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情感与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印记。只有在坚守民族传统的前提下，立足于现代流行，将时尚与民族、现代与传统进行恰到好处的融合，才能更好地维护本民族服饰的生存、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民族民族服饰服饰文化现代时尚传承发展
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不同，服饰会存在差异，而正是这种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的差异，造就了新疆民族服饰的生命力。面对繁华的大千世界，也许有人会心生疑问：是否会有一天，传统的新疆民族服饰会被现代时尚的流行服饰所取代？
不！不会的！回首新疆民族服饰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的民族服饰并未被当下流行的时尚服饰所顶替，反而正是由于传统风格和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才使新疆民族服饰融入了现代的流行气息，从而“更上一层楼”。
可以这么说，富有民族特色的时尚是无章法却又极具吸引力的，而时尚中张扬出的民族风会让人爱之入骨、欲罢不能。笔者认为，这正是两者融合的永恒魅力！
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情感与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印记。只有立足于现代流行，将时尚与民族、现代与传统进行恰到好处的融合，才能更好地维护本民族传统服饰的生存、传承与发展。
然而，时尚不等于盲从，传统也不代表一成不变，传统与时尚犹如船与帆，缺一不可。只有两者无缝对接、完美碰撞，新疆民族服饰才更具诱惑力和吸引力，也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新其独一无二的风采。换句话说，新疆民族服饰是在坚守民族传统的前提下展现现代的流行时尚。因此，务必在秉承传统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对传统与时尚、民族与现代相契合的双重需求，才能推动新疆民族服饰的朝前发展。
一、新疆民族服饰历史
衣服又称“服饰”，因为人们穿衣，不仅是为了遮体的保暖，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美化作用。新疆民族服饰形式清晰，纹饰多样，色彩鲜明，图案古朴，工艺精湛，其发展演变规律清楚，有些服饰款式与新疆出土衣物颇为相似，体现了一个地区、一个文化的历史沉淀。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接受范式，从中窥见民族服饰的传承性与地域性的习俗。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疆民族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中溶入现代时尚的元素，更受人们的喜爱。
二、新疆民族服饰特点
1.丰富性和多样性。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在服型、色彩、图案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色，这些民族服饰共同构成了新疆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
2.文化内涵丰富。新疆民族服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结构、色彩、图案都可反映出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色彩缤纷、图案丰富、工艺精湛。动物和花草是游牧民族服饰图案的主要形象，绿洲民族则以各种花卉、枝、叶图案等为纹样。新疆传统民族服饰的工艺不水平之高令人赞叹。比如，维吾尔族女性仅在绣制花帽时就有丝线平绣、十字花绣、钩花刺绣、扎绒刺绣，以及刺、扎、串、盘综合绣等多种方法。
三、把新疆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进行完美融合的手法
1.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相融合所使用的解构手法。为了能够呈现出时尚的新格调，对于服装形状，服装的材料，服装的颜色和服装上的图案等这些元素都可以用来解构，通过解构手法改变原有服装的风格从而增强时尚感，从而设计出既不失民族传统文化又充满时尚感的服装。
2.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融合发展的对比混合方法。如果在新疆民族服装设计中对对比混合方法进行使用，无疑会进一步弱化民族服饰的传统感，以此对其赋予一定的现代感。
3.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相结合所使用的裸露手法。在运用裸露手法的时候，一定要依照目前流行趋势进行现代服装设计，对服装裸露部位进行合适的选择。
4.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相结合所使用的量感扩张手法。在新疆民族服饰中主要体现了民族风格的着装理念，而到了现代，服装主要以有个性为设计理念，这样设计出来的服装更符合现代流行的趋势。
四、新疆民族服饰产业优势的新思路：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
1.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显示新疆民族服饰的无穷创新力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服装节不但能够承载新疆民族服饰文化的丰厚底蕴，同时还可以加强国内外服装产业的贸易交流，吸引了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商会和企业来疆交流与合作。
2.对于新疆服装产业来说，新疆民族服饰风格成为一种具有根植特性的文化。目前，新疆民族服装品牌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内部的事情了，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作用在于对新疆服饰文化的培育和引导上。唯有如此，新疆民族服饰的发展才能更充分的得以提升。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新疆服装产业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15年，自治区服装产业将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服装贸易总额要达到850亿元（含出口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发展新疆经济和富民产业的重点战略性产业之一。
五、丰富多彩的新疆民族服饰在民俗旅游中大放异彩
新疆民族服饰是民俗旅游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
1.实用价值。服饰本身就具有遮身蔽体、防暑御寒、装饰美化的基本功能，新疆民族服饰鲜明的实用性是吸引各地游客购买民族服饰的因素之一。
2.文化价值。2008年6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申报的维吾尔族服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首先，新疆民族服饰几乎反映了各民族在不同时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状况，包括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性。其次，新疆民族服饰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可以直接体验，使人们对民族服饰文化理解更深。
3.经济价值。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就新疆民族服饰而言，既可直接利用该资源产生经济效益，也可与其他民俗旅游资源相结合成为旅游吸引物，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刺激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间接地实现其经济价值。
六、开发新疆民族服饰经济资源的有效措施
创新是对新疆民族服饰的一种锦上添花，也为新疆民族服饰的开发利用抛砖引玉，启迪人们创造智慧，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挖掘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要使新疆民族服饰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同时又实现经济效益，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服饰资源进行全面、深度的开发。
1.进一步挖掘新疆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运用文字说明、发行书籍、影视作品等多种方法，向外界传播新疆民族服饰文化。
传输信息应全面，不仅要包括服型、色彩、图案、纹饰等观赏性因素，还要包括民族历史、地域、风俗、宗教等文化因素及其制作工艺、穿着技巧，使外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新疆民族服饰。
2.观赏性与参与性并重。新疆民族服饰资源是在少数民族具体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这就决定了民族服饰可以观看、欣赏，但更需要参与、体验。因此，在开发新疆民族服饰资源时要采取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开发方式，做到观赏性与参与性并重。
3.开发商品型新疆民族服饰旅游产品。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极具纪念意义和艺术魅力，在开发时应选择那些便于携带，民族韵味浓厚的少数民族服饰，如维吾尔族的艾德莱斯绸。
4.新疆民族服饰还可以与民族饮食、时尚活动、交通、民居、礼仪等多种资源组合开发。
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民族性，是一项经济价值极高的资源。如果能对新疆少数民族服饰资源进行有组织的、系统的开发，引导各族人民充分利用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势必会推动新疆的文化繁荣、经济发展。
七、为了使新疆民族服饰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应注意以下事项
1.保持文化个性是传统新疆民族服饰传承的前提与保障。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流淌在现代时尚体内的鲜活血液。只有坚守传统文化、把握流行风尚，才能使我们在时尚潮流中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2.对于新疆民族服饰而言，传承与创新并非相悖。对于新疆民族传统服饰优秀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的责任，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素养。传统的传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提炼，寻找与现代时尚的契合点，才能透过文化的表层深入内心，将新疆民族文化的精髓用更加现代的方式进行演绎，从而传承、延续、发展下去。
八、结束语
关键词：文化结构论；民族凝聚力；逻辑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8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力量”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稳定发展，始终与文化实践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构成了民族凝聚力的内核。随着时展，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系统要素更新、发展及彼此协调互动必然能提升民族凝聚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代延续与升华，更是其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结晶。而实践告诉我们，这种自我发展有着独特的文化逻辑与特征，充分体现了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本文立足于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视角，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文化逻辑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机理。
一、文化结构论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契合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阶段，与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实践证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其实质就是其基本构成要素在民族性与时代性基础上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凝聚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外交因素等。诚然，民族凝聚力是民族问题，因此必然包含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即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共同的心理状态，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产生国家这个共同体之后，民族凝聚力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还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涉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体制和制度以及国家间的交流等层面。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相当庞杂和广泛，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归纳以便展开相应研究。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亦是如此。本文借助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结合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实际，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合理归纳与深层分析。
文化结构理论是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文化哲学往往将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积累和沉淀，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经典作家马克思对此也进行过论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在马克思眼里，“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马克思在这里阐述了人们生产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递进关系，其实也等于间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构成，即物质文化（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等）、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原理、观念等），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制度文化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成为二者互动与衔接的中间力量。马克思不仅勾勒了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还对这些要素关系进行了深层阐述。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这告诉我们，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3]“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这意味着制度文化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许苏民先生曾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文化发展实践，对文化基本构成要素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物质文化中渗透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为物质文化所决定，同时又以一定的精神文化观念作为存在的前提，并在其中凝结着、沉淀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又反转过来给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精神文化归根到底为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但又受到制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5]108-109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思维方法，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就可以具体归纳为：从物质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成就形成的影响力；从制度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强制力、约束力和向心力；从精神文化而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些要素彼此并不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相互配合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和谐运转、有机互动的整体结构，释放了强大力量，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虽然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在民族凝聚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功能是不一样的。按照文化结构论的思维，物质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表层，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和创新动力，其时代性特征明显，变动性和灵活性最强，虽能体现民族发展的历史特征，但不能体现民族最本质、最深层的特征。因此，物质文化要素虽影响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但不是决定性的根本要素。就像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在中国遍地开花，现代化摩天大楼座座耸起，但这并未弱化中华文明影响力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精神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最深层，稳定性最强，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因为精神文化“更好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换言之，精神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文化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本性。”[6]80与此同时，“精神文化不应是外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独立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内在于人的所有活动的深层的机理性东西，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6]80所以，精神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的深层要素，是决定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历史上，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首先必然是“国家统一、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唤醒国人守护民族家园。
制度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中层结构，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于一体，能有效衔接、调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互动发展，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存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没有制度文化调节和保障，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就失去了“护航”，很容易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遭遇损伤，进而弱化民族凝聚力。因此，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尊重各个基本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彼此协调发展，切忌相互脱节。改革开放以来，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集体领导到依法治国，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的高度自觉。
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升华，既是本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发展，也是中华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重在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中的自我提升。这是一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整合的复杂过程。
首先，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一般说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理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当自身固有的文化模式无法适应生存需求和新的时展时，它们内部能自我衍生和形成新的文化要素，并对现有文化模式形成强烈的批判，从而具备文化内在精神自觉更新的能力。如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人性的呼唤及其对传统的世俗文化与神教文化形成的冲击就是很好的体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理性民族，中华文化更是一种理性色彩比较浓重的文化。当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处于自我发展的和平环境，未遭遇外来异质文化入侵时，其自身具有内在的自我批判、自我质疑、自我更新精神，能根据社会的发展批判自身不足，并将一些新的文化因子自觉融入自身体系，通过新的整合与提升，超越自在的固有文化，形成新的符合时展需要的文化因子，实现整个民族文化的创新，从而推动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从原始的、以地缘关系为中心的自然情感文化观到强调德性、集体、和谐、人本的传统文化模式，从诸子百家学说纷争到“独尊儒术”及四大发明的相继产生，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能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就是其内部构成的文化因素自觉更新的结果。
其次，多元文化潜移的相互整合。文化结构论认为，“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把不同的文化要素按照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重新建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5]174在文化发展与交流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往往是文化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既有横向的整合，又有纵向的整合。横向整合侧重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纵向整合侧重于民族内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背景下，所以其内部文化要素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横向整合上，即在维护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下，以民族成员共同的心灵祈向和精神家园为基础，推动本土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与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相互对接、相互融合，提升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内涵和世界影响力，从而提升当代中华民族的聚合力和凝聚张力。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主要通过以上两种内在逻辑机制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引导下，坚持文化的内部创新，使得我国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当今世界又是一个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相互并存的局面。世界各民族在坚持本土不可替代的固有文化传统与模式走向世界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都会遭遇一些困境或经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包括文化本土创新能力及经验的缺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中的“阵痛”、面对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时的“不知所措”等，致使民族凝聚力也在曲折中实现更新和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曾遭遇过困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我们向苏联学习，使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或多或少打上了苏联的烙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但之后一段时间却又不幸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十年”更是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扰乱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造成了人民精神意识的混乱，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终于在一个更为理性、宽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迎来了历史性的新契机。随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屡遭挫折之经验教训的反省，随着改革开放后对左倾文化观念的清除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方针的全面贯彻，特别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深入探讨，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给予了更多关注。在国际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工业东亚一定程度上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国人确立具有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紧迫感。”[7]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坚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自我创新与发展，并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吸收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要素，使之与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相互融合与整合，共同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厦，实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极大增强。
三、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特征
实践已证明，在文化创新与文化整合中，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实现了自我发展，这种自我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实际，紧跟时展，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基本特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三要素，呈现由表层进入中层，再到深层的结构关系，既体现了民族性底蕴，又凸显了时代特色。但由于三要素在文化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同，使得民族性与时代性在三要素身上的比重有所差异。一般而言，物质文化变化最快，时代性最强，精神文化由于历史沉淀时间较长，变化较慢，稳定性较强，民族性更加突出。制度文化沉淀着精神文化因素，又保障和支撑着物质文化发展，因而民族性与时代性都很突出。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取得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和鲜明特征。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到“倡导平等、竞争、开放、法制”的市场经济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物质文化要素的发展紧跟时代潮流。从“双百方针”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文化自觉和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精神文化要素发展注重民族底蕴和时代气息的结合。从反对个人崇拜，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到“依法治国”，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发展的与时俱进。正因为三大要素始终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才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在时展中不断优化。
其次，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核心特征。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化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但总体而言，主要是围绕“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来展开的。常言道“不破不立”，文化批判侧重于“破”，倡导文化内在精神的反省，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文化重建侧重于“立”，倡导创新与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适张力，在本土与世界之间保持自我本性。一个缺乏文化批判与重建精神及动力的民族，是一个精神困顿和缺乏活力的民族，必将被现代化所抛弃。理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表面上是文化的现代化，但实质上反映了人的现代化，其宗旨就是要破除旧的文化发展模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形成一种以理性、宽容、开放、自由、人本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发展状态，让人在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文化氛围之中实现幸福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文化要素发展凸显了这种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辩证统一。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物质文化确立，还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文化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的形成，都是基于现代化角度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反思、批判和重建，都是为了给现代人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正、人本的新环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才能获得巨大的价值认同，从而能聚合成一种强大力量。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所体现的理性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精神，并不是传统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激进式变革，也不是仅限于精英群体的文化启蒙和改革，而是在润物细无声处，植根于民众生活，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化根基、利益表达与实现等入手，使民众日常生活的质量逐渐提升，并不断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这种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必然能从根本上赢得民众认同和支持，进而能真正凝心聚力和聚合民气。反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革新，如以制度文化变革为核心的“”，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封建制度文化根基，带来了文化新气象，但这场文化变革仅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并未植根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沃土，也没有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改造意识。因此这种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的探索注定昙花一现，无法完成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更新与发展的重任。与此相比，当代中国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发展是深层触及民众生存与生活方式、真正坚持“以广大民众为本”的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这不仅带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性发展，还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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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学到民族文学再到世界文学，是文学发展从低到高的一种趋势。民族文学是否被世界文学取代，要看全球化在各个领域延伸的程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世界文学必然取代民族文学，但不是现代，而且非常遥远。毫无疑问，世界文学具有世界性，而民族文学具有民族性。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但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性是构成世界文学丰富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民族性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识别，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世界性的推进有赖于民族文学的不断深入。两种属性在抗争和融合的张力中，文学创新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文学同质越来越少，文学新质越来越多。钱中文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既是开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开放的。龙云在《爱默生和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爱默生在歌德思想的启发下，主张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互动的动态联系，明确了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是一种并存而非替代关系。当今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共存的时代。世界文学与辽宁民族文学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多重交流中，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寻求自我丰富、扬弃和发展。其次，民族自我认同是民族文学建构的核心。民族认同表示个体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意识。认同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确定自身身份的尺度，民族文化身份关涉到“我是谁”、“我走向何方”、“我有什么认同”等重要问题。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四海一家、包容天下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坚忍、自强、变通和包容的民族特性在不断更新和转化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我认同为民族文学建构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民族文学一旦具有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就能保证在与世界相处时的明确的方向定位，否则，就会产生不知所措和无法应对的感觉。民族认同解体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的必然趋势是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自我身份的丧失，并进一步形成对全球性帝国霸权的文化特征的认同和依赖。毫无疑问，辽宁民族文学建构需要民族自我认同作为思想核心，寻求自我，肯定自我。
二、辽宁民族文学建构的策略共存
除了意识共识之外，辽宁民族文学建构需要“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策略共存。“全球本土化”策略是指以民族文化为根基，而“本土全球化”策略是指去民族文化根基化。两者都强调，借鉴世界文学的多重属性，保持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形成形式上的新、思想上的深和新，获得民族文学民族性、现代性、文学性的有机融合。两种策略中，民族文学独特性依然存在，一直贯穿于文学创作之中，不会消失，但不是一成不变、固定僵化的，而是创新的、有生命力的。尽管，一定程度上，民族文学特征模糊性不可避免，但是，过分担忧民族文学特征消失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这两种策略，本质上，在变化中寻求发展，不断创新，促使文学新质产生。那么，为什么“全球本土化”策略的实施是非常必要的呢？因为强调民族文化的发扬和传承是一个思想意识的内化过程。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把民族文学思想意识观念内化为人们固有的、自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尽管这种策略具有一定的僵硬性，但是确实对促进民族文学的成长意义重大，是文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本土化”策略创作上最好的表现。寻根文学超越传统政治形态的束缚，立足母体文化本位，强调外来技巧的借鉴和文学表现本土内容的有机融合。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以高密东北乡的民族文化为根基，运用天马行空、行云流水、荒诞怪异的叙事手法，囊括了地域风情、诡异的人性、精神的奥秘等多层意蕴，展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家风范，其小说对本土文化的融合令人敬重。
那么对于“本土全球化”策略的问题呢？因为，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个体主体地位的凸现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全球本土化”策略的抗拒和排斥心理加大。这样的背景下，去根基化，呼吁多元、平等和尊重，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本土全球化”策略同样蕴含着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不论是“全球本土化”还是“本土全球化”策略都是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转型的动态过程。他们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现阶段，“全球本土化”策略是必不可少的，遥远的未来，可能它将被“本土全球化”策略取代。辽宁民族文学“全球本土化”策略和“本土全球化”策略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共同存在的。两种民族文学策略建构都是世界文学视域下必然存在的结果。在策略建构中，辽宁民族文学要如何借助世界文学的超民族性、经典性、流通性、普世性和相对性等属性来完善其内涵？第一，超民族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超越本民族内文化的局限，与汉族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多向互动，进行积极对话和交流。第二，经典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走向经典化，成为作家创作自觉的目标。民族文学要改变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的传统经典模式，尝试具有现代性的多重模式，即主流作家的超经典、非主流作家的反经典、退出历史的影子经典、处于经典次要地位的次经典。第三，流通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加强传播疆域的拓展，走出本民族、走出国门。第四，翻译性方面，翻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新生的必要渠道。辽宁民族文学要加强翻译的工作，否则，其始终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境地。第五，普世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彰显普世理想，呼喊真善美的人类普世价值，考察人类普遍关注的人性、道德和宗教精神问题，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发展、人类道德的回归做出贡献。第六，在相对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考虑民族差异性，保持和尊重各民族基本文化特征。可见，这样的建构可以使辽宁民族文学具有现代性、文学性和民族性，很好地把它们融合，相信辽宁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指日可待。
三、结论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
由于当时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摘要题】少数民族文学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思考
【正文】
一、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时代潮流，不仅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时代背景，也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得以命名滋生的土壤。中国女性文学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代与文学喧嚣变革的潮流中崛起，呈现出“春水”般涌动的赫赫声势与“繁星”般灿烂的熠熠光辉。不仅显示出女作家令人瞩目的空前创作实绩，使中国女性文学之命题真正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起步与兴盛。可以说，女性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批评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甚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备受注目的显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命题。
20世纪末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无疑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少数民族文学空前繁荣的队伍中，有不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在这片撒满亚热带阳光的边疆文学沃土上辛勤耕耘，创作出了不少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文学作品。诸如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万古丽的《红遍乡村》，阿依夏木·艾合买提的《永不消逝的足迹》，以斯拉依里·哈里黛的《沙漠之梦》，艾里拜·木合买德的《雪飘之夜》、《这不是为了爱情》等；哈萨克族女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的《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集《永生羊》、中篇小说《枸杞子的惶惑》等；回族女作家毛毛的散文创作，回族女作家祁文娟、马玉梅的小说创作等，其中不少堪称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优秀之作。
近年来，虽然女性文学已成为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却没能受到这一热潮的关注，获得相应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新疆为数很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几乎均将目光投向国内女性文学衍进思潮及著名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新疆这块家乡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倾注的关注、研究远远不够；而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们，又几乎将关注力全投向或在全国或在新疆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男性作家或汉族男性作家，而对至今尚属性别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关注也很不够。虽有零星评论见诸报端，但是较有组织的、较为集中的研究，目前仍然鲜见。也就是说，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成就，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认可。对其创作、发展、变化作出无愧于文学、时代和历史的评价，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我们女性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课题研究以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为宗旨，以世界语境和中国大文学史的视野为背景，以性别视角契入，倡导性别公正，提升性别文明。既充分展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意识及命运的深刻变化，又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相对偏低的严峻社会现实予以认识和究源。从而使本课题从文化认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意义。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审美特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便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初步整合，探讨其对全国的借鉴意义；探索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我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语境中的文化价值，必将丰富、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女性文化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佐证，具有其他任何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新疆各民族文学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学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必将丰富深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具有既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又丰富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研究之双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运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女作家作品。其作者大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边疆文化现象之研究，既具有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之意义，又对建构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了解与沟通，促进中国与世界女性文化的交流，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二、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缘的优势，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文学，也是女性文学的绿洲沃野。尤其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女作家或以本民族语言、或以汉语言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风格特色鲜明，在我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有着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语种和多种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对新疆多民族特殊地域上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还不能与全国女性文学研究所运用的概念内涵完全划等号，还须充分注意到新疆的区情。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应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准则。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研究范畴。从学理层面上讲，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和“女性文学”的概念，就应该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概念。本研究提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范畴，但为学术的严谨考虑，暂不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因为概念的界定必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理念成熟的结果。目前，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刚刚开始，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命题的需要，还是应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作一界定。这还须从“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这两个研究对象与范畴来推论。
（一）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范围涵盖了对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1]“凡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其题材与主题如何，何种体裁，都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2]按照上述阐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可作如下理解。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作家；
2、其范围涵盖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
3、创作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二）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女性文学”一直是颇具争议和歧义的一个文学概念。并在实际上造成了理解与阐释的困难。比较认同的界说有两种：一种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狭义的女性文学；一种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女性文学。[3]
笔者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系统。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应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所有文学；它应该是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并是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而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文本。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女性命运，从而对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寻找和发现。[4]
女性文学研究涵盖范围，不仅有宽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女性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女性文学理论成就。
（三）关于本课题研究中“当代”的时间范畴
在文学史分期的称谓上，依照惯例，“当代”一般泛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的一段时间流程。但由于21世纪的来临，这一时间概念所指的时间限量已发生全新的变化。很显然，当我们已经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如今所称的“当代文学史”已不能再冠以“当代”。因为新的纪元无疑是新的“当代”。
为此，本研究所指的“当代”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即20世纪末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依据上述推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至少应有以下四点：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
2、创作客体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3、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4、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她应该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包括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三、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本课题以社会性别视角契入，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解放为宗旨，对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多角度层面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阐释角度，给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既立足于文本研究，又最大限度地切近、贴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切近、贴近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深刻的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
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追踪女作者笔下少数民族现代女性随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一起前进的足迹，展示她们应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承担新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崭新时代风貌。以鲜明的女性自省、自审意识，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愚昧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感，独特的表现视角和维、哈语言或汉语言形式，表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特征。如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婚礼、节日、集会等都以歌舞示庆贺，且歌舞的主体多为女性。如哈萨克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无论其“加尔歌”（劝嫁歌）、“萨仁歌”（娶新娘）、还是“哭丧歌”（葬礼歌）、其吟唱的主体均为女性。
本研究的对象，有一部分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女作家作品，她们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两种以至多种文化背景的交叉，使“民考汉”知识女性群体，获得了立体交叉的思维方式。具有吸纳多民族文化精髓的开放胸怀和现代意识。她们代表了新疆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现代觉醒的必然趋势，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亲和、融合、整合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这一文化现象，要作为专题重点研究。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须准确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20世纪末叶新疆社会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而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仅就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谈女性文学，既要把她放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既要把她放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特质。而应该融合这两个范畴，在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之一，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之一，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组成之一。另一方面，也只有从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这样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其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文化价值方能深入阐发，方能彰显。
（二）二者（严格意义和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兼顾，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课题所论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从创作主体必须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这一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依照社会人生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审美内容，做出大致规范的。本课题宜将普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均纳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均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文本来研读。尽可能二者兼顾，点面结合，为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研究设定一个相对客观、比较全面的研究领域，尽可能地概括出20世纪末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精神觉醒、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并且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是对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的、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论述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当代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审美特征等。
对于她们那些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本，其中确从女性的视角，凸现了在社会、历史、家庭、国家、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形形色色的存在命运和生命流程，表达了朝着女性世界向度和深度掘进的创作趋势，研究中须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于那些女性意识不是很鲜明的，或者说超越了性别的意识，站在“人”的文化立场创作的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意义的文本，研究中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重视，在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女作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社会、文化、历史、家庭、国家、民族的思考，充分肯定展示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对中国女性文学宽度和广度的拓展，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女性文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
研究重点可放在反映生活和表现人性的真实性和深度上，放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历史变迁与时代变革上，放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文化审美特征的探索上。
（三）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警惕话语霸权
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族群，感受民风民俗，把握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尽可能减少文化误读的需要。学术上允许其他民族研究和评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但是任何人研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都须充分尊重原作，尽量客观地反映文本原貌特点。研究时要以客观描述为主，要从女作家的自身经历出发，了解女作家作品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和民族情感。
研究中，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对把握不准的问题，尽可能以商榷的、质疑的对话的态度思考和阐释，做到留有余地，对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地位，吃不准的，可以等时机成熟了再行研究，或以科学的态度留待后人继续研究。总之，宜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和准则贯穿研究始终。
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当然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鉴于目前学术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妇女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因此，在探索女性自省、自审命题时，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痼疾时，注意其与中国传统汉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传承关系，指出其与中国男性中心文化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中社会性别意识滞后的问题，慎勿用过于超前的超越历史发展的观念求全责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探究，切勿越俎代庖，须警惕话语霸权。
【参考文献】
[1]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j].民族文学研究．1998,(2)
[2]云峰．系统扎实开创前瞻[j].民族文学研究1999,(3)
一、明壮心：梳理壮族传统文化特征，为壮族文化“正名”
壮汉族群自秦汉以来经历了由对立冲突到共融共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壮族以其开放的胸襟汲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吐故纳新，至今仍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壮汉互动和融合日益密切的现实，许多汉族学者和官员及相关人士，都不同程度地认为壮民族缺乏本民族的鲜明特征，“壮族没有特点”成为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壮学研究有必要正视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回应，澄清模糊的认识，阐明壮族文化的特征。事实上，壮族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不断地经历着重组与再生，但是其深层文化精髓仍根深蒂固地在壮族人民的血液里流淌。只是在长期的壮汉文化接触、交流与融合中，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被不同程度的遮蔽了。在党中央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壮族学者义不容辞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梳理壮族文化的悠久历史渊源，明确壮族文化本质特征，认识壮族文化的更新机制，如此方可更为有效地宣传和弘扬壮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增强壮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实现壮民族的振兴与社会文化的繁荣，通过重新审视壮民族的传统文化，深挖民族文化精髓，唤醒沉睡在人们心中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创造潜能，切实地提升民众的精神生活品味，实现心智的澄澈与统合”。①
为了让本民族人民对本族群的精神活动、精神生活、信念系统、思维结构、人格塑造、价值取向、情感体验、心灵境界、文化精神、民族意志等方面有全面的了解，也为了改变外界由于对壮族文化渊源和文化特征的知之甚少而造成的“误解”，一批壮学研究者身负重任为壮族文化“正名”。覃德清教授以其多年对壮族的系统研究，从精神和心智层面全面论述壮族文化，梳理出了鲜明的壮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基于水稻培育和种植基础上形成的“那”文化和“弄”文化，是壮族文化衍生的根基，是壮族文化开放性与封闭性特征的基础，是壮族“坚忍聪灵，宽和明达”的文化心理与民族性格形成的物质条件；基于诗性思维外化成果而创作的以《布洛陀》、《嘹歌》和刘三姐民歌为代表的歌咏文化传统，是壮民族诗性思维与诗性智慧的体现和代表，反映了壮族人民独特的思维结构、情感体验、信念系统和价值取向；基于原生基础上形成的自然崇拜、图腾信仰、祖先崇拜、信仰和布洛陀人文始祖等信仰，体现了壮民族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世界观；基于高超智能水平和工艺技术而制作的崖壁画和铜鼓等，是千百年来壮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另外，与汉族长期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壮族多重的文化认同，与汉族共同搭建了壮汉文化互助共赢的运作机制，体现了壮汉文明共生模式的人类文明史价值，更加彰显了壮族文化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征。总之，“壮族传统文化特征”这一部分对壮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历史演进等做了详细的论述，使得壮民族的历史文化非常立体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覃德清教授在绪论中指出的“壮族传统文化特征部分明确壮族现代文明重组以及演化发展的地域区间、生态环境背景、族群文化渊源，从纵横交织的网络体系中，确认壮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强化历史的纵深度，将壮族精神文明建设置于深厚的历史与族群文化格局中，给予多方位的审视，避免就事论事地对壮族精神文明作平面式的简单分析。”②
二、立壮志：乘精神文明建设之风，推进壮族文化建设
《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的后半部分“壮族现代文化建构”探究壮民族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发展方向，表达了作者对壮族文化发展的见解与关切之情。
覃德清教授认为，文明社会的现代建设，不是单纯的模仿文明的外表，而重在民众的心智结构的统合。壮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首先，最主要的是唤醒麻木的民族意识，找回失去的民族记忆。其中，校园可以作为民族文化展演的有效空间，因此，民族文化进校园作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力举措，得到作者的充分肯定。同时，覃德清教授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三语”教学，即从壮汉到壮汉英并重的壮族教育改革设想，并指出“唯有置身于全球化的场境中，壮族文化的鲜明特征方有机会得到彰显……壮族人只有深入汉文化圈和英语语境，才更为真切的意识到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进而充分理解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紧迫感。”③要实现壮族文化的现代建构，就要唤醒壮族民众的族群记忆，找回民族认同的文化根源，培植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以迎接21世纪社会文化发展大潮流的挑战。
在壮族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和谐”理念是壮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覃德清教授对壮民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提升和人格塑造的论述中，阐发了壮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内涵，提出了“和乐美境”的营建策略。在壮族地区实现“和谐之境”、“富乐之境”、“美化之境”的构想是后现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融合体，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与安详，达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完美结合，最终上升到高层次的审美愉悦。“和乐美境”的构想和覃德清教授在《关于开展岭南民族研究的构想》中提到的的“五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五安”包括安居、安业、安家、安身与安心，这是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理想境界。天人和谐与人文重建是覃德清教授关注的学术视角，本书字里行间亦体现出了覃教授的这种学术旨趣。
壮族聚居区处于西部文化和东部文化、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多层文化重叠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以及人文资源，因此，在生态文明与壮族小康社会建设中，作者认为不能盲目地模仿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道路，走传统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应更多的关注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将会让壮族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村落的建设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新村落的选址、现代化建筑的搭建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不能只为了单纯的物质生活享受，而更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对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的好时机。小康社会既要物质的富足，又要精神的充实，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民族文化之根，否则，在人们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挥之不去的将是精神生活的空虚。
壮族现代文化建构是中华各民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下，壮族人民应明确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寻找壮族现代文明重构的正确方向，以繁荣壮族文化建设。
三、兴壮学：借鉴文化人类学学理，充实壮学研究理念
《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注意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对壮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人文重建问题进行探究，用指导变迁的理论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文化人类学的参照意见。同时，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日臻完善，在很多跨学科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相关前沿理论与方法的传播与应用也因时代、地方、领域的不同而得到新的阐发。
壮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叶，是以研究壮族社会群体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壮学的历史使命一是增进壮族人民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继承和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推动壮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壮学丛书》大致由壮学典籍资料和研究专著两个系列组成，《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是壮族传统文化研究和壮族现代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党中央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覃德清教授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融入壮学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当中，着实是将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壮学研究的有益尝试。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始终贯穿该书的始末。该书的调查研究工作自1988年开始，最早是以文献法和观察法为主，从文献资料中提出了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族诗性思维特征的关系，为成书提供了阶段性的成果；第二阶段作者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了调查研究，以实地调查为主，采用了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主要以族群文化为主，强调以民心调适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旨归；在深入调查的第三阶段，作者走访了广西的主要壮族聚居区，采用文献法、观察法和访谈法，加深了壮族诸族群卓越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智慧的体验和理解，提出了“天人和谐、文明共生”的初步构想，积累了各典型村落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落实情况，为全书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田野资料，充分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实证精神，使该书避免了纯粹的理论分析与阐述。
由于56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不尽一致，因此也决定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要继承和弘扬，也要有所淘汰和摒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品位。壮族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表现和成就应在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先导作用，而壮族是广西的主体民族，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构的有效进行，对高效推进广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至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覃德清教授的《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及时出版，从学者的角度阐释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为壮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壮族文化的现代建构，提出了理论思考和丰富的现实例证，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文明重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吴秋燕，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0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