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工作多年，研究传播艺术已成为我们长年累月的功课。不论大众传媒还是科技传媒，其传播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直达受众的心里。因此《北京科技报》在2004年全新改版时把理念确定为“科的与人味完美结合”，“阅读科学也是享受”，这个理念一直坚持至今。
说了“好吃”又说“享受”，是因为我有幸先睹了《记下昨天的精彩》这本记述“三农”成果的样书。说到“三农”，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政府工作报告式的文体、大量的统计数据、专业性术语以及满目的政治概念。但这本书拿在手上随便一翻，心旷神怡之感直叩心扉，“三农”立刻变得“好吃”了，“好吃得都快哭起来了”。“吃”的过程确实有一番精神享受。
享受首先来自视觉。作者杨伟光先生和他的摄影搭档朱士安先生合作创造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样式：那些沾满乡土气息充满故事情节的质朴文字，散落在湖光山色旷野奇居鸡鸣狗吠繁花烂漫的美景之中。京郊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成就、普通农民为改善生活改变命运奋斗的精神跃然纸上。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创新，把官与民、城与乡、人与景等诸多因素同工作与生活、继承与创新、科学与艺术、欣赏与实用等诸多功能，用一条七彩丝带缠绕成一幅画面，幻化出和谐而美妙的景致。
关键词：泰安；乡村旅游；营销创新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急需调整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政府极力提倡引入、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乡村旅游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农村地区的致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纵观全球各国的农业发展，乡村旅游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保护农业生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乡村旅游是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手，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更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入点。
在全球范围内，乡村旅游已与景区旅游、城市旅游呈三足鼎立之态，发展持续而迅猛。乡村旅游并不局限于农村地区，更是许多大都市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毫不夸张的说，乡村旅游俨然已成为当今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
1.政府大力推动，乡村旅游迅速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较大的需求潜力，市场前景良好。近年来，我国各地的乡村旅游凭借其生动活泼、特点显著、形式多样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形成了规模日益壮大，业态类型日趋多样化的大规模产业集群。其经营规模从分散经营、零星分布向集群分布、集约经营转变，发展方式也逐渐由农民自发发展转变为有序规划引导。截止到2014年底，在乡村旅游方面，注册农家乐达200万家，受惠农民3300万人，乡村旅游重点村有10.6万个，全年接待乡村旅游游客近12亿人次，旅游收入约3200亿元。北京、杭州、成都、上海、西安等地均形成了城郊乡村旅游集聚区。
2.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游客偏好转变以及旅游阶段的跨越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国内实行双休日以后，我国城郊旅游业迈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目前，我国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的时间总和已超过114天，这意味着每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国人是在闲暇中度过的。随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居民闲暇时间的充裕，节假日、周末的短途度假旅游需求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同时，在质量方面游客对旅游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生态化、休闲个性化、主题娱乐化等转变为吸引游客的热点。体验乡村风情、商务旅游、运动休闲以及滨水休闲等主题娱乐休闲旅游产品成为城市周边休闲度假旅游的主要方向。学者吴承忠在论文中提出：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消耗了三分之一的收入，休闲占用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城市居民的出游目的地接近半数为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受近距离出行规律的作用，巨大的居民周末游憩市场正在频繁地指向郊县（区）。作为环城游憩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在其旺盛需求的带动下进入了一轮高速发展时期。固定的乡村游客群体在某些城市已经形成。愈来愈多的旅游者选择能够愉悦心情、贴近农村、感受乡村风土人情、体验乡村文化习俗等生活方式体验、生态体验的旅游形式，这种需求对以景观为主的乡村旅游产品升级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地提高，农业文明、乡村环境和民间文化等乡村旅游价值日益凸现，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开始向往乡村那种贴近自然乡土气息和恬静、淳朴的生活环境，使得都市休闲农业需求变得更加旺盛，发展都市休闲农业的市场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3.乡村旅游营销滞后
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过程中，呈现出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过度商业化，缺乏对乡村旅游核心本质及内涵的把握，往往造成不可持续发展的后果，对乡村文明的破坏非常严重。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占用大量耕地的问题日趋严重，乡村旅游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公共设施建设的周期性强，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强，同时存在着利益相关者由于利益分配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冲突。
开发建设乡村旅游产品的主体部门往往缺乏规划，产品组合结构不合理，产品同质化以及旅游服务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等，致使游客的重游率较低。
二、基本概念界定
1.乡村旅游
纵观诸多学者的研究可知，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如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目的、旅游活动形式等。但他们一致的认为乡村地区是乡村旅游的发生地，即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因此，要想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作出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对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十分关键。
王^庆认为，倘若以“乡村性”为评价的标准，则可以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上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分别进行界定。其中，可以引申出两个概念：准乡村旅游和纯乡村旅游。准乡村旅游（比如古村落、名山大川和小城镇旅游等非纯粹的乡村旅游）是广义上的概念；纯乡村旅游（比如农家乐形式的纯粹乡村旅游等）是狭义上的概念；而与乡村旅游相对应的概念是城市旅游。
作者对王继庆学者对于乡村旅游的界定持赞同的观点。此外，从本质上讲，乡村旅游是向游客提供“一种或多种乡村经历和体验”，提供一种认识农村、体验农家生活、追寻古朴民风民俗的机会。
2.乡村旅游营销基本理论
本部分内容主要围绕乡村旅游这一特殊的产品展开相关的理论整理。首先，从产品的角度，利用市场营销学理论中的整体产品概念来阐述乡村旅游整体产品概念，通过这个概念的界定，试图从不同的层次来把握乡村旅游的概念。其次，利用发展的观点探讨生命周期理论，结合纵向发展的观点，来把握乡村旅游不同时间阶段的发展特征与方向。
对乡村旅游产品本身形成初步认知之后，应当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了解，消费者需求理论的相关内容，研究其需求的发展变化趋势，研究如何把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经营与消费者实际需求、潜在需求进行对接，以更好地满足乡村旅游者的有效需求。
三、泰安市乡村旅游营销现状调查
泰安市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点工作来抓，在“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确定乡村旅游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编制实施了《泰安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明确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把乡村旅游培植成为全市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本次调查中笔者不仅仅通过网络和文献等资料查阅了所需要的相关数据信息，而且还亲身去了岱岳区旅游区、东平湖旅游区等做现场调查，包括亲身观察、现场访谈调查以及问卷调查。通过亲身体验观察，初步体会到泰安乡村旅游游客的现状，从而对滕州乡村旅游游客状况得到初步的认识；通过对工作人员以及游客的访谈，从相关人员的角度来进一步对泰安乡村旅游的游客状况有更深刻的认识，大致上了接了游客的人口特征、地理特征以及满意度；最后通过对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并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得到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游客状况，系统的分析出游客的人口特征、地理特征、乡村旅游满意度、旅游动机、出行方式、消费结构、再游倾向等。对于调查问卷，共发放50份，回收49份，有效48份，有效率为96%，调查对象均为来泰安乡村旅游的游客。
1.泰安乡村旅游宣传途径的现状分析
为了了解游客们了解泰山的方式，笔者特地对此问题做了调查。此次调查中笔者给出了5种方式，让游客选出自己平时了解泰安市乡村旅游的方式途径，结果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笔者对游客平时了解泰山的途径进行了排序处理，由结果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网络、广播电视以及他人介绍。而宣传册作为了解一种产品的简单便捷方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门票和商品价格的现状分析
价格在市场营销组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关系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由图2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游客认为泰山门票的价格较为合理。然而我们不可忽视依然有较大比例的游客认为门票价格比较高。对于泰山上的商品定价，则绝大多数游客认为价格过于高（如图1所示）。我们再结合游客在泰山景区的平均消费统计表来分析。由表3可以分析出，绝大多数的游客平均消费在200元-1000元之间，处于中低型消费，较高的价格必然影响游客对泰山景区的整体满意度。
3.旅游整体产品现状分析
在进行产品现状分析时，我们应该站在整体产品的角度上，对于泰山旅游产品的现状分析也不例外。泰山旅游景区产品不仅包括主风景区，还应该包括泰山景区雀鞲鲂〉木扒、景区的服务管理水平以及与景区相关产品等。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在调查问卷中共设计了7个与景区整体产品相关的问题。为了更形象客观的反映出泰山旅游整体产品的现状，笔者对该问题的分析进行了量化处理。7个问题分别有具有明显梯度的5个选项，笔者对于各个选项按梯度的不同赋予了不同的分数（1-5分），分数越高表示旅游产品的现状越被游客所认可。为了检验目前泰山旅游产品的现状，笔者对此进行了单样本T检验。
在此次检验中，笔者选取的检验值为总分数的80%。各因子的量化总分与检验值分别为：风景文化量化总分为10分，检验值为8；服务管理量化总分为10分，检验值为8；相关产品量化总分为15分，检验值为12；整体景区量化总分为35分，检验值为28。
由检验结果表4（其中M代表均值，SD代表标准差）可知，泰山旅游整体产品均值为24.49，与检验值28有一定差距，而P值为0.000（
4.乡村旅游游客忠诚度与满意度现状分析
一般认为，如果游客满意程度较高，则重游率会相对较大、忠诚度相对较高，即满意度、重游率和忠诚度三者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如果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更深层次的挖掘出泰山旅游营销的现状，并为更好的制定营销策略做有力的支撑。为了发掘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先对三个问题进行量化处理，建立统计模型，对三者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满意度与忠诚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80，相关系数检验P-值为0.000（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满意度、忠诚度和重游率之间并不全都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说，有些游客虽然满意度较高，但旅游的频率不一定高，这部分游客大多数为首次来泰山旅游的游客。
5.客所认为的泰安乡村旅游营销现状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泰山旅游景区的营销现状，我们需要从众多的游客那里进行系统了解。为此笔者在最后调查了游客认为的泰山旅游景区需要改进的方面。此次调查中给出了10项因素，让游客自由的选出自己认为泰山旅游景区急需改进的几项因素，得到的结果如表2-5所示。
如表6所示，我们对游客认为急需改进的因素进行了排序处理，由结果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环境状况、门票价格、便民设施。环境作为旅游景区的核心，无论何时都会被游客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多数游客旅游的目的即为观看旅游景区的风景。此处依然被游客认为是急需改进的地方，可以看出游客对泰山景区好的环境风景寄与的迫切希望。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消费者一般都会比较注重于商品的价格，作为青年和中年为多的旅游人群也会格外注重景区的门票价格。至于便民设施我们可以理解游客的心声，笔者在做调查时也有好多游客反映山上便民设施太少，给游客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四、全方位营销模式创新，加速乡村旅游发展
1.营销策略
目前在市场营销实践与理论体系中，品牌战略居于主导地位，品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品牌的作用：首先，通过品建设和传播，可以突出旅游产品或服务的特色，与竞争者相比有良好的传播点；其次，品牌传播对于旅游形象的树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通过品牌传播，可以加深消费者的认知，进而提高旅游者的购买率和重购率；最后，通过品牌构建与传播，形成企业的品牌资产，是体现旅游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成分等。
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来说，区别于一般的实体产品和服务。首先，一个优秀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的需要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其次，乡村旅游品牌知名的打造，同样离不开优质的服务。因此，在乡村旅游品牌建设与传播中，要有清晰的认知，对自身资源、对市场需求偏好、对竞争企业等。在市场选择上，要注意先后发展顺序。往往是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先省内外市场，再周边省份，后国际市场。通过选择不同的平台，不断的宣传促销，树立旅游形象，加大市场影响力，提升旅游品质，保证乡村旅游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品牌，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缺乏自身独特文化价值的挖掘与包装，而且存在着跟风的现象。比如在成都三圣乡五朵金花的品牌打响之后，很多地方，在打造乡村旅游品牌的时候，往往会用类似于五朵金花的名称，比如滕州市的乡村旅游品牌建设，也在做一个五朵金花的概念，从名称的命名，到具体的旅游目的地景点的构成，有很深的成都三圣乡的影子。
2.营销传播策略
源于美国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被广泛的流传应用，在开拓发展市场、提升旅游品牌形象、促进规模发展、提升消费者主动购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同一地理空间内的不同乡村旅游产品之间的整合营销
在同一区域范围内，乡村旅游产品之间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因为目前很多乡村旅游产品存在着严重同质的现象，尤其是想以农家乐为代表的最初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在相对集中的地理范围内，难免会产生恶性竞争。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游客还是对业主，都存在很大的风险。
因此，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现在主张“一村一品”，在同一区域范围内，形成可以互补的合作关系，往往以政府主导推进，强调整体形象和品牌，实行整合营销，共同培育开发市场。既降低了经营风险，避免了恶性竞争。同时，还可以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2）不同区域间的联合营N
乡村旅游产品的行政区划以县市区一级为主，乃至于乡镇一级，其拥有的资源有限、资金不足、其传播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因此，营销还应考虑主动纳入市、地区等更大区域的联合营销中去，尤其是考虑与各主要景区进行联合，形成联动模式，也可以考虑主动寻找成熟的旅游市场进行依托，进行游客引导开发乡村旅游市场。
以泰安市岱岳区和泰山区的乡村旅游景点为例，因为这两个区具有明显的地理空间优势，环泰山分布，泰山就是最好的可以捆绑的平台。而且在市场宣传的过程中，泰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这两个区的乡村旅游做了良好的背书。
（3）不同的营销传播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市场营销传播的概念里面，传播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比较经典的手段包括：广告、人员推销、公共关系和营业推广。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关注旅游目的地形象广告的打造，在不同的营销传播手段里面，他们所起的作用、花费的成本以及影响的范围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进行营销传播的的过程中，要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针对当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和目标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传播手段的组合。
（4）不同传播媒介的综合运用
随着互联网、移动通讯手段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型的信息获得方式越来越普及、便捷。这为乡村旅游的传播提出了转变思路的新要求，在关注传统优势媒介的同时，还要关注各种各样的新媒体信息传播。
传统媒体：
①借助目标客源地传统媒体。借助目标客源地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户外广告等传统媒体宣传旅游区的旅游形象及旅游产品，不断扩大宣传推广范围和提高旅游区知名度。
②分发旅游宣传册等材料。积极参加旅游推介会和说明会以及各种旅游会展，向当地旅游业界和游客派发旅游宣传册、促销单张、旅游地图等各类宣传资料。
③与专业旅游杂志合作，形成营销软文。在专业策划的基础上，与国内重要旅游杂志合作，形成一定量的营销软文，营造正面舆论规模，不断传播、曝光新的乡村旅游形象。
网络媒体：
网络营销方式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要求。新媒体在选择上主要分为三类：网络新媒体、移动新媒体和数字新媒体为主，重点实施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视频和微图等五微营销。
①网络新媒体。主要包括各大门户网站（如携程、艺龙、新浪、搜狐），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对话链、博客/播客、网络文学、网络动画、网络游戏、网络杂志、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其中重点关注微博及社交网络的“病毒式”传播的口碑宣传方式，对旅游区进行“病毒式”传播。
②手机新媒体。在选择上可以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软件、手机短信/彩信、手机报/出版物、手机电视/广播等。
③数字新媒体。数字新媒体广告投放包括数字电视、IPTV、移动电视、楼宇电视、城市多媒体终端等。在一级目标客源市场的火车站、飞机场、饭店大厅、大型购物中心、重要的景区景点和旅游咨询中心等地，开展旅游营销宣传。
公共关系渠道：
①公关营销。整合社会资源，分析贴近目标市场的各种社会活动、政府公关活动、有关的专业组织会议等进行品牌植入。
②名人营销。明确分析当地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等，把握其特质，遴选聘请具有共性的名人进行相关的市场推广活动；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名家名人参与活动，利用名人效益，进行旅游目的地的营销。
③会展营销。会议展览因其影响效果越来越被地方政府部门接受，尤其是高规格会议，会议效应往往可以形成旅游宣传的亮点；而且会议效应的融入性与持续性比较可取。除了主动举办会议以外，还要主动走出去，通过选择主要市场，精心准备参加国内外重要旅游交易。
④文化营销。文化与旅游具有天生的渊源，可以走官方渠道比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营销难在历史文化的物化与实体转化。
专项营销渠道：
①旅行社营销。与国内重大旅行社进行合作推广精品线路，借助知名旅行社的渠道，分销旅游区的旅游产品；与目标客源市场的旅行社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定期组织认知之旅，让其了解旅游区的特色，同时针对不同目标市场的旅行社提供不同的优惠套餐，以求最大力度的吸引当地游客。
②行业协会营销。建议乡村旅游点加入不同的行业协会，利用行业协会的渠道进行精准销售。
③旅游大蓬车促销。面向大众市民，在泰安、济宁、莱芜、济南等城市中心区和人流密集的商业广场、商业街，采取旅游大篷车的方式开展宣传促销活动。
④社区促销。深入社区，拓展周末休闲市场，针对济南、莱芜、淄博、滨州等主要客源市场，组织旅游区营销小分队直接深入其中的大型社区，特别是高端住宅区和高端酒店区等，进行促销宣传活动。
3.区分市场，采用多维营销策略
在市场营销学中，基于市场细分、市场定位和目标市场选择的目标市场营销战略，来指导营销实践非常有效的。在乡村旅游的市场发展中，该理论同样适用。很多研究从地理空间分布和有效辐射范围着眼来研究乡村旅游的市场发展，因此，在乡村旅游的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必要，结合市场的细分和产业的生命周期，来进行当下、中期和长期的市场开局。
4.节庆活动发展策略
近二十多年来，大部分地方政府以“节庆”为由头，通过传统节庆或者人造节庆，用节庆活动气氛刺激消费者，由一系列的营销活动组成。具有当地特色的节庆文化活动，有效的吸引目标市场的关注，在营销表现上逐渐成为亮点。
旅游节庆活动，越来越成为发展地方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抓手和一面旗子，在旅游节庆活动的设计中，早期的一些活动，主要是以农业资源和民风民俗为主，节庆活动越来越强调文化价值得挖掘，以及游客的互动体验。
成熟的旅游节庆活动能够有效聚集人气、提高当地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节庆活动除了本身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还是当地的品牌形象的外化，进行传播的发力点。因此，在设计节庆活动时，注意凸显与本地旅游的结合以外，还要尽可能打造新民俗。同时，进行淡季错峰举办时效性较差的活动，可以有效激活淡季旅游市场。
2015年度泰安市共举办大型旅游节庆活动20次，共接待游客1053.6万人次，会展中心接待各类会议展览近百次。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美丽乡村工程、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等政策的推进，全域旅游、“旅游+”等概念均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一系列的发展政策密集出台，资本纷纷进入旅游业，乡村旅游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也将不断完善，现阶段对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理论、支持模式以及支持体系构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本文中，笔者为泰安市乡村旅游从品牌、会展、整合营销传播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发展策略，希望可以为泰安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云才.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与借鉴[J].旅游学刊，2002（4）：45-50.
[2]王衍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综合价值[N].中国旅游报，2015，8，19（004）.
[3]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Z].2014.
[4]吴承忠.国外休闲经济发展与公共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1（4）：354-359.
据国家发改委2010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已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目前，中国大城市中的社区，415个中小城市，2488个县和县级区，都是适合二级市场终端影院建设的目标地区。另外，3000所高校、3000个厂矿机关，同样是二级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商业价值潜在巨大。保守估算，大概还有1.7万块银幕的市场空间。
社区、高校通常有着充沛的客源，可形成与辐射在周围商圈里的超市、饭店、书店的良好互动。而机关厂矿的经济实力也证实了这部分潜在的实力。二级电影市场的定义二级市场的概念较难定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常务副会长耿西林认为，对二级市场的定义应建立在统计的基础之上更具有说服力，有统计意味着是正式的、有组织的经营，没有统计就是散户，所以有时候以是否加入院线为界，将没有加入院线的市场定性为二级市场。”北京电影学院于丽教授的研究课题《县级影院建设与改造》，将二级市场定义为全国城镇一级市场（加入主流院线的影院涵盖的市场）以外的电影市场，包括社区、学校、厂矿、部队等能够放映电影的礼堂、俱乐部，这些单位没有加入院线，也没有安装计算机售票系统、以租片放映、买断地区放映权或组织放映为主。
二级电影市场的特征院线制的发展推动了一级市场现代化多厅影院的蓬勃发展。农村市场形成了以农村数字院线为特点的适应农村市场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在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之间的夹缝中的二级市场，虽被学者称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依然停滞不前，且呈现以下特征：政策市。尽管国家在大方向给予各种政策支持，但是各级政府对此态度不一，改造的速度也参差不齐。截止2011年年底，全国仅31个省（市、区）制订了本地区的《十二五”期间城镇数字影院建设发展规划》，明显的表现出政策市”的股市现象。政府支持，资金充裕，影院改造速度快，市场发展迅速；反之，则市场停滞不前。多分布在电影消费能力欠发达的地区。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沿革，曾经的二级市场概念是指首轮放映之外的二轮放映市场，多分布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后经产业改革，这些城市经济迅速腾飞，可能存在于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也可能出现在京沪直辖市和各大省会的周边地区。
观影群体结构变化。对于行政指令和市场化共同作用下的二级市场，观影人群已不再是企事业单位包场、厂矿、学校、部队的组织放映。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人口流动频繁，受过良好教育的返乡大学生和在中小城市打工的年轻白领，日渐成为电影市场的主力观影群体。关注这部分人群的观影需求，不仅关系着发行公司供片源的问题，更关系到制片公司做片源的问题。数字化院线的推动。目前，二级市场主要是以35毫米胶片放映为主，兼有1.3k数字放映设备和0.8k数字流动放映设备。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为保证二级市场观众与主流影院同步看上国产大片，全面推行1.3k放映设备是件非常急迫的事情，在二级市场还存在公益放映的情况下，商业放映的票房收入是未来提升二级市场造血”功能的必要手段。
二级电影市场的运营模式当前，二级市场的电影企业正处在改制和未改制的尴尬境地。从技术标准上来讲，二级市场主要靠35毫米胶片租片放映和1.3k数字影院的试点推广，其经营模式主要是传统拷贝版权的经营和1.3k数字院线的开发。传统拷贝业务的经营。传统拷贝版权的业务多由电影公司沿袭下来，通常是靠自有资金购买影片，填充片库，向大型单位提供租片业务；从制片方手中买断地区播映权，依靠红头文件，组织大规模包场业务；以老旧影剧院为核心，将商业放映和公益放映（广场放映、社区放映等）相结合的，放映的影片也多是主流院线一轮放映结束后下发的二轮、三轮影片放映。传统的经营模式是依靠当地大型企事业单位、工矿、学校的大规模团体放映，与行政指令休戚相关，片源多为主旋律影片、爱国主义影片。以致出现下列问题：由于资金限制，片源更新缓慢，导致影院依靠复映、播放DVD、录像带甚至盗版DVD维持生计，市场运作进入恶性循环；影片类型本身与主流市场偏离，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与商业放映环节格格不入；运营模式较被动，因为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对影片的要求比较特殊，需配合政治形势和文件要求，而片源产出数量有限；由于拷贝版本逐渐减少，二级电影市场数字化改造速度跟不上市场变化，导致片源供应量减少；拷贝供应多为大城市影片的二轮或三轮放映，拷贝成色受损，严重影响在二级市场的放映效果。胶转磁业务刻不容缓。1.3k数字院线的开发。二级市场影院环境大多破落陈旧，而数字化改造或数字影厅的建设尚未形成规模，原因在于：第一，数字化改造需要政府支持、政策和资金保障，仅有个别实力雄厚的院线为配合拓展中小城市的长远规划，敢于在二级市场实施大规模新建数字化影厅项目；第二，需要相当数量的有效观众群，而二级市场的观影群体限制了数字影厅概念的拓展。从技术层面来说，1.3k数字放映机仅用于国产影片、港片的放映，2k数字放映机则用于进口分账大片的放映，与大部分观影群体的观赏范围缺少重合。上述两点影响了数字化影厅在二级市场的大规模推广。
二级电影市场存在的问题投融资机制不健全。电影业虽以30%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达到130亿元的票房收入，但还是不及房地产业的一个零头，基层电影公司甚至被视为包袱。各地政府步调不一，给予的政策支持成为了二级市场投融资建设的关键。院线制成立之后，基层影剧院的衰败变得尤为明显。相比新建影院所消耗的大额资金，改造大批遗留影院是目前二级市场最为适用的方法。但是国家对县级影院改造项目的资金投入不足，民营资本进入二级市场的渠道不舒畅，成为制约二级市场影院发展的又一因素。片源供应思路亟待调整。二级电影市场的主要观影人群为学生、部队军人、中老年人、外来打工者、返乡大学生。观影方式通常为包场、组织放映、广场放映与社区放映。
由于一级市场过度占有文化资源，导致垄断和市场布局不合理，二级市场观众口味与消费趣味的差异被掩盖、被忽略，且常沦为一级市场的二轮、三轮放映市场，到达影院的电影类型过于单一。由于自购类影片成本较高，受资金限制不能长期更新，旧片积压在库，新片得不到更新，只能依靠复映、光盘、录像带甚至盗版DVD为生，优质片源严重缺乏。二级电影市场有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观影群体。首先，二级市场占据中国49.68%的人口比例，人口基数大，市场广阔；其次，二级市场往往是经济发展较快，而电影产品购买力不足；第三，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3.7%，近6成分布在农村，二级市场老龄化现象也尤为突出。当青壮年人口迁往大城市，县城一级的大学生返乡、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由此引发的影片类型的变化，使得二级电影市场观影人群随之发生变化。供片机制落后，行政指令式发行方式亟待转变。二级市场不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和缺乏市场主体，导致制片方与放映方经营渠道不顺畅，产供销脱节。由于自购类节目成本较高，多数影院难以承受引进费用，导致影院放映业务大量萎缩，上级电影公司也难以下发最新电影拷贝，以及由供片机制引起的连带反应，二级市场进入恶性循环，市场业务整体萧条。#p#分页标题#e#
二级电影市场运营策略健全投融资机制。二级市场相对于成熟型的一级市场和成长中的农村市场来说，是夹缝中生长的易被忽略的市场，在市场的整合和提升中常遇到行政干预、地区壁垒、所有制壁垒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将社会资本引入影院建设，结合二级市场自身特点，量体裁衣。国家政策扶持，创造良好环境。截止2011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制订了本地区的《十二五”期间城镇数字影院建设发展规划》，城镇数字影院建设呈高速发展态势。全年新增800余座影院且基本为数字影厅，其中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分别占全国新增银幕数的50%以上。以上文件主要体现在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产业技术支持，投融资等宏观层面的政策，而具体的实施过程则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对非公有制电影企业在投资核准、土地使用、财税政策、融资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通俗来说应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采取信贷、税收优惠、补贴奖励等多种手段和措施，帮助落实地方配套资金等。尤其是在民营资本投资方面，国家因给予引导，避免盲目开发、过于投资，造成市场不热、资源浪费等情况。当然，民营资本的逐利本性会大大提高影院运营效率。
理顺产权关系，加速影院改造。当民营资本进驻二级市场影院改造项目时，最难的就是理顺影剧院的产权所属关系。因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影院经营每况愈下，大批影院自负盈亏，不得不将资产拍卖，其中就包括地产与设备。搞清产权关系，明确管理责任，是建立合作的前提。如何有效地加快改造速度，有时候电影专项基金、税收返还、银行贷款等一系列政府行为的融资举措就显得过于迟缓。考虑到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2862个县级行政单位广泛的市场空间，保证投资效率，有必要建立相应的资金吸纳引导机制。新时期，如何活用新政策，利用土地资源及这些县级影剧院的区位优势，将土地作为筹措改造资金来源的重要载体，通过优化投资环境，招商、拍卖、转让、租赁、抵押或减免租金等办法，保障民营资本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并且利用影院自存资金、折旧基金、银行贷款、集资等方式，筹集影院新建和改造资金，扩大融资平台。调整片源供应思路。细分市场，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欣赏取向和需求，针对目标观众，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和策略性的投放适合其口味的影片。如返乡大学生，他们较当地人民受教育程度高，对影片的欣赏和鉴赏水平也较高，返乡就业收益也较高，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放映规划。
制片部门需拓宽拍摄思路，跟进二级市场现状，拍摄适合这部分市场发展的影片。以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产品结构来支撑二级市场，正是口红效应”在中国乃至二级市场的一种反映。二级市场的供片机制是要依赖县级电影公司来运作影片的承上启下和市场动态的下情上达。在现阶段必须靠政府行为，借鉴主流市场的经验，院线与影院共同发力。二级市场大量散布在城市中的大专院校里的礼堂、当地电影公司改制后遗留下的影剧院、工人文化宫等大空间大容量的放映场所。中影校园电影院线、21世纪校园数字电影院线等院线的成立，都是采用高校院线与相邻地区实现空间整合互助式的发展策略，弥补区域封闭缺点，扩大影院的辐射范围。高校院线的成立促进了地方片源升级，带动当地的区域发展资源，亦节省了大批影院建设费用。
一级市场，可以利用更多营销手段来展示影院特点。而二级市场，则因根据各区县状况，以2131工程为契机，以校园数字院线为手段，在电影消费能力较弱地区，开展大规模送电影下乡活动。以这种公益放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培养潜在观众的观影兴趣。同时以自己的影剧院、文化宫、礼堂为据点，将商业放映和公益放映相结合，开展广场电影、社区电影、校园电影等流动放映的活动，着力巩固已有观众，培养潜在观众。二级市场不能坐以待毙，等待国家或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而是要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各区县逐一攻破。
完善运营模式。当一级市场经过近10年的整合与发展，已逐步建立科学完善的经营管理模式。而电影产业的下一个10年，应该是二级电影市场的全面资源整合，完善产业规模的10年。大多数县级影院，改制后实行的是事业部门编制，企业化管理，在现阶段是符合二级市场发展状况的。从长远角度考虑，影院应忽略所有制概念，依靠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市场空间，加强与政府、当地电影公司、社会资本的结合，在主体建设方面，着力推行以下四种合作模式：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地方电影公司提供管理，社会投入资金的三方优势整合模式；院线或地方电影公司为主导，社会资本合作开发的经营模式；社会资金全资投入，当地影院自己组建经营管理团队模式；原职工承包经营，依靠地产租赁或其他收益经营管理模式。
以上四种模式从资金层面概括了当前二级市场的影院建设情况，当然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前提下，利用影院固定资产，保障影院收益，是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都将是二级市场的经营特色。对于传统拷贝业务的经营，需站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拓展经营思路。老片库存对电影公司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如何利用库存影片，发挥传统优势，开发拷贝的剩余价值，是传统拷贝放映影院改善其运营能力的关键。增加影片租赁业务、组织主题专场回顾等方式，都为传统影院经营带来了生机。以北京市二级市场为例，2007年票房收入848万元，其中700万元源于新影联院线的租片。二级市场的票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租片收入，收入的高低则取决与影片本身的卖座程度。数字影院的改造和新建，宏观上需要政策和资金的配合。国家给予支持，扩大投融资渠道，吸引业内甚至业外资本进入。微观上则需要影院配套设施的跟进和观影人群的培养。这两点成为影院丰富片源，拓展业务范围的先决条件。
一、加强领导，部门密切配合
按照云南省统计局局城乡划分工作会议要求，结合景东县工作实际，为了及时、全面完成“城乡划分”工作，县统计、民政、建设、公安、国土、农业部门及时召开碰头会，认真研究和部署全县的“城乡划分”工作，做好部门间的紧密配合。
二、做好计划，周密安排部署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时间紧、任务重和景东的工作实际，参照划分方案，及时制定了景东县城乡划分工作计划，对业务培训、划分、审核、录入和上报等工作步骤均作了详细的时间安排和部署，使全县城乡划分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三、积极开展业务培训，熟悉方案
召开了全县“城乡划分”工作业务培训会议，13个乡镇的综合统计人员参加了培训。综合统计人员进行了业务主解，会议针对这次城乡划分工作的目的、意义、工作步骤、时间安排作了详细说明，对“城乡划分”的概念、判别方法作了详细讲解，并结合景东县各乡镇村、社区的实际建设连接实际，通过举例说明、参照对比等方法，特别强调讲解了各村数据收集表的收集方法和数据来源渠道。
四、认真录入上报，抓好总结归档
在**月**日前，按照县城乡划分领导组的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全县13个乡镇的城乡划分阶段工作已全部结束并将相关资料上报县城乡划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城乡划分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业务人员认真审核，严格把关，一一校对，针对有疑问的问题及时与各乡镇衔接，对模棱两可的问题及时向市局请教，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把全县166个村委会、3个社区的行政区划、城乡属性代码编制准确为止。我县没有涉及到特殊区域。及时调试全国城乡划分录入和审核程序，及时加载文件，认真审核和修改，于11月8日将景东县城乡划分属性代码相关资料上报市局。
为进一步规范资料的管理和利用，将全县城乡划分工作的相关资料及时立卷归档，做到有据可查，有据可依，确保资料的进一步完善和妥善保管，至此，景东县基本完成了国家和省、市布置的城乡划分工作任务，并为下一步人口普查和相关调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乡村旅游视觉设计体验
检索：.cn
旅游交通，是以旅游为目的的整个出行过程，它以旅游者为主要运送对象，使与旅游密切相关的客货在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旅游目的地内各旅游活动场所之间产生空间位移，从而实现正常的旅游活动。[1]随着旅游交通工具、旅游路线开发、旅游服务设施的不断发展，关于“行”概念的乡村旅游不再只是强调简单意义上的交通线路，它既包含了景观路、生态路、文化路、交通路的四路合一，也包含了旅游路线设计的多样化。[2]研究以“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视觉设计，传递与受众的信息不仅仅只是传递，而需要更加充分调动、分析识别空间的感知交流。根据包豪斯的设计理念“设计是为了解决问题”，设计出符合游客心理认知习惯的多元化导视系统，才能让“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更加人性化。
相对旅游交通较匮乏的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大肆兴修高科技交通设施吸引游客实为不当之举。当务之急，应是根据自身特色对景区进行合理的再规划与开发，打造出具有自身品牌优势的精品旅游线路。以合适的形象定位、美学设计、视觉冲击为依据，扩展自己独立的旅游市场份额，使黔东南地区成为贵州省重点旅游品牌以及西南旅游市场的热点。打造精品“行”概念的视觉设计规划应坚持有聚有散，有紧有松，有重有轻的统一发展，明确贵州省“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是基于贵州省现有的基础交通设施与当地自然条件、文化资源相互整合并因地制宜发展的资源因素。
一、公共交通设施的导视系统一体化视觉设计
由于近年来政府的政策优惠与支持，贵州省的基础交通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对性进展。基本成就包括：公路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铁路网络形成并不断完善；内河航道发展迅速；民用航空快速发展。[3]随着贵州省黔东南地区交通发展的逐步完善，原来的单一局面已逐步发展为有主干道、一般道路、高架桥、隧道等多样化形式。基于黔东南地区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前景，合理、科学的统一发展，促进视觉导向系统的一体化是首要。公共交通是旅游交通组织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实现交通方式、交通形式、交通导视等系统上的设计统一，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完整性不可或缺。由于硬通设施的基本识别性，因此导视系统在视觉设计中应以快速识别为首，特殊效果为辅。
第一，具体航空、公路、大型交通等视觉导向系统应遵循国家标准规定，在其字体、色彩、双文、位置、大小的运用上，尽可能的统一全省的硬通视觉设计。第二，加强完善公共类交通的完整性，易于游客快速识别认知。第三，信息口地方，如进出站口、购票处、询问台、休息区、洗手间等公共服务设施处要有明确的识别符合或文字标示。具体设计可以以颜色、字体、图形的变化来依次呈现空间下的布局，注意公共设施要以人的认知习惯为前提设计。第四，公共交通导视系统化设计的最大特点，是以大量的信息转换为简单明了的有效信息并传达出来。因此有效进行层级设计是公共交通视觉导向系统的关键。第五，由于黔东南地区大部分以隧道、山路为主，因此公共交通视觉设计方面要注意足够的照明系统与危险信息指示。第六，公共交通设施导视系统的视觉设计中，指示牌应放置有利于人们视线所处的位置。其信息不用繁复设计，要做到简洁明了，视觉层次要鲜明的展示观点内容达到有效传递。
二、视觉为主，辅以多元化导向视觉设计
（一）精品走廊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的普及，自驾游逐渐成为交通旅游出行的新增长点。黔东南地区独有的生态景致、特色的人文民族风情都可成为宣传热点。其独具特色的山水格局与丰富的生态景观，更是为自驾游市场的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车在画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步步不同景”更有着独特的视觉魅力。
乡村自驾游旅游项目开发的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中，有效运用多种导向信息的展示，并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是首要前提。第一，导视牌展示过程中，除常见的悬挂式外可利用周边环境特色形成特色摆放式：如立柱式、依附周边环境的附着式等。材料、尺度、色彩等方面可加入当地环境特色，使用统一化管理带来更好的视觉印象，起到对当地旅游风景的宣传和加深印象的作用。第二，自驾游需求的基本接待设施还有待加强，如公共区、休息区、功能区、停车场、汽车旅馆、加油站等设施需形成统一的导视系统。第三，政府因加强完善自驾游相关信息内服务，如媒体广告宣传。合理美观的自驾游视觉导视系统的开发，正确传递导向信息的同时又丰富了自驾游空间下的艺术视觉。同时也可利用自驾游机动性较强的特点引导部分游客向一些温冷或开放不完善的景点游览并增加宣传范围。
可开发地区：肇兴侗寨、凯里―黄平―施秉一线到镇远、隆里古镇等。
适合人群：精品走廊是围绕自驾旅游而开发的项目，其限制条件适合于有着丰富自驾经验的个人、家庭以及成员。
（二）步行者的时代
黔西南旅游部分景区由于地质原因以及基础交通设施的不完善制约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反过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如何将其劣势转换为优势？当前，“绿色”“环保”“低碳”以成为全球旅游产业关注的一大焦点。相较于其他旅游方式，徒步旅游体验模式的污染无疑是最低碳环保。值得探讨的是徒步旅游发展区域大部分集中于乡村、山区地段，由于道路标识不清晰，造成游客迷失现象不断。正因如此，设置醒目的当地地面标识，通过夸张、鲜艳的色彩和材料应用于指示系统、警告标识等可为徒步旅游提供有力的实际需要。
第一，徒步探访、深林便道、山间小道等设计中可以独特的指示文字吸引游客眼球并传达正确有效信息。第二，徒步旅游中重要的景点信息需及时更新与修正。第三，除了官方标注公路的景点示意图，一些有文化代表性的山寨等地缺乏统一设计。因此发掘当地民俗下的特色风情的设计，可加大徒步旅游对游客的影响范围。第四，深层挖掘特色的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如沿路配备必要的排污系统及回收系统，对环境污染有着专门的监管也是很有必要。第五，徒步旅游对于多食少动、工作应酬繁忙的肥胖中青年人以及老年旅游者，都有着极大的好处。它可以促进体内多余脂肪的消耗，更好的实现减脂的效果也可以改善心脏营养，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4]因此，徒步旅游形式的视觉设计宣传点以“运动”“健康”为启发。
可开发地区：梵净山、徒步八寨一山、肇兴―唐安徒步穿越、加榜梯田等。适合人群：独步旅游其简单、自由的开放形式较适合于以独立并敢于接受挑战的旅游爱好者们。
（三）水上旅游
人们追求旅游的过程除了舒适感还有娱乐感。旅程中人与自然地互动体验、征服或融入，都会构成游客对旅游点满足与否的直观感受。只有集观光、游乐、参与、体验、互动为一体的休闲旅游才能更好地让传统观光景区重新散发生命力。
随着越来越多大坝的建成，贵州省很快就会拥有大量的湖泊，成为群山、河流、湖泊聚集之地。这些湖泊的四周风景精美怡人，具有开发旅游的巨大潜力。第一，以原生态为导向标识系统与现代化交通娱乐设施项目进行融合。经过分析、设计形成整体的原生态视觉导向符号、导向标志，必定给游客带来独特的引导性信息，如水幕标识。第二，将自然风光的险、奇、秀、游融为一体，以系统化、人性化为原则构建统一的视觉硬件设施。第三，大力发展形象广告与标语，可发展山水相间的视觉设计既满足游客的观光需求，也满足了游客对当地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信息的了解。
可开发地区：舞阳河、杉木河、野洞河等。
适合人群：水上旅游项目属于安全系数较高并轻松的娱乐形式，因此较为适合以休闲为主的个人、家庭与团体。
三、保持本地特点，塑造特色的视觉系统
随着全球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户外旅游开始成为当下最热门的旅游方式。贵州省黔东南地区优越的自然地势与无严寒、无酷暑的爽爽气候都是大力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理想条件。
根据黔东南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可开展的户外极限项目包括：宿营、探洞、野营、丛林探险等。针对此类旅游交通项目如何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呈现特色。这就要求对于极限营销项目的视觉设计开发从广告、标识、服务区、咨询区等都应从定位、设计、包装中突出个性。第一，认真分析市场潜力，准确地进行视觉定位包装，最好的方法是以点代面，以概括、夸张的设计先突出一部分极限主体发展，这样在二次推广中有较大的设计空间发挥余地。第二，可根据不用特色项目的开发需要，打出符合形象的文字、广告语、标识等，运用得体的编排方式达到最醒目个性的视觉表现力，以不同的设计标语具有不同的个性获得宣传变化。第三，部分森林、草场及饲养基地适合较为轻松的视觉系统表达，可以自由为主题设计，突出个性化却不失变化的可能。通常情况下，虽然会要求项目视觉设计满足现下项目的要求，但是小地区与总地区之间的统一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地区之间的视觉系统不一致，甚至各自独立发展，则会显得杂乱无章，反而影响整体的发展。
可开发地区：梵净山原始森林、黔东南环线行走户外探险、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等。
适合人群：极限运动属于刺激并富有挑战的运动，安全第一的前提局限于它的适合人群大部分为身体素质较高的成年男女。
结语
“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的发展是旅游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优化特色交通与旅游体验的融合，实现项目开发视觉设计的统筹有助于实现贵州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目前来看，以黔东南地区为例分析的贵州省“行”概念的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视觉设计的发展前景是有一定的可观性。只有系统的改善贵州省地区旅游项目中视觉设计的不足，明确本地区独有的特色，建立新颖的视觉导视系统，才能更好的适应于旅游市场的需求，打造独属于自己的旅游交通品牌。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硕士点项目“黔东南乡村文化旅游‘色彩规划’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SSD019）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卞显红：《交通系统在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的作用探析》，《安徽大学学报》，2003。
[2]王勃：《重庆市公共交通导识系统视觉识别设计研究――以市区公交车视觉导识系统为例》，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关键词：傅葆琛;教育思想
傅葆琛（1893――1984）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民主教育家，毕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有相关文集、著作、论文都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然而学界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不是太多，视角也比较单一，具体如下：
一、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
关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比较系统而权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陈侠、付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冯克诚主编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这两本文集简述了傅先生从事教育的经历，选辑了傅葆琛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调查报告等，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总体图景。这两本书均从6个方面介绍了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一、关于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信念。二、关于对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主张。三、关于对民众教育特别是乡村民众教育的论述。四、关于扫除文盲的研究与论述。五、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主张。六、关于识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以上两本文集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提供了指南，但由于篇幅限制，许多有价值及深层次的论著没有被编入其中，这就限制了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时，我们要以两本文集为基础，发掘更多的史料。
二、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期刊论文
学界有一些论文对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并试图从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今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启示。
刘军、杨志军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论略》和李亚男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傅葆琛开办乡村教育的原因、乡村教育的目的和范围、乡村教育的方法和使命等几个方面构筑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但是在论述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作用时缺乏深入分析。张澎在《平民教育家傅葆琛》一文中，通过介绍傅葆琛一生的教育活动来阐述其乡村教育思想，使我们可以一览傅葆琛生平的教育概况。李浩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农村体育生态环境构建的启示》，通过解读傅葆琛关于乡村教育意义、乡村教育历史使命、乡村教育环境的重要性等内容，认为傅葆琛的乡村教育理念可以为我国现代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指导，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王有春，肖蓓的《傅葆琛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创办》，论述了抗战期间傅葆琛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主持创办教育研究所并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研究的情况。张改娜的《浅论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该文简要论述了傅葆琛社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乡村教育的中心、弊端、使命以及其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上这些论文篇幅都较小，多是就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而且对傅葆琛思想的介绍也只局限在乡村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的原因、方法、目的、使命、意义等方面，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民众教育思想没有涉及，难以全面展现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上述论文的参考文献多集中在张陈侠、傅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一书，还有傅葆琛大量的原著没有发掘，因此论述较为单一浅显，缺乏深度性学术性。
三、研究傅葆琛乡村教育的学位论文
付卫华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我国新农村建设起来，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研究：一、绪论;二、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进行的乡村教育活动;三、从乡村教育的原因、途径与使命三个方面论述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从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评析;五、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付卫华的论文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内容，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现今我国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总结出其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是一个创新，并且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乡村平民教育、乡村民众教育，且在不同时期教育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作者在这里直接笼统的冠以“乡村教育”，使得概念区分不清，而且参考史料较为单一。作者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评价有一定的创见，但局限在具体的方面，缺乏宏观与整体的考虑。
四、涉及傅葆琛教育思想的著作
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一些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运动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李帆主编的《民国思想文集・乡村建设派》把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归结为乡村建设派，辟专章介绍了傅葆琛关于农村社会的改造与民众教育的实验。吴星云著的《乡村建设思潮与民国社会改造》认为傅葆琛因参与“洋博士下乡”运动引来中外世人赞叹的目光，又以其十数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坚韧毅力，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该书对傅葆琛的教育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天津出版社出版，宋恩荣主编的《晏阳初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涉及傅葆琛留学期间从事华工教育的经历以及晏阳初对傅葆琛从事平教会工作的肯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和第13辑分别记载了傅葆琛先生在华阳县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活动和追忆了傅葆琛毕生教育经历。周慧梅著的《“新国民”的想象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研究》研究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和活动。朱煜著的《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以江苏为中心1928-1937》记叙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以及普及民众识字教育的活动。以上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研究视角。
【关键词】杭州古村落;文化空间保护;社区发展;模式;途径
古村落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民俗学者、社会学者等关注的热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古村落日渐成为空巢村、老人村，也有村落因开发旅游业需要，将原住民从古村落中迁出，出现古民居博物馆化、商业化的状况。从遵循活态保护的视角看，这些无疑是对古建筑的毁坏。作为农村社区，古村落如何依靠自身文化资源融入现代社会、和谐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化的合理传承，是当下古村落社区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又急需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一、新叶村概况
新叶古村位于杭州建德市南部大慈岩镇，为叶氏聚居村。新叶村山清水秀，马头墙，粉墙黛瓦，是典型的皖南建筑风格和江南风韵。新叶村现在还保存了180余栋古民居，街巷整洁，古色古香，被誉为“中国露天建筑博物馆”、“中国东南农耕文化活化石”。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3年，被评为“杭州十大美丽样本”。
新叶村建有抟云塔、文昌阁、土地祠。抟云塔始建于明代，是村子的风水宝塔，因为有祈求文运之功能，也被村民称为文风塔，后同治年间又在塔脚下修建文昌阁，同为祈求文运之所。后来，在文昌阁北面修有土地祠，为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的场所。这三个文化空间的组合，反映出农业社会时期民众“耕读传家”的朴素生活理念。
新叶村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新叶三月三”、“新叶昆曲”被列入浙江省非遗名录，同时，有三项列入杭州市级名录，八项列入建德县级非遗名录。邻近的李村、上吴方等古村落，因地缘相近、文化习俗相近，共同组成以新叶村为主的古村聚落，拓展了古村落的文化空间和保护区域。
当地政府采取走市场化的古村落保护策略：立足村落文化资源，打造旅游开发，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产业带动市场，以消费促进保护，走开发与保护并举之路，并于2010年开放旅游。但新叶古村由于旅游景点少，宣传不到位，且自身缺乏特色，旅游开发并不成功。直至某电视台在村子里取景做了一档亲子类娱乐节目后，新叶古村旅游才有所改观。节目带来了旅游标签，让新叶村声名鹊起，但对游客而言，古村有没有内容可看？值不值得一游？能不能引起游客的共鸣感？都是摆在新叶开发旅游面前需要深思的问题。
二、农村社区与古村落的发展模式
社区（community），社会学家对其解释众多，但在其构成要素的认识上，还是保持一致：即要有一定数量的人、一定的地理空间（包括地域，设施等）、拥有共同的文化或组织，就是生活在共同地域的人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是与现代城市社区区分而言，指生活在农村，具有村落认同感、归属感的人群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有明显的乡土情结和乡土意识。
新叶村，既是传统的农村社区，又是古村落。它拥有冯骥才先生所说的大量遗存，也符合刘沛林先生对古村落的界定：“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
农村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大的社会背景，城镇化建设和现代化的发展。而城镇化之路，就要谈到近几年该领域的新概念―“美丽乡村”建设，更要结合村落实际状况、文化环境，避免千村一面，拆旧建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
2013年5月，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制定的美丽乡村创建总体目标指出，要打造“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示范典型，形成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发展模式。[1]2014年2月，农业部了中国“美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主要有新城建设模式、文化传承型模式、休闲旅游型模式和现代农业型模式等。[2]给现代农村社区创建美丽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指导范式。
在浙江的村落保护过程中，形成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四种模式[3]：一是安吉模式（生态+文化），即立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资源，打造美丽乡村和靠山吃山的旅游产业，利用并做强当地的民俗文化反哺美丽乡村建设;二是永嘉模式（古村落保护+生态旅游），因永嘉境内层峦叠嶂分布了众多的古村落，利用当地先天的自然条件，保护好这些古建筑村落，发展旅游;三是龙溪模式（公共艺术+创意农业），用公共艺术的方式，通过栽花田、创意农业、生态农业等方式，让乡村更美丽，让农业有创意，让农民更富裕。四是萧山模式（乡村节庆+民宿产业），通过打造当地的各种节日，带动节日经济发展。
而在古村落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上，也总结发展了多种保护模式。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博物馆式，就地供人参观。其二，化散为整的保护，把优秀的建筑集中起来保护，如山西王家大院。其三，划为历史街区，对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保护，如苏州平江府路。其四，建立新村，原有的古村不拆，就近建一个新村，以供村民现代化的居住和生活，温州永嘉苍坡村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其五，原生态式保护，强调保护原有的生活样态。其六，搞旅游开发，综合运用村落文化资源吸引游客。
农村社区融入现代化建设，有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背景，可以依靠自身丰富的资源，打造自身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古村落的美丽乡村建设，大多是走旅游开发之路，无论是苏州的周庄，还是丽江、大理。杭州新叶村也正在走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并举的发展之路。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关键词：托克散墩村；乡村空间；重构；建设规划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托克散墩村空间现状特征
1.1区域位置
英巴格乡地处于田县政府东北部，距县城11.7公里（乡政府驻吐西汗塔合它村，距县城20公里）。南邻木尕拉镇，东与奥依托格拉克乡相连，西接劳改农场，北与达里雅博依乡毗邻。南北长82公里，东西宽53.5公里，面积4333.8平方公里，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平均海拔1361.5m。村庄区位：托克散墩村位于于田县的北侧、英巴格乡的东面，距英巴格乡政府2公里。
1.2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状况
托克散墩村耕地面积是1580亩，主要种植棉花、小麦。村民住宅沿路而建，呈现住宅包围农田的状态。托克散墩村以维吾尔族为主，2010年村庄总户数125户，总人口610人。全村总收入110万元，人均收入1810元。
托克散墩村是农业村，主要以从事小麦、核桃、红枣为主，种草养畜为副的种植业，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
2010年种植业情况
图1村庄土地利用现状图（作者自绘）
2村庄基本建设情况
2.1现状用地布局分析
该村现状村庄规模较大，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为了生活便利，就近耕作，都习惯把沿路作为建房选址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以道路为主线，呈“一”字式或“工”字式排布。居住用地包围农田，布局松散。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土地收益率受到制约。农房占地多，浪费大。
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一家一户的排式建房，其四类地（宅基地、林地、菜地、牲畜养殖地）户均面积1亩左右，使大量的土地不能得到很好的集约利用。
2.2建筑现状分析
建设用地内现有建筑以村民住宅为主，有少量的公共服务建筑。现状村民住宅建筑建设年代跨度较大，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建筑均为一层，建筑布局零乱，人畜共处现象普遍。自2005年来，在国家政府的帮助下，全村125户村民均已完成抗震安居房，建筑面积32-50m2不等，占全村总户数的96%。
总体来讲，新建住宅缺乏规划引导、控制，不能很好的体现维吾尔族建筑风格，旧建筑破乱不堪，较凌乱，宅前巷道不成系统，联系不便，并容易引发消防、卫生防疫问题。
2.3公共事业发展现状
2.3.1基础设施现状分析
⑴道路：该村主要是两横两纵的道路结构，主要道路是沥青路面，道路质量较好，能够满足消防要求，部分巷道和机耕道土路。托克散墩村现无客运站，农民出行方式主要依靠畜力车、摩托车或徒步至乡政府搭乘公交车或出租车。
⑵供水：英巴格乡联合水厂为托克散墩村供水，水源采用地下水，设计供水量851立方米，实现了全村自来水直接到户，使村民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供水量可以满足村民用水需求。
⑶供电：已完成农网改造，全村125户均通电。
⑷讯：英巴格乡上有移动、联通塔各一座，服务范围可覆盖该村。现状已接入通信线路，已有23户安装固定电话，现状75户使用卫星电视。
⑸排水：排水系统极为简陋，没有集中处理的相关设施，接近于自然排放，有些居民甚至还在用旱厕。
2.3.2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现状有村委会，没有卫生所、文化站，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两座清真寺。
2.4土地利用方面
2.4.1农村空心化与新房扩建占地相伴而生
迄今为止，随着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减少，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不减反增”的格局没有转变。农村空心化与新房扩建占地相伴而生，建新不拆旧、新房没有人住，造成了大量农村土地的浪费和耕地资源的严重破坏，成为新时期顺利实现乡村转型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
2.4.2村庄布局零乱，规模偏小
现状分析来看新疆大部分村庄布局呈现出村庄布点小、散、乱的特征。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疆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居民自然村的概念较为深入，于是形成了村民住宅零星分布的格局。
同时，地形地貌条件影响了自然村落的分布，大部分地区没有形成中心村，农户居住基本以组为单位，或沿河、或沿路“一”字型、“非”字型分布。一个行政村一般有五、六个组，十几个自然村的现象非常常见。
这种村落的分布使得在进行设施配套时会十分困难，村民的生活方便程度大打折扣，并加剧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农村用地功能分区的不明确，居住用地和耕种用地的混杂，减少着耕地半径的同时，也使得农业机械化过程举步维艰。
2.4.3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村庄配套较差，资源浪费
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公共设施用地、道路用地和绿地等，其中宅基地还包括一些生产性用地。平均的村庄用地面积高达604.5m2/人（如特克斯县苏阿苏村），相当于高出国家定额最高值（150m2/人）的四倍。
2.4.4村庄忽视内部潜力挖掘，侧重外延扩张
长期以来的农村集体土地无偿使用，使村民不但想多占地，而且要占好地，于是居民点逐渐向村庄外发展，主要呈现出“线状”和“块状”两种扩张模式。“线性”扩张主要指农民沿着公路建新房，占据的另一种土地利用的新模式。
2.5生态方面
城镇倾向之下剥夺或忽视农民利益的情况依然存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如何依托村庄综合整治优化乡村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保民生战略体系亟待构建。水资源被污染，影响生态环境；排水设施普遍率低下，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对水资源的污染较严重；急需加强水源保护和跨区域协作，以我区村庄供水现状和需求为依据统一全面规划；超前考虑，提高给水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普遍存在生活垃圾和农业垃圾混合焚烧、填埋的情况。对土地肥沃和大气带来污染。
3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的策略
乡村空间重构的途径和目的，亦即具体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产业发展集聚，即实现工业向城镇集中，农业向地方化、专业化转型；其二，农民集中居住，通过集中居住解决分散居住所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需求大、利用效率低的问题，并据此有效控制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保存乡村传统文化景观；其三，资源利用集约，通过产业发展集聚和农民集中居住，解决产业发展、生活居住中的资源低效利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实现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乡村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是实现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辅助。由此，在新时期推进我国乡村空间重构，应先科学编制规划、推进乡村社会重构，在此基础上着力实现乡村生产、居住、生态空间的重构，以及乡村产业经济体系的重构。
3.1科学编制规划
科学编制城乡一体化空间重构规划是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的首要环节。应以创新发展理念、促进要素流动、优化城乡格局、保障科学发展为目标，把优化城乡土地配置、推进城乡空间重构、强化区域主导功能、整体提升土地价值，作为城乡转型发展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两型社会”战略的基本取向。
基于不同类型城镇、村庄、产业园区的抽样调研，借鉴及分析国内外类似地区发展经验，以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为根本目标，研究构建转型期县域空间格局优化方案，提出以有利于生产、生活、生态为准则，以产业培育、创新为引导，以生态环境控制为手段，以交通、水系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的县域新型城乡分工体系，为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乡村社会重构
乡村社会重构通过加快乡村社区转型，提高乡村社区组织化程度，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提升。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乡村社会重构应着力从组织的角度开展，提高基层政府的组织、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政府应重视发挥组织、协调与引导的重要作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新生事物，包括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富民合作社等诸多形态，应该有效整合运行机制不健全甚至不能惠及农民利益的一些经济组织。
不同合作组织具有各自的针对性，重点应围绕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等农村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通过创新不同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模式，引领农民广泛参与社会分工和产业协作。
3.3乡村空间重构
通过有效的规划调控，在优先推进城镇化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农村聚落，推进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非农产业适度集聚发展。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切实提高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互动的空间结构。
图3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模型（作者自绘）
整合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图3)：其一，逐步推进小村或在远郊区的村庄向大村或道路沿线的中心村迁并；其二，逐步推进集镇周边的村庄向集镇迁并；其三，逐步推进县城周边的村庄向县城迁并。第一种可视为中心村引领型，后面两种可视为城镇化引领型。
当然，大型村落可通过内部集约化实现村域空间重构。通过实施农村居民点拆迁改造、合并，引导农民向社区集中、向行政村集中，解决农村聚落分散化布局问题，达到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业的门槛人口规模。
此外，在前述生产和居住空间的重构过程中，还应注重乡村生态空间的重构：应基于农村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严格控制农业生产化肥、农药施用量，逐步实现清洁化、绿色化、无公害生产；建立生态(沟、渠、河、塘、库等)拦截系统，吸纳净化面源污染物，结合强化污染物综合治理工程，确保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安全，即形成减源、截流、治理体系；遵循景观生态学原理，着力完善农村生态系统廊道，保护物种栖息环境，保持生物资源的多样性。
5结语
通过对该案例具体规划的分析，发现乡村空间重构规划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处处可见；如果进一步进行详细而具有针对性的分析规划，将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许多便捷的收益，为广大新农村的发展提供有效而科学的用地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法。
参考文献：
[1]陈小卉.当前我国乡村空间特征与重构要点[J].规划师，2007，23（8）：79-82.
[2]刘晓主编．新农村与城乡统筹发展［J］．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12（理想空间；42）．
[3]陈晓华,章莉莉.欠发达地区乡村空间重构及规划策略——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J].池州学院学报.2009(06)
【摘要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正本清源：
乡村旅馆是什么
张凯（生意“关注者”，对投资乡村旅馆有浓厚兴趣，下简称“凯”）：从字面理解，应该是设在乡村地区的旅馆吧。但我疑惑的是，它跟“农家乐”或家庭旅馆等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另外，我也很关心这个生意的前景如何。
侯晓春（失利者，在山西某景区经营乡村旅馆两年，净赔25万元，下简称“春”）：“乡村”的范围太大。而我一直找不到最合适的“乡村”在哪儿，肯定是失利的原因之一。
张彬（成功者，在成都郊区开办乡村旅馆四年，投资额20万元，年均纯利超过30万元，下简称“彬”）：“乡村”概念太大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对城市居民来说，只要走出城，在哪儿都是乡村。这是一。第二，在哪儿经营是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唯一。还应包括提供何种服务、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乡村旅馆应该是设在乡村地区、经营方面具备乡土特色、向旅游者提供食宿、娱乐等服务的旅馆。
连晓明（北京市旅游局旅游规划专家，长期关注和研究国内乡村旅馆经营，下简称“明”）：张彬的定义较准确，但属于狭义范畴。在国外旅游界的定义中，凡是具有民居建筑风格或历史意义的旅馆都可以称作乡村旅馆，并没有明确说一定要设在乡村地区――就算你在城市里找到或建造一个有乡村风格的建筑，也可以用来经营乡村旅馆。这对国内经营者应该是一个启发。至于区别，一般来说，农家乐跟乡村旅馆的区别在于经营者的“身份”，前者大多是农民或本地居民，后者则可以是“外来户”；家庭旅馆主要强调经营主体的性质是以家庭单位为主，而经营乡村旅馆既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个人，还可以是联营等其他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家庭旅馆只是乡村旅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前景来看，乡村旅馆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宾馆、饭店的待客压力，且环保是其最大优势。大部分乡村旅馆以家庭或原有设施为基础，相对简单、就地取材，既有乡土气息，又能减少工业化经营的污染，一定会受到有关方面的鼓励和支持。
业内过去曾流行过一句话：“不管什么性质、定义，能赚钱就是王道。”这话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提升，明确概念有三个意义：其一，帮助投资者准确定位，同时也给营销留有足够空间；其二，帮助消费者明确选择，增加消费的目的性。“我要去乡村旅馆玩”和“我要去农家乐玩”显然应该是两个概念；其三，拓宽生意范围，跟国际接轨。很多外国游客跟我抱怨，在中国找不到乡村旅馆。抛开具体经营问题，原因首先就出在经营者的定位上。
在哪儿经营、
为谁服务、什么服务
（一）选址
凯：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春：山清水秀固然好，充足的客源更重要。但我赔钱主要是在旅游景区附近的租金普遍较高。
彬：景区客源充足没错，问题在于实际消费者并不多。主要原因，一是租金高，经营成本大；二是景区周边消费较高也是旅游者的共识，不愿在这里食宿，进一步削减客源。另一方面，我觉得很多经营者只关注长途游客，而对短途客人很少留意，实际上反而是这部分人构成了旅馆行业的消费主体。所以我把旅馆开设在城乡之间的带有自然风光的特色农村，专门为自驾游、骑行客、步行者等短途客人服务。效果还不错。
明：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来看，在国内，乡村旅馆的选址一般分为三大类：
第一，景区。其中又包括已开发景区、半开发景区和未开发景区。晓春所说的景区主要是前两种。不过将店址设在这里的想法太传统、太初级，跟“乡村”的概念也有出入。如果要找切入点，应该说未开发景区的潜力更大，前景也不错。但因为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开发过程，小投资者前期介入，最大困难来自客源的不稳定性。
第二，特色农村。也分为自然风光、地域人文特色、经济型新村等。其中自然风光类型目前开发力度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开发的自然风光村已超过8000个，正在开发的超万个；地域人文特色类型的增加势头最快，近三年年均增幅超过40%；而经济型新村则是近十年来从地域人文特色类型中独立出来的一个亮点，一般包括产业集散地、地方特色产业、完整产业链等内容。问题在于，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特色农村，大多引入现代规划的理念，配套设施基本纳入了规划流程。对投资者来说，则意味着当你听说某个村庄要开发的时候已经晚了，餐饮、食宿、娱乐等服务设施的经营早有人“占了位子”。你要做，要么花大价钱转租，要么花大价钱开发新项目，根本不适合小投资者。另一个难题则是，因为刚开发，一段时间还要面临客源短缺和资金压力。但如果能坚持下来，渡过困难期，前景还是不错的。
第三，城乡之间。又分为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以及新兴小城镇等三种。张斌在选址上眼光很独到。其一，选择在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短途游客，特别是那些对生活品质比较讲究的游客，如果条件允许，在短途旅行中很少有“在外过夜”的习惯；而二三线城市的游客的这种“讲究”则相对少一些。其二，选择在业内知名的休闲城市――成都。成都消费者普遍追求闲适生活和慢节奏，加上近年来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对于乡村旅馆这个新概念易于接受。其三，选址时刚好位于城乡之间15―30公里之间。旅馆经营，有两个要点：首先是选址的“距离感”非常重要。以景区为例，又分为一二三类景区，以景区核心为圆心：一类景区，半径一公里内是零售业的黄金地段；两公里范围内是餐饮、娱乐的黄金地段；三到五公里是旅馆的黄金地段；而在二类景区，黄金地段就会缩水成半公里、一公里、两公里；如果是三类景区，超出一公里，游客根本没有住宿的愿望。再以城乡之间为例，低于10公里，步行者可能会有住宿需求，有车一族和骑行者多选择进城；超出50公里，游客可能已经不考虑返城，不从这条路上走了。而15―30公里的距离，正好解决了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其四，借助特色农村，让游客感觉物有所值，同时获得当地人的支持。不过我要强调的是，城乡之间并非唯一的有效选择。同时，各个城市的消费者也都有自己的特殊需求，未必都和成都一样，经营者应该做到“因地制宜”。从长远来看，我个人更看好未开发景区、正在规划中的特色农村以及正在规划中的小城镇。其次，就要涉及到为谁服务和提供何种服务的问题。
（二）主要客源
凯：短途游客。
春：长途、短途都要照顾。
彬：长短途不重要，抓住有消费需求的人群最重要。
明：晓春和张斌各自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首先，长短途游客都是服务对象，都有消费需求；其次，如何抓住服务对象。我做过一个调查，超过70%的“背包客”（长途游客）和近40%的自驾游等短途游客都有住宿方面的需求；从消费情况来看，以北京市为例，背包客和短途游客的食宿消费比例为57%∶43%，整体数字前者还要高于后者。不过，背包客旅游路线相对较偏远且分散，对食宿方面的要求也偏低，回头率也不高，需求虽然实际存在，但不容易把握。而短途游客多以城市中对生活品质有较高追求的人群为主，对食宿方面的要求较高，因为主要往返于城乡之间，回头率也相对较高。换言之，短途游客有形成持续消费的基础。而张斌将店址选在出游人群必经的城乡主干道附近，贴近目标客户的消费心理及习惯，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那么长途游客是不是就一定要被商家“丢弃”呢？也不尽然。我以两部电影为例：《龙门客栈》和《三枪拍案惊奇》。说的都是带食宿功能的旅店。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两部电影播出后，很多投资者纷纷效仿，一度成为投资热点话题，其中也不乏成功者。分析一下这两家旅馆的特点：第一，环境偏远，专门为长途游客服务；第二，独一份；第三，功能单一但突出（餐饮，住宿）；第四，高消费，高利润；第五，高风险。这五个特点基本可以概括这类旅馆的经营状况。同时，至少证明了专门为长途游客服务也并非不可能。
（三）提供何种服务
凯：食宿，娱乐。
春：住宿，餐饮，卡拉OK，健身房，会议室，越全越好。
彬：单一，突出。晚餐、早餐、住宿就够了，但要有特色。
明：多功能还是功能单一，取决于乡村旅馆的生意性质。在西方，人们习惯把乡村旅馆称作“B&B”，即英语Bedand（床）和Breakfast(早餐)的缩写。也就是提供床铺和早餐的乡村客栈。这种客栈大多是房主把家中多余的房间让出来，供游客住宿，并从中赚取收益。在英国，几乎每个自然风景区的小镇都有这种打着B&B招牌的小客栈。另外还有一种零点式乡村旅馆，只提供住宿，早餐及其他服务游客可自主选择。因此在传统认识中，人们对乡村旅馆的要求并不高。在国内，近几年乡村旅馆快速发展。一方面借鉴西方经营理念及模式，另一方面也有所创新，比如在B&B基础上增加了娱乐、商务等多种服务形式。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有道是过犹不及，经营者往往有个错误概念，达到一定程度就追求“大而全”，想面面俱到增加利润点。实则一无必要，二是为求达到目的而自寻烦恼。另一方面，我们设身处地为游客想想，谁会在相对简陋的乡村旅馆里吃住好几天？所以我比较认同张斌的看法，只要把基本的吃饭和住宿解决，并作出一定的特色，其他服务如果有条件也可以设置，但游客可以自主选择即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晚餐和住宿是国内乡村旅馆主要的盈利点，早餐次之。
经营门道和注意问题
（一）门道
彬：我总结了五条。第一，抓住主流人群，目前只做短途客的生意；第二，占据有利位置，守住目标人群必经之路；第三，推出“团购”，增加客源数量和单次消费额度，还能制造口碑效应；第四，主推食、宿、乐。借鉴农家乐和地方餐饮特色，食材多选用地方土特产，菜式相对固定，但也可以根据客人的特殊口味进行调整；住宿也尽量保持乡土特点，比如引进北方的大炕、通铺等。第五，为满足都市人群的生活习惯，在卫生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卫生间、床单被罩、洗漱用具等，都借鉴了现代酒店的做法。
明：关于经营，我补充三点。首先是广泛借鉴。张斌的成功源于敢于借鉴。不仅是同业，国外的B&B，跨行的网络营销，潮流的团购都可以化为己用。其次是注意跟环境的协调统一。乡村旅馆突出的一是乡土气息，二是本土特色，不能显得过分突兀或现代气息过分浓厚。有些经营者只注意内部的陈设，却忘了建筑外观的装饰，客人看了就不想进来，里边准备得再好也没用。第三是隐形的设施。做生意不能光讲面子工程，乡村旅馆的性质决定，它属于服务行业。既然是服务，细心周到远比“外面光”更有效。如果能向游客提供一条网线，虽然没有实际利润，却能换来不错的口碑和回头率。
（二）问题
漂泊。当今社会已在数以亿计的农民身上，贴上这样的标签。背井离乡本为更好地活着，可流落他乡的生活充满太多艰辛。在夜色里抖落一身疲惫，卸除伪饰打开真实的自我，你的内心会否有刹那的疼痛?此时，你的脑海是否闪现出一个名词让你倍觉温暖?
这个词因你的反复摩挲，而显出晶莹的质地，因你以汗水与泪水的浸润，而闪射熠熠的光泽。这个词就是你的村庄的名字。我常以村庄这一狭隘的地域概念来诠释这个名词的内涵。其实，它的外延是可做弹性伸展的，若非要给出清晰的畛域不可，那便是故乡。
村庄是人生命肇始之地，人与村庄的关系，如树之于根，如河之于源。无论命运的风把生命个体吹向何地，无论身份是显贵还是卑微，在光鲜的表象之下，他的骨头上都盖有一枚无法抹去的印章。这枚印章是他最本质的身份的象征，是他所属族群的标识。
有个有趣的现象：当背负行囊的人流从偏远乡村潮涌进城市，他们用汗水浇灌出城市的繁华，可又与这繁华格格不入，如油投入水中。骨头上的印章已为生命的疆域画分出严苛的界限。于是，他们聚群而居，把方言克隆在异乡的某个角落。这一小方天地成为异域的故乡。
我曾在朋友租住的小屋度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这种不同地域文化营造出的混杂又有序的氛围：这一步尚是安徽，下一步已是四川，是河南……各租住区毗邻而生却又壁垒分明。
我想，这种现象根源于同一方水土所滋养出的秉性，是相同印章下的一种习俗与血缘的认同，是先天的。剔除社会生活带来的一切芜杂的外在名目，人其实只是他故乡的孩子，他的姓氏是村庄的姓氏。村庄所赋予的秉性，融入血脉，渗进骨髓，他一切的言行都是这种赋予的延伸。
生命有根才能存活，根给生命以滋养。相传“狐死首丘”，那“丘”是狐命的根。村庄是人命的根，无论一个人漂泊何处，他的根只在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