化传播”。如前文所述，国际新闻是跨越国界的新闻传播活动，这就必然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人员之间的交流，即跨文化交流，这一特点决定了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还是跨文化传播者。因此，国际新闻传播还具有跨文化的特性，这一点是国际新闻区别于一般新闻活动的特殊属性。总之，跨国际、跨语言、跨文化的性质是国际新闻的特殊性，它决定了国际新闻工作者除了具备一般新闻业务的基本素养外，同时还必须具备跨国际、跨语言、跨文化的媒介素养。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国际新闻传播是跨越国界的信息流通，这种传播活动的载体是新闻信息，但其实质却是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在传播过程中承载着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谓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国际新闻传播主体，即作为信息发出者的新闻工作人员，将异国的新闻事件通过一定的文化视角进行解构、编码形成“国际新闻”，再将其传输给作为信息接受者的本国受众，这一过程正是一个交互的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编译码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新闻是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国际新闻传播活动具有跨文化交际的一般属性，即在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涉及到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交流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恰当交流与转化成为国际新闻传播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传统。了解各国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前提。一些文化研究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中人们交际的目的是“贯和”，通过谈话融洽关系，言语表达比较委婉。而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中人际交流的目的是“个人本位”，在于通过说服、规劝来伸延自我，言语表达上比较直接。这一点体现在对应的语言及其使用上也有差异。语言文化的差异往往表现在实际交流中。在东方特别是中国，语境对言语行为的影响很大，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会大相径庭，这也就是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而西方人在很大程度上靠清晰的言传，语境虽然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与东方相比还是相对较弱，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更注重“facevalue”，即相信言语本身。
与此相似的是，在汉语、英语篇章结构对比分析中我们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人在谈论某一问题时，不是直接切入主题，总是经由一个次要到主要，由相关背景信息到话题发展的过程。人们在向别人提出要求时，总是先陈述原因、背景，以使对方有个思想准备，引起对方同情和理解，之后才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西方则相反，他们径直提出要求，开门见山，对原因的陈述则有可有可无。对于国际新闻传播来说，哪些跨文化因素制约着传播效果呢？实际上，文化差异存在于国际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我们以中美文化差异为例，从传者、传播方式和接受心理这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传者来看，由于新闻传播主体———新闻记者是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导致新闻信息传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新闻记者本身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美记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所持有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这就会反应在新闻报道上两者选用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不同，最后有可能导致同一新闻事件不同记者的报道却会使受众得到不一样的信息，这一点在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有关国际政治事件的报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当中除了新闻记者本身的偏好所致以外，更多的是不同文化和价值取向所使然。其次从传播方式来看，中美属于不同的文化语言体系，因而在叙述结构、语言习惯和表达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也反应在新闻传播活动之中。根据文化语境的相关理论，中国文化属“强势语境”，所传播的信息很多情况下不是靠传者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靠听者“悟出来”。在交流方式上，中国人一般重含蓄，忌直言。在表达风格上，汉语讲究工整对仗、和辄押韵等技巧。与之相对，美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传播的信息主要靠传者明白地说出来，而不是靠听者“悟出来”。在交流方式上，美国人喜欢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在表达风格上，英语一般讲究简洁、明确。最后从接受心理来看，由于不同的认知习惯，中美在传播取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受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重视社会关系、和谐统一，因而倾向于采取集体取向的主导模式。与此相对，美国人更注重自由平等和个人价值，所以倾向于采用个体取向的主导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国记者的视角可能更突出集体观，而美国记者的视角往往会从个体本身出发。
四、结语
一、现阶段我国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所面临的困境
（一）课程体系十分巨大，知识点相当繁杂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新闻传播史学一直都是我国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实际当中，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自始至终都作为必修课的形式出现，充分发挥着通识教育的重要功能；新闻传播史学的延伸课程通常都是作为专业选修课程存在，充分发挥着进一步拓展专业知识的重要功能。前后两者一起构建了对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展开通识知识教育以及专门知识教育的重要平台。
（二）教育技术含量非常高
现阶段，我国已经全面迈入了信息时代中，信息技术在我国各个领域得到了合理运用，我们在教学技术的角度上面来看，新媒体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在行为业务课程当中已进被大量引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习这一课程的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兴趣度越来越高，因此，这就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环境下，实际中的新闻传播史学课在课件制作方面以及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应用方面，甚至互联网教学方面都不仅仅是一种表面工程，而真正成为了一种吸引学生注意力以及提高教学效率，进一步提升老师教学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现阶段我国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革新
（一）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意义
就实际而言，所谓当代性，其实简单地说就是全部历史最为本质的特征。其实，从根本上面来说，建立成为新闻传播史学的主要基础就是新闻传播史实，对于它的认识伴随着新闻远比史学家思想意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对于历史材料的不断理解而发生的动态变化。新闻传播史学家能够让新闻传播成为对以前事情的总结，对于现在以及未来的生动记忆。因此，作为一名在高校中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的老师，自身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新闻传播史学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有在任课老师的角度认识到其真正的意义，才会在教学过程当中重视教学问题。
（二）重视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
在教学方面教师要逐步重视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社会史学重视的是新闻自身的多重意义，包括新闻传播事业、社会迁移变革以及新闻人士等因素和时展的紧密结合。它体现了新闻传播的时代特性。此外，在实际教学中，社会史视角下学习新闻传播史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和全面展现一种比较宏观和有机的新闻状态，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增加这一课程的严密逻辑性和教学趣味性，让学生可以更好地去理解。
（三）积极引入与之相关的教学新技术
在这里笔者所着重强调的“引入与之相关的教学新技术”指的是多媒体教学设备[4]。就实际而言，通过计算机网络版的课件或者单机版的课件可以为教学课堂带来两方面的优势：①能够显著地增加科学性，使教学过程更加严谨；②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如果老师只用口讲的方法很难讲得清楚、很难讲得明白，学生理解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可以把理论性的东西变得实物化，能够弥补老师语言讲解上面的不足，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③上课过程中应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有效增强授课的趣味性，从而可以更加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的学习质量显著增强。
论文摘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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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3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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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