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越南见过一个卖水果的小姑娘，不过十岁出头的样子，却已被熏染出了冷漠与势利。而这个小男孩，我无意中就将他和那个越南小姑娘归到一类去了。事实上，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就证明了一切——他不过就是个孩子而已，本该享受幸福的童年，却冒着酷热在外面卖水果。其实他的水果卖得并不算贵，他的愿望也很单纯，无非是希望多卖出些水果而已。可我动用了一个成年人的心思去防备他，特别是用一种在社会冷暴力中日渐形成的防骗心理去揣测他。而他并不是在行骗，他只是在销售水果而已——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潜意识里，我觉得我的做法会使我成功地远离骗子；实际上，在那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伤害了一个孩子最纯真的愿望。
我为孩子的可怜感到心伤，也为自己的冷漠和自以为是的防备而心伤。
几天后，旅行快结束了，我们又乘车从暹粒返回金边，翌日就将从金边飞回国。这些天玩得挺愉快的，但我的心一直悬着。参观吴哥窟时，我在想这个孩子有没有来见过他们国家最伟大的建筑；去夜市买东西时，我又在想这个孩子平时的玩具都有些什么……我和闺蜜约定好了，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况，一定要记得提前备一些小礼物，一定要记得多给孩子们一点爱。没想到，大巴车又在那个加油站停了下来。我心里暗喜：要是再见到大眼睛孩子的话，我就买他的水果。
他果然在！车一停，他就和其他孩子一齐跑了上来。见到我，他眼睛都眯成了缝，嘻嘻地笑着，露出两个小酒窝：“姐姐，我还记得你！你前几天来过！”他似乎把那天的不高兴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一次，我果断地买了他的菠萝，这一袋已经削完皮并切成条的菠萝，折合人民币四块钱左右。买完菠萝，我竟突然有些不舍，蹲下问他：“我可以和你拍个照吗？”孩子非常开心地应许了，我把手机递给闺蜜，请她帮我和孩子拍张合影。
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却让小男孩周围的小伙伴们都很羡慕他，孩子们竟然围成了一个半圆，齐刷刷地看我们拍照。小男孩对着我的手机摆出了一个剪刀手的姿势，此刻，他不像兜售水果时那样大方活泼了，反而露出羞怯的神色。
上车后，小男孩仍然在窗外朝我微笑挥手，迟迟不肯挪动，直到我们的汽车驶出很远，回过头再也看不见加油站。我把那一袋菠萝打开，正像小男孩说的那样，他的菠萝果然好吃，肉甜汁多，新鲜甘美。闺蜜也向另一个孩子买了一袋棕榈果，我俩互相交换着吃，都觉得心里悬着的东西终于放下了。
那张合照，我当然珍存着。照片上，孩子仍是光着脚，皮肤黝黑，身量瘦小，衣服破破烂烂，他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还缺了一颗门牙呢。他灿烂的笑容，猛然击打着我心中的什么角落。我并没有施舍他什么，他只不过用他的正当劳动，赚到了他应该赚的钱；而我只不过花了几块钱，买到了一次快乐与内心的充实。我还想，童年的记忆本来就不完整，卖水果遇到的人不计其数，他会很快把我遗忘的，我却是永不能忘记这件事。而他今后的生活会如何、人生道路是否会顺畅、是否会遇到愿意帮助他的人？和他一起卖水果的那些孩子们呢？他们是否会在今后柬埔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抓住机遇改变命运，或只是卑微黯然地度过一生，甚至也变得冷漠、势利与算计？
我越想越难过。
我们在深不可测的地底，挖掘着地球一片又一片的外壳，只因金色的矿石在尘土中隐藏。我们在永无止境的黑夜，钻探开天际一层又一层的云雾，只因永恒的答案在风中飘荡。
——题记
他又一次端起这崭新的望远镜镜筒，将它安安稳稳地固定在镜座上。他在佛罗伦萨，他是皇室赞助的学者，他用着美第奇家族的巨额财富，做着一场又一场星空之梦。而立之年的伽利略·伽利雷在每改造好一台望远镜之前，都会从书房里拿出已染上尘灰的一卷《天体运行论》，向它虔诚地祈祷，如同一个质朴的清教徒。而后，他便会沉潜入这苍茫广阔的星海。
“那个……是木星，那么……它们在围绕木星旋转？不可思议！”伽利略冲出观测室，将这个结果告诉美第奇先生，如同回味着一出震耳欲聋的默剧。“这项结果如果一公布，我们的理论可就站住了脚了！”他滔滔不绝地向美第奇先生描述着。
他忽然间想到了什么，突然跑回观测室，拿起了那本陈旧的《天体运行论》。他想起自己出生的三年前，临终的哥白尼颤抖着在刚刚出版的这本著作上签下名字。当时的哥白尼也曾意气风发，在他粗陋却饱含汗水的数据中沉潜，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与宗教的主流地心说截然相反的崎岖道路。伽利略从未后悔将科学作为信仰，即使他知道，在黎明到来之前，瓦解掉陈腐的宗教观念的路还很长，真理的答案还要在这探索的路程中飘荡。
于是他千里迢迢，来到了当时群英云集的罗马。他将自己的理论公之于众，用翔实的数据、优秀的口才辩驳着陈旧的观念，成为了当时有识之士眼中的先驱。然而，当他收到异端裁判所的传票时，一切的光荣都不复存在。教廷要求他停止传播日心说，并封禁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眼前，重又成为一片黑暗。
时年52岁的伽利略，悻悻走在回到比萨的路上。他看见前方永无止境的道路，看见阵阵秋风裹挟着脆弱的黄叶，看见了他昔日求职时的对手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而他只能沉默——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不能再发出有关科学的任何动静。他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来缓解心中的忧郁。
有一天，他的家人为他送来了一摞厚厚的长卷。他停下手中的笔，粗略地一瞥——那是鲁道夫星表，其精度与广度足以跻身当时的世界最前沿。他想起了仍旧穷困潦倒的开普勒，想起了他曾立下的制作星表的诺言。而此刻，这位朋友的毕生事业，就铺展在他的眼前。他又看见了那久违的星空——纸上展开的宇宙几乎要将他吞没，一圈圈轨迹、一团团星辰涌入他的脑海，周而复始地旋转、轮回。他是多么渺小，而宇宙是多么深邃；但是，正是这无尽而深邃的宇宙，是一直吸引着他掠过千万年黑洞、一步步向前航行的动力。那正是永恒的答案，在岁月的风尘中亿万年地飘荡。而陈旧势力的层层雾霾，无法遮住这恒星的光辉。在无尽的探索面前，被冠以异端之名，又能阻挡我什么？
1632年，时年68岁的伽利略·伽利雷出版《对话》。他已决心将自己于日心说方面的全部立场公之于众。他如一位破釜沉舟的勇士，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个决定：让科学和真理沐浴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盼望着一次英勇的就义，更盼望着让人类真正明白宇宙的奥秘。
可惜的是，伽利略没有看见这一天。他没有看见后生牛顿接过他的大旗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没有看见日趋成熟的空间望远镜，亦没有看见三个半世纪后，罗马教廷为他迟来的平反，让这伟大的灵魂真正安息。尼古拉·哥白尼，乔尔达诺·布鲁诺，约翰尼斯·开普勒，伽利略·伽利雷。后人们口中的一个个名字，早已成为了一条鲜活的筋脉，将科学的精神传递至今。他们所盼望的答案，仍旧在历史潮流的一阵阵风中飘荡——人类永远无法探索穷尽宇宙的奥秘；但他们架起的追求真理的梯子，让我们离浩瀚的天穹和真理的答案越来越近。
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路途，是人类永远走不尽的一条长路。但是，越是不可企及，就越要张望远方；越是永无止境，就越会野蛮生长。于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就这样仰望着，希求着，追逐着，而那真理的答案，还在风中飘荡。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
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
一只白鸽子要越过多少海水
才能在沙滩上长眠
炮弹在天上要飞多少次
才能被永远禁止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是啊一座山要存在多少年
才能被冲向大海
是啊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
才能够获得自由
是啊一个人能转头多少次
假装他只是没看见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是啊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
才能够看见天空
是啊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
才能听见人们哭泣
是啊到底要花费多少生命
他才能知道太多人死亡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某天夜里，我如常打开文档，想要写下一篇文章。写作于我，很少是一件焦虑的事，我一来是为了表达，二来是为了稿费，所以我一直恪守着诚实的原则，只说自己相信的话，绝不宣扬自己不信的东西。但是那一天，奇怪的事发生了。往常，当我打算敲字时，我仿佛置身于傍晚阴晦时漫天的萤火虫之中，那些语句与观点，围着我亮晶晶地飞舞，我随手就能抓下一把，然后洋洋洒洒地把字一个一个地敲出来。但是，那天，我却置身于一场古老的大雪之中，世界静默不语，茫茫浑然，所有的路径，我曾经踏出来的、清晰的路径，都被淹没了，没有彼与此的分别。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被巨大的困惑捉住，我，失语了。
我曾和朋友说过，我成为一个研究爱和情感的人，是因为我的问题比任何人都多，我比任何人都好奇；是答案诱惑着我，去了解他人，去查找资料，去观察、对比与思索。我多么希望自己在痛苦时，有个答案能像仙女的魔法棒一样，点醒我，消除我的挣扎；我也希望，我可以将自己领悟到的关于幸福的真谛，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以顺手之劳，让他们也获得平静。
我曾憧憬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探索自然，也探索生活的智慧，他们头脑清醒，井井有条，洞察生活的起起落落。他们就像最好的水手，了解风云、星星和波浪的变化，驾驭着自己那一叶扁舟，从容不迫，在有限的时间内，过完他们心满意足的一生。我羡慕他们的活法，也曾希望能像小学徒一样，得到他们亲授的锦囊，然后就像传说中的故事一样，保我一世大智无忧。
可我真的得到答案了吗？扪心自问，我摇头。我失语，是我害怕，我会自大到以为自己是真理。尽管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教育我，要想让他人信服，就是要“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就越有威力”。然而，对我来说，说服自己比说服他人更难。利用他人的人性弱点，鼓吹他们去迷信连我自己都怀疑的东西，是一件我无法从中得到快乐的事。
《小城畸人》里有一句话我可能终生难忘：“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虚妄。”它提醒着我，怀疑主义者，尽管看似犹豫不决、不那么坚定武断，也许正有他自己的高贵。那天夜里，我就是再一次被怀疑主义占据（写作文★）了思维，不敢下笔。关于情感与爱，涉及到人类心灵最微妙、最脆弱又最狡黠多变的部分，我见到越多的人，就越不敢下定论，更不敢打包票自己得到了哪怕一个小问题的答案。我自己也是许多迷途人中的一个。我问我自己：“你知道你知道些什么吗？你写的，是确凿无误的吗？你提供的，是真的答案吗？”
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我关掉了文档，感觉不会再写了。我躺在床上，同时也躺在一个寂静的谜语里。几个夜晚过后，这个谜语给了我新的启示：我的错误，是我的贪心。让我停止不前的，是那个大大的确切的答案——我相信，一切都有个正确的答案。对于求知的人来说，答案是那么有诱惑力的目标，为了它，我可以不惧怕途中的一切困苦，就像唐三藏闯了八十一关，和妖怪一一过招也要执着于那本真经。可是有一天，我发现，答案只是镜花水月，我或许永远也得不到它，那么，我就不愿意再走了，因为我认为一切都是徒劳。但是，我忘了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一切的一切，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
我的贪心在于要一个滴水不漏的终极答案。这怎么可能？几千年来，哲学里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几千年来，男男女女在爱情中狂喜、失落、牺牲、憎恨，除了几个圣人，也没有人能摆脱这红尘的规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专栏作者，却妄图背负起一个不负天下人的答案，难怪会被自己压迫到失语。
我想起在一个金色的下午，我和一个台湾心理咨询师席地而谈。我们从生活中最困惑的事开始谈起，我们都是无法安分地接受“存在即合理”的简单逻辑而要追问出某个答案的人。她告诉我她的经历：她上过许多“大师”的课程，包括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一些人。一开始，她抱着崇敬接受了一套体系的答案，但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些答案的漏洞，从而产生怀疑，甚至丢弃。到最后，她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大师”的解释能让她完全认可。她现在能够坦然接受没有确切答案的生活状态，不为自己设限。她说，未知并不可怕，过分需要一个万能的答案，只是太害怕失控的表现。
将我从“未知的恐惧”里解救出来的，还有两个女诗人：狄金森和辛波斯卡。狄金森说：“造物主创造了所有的灵魂，而我只选择其中之一。”局限也有它的尊严和美。辛波斯卡则让我明白，对着一个如此庞大的世界，个人的偏爱是万分重要的。她写过一首名为《偏爱》的小诗：“我偏爱电影，我偏爱猫，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我偏爱狄更斯胜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偏爱混乱的地狱胜过秩序井然的地狱，我偏爱格林童话胜过报纸头版，我偏爱不开花的叶子胜过不长叶子的花。”这两个女人都让我理解到个体的重要、选择的力量，以及那种坚韧又炽烈的对生命的热爱。
最终的答案是一个永远到不了的远方，这个事实虽然让我气馁了一阵，却也让我更愉快地接纳了“暂时答案”的意义：就像攀岩时，一个又一个的“暂时答案”是我们手握脚踏的支点，支撑我们去看更高远的或者仅仅是更独特的风景。
我描写爱与生活，但我不想成为任何一种爱和生活的狂热代言人，我写出我的偏爱，和我暂时的答案，看客尽可以从中提取他们喜欢和需要的。至于终极答案，就让它像一首老歌唱的那样，让它“在风中飘荡、在风中飘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