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这样一组数据：在近年中国海外并购案中，70%的中国企业都以失败而告终。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如何走出去？怎样走出去？怎样并购才能发挥最大价值？的确是一个严峻而又值得深思的课题。在这个庞大而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中，我们总是一不小心就失误，莫名其妙交学费。我们看到了收购价格的低廉，却忽略了"明察秋毫"的古训；我们常常将一口面包吞下去，却发现消化不良，最终反倒被逼出局；我们以为摘到了鲜花，却一不小心踏进陷阱。
本文将结合中铝收购力拓失败案例，对跨国并购的意义，存在阻力以及风险规避进行分析阐述：
一.中铝并购力拓失败案情介绍及原因分析
㈠案情介绍
2009年2月12日，中铝公司与力拓集团签署了合作与执行协议，中铝宣布将通过认购可转债以及在铁矿石、铜和铝资产层面与力拓成立合资公司，向力拓注资195亿美元。如果交易完成，中铝可能持有的力拓股份最多上升到18%。中铝公司已经就此项交易完成了210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并已陆续获得了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各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但6月5日力拓集团董事会宣布撤销对2月12日宣布的双方合作推荐，并将依据双方签署的合作与执行协议向中铝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中铝收购力拓以失败告终。
㈡失败原因分析
（1）政治因素
现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威胁沦在海外颇有市场，这影响到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发展。中铝收购力拓不果，折射了东道国政府对中国资源及其加工类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担心。
（2）中铝的国家背景
中国铝业公司是国家授权的投资管理机构和控股公司，且其前任董事长为国务院成员，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人质疑其独立性。从被收购方的东道国的角度讲，它们担心中国获得资源而经济不断发展和强大，也担心本国相关行业受到冲击而影响产业安全，它们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规模并购行为采取了消极态度甚至是反对态度。
（3）经济因素
在中铝收购力拓案件中，力拓的毁约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国际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铁矿石价格上涨，使其实力重新增加。宝贵的四个月时间，由于国际经济的多变性，给力拓带来了决定性的好处。
（4）法律因素
经过三个多月的拉锯战,中国铝业收购力拓的计划却以分手告终，其并购失败的原因不能排除因并购方所在国的政治干预。但是，在政治风险之外，并购重组协议中1.95亿美元（仅为交易金额的1%）的违约金处罚对于力拓来讲，可能也并不足以达到督促其信守合同的力度。因此，中铝遭遇到协议撕毁的法律风险。
二．跨国并购的意义
据麦肯锡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全球大型的企业并购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五成，而中国则有六成七的海外并购不成功。但中国海外并购的步伐，"走出去"的战略却并未因此而偃旗息鼓，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并购所具有的巨大诱惑力：
（1）跨国并购有利于收购方实现全球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为寻求和保持其竞争优势就必然要实施其全球战略。而跨国并购则无疑为其提供了一把看起来所向披靡的利剑。
（2）并购是企业进入他国市场最快捷的方式
在跨国并购中，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东道国的经济实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获得在东道国的市场地位，新设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则往往意味着长期的谈判和反复的审批，而且在企业设立以后往往还要面临新企业如何提高知名度，如何让东道国的消费者接受等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收购一个东道国的现存企业，可以利用该企业所拥有的有形或无形资产，迅速的进入经营状态并获得当地消费者的认可。
（3）并购有利于企业获得新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通过并购不仅能够获得科学技术和人才上的竞争优势，取得新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并购获得高额利润。可见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快速成长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
转贴于
济学奖的获得者施蒂格勒所说："纵观世界著名的大企业、大集团，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通过资本并购重组收购等资本运作手段而发展起来的。"
三.跨国并购的风险规避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糟糕表现，让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蒙上了一层阴影。反过来，无形中也拖累了中国企业的整体健康，也让一些想走出去的企业望而却步。由此，有必要对跨国并购中的风险规避方法予以探讨：
仍然以中铝收购力拓失败案为例，针对其收购失败原因逐一分析风险规避手段：
㈠针对政治因素和国家背景问题的对策
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并购公司所在国对国企的国资背景不放心，担心中国企业代表中国政府进行并购。这种敌意或者说偏见不易消除，因此只能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尽量参与政治阻力相对较小的并购项目。再有就是当中国企业在采取海外并购行为时，要不断淡化国家色彩，淡化企业的国有色彩，不要过分高调宣传，亮出底牌和好处。
㈡针对经济因素的对策
本案中整个并购案件拖延数月，而全球资本市场变化迅速，商业机会稍纵即逝，中铝正在与力拓签订协议时，后者的股价还在每股60多美元，但此后市场回暖，矿产资源价格有所回升，这对力拓无疑是相当利好的消息。因此在国际并购中，收购方应善于利用市场的风云变幻及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抓住机遇，掌握主动权，让客观经济形势为自己创造财富。
㈢针对法律因素的对策
就跨国并购而言，任何阶段的法律风险强度都明显高于国内并购。
值得注意的是，并购重组协议关系到双方今后的权利义务，是整个并购重组的核心。因此，并购双方对于协议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履行方式、期限、违约、争议解决等诸多细节条款的设计，均需要防范今后不必要的法律风险的发生。
本案中，中铝与力拓在协商订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时，违约金约定过低，从而为对方提供了很低的违约成本。
结语
中国"走出去"的前景虽然广阔，但亦荆棘密布，社会政治、政策变动、货币汇率、自然灾害、企业投资决策以及经营管理等诸多风险如影相随。面对这些风险，即便是具有丰富国际运营经验的西方跨国公司也须如履薄冰，对于尚处国际化运作初级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其应对难度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依然繁重，实现科学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障碍。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有效性，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
体系。
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坚持统筹兼顾，善于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处理好各方面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深刻揭示了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深刻反映了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牢牢掌握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方法，努力提高辩证思维能力，不断增强统筹兼顾的本领，更好地推进科学
发展。
1.总揽全局，统筹规划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把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与加强党的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实现良性互动。坚持以宽广的胸怀把握全局，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以辩证的思维分析全局，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以系统的方法谋划全局，瞻前顾后、统筹安排。
2.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把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联系起来，既考虑现在发展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需要；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自然规律；既讲究经济社会效益，又讲究资源和生态环境效益。坚持实现阶段性目标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保证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续
发展。
3.全面推进，重点突破
把各项工作看作辩证统一的整体，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注重加强薄弱环节，善于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要问题上，放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努力提高观察形势、分析问题的能力，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根本，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把握方向。
4.兼顾各方，综合平衡
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动态过程，深刻认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中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既善于调动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鼓励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努力实现均衡发展，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不强求一律，不搞齐步走、一刀切，防止顾此失彼。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重要利益关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善于把握各方利益的结合点，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和发展要求得到兼顾。
二、当前形势下海外并购的影响因素
1.公司的产权明晰程度和治理结构水平
首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效受到母公司产权清晰程度的影响。由于跨国并购涉及到两个以上国家企业的兼并与收购，所以产权的清晰成为并购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为是私有制企业间的并购，因此不存在产权不清晰对并购的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并购的主体至今为止还是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进程中它们的产权制度存在着不同的清晰程度，因而影响着海外并购的成效。产权清晰的程度取决于企业改革达到的水平。
2.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
企业成长成为国际性大企业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成长为在国内较大地区内有影响的企业，即区位性公司；二是继续扩张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企业，经营地域扩大到全国范围；三是经营地域由国别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成为全球生产经营的跨国公司。从理论上说，企业的纵向扩张和横向并购在合适的范围内，都可以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风险，提高经营效率。同时企业将业务领域拓展到其他国家，就可以利用其他国家存在的优势条件和经营机会，消除市场障碍。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跨国发展，带来了企业规模的扩大，为企业实现规模生产和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就单一产品生产而言，当产量足够大或者说达到一定批量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单位产品成本降低，总效率提高。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经营可以利用现代化设备，在企业内部建立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降低单位产品的各种固定费用和管理成本，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从参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企业通过国际成长获得了以上两方面的优势后，就更有能力在更大的空间采取更多的战略性行动，设置行业障碍，抗击竞争对手，建立和巩固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
3.公司的技术、品牌和人才
这是企业进行并购的无形力量。在历次跨国并购的浪潮中，国外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品牌和专利等无形资产保持了其在国际化生产经营中的优势。我国企业要在海外并购中获取主动，参与并购的企业就应拥有相应的无形资产优势。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在这方面不具有明显优势，这也是我国企业在实施海外并购中面临重重困难的原因之一。据统计，我国制造业的产品共有65种在世界上产量第一，但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都不高，绝大多数都处于产品生产周期的标准化阶段，在生产技术上不存在垄断优势。许多较大规模的企业在实施海外并购时，并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响亮品牌。比如反映机器制造业水平的特种机床和汽车等产品就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在海外并购的实践中，我国一些最优秀的企业大都失利的原因就在于此。就人才方面看，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国际型人才缺乏的通病，难以在海外并购中更加充分而有效地运用人才获取竞争优势，这也往往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软肋”，制约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
效率。
4.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核心的可持续竞争优势。首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一种竞争优势；其次，成为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优势必须是可持续的；最后，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对企业来说必须是超常性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五个特征：超常价值性，核心竞争力能够使企业带给顾客超常性的利益，同时也能使企业获得超常性的利润。它对企业夺取市场和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独特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独有的；持久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能够长期拥有的竞争优势；难以模仿或替代性，核心竞争力短期内不能轻易地被其他企业模仿或替代，企业也不可能靠简单模仿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被利用性，具备成为核心竞争力潜质的竞争优势必须被企业利用才能成为现实的核心竞争力，否则会造成资源和能力的浪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三大类，即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首先，在跨国并购中企业拥有的资源十分重要。
三、科学发展观理念下海外并购的对策
1.目标企业的确定
在选择目标企业时，要从我国企业的实际出发，明确企业的市场定位和海外并购要实现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应关注并购目标公司所处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商业及法律环境。应尽量选择与我国外交关系较好、政治经济较稳定的国家或地区。
2.中介机构的选择
准备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要仔细甄选中介机构，应通过聘请包括通晓当地法律的专业跨国并购律师（具体涉及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交易领域、劳动用工领域、税收策划领域等）、财务顾问、资本专家等进行把关，并在结合各方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并购战略，以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防范公司高层出现“并购冲动”。中介服务机构在海外并购中相当关键，事关目标公司的诸多指标和细节，比如，企业的财务状况、发展前景、关联交易、市场份额、员工素质以及当地产业政策法规、商业环境等等，都需要由中介机构予以提供，它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将直接影响并购企业的决策取向和实际绩效。
3.双重文化整合
跨国企业并购整合中的文化整合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来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另一种是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形成双重文化差异。一些学者针对这种差异进行了研究。Barkema等将跨国并购中的双重文化整合视为“双层文化融合”。跨国并购整合的工作越多，实现成功的整合就越需要紧密的协调，文化差异的影响就越大。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压力较国内并购更大，这种压力破坏了并购整合的过程。双重文化整合压力导致了员工较低的责任感、不合作甚至离职。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双重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整合可能是比人力资源管理更严重的问题。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造成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显著差异。中国企业并购的对象多是欧美企业，这些企业比东南亚的企业更加难以进行文化上的融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全面差异。如中国文化在观念上讲究谦让；而西方文化重视自我认同。在行为规范上，中国文化强调在合作基础上竞争，重视整体的和谐与稳定，强调个人的成功依赖于集体的成就；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认为只有在冲突、对立和差异中才能实现和谐和秩序。这种行为上的差异会导致新同事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关键词：逆向收购；经济金融风险；制度风险；文化风险
按照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当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但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值。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该该段，截至2010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设立了13万家海外分支机构，累计投资净额高达近3000亿美元，投资分布于世界177个国家（地区）。
在对外投资中跨国并购是企业对外投资中相对风险较小、路径较短的一种方式，能够快速占领市场。商务部公告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境外并购类投资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5%，该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的金额高达160.99亿美元。对外并购主要集中在电讯、汽车、资源开发等领域。尤其是随着欧美经济危机的扩散，中国企业的“逆向并购”增多，产业链低端企业收购高端企业增多，出现更多的“蛇吞象”现在。
一、跨国并购的主要风险类型
（一）文化风险
祁毓、王学超（2012）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更倾向于流入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分别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向低劳工标准国家积聚的趋势。而在国内“温室”环境成长的企业，在并购发达国家公司，实现“蛇吞象”时，如何有效的融合双方公司的管理文化，符合当地的劳工标准等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双方如何整合品牌资源、人力资源等等，也是很重要的课题。许多企业并购时没有考虑购买核心竞争力，无法有效实现整合，相当于只是购买了一个空壳，而无实质意义。如联想并购IBM后，曾赴美国招聘了一批精英担任中层职务，但不久后这些人纷纷离职，主要原因是难以接受联想企业内部的一些“中国特色”的管理和激励机制。TCL并购整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双方文化的整合失败。
（二）制度风险
东道国腐败程度会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薛求知、韩冰洁2008）。跨国公司在进入相对腐败的国家时，为了获得外部合法性，倾向于选择与当地公司合作。以市场导向为动机的跨国公司，在选择腐败感知程度较低的国家时，倾向于以较高股权比例进入。因此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时，往往面临发达国家的很多透明操作而无所适从，从而出现被当地监管机构惩罚或者出现巨额亏损的现象；同样以资源为导向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腐败感知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些也对企业的运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爆发了许多与当地企业或者民众冲突的现象，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构建。
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中等且与我国政府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社会文化差异性较小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经济因素引发的政治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应防范我国与东道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距离所引发的政治风险。
（三）经济、金融风险
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OFDI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更为明显（王海军、高明2012）。中国企业对外并购中以发达国家为主，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动荡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近几年集中爆发了长虹在美遭巨额欺诈事件、首钢收购秘鲁铁矿失利事件、中航油事件、中投收购美国黑石巨亏事件以及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危机中遭受巨额损失事件，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据德勤公司公布的2010中国海外并购报告显示，超过50%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未取得成功，无法达到增值的底线。从这些案例看，中国企业对外收购中经济风险相对较大。
从这些投资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通常会遇到以下几类特殊风险：一是东道国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通常由东道国汇率、利率和负债问题等引发）；二是国家风险或信用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府主动违约引发；三是政治风险（由东道国政治危机等引发）。这些会对企业的并购造成直接的影响。
二、关于跨国并购风险的认识
1、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会影响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认知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政府刺激措施越多，走出去的企业越多。刚开始时难以避免水土不服，经历交学费之后才能逐步学会有效规避各种风险。在面临对外并购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性质，会影响其投资决策。由于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监管，他们在投资时会相对偏好风险。而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缺乏也会出现盲目的现象，企业相互抱团成为规避风险的一种方法。国有企业倾向于投资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和高政治风险的国家，私有企业寻求更大的市场。因此，所有制结构影响对外并购格局，国有企业比重越高，并购数量会越多，对经济风险、文化风险考虑越少。
2、企业的投资战略不同也会影响对外投资的风险判断
企业战略动机不同，对待并购风险态度会不一样。当以海外市场需求为目标时，企业会倾向于有准备的收购，往往是小企业收购大企业。在正常需求条件下，与直接出口及先并购国内上游企业再出口两种模式相比，跨国垂直并购并非最优选择。如果并购能实现足够大的品牌价值效应，还会改善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李杰、李捷瑜等，2011）。当企业主要表现为寻求资源型时，此类投资较少考虑直接经济效益大小，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外投资行为。当企业动机为利益驱动型时，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但企业必须具有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但从目前情况看，除了华为等少数企业成功外，很多企业的投资效果均不佳。因此，以海外市场需求为目标的企业倾向于较高成本的并购，以利益为动机的企业海外并购较理性，但实际效果不佳。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及准备
在国家风险相对安全的国度，文化风险、制度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主要风险。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实现成功的逆向收购。需要做好以下方面，以规避风险。
1、重视风险的存在性
从国家层面上重视风险的存在，不能为了能源或者其他的目的而不计较成本。监管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经济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和机构，重点对经济和金融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估。
2、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中国海外投资并购迅速增长，相反海外投资保险产品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才刚刚建立。应该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的宏、微观状况在当前阶段应该进行立法、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基金、中介机构等措施。
3、企业加强监督管理工作，为所有者负责
企业要加强内部治理工作，中国跨国公司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内部监督和管理方法等四个方面，要从这四个方面着手，做好准备工作，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完善的风险自我管理体系，通过本土化战略、多元投资战略以及撤退战略等防范和化解国家经济风险。（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海军、齐兰，国家经济风险与FDI，财经研究2011（10）
[2]薛求知、韩冰洁，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经济研究2008（4）
摘要投资并购海外矿产资源,建立海外资源战略基地,已成为中国钢铁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本文分析了中国钢铁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及影响因素,并对中国钢铁企业海外矿产资源并购策略提出一系列的建议。
关键词钢铁企业海外并购策略
一、中国钢铁企业海外矿产资源并购的动因
1.中国钢铁企业对进口矿石的依赖度持续提高
据中国海关总署日前的数据显示,我国2009年进口铁矿石6.2778亿吨,相较2008年的4.4345亿吨增长41.6%,显示中国钢铁业对铁矿石的需求在2009年的强劲增长。而国产铁矿石增量有限,产量增速低于进口矿。同时,国内铁矿投资也呈现增速回落的趋势。
2.国际采矿与金属上市公司市值滑落带来并购良机
到2009年底,一系列环球企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倒闭,而一些企业在偿还债务的压力之下自行变卖资产等,将会导致不少财务交易项目的发生。随着最近采矿与金属公司市值的滑落,对于目前手头有现金外汇的中国钢铁企业是有优势的,对于迫切需要矿产资源的中国钢铁企业来说,这将是投资的好机会。
3.政策扶持及丰富的外汇储备为并购提供支持
金融危机下,国外部分矿业公司由于经营成本偏高,融资困难,希望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和发展机会。而对于有实力的中国大型钢铁企业来说,这正是实现低成本建设和海外扩张的大好时机。同时,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也意味着巨大的金融风险,通过推动钢铁企业开展跨国收购,获取海外矿产资源,借助市场的力量,将外汇储备转换成铁矿、煤炭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资源储备来规避风险,对我国金融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双重意义。
二、影响中国钢铁企业海外矿产资源并购成效的因素
1.企业非财务性因素
首先,国家政治风险。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稀缺资源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利益再分配和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所难免。因而中国企业在矿产资源领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呈上升态势,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
其次,政策风险。我国没有专门的海外并购投资法律体系,与对外投资相关的国内立法与国外立法也不协调,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与西方比有较大差距,缺乏海外并购的金融与财税政策。同时,如果矿业项目所在国税收、劳动用工、外汇管理、环境保护等政策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投资和生产成本增加,预期收益降低。
第三,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指矿业项目所在地区的宗教和人文给项目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国钢铁企业对投资地区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而形成的“软环境”却很少顾及,这往往导致在处理诸如劳资关系、问题等突发事件时经验不足,从而造成损失。
最后,勘探、开发建设及采矿等技术可行性风险。勘探风险是指对矿床的特征不能完全确定,发现的矿点成为经济矿床的概论低。开发建设风险主要是矿床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的变化会导致工程设计的变更、工程进度延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以及工程质量降低。常规成熟的采矿工艺技术一般风险不大,而新的工艺技术则存在一定的风险。
2.企业财务性因素
首先,企业价值评估风险。目标企业价值评估是企业海外并购的基础性工作,是决定海外矿产资源并购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对目标企业价值进行评估,以便确定理论上的合理价格和收购所需成本,该工作的前提是必须依据详实的企业信息、科学的评估方法以及合理的评估体系进行的。否则,将会对企业的价值评估过高或过低,这将直接影响评估效率。
其次,融资风险。企业海外并购融资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a.并购企业的资金结构;b.企业负债经营过度,财务筹资风险恶化;c.汇率波动风险;d.国际税收风险;e.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风险。
第三,外汇风险。海外开矿,出售的矿产品以美元计算向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销售,而成本支出则以所在国的货币计价。当所在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出现变化时,所在国货币升值,矿石成本增高,企业经济效益受损;所在国货币贬值时,矿石成本相应下降,企业经济受益。同时,也会使我国钢铁企业海外并购时面临货币错配风险,即以外币计价的海外子公司资产存量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内母公司账户上贬值。
最后,利率风险。由于进行海外矿产资源并购所需资金庞大,企业一般都要到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如果利率上升,就会使借贷资金的成本上升,企业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支出,遭受损失,这就是利率风险。
3.整合因素
并购整合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合两个企业的文化、组织、管理、业务、人员和客户等,以求获得协同效应。依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的一项关于并购失败的调查研究,从全球范围内企业并购的失败案例分析,80%左右是直接或间接地因企业并购后的整合,而只有20%左右的失败案例出现在并购的前期交易阶段。
三、中国钢铁企业海外矿产资源并购策略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品牌信任；严重性认知；品牌态度
中图分类号：f2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6609企业并购作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获取外部资源能力、进行快速扩张的一种有效的战略选择，已越来越受到各国成长型和实力型企业的青睐。跨国资本的快速流动使企业并购在全球范围内更多地表现为跨国并购，但不容忽视的是，60%～80%的并购并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1\]\[2\]。同时，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在并购过程中品牌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资产\[3\]\[4\]。因此，可以从品牌资产的角度研究并购过程中被主并企业价值的变化。与传统的品牌资产研究（品牌所有权没有改变）不同，企业并购过程中，由于目标企业的品牌所有权发生转移，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目标品牌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并最终导致目标企业品牌资产的变化。bahadir、bharadwaj和srivastava\[5\]从企业视角，利用会计估算方法研究了并购过程中目标品牌的财务价值。但关系视角认为，品牌资产来源于消费者与品牌关系的强度和深度。因此，从消费者角度对并购情境中目标企业的品牌价值进行研究，应该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企业的跨国并购之所以充满困难且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和各自所在国家的文化差异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这种文化差异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表现是，在各国的消费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对外国产品的偏见和维护民族经济的观念和现象，学术界称之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onsumerethnocentrism）”，它植根于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本能和自然存在，其表现为在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质量可比的条件下，消费者认同和偏爱民族产品、抗拒外国产品的倾向性，反映出消费者对本国企业品牌和产品的尊重和偏爱\[6\]（p5）。因此，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跨国并购有深刻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由于东道国消费者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这使消费者在对待涉及本国民族企业作为目标企业的并购案时，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担忧和反对，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也会发生急剧的变化。2008年9月，当可口可乐宣布收购汇源时，新浪网上有789%的消费者对此投了反对票，更有心灰意冷的消费者说道:如果汇源被收购，将从此不再购买汇源产品。不仅是中国消费者对于外资企业对华并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的加快，联想收购ibmpc部门、tcl收购阿尔卡特和汤姆逊、吉利收购沃尔沃……面对国外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也是步履维艰，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与中国消费者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面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时，除了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个人经济福利的担忧外，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中国企业及产品的低成本、低质量、低品质印象会让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优秀品牌纡尊降贵，这对其关于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和品牌形象认知是一个较为严峻的考验。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汪涛，等：跨国并购情境下东道国消费者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研究事实上，在消费者的知识和经验日益丰富的今天，消费者对本国经济社会中发生的跨国并购事件更为敏感。一旦跨国并购成功完成，由于目标企业品牌所有权的转换，消费者会认为原属于自己国家的品牌不再属于自己的“群体”，认为民族品牌和资源被“外族”掠夺，认为这会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个人的经济福利造成潜在的威胁，从而强烈地激发消费者本已存在的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会严重地挑战消费者对目标企业品牌的情感和认知，对其关于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着目标企业的品牌价值。
基于以上观察和分析，本文将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
一、文献回顾
（一）企业跨国并购
1跨国并购的涵义与类型。跨国并购（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是指跨国公司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渠道进行兼并或收购，并依照东道国的法律取得目标公司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从这里可以看出，跨国并购过程中，一般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一国企业”是并购发出的企业，称为主并企业；“另一国企业”是被并购的企业，称为目标企业。
一般而言，跨国并购的类别通常按照并购双方的行业相互关系划分为三种：横向跨国并购、纵向跨国并购和混合跨国并购。本文研究的情境是横向跨国并购，在该并购类型下并购的企业双方在产品和品牌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perrier的研究指出\[7\]（p12），并购能够为并购方带来三种类型的资产：品牌、有形资产和其他无形资产。在这三种资产中，品牌占到了企业总体并购收益的70%。因此，并购情境下消费者关于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和购买意向的研究对于跨国并购而言显得非常重要。
2跨国并购与文化差异性。企业跨国并购的成败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因素除了并购企业双方之间的持久谈判和博弈，双方的企业文化和各自所在国家的文化差异性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文化差异性不仅存在于组织内部，也存在于整个国家或民族。hofstede的研究表明\[8\]，即使在以强有力的组织文化知名的跨国公司之间，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尤为重要。跨国并购过程中的国家文化差异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具体到消费者层面上，除了各个国家和地区消费者在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具体而言，文化差异性中东道国的文化开放性和并购企业双方所属国家的文化相似性影响着跨国并购过程中东道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开放性说明某个人对外国文化的见识与接纳程度。每个人感受外国文化（或称异文化）的经验是不同的，对外国人、外来价值和人文事物的包容也有差异。与其他文化互动具有减少文化偏见的效果。有研究发现，美国西部沿海是多元文化互动区域，那里的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外国产品而不是国产产品，而中西部居民则相反，因为那里文化构成上较少混合杂处，居民对外国产品评价要低得多\[8\]（p3）。文化包容性可以解释霍华德的这一发现。研究表明，文化开放性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当地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相应较弱\[9\]；并购企业双方所属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相似性较高时，东道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作用力的发挥相对较弱\[10\]。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1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内涵。“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一词源于summer引入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概念\[11\]（p15），是指人们具有对群体内的正面态度和对群体外的负面态度，人们具有一种将自己所属群体视为万物中心的倾向，从他们自己群体的视角来看待其他社会单元，坚决拒绝与自身文化相异的人群，对那些文化相似的人群则会盲目接受。markin较早地注意到了民族中心主义与消费行为间的联系\[12\]（p323），但其研究仅仅限于定性描述。
shimp和sharma\[13\]首先提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et）的概念，他们将心理学上的民族中心主义与消费者行为联系起来，认为消费者在面临国产货与外国货的抉择时，潜意识里会产生对本国产品认同和偏爱以及对外国产品抗拒的心理倾向。在民族中心主义的消费者看来，购买进口货是错误的和不爱国的，这会伤害到民族经济，导致同胞失业，甚至认为购买国外产品是一种道德问题等。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民族中心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独特形式，属于消费者行为研究范畴的一个概念，具有深刻的营销内涵。
2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shimp和sharma\[13\]在其原创性文献中构建了含17个题项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cetscale,全称为consumerethnocentrictendencyscale)，作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尺度。通过此量表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进行测量，以预测消费者的态度和购买行为。cetscale采用李氏7分量制（完全赞同=7分，完全不赞同=1分），总分值域为17～119。值越大，说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程度越强，越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而不是外国品牌；值越小，说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程度越低，消费者对外国品牌越是持开放
接受态度，对国产品牌评价则越低。
klein、ettenson和morris\[14\]在研究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敌意态度(animosity)这一相关概念时，选择了cetscale的六个问项，是最早涉及我国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我国学者王海忠对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进行了实证研究\[6\]，发现中国的消费者的cetscale值为6122，总体上与美国接近，低于韩国，并呈现区域差异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消费者同时存在着民族中心和民族淡漠两种复杂或矛盾的心理倾向，并从shimp和sharma“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中分析得出了这两种心理倾向的具体测项，认为适用于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是原有17条语句中的6项\[15\]。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程度是由一系列的先行变量决定的，同时，它会产生某些结果变量，且这种因果关系还受到一些调节因素和中介因素的影响。shankarmahesh\[10\]通过对已有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得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解构图，其中涉及影响cet的先行变量（包括社会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人口统计因素四个大类），cet影响的结果变量（包括对国外产品的态度、购买意愿和支持度），调节cet对结果变量作用力的三个调节因素（产品必须性认知、经济威胁认知和文化相似性），cet对结果变量影响的中介变量（包括公平性认知、移情作用、成本认知、能力认知、来源地效应和产品评价）。
二研究框架及假设
（一）研究框架
本文的核心构念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该构念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的研究，多半是考察该构念对于一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的影响。现有文献表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国货/外国货购买行为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6\](p77)\[9\]\[10\]。本文正是以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为核心构念，在跨国并购的情境下考察它与目标企业品牌态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还考查了调节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品牌态度之间关系的两个变量，即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和消费者对跨国并购的严重性认知。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具体假设如下文所述。
图1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
影响模型
（二）研究假设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消费者在国产货与外国货的选择中，更偏爱自己文化范畴的产品，认为购买外国货会对本国经济与工人就业造成损害，因而是不适宜的；而国产货广受偏爱（质量、价格相同情况下），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态度和购买倾向\[13\]。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认为本国产品和服务有更高的质量（主要是发达国家消费者）或是与自身需求和感受更为亲近（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并随之在潜意识里产生出一种对本国产品认同和偏爱以及对外国产品抗拒的心理倾向。
态度是一种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具体而言，也就是态度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者关系内在的稳定性，特别是认知和情感，因为二者决定了行为倾向。但是，在某种信息或意见的刺激和影响下，消费者的态度会发生强度和方向的改变，特别是当消费者收到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刺激因素时，这种态度的改变尤为明显。民族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群体内的正面态度和对群体外的负面态度，因此，在跨国并购情境下，由于目标企业品牌所有权的转变，东道国消费者会感觉目标企业品牌不再属于自己所在的群体，这对他们关于目标品牌的认知和情感产生极大的挑战，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会直接影响东道国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作用是负面的。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东道国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呈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中涉及的调节变量主要包括两个，即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和消费者对跨国并购的严重性认知。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是消费者与主并品牌之间建立的一种基于可靠性的关系，包括能力信任、正直信任和善意信任三个维度\[16\]；严重性认知体现了消费者感知到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个人经济福利威胁的程度。并购过程中，当本国的企业或产品品牌被国外企业并购时，会自然而然地激发起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他们会认为本国的企业或品牌正被外来企业所鲸吞，产生一种对本国品牌强烈的依恋和不舍情结，并且会对主并企业的并购动机产生一定的疑虑甚至
是敌意的情绪。事实上，在并购消息被获知之前，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营销能力和品牌力都有一定的品牌信任，这种品牌信任包括能力信任、正直信任和善意信任三个维度，前者主要是指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资源和技术能力的信任；正直信任是指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愿景和价值观的认同；后者则是指消费者关于并购品牌对消费者关注程度的认知。在跨国并购中，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会对消费者关于目标品牌的态度改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认为消费者对主并品牌的信任会弱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力，换言之，如果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态度较好、双方存在一种较好的可靠性关系时，尽管存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但基于已建立的良好信任关系，消费者对即将被主并企业掌控的民族品牌的态度不至于太差。同时，有必要考虑主并企业品牌信任的三个不同维度对cet与目标品牌态度关系之间的不同影响：当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资源和营销能力信任度较高时，也就是当能力信任较高时，他们会担心这种强大的国外品牌会通过并购本土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本国该行业的控制，甚至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如宝洁和联合利华通过对中国日化企业的一系列并购逐步掌控了中国日化行业的格局和发展），进而威胁到本土企业的控制权和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及消费者自身的经济福利，从而加强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对其关于目标品牌的态度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在消费者的知识和经验日益丰富、各国反垄断呼声日益增强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对主并品牌一向以来所积累的愿景和价值观及对消费者的关注程度持正面的态度，即对主并企业的正直信任和善意信任较高时，他们会倾向于认为目标企业品牌遇得“明主”，并能秉承主并企业良好愿景和品牌形象，从而提升目标企业的品牌形象，促使目标品牌在并购后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减弱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关于目标品牌的态度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受消费者对主并企业品牌信任的调节。
具体而言：
h2a：消费者对主并品牌的能力信任会强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
h2b：消费者对主并品牌的正直信任会弱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
h2c：消费者对主并品牌的善意信任会弱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
严重性认知是指消费者对外资产品给国内同胞或民族产业形成的威胁程度的认知\[6\]（p77）。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研究中，当消费者意识到外资产品给民族产业、产业工人及民族经济带来严重损害时，消费者会通过购买本国产品来“援助”民族产业，这一点在日本和韩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当民族品牌被外资品牌并购，消费者感受到外资产品给自己的经济福利带来威胁时，其期望得到“本族群”成员援助的心情最为迫切，其需求也最为清晰。此时，通过舆论等方式会强化族群内成员对并购事态的认识，刺激其关于目标品牌的态度及购买意向来援助受威胁的同胞。因此，当消费者意识到外资品牌对民族品牌并购给民族产业和国内同胞的经济生活或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危害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会被激化，进一步增强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基于这种考虑，提出假设3：
h3：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受消费者对并购严重程度认知的调节；严重性认知会强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
很多研究都表明，品牌信任是品牌态度的一个重要前置因素，较高的品牌信任将导致较好的品牌态度。这些研究所关注的只是消费者对同一品牌的信任和态度，这与本文涉及的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和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有本质的区别。但基于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跨国并购情境中具体的消费者心理现象，本文认为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与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呈正相关关系。如果消费者对并购品牌信任较高，当民族品牌被外资品牌并购时，他们会认为借助外资企业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营销能力，被并购的民族品牌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可以积极地借鉴和汲取外资品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有利于民族企业的长远发展。这种想法在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心里普遍存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所推崇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考虑。尽管主并企业能力过于强大会使消费
者对并购可能引发的行业垄断产生一定的担忧和顾虑，但总体而言，由于跨国并购导致的目标品牌所有权归于主并企业，因而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与目标企业品牌态度的关系同以往文献中的结论应当保持一致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也会较高。也正因为如此，提出本文的假设4：
h4：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与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方法、分析与结果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选取跨国品牌并购作为调查背景，问卷中所选取的品牌大部分也都是实际发生的外资品牌并购的民族品牌（包括曾经宣布被并购但未成功的品牌，但问卷中提供了相应的假设并购成功的情境），其中涉及汇源果汁、中华牙膏、大宝、娃哈哈、金龙鱼、南孚电池、白加黑、苏泊尔、小护士、双汇等著名的民族企业品牌。同时考虑到产品质量可比性是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必要条件\[6\]（p78），问卷中还虚构了“百度被google收购”、“海尔被西门子收购”、“联想被惠普收购”、“李宁被耐克收购”四个并购事件，由于这四个民族品牌是大众所熟知的品牌，产品质量也与对应的并购品牌的产品相当，这样可以较为准确地测量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进而更好地分析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问卷中要求测试者在以上品牌中选择一种自己最为熟悉的品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品牌熟悉度进行控制，避免其对研究结果的严重影响，接着让受测者阅读所选择的品牌对应的并购事件，进而测量其关于目标品牌的态度和购买意向调查的受测对象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成年消费者。问卷中除了品牌态度采用语义差别量表测量外，其他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7点量表。整体问卷由以下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主体问卷，由各个变量的量表构成，分别是关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和购买意向。第二部分为测量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和消费者对民族企业被并购的严重性认知这两个变量。第三部分为控制变量的测度，包括目标品牌熟悉度、品牌使用经历、产品熟悉度和产品必须性认知。第四部分为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收入。
（二）变量测量
对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本文采用王海忠\[15\]在shimp和sharma\[13\]“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17条测量语句的基础上提取的适用于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的6个测项。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的测量采用4个语意差别语句，即购买目标企业品牌的产品显得“不明智、明智”、“很不好、很好”、“有害、有益”、“不愉快、令人愉快”，各语句采用7分量制。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态度的测度整合了袁登华等\[17\]所使用的品牌信任量表，包括了能力信任、正直信任和善意信任三个维度。严重性认知的测量借用王海忠\[6\]（p77）研究中使用的四条语句，并针对本文的研究情境做了相应的调整。
（三）结果
1样本特征及信度和效度分析。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13份，共回收问卷182份，其中有效问卷166份，有效率为912%。样本在性别分布上，男性略多，占542%；年龄分布上，25～29岁年龄层比重偏大，主要为参加工作3～7年的年轻消费者，年龄均值为2846岁；收入以个人月均收入表示，其中月收入在3000～5000元范围的消费者比重较大，主要为年轻的白领阶层；受教育程度分布上，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消费者的比重偏大。
本文将检验王海忠\[15\]研究中提出的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可靠性，并与先前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本研究采用cronbachsalpha系数来测量量表的信度。王海忠\[15\]的研究中具体代表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cetscale量表的6个项目在中国的可靠性指数均超过050的标准（最低值为055），该量表的6个项目在本次调查中的可靠性指数均超过065标准，说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构念及其量表在此次研究中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可以用这一构念及其量表来反映和度量中国消费者对并购情境下民族品牌的态度和购买意向。整个量表方差分析的f值为4149，p<0001，说明这一量表的重复度量效果较好。量表共6个项目，hotellings检验结果显示，f=3250，p<0001，说明项目间平均得分的相等性较好，也就是说，项目具有内在表1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可靠性分析a
项目可靠性指数分析b
（reliability）本文
（2010）王海忠c
（2006）（1）中国人应该购买中国国产产品，而不是进口货。076069（2）只有那些在中国市场买不到的产品才应该进口。069067（3）购买中国国产产品，让中国人有工作做。063066（4）我们应该自始至终优先考虑买中国货。070063（5）我们最好是购买中国货。073065（6）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应该尽量少地考虑买外国产品。073055注：a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指数采用李氏7分量制，“完全赞同=7，完全不赞同=1”，分值介于6～42。b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项目的可靠性指本次研究中涉及的消费者，由spss的可靠性分析中的itemtotalcorrelation指数求得。c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构念指标可靠性值为王海忠（2006）年数据，本文的6条语句参照其研究成果。
相关性。具体而言，项目间相关（interitemcorrelations）系数为058，说明项目间平均得分的相等性较好。此外，alpha系数089，说明本次研究中消费者对目标品牌态度和购买意向方面，cetscale量表获得真分数的能力（或称对变化的解释能力）为89%，由此可以认为，这一量表信度较高。
本文涉及的其他主要变量的可靠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构念的可靠性从074到091不等。主要变量的可靠性分析结果表明，核心构念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cetscale及其组成项目用来度量本次研究的消费者的效果较好，构念或变量本身具有可信度。表2变量均值与可靠性分析
cetscale均值方差alpha项目数f值p2631823089641500000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
品牌信任45221020082119050000严重性认知1572503081423660000品牌熟悉度1047217074222740000品牌使用经历99330409123260003产品熟悉度503125-1--产品必须性认知439143-1--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
品牌态度152751308945820001
本研究的问卷均是从国外文献中具有相当信度和效度的量表翻译、整理、修改，并已经在多次测试中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有效性，因此在内容上具有较高的效度。
2假设检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之间的关系是本研究的主要关系。本文求证了cetscale与消费者对目标品牌态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相关系数并不特定某一品牌。结果表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目标企业品牌态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6，p=0000，由此支持了h1；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与目标企业品牌态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4，p=0000，由此支持了h4。文运用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2和假设3。在求证调节因素的调节效果之前，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了多重共线性分析，分析发现自变量与两个调节因素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自变量与调节因素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3是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控制住本文的四个控制变量（品牌熟悉度、品牌使用经历、产品熟悉度和产品必须性认知）的情况下，利用层次回归分析建立一个回归模型，第一层中是研究的核心变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以后各层中的自变量分别为调节变量项以及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interaction）。其中，又将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的三个不同维度（能力信任、正直信任和善意信任）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力也纳入了回归分析中。表3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非标准化系数b标准误差p值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et）-0350170039主并企业品牌信任(m&abt)0610300037m&abt*cet-10060190025能力信任（ct）-0390200040ct*cet0300120016正直信任（it）0360120013it*cet-0390170031善意信任（bt）0280230091bt*cet-0440300077严重性认知(ps)-0410140004ps*cet0240120041
从表3可以看到，5个交互变量项的标准回归系数中，有4个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它们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以下简化为cet）与主并企业品牌信任（m&abt）的交互项m&abt*cet；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et）与能力信任（ct）的交互项ct*cet；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et）与
正直信任（it）的交互项it*cet（β=-0567，p=005）；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cet）与严重性认知（ps）的交互项ps*cet（β=0450，p=005）。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善意信任的交互项bt*cet则不显著，说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力受主并企业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很弱。因而，主并企业对消费者的关注和是否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并不影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作用力的发挥。因此，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假设h2a和h2b，也支持了h3，而h2c则不成立。
四、总结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视角来研究跨国并购中东道国消费者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这是从消费者行为层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愈演愈烈的跨国并购进行一次有益的研究尝试。以往关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文献中都指出消费者对本国企业品牌及产品的正面态度和评价，本文则证实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作用，这说明随着跨国并购中目标企业品牌所有权的转换，东道国消费者对其关注和支持的本国企业品牌所持的态度显著地变差，而这种品牌态度的变化是由跨国并购激发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所导致的。
跨国并购情境下，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的高低，会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力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调节效应表现为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会削弱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力。同时，品牌信任所包含的能力信任、正直信任和善意信任三个维度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作用力有不同影响。具体而言，正直信任的调节效应表现为其削弱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力，这说明如果消费者认为主并企业品牌是一个正直的品牌，他们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不至于太差；能力信任的调节效应则相反，它强化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力，这说明如果消费者认为主并企业的能力过于强大时，他们会认为并购将加剧外资消灭民族支柱企业，认为民族企业品牌被强大的外资企业拥有后会在该行业内形成某种垄断，这会招致消费者强烈的反感和不安，因而其对于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也更差；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并未在本研究中得以验证，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消费者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使他们并不相信主并企业会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更不会相信主并企业的并购行为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此外，消费者的严重性认知的调节效应表现为其强化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作用力，说明消费者意识到跨国并购对本国经济安全和自身经济福利威胁造成严重危害时，他们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也更差。
（二）营销借鉴意义
1、对跨国并购战略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跨国并购战略有着良好的营销借鉴意义。首先，主并企业需要了解和尊重东道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主并企业根据其战略发展要求在选择并购目标时，应当考虑到该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程度，了解并购在这方面的难度，并判断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应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可能对收购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通过综合评估来选择并购的目标。其次，本研究结论也说明了主并企业应当重视消费者对本企业品牌的信任，并正确有效地沟通和管理消费者对并购企业品牌的信任。由于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与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并购过程中以及并购后，跨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强化消费者对自身的品牌信任，从而提高消费者对目标企业品牌的积极态度。对于具体的操作策略而言，主并企业在并购的全程中，可以通过公关、广告等方式引导舆论和媒体来引导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另一方面，尽管品牌信任对品牌态度具有正面影响，但是本研究发现，品牌信任的三个维度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目标企业品牌态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不同的，特别是，消费者感知的能力信任与正直信任的调节作用正好相反，因此企业在通过宣传沟通建立消费者对并购企业的品牌信任时，应当强化正直维度的信任，削弱甚至忽略对品牌能力维度信任的沟通，从而使得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的负面影响降低，这一点对于那些消费者对其感知能力信任程度较高的并购企业尤为重要。最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而言，本研究的结论建议，中国企业同样应在积极提升自身品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沟通和正确的舆论引导消费者对不同维度的品牌信任，尽
可能地降低东道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负面作用，从而较为顺利地完成并购及并购后的整合民族企业品牌保护的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保护民族企业品牌也具有积极的启示和意义。首先，应当有意识地增强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由于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虽然存在但并不强烈，其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倾向仍较强，因而，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来加强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促使其形成较好的国货购买行为，以达到支持民族企业发展；其次，建立有效激发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机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倾向，其作用发挥的前提就在于如何有效地被激发，因此，对民族企业品牌进行保护需要建立起一套能有效激发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机制，当民族产业发展受到外国资本威胁，适时地将这种机制付诸实施，以激发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对并购事件的严重性认知，从而对保护民族企业品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产生一定的作用；再次，引导和调节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态度。当本国优秀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涉及民族经济安全和民生问题的企业和品牌成为外资企业的并购目标时，为保证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作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有必要引导和调节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通过强调主并企业技术能力、弱化主并企业愿景和价值观等方面因素，并在整体上弱化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的宣传和舆论报道，降低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和品牌价值，将消费者对跨国并购导致的民族品牌消亡的强烈不满和抗拒信号传递给并购的双方企业，使并购双方重新考量并购的可行性和并购后的市场效果，从而通过广大消费者的声援来捍卫民族品牌的自主性，这对民族企业品牌的保护意义重大。
（三）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由于研究条件和时间的局限，本次研究只在局部选择了部分社会成年消费者，除此以外还采用了部分学生样本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在对象的选择上考虑到了社会经历和年龄的因素，并尽量减少了社会经验和消费能力有限的在校学生的比例，但是在校学生毕竟只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的代表性有限，本研究中对收回样本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未来涉及这方面的有关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以保证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本文研究的是跨国并购情境下东道国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选取的研究情境为外资企业并购中国民族企业品牌，研究对象为中国消费者。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的是外资企业对华并购过程中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的影响，因而，本文的结论对国外消费者面对本国企业被并购时的品牌态度的普遍适用性略显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跨文化的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究，例如，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作为目标企业的跨国并购作为研究情境，研究该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品牌态度的影响。
本研究涉及两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即消费者对主并企业的品牌信任和消费者对跨国并购的严重性认知，它们对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品牌态度的影响起到不同的调节作用。这些调节变量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一起可以解释目标企业品牌态度变化的67%。由此可见，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目标企业品牌态度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寻找更多的调节变量，如主并品牌与目标品牌的匹配度、主并品牌来源地等等，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本文的检验变量为消费者对目标企业的品牌态度，而并未涉及目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品牌资产变化，而这两点是并购过程中主并企业更为关注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目标企业品牌价值和品牌资产的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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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这场危机迅速席卷全球并对全球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次贷危机给我们中国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机遇。
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基本上不会太注意中国企业的资金，尤其是华尔街的巨头们，根本不会在意中国的资金如何运作。次贷危机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金融危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暂时缓解国内通胀压力；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本文着重讨论中国企业对外国企业进行并购这方面所受的影响，在次贷危机下，中国企业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向海外进军。
一、企业并购的含义
“并购”的概念多见于西方的研究论文中，它是企业兼并和收购的简称，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动机和逻辑，所以通常把它们并提而简称为“并购”。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主要包括：
（一）兼并
“兼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兼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法定方式重组后只有一个企业继续保留法人地位的情形，通常一家占优势的企业吸收另外的一家或几家；广义的兼并则包括狭义兼并、收购、合并以及接管等几种形式的企业产权变更方式，目标企业的法人地位可能消失，也可能不消失。
（二）收购
又称“控股合并”。收购是指企业用现金、债券或股票购买另一家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或股权，以获得该企业的控制权，但被收购公司的法人地位仍保留。与兼并不同，收购着重于表现这种活动的经济内容。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或场外交易进行收购，可以用现金、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进行购买。
二、次贷危机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启示
次贷危机，全称“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一般来说大危机往往意味着大机会，因为在大危机中，一定会有一些行业，产生一些新的重组和结构性调整。在以前，由于美国设置了一些障碍造成中国投资人难以进入美国市场，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自救，会在一些程度上放松对中国资本进入的阻力，这对于中国企业完成对外国企业的并购，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一）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由于美国经济体制不健全而引发出的，是金融炒作的结果，主要是宏观调控力度不当、房地产市场失衡、金融机构推波助澜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而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在前几年美国住房市场高度繁荣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甚至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这就为后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在截至2006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而且，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二）次贷危机的现状
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房产业受到巨大冲击。根据西雅图某网站对美国超过8000万房产进行调查后提供的报告，08年第二季度，美国住房价格比去年同期下跌9.9%，导致最近5年内购房者中约29%的人房产净值为负，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是房产净值呈负数比例最高的州，在加州4个主要城市，90%的房主负债超过房产价值。自这场次贷危机由爆发直至现在，其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在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下，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
（三）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自然也影响到了中国，一方面，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损失，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中找到有利之处，利用这次危机形成的新环境，趁着外国企业元气大伤，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抓住外国企业的弱势，通过对外国企业进行注资、换股、放债等等措施，实现对外国企业的并购。
中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中国一直是商家们争相抢夺的肥肉。在之前由于相比于国外，中国的资金和技术都处于弱势，因此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得并不顺利，外国企业也瞧不起中国企业不让中国企业注资，让中国企业没有实现跨国并购的可能，现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国外企业大多遭受重创，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外界相对处于隔绝，中国遭受的损失相比于美国而言较小，因此，中国应抓住机遇，实现跨国并购。
公司通过并购能产生协同效应，提高效率，典型的就是在短时期内发挥规模效应。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并购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调整，以达到最佳经济规模，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而且，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还会开辟出被并购企业所在地区的新市场，从而扩大企业的销售区域。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的案例也数不胜数，知名的比如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召开盛大会，宣布以12.5亿美元正式收购IBM全球PC业务。对于IBM而言，PC业务部门相对独立，而且又是一项亏损的业务，对联想而言，IBM又有着联想梦想拥有的一切，技术、渠道、研发能力、一流的管理团队等等，这次跨国并购不仅使联想的发展历程大大的缩短了，还使联想提高了知名度，合并后的新联想将以13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跻身全球IT巨头的行列。其次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的案例也很著名。西门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气和电子公司之一，西门子手机是全球第二大GSM手机供应商，在技术与产品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近年来，受制于新品推出速度慢、产品缺乏时尚卖点、部门经营未能规模化和本土化，这个手机巨头最终难逃重组命运。2005年，持续亏损达5亿欧元(约合6．13亿美元)的西门子手机业务被中国台湾最大的手机厂商明基收购。通过对西门子手机部门的收购，使得明基手机业务的规模比原先扩大了三倍，明基也因此一举跃升为全球第四大手机品牌。冠捷科技收购飞利浦显示器业务；温州民企中国飞雕电器集团收购意大利墙壁开关老牌企业ELIOS等等。
受这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外企业为求自保，往往还会降低企业的并购价格，减小中国企业实现跨国并购的障碍，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中小型企业，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之下难以生存更难以发展，因此，在这个经济低谷期开展跨国并购不仅更容易实现，而且交易成本也较低，国内企业应抓住机遇，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从并购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长情况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仅2014年一年，中国企业就完成了154起海外并购交易，交易金额高达261亿美元。然而从并购完成率来看，中国买家的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仅为67%，与发达市场企业相比差距甚远。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升温是国内外多方因素合力的结果，这些因素也正在改变买家的游戏规则。
绝佳并购机会
在2004至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期间，海外并购市场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5%，交易数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5%。仅2014年一年，中国企业就完成了154起海外并购交易，交易金额高达261亿美元。（见图1）
但在引人注目的增长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对不那么亮眼的统计数据。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仅为67%，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是什么原因导致诸多并购交易以失败告终？BCG研究发现，并购战略不清和无法有效管理并购交易是导致交易落空的主要原因。即便交易顺利完成，企业也常常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并购后整合规划不足、执行不力，以及未能充分把握和发挥协同效应是症结所在。
并购失败意味着企业白白错失了大好机会。如今，中国买家面临绝佳机会，有望在全球并购舞台上跻身领先者行列。但想要成为真正的并购先锋，他们必须下大力气积累海外并购所需的专业技巧和能力，并培养国际化人才。除此之外，他们还须迅速采取行动，抓住当前全球宏观经济趋势的有利时机及时出击。
在这份报告中，BCG详细分析了正在改写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游戏规则的新动态，并探讨了中国企业在应对海外并购挑战时的有效举措。
中国买家的并购新目标
为保证国家经济和企业的正常运转，抵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能源和资源型标的历史上向来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目标。从1990年到2014年，能源和资源型并购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中占比超过40%，是占比最大的板块。中国500强企业实力雄厚、人才和现金储备充足、融资能力强，在海外并购中表现较为活跃。在近五年中国企业完成的873起海外并购交易中，中国500强企业在交易数量上占据了三成，在交易金额中的占比更是高达65%。
近期，BCG对33家积极开展海外并购项目的中国企业展开调研。结果显示，90%的受访企业在内部组建了专门的并购部门；多数企业认为他们有能力应对海外并购，拥有较清晰的并购战略以及合适的组织、人才、工作流程和工具，管控、监督及评估体系卓有成效；60%的受访企业认为自身具有一定的并购后整合经验与专识。然而，许多中国买家在海外并购市场上却频频遭遇挑战。由此可见，在自身是否已准备好与经验丰富的发达市场买家在海外并购中开展平等竞争这个问题上，许多中国企业可能做出了过高的估计。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不断鼓励本土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亟需在各个相关领域内全面构建和提高自身能力与专识。对海外并购的促进政策是中国政府致力于开启对外投资新纪元的愿景目标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增长近三倍，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将开启全新格局，海外并购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为应对这些新趋势和新变化，中国政府在促进中企海外并购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2014年3月，中国政府了一系列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政策、新规程，简化海外并购的外汇管理，大幅放宽海外并购项目的核准权限。
应对挑战的制胜之道
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在海外并购中面临的重重挑战和困难？BCG认为，成功的海外并购项目由厘清战略、有效执行和能力建设三大关键支柱构成（见图3）。我们以此为基础，向致力于跻身全球舞台的中国企业高管提出以下建议：
厘清战略是基础。企业领导人应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和外部数据处理工具，根据公司愿景和战略，结合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全面分析（如政策走向、技术发展趋势、消费习惯变化等），梳理企业海外并购的优先发展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清晰的海外并购战略。
此项战略应详细指明企业海外并购的方向，并体现出企业的海外并购理念和思路，包括企业的海外并购目的是为了进军新市场、获取新技术，还是保障关键资源的供应？企业寻求通过海外并购进入哪个细分行业？企业在海外并购时重点关注哪些领域？对计划中的海外并购交易，哪种交易结构和融资方式最为适宜？
企业还应为海外并购战略的制定与修订建立专业化制度。这一制度应对以下因素进行清晰定义：
并购战略制定的参与者；
流程，比如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定期进行沟通与信息更新，确保其了解企业并购战略的不断调整与完善；
评估和审查制度；
运用专业化的方法和指导手册进行行业分析；
项目筛选和标的剖析。
有效执行是关键。有效执行取决于企业能否有效管理和完善尽职调查、谈判和审批流程。企业必须具备识别交易风险、制定决策、规划与执行并购后整合，以及实现协同效应和业务增长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企业高管必须建立有效机制来管理在商业、法律、财务和技术等领域内的尽职调查进程和审查流程。商业尽职调查应专注于标的和潜在市场的吸引力、协同潜力、商业计划和公司估值，以及并购执行的可行性等方面。在管理层审查过程中，识别关键利益相关方、制定详细的沟通计划，以及精心准备沟通材料是关键所在。
及早进行全面的准备与整合是有效执行的关键前提。买家须严格评估潜在的协同效应，确保整合理念的统一；制定交割后百天规划并对此达成共识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这段至关重要的时期内，企业还应设立合理的海外管控架构（包括财务管控中心、战略管控中心和运营管控中心）及决策流程。
人员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企业应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募来储备跨文化管理人才。在此过程中，企业管理层还应建立灵活的沟通机制，制定管理层和员工沟通计划，通过反复深入的沟通来磨合文化和管理风格的差异。但企业不应就此满足。文化差异是一个需要企业长期关注的问题，因此，企业还需建立机制来管理不确定性和变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建设相关能力并在新项目中加以磨练。长期来看，要让并购成为助推公司发展的引擎，企业需要在战略、组织、流程和管控等领域培养和提升一系列核心能力，以便为海外并购助一臂之力。
海外并购要求企业具备战略规划能力。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划和愿景来制定清晰明确的海外并购战略，确定海外并购的重点区域、行业领域、交易方式、标的筛选流程，以及并购的频次和时间点等等。企业需要建立并购知识数据库，将并购标的相关信息、并购使用的流程、工具和模板、并购决策相关信息，以及并购和整合经验教训等一并纳入数据库中，为并购战略的修订提供依据，为并购职能的持续改善提供支持。
企业还应致力于培养和留住拥有国际化管理专长的高端人才。企业可以通过外部招募和内部培训来储备知识结构合理、项目经验丰富的跨国跨文化管理高端人才。2002年通用汽车并购韩国大宇汽车时，组建了一支500人的并购后整合团队，个个都是跨国跨文化管理的高手。通用汽车还派出了50人的豪华高管团队，率领这500位并购后整合专家进行两家企业的全面整合。通用汽车还借助股权、薪酬福利、升职、员工关爱和归属感提升等激励手段吸引被并购公司的核心人才留任，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被并购企业的“无形资产”，降低了整合工作的复杂程度，留住了企业的核心资源。并购双方得以相对轻松地度过了并购后整合的阵痛期。
并购流程的专业化管理同样至关重要。企业应建立专门的并购部门并对其进行资源投入，同时邀请外部相关专家指导并购活动和协调内外部资源。企业还应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大力发挥各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配合作用，明确并购工作流程以及各职能部门及人员的分工和职责。企业应借助强大的项目和流程管理工具（如流程手册、检查清单、对标等）来支持并购活动、提高并购绩效，并建立明确的流程监督和审查机制来帮助管理层持续改进并购活动。
企业还应为并购项目建立明确的绩效考核体系，确立关键绩效指标，详细制定审查流程，并以此为基础，对参与并购活动的各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和个人定期进行考核。同时，企业应在此基础上设立统一、直观的奖惩制度，并将其纳入公司年度绩效考核体系之中。为确保有效管理，企业还应建立全面的管控体系，以便管理层对所有与并购相关的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企业的并购决策审查体系也应具备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来做出明智决策和有效评估并购绩效。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海外并购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2-046-02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形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2000年至2006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迅速上升。然而进入2007年，由于金融海啸爆发，我国企业受到一定冲击，并购总额迅速回落，从153.84亿美元降至45.29亿美元。2008年，我国企业并购投资陡升到280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0%。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统计，200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460亿美元。2010年8月16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2010年上半年的中国并购交易报告指出，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量明显增加，达到99宗，比2009年上半年增加52%，交易总金额达到创纪录的231亿美元，占中国并购交易总金额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大的一宗交易是中石化以47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Syncrude公司9%的股份。2011年，同中国相关的并购活动继续蓬勃发展。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并购交易在数量上减少了33%，交易金额也下降了10%。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低迷持续对欧洲的经济大国、美国及中国本身提出挑战，并且影响了并购交易的市场情绪。但令人欣慰的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并没有严重影响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中国2012年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基本与2011年处在同一水平（仅下降了6%），值得注意的是，交易金额达到交易活动不甚活跃的2011年上半年的三倍左右。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
（一）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已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大了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矿产品、能源、股票、期货价格的大幅频繁波动破坏了企业估值体系，加大了财务风险和运营风险；危机中企业为自保而对某些不利于自身的信息加以隐蔽，加大了信息风险；金融危机中企业融资困难，提高了并购成本。澳大利亚是近年来中国矿产能源类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发生最多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已在传媒、电信、民用航空等领域对外资的进入设限。投资涉及到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时，即便交易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仍需要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审核。除了在澳大利亚企业中持股份比例小于15%的私营外国企业免于FIRB的审核外，其余的私有外国企业持股澳大利亚企业也需经过审核同意。对于外国国有企业，无论其持股比例大小，都需接受该委员会的审查。
（二）金融危机后并购行业分布日趋广泛，区位选择更为合理
由于国家战略的因素和管理上的需要，资源相关行业仍是中国海外并购的重点。在金融危机前，从2005年至2006年，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与电子信息产业，与此同时，对采矿业的并购急速上升，增至44%。虽然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虽仍以能源产业为主，但海外并购已从原来的石油天然气业为主逐步转向多种矿产资源，并且采矿业领域的并购比例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中国共计参与了205亿美元的海外矿产收购和投资，是2002年的100倍，中国已成为全球金属矿业并购最大国。另一方面在进入2007年以后，由于国外金融业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其收购价格迅速下降，使得当年金融业的并购比例则大幅度攀升，占全年并购数目的近三分之一。2008年，医药、纺织、化工等行业的海外并购开始兴起。由于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重视程度增加与采矿类企业并购成本下降，采矿业并购比例增至33%。2009年，我国海外并购的范围几乎涉及到各主要行业。针对高科技、制造业、服装、医药、化工和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海外并购增加。例如比亚迪汽车收购日本荻原旗下的馆林工厂，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中铝和力拓共同投资开发几内亚铁矿资源，武钢收购利比里亚铁矿石项目60%股权，慧恒医药公司收购美国PortolaMedical公司。2011年联想集团与日本最大的PC企业NEC达成合资协议，双方将成立一家合资PC企业，联想将持有新公司51%的股份，而NEC持有49%股份。此外，第三产业并购比例迅速上升，表明更多行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寻求发展，海外并购的领域呈现出更加广泛与多元化。
根据跨国经营理论，通常认为海外并购当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为主。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2005年，发生在亚洲的并购数占到了并购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2006年，52%的重要并购发生在亚洲，而北美洲与大洋洲仅各占10%。中国企业向海外获取技术与市场的强烈愿望使得我国的海外并购从以前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逐步转变为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到2009年，北美、欧洲与大洋洲的并购比例均在20%到30%之间，说明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在通过并购实现自身发展时，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使海外并购的地区选择也更加均衡。
另外，2007年前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以资源获取与业务拓展为主要目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经验不断积累，相比于金融危机爆发前主要集中于资源获取或业务拓展需要等单一目的的海外收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将海外并购提升到战略高度，期望通过并购来实现自身的长期战略目标。
（三）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增加并购风险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基本处于升值的态势，至2010年11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3.97%，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14.00%。同以前相比，中国企业目前实施的海外并购虽然在成本上有优势，但在人民币长期升值潜力的情况下，加大了并购的成本。另外，人民币升值的态势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外币。人民币对英镑、港元等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基本处于升值的态势，但与日元等货币相比，人民币的汇率处于比较大的波动之中。由于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走势还不是很明朗，这会加大中国企业对日本的海外投资风险。
三、改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策略
（一）进一步调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区域和对象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已在缓慢地复苏，美国的一些企业也逐步从金融危机时期的困境走了出来，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联储公布美国2011年经济增速达3.0%～3.6%。故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域要有所调整，即由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向东欧、亚、非和拉丁美洲转移。如中司热衷于投资拉丁美洲。这是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日益浓厚的信号。另一方面欧洲的希腊、葡萄牙以及爱尔兰等国，由于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存在更多的并购机遇。
慎重选择并购对象、掌控并购细节。金融危机使海外资产严重贬值，但是不能以价格的高低作为选择目标企业的唯一标准。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低价的东西通常价值所剩无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应重点关注两类对象。一类是海外金融机构的全球业务，而不是买壳。中国金融机构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金融掌控能力相对较弱，不适合花大代价谋求控股，而应采取参股方式，注重海外金融企业长期积累的品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价值。另一类是实体经济中的优良资产。包括对中国产业发展关系较大的高新技术、能源资源、先进制造业等。通过参股高新技术产业，从中获取品牌资源和技术，增强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通过投资能源资源类产业股份，换取能源资源的休养生息和可持续生产能力。
（二）根据产业发展程度不同，选择不同并购模式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形成多种不同的成功并购模式。例如海尔模式，即采取海外设厂与海外收购并举。格兰仕模式，即通过收购国外企业的生产线，把全世界的各类生产线搬到了国内。格林柯尔模式，即在海外收购企业，利用其技术在国内建厂。万向模式，即中国生产收购国外品牌和渠道，扩大销售。中石化模式，即收购国外的能源和原材料企业。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要根据自身企业的状况，选择一种有利于企业的长远战略发展的并购模式。
（三）从外汇储备中筹集并购资金
截止2012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9万亿美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不尽合理。其中美国国债、机构债比重偏高，这不利于实现资产配置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分流”并实现多元化。改变我国外汇储备结构是巨额外汇储备合理处置的需要。国务院2007年9月批准成立中司，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外投资实现资产多元化的有益尝试。最后，有助于实现协同效应。包括：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文化协同等。金融危机背景下，境外并购后的整合相对容易一些，有助于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
（四）加大政策的扶植力度，健全有关海外并购的法律和法规
企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并购双方独立可以完成的，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指导并提供必要的扶持。政府应针对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的困难，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创造良好的条件。首先，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法律政策、完善对外经济管理体制、构建海外并购的政策支持体系。虽然我国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是协定内容更多的考虑保护外商在华投资的权益，没有将保护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列为重点。由于国家有关海外并购的相关法律没有能够及时跟上，从而使得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因此，应尽快制定专门保护境外投资的法规，维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此外，应从战略的角度，对重点领域（如能源、资源）、重点行业（如银行业）的境外并购做出具体规划。其次，加强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债券市场、海外市场的发展，解决海外并购的融资需求，丰富海外并购的支付手段。在我国外汇储备极其充裕的情况下，政府外汇资金可以成为缓解企业“融资难”、降低企业境外并购风险的有效手段。特别是上述对于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发展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外并购，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支持。再次，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准入措施的制定，为国内企业境外并购储备人才；重视培育更符合国家利益的本土化的中介服务体系，包括投资银行、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等，逐步扭转国内企业境外并购业务由外资中介机构控制的局面。此外，加强对海外并购的监管。对关系到国内经济运行的重要行业和企业的境外并购应该加强审查，避免国有资产利益损失，同时应避免出现有机会时过度境外投机和在机会过后从境外市场过度收缩而给国内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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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0日，为期三天的第二届沃特金融峰会在广州举行。较之去年略有不同，在持续关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机遇之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成为此次峰会另一主题。
事实上，沃特(中国)的业务重心也正悄然转轨。沃特财务集团CEO蒂姆・沃特在同年9月的沃特金融峰会启动仪式上就曾表示，助力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正在成为沃特(中国)的重要业务。而此前，以APO(融资反向收购)业务著称的沃特集团一直看好中国企业到美国通过并购方式上市的趋势，甚至在2005－2007年间，该业务一度占据沃特(中国)总业务90％的份额。
“在未来三到五年时间内，沃特(中国)的业务核心会放在跨境并购领域，当然上市的业务也还在继续，但这要看海外市场是不是具备机会窗口。”沃特(中国)CEO张志浩向《大经贸》记者表示。自去年3月以来，中国概念股在华尔街遭遇集体围剿，依然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海外市场普遍对中概股缺乏信心；而相比融资，为亟待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国内企业找寻升级换代出路成为沃特(中国)的首要选择。
就在一个月前的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黄孟复在致辞中提及，中国企业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而近两年来，许多资产价格的下降也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迎来历史机遇。
“尽管从整体环境而言，要说服中国企业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到自身对跨境并购的需求显得困难重重，但我们依然愿意去推动，这是大势所趋。”在峰会举行首日，张志浩从百忙中抽空接受本刊专访时表达了他对海外并购未来发展的信心――而无论是此前火爆的APO还是眼下跨境并购业务的开启，建立中外市场的对话平台才是沃特(中国)孜孜以求的事隋。
中概股危机需抱团积极应对
大经贸：尽管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热情不减，但中概股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境遇每况愈下，据你观察，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张志浩：中概股之所以遭遇被频繁做空，从中国企业自身来看，存在问题可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最受海外媒体诟病的诚信问题。这是中国企业的确存在的弊病，但承认这一点的同时还要将问题分开来看，恶意欺诈或许是一小部分，而相当部分则是由于非主观故意造成的。毕竟，相比国内市场，海外市场更成熟、透明，习惯了国内资本市游戏规则的中国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在多种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差距造成中概股水土不服也就在所难免。
其二在于中概企业对海外市场缺乏了解。中国企业在面对海外资本市场时，依然存在主观认识不足、理解不深刻的缺陷，甚至还是带着在国内资本市场形成的生存思维去看待国外的资本市场，造成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
比如，海外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内控等方面要求更透明、更完善，但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对当地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实际上并不了解，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自身成为做空机构的目标对象――这是中国企业需要从此次中概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
大经贸：除了企业自身，还有哪些原因导致了此次中概股在海外被频频做空?
张志浩：此次中概股在美国被集体做空，我认为最需要被追究责任的，应该是美国的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会计师事务所。
PCAOB是美国证监会旗下监管会计师事务所的机构，当地所有会计师事务所都必须在PCAOB登记备案，获得资质许可后才能够审计上市公司。而在企业上市的整个过程中，审计无疑是最重要的环节，而且在上市完成之后，会计师事务所是唯――家确保上市公司披露的所有信息真实、完整的第三方监管机构。
但此次在美国市场被做空的三十几家中国企业当中，有80％的审计报告是由美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中大部分又都是些规模微小的事务所在进行这样的跨境审计工作。
微型会计师事务所以低廉的佣金介入市场，通常直接引起事务所之间恶性的价格竞争，导致审计质量大打折扣，当上市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受到波及的往往又是事务所和上市公司双方，这无疑又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恶性循环。但赋予这种微型会计师事务所审核上市公司资格的，又恰恰是他们的监管机构。
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PCAOB自身，对于微型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通过认证，取得审计、尤其是跨境审计资格的质疑理应被提出。毕竟，正是因为PCAOB毫无标准可言的监管方式，才导致市场最终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对低级错误进行纠正。PCAOB应该对自身的管理行为有所规范，调整资质认可标准和流程，尤其是跨境的上市审计工作。
大经贸：从近两年的数据分析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融资之路似乎在缩窄?如何改变现状?
张志浩：或许应该这样说，是整个市场的信心被摧垮了，但这也要分两个层面来。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市场环境整体不佳，另一方面则是海外投资对中国版块的信心已极度脆弱，甚至很多准备到香港IPO的也被推迟了一一没办法发出去，不具备这样的窗口。这也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信心形成了_一定的打击。
要改变现状，中概股首先要改变整个市场对自身的看法――这是眼下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虽然在实际操作当中，更多的中概股选择下市、再另寻市场上市，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缺乏信心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而要重塑投资者的信心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努力，中国企业应该按照海外市场的游戏规则去执行公司治理和完善内控机制，实现自律，达到市场认可的标准后再去和市场进行沟通，空有形式毫无意义。
此外，中国企业和市场的沟通应该抱团进行。据此，我提出过一个“好孩子俱乐部”的概念――将恶意欺诈的企业剔除，好的中国企业抱团和海外市场进行沟通，提供真实性调查，进行统一的针对改善形象的公关，重新在海外投资者面前树立良好形象。
同时，我还建议“白骑士”基金拯救“好孩子俱乐部”，以此完成中概企业的自救。即中资背景的海外基金对中概股给予应有支持，毕竟在中概股纷纷选择下市的现在，多数企业市场价值被低估，如果中资背景的海外基金能够跟进，救人于危难的同时能够实现双赢。因为在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中资背景基金的投入才更能够在行动上带动市场信心。
大经贸：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对中国企业的融资路径选择有哪些更好建议?
张志浩：短期之内还是建议选择A股市场。如果有的企业已经选择在A股上市，而且已经排队为上市做准备，我是支持的一从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的整体环境来看，无论是欧美还是香港，都没有太好的市场，相对来说，也只有A股的状况还过得去。但需要明确的一点在于，国内A股市场的状况也不是那么乐观。
因此我还是建议有上市融资的想法、但还没有做好
IPO准备的企业可以先完成私募阶段的工作，暂时不要急于考虑锁定未来的目标市场，可以先观望一段时间，到要发IPO的节点再去决定如何选择，毕竟瞬息万变是市场的一大特点。
可多尝试进行制造业领域的海外并购
大经贸：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就已开始尝试海外并购，但至今来看，这样的步伐依然不那么稳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张志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主要由第一代企业家构成，他们曾经凭借自身过人的胆识把握住了时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发展到今天，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是在相对低的水平线上竞争，发展空间受到自我条件的限制――最早发展起来的部分民营企业依然缺乏全球化的战略意识与眼光。
而在海外并购问题上凸显出来的，则是多数企业对国际化概念理解的不深刻；企业家自身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国际化、海外并购存在畏惧心理。敢于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少之又少，是国际化概念理解的不透彻、缺乏足够交易经验以及人才储备不足所致。坦率说，在海外并购领域，我们的企业还处在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水平，但收购的需求又确实存在。在未来35年的时间里，相当部分中国企业最缺的还不是钱，而是生存空间，跨境并购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渠道。
但归根究底，战略型人才缺乏，中国企业基础并不牢固。要想搭建起良好的企业架构，就要先从夯实基础，沉淀下来，从培养人才、储备人才开始。
不可否认，还是有中国企业在积极地实施海外并购战略，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显得并不那么成功。这主要源于企业对“收购”在概念理解上存在误区。收购并不是简单意义的“把别人的资产变成自己的”，收购方作为大股东要在公司治理上和管理层有所互补，形成战略协同。事实上，要完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并购，最重要也最难的阶段在于和管理层、工会及其他利益既得者之间进行的谈判，相反和公司股份持有者的谈判往往很容易。就像吉利收购沃尔沃，李书福在沃尔沃董事会多次陈述自己的想法都被否决之后，他决定让沃尔沃独立运营，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和这些已经国际化的公司相比，我们的企业家依然需要学习如何治理公司，而非直觉认为收购方就该凌驾于管理层之上。
大经贸：你曾经提及现在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百年难遇”的时机，能否就此具体谈谈?
张志浩：这首先基于国际大环境的背景。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世界产业大转移再次发生，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必然有相当一批正在标售中的资产和技术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中国企业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以完成自身的转型升级。
事实上，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确为中国创造了诸多物美价廉的产业机会。
以服装行业为例，一些来自欧洲的国际知名品牌因金融危机影响正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它们通常将部分国家地区的，包括设计、研发、生产在内的整体业务低价出售以自救，这本应是中国服装企业乘机完成海外并购、实现产业整合的商机，但遗憾多数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看不到其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但并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交易完成之后，中间机构撤出，余下的工作就需要企业自己去跟进完成，因而企业需要首先在思想、技术、人才储备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否则，即使机会就在眼前，也还是会把握不住。
比如2008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宣布破产，底特律的汽配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等待买家，汽配的核心技术正是国内缺乏的，更何况对方的叫价还如此低廉，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将他们的核心技术、团队收购过来，将对方的核心竞争力与自身整合互补，增强自己的力量。但多数企业却仅将关注点放在了产能上，瞄准对方的生产线，这样的选择让人心痛。
因而，我建议中国企业面对眼下百年难遇的海外并购时机，还是应该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更好地把握每一次海外并购的时机，尤其是在国内企业面临的升级换代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大经贸：在你看来，中国企业应如何选择海外并购的机会?
张志浩：不同的地区、行业有不同的机会。
就目前的趋势，中国企业热衷进行资源类并购――中国作为生产性大国的同时，资源缺乏，这类并购有其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澳大利亚、南美，乃至俄罗斯、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有铁矿、铜矿等矿产资源类的并购机会。
此外，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国企对于规模较大的并购案跃跃欲试，但我对这种规模太大的并购并不赞成――对大型交易过分热衷一直是国企的通病，事实上这种规模过大的并购挑战太大，很难执行，一方面在于国企自身的背景，另一方面在于收购案的规模越大，牵涉的范围就越大，这自然会给海外并购带来更大的阻力。因而我更建议中国企业多进行中小型的海外并购，而非对这类并购机会视如不见。
今年2月，中海油以151亿美元的高价正式收购加拿大尼克森，5月双汇宣布71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海外并购再次引发人们关注，成为谈论的焦点。政府的支持政策、欧美各国的债务危机及能源技术的战略并购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同时很多挑战和障碍也逐渐暴露出来。据估计，中国企业在并购时平均支付了15%—20%的高额溢价，而根据明思力对1600名来自英、美、法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表明，58%的受访者认为被中国企业收购是一种威胁。分析并研究中国企业的问题并助其在竟购场中更胜一筹是白皮书的重点内容。
海外并购动因何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不景气催生了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并购活动。欧美各国的债务危机导致许多企业估值下降，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寻求海外并购目标，而中国企业往往现金流充足，国内有很好的融资渠道，也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者的目光和注意。除了有利的市场环境，获取知名品牌或海外市场的渠道、获取关键技术或技能、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原料也是驱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因素。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国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都是这一动因的体现。此外，政府支持也是中国企业的另一动力，2012年6月，包括发改委在内的13个中国政府部门共同了《关于印发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发改外字》[2012]第1905号），旨在鼓励境外投资。“十二五”也制定了明确的目标——计划至2015年海外投资额增长17%，达到1500亿美元。
中国企业面临的障碍
中国企业尤其要面对声誉方面的挑战。如果收购的是有名气或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公众可能会产生情绪化反应，工会甚至也会牵扯进来，影响交易进程。若被收购企业属于战略或敏感领域，并购交易常常会引发全国性的争论，甚至可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外国政府已多次以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反对并购：禁止华为在北美市场的业务开展、专门立法推迟提白港务公司对美国六大港口收购都是对此最好的例证。
同时，高额溢价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业内交易顾问认为，中国企业在并购时平均支付了多达15%至20%的溢价。—方面是由于跨国并购的政府审批过程让并购案变得更复杂，同时也受到诸如各利益相关方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反应等“软”因素的影响。基于各种因素，参与海外并购案的中国企业需要超额补偿卖方，而卖方有时候会滥用这一优势，他们邀请中国企业参与投标以抬高其他竞争者的出价。
公关传播五大挑战
虽然企业无法控制政府的审核过程，但通过有效的公关传播却能改善企业的“软实力”。基于我们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和观察，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面临下述五大难题。
1.对未知的恐惧带来社会阻力。基于对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18周岁以上的1600余名受访者的问卷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更愿意自己所在的公司被北美或西欧企业并购，58%的受访者认为被中国企业收购是一种威胁。这些观点大部分源于对中国的固有印象或成见，而非企业的声誉。这可能有失偏颇，但中国企业若不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的公关传播策略进行应对，这些问题将会一直存在。
2.出于竞争顾虑的政治阻力。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近期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的政客都在担心如何保持本国竞争力，并保护本土产业免受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另—方面，中国也同其他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声誉问题。有时中国企业也被怀疑从外国公司窃取创新技术，常指责从事间谍活动。2011年，华为对三叶系统的收购失败便是由于政治阻力造成的。海外并购的棘手之处在于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并购过程，让并购变得更复杂。政府官员也是利益相关方，企业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公关传播手段与他们进行沟通。
3.内部沟通不善导致员工绩效下降、产生抵触和负面情绪。员工是公认的并购后最主要的沟通对象。员工和工会在并购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很可能会对并购案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企业并购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员工的焦虑情绪。在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文化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企业文化的问题不解决，并购交易的结果就会因为员工的表现欠佳而大打折扣。为了缓和员工和工会导致的交易风险，企业需要在并购过程的开端就采取公关传播手段与他们进行沟通。
4.中国=廉价。品牌是决定海外扩张战略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期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品牌缺乏知名度，而人们往往不敢购买未知品牌的产品。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品牌，在国外可能完全没名气。即使一个中国品牌在国外有一定知名度，他们的产品也常常被贴上“廉价”和“次品”的标签。国外对“中国制造”的负面印象根深蒂固。如果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没有更加卓越的表现，那么这种固有印象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进军更高质量细分市场的绊脚石。
5.“浑水公司”现象和谨而嗔之的国际投资界。外国的投资者常以同样的标准看待中国企业，近期，“浑水公司”曝光了某些中国企业在财务披露中的违规行为，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加之对中国企业缺乏透明的印象，中国企业在海外常被谈及关于“财务不透明”的问题。
中国企业如何赢得更公平的交易价格？
了解公关传播前景。在交易的最初阶段，首先需要了解战场：分析竞争对手和他们的优势，找到支持者，并鉴别企业内外持保留意见的人群。在并购之前，以竞争对手为基准评估企业自身实力，进行sWOT分析。了解潜在买家和卖家对并购案的看法，最后罗列出涉及交易的利益相关方，以及他们对交易的看法。
统一信息，提早准备，确保针对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战略清晰有效。强有力的公关战略和计划能够将潜在事件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确保由企业自身而非媒体或利益相关方掌控对外姊的信息。另外，企业也要确保利益相关方能够在适当的节点充分了解信息，以化解他们的担忧。
及早发现和处理社会抵触情绪，有效应对危机。善于聆听社会化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声音至关重要，随时关注社会公众因相关交易而产生的情绪，在信息扩散之前，对可能产生的信息泄露或信息误导作出准备，采取措施，同时根据事件的发展灵活调整当前公关战略。
此外，企业也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应急方案以应对各类潜在情况，并提前草拟好相关声明，有针对性地做出回应，针对在交易中所处的不同立场制定不同的应对战略和反应方式。
及早沟通有利于缓和担忧及敌对情绪。买方企业必须积极与政客和员工等利益相关方对话，以缓和他们对亏损或失业的担忧。与政府沟通应安排在其他所有并购讨论之前，越早越好。分清支持和反对阵营，利用NGO组织了解社会舆论，找出支持人士，这对解决公众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讨论具体并购时，重要的是阐述行业意义和战略意义、并购给双方带来的益处，以及如何应对裁员和企业迁址等敏感问题。
关于形象和品牌问题。品牌拥有清晰的国际化定位对合理估价乃至成功达成交易至关重要，保证发言人和顾问口径相同，将有助于达到沟通一致性，同时强调并购背后的企业故事，这非常有助于让目标公司相信你是战略投标人，而不只是有钱的投标^。
促进企业文化交融。将两种“企业DNA”拼接在一起通常是艰难且充满挑战的过程。两家公司完全融合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积极、创新且参与度高的内部传播战略可以刺激参与度，从而缩短这个过程。
通过透明持续的交流提升可信度，安抚投资者。企业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企业公关及政府公关、投资者关系项目来展示管理系统的透明度和水平。同时，投资者关系传播应该根据不同的投资者成分构成，在多个层面开展。
企业并购公关传播十要素
1.跟踪及监测所有信息。
2.制定一个全面的传播方案，包括负面应对和危机管理。
3.为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定制信息。
4.做好基础准备工作。
5.选择双赢的定位。
6.找出意见领袖并让他们参与其中。
7.利用所有可行的传播渠道。
8.提出承诺和担保。
[关键词]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对策
一、企业海外并购
1.海外并购涵义和优势。海外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某种目的通过一定渠道和支付手段购入另一国企业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根据全球经济环境和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及时对自身的体制、结构、功能和规模等重新进行组合的一种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迅速将不同国家企业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集中起来,利用双方互补性资源,通过管理和财务协同效应获得战略优势,有效降低企业发展中的风险和成本。
2.海外并购的战略意义。资源战略性海外并购是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动因。这不仅是石油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海外并购可以迅速实现以下目标:(1)扩大市场份额;(2)获得资源与能力;(3)获得协同效应;(4)提升企业能力;(5)实现企业组织的增长;(6)减少竞争。
二、我国石油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挑战
1.石油资源及供求状况。90年代以来,我国石油产量较稳定,位列全球前十。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专家的《2009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我国常规石油可采资源量为2l2亿吨。根据较新的资源评价结果,我国拥有可找到的石油资源为650多亿吨,目前资源探明率仅为39%左右,是一个有石油潜力的石油大国。但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8.1%,又是名副其实的石油贫国。
从1993年起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我国净进口数量不断攀升,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40%,根据国家2022年国民经济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综合多家预测结果,供需缺口将扩大到1.5亿吨左右。
2.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状况。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始于1993年,近几年来,中国石油企业强势出击,探索道路一直延伸到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但仍处于跨国并购初级阶段,无论规模、渠道、市场、经验,还是企业国际竞争力,均无法与世界巨头相抗衡。
3.我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内部问题:企业的资金和规模。中国石油企业整体规模小,资金实力弱,均不够国际石油巨头的标准;企业的成熟度。我国石油行业直到80年代后才进行改革重组得以市场化,与老牌国际石油巨头相比,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在面对国际全球化竞争方面,显得不够成熟;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我国石油企业采取的是职能型的事业部制,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不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实施和企业整体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在进行海外并购时还面临着对公司管理能力的考验;企业的文化理念。我国石油企业一向以“产业报国”作为核心价值观来激励全体员工,而海外并购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样的核心文化有点不合时宜。
外部挑战:与国外能源巨头的实力悬殊。通过几次大的并购浪潮,国际石油市场逐步形成埃克森美孚、壳牌、BP、雪佛龙德士古、道达尔菲纳埃尔夫“五巨头”。在市值方面,中国石油股市值偏低,将非流通股份与流通股份一并计算,市值最大的中石油,也只是埃克森美孚市值的1/7。在业务方面,我国石油公司主要集中于上游业务,而国外石油巨头业务分散且均衡发展。经验不足。企业并购在西方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全球五次并购浪潮中,前三次属于国内并购,近两次才有跨国并购的特征。这个演进过程意味着西方大部分企业是经历了频繁的国内并购后才涉足跨国并购的。而中国掀起国内并购浪潮较晚,且是受国外影响,比较被动。所处环境也不同,无法复制其并购经验。因此我国石油企业缺乏并购经验,尤其是缺乏海外并购经验。
三、我国石油业海外并购的对策研究
一个完整成功的并购包括战略选择、并购实施和整合三个阶段。通过对其在不同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研究对策。
1.成立专门并购风险规避部门。充分估计并购风险,成立专门的风险规避部门,实现“高层”融合策略,科学分析并购“成本”。
2.并购动因明确,要狠、准、快。在有限资源和空间领域抢得优先地位和先发优势,明确并购动因,瞄准目标,看准时间,及时出击。
3.制定长远并购计划、降低并购成本。密切关注并购的准备成本、购买成本和整合成本。做到:并购前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以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考虑石油安全战略的同时要坚持效益原则;坚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可在开始做一些试探性投资,待积累经验、完全摸清底细再加大投资幅度。
4.明确企业市场定位,专注于产品价值链中的优势领域,形成克敌制胜的独特优势。在上游业务领域,确保并提升已积累的丰富的油气勘探经验这一竞争优势。在中游的炼油业务上,加速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选准切入点,通过差异化策略来提高竞争优势。
5.跨国合作,实现共赢、长赢。与国际石油公司合作并购,或与东道国石油公司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多方共赢、长赢。
6.加强并购后的整合力度和速度。要在整合的力度和速度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7.加强国际间交流,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政府应积极参加多边能源合作组织,争取在经济领域实行结盟政策,在能源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企业应积极加强与东道国石油公司的合作。
8.完善能源外交战略,培养专业公关谈判人才。应尽快提高能源外交意识,注重培养专业的公关谈判人才。
参考文献:
[1](美)马克N.克莱门特大卫S.格林斯潘.并购制胜战略[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7).
[关键词]民营企业“走出去”全球化海外收购
2009年6月5日,全球第二大矿业公司力拓董事会在伦敦单方面宣布中止与中国铝业195亿美元的交易,并将依据双方签署的合作与执行协议向中铝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从而宣告了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失败。与此同时,力拓亦宣布了配股152亿美元和与必和必拓组建铁矿石合资公司的融资计划。这意味着,在澳大利亚投资审查委员会6月15日对该笔交易审查之前,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投资计划被力拓董事会主动否决。
仔细审视中铝收购力拓的失败的案例,从中得到几点思考:
一、鼓励中国民间资本积极进入国际资源市场,规避政治因素带来的困扰。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载体,在海外收购方面,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阻力远远大于想像。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都有抬头的迹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收购资源型的资产,无论是石油还是矿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上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很多思维还处于冷战时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国有企业,他们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在鼓噪“中国威胁论”时就已经有了极大的展现,这种状况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以民企为载体“走出去”就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上上之选。就海外收购而言,今天中铝收购力拓的失败不过是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失败之再演。早在今年2月12日,中铝宣布将通过认购可转债以及在铁矿石、铜和铝资产层面与力拓成立合资公司,向力拓注资195亿美元。消息一经公开披露,澳洲舆论一片哗然,有澳大利亚议员大声疾呼:“把澳大利亚留在澳大利亚人手中。”路透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应该抵制中国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业资产。不少澳大利亚人都把中铝注资力拓提高到澳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的政治高度。中铝注资力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澳大利亚媒体和政客政治化了。澳洲某些政客和媒体对中铝入股力拓耿耿于怀,声称这是中国政府以大型国有企业的名义掌握澳大利亚战略资源的一个重大行动,并表示强烈反对。尽管澳政府表示这只是商业行为,与政府无关,但人们依然可以看到部分打着“保护国家利益”旗号的势力在幕后进行游说的身影。正如当地一位分析师所说,与其说中铝注资力拓交易的失败是市场博弈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冷战”思维新形式的牺牲品。在这些反对者看来,中国国有企业更多代表的是政府意志,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收购时,避免不了会引起“中国政府”控制他国经济命运的争议,而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纯粹商业行为,政治力的介入,为收购增添不可预测的因素。中铝在与力拓达成协议之初,就遭到来自澳大利亚多名国会议员的阻挠,声称“力拓欢迎的是来自中国的资本,而不想要的是中国的控制”。作为澳大利亚支柱性产业的矿产开采业,澳大利亚官方在进行资本审核时格外谨慎,中铝的国有背景不仅让力拓公司股东们深感焦虑,政府方面更害怕政治的渗透。澳大利亚政府在审核中铝注资问题上,一直采取拖延战术,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力拓抛弃中铝只是时间问题。
商业行为的本身就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具有政府背景的中铝在市场竞争中,除了考虑经济效益因素外,不可避免的要考量政治因素和“国家利益”,甚至在某些时候,政治考量远远高于经济利益。力拓董事会虽然当初同意中铝的注资,但作为力拓的股东们却非常担心,中铝如何平衡国家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二者冲突时,如果放弃股东利益最大化,对于力拓的股东们简直就是灭顶之灾。由此想到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考虑对美国同业尤尼科公司发出近1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这起交易是当时中国企业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宗海外收购,然而中海油的竞购计划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理由就是中海油是国有企业,背后有中国政府的意图。当时就有美国政客表示,由于中海油是中国国企,中海油对尤尼科的收购背后会不会是中国政府的控制权世界资源的意图?如果是的话,这一收购将会威胁到美国的能源安全。美国能源部长当时表示,这将引发美国政府复杂的审议。在经过七个月的努力后,最终中海油发表声明,表示该公司撤回对尤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
与国有企业在主要经济市场参与资本投资屡遭打击相反,中国的民营企业却能受到海外各方的欢迎,渗入到这些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就业带来的贡献,远远高于庞大的国有资本。虽然,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员工权益保护、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握方面尚有待提高,但“走出去”的形势明显好于国有企业,并且也能被海外各国政府和民间普遍接受,因而,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载体。
二、民营企业“走出去”是历史的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金融危机改变了以往的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经济新秩序正在重新划分中,这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千载难
逢的机遇,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不但会有新的强国之冉冉升起,更会有传统强国的日渐衰落。国家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科技领先和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能力,二者的结合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业已成为全球能源、矿产资源的主要消费国和进口国之一,并保持着20%以上的年均增长需求。我国的自有资源已经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对国际资源控制能力偏弱,国际资源市场定价权缺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制定一个帮助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长期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要有海外资源的充足供给。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是党中央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资源要素成本上升、结构性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压力日益突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是民营企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当前,民营企业“走出去”处于发展机遇期。世界经济相对萧条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新的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通畅和便捷,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的火车头,“走出去”开辟新的市场蕴涵着巨大的商业潜力。其次,通过“走出去”可以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结构,使之趋于合理,开发新的国际市场,抓住目前国际技术、人力资本、能源资源市场成本相对低廉的有利时机,迅速引进国外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快速有效地把民营企业的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再者,我国政府对促进“走出去”的政策力度逐渐加大,在国内也已形成一批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产业集群,很多民营企业已成为该产业的龙头企业。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从战略发展的高度,以经济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规划资源配置的问题。通过民企对海外资源的资本参与,不仅可以提高民企国际化经营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还创造了成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的机会,这既是解决国内资源紧缺的有效应对措施,也是我国民企向国际一流跨国公司发展的必然选择。从长远看,它符合我国经济崛起必然要实施的大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长远需要。
三、探索民企国际化新路线,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也快速增长,截止到2008年年底,中国共拥有1.9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此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有着巨大的风险,如何把面临巨大贬值风险的美元换成我们急需的战略资源,确保我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是当前最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毫无疑问,我国外汇投资主体今后必须要向居民用汇与企业用汇转变,“藏汇于民”和“民企国际化”是化解外汇储备过高风险的两条重要渠道。当前,通过大型央企国际化来实现对海外矿产资源的战略投资,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虽然不失为一条良策,但却饱受东道国对大型国企背景的政治解读,中铝公司注资力拓公司,为拓宽我国外汇储备投资渠道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探索,但却很难成功,这更说明借助于民企“走出去”以实现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已经是很迫切的现实需要,我们必须要正确面对。
四、在国际舞台展现民企实力,体现中国改革30年成果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加入了wto,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化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营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和国家不断的政策扶持,也已经在全球经济大舞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走出去”既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又符合国家资源战略安全的考量。民营企业在海外的商业活动都是以完全遵循国际商业规则为前提,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方式进行规范的操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因其没有政府背景,就可以打消国际上存在的对我国国有企业非市场运作的疑虑,充分体现我国民营企业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民企良好的国际视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以及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果,为中国企业继续“走出去”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民企“走出去”离不开政策的扶持
当前民企“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融资难,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企业对境外子公司的每一笔用汇和担保都需要外管局的审核,而且担保人的资格要求较高,造成审批门槛过高,审批时间拖长,这就制约了民企在境外的融资活动和业务发展机会。第二,国内金融机构支持不够,不能满足民企对外投资长期稳定的需求。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主要都是以大型国企“走出去”而设立的服务对象,民企获得的支持很少或者说根本不够。第三,出口信用保险滞后,保险成本高,民企出于成本因素的制约很少投保。第四,已经有的一些财政专项支持资金,由于当初设计的对象没有考虑民企,民企很难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