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关键词：心理学；方法论；主观性；变革；Q方法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4－0302－06
1心理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变革
自1879年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科学心理学所遵循的始终是客观主义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追求的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正是因为方法论的科学性，才使心理学在100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应该归功于客观的研究方法。但是，自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开始，心理学方法的多元论主张开始凸显，客观方法只能揭示人类心理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不得不求助于主观研究范式下的方法，这就使心理学研究开始转向寻求方法的多元化之路。受詹姆斯的影响，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将那个时代的“显学”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提出了类似于詹姆斯多元方法论的主张。虽然很多心理学先驱都试图利用主观的研究范式发展心理学，但这种微弱声音不断地淹没在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不断高涨的呼声中。20世纪末现象学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出现，使得主观研究范式逐渐走进心理学家的视野，主观研究范式正逐渐得到重视，并运用到日常心理学研究中来。其实，在现象学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之前就曾有过一场心理学主观研究范式革命，这就是被称之为操作主观性的主观性之客观性研究方法－Q方法(Q方法论)。Q方法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后，始终未受到足够重视，原因是20世纪20年代至今，主流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交替的主宰着科学心理学，而他们重视的是客观研究范式而非主观研究范式。尽管Q方法仍在努力求得在方法界的科学地位，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被逐渐接受和认可，并在新的呼唤心理学主观性研究的浪潮中，再次以方法论的“显学”身份出现在心理学家的视野中。
Q方法作为一种主观和客观兼顾的方法论体系是由W.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并发展起来的，Stephenson是一位核物理学博士和心理学家，他的方法体系在现在看来，常被称为是一场使心理学措手不及的方法论主观性革命。20世纪末，Stephen-son去世后，由他的弟子S.R.Brown继续将这种体系传承下来并进行了发展。Stephenson(1980)始终认为：“我们的情感、偏好等都可以像测量行为一样，科学的进行测量和研究。”他反对使用标准化的测验和来自大样本的评定量表和心理问卷，主张对单个被试的研究仍可以得出科学的价值，如，冯特和屈尔佩的实验研究，都提出了被试个体的剖面图，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研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研究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都使用了单个被试(尽管并不全是人类)，如果他们当初使用的是团体平均数，或许平均数会掩盖真实性而不能得到他们的经典型实验结果(Mogan，1998)。但是，从冯特开始至今，用于大样本的心理评定和实验研究方法始终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因为这些方法通过统计学计算皮尔逊积差相关之后，使用了r相关，因此这类方法往往也成为R方法。Stephenson(1953)在考察了R方法之后，认为这种方法使被试处于被动反应之中，忽视了人作为人的主观性，而且大量样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比单样本有价值。因此，提出一种操作主观性的Q方法论来替代R方法论，这种操作主观性就是通过Q方法论表述其自身的主观行为。文章将沿着Ste-phenson和Brown的发展脉络将这一主观性方法重新挖掘呈现，并提出该方法论对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启示意义。
2Q方法的操作主观性内涵
2.1Q方法的发展脉络
作为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Stephenson，敏锐的发现心理学与物理学的差异，物理学研究的是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物理现象，而心理学则研究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心理，对它们的研究就必须要区别对待。因此，Stephenson主张心理学研究寻求的是人而不是测验项目之间的相互关联，他不断发展和扩充该体系。Stephenson(1980)认为这种体系更应该是行为主义的，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主义与传统行为主义不同之处是它接受主观性，传统行为主义拒绝所有主观主义的心理主义，将“主观性”与不可靠的心理联系起来，忽视了诸如思维、想象、情感等这样的人类活动。Stephenson(1982)拒绝接受主观性与客观性分离的状态，他接受了本特利的相互作用论和Kanto的交互行为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心理事件不是存在于内部的心理或外部的身体，而是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这样就没有所谓的心理与身体的区分，有的只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具体的交互作用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完全可以进行科学的精确研究。进而他坚持认为信念、情感、观念等具体的行为，能够通过Q方法论进行沟通和系统的分析。但他的这种坚持曾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Feb-braro(1995)认为：“针对个体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科学必须寻求一般规律和普遍原理，它不能建立在对个体内部行为或主观性的研究基础之上，虽然Q方法论的定性与多变量技术很精密，但以单个个体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尽管Q方法遭受到批评，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精神在心理学领域已经扎根100多年，这种新鲜事物必然会受到排斥。在Ste-phenson去世后，他的学生Brown(1996)坚持不懈的对老师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发展，在他的努力下，产生了促进该体系发展的新契机，国际主观性科学研究协会每年把来自各门学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召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主观性科学及其应用问题。可见，Stephenson创立的操作主观性体系已经在不同学科间引起广泛反响，并逐渐与日常应用结合起来，这种体系仍具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2.2Q方法的隐性假设
每一个心理学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假设，有些是显现的，而有些则是隐晦的，例如，从认知主义心理学出发，就包括很多基本假设，如个体既有身体又有心理，且二者不同，人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双重世界之中，一个是外部的物质世界以及另一个经验外部世界的内部世界，人的心理就是对外部世界信息的输入、编码、存储和输出过程。如，Kanto(1976)的交互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是心理学必须研究机体与物体、事件或其它机体之间交互作用，而不研究抽象的心理学概念。同样，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Ste-phenson在各种著作中，提供了一些信息，阐述了他的体系的原理、假设和语用学，但这些主题并非是直接以假设的形式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一种观点提出来的。史密斯(Smith，2005)在《当代心理学体系》中，对Stephenson的假设进行了归纳：(1)心理事件是由机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场构成的，场在背景中历史性发展着(采用Kanto交互行为心理学中交互行为场的公式PE=C(k，sf，r，rf，hi，st，md)这一公式来说明心理事件是交互行为场的函数)；(2)心理事件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从个体自己的观点来看，它们是主观的，从某个其它个体的观点看(自我参照)，它们是客观的(他人参照)；(3)许多被称为是心理、意识或自我的心理行为是主观行为或自我参照行为，因此，让被试测量他或她自己的方法，以及通过保持这些意义并确定个体如何持有这些意义的定量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心理行为；(4)只有当信息是很重要的时候，用实验者确定的意义取代事物对被试的意义的平均法才是适合的。
2.3主观研究范式的客观化改良
一个多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评价标准在心理学科中成为难以动摇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与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有很大关系(霍涌泉，王传东，2009)。Gergen(2001)指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挑战是需要从实证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心理学的两种文化(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有效地揭示了人类心理的一部分，但是却未能揭示完整的心理，自然主义所采纳的是物理主义的世界观，方法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自然科学取向，客观主义，还原主义的研究原则，因果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是其根本特征(佟冬英，2005)，它所能触及的仅是心理学的客观性。而人文主义认为客观研究范式将人“物化”，忽视人性的主观自觉性，没能全面的揭示人的心灵，它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直觉主义的人本学、整体主义的研究路线和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看做是其基本特征，因而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事实上，心理学的两种范式传统都未能完整揭示人类的心理，始终未能真正完全地跳出二元思维的桎梏，客观研究范式以实证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物化，走向了客观主义；主观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非理性化，走向了主观主义。
Stephenson所倡导的Q方法论可以看做是对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调和的一种努力，他所发展的Q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有着自己的假设和主张，这种方法论既不同于客观研究范式也不同于主观研究范式，他既追求主观性又不忽视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Q方法论反对身心二元论，反对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传统区分，反对行为时神经决定因素的功能。Q方法论的操作主观性拒绝了二元论，也就意味着也拒绝了既存在着可被观察和测量的外部行为，又存在着独立的、不能被观察和测量的，仅能从行为上推测出的内部状态的假设。因此，Stephenson(1968)在《意识出去－主观性进来》的文章中用主观性替代了意识。Brown(1993)就认为：“Q方法论可用沟通性的经验主义取代意识的形而上学，它借助于这种简单的便利手段为主观性科学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主观性”常用来指心理或内部经验以及“客观性”的对立物，但Stephen-son(1968)完全将它作为一种观点，并在它具体行为的意义上认为它是完全客观的，能够用完全的科学法则，满足科学方法的每一个规则和程序加以测量和研究。他所指的“主观性”也就意味着“个人能够对他人或自己谈论的东西，它具有完全可以通过操作获得的形式，即不是通过意识、自我等的预先设定，而是通过Q分类和因素分析的方法获得”，并坚信客观性与主观性唯一的区别就是观点，即从我的观点来看是主观的，从他的观点来看是客观的。在Stephenson(1980)看来，想象与骑自行车一样都是行为，尽管他批评行为主义排斥主观性，但是他仍认为主观性正像行为主义为了试验目的而广泛使用的大白鼠的行为一样是客观的，而且所有的经验都是行为的。可见，Stephenson尽管极力强调主观性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作为核物理学家的Stephenson并没有完全扬弃客观性研究的范式，而是将主观研究范式进行客观化的改良，我们可以称Stephenson其实是在调和客观研究范式与主观研究范式，但这种改良很显然迎合了当下现象学心理学的主体性倾向，同时也弥补了实证主义在对人类心理揭示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3Q方法作为技术的操作
Q方法既然已经发展成一种方法论体系，那么它必然是以其具体操作技术为基础的，Brown(1993)认为Q方法作为一种技术，可包括三个过程：形成群集、抽取样本和处理结果。
首先，围绕一个主题提出一套陈述称为群集(Concourse)，Brown(1994)将群集视为：“真实的生活资料，从情侣们或伙伴们善意的取笑，到哲学家和科学家睿智的讨论，到梦中和日记中找到的个人思想。从群集中能够产生新的意义、酝酿出巧妙的主意、做出发现；它是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中创造力和同一性形成的源泉，Q方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揭示一个群集的内在结构，即支持群集的思维向量，反过来，思维的向量也是由群集所支持的”。集群一般可以通过对被试的访谈而获得，也可以通过书面的或其它言语材料组成，它既可以是言语的，也可以是图片、音乐、味道的等与方案有关的项目材料。如，在心理咨询中，我们可以询问来访者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疗法，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的疾病等，来获得一个关于行为疗法患者的群集。
其次，群集形成后就要从中抽取被试将要将其分类别的项目样本，具体要求每个陈述都分别写在一张卡片上，并随即编号，将卡片打乱，让被试从“强烈同意”到“强烈不同意”或从“非常喜欢”到“非常不喜欢”等这样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并根据每种指导语条件将卡片进行相应的分类。如果是针对单个被试，那么被试将作其他的分类，如，“根据你现在对于治疗的感受情形”分类，或者被试可以再开始或者治疗间歇，根据“”你现在对治疗的感受来分类。如果同时进行多个被试实验，既可以要求他们做同样的分类，也可以做如单个被试的多种分类。另外，Q方法对被调查者所分各个类别的相对数量也有规定，即处在中间类别的语句数量要多于处于两极的语句数量，使其分布形成一个对称的正态曲线。分类结果通常摆在桌面上，从+5到－5顺序排列，如果所用语句较少，从+4到－4排列，甚至有时可分成3类。它的独特优点就在于它允许被调查者把他们不熟悉或不确定的选项放在中间类别。这就确保测量结果能与主体自身经验一致地反映他的观点(Stephen，1985)。
第三，在抽取陈述样本，并且被试对陈述进行分类后，研究者需要对分类结果进行客观化的统计处理。研究者要使用卡片上的编号来标识陈述在分布中的位置，从被决定的因素中计算出一个相关矩阵。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因素分析来揭示出不同的主观性群体，因为因素分析的数值并不能确切告诉研究者每个群体的特征，因此，还要返回到包含在相关中的最初Q陈述，考察构成因素的基础陈述。并对被试进行访谈，直接询问被试做出分类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从这些访谈中得到的语句又组成另一个Q研究的集合，这个新的Q研究将进一步增进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在此课题中反应的理解。
4Q方法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超越
4.1评定量表与Q方法
Q方法作为一种将主观研究范式客观化改良的方法，它在很多方面都要优越于客观测量和主观解释，1980年Brown针对客观测量方法，如评定量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首先，在价值涉入上，认为评定量表并没有像使用者阐释的那样脱离了主观性，是一种完全客观的测量方法。其实，评定量表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量表的编制本身就是在研究者大量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倾向上建立起来的，在被试对量表进行反应之前，研究者就已经清楚被试的反应将意味着什么，并抱有期望。因此，Brown(1994)认为这更接近创造而不是测量，这种所谓的客观性测量方法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表现。其次，在与被试的关系上，传统评定量表被赋予相对稳定的意义，并根据在某些项目上的总体常模来解释对反应的意义。他认为这样做给予了项目太多的责任，给予对项目的反应太少，忽视了项目和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忽视了随着变化的情境而发生的变化。因此，个体的独立观点依赖于量表的先前意义，使得对量表的统计分析在知识方面很少产生实际的进展，因为当要求研究者解释结果时，就不得不再返回到了量表建构的主观性上来，项目与个体的关系以及变化着的情境成为了被忽视或者尽量回避的控制变量，从根本上讲，这既无助于客观揭示心理，也无助主观阐释心理。第三，在结构构成上，评定量表常常从理论结构(推论、结构、比较、描述、假设)开始，并从中演绎出假设，通过建立量表来测量这种预先的结构，使用量表得分界定个体具有的特质，将思维、情感等视为可以用量表间接测量的。Brown(1993)则坚持认为，Q方法的结构来源于根据主题先进行观察或者访谈，然后形成结构，而不是界定和附加结构。正因为Q方法不预先设定任何假设和常模，所以它更多的是用来发现而不是检验。第四，在研究的效果上，评定量表等客观测验要求一个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只有高信度和效度的量表才能大部分的反应个体的心理状态，因此，结果需要信度和效度的支持。而Q方法作为一种操作的主观性研究方法，它既不需要信度，也不需要效度，对主观操作来说，没有对或错，不需要绝对的效度概念和信度概念，它的效果依赖于个体特征的阐释。正如Stephenson和Kanto认为的那样，每一情境条件都是具体的，没有一种逻辑原则能适用于所有个案，客观研究范式传统的量表用对各种特定行为产生的错觉蒙蔽了我们，而Q方法则提供了处于主观性科学归纳框架内的事实，以及过去对成千人进行问卷调查也得不到的理解认识。
4.2R方法与Q方法
赵德雷和乐国安(2003)认为R方法是主流心理学求平均式的从样本到总体推论研究方法的统称，这种方法与Q方法在某些时候容易混淆，因为它们都使用统计分析技术，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首先，二者对“误差”的理解不同，R方法关注构成心理事实的平均量，认为样本与样本之间的主观性差异成为“误差项”，必须尽可能分离和排除。同样，在实验方法中，独特性也成为每一个处理组内的误差项。而对于Q方法来说，“误差项”是个体自己表达的观点，可以通过Q分类中形式上的表征而使它成为客观的，“误差项”成为了Q方法的核心，它强调发现意料之外的特征，即R方法中的“误差项”，并集中关注这些发现；正如Brown(1980)指出，在R研究设计中，主观性是偶然的、随机分布的，而在Q方法中，客观性是偶然的、随机分布的，一个陈述对另一个陈述的相对主观重要性成为测量的目的。这就正如Stephen(1985)认为的，这就使Q方法处于能够测量个体之间的关系的位置上，而不是把个体之间的关系视为“误差”。其次，对假设的理解不同，在R方法中，假设被建构的是单独存在的，是自主的和确定的，而且测量的过程要独立于那个绝对的特质，即测量项目与个体的主观性是分离的，没有关系的。这种假设对于使特质之间相互关联来说是必要的。Q方法则与之相反，它假定测量和意义是相互依赖的，个体赋予Q项目的意义正是在分类中形成的。因而，在Q方法中变量是个体而不是测验项目，也就是说，在Q方法中，个体在分类中测量的是个体自身，在R方法中，个体是被自身以外的别人来测量的；在Q方法中，个体被分来并且被分类到相似的因素中，在R方法中，个体是被“平均”过的，个体特征已经不存在了。第三，二者对目的的理解不同，相对于主观性研究方法，R方法试图集合所有的人类属性，然后将它们整理的“像原子那样井井有条”，Stephenson例举了“大五人格”，认为“大五人格”就是通过因素分析，在寻求人类普遍的属性，将这些属性按照不同的类别进行归纳，寻求一种共性。然而，Q方法注重在具体情境中发现人的具体的行为，它不探寻一般性，因而，由R方法建构的特质用认为的事件掩盖了或取代了实际的自然事件。最后，二者对取样大小的理解也不同，Q不像R那样经常使用大量的样本作为被试，Q方法能够在一个特征相对独立于其它特征分布的情况下来揭示这个特征，它总是致力于个体和特殊性，通过是个体而不是测验项目相关，这就使研究可以使用一个较大的测验项目而使用较少的个体进行因素研究，并且这种取自小样本的研究，往往能够获得平均化的传统测验所不能获得的有价值的材料。
5Q方法的应用及启示
关键词：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差异；相融
当理性主义一次又一次用数据表明“真理”时，我们经常只是被深深折服，并深信不疑，或是再次臣服于实验研究的不容置疑性，但所谓的一些“真理”不断被，地球不是中心，万物也不是上帝创造，经典牛顿力学也受到来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挑战，人们也渐渐看到现实的复杂性和不可测量性，后现代主义思潮为这一切迷茫带来了解释和答案，而所谓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我们意识到现实问题的模糊性时，研究范式也出现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之争。
1、“质”“量”之异
根据新力市场研究（DMBResearch）资深研究人员表示，定量研究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就是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去测量。定量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特征按某种标准作量的比较来测定对象特征数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间的量的变化规律。由于其目的是对事物及其运动的量的属性作出回答，故名定量研究。
一般量化研究的问题可分为三类：现况不明的问题称为描述性问题；关联不清的称为关联性问题；因果不解的问题称为因果性问题。而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社会调查、实验研究和结构观察。而在资料和数据收集；也是量化最突出的环节需要采用一些统计分析方法：描述统计、样本平均数的差异显著考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量化研究在具体运用别强调操作化、概括化及客观性。量化研究采实证主义的观点，以统计分析探究社会的现象，企图建立放诸四海皆准的原理原则，更进一步解释、预测和控制社会的现象。量化的研究者皆认为社会的现象可透过观察而得，强调价值中立的态度，以达成客观。
关于质化研究，陈向明总结了质化研究的主要特点：“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
质化研究强调通过被调查者的眼光看世界，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有对事件的主观认识及其建构。这一观点反映了社会建构论的影响。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人物格根曾经指出：“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里，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既然在社会生活中我们面对的仅仅是一种建构，那么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对象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研究者要透过被研究者的眼光看世界，分析研究对象怎样建构了他或她的世界，通过彼此的沟通和协商，建立对社会生活的共识。质化研究就建筑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上。
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看，质化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研究设计，2.问题的选择，3.资料收集，4.整理分析，5.成果表达，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评估。质化研究因强调被研究者的观点及整体主义的研究进路，因而多采取开放而富有弹性的研究策略，将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分析等环节交叉循环进行。
质化研究的主旨是掌握并设法理解当事人对事件的主观意义及建构，为把握个人的主观意义及经验，就需要展现、了解并理解当事人生活的背景，从这个意义讲，质化研究可以称之为脉络、描述或解释性研究。
2、“质”“量”相融
就研究目标而言，两种研究范式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并且从上述的比较重能够看到两种范式的研究步骤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的方法上有不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再精确地计划也无法完全复制到现实问题中，面对复杂化、模糊化和不确定性，辩证的、开放的、批判的态度才是研究过程用该秉承的精神。对科学的最新定义是：有待证伪的假说。因此我们所做出的研究结论并不是一个定论、一个真理，知识一个结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质化研究对现象的客观描述和解释是合理的，而在取证的过程中，当然也需要有力的数据加以说明，因此，在相应的环节选用适当的研究方法能为我们带来更加有效可靠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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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5）.
【中图分类号】R179R395.6
【文章编号】1000-9817(2008)12-1157-03
【关键词】精神卫生；概念形成；参考标准；方法；学生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成为高校乃至社会各界关切关注的议题之一，其焦点是大学中有多少人有“心理（健康）问题”。然而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却迥然相异［1］。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当前学界对评价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理论基础的研究非常稀缺。为此，笔者对评价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中的4个学理问题(界定“心理健康问题”概念中研究方式的非连续性、判定“心理健康问题”标准中研究水平的非综合性、评定“心理健康状况”中偏好与取向的差异性和方法、工具的多样性等)进行反思。
1界定“心理健康问题”概念中研究方式的非连续性
在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中，从学科维度对“心理困扰”、“心理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心理正常”、“心理异常”、“心理失常”等体现心理健康教育学学科特征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目前上述“话语”还处在由大众俗语向学科范畴发展的过程中，其根本性原因是在整个心理健康学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心理健康状况）、理论体系（“心理健康问题”等概念界定）和评定方法三者之间的契合程度比较低。具体为：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相比，是个具有多重属性（生物、社会、文化）、多个方面（感知、情绪、意志、行为、人格和社会功能等）、内隐性程度高、客观指标少等特点的一个复合体。“人的心理特质显然具有内隐性，人们不可能像测量重量或长度那样直接测量人的心理特质的量，而是通过测量个人在特定情境中的外显行为来推断他的心理特质”［2］。特别是随着健康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应地逐渐增加了心理健康理论体系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一致性的难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在主观层面对这两者之间一致性的认同度也日趋下降。
心理健康状况的理论体系与其评定方法之间的主要匹配问题是：这2个领域里运用的研究方式是非一致性的、不连续的，即前者常用思辨性的方式进行探讨，以文字来反映；后者多以定量式求证，以数字为标识。在理论建构中，通常对“心理健康问题”概念的研究，往往采取的是定性（描述或现象学）的研究方式。定性研究方式是指采用书面的、言语的和观察的办法，取得有关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的描述性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做出定性分析。这种研究方式的优势是满足心理学研究中的意义性要求。所谓的意义性，就是要求心理学研究尽可能揭示人的高级心理过程，尤其是解决对当前社会实践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学问题。如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1946）对心理健康的定义为：“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以及情感上，在与他人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的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和密特尔提出被认为是界定心理健康的10条经典标准：(1)有充分的自我安全感；(2)能充分了解自己，并能恰当估价自己的能力；(3)生活理想切合实际；(4)不脱离周围现实环境；(5)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6)善于从经验中学习；(7)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8)能适度地宣泄情绪和控制情绪；(9)在符合团体要求的前提下，能有限度地发挥个性；(10)在不违规范的前提下，能适当地满足个人的基本要求。显然，上述定义和标准没有指出不具备其中的几项或在某一项上严重到何种程度或持续多长时间就可以判定为属于有“心理健康问题”。因为渗透在“心理健康问题”概念理论研究中的核心意蕴是，心理健康状况是连续体的（心理健康是不能简单分为健康和不健康的）和多面体的。“每个人的心理在各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某些方面好一些，另外一些方面则薄弱一些，很难将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定位在一个点上。人们应当以连续的眼光看待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从不健康到健康，大多数人都处在这个连续体的中间位置，很少有人是完全的不健康，也很少有人是完全健康的”［3］。
在实践评定中，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界定，基本都采用定量（实证）研究方式，即从数量化的思路出发，运用心理量表或其他手段对心理特征及心理活动作定量测定，并对所测得的数据进行严格的统计分析。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是解决了心理学研究中的客观性要求，而所谓客观性是指要求心理学研究尽可能得出客观、确定的结论。在高校领域，目前是以测验法为主要方法来进行评定的。一般是用心理健康自评量表或人格量表来进行测评，以被试（大学生）在一次评定中得分（以原始分或标准分）是否超过该量表的常模来界定其是否有心理健康问题。如马建青等［4］用SCL-90来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樊富珉等［5］用UPI来评定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贯穿评定中的基本预设是，心理健康状况是二分（可以分为健康和不健康的）的和单面的。由此形成评定心理健康状况的方法难以充分反映心理健康状况的理论体系，因而这种定量（实证）评定方法与心理健康状况客观属性吻合程度相对就更低。因为“当我们把心理活动和过程转换为某些统计数字时，实际上失去了不少有关心理过程主观性质的信息”［6］。“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目前为止，很多心理现象尤其是复杂、高级的心理过程，确实无法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尤其是当前实践需要研究、需要心理学科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都难以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7］。
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在界定“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等“属”概念时，只能紧密依托、参照心理健康教育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等“种”概念界定中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由此，在界定“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等概念时，上述三者之间符合程度就更迫切需要提高。
2判定“心理健康问题”标准中研究水平的非综合性
当前在评定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有问题或心理状况是正常还是异常，因不同研究视角而异，主要有以下4个标准。这些标准从其各自视角来评定心理健康状况，有其“合理性”，但从研究水平，即理论形态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非综合性”的烙印，其阶段性、单向性特征明显。
2.1个体内省经验标准内省经验指2个方面：一是指被评定者的主观体验，即个体自己觉得有焦虑、抑郁或说不出明显原因的不舒适感，或自己觉得不能适当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需要寻求他人支持和帮助；二是对评定人员而言，即评定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被评定对象心理正常还是异常的判断。
2.2统计学标准这是以统计学正态分布理论为基础，建立在心理活动存在定量差异的假设之上。在普通人群中，对于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特征进行测量的结果一般呈常态分布。其中位于中间的大多数人属于心理健康状况范围，而远离中间的居两端的则被视为“异常”。因此，评定一个人的心理状况是正常或异常，就以其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量得分（原始分或标准分）偏离平均值的程度来决定。
2.3医学标准这种标准是将心理健康问题和生理健康问题一样看待。根据一个人身上表现的某种心理现象或行为，便可以找到病理生理变化的根据，在此基础上认定此人有心理健康问题。其心理表现则被视为疾病的症状，产生的原因则归结为脑功能失调。这一标准在精神医学领域或被具有医学学科背景评定人员广泛采用。它的基本理念是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的脑部应有病理过程存在，并认为这种病理变化的存在才是评定心理状态正常与异常的可靠依据。
2.4社会协调性标准该标准参照社会学基本理论，是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以个体的心理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法律、风俗等社会规范（标准）来划分常态与变态。在正常情况下，人体能够维持生理和心理的稳定状态，能依照社会生活的需要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因此，正常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标准，能根据社会规范行事，亦即其行为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通行实践，是适应。如果由于器质的或功能的缺陷或两者兼有的原因使个体能力受损，不能按照社会多数人认可的方式行事，致使其行为后果对本人或社会产生不适应现象，则认为此人有心理健康问题［8］。
3评定“心理健康状况”中偏好与取向的差异性
与上述判定心理健康问题的多种标准、原则并存紧密相联的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在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过程中，由于自身学科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偏好、取向差异。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工作队伍（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评定人员，简称“评定人员”）的学科背景主要由3种类型组成：医学（精神医学）背景、心理学背景和教育学背景以及非常少量的其他学科背景。多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表明：上述3类人员在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因学科背景不同会有意无意选取各自偏好的参照标准。而目前区分心理健康问题的多种标准、原则的并存，则为他们多样化地选取参照标准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多数情况下，医学背景的评定人员偏好于界定心理健康问题的医学及其相关标准；心理学背景的评定人员偏好于心理学及其相关标准；教育学背景的评定人员偏好于社会适应及其相关标准。而评定人员对参照标准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取向、倾向，如医学背景的评定人员在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往往带有生物化倾向，未能摆脱健康的生物医学模式影响。这类评定人员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评定得严重些，较多地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消极面（消极取向）；教育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德育学）背景的评定人员在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则往往带有教育化、政治化倾向，常常把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评定得轻微些，较多地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积极面（积极取向），更多地体现了健康的社会文化模式色彩；心理学背景的评定人员在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时常是技术化程度有余，但人文气息不足。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体，在正常与异常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关键在于评定人员在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对不同心理健康标准的偏好和在此过程中渗透的取向、倾向等。
典型情况是：总体而言，不同领域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对具体是表现出何种性质、程度心理状态的人就可以界定为“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即在障碍涵义上使用“心理健康问题”与发展涵义上使用“心理健康问题”之别。如精神医学领域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往往认为那些具有严重异常心理（行为）表现或具有某些精神病性质症状的人是有“心理健康问题”，这是在障碍涵义上使用“心理健康问题”。而在教育（含心理）领域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常常把那些具有适应社会不良的表现或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烦恼，或由此而引发个体心理状态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的大学生认定为“有心理健康问题”，则是在发展涵义上使用“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学家的培训背景使他们更倾向于想到行为适应不良，而不是多贴疾病的标签”［9］。
4评定“心理健康状况”中方法与工具的多样性
心理评估的研究表明，由于心理健康的复杂性和评定方法的相对性等原因，用不同评定方法来评定同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特别是评定那些心理不够健康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时，得出结论时常会产生显著差异。科学方法是综合运用多种评定方法（包括测验与实验法、观测法、会谈法、产品与史料分析法等）互相印证来评定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对评定人员的心理评估素质提出很高要求，特别是在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整体心理评估素质不高且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就时常出现因评定人员使用评定方法的因素而导致评价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差异。有资料显示，用测验法来评定北京市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有16.51%的大学生可能有心理问题；采用自我评定法评定上述群体时，有10.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很差”或“较差”，认为目前大学生总体上心理素质“很差”或“较差”占23.1%［10］。
当前，多数高校用来评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工具主要包括心理健康（心理卫生）评定量表和与心理健康状况有关的人格量表，前者以SCL-90（症状自评量表）代表的综合评定量表和以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等为代表的专项评定量表，后者以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16PF（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和EPQ（艾森克人格问卷）等为代表。此外，对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时，常常使用UPI（大学生人格量表）。相比较而言，对集体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使用得较多的是SCL-90和MMPI，16PF等。除了这些量表均从国外引进外，评定人员使用这些评定工具的差异等实践性因素常常是影响评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透析当前评价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中存在以上学理问题，其动因不是否认、取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而是希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界理论研究人员对此有理性认知，尽快提高评价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科学化水平。如此更易于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的品位，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发展，促进大学生心理和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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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健康状态；评估方法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4-0707-03
TheCommonlyUsedAssessmentMethodsforSub-healthState
ZhaoXin，ChenJia-xu，WangLi-min，CuiHua-ting，CuiHai-zhen，KangChun-jie
（BeijingUniversityofTCM,Beijing100029）
Abstract:Theacademiahasmadealotofresearchforthesub-healthconcept,connotationandextension,diagnosticcriteria,detection,preventionandtreatmentsincetheemergencingoftheSub-healthconcept.Thisarticlediscussesthedomesticcommonlyusedmethodsabouttheassessmentofthesub-healthstate.Mainlythefollowingthreeareas:symptomsdiagnosticcriteria,ratingscaleassessmentmethodsandphysiologicalandbiochemicaldiagnosis.Thesethreemethodsofsub-healthstatehaveshownacertainrespect,butalsodefectexistsinmanyareas.Thispapermakesaconsolidationofthemainassessmentmethodsofthesub-healthtofindthemosteffectivemethodofdeterminationanddetectiontechnology,andusingitinthenextstepofstudy,thenexploringfurtheraboutthemechanism,physiology,orpathologyofsub-healthstate.
Keywords:Sub-healthState；assessmentmethods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以及思想认识的发展，20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由原有的生物医学模式开始向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类对于健康的关注已由单纯的关注“是否有疾病”，过渡到了关注“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健康状况”。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学者N.布赫曼（Berkman）教授首次提出除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外，人体还存在一种既非健康亦非患病的中间状态，即“第三状态”，我国学者王育学将其称为“亚健康状态”【sup】［1］【/sup】。有关亚健康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内受到重视。学术界对于亚健康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诊断标准、测定方法、预防与治疗，特别是应用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理论防治亚健康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正式了《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sup】［2］【/sup】，该指南认为：“如果存在目前医学上不能解释的症状表现，且持续3个月或以上者，可判定为亚健康”。此标准目前在国内有关中医药防治亚健康的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但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学术界对亚健康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评估方法等尚无公认的统一标准。本文对目前国内有关亚健康的主要评估方法进行整理，以期寻找最有效的测定方法和检测技术，将其应用到下一步课题研究中，进一步探究亚健康状态的发生机制或生理、病理变化。
1亚健康状态评估方法
目前国内有关亚健康状态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症状标准诊断法、量表评估法和生理生化指标诊断法。这三类方法在亚健康状态的研究中都表现出了某方面的优势，但同样存在多方面的不足。
1.1症状标准诊断法
症状标准诊断法即采用专家咨询法制定亚健康状态相关症状的诊断标准，由医生或研究人员依此标准进行判断。专家咨询法又称德尔斐（Delphi）法，1964年美国兰德（Land）公司首先将其用于技术预测中，是以专家作为索取信息的对象，由专家通过调查研究作出对问题的判断、评估和预测的一种方法。是在专家个人判断和专家会议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直观预测方法，特别适用于缺少客观信息资料和历史数据，而又较多地受到社会的、政治的、人为的因素影响的信息分析与预测课题。实践证明，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信息分析与预测，可以较好地揭示出研究对象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并可据以对研究对象的未来发展做出概率估计【sup】［3-4］【/sup】。亚健康状态的研究是在20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的，命名至今亦只有20年时间，历史数据严重不足。且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尚没有公认的统一标准；亚健康的症状以亚健康状态者自觉不适为主，受到社会、政治、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缺乏可明确定量的客观信息资料。这种研究现状符合德尔斐（Delphi）法本身的特点。通过专家咨询法制定的亚健康诊断标准，诊断症状均以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为主，临床使用中认为具有流行病学的诊断价值，在研究中广泛应用。如陈青山等按照Delphi法原理咨询专家，计算亚健康诊断标准的有关评价指标，并将拟订的亚健康诊断标准用于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取得较可信的结果【sup】［5］【/sup】。
1.2量表评价法
量表评价法是根据事先设计的等级评价量表来对被评价者进行评价的方法。实践证明，量表测量的结果作为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是可以计算和评价的。亚健康状态人群表现出的症状以自觉不适为主，包括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人的精神、心理、情志等活动状态可以通过量表进行评估，在研究中能够成为客观的证据。因此将量表评估法引入到亚健康领域，把自觉症状按照一定规则进行量化测量，从得到的数据来判断严重程度，能够相对客观的反映主观感觉性指标，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目前对于亚健康状态的评估，从而有效地判断和测量亚健康状态【sup】［3-4］【/sup】。
1.2.1常用量表评价亚健康状态判断的前提是确定并剔除健康与疾病状态。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下的定义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现象。其中躯体疾病状态可以通过各项临床检查实现，有各种症状、体征和客观指标检查支持，排除并不困难。而某些尚未被患者意识到的心理疾病、社会适应性不良等状态如何被界定为“不健康”曾经是研究人员面临的难题。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的已开发成形的健康测量工具,如健康测量量表、生存质量量表、心理测量量表、症状评测量表等，使用频率较高的量表包括心理社会应激评定量表（PSAS）、康奈尔医学指数（CMI）、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等，目前国内亚健康相关研究中广泛使用【sup】［6］【/sup】。但将这些测量工具应用于亚健康研究时,仍有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亟待解决。由于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采用的量表仍以从国外引入的为主。经过一系列步骤译出量表的中文版后,需要以我国人群状况建立相应的常模数据,才能使之对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相关状况具有判别能力。特别是一些心理、社会适应等方面指标受到文化传统、社会状态以及政治经济情况等多方面影响，量表的“正常值范围”是否适合我国人群尚需大样本检验。另外，量表评价法有时由于过于追求量化，要求受试者严格划分等级、程度，操作起来有一定困难。
1.2.2自制量表量表的设计直接引导着评价方向，量表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评价的质量。国内外广泛使用的心理社会应激评定量表（PSAS）、康奈尔医学指数（CMI）、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等量表都是针对健康或疾病状态评估而设计的，并非亚健康状态专用量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亚健康状态的临床评估和研究需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以上量表，根据课题需要研制了多种自制亚健康状态量表。如胡先明等参考其他诊断量表,制订出了亚健康症状标准诊断量表，对部分人群进行亚健康状态的评估，并分析了其相关社会心理影响因素【sup】［7］【/sup】。范存欣等在对广东高校教师心理亚健康状态进行研究时,参照了WHO生存质量和有关健康的内涵,并结合广东地区高校教师工作、生活、学习等各方面实际情况,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与亚健康诊断有关的躯体、心理、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亚健康的各种影响因素、疾病现状以及对亚健康的认知等54个条目,结果显示:高校教师心理亚健康发生率为43.90%【sup】［8］【/sup】。庞军等利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482例亚健康人群进行研究,研究项目包括反映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敌对情绪、恐怖症状、偏执症状、精神病性和其它等10个方面,结果显示亚健康人群存在诸多心理症状和不同程度的心理卫生问题【sup】［9］【/sup】。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由于亚健康本身的定义、范畴等还很不规范，尚未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诸多自制量表虽有一定共性，但具体评定方法、条目等与该课题组研究方向联系密切，置于其他类型研究时可推广性和可重复性欠佳。因此国内亦尚未形成业内公认的亚健康评定量表。
1.3检测评定法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在疾病临床和亚临床诊治方面的广泛运用的设备、仪器和技术，也逐渐用于亚健康状态的检测和评估。目前常用的方法如运用脑像检查（EEQG）【sup】［10］【/sup】、心电图、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机体免疫细胞功能检测、超高倍显微诊断仪（MDI）评估法【sup】［11］【/sup】、多媒体显微诊断仪（THMMDI）检测法【sup】［12］【/sup】、活体血液分析（LBA）【sup】［13］【/sup】、血液细胞阻抗测量【sup】［14］【/sup】、福贝斯远程健康检测系统（TDS）【sup】［15］【/sup】、量子共振检测法（QRS）【sup】［16］【/sup】等。
生理生化指标量化检测直观、准确，最大可能的避免了人为因素影响，利于进行数据分析比较研究。但目前研究中健康人群参考值很难界定。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会有诸多自觉不适症状,实验室检查可能有某些指标的变化，但尚未达到相应疾病的诊断标准，即仍处于正常值范围之内。如何在正常值范围内划分出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参考值仍是研究人员亟待解决的难题。
1.4中医学评估方法
亚健康状态是一种生理功能异常或衰退的状态，而非器质性病变，发展下去又会逐步进入疾病状态。这种认识与中医学中的“未病”有很多相似之处。“治未病”首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之。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之后又相继提出了“消患于未兆”、“济赢劣以获安”等，所谓“未兆”、“赢劣”都是对“未病”的解释，即不“健康”却又不属于“疾病”的虚弱或向疾病发展的状态。中医未病学中，所谓“未兆”即未有显著疾病征兆之时，而“赢劣”则是指虚损或不太健康，但不一定有病的状态，而这些内容，与现代所说的亚健康状态有很多相似之处。目前多认为“治未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未病养生，防病于先；②欲病救萌，防微杜渐；③已病早治，防其传变；④瘥后调摄，防其复发。因此，中医“未病”的范畴比亚健康的范畴要广泛的多，包括了对健康、亚健康、疾病及病后康复阶段的人群的调治，而亚健康状态只是中医“未病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与“未病”中的“欲病”状态更为接近【sup】［17］【/sup】。
同时亚健康状态是一种生理功能异常或衰退的状态，而非器质性病变，对于这种“状态”的认识与中医学中的“证”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医学诊疗过程中重视人体的主观感觉，认为亚健康状态主要是由劳逸过度、起居失常、饮食不节等原因，引起机体阴阳失调，脏腑气血不和所致，常出现疲乏无力，精神不振，食欲不振，心烦多梦，睡眠不安，抑郁或焦躁，记忆力减退，减退，工作效率降低等现象。综合分析这些症状虽然不能达到西医某种疾病的诊断标准，但在中医诊断中可以辨为某类证候，继而可以通过中医辨证立法处方进行调理和治疗。由此可见，亚健康状态的研究与中医“未病”和“证”的研究密切相关。因此探索亚健康状态的主要生理指标，进一步建立亚健康状态测评系统，增强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及时纠正生理功能的偏颇，有效地防病于未然对于中医研究人员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sup】［18］【/sup】。
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了《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规范了中医药防治亚健康研究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如亚健康的定义和范畴、亚健康的常见临床表现与中医辨证分型等,为中医、中西医结合与相关学科研究及干预亚健康状态提供了参考。应用此指南中的标准，更多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近年来的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医诊断评估方法。如中医四诊模拟检测、观指甲测亚健康、观舌测亚健康、观面测亚健康等。近年来的研究中亦出现了将多种中医诊法相结合试图建立全面的研究体系的文章。如亚健康的“九诊综合评估”包括望诊、闻、问、切、甲诊、心诊、子午诊、经络诊、脏腑诊等【sup】［19］【/sup】。费兆馥等在中医脉诊、舌诊客观检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用中西医学的相关知识，选用多种生理指标进行检测，并使用图像法进行分析，以期探讨亚健康状态的形成机制，建立一种多指标综合分析、客观评估亚健康状态的方法【sup】［20］【/sup】。韦玉科等应用模糊神经网络技术开发的亚健康状态常见症状临床诊断系统，在测定人体亚健康状况时，可以得到同中医专家诊断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的结果,也显示了较好的应用前景【sup】［21］【/sup】。
2分析
【摘要题】学术广角
1从赌徒的谬误谈起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1]：一名赌徒在打赌硬币是正面朝上或是背面朝上时的情景。如果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确实是随机的话，那么该名打赌者在任何一次压注时赢的概率都是0.5。假设这个人接连赌了5次，每次他都赌硬币正面朝上，而每次结果却都是背面朝上。现在他要赌第6次了，他该赌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呢？或者说这时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大还是背面朝上的概率大呢？显然，投掷硬币时连续5次背面朝上是很不寻常的，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赌徒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下一次压注时，他加大了赌注，依然赌了正面向上，在硬币连续5次背面朝上后，他愈发相信硬币将正面向上了。结果很不幸，这位打赌者又一次输了。打赌者的错误就在于对概率规律的应用，一枚真的硬币应该有一半的时候正面朝上，这些规律只有在无数次大量的事件后才可能成立。对于很少的尝试次数而言，这些规律不适用。那名赌徒所忽略的是，每次硬币投掷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前面抛掷中发生的情况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其实，赌徒对于第6次的尝试不会比前面的5次更有把握。正面朝上的概率依然没变。从某种程度上讲，赌徒的错误是很自然的事，他们确实是依据正确的概率规律所作的结论，经过大量的投掷，对一面真正的硬币而言，的确有50%的结果是正面向上，错就在把适用于大量事件发生时才有效的规律运用到了很少的事件上。在6次投掷中全部正面朝上或全部背面朝上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概率还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赌徒的谬误同样可能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
科学心理学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为了达成此目的，心理学工作者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是大量的完备技术。正是对这些技术的恰当运用和对所得数据的合理分析构成了科学心理学的支柱。科学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科学心理学强调经验观察，而只有科学方法所确立的信念才是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其他方法所确立的信念都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经验观察的正确方法包括收集数据的科学程序和分析数据的科学程序，因而对数据加以分析的程序——统计的使用和理解在心理学研究中就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正如Wells所言：统计思维的能力有朝一日将如同阅读与书写的能力一样，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必须[1]。但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仅仅是研究者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有时是对统计学本身理解得不透彻、不深入，有时则是由于统计学本身的逻辑性造成的。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能成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可以误用或乱用统计学的理由。如果不对这些现象作深入的剖析，如果容忍这样的错误一犯再犯，那么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越大，造成的后果也就越严重。甚至可能为阻碍心理学的发展。因此要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统计误用和乱用的现象。应该使自己在从事心理学研究时不会因为不小心而落入统计学的陷阱，也不人为地为别人设计统计学陷阱，同时在阅读他人的研究报告时也要注意不落入别人设下的统计学陷阱。本人把该文定名为警惕心理学研究中的统计学误用，其用意也正因为此。
2心理学研究中常见的统计误用
统计的方法是如此地有用，以至于有时我们似乎可以借助统计的方法使任何的观点站住脚。许多人都用统计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难怪有人这样说，世界上有3种谎言——谎言、该诅咒的谎言和统计。统计会说谎吗？其实统计本身并不会说谎，但它们却可以被人利用而给人以误导。以下是本人认为容易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统计误用和乱用现象。
2.1小或有偏样本的使用
在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希望利用统计分析推论出普遍的结论，因此我们常常使用大样本的研究范式。在大样本研究范式里，有非常多的被试，因而任何一个不寻常的参与者都不会对结果形成多大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普遍的结论。大样本研究设计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标准。因此取样问题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对数据作统计分析时就要想一想这些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它的取样合理吗？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建立在数据的取得是合理、正确的前提下，如果取样不合理，无论多么高深和精美的统计方法都是无计于事的。合理的样本、准确的测量是使统计结论正确可靠的前提。但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在取样的合理性问题上总会打折扣。下面两种取样的问题在研究中就经常会发生：(1)样本过小；(2)有偏样本的使用。许多广告就会用小样本或有偏样本来误导消费者，比如说在电视上有一位明星说他喜欢喝某一品牌的饮料。广告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印象，因为这位明星喜欢这种品牌的饮料，所以所有的人（总体）也会喜欢它。而回归假象效应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有偏样本的使用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所谓回归假象是指向平均数的回归，当我们从总体中挑选出极端分数组进行重测时，第二次测得的分数更接近于整个总体的平均数。我们在研究中经常会使用匹配技术，这时就可能有回归假象效应存在。如果在第一次测验的基础上对两组进行匹配，倘若研究者从通常做得很差的组中挑出高分者，从通常做得很好的组中挑出低分者，即使没有给予两组不同的实验处理，研究者仍可以预期他们在第二次测验中得分会很不同，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向平均数回归。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领先计划”研究。因此，无论何时你自己在进行研究和阅读别人的研究报告时，你都要问两个有关抽样的问题：(1)样本有多大？(2)样本是如何被选中的？
2.2在统计学的基础：概率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大部分是基于概率理论之上的，概率是统计学的基础。我们借助于概率达到对未来的预测。如气象学家会说，明天有80%的几率会下雨，或有20%的可能会下雪。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赌徒的例子。但倘若我们对概率的理解不透彻，就有可能犯错误，赌徒的谬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给予事件将要发生的先决条件，我们也很难有绝对的把握认为此事件必然发生，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发生机会的比率或是一特定的概率。如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具有某一心理特点的人中有90%难以完成某一水准的学业，我们能否就可以据此来预测一个具有这样心理特点的人就不能完成学业呢[2]？显然我们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概率和统计学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从总体中得出的，我们在总结自己的某一研究时，总会这样表述：从总体上说，什么是怎么怎么样的……总体上得出的结论在具体用到某一个人身上不能过分绝对化。
鉴于此，人们对大样本研究范式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个体的心理活动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并非都能作出普遍的概括。经过充分混合个体分数的“统计磨合机”的加工，这些独特性就丧失殆尽了。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3]。斯金纳就曾呼吁在操作性研究中使用小样本设计，因为他想强调削弱统计分析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把统计的作用夸大了，统计分析通常被看成了目的而不是帮助实验者推出实验结论的工具。
2.3显著性检验问题
众所周知，统计显著性检验在心理统计学教科书中是作为推断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引进的，它和参数估计组成了推断统计的两大基石[4]。心理学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如果统计检验的计算表明虚无假设可能正确的概率小于0.05，那么我们就可以拒绝它而接受另一个假设。因为拒绝虚无假设可能犯错误的机会如此微小，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么做是安全的。简单地就，推断统计被用于确定两种条件的结果差别是由自变量还是随机因素造成的。如果不同实验条件下所得的结果之间差异很大，而且这种差异由偶然因素导致的概率低于0.05时，那么研究者可以排除偶然因素导致该结果的可能性，而认为结果是自变量造成的。心理学家一般都认为推断统计比描述统计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它用了概率论的知识，从样本数据到总体性质作了科学的推断。但是简单的显著性检验在应用中却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结论在统计上被认为是可信的，但由偶然因素（统计信度仍保持5%的错误概率）、一些未被注意到的混淆因素、或者实验者误差所造成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例如，大多数聪明或大多数低智商的被试碰巧被分在一种条件中。尽管这些可能性不太容易出现，但有时它们确实发生了。
不少人对显著性检验存在误解，误认为经过显著性检验后其科学性就得到了保证，自己的观点就万无一失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近年来，人们对心理学研究中的显著性检验有诸多争议，Cohen在其著名的《地球是圆的(p＜.05)》[5]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列举。有鉴于此，美国心理学会统计推断特别工作小组发表了《心理学杂志中的统计方法——指导方针及其解释》[6]一文，以期引起人们对于显著性检验的思考。流行于研究者间的一句格言是“重复一次抵得上一千次t检验”，这句格言的要旨是许多研究者都相信实验验证要好于应用于初次实验结果的推断统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2.4夸大的统计图
统计作为一种工具，往往为受到使用者本人主观意愿的制约。有人曾感叹统计学家会说话。确实，人们在统计指标的选择、统计图表的制作、统计方法的选用上都可能会带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有一所高校近3年内因心理问题而被迫中断学业的人数从13增加到17、20人，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为了呼吁人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因而想让人们知道该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单单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就在不断增加，所以他们以年份为横坐标，以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为纵坐标绘制了一张统计图，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短，使学校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的增加看上去很突出。而学校当局则往往不愿意这样来宣传自己的学校，于是根据同样的数据可以绘制了另外一张统计图，他们通过把Y轴的标尺拉得很长，给人以学校因心理问题而中断学业的人数相当稳定的感觉。两张图显示的结果都是正确的，但要说明的问题却大相径庭。无怪乎人们把统计与谎言并列。而这种被夸大的统计图在心理学研究中相当常见。因此，我们在读图时，必须仔细看清图中的标尺。此外更重要的是要确定差异在统计学上是否可靠，而是不挖空心思地使差异在图中显得足够“大”。
2.5相关分析的误用
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会导致儿童的攻击吗？有人曾研究了三年级的儿童，对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及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进行测量，发现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0.21)，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相关系数呢？可以这么说：这表明了攻击性强的儿童倾向于观看更多的暴力性电视节目。但我们还能进一步说正是因为观看暴力性电视节目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吗？这涉及到对相关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理解问题。事实上，仅仅根据一个相关系数，我们无法确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单一的相关证据并不能作出有效的因果陈述。在本例中，我们可以把因果陈述颠倒过来：即儿童的攻击导致了他们对暴力电视的爱好，也有可能有第3个变量，比如说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儿童的攻击与对暴力电视的爱好。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要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则要借助于理论。或进一步对一些变量进行控制后作深入的研究，也可以对相关研究进行改进，如作交叉－滞后－组相关程序的研究（一种追踪研究，可以得出因素间的交叉－滞后相关），经过多重检验来提高相关研究的解释力。
对相关系数的另一个误用与取样有关，如果你取到的样本数据之间没有足够大的差异，就有可能产生全距限制现象，这时即使变量之间存在着高相关，但凭取到的数据却只能得出变量间的低相关，即由于取样的不合理性，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就不能反映出真正变量间的相关，这种现象在心理学研究中也很普遍，因为心理学工作者常常会使用同质的总体进行研究，比如只选用大学生群体，所以在解释相关系数时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有全距限制现象存在。
3防止统计学误用的应对之策
既然统计学在心理学研究中如此重要，那么统计学一旦被误用，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
要防止统计方法的误用首先要注意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素养，真正理解统计学的逻辑性。每种统计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研究者要了解每种统计方法的特点和使用的前提条件，并分析你的研究中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你所获取的数据适合什么统计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用某一种合适的统计方法。此外，对得出的统计结果应给予合理的解释。
3.2强调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理论可以被粗略地被定义为解释多个事件的一组相关表述。运用理论可以对数据和心理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的解释。如前面谈到相关分析一般只用于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但我们可以借助于理论来说明蕴含在相关背后的、对这种相关加以解释的本质。在从儿童对暴力性电视节目的爱好和其同伴评价的攻击性两者的高相关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出因果关系，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人们对吸烟与肺癌的发生率作相关研究时发现两者存在着高相关，据此，人们认为吸烟可以引起肺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相关证据，人们就在烟盒上印上了相应的警告语，而且也禁止在电视和其他媒体上作广告。在这里，相关可以被作为推论因果关系的证据，是因为其他的解释缺乏合理性。因为人们不可能在患肺癌后去吸更多的香烟以安抚肺脏，而吸烟会导致肺癌的生理机制也非常的显而易见。鉴于此，我们依然可以从相关分析中得出因果关系，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的作用。
在心理学中，理论具有两大功能：第一，它为数据的系统化和有序化提供框架。第二，它使得科学家能够在实验研究之前对一些事件作出预测。统计学绝不是思维的替代品，统计分析是一个服务于理论和假设检验的理论上的中立程序。理论和假设总是先于统计。在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忽视理论、将统计手段置于理论之上的现象，这无异于本末倒置。统计方法自始至终应该是为理论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统计而统计。
4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大问题。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近几年对该问题的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在反思定量研究的种种不足后又开始将目光投向定性研究。有人就反对用定量研究，认为：怎能将儿童的天真无邪、初恋的柔情蜜意、飞车疾驰的惊心动魄以及足球队失败后的撕心裂肺用客观枯燥的一串串数字来把握呢？
在心理学界，人们往往认为不能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性研究，能够对资料作量化分析的即为定量研究。这一区分标准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二者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定量研究的科学性高于定性研究。事实上，单靠统计未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许多迷信定量研究的人，常常不关心如何收集具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料，而是寄希望于先进的统计分析手段，热衷于各种“数字游戏”，希冀用高明的统计方法来掩盖粗劣的原始资料。这好比先进的机器设备加工劣质的原材料，如果输入的是垃圾，无论最先进的设备也只能生产与垃圾相关的产品。同时，过分强调定量研究，常常会使心理学研究走上非人化的道路，人的情绪情感、动机和主观感受常常被忽略，这会导致心理学的畸形发展。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有感于心理学研究过分强调收集信息和提供理论解释时使用的大量完备技术而忽略心理学研究的人化，在《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7]一文中说：心理学研究要从严格精密限制条件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8]中也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种种不足提出了批评，但他最终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心理学科学方法的帝国主义。陈立先生则反对，他认为对心理学要进行战役性研究，在一个战役中，海陆空部队都要用，各种合法武器都要用，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比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但有人问他怎么得出这么一个大道理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然是“只有通过对经验的共鸣理解为基础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这么说来，如果我们要了解爱因斯坦的这种思想过程，就不得不用人文科学的释义学了。因为释义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主观的研究方法。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心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
实证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的方法使心理学从哲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对心理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后心理学研究中还将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但要达到对心理现象的完整认识必须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手段。任何单一的方法都只能对部分现象加以解释，只有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最终殊途同归，达到从整体上了解人类自身所思所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BH坎特威茨，HL罗迪格，DG埃尔姆斯.实验心理学——掌握心理学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29-63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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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学应用；技术基础；技术思想；技术手段
心理学研究包括了基础部分和应用部分。心理学的应用是通过技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就涉及到心理学应用的技术基础、技术思想和技术手段。对于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来说，强化心理学的技术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目标，在心理学的方法论的探讨中，就包含了关于心理学应用技术的考察[1]。这涉及到心理学研究有关技术理念的生态学的方法论[2]，也涉及到心理学研究划分的类别与优先的顺序[3]。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有特定的理论、方案和领域的问题[4]，心理学的技术研究有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5]，心理学的技术应用有独特的途径和方式[6]，例如心理学研究中的体证和体验的方法[7]。
一、心理学应用的技术基础
科学是科学共同体采取经验理性的方法而获得的有关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技术也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一种由特殊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进行的特殊的社会活动。不过技术这种知识体系指的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各种人工事物与人工过程的知识、方法与技能的体系。
科学的目的与技术的目的不相同。科学的目的与价值在于探求真理，弄清自然界或现实世界的事实与规律，求得人类知识的增长；技术的目的与价值则在于通过设计与制造各种技术工具或人工事物，以达到控制自然、改造世界、增长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福利、增加人类福祉的目的。
科学的对象与技术的对象不相同。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系统，包括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科学就是要研究它们的结构、性能与规律，理解和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技术的对象则是人工的自然系统，即被人类加工过的、为人类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人工物理系统、人工化学系统、人工生物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等。
科学的语汇与技术的语汇不相同。科学与技术在处理问题和回答问题时所使用的语汇有很大的区别。在科学中只出现事实判断，从来不出现价值判断和规范判断，只出现因果解释、概率解释和规律解释，不出现目的论解释及其相关的功能解释。因而，科学只使用陈述逻辑，技术回答问题就不仅要使用事实判断，而且要进行价值判断和规范判断，不仅要用因果解释、概率解释和规律解释，而且要用目的论解释和相关的功能解释。
科学的规范与技术的规范不相同。科学与技术有不同的社会规范。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规范有普遍主义、知识公有、去除私利和怀疑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技术的发明在一定时期内却是私有的，属于个人或专利人。科学无专利，保密是不道德的，而技术有专利，有知识产权，泄漏技术秘密、侵犯他人专利、侵害知识产权等，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
有研究指出，技术哲学问题涉及下列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的定义和技术的本体论地位；二是技术认识的程序论；三是技术知识结构论；四是常规技术与技术革命；五是技术与文化；六是技术价值论与技术伦理学[8]。
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争，技术到底是价值中立的还是负载价值的，这是一直都没有厘清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技术本质的不同理解。换句话说，技术中性论者与技术价值论者眼中的技术可能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分裂”，这一点可能是造成技术中性论者与技术价值论者不能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在技术中性论者看来，技术即工具、手段。技术中性论者并不否认技术的应用和技术的应用后果是有善恶之分的，是存在价值判断的，但技术本身作为技术工具、手段却是价值中立的。中立的技术工具只有效率高低之分，而不应从善恶等价值尺度出发去衡量，即应该把技术本身同技术应用区别开。
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观点。从社会建构论者对技术本质的理解出发，自然会得出技术是负载价值的结论。现代技术自主地控制着社会和人，决定着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技术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左右着人类的命运，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无须依赖人类的力量和社会的因素，技术有着自身独立的意志与目的，负载着独立于人的客观价值。
技术价值论主张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从过程论的观点来看，显示技术最初表现形态的技术发明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合目的的手段，手段承载了人的目的，因此也就承载了人的价值。体现在技术手段中的人的价值也是潜在的，是没有成为现实的价值，因此技术发明不仅体现了内在的客观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外在的社会价值。从技术发明到生产技术是技术形态的又一次转化，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的过程，是技术的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即技术原理与技术发明中所承载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过程[9]。
二、心理学应用的技术思想
关于现代科学心理学的不同研究类别和研究类别的不同顺序，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设想和设计，这决定了心理学研究的定位和发展。当然，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中，原有的关于研究顺序的理解和认识曾经给心理学带来了影响和促进，但也给心理学带来了不利和阻碍。所以，重要的是了解原有的研究顺序，并且给出应有的研究顺序。
在心理学的演变中，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和技术研究的顺序曾经有过不同的变化。首先是理论、方法、技术的顺序。在这个顺序中，理论占有首要的位置或支配的地位。理论的范式、框架、假设、主张、观点等，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其次是方法、理论、技术的顺序。在这个顺序中，方法处于首要的位置。方法的性质、构成、设计、运用、评判等，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支配的部分。在这样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研究顺序中，技术都处在末位。显然，技术被认为具有附属的性质，具有从属的地位。这在心理学的当展中，是应该受到颠覆的。
心理学研究应有的顺序是技术、理论和方法，这是技术优先的思考。心理学研究的技术优先，重视的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价值定位、需求拉动、问题中心、效益为本。价值定位是指心理学研究者及其研究都应该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原有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主张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研究者必须在研究中持有客观的立场。但是，技术中心则必然要有价值取向。需求拉动是指心理学的研究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所拉动的，越是发达的社会，越是高质量的生活，就越是重视人的心理生活及其质量。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是心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问题中心是指，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以确定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核心。效益为本则是指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考虑怎样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在技术、理论、方法的顺序中，技术是由理论所支撑的，理论是由方法所支撑的。因此，所谓的技术优先并不是脱离了理论和方法的单纯的技术研究。
那么，心理学研究者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或者说心理学研究者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定位，就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根本转变，即从以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转向以心理生活为研究对象。心理现象是已成的存在，心理生活则是生成的存在。心理现象的研究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绝对分离，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官观察得到的就是心理现象。心理生活的研究则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相对统一，研究者就是生活者，生活者通过自己的心灵自觉来把握、体验和创造内心生活[10]。对于心理生活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生活规划、规划实施和实施评估。人的心理生活是创造性生成的过程，是人建构出来的结果，是人自主创造出来的。
其实，人的心理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遗传决定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的心理是后天形成的，是创造出来的，也是生成变化的。把人的心理看做是已成的存在与看做是生成的存在有着根本的区别，心理学研究应该着重于生成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心理意识不仅仅是已成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生成的存在，心理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着重于已经存在的心理意识，而更应该着重于创造生成的心理意识。在心理科学的推动下生成和创造出来的心理生活，才是合理的和优质的心理生活。
三、心理学应用的技术手段
有研究者认为，应该确立现代心理技术学的研究门类，即应用现代心理学原理及心理测验、测量、统计等技术手段，研究实际社会生活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问题。就个体来说，这是人员心理素质测评技术。人员心理素质测评是对人的心理属性的量化研究，就是运用心理测量、测验的方法对各类人员进行心理过程与特质的测量和评价。就群体来说，这是社会心理测查技术。社会心理测查是对群体的心理倾向性进行测量与调查。心理倾向主要包括社会需要心理、对人与事的态度、群体人际关系等。就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失常来说，这是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心理咨询通过心理商谈，使咨询对象的认知、情感、态度等有所变化，从而能适应环境并保持身心健康。心理治疗则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技术，矫治心理和行为障碍、精神（心理）疾病。就经济是个体和群体的社会活动中心来说，这是经济心理技术[11]。
有研究者阐述了心理技术学的构成，认为心理技术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应该包括如下三个子系统：实验心理技术系统、心理测量技术系统和心理训练技术系统。实验心理技术系统的实验手段包括仪器、设备、器械、实验装置和相应的实验设计与数据统计方法，现代实验心理学除运用自身不断创造的先进仪器外，还广泛使用相关学科的先进仪器进行研究。心理测量技术体系包括智力测量体系、人格测量体系、非智力因素测量体系、能力倾向测量体系和神经心理测量体系等。心理训练技术系统又分为三个子系统：心理硬技术体系、心理软技术体系、心理技术经济体系。心理硬技术体系运用现代各种物质性技术手段，如物理、工程、生化、医学、生理、计算机等领域的物质手段，综合利用，构建心理学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物质化水平。心理软技术体系是将心理科学知识转化为应用的技能与技巧，不能是经验的东西，而是要建构成套的完整技术体系。心理技术经济体系是要进行心理技术的开发，培育心理技术的市场，增强心理学自身的应用功能，增进心理学自身的发展动力。同时，心理技术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会提高心理指导和训练的技术水平[11]。
人的心理不是已成的存在，而是生成的存在。所谓已成的存在是指，人的心理就如同自然天成的产物，是现成如此的存在，是客观不变的对象。所谓生成的存在是指，人的心理不过是后天建构的结果，是朝向未来的存在，是共同合成的结果，是不断变化的过程。那么，如果从生成的方面来看，人的心理生活与人的心理现象有着根本的不同，心理生活是人自主建构的，心理现象则是自然天成的。所以，心理现象是已成的。生成心理生活的根本方式就是人的心理体验，心理体验不是现成接受的结果，而是心理创造的建构。
实证与体证是相互对应的，实验与体验是相互对应的。这就是说，现代科学心理学中的实证的方法是与本土传统心理学中的体证的方法相对应的，现代科学心理学中的实验的方法是与本土传统心理学中的体验的方法相对应的。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实证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就成为了确立和保证心理学科学性的最为基本的准则[13]。这成为考察西方心理学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14]。实证和实验方法的运用也成为对文化心理进行研究和考察的核心。这体现在关于文化与自我的研究之中[15]，体现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质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中[16]，也体现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原则、基本理念和理论假设之中[17]。那么，除此之外的另类方法或内省方法则被列入非科学的范围之中。受到连带影响，传统心理学体验和体证的方法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基。因此，发展中国心理学的重要任务是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扩展。
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倡导天人合一、心道一体，即强调不要在人之外或心之外去寻求所谓客观的存在。道就在人本身之中，就在人本心之中。那么，人就不应该到身外或心外去求取道，而应该返身内求。所以说，人是通过心灵自觉或意识自觉的方式，直接体验到并直接构筑了自身的心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传统所确立的是内省的方式，这种内省方式的一些基本原则成为了理解体证或体验方法最为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内圣与外王，修性与修命，渐修与顿悟，觉知与自觉，生成与构筑。
但是，体验的方法则有所不同。所谓的体验就是人的有意识心理把握心理对象的一种活动。这不仅仅是关于对象的认知，不仅仅是关于对象的理解，也包含关于对象的感受，包含关于对象的意向。体验的历程也是人的心理的自觉活动、自觉创造和自主生成，人通过心理体验把握心理自身时，可以是一种不去分离感知者与感知对象，不去分离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的活动。在这样的心理活动中，人是感受者，也是体验者。
体证或体验的方法体现了如下特征。首先，体验是一体性的。体验就是人的自觉活动或心灵的自觉活动，因此，体验并没有分离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体验不同于早期西方心理学的内省。内省严格说来，仅仅是对内在心理的觉知活动。这是独立的心理主体对分离开的心理客体的所谓客观的把握，是把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活动转换成对心理世界的观察活动。因此，体验实际上就是心理的自觉活动，通过心理体验所把握的就是心理自身的活动。其次，体验是真实的。实证的科学心理学一直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强调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当作客观的对象，甚至不惜把人的心理物化。体验实际上强调的不是客观，而是真实，真实性在于反对以客观性来物化人的心理行为。当然，体验应该是客观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客观性是对虚构性和虚拟性的排斥，而真实性则是对还原性和物化性的排斥。体验通过超越个体的方式来达到普遍性。再次，体验是生成性的。实证心理学把人的心理看做是已成的存在，或看做是已经如此的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就是描述、揭示和解说已成的心理存在。实际上，人的心理也是生成的存在，是在创造和创新中变化的存在。那么，体验就不仅是对已成的心理进行的把握，而且也是促进创造性生成的活动过程，正是通过体验，人能够创生自己的心理生活。最后，体验是整体性的。人的心理直接以个体化的方式存在，个体的心理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但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这种个体化或个体性就变成了一种基本的原则，即个体主义的原则。这在很长的时间内支配着心理学的研究，包括对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研究。实际上，人的心理的存在内含着整体的存在。在中国本土的心性心理学看来，道就内含或隐含在个体的心中，这就是心道一体的学说，是心性的学说。那么，体验或体证就是体道，就是证道，就是弘道。这是心理生成、心理创造、心理建构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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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活动主体
论文摘要：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是商业地理学的核心。文章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方面深入分析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历程，回顾国内城市商业结构研究的进程，并进一步指出研究的薄弱之处与发展方向。
1引言
城市商业随城市的建立而出现，是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是由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载体即商业中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主体即消费者和商业企业经营者，是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设商业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只重视消费者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城市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历史已有几百年，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围内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等级体系、布局规律，以及商业活动主体——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文章特指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
2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国商贸往来加强，各国各地物产资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场的简单描述日益增多，给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计量地理、行为地理、时间地理、运筹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真正科学化，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作者将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城市商业载体的空间结构研究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早期的研究注重从商品供给的角度考察商业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和不同商业职能的空间布局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论。杜能提出位置级差地租理论最早解释了商业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苇斯(Getis)揭示了总零售量随离开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带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规律，证实了土地地租变动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加纳研究了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在投标地租曲线上建立了不同商业中心的简明空间。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图表表示出租金梯度与商店类型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生态位，可以确定商业中心的区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商业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德国经济学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区位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地景模型”，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对城市市场经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构造了边界的无差别线模型。后来，墨苏(R．E．Murphy)和万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业职能为依据，界定了中央商业区的地域范围。
2，1．3空间分析学派。二战后，地理学界掀起了“数量革命”，复杂的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城市内部空间成为可能，空间分析学派随之产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得出P=ABn。为中心地职能的设施数，P为中心地的人口数。参数A和B用回归的方法取得，当=I时的P值是门槛人口数。1965年，美国学者贝里(Berry)对芝加哥大都市区商业形态区位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都市区商业问结构模型”。1981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引入多变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图表，分析商业区功能性质、区位、易达性、形态、发展规模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一。
空间分析学派通过大量假设来简化问题，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处理，借鉴统计学、数学分析及数量地理方法解释问题，促进了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科学化。但过分追求技术、逻辑理论系统完美和空间分析的抽象化，使他们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2．2城市商业主体空间分析
2．2．1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人的作用不切合实际，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注重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调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
贝里和盖瑞逊(1958年)第一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首次对消费者前往最近的商业中心购物的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的学者赖斯顿(Rushton)最先从消费者行为观点去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问题，提出行为一空间模型，认为任何一级的中心地的消费者行为均有多样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业设施认知结构的程序，从商业设施潜在顾客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大量的有关属性、看法、倾向性、评估变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卫(Davis)提出了“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购物中心的层次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1982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完全从消费者的知觉和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提出信息场与利用场的区别。
2．2．2消费者空间结构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也称商势圈，侧重从商业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1929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利(WilliamJ．Reilly)首先创立了商圈测定法则——莱利法则，即：两个商业供给地，对于中间一个消费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两个供给地人口成正比，与两个供给地距离平方成反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探讨消费者空间分布法则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加萨法则。
随着汽车普及，实际距离已不再有很强影响力，莱利法则及其派生法则在商业网点布置中常与现实不符。美国学者哈夫考虑了更多因素，构建如下的数学模型
式中：P，为居住在i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商店聚集区购物的概率，S，为商店聚集区面积，，为从i地区到商店集聚区所需时间，为消费者从居住区到商店聚集区路程中购物障碍要素指标。
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在实践中创立了饱和理论，通过计算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一般来说，位于饱和程度低地区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饱和地区。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IRS)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RS为某地区某类商品零售饱和系数，C为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RE为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F为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的营业面积总数。
上述各种模型对于有效选择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顾客来源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应用简单明了、省时省力。但是，影响消费者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除模型中已经考虑的人口、距离等因素外，还受商店本身的竞争实力、所处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交通流量、竞争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新设商店要做出正确决策，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与商圈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定性分析。
3国内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逐渐兴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杨吾扬教授把中心地理论引入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中。以北京市为例，把城市商业网点分成3级序列：市级、区级、街区级，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北京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现状，用范力农定理求“铜心”，成功地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高松凡论述了北京城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了自元大都以来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特点、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宁越敏教授实地调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他选取了商业中心内商店数、商业中心的职能数等5个指标，对上海市61个商业中心进行了聚类分析，划分为3个级别5种类型，分析了影响上海市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时应用了这种方法，增加大型综合商场、大饭店、宾馆职能单位数占商业中心职能单位总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6个指标对广州市30个商业中心类型及等级体系进行聚类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构建消费者购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销售范围与消费者总开支成正比，与该商业中心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花在购物途中的时间成反比，与这一中心与其他中心的竞争成反比。他划分兰州市3级商业中心区位格局，引入加权平均模型和希尔伯脱模式，分析兰州各市级商业中心的区位优势度，据此评价商业中心发展潜力。
暖等以商业行业为切入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昆明市商业地域结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今后调整方向_1。阎小培、许学强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仵宗卿开始深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内部，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演变历程。
4国内研究评析
4．1消费者行为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调拨，加上基础数据库缺失，导致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制约了国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商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传统业态的商业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大量涌人中国，必将对零售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要求研究视角与指导思想作相应调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应用较少
从发表的论文看：朱枫，宋小冬，马才学等人分析了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论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商业选址的技术路线。但总体上国内研究与新方法新手段的结合较少，GIS，GPS，RS等技术引入不足，缺乏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科学模拟。
在研究方法上以静态均衡分析为主。国外相关研究为了构筑模型的需要，简化商业布局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商业受众多因素交叉影响。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复杂化，静态均衡分析将显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必须注重从动态、综合的角度去看问题，更好地把握商业布局众多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业空间结构规律。
4．3新型商业业态的影响提出了新课题
随着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消费理念的渗透，厂商在迎合消费者喜好的驱动力之下，生产方式已由批量生产、内部资源整合、单独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定制化生产、外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协同式竞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促成流通企业质的转变。商业业态大致遵循着百货商店一杂货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专卖店一购物中心一仓储式商场一电子商业的轨迹演进，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20世纪60年代，ShoppingMall随着轿车的普及率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70年代，ShoppingMall逐渐被引入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地区。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专业知识指导国内商业地产投资机构和商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选址经营决策，促进商业地产知识的普及。
近年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通过电子网络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与行政作业全过程。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无店铺经营，造就了三维的空间市场(marketspace)，企业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摆脱空间距离的束缚，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因而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对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复杂的。这被视为商业业态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网络虚拟购物对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发展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将有重大意义。
4．4商业分布离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小汽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有条件逃离城市的拥挤、喧哗与繁杂。近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已出现人口郊区化现象，一些工厂、商业企业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发展，尤其是占地面积较大的批发商业。某些大城市郊区尤其是近郊区商业销售额总量、销售额增长速度均有超过市区同类指标的趋势；商业数量、从业人员、营业额等比重在郊区有增加趋势，在市区有减少趋势；同时市中心的商业区并没有衰落，这种情况有别于郊区化，我们称之为离心化。但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城市商业离心化的程度及趋向、与国外对比、发展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蕴涵。
纵观西方心理学产生及其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实证主义，另一个是现象学。现象学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Husserl）开创的一种的哲学思潮，是实证主义的对立面，主张将现象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其发展先后经历了胡塞尔及其追随者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其它哲学流派交融的综合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现象学的影响从意动心理学到现代认知心理学，持续了一个世纪。在创立之初，胡塞尔就站在意动心理学的立场批评冯特的经验心理学，50年代，传入美国的现象学构成了人本心理学的方法论。现象学影响着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如知觉、人格、心理治疗和社会心理。如格式塔心理学运用现象学方法，强调知觉的能动性和有生机性。
1、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
1．1以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
胡塞尔主张以现象为现象学的对象。他所谓的现象，实际上是人的意识经验。受这一主张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将个人的直接经验或意识确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格式塔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或"现象的经验"。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强调心理学要研究人的经验，包括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动机等内容。罗杰斯用现象场的概念表示个体经验，它既包括意识到的知觉，也包括意识不到的知觉，并认为正是这种主观的现实而不是自然的现实指导着人的行为。他说，人是根据自身而并非现实的知觉来生活的，每个人都存在于以他为中心的一个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中。正是由于罗杰斯强调个体经验的独一无二性，我们称他为现象学家。
1．2问题中心论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客观的方法作为研究中心，也就是方法中心论。他们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目的。"它强调问题必须适合于方法，不适合于方法的问题便遭排斥。这种方法中心论限制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使它局限在某一方法或技术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现象学主张把人的主体性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人的主体性问题虽然不符合科学的客观性原则，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它。心理学家接受了胡塞尔的这一观点，使它成为问题中心论的原则。正确的做法是：以问题为中心，方法顺应问题，根据问题选择方法。现象学的主体性中心为心理学的方法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
1．3非还原论
还原论的还原是将较高层次事物的性质看成较低层次的组分、性质机械累加的结果，将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归结为低层次组分的性质和规律。而现象学的还原主张本质的还原、现象的还原。它的还原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假设和成见，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受现象学方法论影响的心理学家认为还原无助于理解人性，相反还扼制人性，使心理学陷入危机。因此他们提倡在心理水平上研究心理，在行为层次上研究行为。而不是将人的高级心理活动还原到较低级的层次上。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就特别提倡独立地研究心理现象，即通过对心理现象本身如实、全面的描述，从而发现现象本身的结构和关系。
1．4遵循如实描述的原则
现象学方法强调对经验如实地、不加任何修饰地描述。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象还原，发现意识经验的先验结构，达到本质直观。这一主张受到心理学家的欢迎。屈尔佩说，"科学是经验的，观察是它的方法。如果你需要知道思想，那么就让人们去思维，并让他们描述他们的思维吧。"格式塔心理学家主张先如实描述经验，然后解释经验，所以，它的内省法不排斥对象的意义和价值，是对经验的如实描述；其次是一种直接的、对即刻的当前经验的如实描述，不诉诸任何前提；最后，内省的经验首先是一个整体。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强调对个体经验的如实描述。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论就是对高峰体验如实描述的产物。
1．5坚持先质后量原则
现象学重视对本质的研究，质的把握先于量的统计，通过对质的观察，以文字来描述现象的意义。由此引发了心理学家对质的研究。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质的分析，注重把质的经验变成量的数据。既然直接经验是研究对象，那么重要的事情是抓住统摄经验的有意义的结构。试验的目的不过是促使这一结果再现和典型表现。马斯洛也强调先把握本质，在一步步趋向量的证实。这样做可以更好地贯彻问题原则，更完整地把握人类心理规律，避免由于现有科学方法的缺陷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断大胆探索新的领域，并且有利于创立一种同现代心理学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数学体系。
2、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蕴含
2．1直觉主义
胡塞尔认为直觉分为两类：第一类所把握的事物是经验的、个别的事物，他们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处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范畴内，是经验的、感性的、低级的直觉。另一类直觉所把握的事物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本质、观念、表象等，他们不占空间和时间，也没有明显的因果制约特点。是自我意识的内省活动，是一种本质的洞察。胡塞尔认为科学思维不仅对经验事物的研究，还包括对经验事物的直觉和观念事物的直觉。现象学是直觉的哲学，直觉就是简单地面向意识所呈现的事物，不受任何前提和逻辑、成见和假设的干扰，即"面向事物本身"。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知觉、注意、认知、记忆、想像等都是直觉的不同表现形式。直觉就是面向事物本身，没有任何非理性的色彩。现象学的直觉类似于心理学的内省。胡塞尔把直觉作为获得知识的可靠方法，为心理学家使用内省法找到了一种依据，内省法从此具有了合法性。胡塞尔的直觉主义是认识论的直觉主义，还没发展到人性的直觉主义。
2．2整体主义
现象学主张对完整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进行分析。胡塞尔认为现象本身是一股意识流（詹姆士的思想--意识不是一些割裂的片断，而是整体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状态），是能被主体直观描述的，绝非感性观察的各种属性的结合，这是现象学的整体观。整体观的体现有对象问题（现象即本质）和方法（本质即直观：本质的还原先于量的把握）。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经验是整体性质的，即格式塔。这种格式塔所具有的性质就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不是各种元素的总和，它先于元素，决定着元素的性质。了解心理现象的最恰当的途径就是通过整体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心理的如实描述就是它的主要方法。另外，由于对现象采取整体把握，强调揭示事物的先验本质的目的，采取本质的还原与先验的还原方法，暗含对质的把握的重要性。许多心理学家因此重视质的研究，走从质到量的道路。
2．3主观范式
与实证主义相比，由于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导致其研究方法也相应改变。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客观性和定量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多是在实验中进行的。但现象学面对直接的经验，它采用的是主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体验和描述，设定意识主体与经验对象的意向性关系。然后再还原，寻求心理现象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会带来极强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对个案分析时，心理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并不排斥现象学研究也采用实验，但它与经典实验是不同的。
3、简短的评价
现象学方法论是在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拉锯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反对实证主义的机械论和还原论，提出研究整体的人，强调人的主体经验，关心人的价值、人的存在和尊严，开辟了人文取向的心理学的研究道路。运用现象学方法论研究心理学，反对将人看作机器，看作物，重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现象。反对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主张从人的现实存在出发，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研究。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比实证主义的研究更接受人的真实心理。历史地看，现象学方法论扭转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偏向，截制了它在心理学中的消极影响，拓宽了研究思路，扩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方法，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
但是，现象学方法论对实证主义的斗争是片面的，在认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错误后，它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非此即彼，显示了二歧思维模式。所以现象学方法的缺点正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优点。它强调纯粹意识式的直接经验，否定了心理的客观性，歪曲了心理的实质；运用加括号的办法将人和科学前见悬置起来，只依靠个人的主观体验，把心理学限制在纯粹意识领域，将其主管化；强调对人的心理的整体把握，但综合离不开分析，整体离不开部分；他坚持研究的主观性，把质的分析放在量的分析之前，甚至反对量的分析，割裂了心理的质与量的统一。它坚持问题中心，但它的问题是抽去具体的、经验的纯粹意识，决定了其方法只能是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它未触及到实证主义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现象学把一切现象都看成人的自我意识，它在唯心主义道路上比实证主义走得更远。正因为如此，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中，它未能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主导方法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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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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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2](P167)。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3](P273)。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2.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3.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1+1＞2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4](P524)。
5.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5](P25)。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5]。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6](P52-58)。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交流恐惧；研究现状
作者简介：赵红利（1966-），女，河南鲁山人，平顶山学院师范教育学院，副教授。（河南平顶山467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大学生交流恐惧及其人际信任、心理控制源的关系研究”（课题编号：2011B562）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1-0115-02
学校心理咨询中发现，部分大学生由于缺乏交流能力，与周围人的交流往往并不令人满意，而产生交流恐惧，对其生活适应、学习潜能发挥、心理健康水平等都将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国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交流恐惧进行研究，对此领域已经取得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认识，我国学者虽在20世纪90年代才对此领域展开研究，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交流恐惧的概念界定、实证研究等方面对我国大学生交流恐惧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系统构建我国交流恐惧理论；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扩大；交流恐惧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需深入。
一、交流恐惧的概念界定
美国著名学者JamesMcCroskey于1976提出了交流恐惧一词，他认为，交流恐惧即“是一种对真实的或想象的他人交流时产生的个人恐惧或焦虑”。[1]交流恐惧主要发生在特定的交流场合中，它可以是真实的交流，也可是想象的交流，其含义较“演讲焦虑”及“听众焦虑”要广，后两种仅限于当众演说或表演的真实情景下产生的焦虑。
由于个体间的差异，在研究中根据交流恐惧的程度不同，将交流恐惧分为低交流恐惧者和高交流恐惧者。低交流恐惧者在交流时只是感到有某些不适感，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高交流恐惧者对经历的恐惧与焦虑没有合理的解释，且不可控，他们一遇到交流情境就会表现出高度焦虑。
随着研究地不断深入，1987年，Mccroskey和Richmond把交流恐惧分为四种类型：
（1）听众流恐惧，其产生主要依赖于与交流对象的熟悉程度和交流对象的重要性，若交流对象是重要人物或陌生人，交流时便会体验到恐惧或焦虑，若与熟悉的人交流就不会产生焦虑或恐惧体验。
（2）背景流恐惧，指个体在特定的交流背景中才会体验到的恐惧，如，有的人只在演讲时才这样恐惧，有的人只在两个人独处时恐惧。
（3）特质流恐惧，主要涉及口语交流，是个体一种相对稳定的、持久的人格特质，在许多的交流情境中，都会体验到恐惧或焦虑。
（4）情境流恐惧，主要是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且常随交流环境、场所的变换而改变。
综上分析，交流恐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期待性。交流恐惧是一种对已面临的或未发生的交流情景产生的紧张的期待情绪反应，个体常需要积极活动去降低或避免交流，具有动机的意义。二是感受性。交流恐惧是一种苦恼和受挫程度较高的个人对具体的或不具体的交流事件或对象感到不安的一种感觉和体验。处于交流恐惧状态的人，当个体感受和体验到行为或生理上的变化时，就强化了交流恐惧的体验。三是差异性。由于个体的差异，同样的交流情景不同的人产生的交流恐惧程度不同。因此，概括地说，交流恐惧实质上是焦虑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受个体自身因素影响，对特定交流情境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
二、研究现状
1.研究对象
我国大学生交流恐惧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师范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综合类大学和职业学院等本科院校的学生。研究范围涉及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江西、贵州、湖南、云南等省的大学。对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学生均有所关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普通本科生的研究。由此可见，我国大学生交流恐惧研究的对象虽然涉及不同地域、多种类型学校的学生，但是针对我国地域较大、学校类型较多的状况，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全面地反映大学生的结构，对农、林、牧、军校、民族大学等学校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有的还没有进行研究。
2.研究的方法和工具
在查阅我国大学生交流恐惧研究的文献中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均采用了问卷调查法。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交流恐惧自陈量表（PRCA一24）》是本研究的主要工具。该量表由Mccroskey于1970年首创，并与1978和1982年先后进行了两次修订。量表共有24个条目，含小组讨论、二人交谈、参加会议和当众演讲4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有6个条目。量表采用5等级评分法，总分越高，表明交流恐惧程度越高。该量表是目前最佳的、最常用的评估一般交流恐惧的工具，它在测量人际交往方面总量表的a>0.90，分量表的a>0.75，具有较高的信度及效度。[1]
（2）研究相关因素的量表，主要有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情感平衡量表、自我概念测查（SCT）、青少年心理适应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和卡特尔人格（16PF）量表等。
3.研究的成果
（1）大学生交流恐惧的总体状况。李英等的研究结果发现，高交往焦虑的大学生被试占27.2%，非常羞怯的学生占18.5%，存在高度交流恐惧的学生占14.1%，[2]与许燕的研究结果存在高度交流恐惧的学生占13.5%、史琼的研究结果存在高度交流恐惧的学生占16.8%基本一致，[3]其中最困扰大学生的主要是小组讨论、会议交流和2人交谈情景。
（2）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1）性别。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交流恐惧在性别差异上存在完全相反的两种结果，王洪礼、胡寒春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差异显著，且女生的交流恐惧高于男生，[4-5]周永红、张翔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交流恐惧在性别上差异无显著性。[6-7]笔者认为出现研究结果的不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一个样本得出的结论很难具有代表性，同时学生的生源地、年龄、性格对其交流状况的性别差异均会产生影响。2）年级。周永红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分量表及总量表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大二学生的交流恐惧状态高于其他各年级学生，对人际交流情景的参与积极性也是各年级中最低的。3）专业。张翔、史琼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文理科学生交流恐惧专业差异不显著，且文科学生的交流恐惧状态低于理科学生，[7-8]周永红等（2005）对高师学生的研究结果却完全相反，这可能说明学校的类型对学生的交往具有影响。4）家庭经济状况。谢其利等对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家庭经济状况贫困的学生面众焦虑显著高于经济条件中等以上的学生；[9]史琼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在公众分量表上差异显著，且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在公众分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低于家庭经济条件中等或差的学生。5）独生子女和内外向。张翔等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交往焦虑程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非独生子女的交往焦虑程度高于独生子女；内向与外向大学生在交往焦虑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内向大学生的交往焦虑程度明显高于外向大学生。
（3）交流恐惧的相关因素研究。1）自我概念。王洪礼、胡寒春的研究显示，总体交流恐惧与总体自我概念及因子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单变量回归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概念对交流恐惧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高交流恐惧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显著低于低交流恐惧大学生。因此我们认为，自我认识不足以及自我评价过低可能是造成大学生交流恐惧的主要原因之一。2）情感平衡、领悟社会支持。刘法虎的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交流恐惧与情感平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朋友、其他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成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结果也说明，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和情感平衡对其交流恐惧水平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作用。[10]3）心理适应性。史琼的研究结果显示，适应性总量表与交流恐惧量表的各分量表及总量表均呈显著的负相关；群体活动适应性分量表与交流恐惧总量表、小组及会议分量表得分呈现出显著或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因此，我们认为心理适应与交流恐惧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且心理适应性越差，交流恐惧程度越高，相反，心理适应性越好，交流恐惧程度越低。4）应对方式。贾婧研究显示，大学生交流恐惧与积极应对方式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极应对对交流恐惧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即个体采用的消极应对越多，体验到的交流恐惧水平就越高。因此不难看出，当面临交流情境时，个体如果一味地采用退缩、回避等消极应对，其内心就会感到不安和焦虑，当这种焦虑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个体产生较高的交流恐惧，从而导致交流的目的难以达到。
（4）交流恐惧的对策研究。我国对大学生交流恐惧的对策研究，一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利用游戏、分组讨论、个案分析、角色扮演、行为训练等方式完成干预训练。二是采用认知重建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掌握与人交流的技巧从而降低交流恐惧的水平。三是通过创建优良的校园交往环境，如开设人际交往心理学讲座、设立心理咨询机构等给学生以帮助。方法虽然很多，但在可操作性上还需做进一步的细化，以便应用起来更具体可行。
三、评价与展望
通过归纳我国大学生交流恐惧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发现尽管目前对此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做更深入地探讨。
1.系统构建我国交流恐惧理论
由于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有限，主题较多，对大学生交流恐惧问题的研究缺乏整合和相应的理论建构，缺乏对此问题的通盘考虑和整体架构，研究者多是就问题谈问题，零碎而分散，且没有深度，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以至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基于我国实际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这对我国此领域研究的理论指导势必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系统构建我国交流焦虑理论，填补研究空白，势在必行。
2.研究方法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大学生交流恐惧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单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相对较少，限制了问题研究的视角和深度。其二，在研究设计上，研究多采用横向研究，纵向的追踪研究几乎没有，例如，在团体咨询解决交流恐惧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利用前后测的设计方法，它只是测出了团体咨询对解决交流恐惧的及时效应，而没能测定其长时效应，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应注重追踪研究。其三，在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上，多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一些较一般的统计方法，这样易导致研究者无法从实证数据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难以解释数据背后更为复杂的、深刻的规律，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应注意将高级统计方法应用到研究中，使常用方法与高级统计方法有效结合。
3.研究对象有待扩大
目前很多研究都来自对本科院校师范、医学、综合类等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样本数量和类别都非常有限，因此，研究结论不能推论到其他大学生群体中，也很难反映出我国大学生交流恐惧的整体状况。未来研究应将样本尽可能扩大到各级各类高校的学生，并采用跨文化研究策略，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大学生交流恐惧状况，使研究结论可以实现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的迁移。
4.交流恐惧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需深入
掌握和了解影响大学生交流恐惧的因素对于预防和干预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大部分研究者是选择一个样本进行几个变量间的相关研究，缺乏对此问题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有目的的、系统的对影响大学生交流恐惧的因素进行研究，构建一个科学的、具有统计学检验意义的大学生交流恐惧影响因素模型，为大学生心理恐惧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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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英,刘爱书,张守臣.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焦虑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4):252-256.
[3]史琼.大学生交流恐惧与心理适应性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8):982-983.
[4]王洪礼,等.大学新生交流恐惧与自我概念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6,(6):1464-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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