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进一步加大。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速快于出口，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2008年服务贸易逆差11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1·9%，是自1997年以来逆差最大的一年。从行业来看，运输、保险、金融、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这四个服务贸易行业出现逆差。其中，运输逆差为119·1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保险逆差为113·6亿美元，同比增长16·4%;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为97·5亿美元，同比增长24·2%;金融逆差为2·5亿美元，同比减少23·9%①服务贸易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我国服务贸易全面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继续稳步发展，通讯、保险、金融、专有权使用和特许、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广告等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开始兴起。在区域发展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天津等东部沿海省市，发挥地理区位优势，立足于扎实的现代服务业基础，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力军;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发挥独特优势，不断加快发展步伐。②二、发展服务贸易的意义和面临的挑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以及国民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发展服务贸易是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能力的新举措。“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一)发展服务贸易意义重大1·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水平。我国服务业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加大服务业引进外资的力度，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和吸收外国在服务业管理、市场运作等方面的经验，加快提升我国服务业水平。目前外资服务企业占有的中国市场份额还相当有限，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需要来看，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放宽准入限制，吸引外商投资还应当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在物流行业以及会计、法律、计算机、工程管理和其它咨询服务业，发展空间较大。③2·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可有效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改变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的局面。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已经形成一些优势产业，具有一定发展基础，旅游业、建筑业、其他商业服务业、运输业等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排名都比较靠前。根据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和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转折性阶段。④(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在服务贸易全球自由化的大趋势和全新的开放环境下，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服务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规模相对较小。我国服务出口额历年呈上升趋势，但占世界服务出口比重仍十分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5%以上，其中美、英、德三国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30%左右。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均高居世界第一，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⑤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越来越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并已建立了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立法机构、主管部门、中介机构有机协调，制定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并利用其服务贸易水平领先的优势，通过各种多双边谈判要求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已经成为WTO新一轮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谈判的主要议题.
2·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尽合理，传统服务业旅游、运输贸易比重较大，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占到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半壁江山，我国服务贸易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海运、旅游等比较传统的领域，旅游和运输服务的出口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59·7%，而代表资本、技术、知识密集行业的其他商业服务出口所占比重则呈下降趋势，从1985年的53%下降到了2006年的40·26%⑥.
同时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日趋激烈。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等多数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相对缓慢，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较小，排名靠后，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服务贸易整体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尤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广泛的经济结构调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服务的外包与离岸日益成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转移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给了机遇。①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鉴于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焦点，以及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可立足以下战略.
(一)扩大服务贸易重点行业出口应鼓励重点领域的服务贸易出口，以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深度挖掘”包括旅游和建筑服务。旅游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一大部门，尽管近年来增长缓慢，但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的39·64%，其每增长1个百分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总量规模，就扩大0·5个百分点，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建筑服务更是我国传统优势部门.
“重点培育”包括计算机和信息、运输、文化、金融保险和特许专利等。对这些行业要制定发展战略，重点推动。这些领域增长潜力很大.
“特别关注”包括咨询、音像、体育、教育、分销服务等。这些部门尽管目前金额不大，实力不强，增长不快，但从长远来看，需要支持和发展②.
(二)服务贸易的政策支持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尤其服务贸易发展初期，政府有效介入十分重要，可起到保护新生，促进成长，形成优势的重要作用。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各发达国家在立法、政府管理方面，都高度重视。中国的服务贸易要想快速发展，政府须担负起重要责任。还可加大发展服务贸易的资金 投入，设立服务贸易发展资金。同时在现有教育资源基础上，组织协调高校、服务贸易示范区和服务贸易发达地区，开展人才培训。③
(三)加强服务贸易区域协调发展可根据不同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特点和优势，建设部级服务贸易示范区，为这些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培育中国服务贸易增长带，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为重点，培育服务贸易出口主体。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作用，美国在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方面，主要由各州政府操作，各州都制定了服务贸易战略。上海、江苏、广东、北京等地，服务贸易已达相当水平，可在这些服务贸易较发达地区，建立服务贸易示范区，同时在服务贸易重点领域，确定一批重点企业或企业集团，予以重点支持.
(四)按服务贸易发展规律开展促进活动服务贸易是无形的，不能依靠实物样品开拓市场，企业很难向市场证明其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国际市场认可。要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就必须加快探索适合服务贸易发展所需的促进手段和措施。首先是建立服务贸易监管体制，创造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大力扶持国内服务业发展。其次是形成服务贸易促进机制，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重要机遇，立足中国国情，创造良好环境，完善管理机制，制定促进政策，全面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搭建服务贸易出口促进平台。再次是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平台，充分利用广交会、深交会、厦洽会等平台，增加服务贸易交易内容，举办国际服务贸易论坛，支持在国内外举办若干服务贸易相关会议、论坛、培训和展览，为企业创造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提供经济师****与发表
(五)完善服务贸易的立法制度完善服务贸易立法入世以来，中国相继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海商法》、《律师法》、《外贸法》等40多部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规章，涵盖了金融、分销、会计、法律、物流、旅游、医疗、建筑等几十个领域，基本完成了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规格局。这些法规从政策上看，拓展了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中国内地的领域和地域范围，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④但是，与服务贸易的广泛内涵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相比，这些法规更多体现在规范市场准入方面，服务贸易走出去的法规很少。中国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现有立法未形成体系。因此，应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可先从服务贸易单个领域的立法做起，如先服务贸易统计法规、文化等行业走出去法规等.
四、结语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推动着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自中国加入WTO以来，服务业的开放与服务贸易的发展日益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焦点问题。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因此研究现阶段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对于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入世，海运服务贸易法，国际航运惯例
1994年4月15日，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111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关贸总协定》以来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重大突破，它为国际服务的进行制定了国际上的多边框架。虽然海运服务贸易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协议，但《服务贸易总协定》必然对海运服务业这个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之一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则和做法体现的是世界范围的服务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总趋势，因而我国相关的海运服务贸易法规也必然要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这一变化。
一、海运服务贸易法的定义及其范围
海运服务是指以船舶为工具，从事跨越海洋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国际性运输及相关辅助服务部门。虽然北欧国家、欧共体、美国等对海运服务的具体范围尚未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WTO海运谈判主要集中在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三个方面，其中国际海上运输包括班轮和非班轮市场，海运辅助服务包括船舶、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场站、海关结关六项业务；港口服务指靠泊、货物装卸、供油、供水、引航等通常发生在港口的与船舶有关的服务。其中海上运输是海运服务的最主要形式，它可分为货物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将货方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收取运费和旅客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以适合运送旅客的船舶经海路将旅客及其行李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由旅客支付票款；也可分为班轮运输（定期船运输）——船舶按照固定的船期表，在固定航线按既定的挂靠港口顺序，经常性从事客货运输并按运价本的规定计收运费和租船运输（不定期船运输）——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无固定航线、航期和挂靠港口的不定期船舶，运送货物或旅客而由承租人支付运费或租金。船舶指船务企业或人接受海运承运人（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或承租人）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委托人办理与在港船舶有关的业务、提供有关的服务或进行其他的法律行为；货运指机构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或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并收取服务报酬。
海运服务贸易法就是调整海运服务跨国交易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是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GATS、以《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部长决议》为主的相关决议、决定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当然也涉及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附件2《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附件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
而具体到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则包括在服从WTO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框架协议下有关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的所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等，其中既有民商事法律法规，又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原则
在GATS第一条首先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表现形式，它们均适用于海运服务贸易：（1）跨境提供——“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如一国航运公司不将营业机构移至东道国境内而向东道国消费者提供的服务；（2）境外消费——“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如中国公民在美国接受当地航运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3）商业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从事经营；（4）自然人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派其员工到中国担任分支机构负责人。[04]而GATS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以下五项原则——
（一）透明度原则
GATS第三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必须把影响总协定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其它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还是由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制定或修改的，都应最迟在它们生效前予以公布。任何缔约方也必须公布其签字参加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其他国际协定，并对其他缔约国的咨询予以迅速答复。透明度原则唯一例外是，对于任何一缔约方的那些一旦公布即会阻碍其法律的实施、或违背公共利益、或损害特定公营与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可以不予公布。
GATS透明度条款要求，国家有关海运服务行业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有关的非政府性规定必须公开化，此外海运部门的透明度问题还与政府对海运业的补贴和其他优惠本国承运人的做法、技术和安全标准等有关。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透明度条款要求对于克服那些在提供海运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形壁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市场准入原则
GATS第16条规定，当一缔约方承诺对某个部门的市场准入义务时，它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不低于其在具体义务承诺表中所同意和明确的期限、限制和条件。任何一个缔约方在承担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中，除非其承诺表中明确规定，不能在其某一地区或整个国境内维持或采取以下措施：以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国外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以数量配额或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外国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金额、或限制服务业务的总量或以指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或限制外国服务机构所必须雇佣的自然人的总数；限制或要求外国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的措施；通过对外国持股的最高比例或单个或总体外国投资总额的限制来限制外国资本的参与。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对海运服务及过境提供海运服务的数量限制，主要包括货载保留、货载份额分配、货载优先等货运限制，班轮公会以及国家航运公司垄断航运的限制等等；对人员的数量限制主要是对外籍船员及其他人员雇佣的限制；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包括在运输及运输辅助行业对外国企业设立机构的限制，对船舶及其他海运实体中外资比例和存在形式的限制以及沿海运输权的限制等等。
（三）国民待遇原则
GATS第17条规定，在列入其承诺表的部门中，在遵照其中所列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缔约国在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严格地实施国民待遇条款将意味着所有有利于本国船队的保护主义措施必须取消或延伸至国外船公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其本国船队竞争力不强则会造成对本国船队服务需求的进一步减少。国民待遇条款的实施还将牵涉到沿海航行权等问题——对沿海航行权的取消是迈向沿海和远洋运输一体化、高效多式联运的重要一步，哪怕是有条件地取消沿海航行权（即只有在沿海航行是国际运输的延伸的情况下才取消）也将对整个国际航运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航运业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本国船公司的竞争能力。由于沿海航行权是一种近似垄断的做法，原先经营沿海航运的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通常较差，因而沿海航行特权的取消队发展中国家海上运输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S第2条规定，在本协定项下的任何措施方面，各缔约国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就海洋运输业而言，另一缔约方的服务是指由按照另一缔约方的法律注册的船舶提供的服务或由另一缔约方的人通过对船舶的全部或部分的营运或使用所提供的服务；就整个海运服务业而言，还包括船舶、货运和港口服务等。
GATS最惠国待遇有下列两个例外：（1）任何缔约方为便利双方在毗邻的边境地区进行当地生产和消费的服务的交换，而赋予或给予其毗邻国家的优惠；（2）一缔约方在谈判中可提出要求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的部门与措施，但原则上这种豁免不应超过10年并需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有关免除义务和终止期限，同时服务贸易理事会应审议所有超过5年期的豁免。此外，最惠国待遇也不适用于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的经济一体化协议和政府采购。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则规定，一缔约方维持与最惠国待遇不相一致的措施或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只能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果实施日期方能生效；但这种义务免除及其生效不应适用于已纳入一缔约方承诺表中的任何海运服务的具体承诺；每一缔约方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束起并在实施日期之前，可在不提供补偿的情况下改进、修改或撤销在本部门的全部或部分具体承诺。
在许多缔约方业已相当大地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采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将给许多部门带来出口机会，即使对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担义务未作承诺也不受影响。然而，在某些部门，如基础电讯、金融服务和海运服务方面，业已放宽市场的成员方在其他成员方市场关闭时，可以提出最惠国待遇的登记免除，借机在这些部门换取更大的互惠，并在最惠国待遇一旦适用于这些部门时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在上述三个部门的谈判结束时，各成员方将确定是否维持或登记最惠国待遇的免除。
（五）逐步自由化原则
“逐步自由化”原则规定在GATS的第四部分，它要求各国分阶段的、有条件的消除贸易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具体包括各国对市场准入的条件逐步放宽、限制逐渐减少、逐步给予他国国民待遇等；从而航运保护政策应遵循该原则，在保护力度上逐步减少。但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和趋势，因此不排斥一定时期内实行“航运保护政策”，它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不必减少，力度也可以不必减弱。
此外，还包括保障措施、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原则等等。
三、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现状及现有法律法规
截止2002年底，我国已与6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海运及河运协定，境外航运企业在我国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有971家，批准设立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和集装箱运输服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127家，年进出我国港口的外轮达5万多艘次，120多家境外航商在我国港口开辟了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我国对外开放港口已有130多个，在我国沿海和长江港口从事港口装卸、仓储业务的中外合资企业已有180多家。我国航运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同美国、希腊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船公司建立了稳定的海员劳务合作关系，在国外、境外创办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
特别是根据我国2002年4月1日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规定，取消了我国港口公共码头中方控股的要求，外商投资我国港口码头可享有控股权。此目录实施不久，交通部即批准了国内首家由外资控股的中外合资码头经营公司——厦门象屿保税区惠建码头有限公司。目前外国籍船舶在我国港口享受的各种港口服务，包括码头设施的利用、货物装卸、燃油及淡水供应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就总体而言，我国港口准入开放程度已达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0月我国已经第一次顺利通过了WTO服务贸易理事会对我国服务贸易体制的审议。
然而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则不容乐观——就国际条约而言，我国已加入涉及海上安全、海员培训与雇佣、防止海洋污染、海上客货运输、责任和赔偿等许多领域的国际公约；有些公约虽未加入，但在立法时均加以参照并选择性地吸收。[09]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确定了各缔约国的货载分配比例为4/4/2，即任何两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货载由两国航运企业平等地各享有40%的载运份额，其余20%货载分给第三国的海运企业。尽管我国于1980年加入该公约，但没有一家国内航运企业参加班轮公会，且国家于1988年废除了货载保留制度，该公约实际上并未在我国执行。从而，在货载份额方面，外国航运公司可享受到完全的国民待遇；因此，在下一轮WTO海运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对等原则为国内航运企业争取到在他国市场的国民待遇地位。另外就双边条约而言，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与海运服务有关的主要是通商航海条约、海运协定和投资协定三种类型。
在国内立法方面，与海运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调整国际海上客货运输的包括《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当然在具体适用中还可由《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仲裁法》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予以补充；（2）调整国际海运辅助服务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运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等；（3）调整港口服务的包括《港口法》及其他有关港口服务、收费等的相关规定。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业还算是有法可依，当然具体的法律实施效果还有待于实践中去验证。但是稍作分析后就会发现，尽管我国国内法调整海运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民商事法律规范和国家行政管理规范两大类和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规范、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四个层次的法律规范，但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GATS规定——
1）立法相对滞后、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法律规范不具有前瞻性、滞后于海运实践。就《海商法》而言，1993年才出台，前后40年之久，共易25稿，但依旧存在问题、尚待完善；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仲裁法》尽管某些方面的规定已超前于《民事诉讼法》，但它们的改进还尚待后者的修改完成。[10]至于《航运法》、《船舶法》、《船员法》、《航道法》等则更需尚待时日。
2）立法技术水平低、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在海运服务的行政管理方面；立法效力不高、权威性不够，令出多门、难以协调，譬如海运贸易辅助服务中的货代、船代服务在我国就分别由商务部、交通部制订规章管理的；另外就是地方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法规多有冲突，有损整个海运服务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有效性，适用起来比较困难。当然，随着《行政许可法》、《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的实施，海运服务业的行政管理将会更加规范化。
3）还有些法律规范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去甚远，阻碍了正常的国际海运服务贸易；而且目前的海运服务业政策对国内企业的发展不利——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太多优惠，阻碍了内资企业与之公平竞争。
四、“入世”后我国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改善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海运服务贸易业发展的现状，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入世”应对措施就是与国际航运惯例接轨，以适应现代国际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而当前国际航运惯例的重要特征就是——在GATS的原则框架下，国际航运规则正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为避免公开对抗，各国对航运的保护政策大多由直接的经济保护措施转为间接的隐性保护措施；由对本国船队的直接保护转为对外国船队的控制和限制；在保护手段上由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技术手段为主；国家航运政策有政府行为、行政措施转变为法律化和民间社团化。如美国1936年的《商船法》、1998年的《航运改革法》，欧盟的《保护海运贸易货物自由进出协调行为规则》，日本的《海上运输法》等均从各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国轮发展，在货载保留、为购造船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船舶及其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税收优惠、船队更新补贴、船舶营运补贴和国内航运权、航运竞争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其次，要扩大立法涵盖面，争取在水路运输、船舶、货物运输、船舶管理、货物装卸、仓储和航运竞争、港口国监控等方面都能有法可依；立法要体现科学性和经济性原则、力求法律规范明确、可操作性强；要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效力、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当然，我国航运立法也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急于求成。
再次，在海事司法方面，由于海运服务业的涉外性极强，因而对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懂法律、精通外语，又要懂专业知识、尤其是航运、贸易、保险等领域的实务知识。只有具有一批高素质的海事法官、切实贯彻司法独立原则，才能吸引更多的外方当事人到国内海事法院来请求解决海事争议，从而提高我国的海事司法水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我国海事仲裁机构已将海运物流纳入其受案范围；而海事法院亦可酝酿对海运企业的股权变动、破产等作出相关规定。
最后，在海运服务贸易的行政管理方面，各个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要明确、它们所制订的部门规章要符合GATS的透明度要求以便于外商查阅和咨询，毕竟我国已承诺的司法审查范围包括了WTO相关条款所规定的与普遍适用性法律法规、判决、决定等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而在海运行政管理立法上，虽然现有《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环境保护法》和《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等，但其适用范围太窄，随着《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规的修改，这方面的立法应该会有较大的突破。而在海运行政执法方面，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遵循交通行政法治、合法性、合理性与统一协调原则，无疑是GATS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的必然要求。
总之，虽然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存在种种不足、尚待完善，但入世后只要遵循透明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逐步自由化等服务贸易原则，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从海运立法、司法、行政管理执法等各方面对它加以调整和完善，它就能更进一步促进我国航运业的发展、增强我国的国际贸易实力。
注释：
[0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199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张湘兰、张辉著：《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初探》，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88-89页。
[02]中国国际货运协会编：《国际货运理论与实务》，气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编；刘洪俊等译：《货运》，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另参阅杨运涛、丁丁等译著：《国际货运法律指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年版，
[03]张湘兰、张辉著：《“入世”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年第一卷，第215-216页。许军珂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04]张湘兰、张辉：《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0页。
[05]李本森编著：《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页。
[06]参见司玉琢主编：《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曾令良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99页。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大、高教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65页。
[0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2002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08]同上，第89-92页。
关键词：全球化；服务贸易；国际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102-01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各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日益体现出来。但是国际间，服务贸易的不均衡发展是个事实，主要表现为区域差异化。美国一直是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服务贸易近些年来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水平从整体上来讲仍然很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值很是有限。
1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
所谓国际服务贸易指的是国际间输出与输入的一种服务贸易形式。对他人的服务进行购买的一方被称作服务输入或服务进口，由贸易的一方向另一方进行服务并取得一定收入的过程被称作服务输出或服务出口。狭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为国际货物服务的，传统的保险、运输、旅游以及金融等无形的贸易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也包括近展起来的，除货物贸易外的新贸易形式。
由于服务贸易内容相当广泛，且各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能力不同，因此不同的组织在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定义，包括的范围也不尽相同。简单的说，国际服务贸易（InternationalServiceTrade）是指跨国界的服务交换活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所下的定义代表多数专家的意见，该协定从贸易方式的角度，确定国际服务贸易具体是指涉及下列范围的交易活动：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结构的中心开始向服务业发生转移，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呈现出高速的增长势头。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总的服务贸易额约为700亿美元，而只通过短短十年的发展，就迅速增长到约4000亿美元，增长了大约5倍之多。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服务贸易快速的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的总服务贸易额已经达到了约5万亿美元，达到了7倍速度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而国际间服务贸易的竞争必将越来越激烈。
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比较
我们以中美两国的服务贸易相关信息作为比较主体：
（1）服务贸易的发展比较。
①整体的服务贸易水平。从2008年一年来看，美国的进口服务贸易额约为3300亿美元，出口额约为3400亿美元，处于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的首位，而中国的进口服务贸易额约为900亿美元，出口额约为600亿美元，其总量只占到美国总量的20%，差距十分明显。
②服务贸易差额。从1975年发展至今，美国的服务贸易始终保持着顺差发展，而中国自1992年出现逆差至今，一直是向逆差方向发展的趋势。
③服务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值。2008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值占GDP的比例约为40%，而美国所占的GDP比例已经接近81%，差距十分明显。
（2）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比较。
在美国，相关于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准则具有更强的攻击性，鼓励出口，为促进国外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拓为目标；而中国的市场准入准则则更倾向于贸易的进口，以改善国内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为关注的重点。
（3）服务贸易的法律体系比较。
①法律体系的构成存在差异。中国的服务贸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作为立法的核心，由国家进行颁布的外资发法为其重要组成，辅以相关各部门的具体规定。而在美国，关于服务贸易的立法主要是联邦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国会立法，并包括各服务部门相关的立法条款、某些行业专门规定的市场准入、综合对外贸易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内容以及相关的限制法令和条件。
②服务贸易的立法同WT0规定的一致性存在差异。在国际上，美国曾长时间在关贸协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主要的开放服务贸易倡导国，美国同一些发达国家一起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施压，最终导致GATS的形成，形成了国际服务贸易再优化的大趋势，美国的立法与WTO的规则是一致的，便于对WTO的准则进行利用来实现其服务出口的进一步扩大。然而我国现行的立法在透明度、国民待遇等原则上与WTO的规则仍有很大差异。
③服务贸易中知识产权法存在差异。在国际服务贸易中，中国属于单一制的国家，在其法律体系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大陆传统国际贸易体系的吸收，进而形成的有文法规定的立法体系。中国在国际贸易商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以及地方上关于服务贸易的规章组成。此外，有最高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对相关服务贸易的应用进行解释。中国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商标法和不正当竞争法等等；其中行政法规中对商标法和不正当竞争以及海关知识产权条例、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等等做了相应的规定；地方上的服务贸易内容在于规定了地方性的服务贸易规章和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检查员也随之进行与服务贸易相应的知识产权进行司法解释。然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龙头“大哥”其采用的是联邦制，其法律体系被归类为普通法系，其立法的体例传统中主要采用判断法；并且在整个服务贸易的立法古城中，随着成文法规相关规定的逐渐增多，进而形成了成文法作为主体，判例法进行补充的局面。美
国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的形成文法主要包括各州会议制定的法律和联邦会议制定的服务贸易相关知识产权规定。其中联邦议会进行对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贸易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各州也大多采用对商标、版权法律的制定。美国法院在对该原则进行适用时，首先考虑的是范围空间，其中法院的判决知识专门针对本院以及本法管辖内的下级法院来构成先例。此外，对适用的法律进行严格的区分，对适用于联邦法律的，最高联邦法院的判决应对联邦全部法院以及州法院均构成先例；在联邦法院适用于州法律时，则遵守州法院已确立的先例，并且其已经创立的判例只能在适用于洲范围内。
3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启示
（1）进一步发展国内服务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我国应对现行经营方式和服务理念进行充分的利用，并以自身的服务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对低端服务市场的密集型劳动劳务输出、密集型的旅游服务业以及人造卫星服务等传统的服务贸易行业进行关注。与此同时，也要积极的开拓知识、技术高含量的服务贸易产业，尤其是对民意测验服务、税务服务、信用查询服务以及安全调查服务等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竞争能力的提高。
（2）调整国际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促进其与国内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在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服务业将朝着高附加值、高科技的方向迅速发展，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用料更加的环保和节省。因此，服务贸易中产品设计、市场研究、运输流通等信赖度和需求度会进一步加大。因此，调整国际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能够促进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3）抓住WTO契机，实现国内服务贸易的新增长。
WTO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新鲜的元素，主要表现在电信、金融、文化、旅游、教育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上，进行适当竞争的引入，来打破以往的地区封锁、行业垄断，实现现代化服务贸易的双向驱动，从而带动整个国际贸易的新突破。
（4）充分利用国际法，对出口服务进行保护。
WTO利用国际法对于争端的解决大致有几个步骤，比如在某一方的利益被损害的时候，WTO的争端解决方法就是受损害成员方向损害其利益方提出磋商，但是磋商的时间要控制在两个月以内，否则的话就会自动进入下个程序，下个程序就是DSB（争端解决机构）建立专家组，专家组按照一些规定的程序进行争端各方的调停和协议阶段，并且召开第三方会议；而且在专家组成立后的半年内要提交一些相关报告，实证性的给予大家一些交代和解释，但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那么专家组应该在其成立的3个月内向各方提交专家组报告；如果在一定的时期内还是没有达成协议，或是争端还是在持续的话，DSB将在全面执行前授权进行报复。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在提讼之前强行的磋商以及随时可以开始的斡旋、调解和调停，争端任何一方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斡旋、调解和调停的要求，甚至可以在专家小组程序进行期间继续进行。
参考文献
［1］尹翔硕.APEC的服务贸易发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5.21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作为一种市场交易，国际服务贸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交易费用，即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资源损耗，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2)发现交易对象、交易价格及各种市场信息的费用；(3)谈判、起草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4)执行交易的费用；(5)设立与运行规制结构的费用；(6)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这些交易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速度与范围。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
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
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关键词：入世，海运服务贸易法，国际航运惯例
1994年4月15日，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111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关贸总协定》以来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重大突破，它为国际服务的进行制定了国际上的多边框架。虽然海运服务贸易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协议，但《服务贸易总协定》必然对海运服务业这个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之一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则和做法体现的是世界范围的服务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总趋势，因而我国相关的海运服务贸易法规也必然要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这一变化。
一、海运服务贸易法的定义及其范围
海运服务是指以船舶为工具，从事跨越海洋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国际性运输及相关辅助服务部门。虽然北欧国家、欧共体、美国等对海运服务的具体范围尚未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WTO海运谈判主要集中在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三个方面，其中国际海上运输包括班轮和非班轮市场，海运辅助服务包括船舶、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场站、海关结关六项业务；港口服务指靠泊、货物装卸、供油、供水、引航等通常发生在港口的与船舶有关的服务。[01]其中海上运输是海运服务的最主要形式，它可分为货物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将货方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收取运费和旅客运输——船方作为承运人以适合运送旅客的船舶经海路将旅客及其行李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并由旅客支付票款；也可分为班轮运输（定期船运输）——船舶按照固定的船期表，在固定航线按既定的挂靠港口顺序，经常性从事客货运输并按运价本的规定计收运费和租船运输（不定期船运输）——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无固定航线、航期和挂靠港口的不定期船舶，运送货物或旅客而由承租人支付运费或租金。船舶指船务企业或人接受海运承运人（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或承租人）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委托人办理与在港船舶有关的业务、提供有关的服务或进行其他的法律行为；货运指机构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或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并收取服务报酬。[02]
海运服务贸易法就是调整海运服务跨国交易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是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GATS、以《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部长决议》为主的相关决议、决定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当然也涉及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附件2《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附件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03]
而具体到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则包括在服从WTO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框架协议下有关国际海上运输、海运辅助服务和港口服务的所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等，其中既有民商事法律法规，又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原则
在GATS第一条首先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表现形式，它们均适用于海运服务贸易：（1）跨境提供——“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如一国航运公司不将营业机构移至东道国境内而向东道国消费者提供的服务；（2）境外消费——“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如中国公民在美国接受当地航运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3）商业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从事经营；（4）自然人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如外国航运公司派其员工到中国担任分支机构负责人。[04]而GATS与海运服务贸易法有关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以下五项原则——
（一）透明度原则
GATS第三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必须把影响总协定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其它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还是由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制定或修改的，都应最迟在它们生效前予以公布。任何缔约方也必须公布其签字参加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其他国际协定，并对其他缔约国的咨询予以迅速答复。透明度原则唯一例外是，对于任何一缔约方的那些一旦公布即会阻碍其法律的实施、或违背公共利益、或损害特定公营与私营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可以不予公布。
GATS透明度条款要求，国家有关海运服务行业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有关的非政府性规定必须公开化，此外海运部门的透明度问题还与政府对海运业的补贴和其他优惠本国承运人的做法、技术和安全标准等有关。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透明度条款要求对于克服那些在提供海运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形壁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市场准入原则
GATS第16条规定，当一缔约方承诺对某个部门的市场准入义务时，它给予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不低于其在具体义务承诺表中所同意和明确的期限、限制和条件。任何一个缔约方在承担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中，除非其承诺表中明确规定，不能在其某一地区或整个国境内维持或采取以下措施：以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国外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以数量配额或要求经济需求测试的方式限制外国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金额、或限制服务业务的总量或以指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或限制外国服务机构所必须雇佣的自然人的总数；限制或要求外国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的措施；通过对外国持股的最高比例或单个或总体外国投资总额的限制来限制外国资本的参与。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对海运服务及过境提供海运服务的数量限制，主要包括货载保留、货载份额分配、货载优先等货运限制，班轮公会以及国家航运公司垄断航运的限制等等；对人员的数量限制主要是对外籍船员及其他人员雇佣的限制；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包括在运输及运输辅助行业对外国企业设立机构的限制，对船舶及其他海运实体中外资比例和存在形式的限制以及沿海运输权的限制等等。[05]
（三）国民待遇原则
GATS第17条规定，在列入其承诺表的部门中，在遵照其中所列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缔约国在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对海运服务业而言，严格地实施国民待遇条款将意味着所有有利于本国船队的保护主义措施必须取消或延伸至国外船公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其本国船队竞争力不强则会造成对本国船队服务需求的进一步减少。国民待遇条款的实施还将牵涉到沿海航行权等问题——对沿海航行权的取消是迈向沿海和远洋运输一体化、高效多式联运的重要一步，哪怕是有条件地取消沿海航行权（即只有在沿海航行是国际运输的延伸的情况下才取消）也将对整个国际航运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航运业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本国船公司的竞争能力。由于沿海航行权是一种近似垄断的做法，原先经营沿海航运的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通常较差，因而沿海航行特权的取消队发展中国家海上运输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S第2条规定，在本协定项下的任何措施方面，各缔约国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就海洋运输业而言，另一缔约方的服务是指由按照另一缔约方的法律注册的船舶提供的服务或由另一缔约方的人通过对船舶的全部或部分的营运或使用所提供的服务；就整个海运服务业而言，还包括船舶、货运和港口服务等。
GATS最惠国待遇有下列两个例外：（1）任何缔约方为便利双方在毗邻的边境地区进行当地生产和消费的服务的交换，而赋予或给予其毗邻国家的优惠；（2）一缔约方在谈判中可提出要求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的部门与措施，但原则上这种豁免不应超过10年并需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有关免除义务和终止期限，同时服务贸易理事会应审议所有超过5年期的豁免。此外，最惠国待遇也不适用于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的经济一体化协议和政府采购。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则规定，一缔约方维持与最惠国待遇不相一致的措施或免除最惠国待遇义务，只能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果实施日期方能生效；但这种义务免除及其生效不应适用于已纳入一缔约方承诺表中的任何海运服务的具体承诺；每一缔约方在海运服务谈判结束起并在实施日期之前，可在不提供补偿的情况下改进、修改或撤销在本部门的全部或部分具体承诺。
在许多缔约方业已相当大地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采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将给许多部门带来出口机会，即使对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担义务未作承诺也不受影响。然而，在某些部门，如基础电讯、金融服务和海运服务方面，业已放宽市场的成员方在其他成员方市场关闭时，可以提出最惠国待遇的登记免除，借机在这些部门换取更大的互惠，并在最惠国待遇一旦适用于这些部门时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在上述三个部门的谈判结束时，各成员方将确定是否维持或登记最惠国待遇的免除。
（五）逐步自由化原则
“逐步自由化”原则规定在GATS的第四部分，它要求各国分阶段的、有条件的消除贸易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具体包括各国对市场准入的条件逐步放宽、限制逐渐减少、逐步给予他国国民待遇等；从而航运保护政策应遵循该原则，在保护力度上逐步减少。但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和趋势，因此不排斥一定时期内实行“航运保护政策”，它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不必减少，力度也可以不必减弱。[06]
此外，还包括保障措施、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原则等等。
三、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现状及现有法律法规
截止2002年底，我国已与6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海运及河运协定，境外航运企业在我国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有971家，批准设立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和集装箱运输服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127家，年进出我国港口的外轮达5万多艘次，120多家境外航商在我国港口开辟了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我国对外开放港口已有130多个，在我国沿海和长江港口从事港口装卸、仓储业务的中外合资企业已有180多家。我国航运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同美国、希腊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船公司建立了稳定的海员劳务合作关系，在国外、境外创办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07]
特别是根据我国2002年4月1日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规定，取消了我国港口公共码头中方控股的要求，外商投资我国港口码头可享有控股权。此目录实施不久，交通部即批准了国内首家由外资控股的中外合资码头经营公司——厦门象屿保税区惠建码头有限公司。目前外国籍船舶在我国港口享受的各种港口服务，包括码头设施的利用、货物装卸、燃油及淡水供应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就总体而言，我国港口准入开放程度已达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0月我国已经第一次顺利通过了WTO服务贸易理事会对我国服务贸易体制的审议。[08]
然而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则不容乐观——就国际条约而言，我国已加入涉及海上安全、海员培训与雇佣、防止海洋污染、海上客货运输、责任和赔偿等许多领域的国际公约；有些公约虽未加入，但在立法时均加以参照并选择性地吸收。[09]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为守则公约》确定了各缔约国的货载分配比例为4/4/2，即任何两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货载由两国航运企业平等地各享有40%的载运份额，其余20%货载分给第三国的海运企业。尽管我国于1980年加入该公约，但没有一家国内航运企业参加班轮公会，且国家于1988年废除了货载保留制度，该公约实际上并未在我国执行。从而，在货载份额方面，外国航运公司可享受到完全的国民待遇；因此，在下一轮WTO海运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对等原则为国内航运企业争取到在他国市场的国民待遇地位。另外就双边条约而言，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与海运服务有关的主要是通商航海条约、海运协定和投资协定三种类型。
在国内立法方面，与海运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调整国际海上客货运输的包括《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当然在具体适用中还可由《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仲裁法》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予以补充；（2）调整国际海运辅助服务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运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等；（3）调整港口服务的包括《港口法》及其他有关港口服务、收费等的相关规定。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业还算是有法可依，当然具体的法律实施效果还有待于实践中去验证。但是稍作分析后就会发现，尽管我国国内法调整海运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民商事法律规范和国家行政管理规范两大类和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规范、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四个层次的法律规范，但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GATS规定——
1）立法相对滞后、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法律规范不具有前瞻性、滞后于海运实践。就《海商法》而言，1993年才出台，前后40年之久，共易25稿，但依旧存在问题、尚待完善；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仲裁法》尽管某些方面的规定已超前于《民事诉讼法》，但它们的改进还尚待后者的修改完成。[10]至于《航运法》、《船舶法》、《船员法》、《航道法》等则更需尚待时日。
2）立法技术水平低、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在海运服务的行政管理方面；立法效力不高、权威性不够，令出多门、难以协调，譬如海运贸易辅助服务中的货代、船代服务在我国就分别由商务部、交通部制订规章管理的；另外就是地方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法规多有冲突，有损整个海运服务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有效性，适用起来比较困难。当然，随着《行政许可法》、《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的实施，海运服务业的行政管理将会更加规范化。
3）还有些法律规范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去甚远，阻碍了正常的国际海运服务贸易；而且目前的海运服务业政策对国内企业的发展不利——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太多优惠，阻碍了内资企业与之公平竞争。
四、“入世”后我国海运服务贸易法的改善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海运服务贸易业发展的现状，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入世”应对措施就是与国际航运惯例接轨，以适应现代国际航运市场的激烈竞争。
而当前国际航运惯例的重要特征就是——在GATS的原则框架下，国际航运规则正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为避免公开对抗，各国对航运的保护政策大多由直接的经济保护措施转为间接的隐性保护措施；由对本国船队的直接保护转为对外国船队的控制和限制；在保护手段上由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技术手段为主；国家航运政策有政府行为、行政措施转变为法律化和民间社团化。如美国1936年的《商船法》、1998年的《航运改革法》，欧盟的《保护海运贸易货物自由进出协调行为规则》，日本的《海上运输法》等均从各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国轮发展，在货载保留、为购造船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船舶及其设备进口减免关税、税收优惠、船队更新补贴、船舶营运补贴和国内航运权、航运竞争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1]
其次，要扩大立法涵盖面，争取在水路运输、船舶、货物运输、船舶管理、货物装卸、仓储和航运竞争、港口国监控等方面都能有法可依；立法要体现科学性和经济性原则、力求法律规范明确、可操作性强；要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效力、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当然，我国航运立法也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急于求成。
再次，在海事司法方面，由于海运服务业的涉外性极强，因而对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懂法律、精通外语，又要懂专业知识、尤其是航运、贸易、保险等领域的实务知识。只有具有一批高素质的海事法官、切实贯彻司法独立原则，才能吸引更多的外方当事人到国内海事法院来请求解决海事争议，从而提高我国的海事司法水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我国海事仲裁机构已将海运物流纳入其受案范围；而海事法院亦可酝酿对海运企业的股权变动、破产等作出相关规定。
最后，在海运服务贸易的行政管理方面，各个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要明确、它们所制订的部门规章要符合GATS的透明度要求以便于外商查阅和咨询，毕竟我国已承诺的司法审查范围包括了WTO相关条款所规定的与普遍适用性法律法规、判决、决定等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而在海运行政管理立法上，虽然现有《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环境保护法》和《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等，但其适用范围太窄，随着《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规的修改，这方面的立法应该会有较大的突破。[12]而在海运行政执法方面，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遵循交通行政法治、合法性、合理性与统一协调原则，无疑是GATS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制的必然要求。[13]
总之，虽然我国目前的海运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存在种种不足、尚待完善，但入世后只要遵循透明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逐步自由化等服务贸易原则，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从海运立法、司法、行政管理执法等各方面对它加以调整和完善，它就能更进一步促进我国航运业的发展、增强我国的国际贸易实力。
注释：
[0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1999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张湘兰、张辉著：《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初探》，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88-89页。
[02]中国国际货运协会编：《国际货运理论与实务》，气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编；刘洪俊等译：《货运》，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另参阅杨运涛、丁丁等译著：《国际货运法律指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年版，
[03]张湘兰、张辉著：《“入世”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年第一卷，第215-216页。许军珂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04]张湘兰、张辉：《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0页。
[05]李本森编著：《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页。
[06]参见司玉琢主编：《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曾令良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399页。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大、高教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65页。
[0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2002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08]同上，第89-92页。
[09]交通部国际合作司编译：《国际海事组织概览》，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304页。
[10]参见赵钢、刘学在：《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第17页。
[11]参见司玉琢主编：《国际海事立法趋势及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孙光圻主编：《国际海运政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97页。国际航运管理人员培训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国际航运政策与法规》，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228页。陈德明著：《世界海运市场竞争与我国航运业发展战略》，载《国际贸易》1995年第6期，第19-21页。徐剑华著：《中国海洋运输发展重点战略目标的选择》，载《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4期，第62-65页。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简介
世界贸易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伴随着这股潮流，全球经济一体化急聚发展，而原关贸总协定所未能规范的国际投资领域一时间受到举世瞩目。在此情势下，大多数原关贸总协定成员认为启动新一轮谈判以图加强和扩展该多边贸易体系已迫在眉睫。于是一场划时代的贸易对话于1986年9月28日在乌拉圭拉开帷幕。历时七年之久，经过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较量、讨价还价以及相互妥协，遂产生了世人称之为乌拉圭回合的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二）一般原理
1.范围与定义
总协定覆盖的国际服务贸易：
A“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例如外贸海运；
B“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如境外旅游；
C“商业存再commercialpresence”比如某外资银行在他国成立分行并开展业务；
D“自然人流动presenceofnaturalpersons”例如，英国律师在香港提供法律服务。
2.机构与运行机制
服务贸易理事会（TheCouncilofTradeinServices）。服务贸易理事会实质上是总协定的行政管理机构，它行使总协定及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为其设置的诸项功能。此外，理事会必须审查被赋予（连续行使）超过5年以上的任何例外，并决定产生这种例外的基础是否有效存在。
争端解决机制与决议执行机制DisputeSettlementandEnforcement。本协定在处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时，仍沿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onRulesandProceduresGoverningtheSettlementofDisputes－DSU）所采用的程序与规则。［1］（三）普遍义务与准则
1.最惠国待遇TheMostFavourNation－MFN
最惠国待遇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一项中心原则，它实质上是一项义务－即一国给予另一国及其公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现在或将来）它给予／可能给予第三国及其公民的待遇。然而，这项普遍义务不适用于成员国在签订本协定时所作的保留与例外。［2］2.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
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公布其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所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参加的国际协定。但是，机密信息、披露将导致阻碍法律执行的信息、与公共利益相违背的信息以及使合法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的信息不在此限。
3.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4.国内规章DomesticRegulations
5.相互承认Recognition
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教育学历、资历、行业标准、许可证、资质证书以及相关协定。
6.支付与划拨PaymentandTransfers
7.政府采购GovernmentProcurement
几乎所有的国家使用其公共资金引导和发展产业尤其是国防和科研。此外，政府开支已成为创造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提请各成员国迅速将这一领域框架协议纳入多边贸易机制，希望在随后的各轮谈判中尽快达成一致协议。
8.一般例外GeneralExceptions
总协定对环保、人类健康和国防安全等“例外”做出解释。
9.补贴Subsidies
尽管世贸组织设专章（即以“补贴及抵消措施议定书”）将补贴问题纳入其一体化的管理，但服务贸易尚不适用该议定书。
（四）具体承诺
1.市场准入MarketAccess
乌拉圭回合就市场准入问题促成了一项初步对等的妥协方案。
2.国民待遇NationalTreatment
国民待遇是仅次于市场准入的重要义务。当一国制定其产业政策时，依照本协定它有义务将给予其国内服务和服务供应商同等的（没必要是完全一致）待遇扩大至其它成员国。
（五）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部长会议决定
部长会议决定旨在清理一系列（WTO协议生效前）未完成的工作。部长会议有关金融服务的决定结果是达成一份称之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的文件；有关电信服务领域则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此外就专业服务ProfessionalServices、船舶运输、自然人的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内部机构安排、争端解决程序以及服务贸易与环境保护等达成部长会议决定。
（六）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简要评价
服务的种类包罗万象，而服务几乎囊括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全部要素：资本流动、信息、技术与人员。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紧急稳定增长的压力。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似乎毫无争议也颇为直接：即在增加就业的同时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服务业不但直接吸纳了大量的服就业人口还会在境内外间接得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此外，随着服务水准的提高，人人均可从中受益。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不但符合多边贸易机制的利益，更是世界经济的根本潮流。［3］无可置疑，基于这种对竞争地位混合式的妥协性质，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避免得存在结构性不足。例如，该总协定第二部分有关水平义务与纪律的规定被附加上不少的条件与限制。附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连同自选式的例外，很可能剥夺某些成员国应享有的（贸易）自由化利益，而使另一部分成员成为规则的特权阶层。美国在金融领域武断且自行其是地罗列最惠国待遇例外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所持的态度颇为强硬：它可以灵活得评估其它成员国服务供应商的申请，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即美国企业可在对方市场享受的待遇条件）做出申请人能否进入美国市场的结论。［4］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持批评态度较多的方面还集中在其第十九章的规定上。因为它允许“针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开放新的部门、放宽某些交易、按照它们的发展水平逐步扩大市场准入以及当外国投资进入它们市场的条件成熟时，附加旨在促进它们参与世界经济的条件等方面采取‘适当’的灵活性。”这一点被认为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实质性特权，成为它们限制可能提供的开放措施的最有利屏障。［5］中国有句古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历史上看，被称之为无烟工业的服务贸易曾经一度，受各国非贸易壁垒的严重制约，这种壁垒往往也是无形的。许许多多的努力，如统一或规范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均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1980年维也那国际销售合同公约》也未能将服务贸易涵括在内。［6］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诞生使世界范围的自由化浪潮为之一振。它首开先河，为解放限制服务贸易的政府性措施而引入一套国际化的机制，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约束自律。其潜在的影响在于：它为提高服务产业的运作效能、增加出口及和平解决争端，建立起一整套可预测的和以规则为导向的机制。［7］例如，依照金融服务的临时协议，所有成员国已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将它们的新承诺扩大到其它成员国。就连被称之为“规则的玩弄者”的美国，虽在谈判之初始终不愿做出最惠国待遇的承诺。最终，它还是采取积极态度重新考虑其广受批评相关贸易政策。
此外，针对透明度和垄断，该总协定既包括了一般性亦包括了附条件的义务条款；而针对支付与划拨及国内规范，仅规定了附条件的义务。这些均显示了总协定的灵活性。进一步讲，大量未完工的附件、部长级会议决定以及持续进行的谈判，似乎展示了总协定在服务贸易领域，不断增强的逐步和有效得消除歧视性和违反公平竞争的信誉度与能力。
作为一项框架性协议，总协定仅仅是最终使国际服务贸易迈向全面自由化的万里征程的第一步。伴随着服务产业近年来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总协定已成功得让全世界认识到其本身的价值。在全球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对总协定的深远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作法，必将被证明是不可取的。总而言之，无论总协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与不足，它都是一次对全球贸易（含无形贸易）划时代得解放。［8］二十一世纪之初，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面对金融和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倒退回保护主义、放弃对外开放与增加贸易机会、放弃经济改革的作法只能适得其反。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得扩大和加强经济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才能从一体化的经济中受益。
二、中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问题
（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程序问题
Marrakesh《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条2款规定：“附件1.2.3所含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对全体成员国均有约束力。”它隐含着，任何一方申请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必须首先成为WTO成员国。按照WTO的组织机构，总理事会依照上述《议定书》第十二条之规定，负责审查申请方的申请。第十二条，作为WTO准入规范，范围不够宽广且在精确的操作性程序缺方面缺乏细致的规定。这种局限性使WTO对形形申请方敞开大门，也造就WTO多元化的特征……若某个申请方是一个可观的经济大国，这意味着它迅速给它的贸易伙伴提供无数的商机。因此，必然吸引众多的WTO成员直接参与谈判-其后果是使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和冗长。在某种意义上，WTO准入谈判的申请方与感兴趣成员国，就贸易妥协和期望的体制改革等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因此，以最后的加入议定书方式达成退让的机率，大小国家均等。虽然WTO本身以法理清晰和可预见性等原则作为其基石，但中国的加入过程却遵循了一条疲劳性谈判的不平坦道路。
（二）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问题［9］
1.我国的法律渊源
在我国对法律渊源的理解，一般指效力意义上的渊源，主要是各种制定法。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法的渊源主要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实际存在着多个机关行使立法权的情况，即中国国内法律、法规、规章依它们的制定机关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等级效力。
2.国内法律渊源作为我国法院审理案件定案依据的等级效力
我国各级法院必须遵守基本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可援引国务院各部门及各委员会、省、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及规章均有不同的等级效力：除宪法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法规和国务院各部门各委员会制定的行政规章，最后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制定的规章。
这种等级序列意味着处于低一级规章或法规若与高一级的法规或法律相抵触，即没有法律效力。例如，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法规，只有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才具有约束力。
就我国的法律系统而言，采纳高一级别法律规范的机关，有权识别该规范与低级别的规范之间的冲突，并进而宣布该低级别规范无效。换句话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和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的不当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则有权废止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关颁布的地方法规；国务院有权废止其下属的各部门、各委员会及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依此类推等等。但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即便发现对于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存在相互抵触的两个以上的不同级别的法律规范，也无权修改和废止低级别的法律规范。进一步说，依照我国《立法法》，法院无权提出动议制定、修改、或废止任何一部法律，因此它几乎不可能引用法律条文要求有权机关进行适当的修正。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在我国的法律地位。我国宪法对此尚属空白。但考虑到统一适用法律的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有关的案件当中解释法律和法令。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理解是，它有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就有关案件适用法律和法规，具体做出对各级法院有约束力的指令。因而在事实上，基于这种普遍的约束力，使它的各相指令享有了与法律、法规同等的法律效力。
3.我国批准和认可国际条约的法律与实践
我国宪法第89条第9项规定“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该法第64条第14项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的权力”。而依照我国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第7条第4项“条约和重要协定”系指，与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和协定。理论上讲，我国宪法隐含着“不重要”的国际协定无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事实上，《缔结条约程序法》第8条“其它法律文件需经国务院审核和通过。故从宪法角度出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存在着拒绝批准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的可能性。
实践中，基于政治架构和权利运作的需要，谈判加入继而批准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往往是由中央最高领导层实质决策的。透过缔结和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整个过程，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推论，若以国务院的名义缔结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质上不会行使其否决批准权，至少迄今尚无这样的先例。
4.条约作为法律渊源在我国国内法的地位
鉴于国际条约对于国家如何履行其条约义务并未形成统一的确定的规则，除非某项条约另有约定，它的履行和实施就取决于各缔约国的法律传统和宪法体制。换句话说，一项按正规程序缔结和批准的国际条约对各缔约方均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条约必然成为某缔约国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各国的实践在理论上大体可归结为“一元论”和“二元论”。前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并非两种彼此独立的法律，而是同一法律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且传统意义上的一元论者主张国内法律规范是从国际法派生出来的，因此国际法可以自动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并且在效力上高于国内法。属于这种类型的主要是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后者则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国际法所调整的仅限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为国家创设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而国内法所调整的是本国权力管辖之下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双方之间不存在彼此隶属关系，国际条约必须借助于国内法才能在国内层面发生效力，必须在转化为国内法之后才能得到适用，换句话说，对条约当事国来说可适用的是该国实施国际条约的法律，而非国际条约本身。奉行二元论的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
理论上讲，很难确定我国是属于“一元论”或“二元论”系统。实践上，我国在条约适用方面并未采取统一的或单一的模式。首先，我国宪法对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问题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迄今也尚未确立一般性原则。从我国历次宪法的情况来看，宪法虽然也涉及条约事项，但基本上限于缔约程序方面，而未明确条约在国内法中应如何适用。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条约问题作了调整，但仍仅限于条约的缔结和国内审批程序而未涉及条约在国内的实施问题。其次，我国立法实践中有多种不同的条约实施方式：1）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律，在加入时制定专项法律，将条约的内容和原则在国内法中加以直接规定，或者虽不直接提及条约的规定，但在国内相关立法中体现条约的原则精神以实施国际条约。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即是很好的立法例。2）不具体规定条约的内容，而是在立法中确立处理条约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一般是明确国内法律与条约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8条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在国际条约规定不允许有保留条款的前提下，国际条约是否应毫无保留得加以适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规定有限制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中之效用的嫌疑。因为，它们暗示只有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才考虑适用前者。这无疑会使WTO成员对我国履行加入承诺的诚信度，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好。
5.法律、法规的统一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一些政策制定程序、法律体系和一些经济贸易、金融政策制度缺乏透明度，加之有些法规和政策在各地执行时不统一，已经给国内外的投资者造成很大的疑虑。因利益驱使，而导致的一些地方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表现出来的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更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中国加入WTO后，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外国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地方保护主义仍不解决，我国按WTO原则所做一系列承诺就会受到破坏，很有可能引发国家间的无休止的贸易争端。
WTO法无论在性质和内容上都与一般国际条约明显不同，这样一种国际协议在我国如何履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无可置疑，对于WTO这样一个内容广泛以及经济贸易利益重要的协定，使得及时制定相应法律成为各国共同的必要选择。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WTO多边贸易机制的有效合作。要取得其他贸易伙伴的信赖，除了用实际行动在经济领域展示我们扩大开放的诚意，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必将有助于使我们的理念获得世界广泛的认同。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实务问题
作为一名WTO成员，它必须保证接受WTO／GATS的全部条款而无所保留。它还必须确保，其本国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符合WTO／GATS项下的一揽子义务。这项义务发达国家须在WTO协议生效立后即执行；发展中国家5年内执行；最不发达国家10年内执行。
1.中国的谈判地位问题
服务贸易总协定包含了不少对发展中国家相对优惠的内容。因为在谈判之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的服务贸易产业十分脆弱无法与发达国家成员公平竞争，故而极不情愿加入到乌拉圭回合构筑起来的服务贸易大家庭。发展中国家的另一重忧虑聚焦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可能给其本国脆弱的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仔细权衡入关后可能获得的巨大经济、政治利益；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将会认可，它们为促进本国发展目标而制定和执行新的措施的特殊的经济权利与需要，最终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作为相互妥协的结果，总协定一方面许可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同的甚至是优惠待遇及最低限度的承诺，以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提高这一领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总协定敦促发达成员建立相关机制以资助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它们市场时获得与服务有关的信息、商业与技术帮助、注册登记、认可和获得专业资格证书。［10］例如，在其第四、五、十五、十九章等等，总协定提请将特殊的照顾和特别的灵活性赋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以便它们加快逐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但是，发展中国家也被期望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充分得开放本国市场，以便在不久的将来使它们权利与义务逐渐趋于对等。
谈判之初，中国以何种身份（即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加入GATT／WTO（GATS），成为中外各方争执的法律焦点问题之一。虽然中国主张它日渐趋向市场经济（而大多数成员国并不认同这一点），但无可否认，中国经济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开放程度较总协定的基本要求有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的谈判对手们将中国视为极具潜在威胁的竞争者。大多数成员-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极力反对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中国则据理力争要求对方充分考虑其承担一揽子义务与国内支持的承受能力问题。因为放弃这个“底线”，意味着中国在入关后立即承担起发达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有5年的过渡期。通常，所有的WTO成员无一例外要求一个申请方确保：统一国内贸易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取消所谓的不平等交易规则；公示其重要的对公平竞争可能产生影响的商业和司法文件以及采取其它的“透明”措施。换句话说，中国显然不能这排斥些服务贸易领域基本的义务。作为一个在上国际贸易领域上升的经济大国，中国自然会被期望承担超过其以往的义务。谈判往往是不同利益相互较量与妥协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入关谈判可能需要突破GATT／WTO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框架限制。举例说明，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似乎难以接受除广泛得使用“逐步推广”［11］以外的其它改革措施－尽管这样做，WTO成员依照长期形成的有关经济调整的国际贸易政策，会理解为“不公平”。任何一方必须共同面对这样一件事实：中国二十多年来养活着世界1／4的人口，这种处境在21‘世纪的前半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扣除中国官方公布的“下岗”［12］（即失业）数字，任何来自外部世界对其稚嫩服务产业-创造新型就业的主要源泉的冲击，都会给其相对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甚至引发一场残酷的灾难。不给予这种“逐步推广”，中国内部现存的和未来的抵制势力会愈演愈烈，这种事态与各方达成协议的期望背道而驰。故而谈判的两方势必做出相当的退让。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的社会机构尚处于剧烈得调整当中，企望它们（的运作）在入关之始就符合WTO的通行标准或许极不现实。相反，不经过充分计划而顿开国门（即开放商品和服务贸易），很难不引起恐慌；很难让各方取得预期的利益。［13］简而言之，为铺平达成最终协议的道路，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的现实可能性。除了经济因素，“”亦是不可忽略的环节之一。历史的原因使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实质上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关税区。但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是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大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历来仅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于国际法尊重国家以及兼顾这种复杂的政治现实，只有在中国大陆首先加入后，WTO才能接纳中国台湾以一个特别关税区的身份加入该组织。经济上，中国台湾长期以来早已是世界经济及世界市场重要一分子。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大陆与台湾双双晋升全球贸易排行榜的前十位。因此，缺乏大陆与台湾的共同参与，WTO的广泛使命就难以实现。
进一步说，中国的入世谈判不单纯是中国本身重要，因为针对中国这一特例而形成的原则，为今后可能进行的俄罗斯及其它前独联体国家的类似谈判活动设定一项先例，也必将对WTO框架下与服务贸易有关的事项（例如国营贸易）进行相应的修改产生深远的影响。［14］2.中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与总协定不符之处需要修正的问题
若中国成功得劝说总协定成员国接受其发展中国家的角色，那么直接影响中国入世的第二个法律实务问题则聚焦于，中国能否消除其现存的对服务贸易不公平限制。中国入世前，外资在华获许经营的服务行业的持股比例一直被中国法律限制在49％（例如1990年《中外合资经营法》及其实施细则）。此外，当地成分要求、外汇收支平衡条款、出口业绩要求、以及合资企业的经营计划必须备案审查等，在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屡见不鲜。因为不能以人民币进行业务结算以及不能参与面向公众业务［15］，外资可以经营的范围仅仅边际性的，实质上被限制于以外币结算向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因此，消除与服务产业的国际规范不相符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是中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回避的一步。
这一点上，总协定反复强调：“每一个成员必需保持或尽速建立独立行使职权的司法、仲裁或行政裁决机构。应任何一个受影响的服务供应商请求，这些机构应尽快审查（被投诉的）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必要情况下，责成加害方对受损方进行公正、适当的补偿。”［16］关于修改这些不符点，目前中国仍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国的现行《宪法》对国际条约（如WTO协议）在其内国司法系统的法律地位未予以规定。而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构享有实际意义上的立法权；甚至法院无权废除相互矛盾的法律，也无权废止与法律相违背的行政性法规、规章。［17］针对中国如何在其国内法律领域兑现WTO协议，WTO成员绝对会要求中国进行大范围的司法体制改革。这样一来，难免牵涉到另一个复杂问题-因为，有时很难明确区分那些是经济问题那些是政治问题。其后果往往造成，阻碍了各方在《争端解决机制》的框架范围平息争议。
三、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为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所作的准备
普遍认为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在经营的本地化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前者往往通过投资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和雇用当地人员，将母公司先进的国际标准和经营方式引入宗主国。由于竞争带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的升级换代，服务产业不断向分工的纵深发展。这种趋势在扩大了就业的同时，反而将服务成本降低，最终使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获益。中国的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使广大民众品尝到商品贸易领域自由竞争的丰硕成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自然要将目光转向服务贸易领域。如同前者在开放之初要经历的阵痛一样，后者一定会在兑变中获得新生。这种求变既是普通民众的呼声，是那些真正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商家的呼声，又符合现政府倡导的和平、稳定及发展的大局观。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所显示的决心与诚意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加入WTO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履行承诺。中国政府根据所做出的承诺在一些重要的服务贸易部门颁布了新的审批外资进入中国的法规和条例，包括：《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的决定》等。对于以上的法规，中国政府各部门还将根据需要制定实施细则，以便使这些法规更具操作性。此外，还有一些法规正在积极制定之中，如《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审批规则》，其中《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审批规则》还在网上公开征求了公众意见。以上法规在完成有关程序后将尽快公布。
四、结束语
成功得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使中国得以重新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重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这些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利用服务贸易创造就业的特征，将大多数农村和城镇剩余劳动力转化到服务产业，既是中国实现稳定走向繁荣富强的梦想，也是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贸易大国的必经之路。这种成功的转化离不开明确的司法保障和一系列有效的财产权保证，更应增强法治体系加大透明度和监管力度。总之，中国未来面临着沉重的任务和艰巨的考验。一旦抓住机遇，中国一定会履行她向自己的人民以及世界许下的诺言。18即便这一进程是缓慢的。
正如WTO总干事莫尔先生评论的那样：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是一种缺乏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的商品，而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服务生产与消费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服务的质量和所能带来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必须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例如：国际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这就使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交易费用受到影响。
1、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价费用比较高。市场交易的定价依据一般是：交易可能带来的效用及交易标的物的市场需求状况——这两者都与交易标的物的质量有关。这样，在服务的质量评价困难的情况下，服务的进口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定价前对服务的特点、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信誉状况等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又会因服务的无形性而非常困难。这就产生了国际服务贸易中比较高的定价费用。
2、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比较高。这是由服务的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任何一项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服务的无形性使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进口方更加难于了解出口方所拥有的关于特定服务的知识，从而加剧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易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蒙拐骗等）。这就使服务进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务出口方（拥有隐秘信息的一方）。为了能最终订立合约，服务的进、出口双方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没有因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谈判的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服务进口方认为服务出口方“欺骗”的可能性很大，并坚持按该服务的市场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公平”的交易条件，而服务出口方的实际生产效率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则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会由于欺骗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是无穷大的（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3、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比较高。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适应成本、再次讨价还价成本、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等。有些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成本是比较高的，例如：国际海运服务的误期会极大影响季节性商品的销售；市场研究及公共观点调查服务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公司决策的失败等等——而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似乎是倾向于加大这种不适应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再次讨价还价的成本与前述的谈判情形类似。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则同样要受服务特征的影响。因为在惩罚违约行为之前首先要判断“违约”的发生与否。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判断“违约”是否发生的难度一般比在货物贸易中要来得大。原因是：在货物贸易中，进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邮寄样本或对货物的各项指标做出详细的描述，以作为交易后检验出口方是否严格履行合约的凭证，并使出现贸易纠纷时的申诉比较容易进行。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简介
世界贸易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伴随着这股潮流，全球经济一体化急聚发展，而原关贸总协定所未能规范的国际投资领域一时间受到举世瞩目。在此情势下，大多数原关贸总协定成员认为启动新一轮谈判以图加强和扩展该多边贸易体系已迫在眉睫。于是一场划时代的贸易对话于1986年9月28日在乌拉圭拉开帷幕。历时七年之久，经过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较量、讨价还价以及相互妥协，遂产生了世人称之为乌拉圭回合的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二）一般原理
1.范围与定义
总协定覆盖的国际服务贸易：
A“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例如外贸海运；
B“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如境外旅游；
C“商业存再commercialpresence”比如某外资银行在他国成立分行并开展业务；
D“自然人流动presenceofnaturalpersons”例如，英国律师在香港提供法律服务。
2.机构与运行机制
服务贸易理事会（TheCouncilofTradeinServices）。服务贸易理事会实质上是总协定的行政管理机构，它行使总协定及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为其设置的诸项功能。此外，理事会必须审查被赋予（连续行使）超过5年以上的任何例外，并决定产生这种例外的基础是否有效存在。
争端解决机制与决议执行机制DisputeSettlementandEnforcement。本协定在处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时，仍沿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onRulesandProceduresGoverningtheSettlementofDisputes－DSU）所采用的程序与规则。［1］（三）普遍义务与准则
1.最惠国待遇TheMostFavourNation－MFN
最惠国待遇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一项中心原则，它实质上是一项义务－即一国给予另一国及其公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现在或将来）它给予／可能给予第三国及其公民的待遇。然而，这项普遍义务不适用于成员国在签订本协定时所作的保留与例外。［2］2.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
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公布其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所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参加的国际协定。但是，机密信息、披露将导致阻碍法律执行的信息、与公共利益相违背的信息以及使合法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的信息不在此限。
3.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4.国内规章DomesticRegulations
5.相互承认Recognition
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教育学历、资历、行业标准、许可证、资质证书以及相关协定。
6.支付与划拨PaymentandTransfers
7.政府采购GovernmentProcurement
几乎所有的国家使用其公共资金引导和发展产业尤其是国防和科研。此外，政府开支已成为创造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提请各成员国迅速将这一领域框架协议纳入多边贸易机制，希望在随后的各轮谈判中尽快达成一致协议。
8.一般例外GeneralExceptions
总协定对环保、人类健康和国防安全等“例外”做出解释。
9.补贴Subsidies
尽管世贸组织设专章（即以“补贴及抵消措施议定书”）将补贴问题纳入其一体化的管理，但服务贸易尚不适用该议定书。
（四）具体承诺
1.市场准入MarketAccess
乌拉圭回合就市场准入问题促成了一项初步对等的妥协方案。
2.国民待遇NationalTreatment
国民待遇是仅次于市场准入的重要义务。当一国制定其产业政策时，依照本协定它有义务将给予其国内服务和服务供应商同等的（没必要是完全一致）待遇扩大至其它成员国。
（五）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部长会议决定
部长会议决定旨在清理一系列（WTO协议生效前）未完成的工作。部长会议有关金融服务的决定结果是达成一份称之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的文件；有关电信服务领域则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此外就专业服务ProfessionalServices、船舶运输、自然人的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内部机构安排、争端解决程序以及服务贸易与环境保护等达成部长会议决定。
（六）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简要评价
服务的种类包罗万象，而服务几乎囊括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全部要素：资本流动、信息、技术与人员。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紧急稳定增长的压力。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似乎毫无争议也颇为直接：即在增加就业的同时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服务业不但直接吸纳了大量的服就业人口还会在境内外间接得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此外，随着服务水准的提高，人人均可从中受益。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不但符合多边贸易机制的利益，更是世界经济的根本潮流。［3］无可置疑，基于这种对竞争地位混合式的妥协性质，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避免得存在结构性不足。例如，该总协定第二部分有关水平义务与纪律的规定被附加上不少的条件与限制。附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连同自选式的例外，很可能剥夺某些成员国应享有的（贸易）自由化利益，而使另一部分成员成为规则的特权阶层。美国在金融领域武断且自行其是地罗列最惠国待遇例外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所持的态度颇为强硬：它可以灵活得评估其它成员国服务供应商的申请，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即美国企业可在对方市场享受的待遇条件）做出申请人能否进入美国市场的结论。［4］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持批评态度较多的方面还集中在其第十九章的规定上。因为它允许“针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开放新的部门、放宽某些交易、按照它们的发展水平逐步扩大市场准入以及当外国投资进入它们市场的条件成熟时，附加旨在促进它们参与世界经济的条件等方面采取‘适当’的灵活性。”这一点被认为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实质性特权，成为它们限制可能提供的开放措施的最有利屏障。［5］中国有句古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历史上看，被称之为无烟工业的服务贸易曾经一度，受各国非贸易壁垒的严重制约，这种壁垒往往也是无形的。许许多多的努力，如统一或规范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均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1980年维也那国际销售合同公约》也未能将服务贸易涵括在内。［6］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诞生使世界范围的自由化浪潮为之一振。它首开先河，为解放限制服务贸易的政府性措施而引入一套国际化的机制，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约束自律。其潜在的影响在于：它为提高服务产业的运作效能、增加出口及和平解决争端，建立起一整套可预测的和以规则为导向的机制。［7］例如，依照金融服务的临时协议，所有成员国已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将它们的新承诺扩大到其它成员国。就连被称之为“规则的玩弄者”的美国，虽在谈判之初始终不愿做出最惠国待遇的承诺。最终，它还是采取积极态度重新考虑其广受批评相关贸易政策。
此外，针对透明度和垄断，该总协定既包括了一般性亦包括了附条件的义务条款；而针对支付与划拨及国内规范，仅规定了附条件的义务。这些均显示了总协定的灵活性。进一步讲，大量未完工的附件、部长级会议决定以及持续进行的谈判，似乎展示了总协定在服务贸易领域，不断增强的逐步和有效得消除歧视性和违反公平竞争的信誉度与能力。
作为一项框架性协议，总协定仅仅是最终使国际服务贸易迈向全面自由化的万里征程的第一步。伴随着服务产业近年来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总协定已成功得让全世界认识到其本身的价值。在全球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对总协定的深远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作法，必将被证明是不可取的。总而言之，无论总协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与不足，它都是一次对全球贸易（含无形贸易）划时代得解放。［8］二十一世纪之初，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面对金融和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倒退回保护主义、放弃对外开放与增加贸易机会、放弃经济改革的作法只能适得其反。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得扩大和加强经济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才能从一体化的经济中受益。
二、中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问题
（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程序问题
Marrakesh《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条2款规定：“附件1.2.3所含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对全体成员国均有约束力。”它隐含着，任何一方申请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必须首先成为WTO成员国。按照WTO的组织机构，总理事会依照上述《议定书》第十二条之规定，负责审查申请方的申请。第十二条，作为WTO准入规范，范围不够宽广且在精确的操作性程序缺方面缺乏细致的规定。这种局限性使WTO对形形申请方敞开大门，也造就WTO多元化的特征……若某个申请方是一个可观的经济大国，这意味着它迅速给它的贸易伙伴提供无数的商机。因此，必然吸引众多的WTO成员直接参与谈判-其后果是使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和冗长。在某种意义上，WTO准入谈判的申请方与感兴趣成员国，就贸易妥协和期望的体制改革等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因此，以最后的加入议定书方式达成退让的机率，大小国家均等。虽然WTO本身以法理清晰和可预见性等原则作为其基石，但中国的加入过程却遵循了一条疲劳性谈判的不平坦道路。
（二）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问题［9］
1.我国的法律渊源
在我国对法律渊源的理解，一般指效力意义上的渊源，主要是各种制定法。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法的渊源主要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实际存在着多个机关行使立法权的情况，即中国国内法律、法规、规章依它们的制定机关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等级效力。
2.国内法律渊源作为我国法院审理案件定案依据的等级效力
我国各级法院必须遵守基本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可援引国务院各部门及各委员会、省、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及规章均有不同的等级效力：除宪法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法规和国务院各部门各委员会制定的行政规章，最后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制定的规章。
这种等级序列意味着处于低一级规章或法规若与高一级的法规或法律相抵触，即没有法律效力。例如，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法规，只有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才具有约束力。就我国的法律系统而言，采纳高一级别法律规范的机关，有权识别该规范与低级别的规范之间的冲突，并进而宣布该低级别规范无效。换句话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和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的不当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则有权废止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关颁布的地方法规；国务院有权废止其下属的各部门、各委员会及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依此类推等等。但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即便发现对于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存在相互抵触的两个以上的不同级别的法律规范，也无权修改和废止低级别的法律规范。进一步说，依照我国《立法法》，法院无权提出动议制定、修改、或废止任何一部法律，因此它几乎不可能引用法律条文要求有权机关进行适当的修正。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在我国的法律地位。我国宪法对此尚属空白。但考虑到统一适用法律的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有关的案件当中解释法律和法令。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理解是，它有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就有关案件适用法律和法规，具体做出对各级法院有约束力的指令。因而在事实上，基于这种普遍的约束力，使它的各相指令享有了与法律、法规同等的法律效力。
3.我国批准和认可国际条约的法律与实践
我国宪法第89条第9项规定“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该法第64条第14项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的权力”。而依照我国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第7条第4项“条约和重要协定”系指，与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和协定。理论上讲，我国宪法隐含着“不重要”的国际协定无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事实上，《缔结条约程序法》第8条“其它法律文件需经国务院审核和通过。故从宪法角度出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存在着拒绝批准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的可能性。
实践中，基于政治架构和权利运作的需要，谈判加入继而批准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往往是由中央最高领导层实质决策的。透过缔结和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整个过程，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推论，若以国务院的名义缔结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质上不会行使其否决批准权，至少迄今尚无这样的先例。
4.条约作为法律渊源在我国国内法的地位
鉴于国际条约对于国家如何履行其条约义务并未形成统一的确定的规则，除非某项条约另有约定，它的履行和实施就取决于各缔约国的法律传统和宪法体制。换句话说，一项按正规程序缔结和批准的国际条约对各缔约方均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条约必然成为某缔约国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各国的实践在理论上大体可归结为“一元论”和“二元论”。前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并非两种彼此独立的法律，而是同一法律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且传统意义上的一元论者主张国内法律规范是从国际法派生出来的，因此国际法可以自动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并且在效力上高于国内法。属于这种类型的主要是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后者则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国际法所调整的仅限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为国家创设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而国内法所调整的是本国权力管辖之下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双方之间不存在彼此隶属关系，国际条约必须借助于国内法才能在国内层面发生效力，必须在转化为国内法之后才能得到适用，换句话说，对条约当事国来说可适用的是该国实施国际条约的法律，而非国际条约本身。奉行二元论的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
理论上讲，很难确定我国是属于“一元论”或“二元论”系统。实践上，我国在条约适用方面并未采取统一的或单一的模式。首先，我国宪法对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问题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迄今也尚未确立一般性原则。从我国历次宪法的情况来看，宪法虽然也涉及条约事项，但基本上限于缔约程序方面，而未明确条约在国内法中应如何适用。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条约问题作了调整，但仍仅限于条约的缔结和国内审批程序而未涉及条约在国内的实施问题。其次，我国立法实践中有多种不同的条约实施方式：1）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律，在加入时制定专项法律，将条约的内容和原则在国内法中加以直接规定，或者虽不直接提及条约的规定，但在国内相关立法中体现条约的原则精神以实施国际条约。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即是很好的立法例。2）不具体规定条约的内容，而是在立法中确立处理条约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一般是明确国内法律与条约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8条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在国际条约规定不允许有保留条款的前提下，国际条约是否应毫无保留得加以适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规定有限制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中之效用的嫌疑。因为，它们暗示只有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才考虑适用前者。这无疑会使WTO成员对我国履行加入承诺的诚信度，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好。
5.法律、法规的统一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一些政策制定程序、法律体系和一些经济贸易、金融政策制度缺乏透明度，加之有些法规和政策在各地执行时不统一，已经给国内外的投资者造成很大的疑虑。因利益驱使，而导致的一些地方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表现出来的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更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中国加入WTO后，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外国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地方保护主义仍不解决，我国按WTO原则所做一系列承诺就会受到破坏，很有可能引发国家间的无休止的贸易争端。
WTO法无论在性质和内容上都与一般国际条约明显不同，这样一种国际协议在我国如何履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无可置疑，对于WTO这样一个内容广泛以及经济贸易利益重要的协定，使得及时制定相应法律成为各国共同的必要选择。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WTO多边贸易机制的有效合作。要取得其他贸易伙伴的信赖，除了用实际行动在经济领域展示我们扩大开放的诚意，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必将有助于使我们的理念获得世界广泛的认同。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实务问题
作为一名WTO成员，它必须保证接受WTO／GATS的全部条款而无所保留。它还必须确保，其本国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符合WTO／GATS项下的一揽子义务。这项义务发达国家须在WTO协议生效立后即执行；发展中国家5年内执行；最不发达国家10年内执行。
1.中国的谈判地位问题
服务贸易总协定包含了不少对发展中国家相对优惠的内容。因为在谈判之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的服务贸易产业十分脆弱无法与发达国家成员公平竞争，故而极不情愿加入到乌拉圭回合构筑起来的服务贸易大家庭。发展中国家的另一重忧虑聚焦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可能给其本国脆弱的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仔细权衡入关后可能获得的巨大经济、政治利益；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将会认可，它们为促进本国发展目标而制定和执行新的措施的特殊的经济权利与需要，最终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作为相互妥协的结果，总协定一方面许可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同的甚至是优惠待遇及最低限度的承诺，以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提高这一领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总协定敦促发达成员建立相关机制以资助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它们市场时获得与服务有关的信息、商业与技术帮助、注册登记、认可和获得专业资格证书。［10］例如，在其第四、五、十五、十九章等等，总协定提请将特殊的照顾和特别的灵活性赋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以便它们加快逐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但是，发展中国家也被期望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充分得开放本国市场，以便在不久的将来使它们权利与义务逐渐趋于对等。
谈判之初，中国以何种身份（即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加入GATT／WTO（GATS），成为中外各方争执的法律焦点问题之一。虽然中国主张它日渐趋向市场经济（而大多数成员国并不认同这一点），但无可否认，中国经济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开放程度较总协定的基本要求有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的谈判对手们将中国视为极具潜在威胁的竞争者。大多数成员-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极力反对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中国则据理力争要求对方充分考虑其承担一揽子义务与国内支持的承受能力问题。因为放弃这个“底线”，意味着中国在入关后立即承担起发达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有5年的过渡期。通常，所有的WTO成员无一例外要求一个申请方确保：统一国内贸易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取消所谓的不平等交易规则；公示其重要的对公平竞争可能产生影响的商业和司法文件以及采取其它的“透明”措施。换句话说，中国显然不能这排斥些服务贸易领域基本的义务。作为一个在上国际贸易领域上升的经济大国，中国自然会被期望承担超过其以往的义务。谈判往往是不同利益相互较量与妥协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入关谈判可能需要突破GATT／WTO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框架限制。举例说明，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似乎难以接受除广泛得使用“逐步推广”［11］以外的其它改革措施－尽管这样做，WTO成员依照长期形成的有关经济调整的国际贸易政策，会理解为“不公平”。任何一方必须共同面对这样一件事实：中国二十多年来养活着世界1／4的人口，这种处境在21‘世纪的前半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扣除中国官方公布的“下岗”［12］（即失业）数字，任何来自外部世界对其稚嫩服务产业-创造新型就业的主要源泉的冲击，都会给其相对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甚至引发一场残酷的灾难。不给予这种“逐步推广”，中国内部现存的和未来的抵制势力会愈演愈烈，这种事态与各方达成协议的期望背道而驰。故而谈判的两方势必做出相当的退让。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的社会机构尚处于剧烈得调整当中，企望它们（的运作）在入关之始就符合WTO的通行标准或许极不现实。相反，不经过充分计划而顿开国门（即开放商品和服务贸易），很难不引起恐慌；很难让各方取得预期的利益。［13］简而言之，为铺平达成最终协议的道路，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的现实可能性。除了经济因素，“”亦是不可忽略的环节之一。历史的原因使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实质上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关税区。但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是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大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历来仅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于国际法尊重国家以及兼顾这种复杂的政治现实，只有在中国大陆首先加入后，WTO才能接纳中国台湾以一个特别关税区的身份加入该组织。经济上，中国台湾长期以来早已是世界经济及世界市场重要一分子。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大陆与台湾双双晋升全球贸易排行榜的前十位。因此，缺乏大陆与台湾的共同参与，WTO的广泛使命就难以实现。
进一步说，中国的入世谈判不单纯是中国本身重要，因为针对中国这一特例而形成的原则，为今后可能进行的俄罗斯及其它前独联体国家的类似谈判活动设定一项先例，也必将对WTO框架下与服务贸易有关的事项（例如国营贸易）进行相应的修改产生深远的影响。［14］2.中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与总协定不符之处需要修正的问题
若中国成功得劝说总协定成员国接受其发展中国家的角色，那么直接影响中国入世的第二个法律实务问题则聚焦于，中国能否消除其现存的对服务贸易不公平限制。中国入世前，外资在华获许经营的服务行业的持股比例一直被中国法律限制在49％（例如1990年《中外合资经营法》及其实施细则）。此外，当地成分要求、外汇收支平衡条款、出口业绩要求、以及合资企业的经营计划必须备案审查等，在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屡见不鲜。因为不能以人民币进行业务结算以及不能参与面向公众业务［15］，外资可以经营的范围仅仅边际性的，实质上被限制于以外币结算向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因此，消除与服务产业的国际规范不相符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是中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回避的一步。
这一点上，总协定反复强调：“每一个成员必需保持或尽速建立独立行使职权的司法、仲裁或行政裁决机构。应任何一个受影响的服务供应商请求，这些机构应尽快审查（被投诉的）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必要情况下，责成加害方对受损方进行公正、适当的补偿。”［16］关于修改这些不符点，目前中国仍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国的现行《宪法》对国际条约（如WTO协议）在其内国司法系统的法律地位未予以规定。而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构享有实际意义上的立法权；甚至法院无权废除相互矛盾的法律，也无权废止与法律相违背的行政性法规、规章。［17］针对中国如何在其国内法律领域兑现WTO协议，WTO成员绝对会要求中国进行大范围的司法体制改革。这样一来，难免牵涉到另一个复杂问题-因为，有时很难明确区分那些是经济问题那些是政治问题。其后果往往造成，阻碍了各方在《争端解决机制》的框架范围平息争议。
三、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为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所作的准备
普遍认为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在经营的本地化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前者往往通过投资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和雇用当地人员，将母公司先进的国际标准和经营方式引入宗主国。由于竞争带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的升级换代，服务产业不断向分工的纵深发展。这种趋势在扩大了就业的同时，反而将服务成本降低，最终使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获益。中国的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使广大民众品尝到商品贸易领域自由竞争的丰硕成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自然要将目光转向服务贸易领域。如同前者在开放之初要经历的阵痛一样，后者一定会在兑变中获得新生。这种求变既是普通民众的呼声，是那些真正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商家的呼声，又符合现政府倡导的和平、稳定及发展的大局观。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所显示的决心与诚意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加入WTO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履行承诺。中国政府根据所做出的承诺在一些重要的服务贸易部门颁布了新的审批外资进入中国的法规和条例，包括：《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的决定》等。对于以上的法规，中国政府各部门还将根据需要制定实施细则，以便使这些法规更具操作性。此外，还有一些法规正在积极制定之中，如《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审批规则》，其中《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审批规则》还在网上公开征求了公众意见。以上法规在完成有关程序后将尽快公布。
四、结束语
成功得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使中国得以重新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重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这些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利用服务贸易创造就业的特征，将大多数农村和城镇剩余劳动力转化到服务产业，既是中国实现稳定走向繁荣富强的梦想，也是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贸易大国的必经之路。这种成功的转化离不开明确的司法保障和一系列有效的财产权保证，更应增强法治体系加大透明度和监管力度。总之，中国未来面临着沉重的任务和艰巨的考验。一旦抓住机遇，中国一定会履行她向自己的人民以及世界许下的诺言。18即便这一进程是缓慢的。
正如WTO总干事莫尔先生评论的那样：
[摘要]从国际贸易法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国际贸易法调整对象范围的内涵和外延、国际贸易法法律渊源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国际贸易法在WTO体系下范围的扩展，即国际贸易法作为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涵盖了国际货物、技术与服务三大领域，而且既包括国际法规则，又包括国内法;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既有实证性规范，又有国际贸易惯例这样的“软法”。【论文关键词】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得到了迅猛扩展。然而，国内外学者们对国际贸易法的确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歧异颇多。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一、国际贸易法调整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一)“贸易关系”的分析这里所说的贸易关系是因国际贸易法的主体即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之间进行管理、协调或从事货物、技术和服务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一般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家在其管理对外贸易活动过程中同企业、公司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贸易”一词，从本质上讲就是“买卖”，其内容从狭义讲，指货物买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支付。从广义讲，“贸易”则包括货物买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传统上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仅限于狭义的货物贸易，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扩大深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技术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交易主体进入市场，技术贸易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劳务合作向纵深发展，服务贸易一词开始引入，并先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性贸易协定，后在WTO一揽子协议中得以正式确立。p4目前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涵盖了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我国多数学者也持这样的主张。众所周知，任何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外乎三大类，即物、行为(结果)、智力成果(非物质财富)。将国际贸易法的调整对象囊括所有的客体，包括货物(物)、行为(服务)与智力成果(技术)，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法发展的必然归宿。当然，对“贸易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西方有些学者对物、技术等交易，也调整外国投资、国际金融等经济关系。我们认为尽管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国际贸易法都是国际经济法的分支，而且投资、金融与国际贸易也有紧密的联系，有些经济交往常常是三者的结合，如法国某公司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工厂，成套设备安装成为合同的标的，还要涉及到投资金融等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这些都在国际贸易法的调整范围内。其实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有质的区别，“贸易”的含义就是“买卖”，“买卖”(sale)是指通过当事人的合意一致而将某物所有权或某土地权益或某无形财产权益从一方当事人转移至另一方当事人，以取得金钱价值。p794“投资”(investment)是指为获得能够保值或增值或产生收益的物品或权益而做出的货币支出。商业和工业投资主要是通过获得新型建筑、机器和设备而进行的。p465“金融”(finance)是指通过支付现金、发行股票、债券、设定抵押等方式提供资金。p553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也会涉及价款的支付等，但那只是对国际贸易关系顺利进行的辅助，并不是国际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二)“国际”二字的理解如前所述，国际贸易法调整的国际贸易关系，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因其交易对象的不同，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人们对国际贸易关系中“国际”二字，也因其不同的交易对象有不同的理解。1.货物贸易。国际货物贸易通常是指跨越国境的货物买卖。常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分处在不同的国家为标准来界定“国际”二字。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主要或绝大部分是公司企业，或是经过商业登记的个人，他们通常在其营业所进行经营活动。当事人的营业所客观而实在，便于国家对当事人的监督和管理。因此，以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的国家作为国际货物买卖的判断标准，比较合理。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合同国际性的判断标准也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也是人们常识上易于接受的。“国籍”可以使合同当事人隶属于一定国家的支配和保护。但像前面所说的，国际合同的当事人绝大多数由法人来充当，法人的“国籍”各国有不同的确定标准，再加上跨国公司的存在，使法人的“国籍”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跨国公司在奉行不同的确定法人国籍标准的不同国家便有不同的国籍，这往往就掩盖了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同有关国家的真正联系。鉴于此，在一些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中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明确规定，以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为“国际性“的判断标准。p32.技术贸易。技术贸易的国际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些学者认为“国际”至少有三层含义:(1)跨越一国国境的技术贸易;(2)受方和供方不居于同一国之中的技术贸易活动;(3)受方与供方虽居于同一国中，但其中有一方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受到外国公司其他方式的控制。p10其中第2种情况下，如果受方取得技术的目的，仅仅在于把它交给自己设在供方所在地的分公司使用，则技术本身并未跨越国境。在第3种情况下，技术仅在一国境内转移，完全没有跨越国境。在联合国贸发会议起草《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时，发达国家组成的B组国家与由77国集团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组成的D组国家对此问题，一直争执不下，只在《草案》附录中列举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作为技术贸易主要供方的B组国家，希望尽量缩小技术贸易的范围，坚持“跨越国境”的定义，即国家技术交易就是跨越国境的技术交易。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的技术转让没有跨越国境，不属于技术贸易，以此来回避有关国家的控制和管束。而77国集团和D组国家，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技术贸易的受方，则希望尽量将技术贸易的范围扩大，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进行的技术交易，也应属于国际技术贸易，以便更广泛地将各种涉外技术交易纳入本国的法律管辖和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太大，以至于在技术贸易中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技术供方常常滥用其优势地位，因此受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受方的合法权益，对技术贸易的干预常常强于对货物贸易的干预，而技术供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的权利，也会对交易进行干预。各国往往对国内技术交易和国际技术交易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对于国际技术交易的干预更强一些。如我国，对于国内技术交易起初由1985年制定的《技术转让条例》来调整，后来1999年《合同法》生效后，《技术转让条例》失效，由《合同法》调整。而国际技术交易则由2001年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调整。根据该《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对“技术贸易”国际性的理解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p279由此看来，我国立法采用了狭义的“跨越国境”的解释，目的是促进先进技术的引进。3.服务贸易。由于服务本身的特点，其“国际性”并不像国际货物贸易那样明确，货物的国际贸易涉及货物从一国到另一国的物理流动，而国际服务贸易并不一定越过不同国家的实际边境。p147在许多情况下服务不需要流动也完全可在进口国内提供。比如，专业咨询服务，服务出口国的专业人员可在进口国现场提供。有时，在进口国建立了分支机构、附属公司等，则提供服务在当地进行，服务不需要跨国界。为此，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就如何界定服务贸易的—68—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第2页)法学研究“国际性”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对“国际性”的广泛解释，“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都属于“国际性”，而且两者不必同时符合，只要符合一项就是“国际”的服务贸易。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把服务贸易项目纳入国际谈判。而以印度和巴西为首的10个发展中国家则坚守对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的狭义定义，即居民与非居民所进行的跨越国境的服务购售活动。强调必须同时符合“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项条件。这样就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项目，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事务等不必跨越国境的交易排除在外，而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优项目，如劳动密集型的建筑工程承包等。p781-782经过艰苦的谈判，在最后由128个国家和领土签署生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fTradeinServ-ices)中把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下范围:(1)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的服务;(2)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服务消费者提供的服务;(3)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4)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从这一规定看，国际服务贸易似乎采用了“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个标准来判断“国际性”。二、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不仅包括横向的交易性规范，还包含大量的纵向的管理性规范对此问题，国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国际贸易法之父”之称的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M.Schmitthoff)认为:国际贸易法调整国际商事关系不是在公法方面，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国际货物买卖，陆上、海上和航空运输、保险等方面，实现对国际商事关系的调整。p32在美国的法学教育和国际商法。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只包括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加拿大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主张。[11]我国大部分学者却认为:所谓贸易法是指传统的商法加上国家干预商业贸易活动的全部法律的总称。[12]p3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既包括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性质的商事规范，也包括一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管理贸易关系的公法性质的管理规范。施米托夫的主张坚守贸易的本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却忽略了国际贸易法不断发展的事实，也混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的主张，虽划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却同样忽略了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的事实。不能否认国际贸易法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法与国际商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是指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p4当时国际商法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国际性，它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具有职业性，它是专供商人在商业交易中适用的法律，因而被称为商人习惯法;三是具有自发性，它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杂乱无章的情况下，从习惯性做法中自发形成为普遍接受的惯例。随着国家主权观念被普遍接受，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范畴，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但商法的国际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商法完全并入国内法。正如曼斯菲尔德在审理皮里诉皇家外汇保险公司(Pellyv.RoyalExchangeAssurance)一案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因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从推理和正义所得出的结论也应是普遍相同的。p11而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一样，起源和发展也是建立在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基础之上。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了各种管制经济贸易的政策措施，使一系列有关管制商业和贸易的法律在传统的商法范围之外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的法律数量日渐增多，其中主要包括反垄断法、税法、外汇管制法、反倾销法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一门新的法律学科就出现了。196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由国际法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就国际贸易法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国际贸易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奠定了理论基础。[13]p4后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际贸易的统一法，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公约》等。目前国际贸易法已趋成熟，并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及世界贸易组织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就是国际贸易法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很好例证。应该说，国际贸易的三大领域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都应包括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两大部分。但因为三大领域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发展的历史不一，所以国际货物贸易法发展得最为充分，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都相当发达。而在国际技术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中表现得不那么充分。一方面，货物贸易中的合同制度可以同样适用于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任何贸易的开展都需要交易双方在合同基础上履行义务、享有权利;另一方面，无论是技术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一般都与货物贸易相关，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贸易规范(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就规定在货物贸易规范当中，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定也仅限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在服务贸易中，由于服务贸易的范围较广，原属于货物贸易法领域中的部分内容，按服务贸易的定义，应属于服务贸易领域，如货物运输、货物保险和货款支付，但从贸易程序和结构上来看，以统一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为好。这些情况就造成了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中主要是管理规范的现状。p7(二)从法律规范的形式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既包括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还包括国际贸易惯例。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法就是“贸易的国际法”，所以其表现形式只限于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两种。p249我们认为，这种主张过于拘于国际贸易法的字面含义，和国际贸易法发展的现实不符。诚然，国际贸易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性。但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普遍接受，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把商人习惯法并入了国内法的范畴，成为了国内法的一部分。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于1673年编篡了《商事敕令》，1681年编篡了《海商敕令》，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1861年德国颁布了《统一票据法》，1897年通过了《商法典》。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专门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统一法。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间通过外交会议缔结了许多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条约。与此同时，某些国际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贸易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或先例编篡成册，或加以解释，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国际统一贸易法出现后，即使是发展得相当完善的现在，由于国际贸易的某些领域尚未制定出统一的规则，或者现有的统一法规则未能被所有国家或所有国际贸易当事人所接受，还有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关系或国际贸易纠纷，仍需依照有关国家的相关的国内立法来处理。[14]p71.国际条约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渊源国际条约可以是双边的或多边的，也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在性质上可以是商事规则，也可以是管理规则。作为国际贸易法表现形式的国际条约可以是专门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也可以是部分内容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各类:金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中的相关协定。(2)在国际货物买卖领域，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74年《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及其1980年《修订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1985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3)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主要有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1968年《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维斯比规则)、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1955年《修改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海牙议定书)、1961年《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瓜达拉哈拉公约)、1951年《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协定》(国际货协)、1961年《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国际货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4)在国际贸易支付方面，主要有1930年《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支票统一法公约》、1988年《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5)在技术贸易领域，主要是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公约，包括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79年第7次修订)、1891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79年第7次修订)、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第7次修订)、WTO体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6)在服务贸易领域，主要有WTO体制下《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后通过的各项具体协议等。(7)在解决国际贸易争议方面，有WTO体制下《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上述各项国际贸易的条约或协定要得到适用，各国一般根据公约本身的性质或是公约的要求，采用两种方式。对于一些具有私法性质，直接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公约，一经缔约国批准，直接并入各国的国内法体系，在缔约国有直接的效力。对于那些具有公法性质，管理协调国家之间贸易政策的公约，一般都要经过缔约国转化，通过一个国内立法将公约转化成国内法，才能适用。2.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为国际贸易交易当事人承认并遵守的原则和规则。[15]p6国际贸易惯例原本是不成文的，尤其是在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与支付等领域均有大量的不成文惯例，但由于这些惯例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增强已为人们所认识，一些民间组织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惯例加以整理编篡成文，以便人们理解、掌握或选择适用。目前已被编篡成文的重要惯例有: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的2000年版)、1933年《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1994年版)等。国际贸易惯例的最大特征就是，在性质上它不是国际条约或国家立法，一经当事人选用才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在表现形式上，除上述成文或不成文的有关国际贸易活动的规定外，还包括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贸易协会等制定的示范法、统一惯例、统一规则、标准合同等。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统一国际私法协会制定的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式不外乎有三种:当事人选择适用;强制适用，就是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商业合同关系直接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第5页)法学研究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如西班牙和伊拉克的法律都规定，一切进出口贸易都必须受《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约束;[16]p323补充适用，就是在相关国内法或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由国际贸易惯例补充，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在我国法律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3.国内立法国内立法也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前所述，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国际立法，但这种国际法律规则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国际贸易关系，更未能约束所有的国家。另外，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效力皆来自国内法的规定。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国内法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国际贸易的国内立法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经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如进出口许可制、关税、商检及货物的监管等法律规则。私法规范调整平等主体间因签订对外货物买卖合同、对外货物运输合同、对外运输保险合同、对外技术转让合同、对外服务贸易合同等而产生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等价有偿的合作关系。关于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的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在国内法和条约的相互地位关系上，有的国家认为国内法的地位优于条约，如阿根廷1843年《第48号法律》第21条规定:阿根廷法院和法官执行职务时，应依本条所规定的优先顺序，适用宪法作为本条的最高法律，然后适用国会已通过或可能通过的法律、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各省的个别法律、本国过去适用的一般法律和国际法原则。有的规定国内法与条约地位相等，如美国，根据美国法院解释和适用《美国宪法》第6条第2项的判例法，条约和国会制定法都是美国法律，但和宪法相抵触的条约，和与宪法相抵触的制定法一样，在美国法上都无效。有的认为条约的地位优于国内法，如法国1958年《法国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它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有的甚至认为条约不但优于一般的国内法，而且也优于国家宪法，如荷兰1953年的《荷兰宪法》规定，条约的地位不仅优越于一般国内法，而且也优越于宪法。[17]p330至于国际贸易惯例，多与当事人的选择有关，它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国际贸易惯例，它就具有优于国内立法的效力，当然这种选择应在一个国家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在其他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替补的效力，也就是说，在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都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但也有少数国家给予了国际贸易惯例强制性效力，如西班牙和伊拉克。作为国际贸易法的三种表现形式，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国际条约如果被缔约国纳入其国内法体系，可以消除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国际贸易惯例不仅是解决各国法律分歧的一种补充方法，而且也是使本国的国际贸易业务不受外国法律管辖的一种办法。[12]p6而国内法是真正反映国家经济利益的法律，其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的需要。这三种表现形式均有其作用。综上所述，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国际贸易法作为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涵盖了国际货物、技术与服务三大领域，而且既包括国际法规则，又包括国内法;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既有实证性规范，又有国际贸易惯例这样的“软法”。可以说，它是一个内容庞大、发展较成熟完善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体系。[
适用GATT还是GATS
现在有6种不同的电子商务媒体：电话、传真、电视、电子支付和货币转帐系统、电子数据交换和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处于支配地位，在国际服务传输方面其它手段无法与之比拟。从国际贸易多边规则及国内经济政策方面，这样的媒介提出了与其它媒介不同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国家可以规范互联网上的贸易，税收如何，以何种方式在相同产品方面对本国供应者以优惠，这些问题取决于WTO成员是否同意采用规则。WTO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原则上，互联网上数字产品的贸易将视为产品、服务或其它事务。什么样的产品特点将决定这种贸易是受GATT规则、GATS或者两者综合或其它新协议的影响？现在，对于在互联网上定货及支付，但交货仍是传统方式的产品视为货物贸易，运用GATT规则。当产品在互联网上交货时则产生归类问题，产品在互联网上交货时，是否可以以服务对待还是被视为货物贸易。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将所有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产品视为货物，应用GATT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传输不征收关税，现在就是这样，等同于WTO成员承诺对互联网交易完全实行自由贸易。这是因为国民待遇是WTO的一般原则。在国民待遇原则下，成员方在国内税收上，将放弃对互联网进口的歧视。此外，不征收关税将使互联网进口关税为零。现在，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及以后所做的承诺，是建立在假定大多数的这些交易是服务，而不是产品贸易的基础上。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同时放弃GATT和GATS，采纳新的互联网贸易规则。但是没有人赞同这样的观点，为电子商务建立新的规则没有实际意义。互联网服务，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电话线路传输流动早就受GATS及基本电讯协定的管理。所有经互联网的电子传输，在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上都有其对应物，所以GATT及GATS中亦均有必要的规章措施。
实际上可以将GATS应用于所有的互联网贸易，或将GATT应用于有相对应实物的贸易，而将GATS应用于所有的其它电子贸易。为了平衡，将所有的电子传输定义为服务的意义将更大。问题是当电子传输跨越两国边界时，一般不存在相应的实物贸易，但是如通过电子传输的书或光盘等最终形成商品时，这样不能否认跨界传输没有实际的实物。在多数情况下，电子传输下的商品不能转变成实物贸易，例如，收货者可以将书存为数字形式，在屏幕上阅读，音乐在计算机上播放就属于这种情况。
即使如此，这依然不能成为建议将所有的电子贸易归类为服务贸易的理由。从这一点上看，需要制定一个全面性的定义，其优势在于可以使产生争端的可能降到最低，这种争端可能产生于一些国家将某些传输定义为无形贸易，而有些国家归类于服务。在一种综合性的定义下，在关于互联网贸易的争端上，工作小组将不得不首先决定争端的目标是货物还是服务，来决定是否运用GATT或GATS规则来估价争端。采用全面性的定义将自动解决这一问题。
全面性的定义要首先考虑关税，关税可以应用于以实物进口的产品，但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则不能。只要电子传输的成本低于实物交付，关税对后者不构成问题。电子传输比实物交付的成本低得多，这种变化相当于一国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进而改善福利。但是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消费者没有计算机或不能接触互联网。
如果电子商务归类于货物贸易，不征收关税是有意义的，但现状及美国建议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则存在疑问。目前，对电子提供的外国服务关税唯一可行的改变办法是，对其征收相对于国内提供的相同服务较高的税收。只要一国尚未承诺对外国服务以国民待遇，则对外国提供的服务征以较高税收是可以的。现在对电子传输不征收关税以及美国建议持久下去，不能避免一国对进口服务征收的增值税，或税收水平高于国内提供的服务。只有成员方承诺给予进口服务以国民待遇后，才不会出现歧视待遇。但是这样的话，现行的不征收关税以及美国的建议不会产生其它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禁止征收关税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效率上，GATT和GATS不同在于，前者不允许使用配额，而后者则可以。如果成员方对电子贸易产品运用GATS规则，一国将限制通过互联网传输的CD的数量，如何限制现在不太清楚。但是假若这样做，贸易将转为以实物形式，这是一种次优的交付方式。如果这种方式变得可行，其结果将次于在GATT规则下的结果。
模式1抑或模式2
GATS是全球服务贸易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是在透明及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展贸易。GATS纳入WTO几年来，其服务分类的规则不足以处理快速发展的电子交易的发展。在电子服务的归类上存在模糊地带，并且各成员在电子服务所做的市场准入承诺上也存在模糊之处，实际上很难确定这些市场准入承诺是针对电子服务的。
GATS第一条的分析框架允许成员根据服务交付的4种方式来确定市场准入承诺。即：1、模式1（跨境消费）；2、模式2（国外消费）；3、模式3（商业存在）；4、模式4（自然人的流动）。从GATS的分类角度，有必要决定这样的电子服务交付是跨国界的（模式1）或国外消费（模式2），或不在GATS现有分类中的其它模式。归类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对服务提供者保证何种程度的市场准入水平。因此，互联网不仅使模式1和模式2的区分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提出了电子服务是否在GATS框架内的问题。
1998年5月25日，WTO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工作计划来检查所有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贸易相关问题。似乎存在一个一致，GATS涵盖了可能是与新的电子商务相关。但未列入现有承诺计划中的电子服务。但是在哪种模式中包含电子服务则不那么一致。将通常的模式1和模式2运用于电子服务时存在困难，是因为电子服务更多的是跨国界交易，更像是国外消费式的交易。
现行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说明，在许多服务类别中，大多数国家同意不对模式2限制（即在模式2中不作承诺），保留对模式1限制的权利（模式1中所列的非约束）。在这样的承诺水平下，电子服务的模式2归类意味着许多WTO成员将发现不会对电子服务加以市场准入的限制。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通过电子交付，成员将发现市场准入的承诺超出了原来承诺的范围。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市场准入扩展是一个好的进展，并且与在GATS第19条规定的自由化谈判一致，但是电子商务的自由化待遇将会出现问题，原因有两个：
第一，这将改变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随后准入谈判中的承诺。这些承诺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优势互补的结果，即一方用在市场准入上的承诺以交换其它方利益。将电子服务纳入模式2中，相当于在不进一步谈判的情况下改变各成员方之间已经达成的交易。这似乎与GATS要求成功谈判的原则相悖，即“为了在互利的基础上提高所有参加者的利益，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如果各成员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2而做出新的市场准入承诺，这样的减让将带来一些成员方相似的承诺，这些成员方因为现有的承诺而不必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或这些成员方认为从电子商务的自由化中得到的利益不成比例。
模式2的电子服务归类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在模式2下，国家不做出承诺，因为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国外交付及消费服务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规范的情况下，所有在模式2下做出承诺的成员方将在电子服务方面做出承诺，这一点是不明确的。所以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2将导致GATS承诺的重新谈判。
第二，如果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1，服务方面电子贸易的潜在利益可能消失，因为这些服务可能被另一种模式所代替，在这种模式下，成员方比在模式2下所做的“非”承诺较少。在模式回下缺乏非承诺意味着WTO成员将有能力对电子服务设置障碍。因此，电子服务提供者发现不能进入市场，消费者得不到电子服务。
在GATS对电子服务的归类问题上，不但要为电子服务留出发展的空间，而且不能改变现有的对GATS的承诺以及不修改GATS协议，这一两难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能否永久免税
目前，WTO成员同意电子传输产品暂时免税，但有的国家建议使免税持久下去具有法律效力。
WTO的决定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只包括电子传输；由电子手段定货，而通过正常渠道进口产品不包括在内。尽管所有类型的产品可以在电子网络上刊登广告和购买，但是电子交付的产品是有限的。只有最终产品是数字化的信息，方可以通过电子化，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传输。许多服务可以以这种方式提供。一些信息及娱乐产品，如书籍、软件、音像制品，体现了数字化信息的特点，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此类传送方式不征收关税，而对其它的则征收关税实际等同于优惠贸易协定。在这样的规定下，存在着正的贸易创造及负的贸易转移。当免税劣于征税，但这样做只是为了避税时，则产生贸易转移。尽管电子交付是最有效的交付手段，但在有些情况下则并非如此。例如，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影或音乐的成本很高，高于以实物形式得到的成本。进口国家贸易转移的福利成本相当于放弃关税收入，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但是现在难以预测出对现在免税的产品征税将得到的收入是多少，估计将实物贸易变成电子渠道导致的收入结果的变化将很小。
第二是仅包括关税，没有提及其它方面的限制。如果同意将所有电子交付的产品看作是货物，则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GATT禁止其它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大量的电子交付产品，实际的或潜在的，无疑是服务贸易，由GATS管辖。GATS协定允许国家来决定是否承诺市场准入，即不施加配额和国民待遇。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对电子商务可行的许多服务部门未做出承诺。在这些部门，决定给予免税待遇实际上也无效，因为各国仍然采用歧视性的内部税收，或更糟的是，可能使用配额。
建议免税的原理在于，对于种类有限的电子传输的媒体产品，可保证以后的贸易不受限制，只要同意这样的产品应视为商品。建议的弱点是未考虑服务的贸易制度，服务主要是通过电子传输的产品。
保证电子商务免税的最好途径是，在GATS下的市场准入（排除数量限制）及国民待遇（排除任何形式的歧视性税收）上谈判一个充分自由的承诺。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现在距离这一目标有多远？实际上通过电子传输的服务才是主要关注之处，如商业，娱乐和金融服务。当分析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承诺时，集中于跨境供给（模式1），尽管与模型2也有关系。在分析对不同部门供给模型的承诺水平时，可以区分三个等级的自由化承诺；一是保证非限制性准入的充分承诺；二是部分承诺，即准入是有条件的，限制性的；三是针对相应模式的非限制性准入，即无承诺，对市场准入不做保证。
面临的重要任务
WTO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电子商务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可预测的环境，并使这一新的国际贸易形式的发展不仅给所有国家的消费者带来利益，并且有利于各成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WTO在电子商务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WTO的制度结构（GATT及GATS）以及各成员形成了挑战。WTO传统的原则，如非歧视、透明、中性及市场开放仍然有效，应该被应用于电子商务。如果在GATT、GATS、TRIPS和其它WTO协议中的自由化承诺得到遵守，就不需要新的规则。总体上看，WTO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WTO在处理电子商务问题时存在一定困难，WTO需要将电子商务融入现行的有关协议中，要求有关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目前，除延续电子商务暂时免税以外，近来WTO在电子商务方面没有什么起色，第四次部长会议宣言只是提到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工作要到第五次部长会议去解决。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是一种缺乏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的商品，而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服务生产与消费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服务的质量和所能带来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必须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例如：国际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这就使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交易费用受到影响。
1、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价费用比较高。市场交易的定价依据一般是：交易可能带来的效用及交易标的物的市场需求状况——这两者都与交易标的物的质量有关。这样，在服务的质量评价困难的情况下，服务的进口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定价前对服务的特点、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信誉状况等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又会因服务的无形性而非常困难。这就产生了国际服务贸易中比较高的定价费用。
2、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比较高。这是由服务的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任何一项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服务的无形性使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进口方更加难于了解出口方所拥有的关于特定服务的知识，从而加剧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易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蒙拐骗等）。这就使服务进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务出口方（拥有隐秘信息的一方）。为了能最终订立合约，服务的进、出口双方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没有因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谈判的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服务进口方认为服务出口方“欺骗”的可能性很大，并坚持按该服务的市场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公平”的交易条件，而服务出口方的实际生产效率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则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会由于欺骗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是无穷大的（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3、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比较高。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适应成本、再次讨价还价成本、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等。有些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成本是比较高的，例如：国际海运服务的误期会极大影响季节性商品的销售；市场研究及公共观点调查服务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公司决策的失败等等——而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似乎是倾向于加大这种不适应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再次讨价还价的成本与前述的谈判情形类似。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则同样要受服务特征的影响。因为在惩罚违约行为之前首先要判断“违约”的发生与否。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判断“违约”是否发生的难度一般比在货物贸易中要来得大。原因是：在货物贸易中，进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邮寄样本或对货物的各项指标做出详细的描述，以作为交易后检验出口方是否严格履行合约的凭证，并使出现贸易纠纷时的申诉比较容易进行。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