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乡土社会；市民社会；市场市侩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2000805
什么是文化？文化到底是抽象的虚无的理念，还是具体的深入人们血液的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文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提到，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总是表现为一种归结性的意义。上升到国家高度，文化的积累和引导，也蕴含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民族灵魂。《管子・牧民》里写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仪、廉、耻”就是几千年来深入中国人思想精髓的传统文化，也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来的集体人格和民族灵魂，到现在依然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价值衡量标准。时代已穿行到了21世纪，在世界格局的大变动下，我国文化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国正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急速转型期，在一个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群体里，人们的思想发生着各种各样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文化的力量变得越来越混沌。乡土文化、市民文化、市场市侩文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境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区域产生着不同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心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进一步强调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为目标，加强文化建设，提出让文化成为未来社会人们普遍的基本生活方式，以此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进步，最终实现依靠民主和法治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一、中国乡土文化根深蒂固
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一定时期的文化必须是适应当时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是一种乡土文化。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到：“中国从历史或者说从文化上看，是乡土的。”[1]乡土社会是熟悉人的社会，自然而然形成“家族式”的管理，管理基础以血缘或亲情为纽带。在这种“忠孝”式社会管理模式下，在传统的“礼义廉耻”文化熏陶下，人们缺乏民主意识，也没有个体服从群体的“共同契约”。这种文化延续了几千年，就是到了21世纪，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文化意识仍然无法脱离乡土社会的特征。
农村在社情民意上不同于市场化了的市民社会，在农民对于规则的理性认知中深深嵌刻着传统规范因素的烙印。在乡土社会，有着特定的义和理，蕴涵了长期以来一个地区甚至小到一个村落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情感，也包含了当地特有民间习俗、风土人情等地方性知识和社会生活所需的常识。在乡村的熟人社会里，以追求和为贵为最高境界，人们习惯于议事而非责问；大众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评理式的处事方式，而非规范式行为模式。理解乡村里的生活世界至关重要。社会有序是因为有规则，但乡村宁静并非因为有法律，而是有着自己认可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规则――习俗。一种符号法律的解决方式也许并不能彻底解决纠纷，反而对乡村秩序产生不可修复的伤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建立民主与法制”和“以法治国”的精神指引下，国家法治活动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有顺利也有不顺。一方面，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所以在农村社会往往呈现这种现象：一方面，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另一方面，政府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对农民退让妥协之事也往往有之。这样便形成了乡村社会中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法律多元格局，其中可隐约辨识出传统民间的、家族的、民族的、宗教的和各种地方性源流的痕迹。
站在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看，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情形是令人担忧和难以接受的。在政府官员眼中，农村社会存在的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多半与旧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所谓封建思想、迷信观念有关，而这些东西之所以还能在许多地方存在并且影响人们的行为，又主要是由于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愚昧。因此，要解决农村的法律问题，除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当务之急要靠“普法”教育，靠加强国家在基层的司法力量。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农村社会中许多逃避乃至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行为，并不简单是农民的愚昧所致，同样，农民们所遵循的规范性知识，也并不都是无益的和不可理喻的。如果摆脱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如果不再居高临下地看待和评判农民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乡土社会所拥有的规范性知识也并不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和不合理的。[2]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法律问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所造成。要适当地尊重尊奉乡规民约，首先是因为这些习惯具有植根于农村生活中的合理性，因为它们为农村成员所能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它们的害处，而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农民们对于传统的利用和再造，往往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指出这一点绝不意味着民间的知识和秩序具有自足的优越性，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当从乡村社会中彻底退出，而只是要揭示出在强烈的国家的、现代的和理性的取向下被长期遮蔽的一些东西。国家法律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但是发生改变的不只是国家的法律，也有民间的知识和秩序。今天的乡土社会已经与50年前的大不相同，它先是为国家政权力量深刻地改变，现在又受到乡村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以至人们无法再使用单一的和静止的农民或者农村社会这样的概念。这种情形无疑为当下的社会注入了活力，使之更具有开放性，但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同质相伴随的，可能是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并存局面的长期存在。这种局面，消极地说，可以是乡土社会中法律与秩序处处脱节、断裂与不和谐的现状的延续；积极地说，却可能是一种具有建设意义的把冲突减至最低程度的法律多元格局。而要达致这一目标，需要的将不仅是高超的法律实践技艺，而且是一种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从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传统乡土社会的开放态势和结构演变已不可逆转。但现阶段，尚未脱离熟人社会进入世俗社会的农村社会在规范程度上表现出基于血缘地域关系生存的保守性乡土规制，表现出与市场契约关系要求的开放性现代法律制度的磨合和交接。
二、中国市民文化的发展
市民文化是由西方社会引进的。在古罗马时代，古罗马人认为自己就是“市民文化”，而周围的民族都是“野蛮文化”；就像中国古人称自己是“礼仪之邦”，而落后民族都为“蛮夷”一样。这里的“市民文化”等同于“文明”、“先进”。到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开始真正形成。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人的最自然状态是自由的，人为了过上自由、安全、公平的生活，通过自愿的原则，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组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称为市民社会，因此而形成的文化就是市民文化[3]。市民社会，也可以理解为在严格的私人领域（家庭）和严格的公共领域（国家）之间存在一个中间领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市民社会。这个领域是非国家性质的，是由自由的多种团体组成，如商会、工会、学术团体、慈善机构等，这种团体可以防止国家集权，也可以保护市民个人权利。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和民主程度的标志。伴随市民社会的产生，市民文化也应运而生。市民文化是在和反封建、反独裁的抗争中成长的，总是和等级制度、特权阶层、专制体制针锋相对；多元化和秩序化是市民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市民文化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平等和分配平等。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乡土文化的禁锢，是由长久的乡土社会的慢慢改变而来，其间有个必要的过渡阶段。现在的市民社会是由乡土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一种结合的变形：人们仍然主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乡土社会结构的整体中，但以整体市民的身份进行经济和政治活动。人们由于经济生活的变化而使自我在社会中以市民的身份出现，作为市民需要面对的是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自由和平等的对立、市场竞争和社会正义的争执。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也意味着自我的成分在社会中逐渐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市民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慢慢告别熟人社会，以独立身份走上政治和经济生活。
由于中国市民社会发展时间较短，带有太多乡土气息，市民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特色：
第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开始于改革开放，至今也才30多年，西方国家比我们早了几百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市民社会经历需要我们慢慢地消化。西方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社会，在一个橄榄型的社会里，市民社会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群。相对于精英文化和底层文化，市民文化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的声音。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农民占到全社会的90%以上，权贵阶层仅占10%。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呈现金字塔型[4]。在金字塔型社会中，社会底层群体的人数和比例均较大。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共十六大上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而把培育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确定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政府之所以提“中等收入者”而不提“中产阶级”，可能是由于他们还只能认可收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对其他含义上的中产阶级的态度还难以确定。但是这一信号透露出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已开始初露端倪，市民文化的发展也呼之欲出。因此，我国的市民文化还不太成熟，还处于乡土文化向市民文化过渡阶段。
第二，我国的市民文化缺乏多元化和秩序化。在市民社会里，市民和市民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多通过宪法确认的民主程序解决。由于历史的文化传统，按照费孝通的社会学观点，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一个乡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更多的是看重人情世故，而对政治和秩序相对冷漠。另外，多元化和民主对中国人是新鲜事。长期封建社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让国人习惯于用流血的斗争代替民主的正当程序。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人们习惯于找社会关系，找老乡，通过血缘、亲情、宗族、乡情来解决冲突和分歧。这和市民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按照市民文化的要求，在多元的价值标准下人们有着不同的追求，但是人们又具有市民社会意义上的绝对素质，使人们可以在不影响别人的状况下维持着默认下的公共社会秩序。
第三，物质、金钱、利益是现今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流价值倾向。现在市民文化有两个关键词：①“密度”――让人窒息的密度。由于物质欲望的高度膨胀，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日益物化，除了物质利益，冷漠成为当代市民文化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未进入工业时代时，乡村式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很宽松，也很真实。而当代市民缺少了这种真实和轻松的关系，只能在各种电子产品、娱乐游戏中寻求精神满足。②“速度”――由于生存压力的空前增大，人们比以前更加忙碌。一方面，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压力也部分转移到个人身上，使人们在满足衣食住行之外又有了更大的负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物化要求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讲排场、讲享受，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人们也不得不疲于奔命。
第四，中国特色市民文化不是法治文化。中国特色市民文化一方面是一个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制度现象。对于一个真正市民社会来讲，法治要在社会和政治中有完全的体现。也就是说，社会不能单纯地依靠熟悉的社会关系进行，也不能完全地按照陌生的关系构建，我们需要一种公共意义上的准则，这个公共准则就是法治构建。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法治上的运用，应该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和法治活动。真正意义上市民文化中的法治文化是要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既能解决社会矛盾，又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民主进程。法治文化最终目的都是在平和、循序渐进中实现市民社会进步。但我国现行市民文化几乎和法治文化没有多大的关系，二者是不可交融的平行线。
三、市场市侩文化的迅速蔓延
市场市侩文化又被称为中西结合产物，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自由市场模式同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和乡土社会的历史脉络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自身人文特色的思想体系。市侩和市场是一个十分容易让人产生模糊认识的概念。市场在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化过程中，在对个人诉求受到挤压无法充分表现自我时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市场提倡理性和个性，计算投入产出比，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侩最初只有社会经济的意义，指买卖的中间人。现在又延伸到政治上随波逐流，经济上善于专营，道德上虚假伪善，作风上粗鄙庸俗。其核心就是，一切从自身出发，彻底的利己主义。市侩主义者外部表现为聪明、灵活、敏感，他们不仅心机灵活，并且眼光尖锐、准确，手段高妙、敏捷。市场市侩文化主要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市侩主义混杂其中。贿赂，贪污，挪用公款，送礼，找关系开后门，暗箱操作，幕后交易，内定等粉墨登场。市场市侩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实证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出现了技术实用主义与技术功利主义。从积极的方面看，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创造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部环境，甚至于提供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性形式。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物化意识的加深，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盛行。金钱与实惠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导价值，而且常常就是唯一的价值，在此，传统价值受到质疑乃至废黜，友情、亲情乃至于爱情均受制于利益与权势。
我国现代市场市侩文化融合了儒教传统的立命安身和和谐相安思想、市侩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想。当今的中国，正在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市场市侩文化冲击着一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传统价值资源，市场逻辑达到另外一个极端：即只要不择手段就可以得到经济利益乃至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的逻辑。最为可怕的是，这种思潮正从城市社会向农村社会蔓延。整个社会把经济繁荣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缺乏公共理性的严肃思考，缺乏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
首先，人们不再拥有理想，抛弃崇高，传统道德滑入有史以来最低谷。一方面，渴望西方社会的物质表象，一种极端的实利主义，蔑视道德原则、是非真理和美好理念的痞子文化在当下中国泛滥。有的人假老练，背弃基本的诚实。有的人心计太多，城府太深，狡猾太过。人们过多接受现实，心中的世界过早凝固，不再有生命活力，更没有质疑与想象。西方现代社会的物质表象的背后，是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人的智慧体现在人际间现实利益的关系里，而不是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单纯的物质生活追求和现实利益考虑只能维系直接的农耕生产，无法提升，无从超越，最终导致社会生产趋于停滞，社会发展与社会动替。
其次，市侩经济模式把政府也当作了社会经济博弈的主体，俗称“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的介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权力获得经济财富。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不提供公共服务，还利用公共服务寻租，这也就是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现象，令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资源分配垄断，中小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最终导致改革走入死胡同。
再次，社会心态有恶化的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也出现了社会断层，富人同穷人的界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社会门槛有所提高，向上流动越来越难，中等收入人群也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社会心态普遍恶化。首先表现在集体无理想、无信念、无原则、无是非，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其次是以头脑灵活、手腕老辣、投机取巧为高明，自以为种种胡作非为足以瞒天过海、神勇无边；第三是自信赢家通吃、贪得无厌，视集体财富、大众利益为无物，予求予取，欲壑难填。这样下去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
最后，保持乡土特色的农村社会出现了空心化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十分冷漠，和土地的联系并不紧密，他们很多出生在城市生长在城市，只是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从小受市场市侩主义影响，消费主义文化氛围、城市生活方式的魔力被他们传导回农村。他们在城市始终是过客，对于土地有着复杂的情感，乡土文化对于他们是陌生而可笑的。随着他们的成熟壮大，乡土文化会更加凋落，市场市侩主义会在农村更加鲜活起来。在城乡现代化话语的规划图景中，农村的现代化被等同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农民”则被想象成与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决裂、自觉接受现代城市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叛逆主体。这种农村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向城市文明的全面投降，当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根基遭到摧毁、赖以团结社会成员的中间组织被破坏之后，农村社会所迎来的决不是“现代化”的美好允诺，而是社会解体后的凋敝和破败。
要充分认识市场市侩文化蔓延的趋势。在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阶段，要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市民文化的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国民的素质。应建设权利义务观至上、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的市民文化。这是一种自觉的、先进的权利义务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每位国民树立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利。在这种理念主导下的市井文化又并非道德泛化、脱离市民生活的文化，它仍然是世俗文化，植根于市民生活基础的文化。只是市民能够合法有效地行使和维护权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并善于通过合法手段寻求救济；市民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并且有能力监督国家公器的运行，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运作；市民遵守社会公德，具有很高的道德素质；每位市民都能充分尊重他人人格，生活得有尊严。
四、结语
真正意义的市民文化是植根于市民生活基础的世俗文化，并非道德泛化、脱离市民生活的文化，它来源于乡土文化，但远离了乡土文化的自私狭隘，又摒弃了市侩文化的功利庸俗。它培养起一个国家、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它和法治文化遥相呼应，相互融合，共同成为民众的普遍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
[2]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建设平安、和谐边境乡村，首先要加强边境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丰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文化生活，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措施，也是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需要。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导向功能，是在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建设，使边境地区群众树立正确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导向，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一、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思想导向功能
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于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思想导向功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要重视发挥文化的宣传、教化作用，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民族的奋斗力量，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促进社会形成公平、互助和和谐的主导型价值观。
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应结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以提高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为主线，反对任何形式的孤芳自赏，使祖国的边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要满足边境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本文由收集整理需求，提高其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核心。边境地区由于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很难满足边境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
公安边防部门在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通过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建设对边境地区群众普及法律知识，使其知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加强民主政治教育、思想道德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来提高边境地区群众的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村现代化的各项研究越来越表明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边境地区群众文化水平特别是政治意识的提高，对于增强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和责任意识，增强报效祖国和人民，维护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的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公安边防部门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入手，通过舞蹈队、秧歌队、锣鼓队、农民诗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通过农民书屋、文化广场、村民公约、村民文明生活歌等多种途径，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增强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义务的意识。村民政治意识、思想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力地提升了边境农村的文明水平，巩固了党在边境地区农村社会的思想文化阵地，维护了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
二、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行为导向功能
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行为导向功能表现为能够有效缓解和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边境地区多是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聚居地区，这些地区往往经济落后而文化资源却极为丰富。兴边富民行动”、爱民固边”等就是在承认这种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文化教育进行宣传和引导，发展地域经济和地域文化，大力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使边境地区群众不断地接触并深受本国文化影响，从而逐渐培养其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使边境地区的群众生活逐渐富足，实现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和世代繁荣。边境民族地区文化冲突根源之一就是行为上的文化偏见和排斥。公安边防部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运用良好的行为标准对边境地区农民进行引导和规范。
其一，缓解和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由于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与碰撞，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乃至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积极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个人利益，缓解和消除群众间因差别、摩擦、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和不稳定现象，缓解与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公安边防部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通过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发展地域民族文化，缓解与避免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来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民族凝聚力的不竭源泉。文化认同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稳定器，是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因素[3]。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具有强烈的国荣我荣”、国辱我辱”的忧患意识等是文化认同的表现。文化认同是联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桥梁。在文化认同这种强力精神黏合剂的作用下，民族的归属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个人的献身精神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联合系统，促进社会的稳定[4]。
其二，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提高边境地区群众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团结合作、凝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解决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其中一条途径就是要发展民族文化，要通过文化教育依托培养群众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文化素质，促使他们早日走向富裕和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并最终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的和谐持续稳定发展。这也是最终解决疆独”和藏独”问题的重要手段。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发展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建设，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规模推出文化精品，拓展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聚合力。具体体现为努力发掘民族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建设，使文化充分体现出凝聚、整合、规范农村群众心理和行为的功能。树立文化自信，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活力。文化的挖掘、保护、开发、弘扬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觉，为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通过加强民族文化建设、搭建不同层次的交流平台，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深了边境地区群众的相互了解，达到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增强互信的目的，增强了党在边境民族地区的亲和力与向心力，激发了群众的创造力，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推进文化自强，为新农村建设强本固基。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够将边境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优势经济资源，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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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实现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现实有效的途径。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整合民族优秀文化，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群众关于共同利益的认识，有助于边境地区群众正确看待我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文化素质，整合中华民族文化资源，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边境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
其三，有利于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挑战。加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证。刘绍卫提出了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的对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和整合社会文化多样化；建立跨文化交往的理性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文化管理新机制[5]。
小说文本解读教学中存在着两种现象：其一，学生的浅解读；其二，教师引导造成误读。浅解读与误读现象的普遍存在困扰着小说解读教学，暴露出文本解读作为教学形态的严重缺陷，探索文学文本解读教学的方法已是十分迫切的课题。为此，本文提出语境解读作为小说教学的一种方法，尝试破解这种困局。
一、何谓语境解读
关于文学作品的语境，童庆炳先生这样定义：“语境，也称上下文，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指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的语言关联域，及其与他们的具体的社会生存境遇相联系的那些方面，而这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意识形态语境，这是话语活动得以进行的带有支配性力量的文化或社会背景。”①这个定义表明，语境不仅指上下文小语境，更重要的是指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情境，或者说指决定着文本意义的特定的“审美的”意识形态话语环境。文本的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之所以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解读、理解和鉴赏，取决于由作者打开、同时又支配着理解的语境（文化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的语境（文化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人们审美趣味和理想聚集而成的一种精神氛围，它就是人们进行文学活动，包括创作与鉴赏、接受与批评的共有共享的规则和评判标准，没有这个环境，任何文学的言说和接受都是不可能的。”②读“枯藤老树昏鸦”，之所以不会只读出两种植物和一种鸟，而是读出一种愁绪弥漫的意境，乃在于读者打开了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语境，那种融铸在中国人审美传统中的忧患意识的观念和取向，就是解读其意象和意境的先决条件。阿Q形象及其可笑的“精神胜利法”，是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文化、批判并改造病态的国民性这一语境之中的，是存活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性转型的主题——“启蒙”这一语境之中的，是这个语境赋予阿Q喜剧形象以生命，赋予他性格内涵和批判的笑点的。这个语境延伸到何时何地，阿Q就会存活在何时何地。离开这一语境，就如西方语境中看到的那样，阿Q只是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物，不懂20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启蒙主义语境，就不能读懂这个形象。
明了语境与文本的关系，“语境解读”概念的所指就豁然开朗了，语境解读就是通过语境或者语境建构进行文本内容解读的常规和方法。说它是常规，是因为从语境解读文本本是阅读活动的合乎规律的做法，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是文本阅读，解读不可能不启动语境的“雷达”，不可能离开语境中那些规则和观念来接受文本。说它是方法，是说在解读遇到困难时，反观所使用的语境，修正、建构语境常常是打开文本的一把钥匙。
二、语境解读作为教学方法
语境在小说解读教学中理应是一个要素，教会学生解读小说不能不同时教会其理解和使用语境。不过，笔者注意到，在许多老师的处理中语境多作为一个隐性的因素，作为主题解读和人物分析的观念、视角直接呈现在老师的解读和引导之中，故而在教师的解读主导课堂时期，语境解读并未用作显性的教学方法。而在强调学生自主解读的今天，语境的缺失已成了导致浅解读和误读的一个原因。如当下相当多的学生是用动漫、时尚期刊、网络快餐文化的泛情主义的“小时代”的话语来面对文学解读。这种话语能够解释的东西不超过童话和浪漫传奇的水平，其中善恶美丑都是简单而标签化的，这些简单概念展开的语境远不能透视历史、社会、人生的审美意蕴，这种语境素养不是学生的错，而是他们“发展区”的现实。于是，语境解读作为教学形态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建构文学语境。
作为教学方法，语境解读就是帮助学生在解读文本过程中，选择、理解与文本相关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话语，适当地教给学生一些文学语境的知识，适时培养学生的语境素养，使他们在获得语境知识的同时解读文本，在语境的透镜中透视并获得文本中的营养。
三、应当给中学生建构什么面貌的文学语境
帮助学生建构文学语境修养在当前最要紧的事是澄清文学语境的内涵。因为，事实上当下文学阅读教学课堂上运用的语境是相当模糊甚至混乱的，大多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文学话语之中，也即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境中：《祝福》被解读成封建四大绳索对祥林嫂的虐杀，《变形记》被解读成对把人变成甲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荷塘月色》被解读成对“四一二”白色恐怖的抗议，……这种曾经主宰文学活动的意识形态语境在文学界已退出舞台，可是在中学语文课上依然故我，这也就难怪学生不爱听文学解读课。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话语及其语境必须被超越，因为它“以反映历史规律为宗旨、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为文学审美标准，以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意愿、主张、政策为功能取向，总体上是把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完全重合，这是对文学本质、特点和功能的误识甚至歪曲”③。
那么，应当给中学生重建一个什么面貌的文学语境呢？如今文学界多元话语共存，复杂而丰富，对于中学文学教育而言，把握主流共识中一些基本点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概言之：其一，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文化冲突是比阶级斗争更为基本的历史视野，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20世纪至今的主流进程；其二，文学作为审美文化，以表现生活中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模式为目的，完美的人性与对人性的拷问是其内核；其三，完美的人性是历史生存中不断探索、更新的存在，它不变的本质是人的自由，美是自由的象征。总之，文学是表现人的自由状况的审美的意识形态，而在历史进程中常新的自由之梦是其核心，它可以是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胸襟，如《沁园春·雪》；可以是迷惘时代永不言败的英雄气质，如《老人与海》；也可以是对人性异化痼疾的喜剧式的嘲讽，如《变色龙》；又可以是在现代文学风尚中，让人在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荒诞中震惊，在焦虑中直面无意义生活的真相，如《变形记》《百年孤独》；……文学世界在自由之光的观照之下才呈现出生活的山川地貌；反过来，各种各样的人物遭遇和悲欢离合的故事，无不是因为透射着人的自由境遇而成为审美对象。宏观地看，自由作为审美价值的核心，对历史社会人生有着深广的涵盖性，因而有条件展开审美意识形态的语境。
四、如何实施语境解读
语境解读的教学实施尚无定法，但原则性的程序应是共通的：一、语境修养是一个教学建构过程，语境是建构起来的，不是装入学生心中的；二、语境建构应置于文本解读过程之中，因为文本中被解读的东西与语境密切关联，解读和语境是同时展开的。下面以鲁迅的《故乡》为例，做一简要阐释。
1．从学生已有经验中寻找入口
小说中所言之事一般都是人们既熟悉又不熟悉的；既是寻常人寻常事，又是不寻常的。那么，通过寻常的可理解的线索向不寻常的深义逼近应该是可行的解读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引导，实现朴素的语境向规定语境过渡。
如引导学生梳理《故乡》的文本内容，可以考虑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故乡》中的“我”是不是一个人物；第二，“我的故事”（钱理群语）线索是怎样的；第三，“我”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了故乡，怎样理解他的绝望和感慨。明确这几点，意在把握小说的主线。读懂“我的故事”需要调用相应的生活经验，学生对寻访故乡、绝望地伤别故乡虽没有深刻的经验，但并非不能体会。朴素语境可以给出一些朴素的理解，毕竟旧地重游、故人重逢与分离属于寻常人生的事件，相信学生可以找到一些感觉。能够粗浅地解读文本中回故乡之期待、别故乡之伤痛，这就给进一步解读其中的深义、进一步深化语境提供了条件。
2．走近文本的创作背景和原有语境
还原《故乡》的背景和语境有两个线索：一是与文本相关联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是作者在本文及同类作品中的关注点。《故乡》中家乡的衰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及其生活方式日暮途穷的命运，这一背景需要交代。《故乡》产生于五四时期，产生于近现代之交中国社会的出路和前途的反思氛围中。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激地批判、否定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曾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故乡》也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中的一次痛苦而决绝的表达，这是背景。但是，鲁迅的反思与批判有其深度，他并没有着眼于政治层面，而是着眼于更深的、属于文学的视角——国民的灵魂，这是鲁迅先生特有的关注点。在他的《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中，主角一为知识分子，一为农民，鲁迅关注的是这两类失去自由意志的人的灵魂，是这两类人“灵魂的病态，有的甚至根本就无灵魂”。④《故乡》中刻画的是以闰土为代表的农民的麻木呆板。
这两条线索的介绍和引导，就把学生带进一种视野：审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在这种语境中，《故乡》“忆故乡”“见故乡”“离故乡”的故事脉络中所表达的意思才显现出来：与儿时记忆中的故乡相反，现实的故乡一片萧索、破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故人由充满生气的小英雄变成麻木颓唐的可怜虫，是与故人闰土、杨二嫂之间厚厚的障壁，故人何故如此？生活不易，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故乡的沦落是毫无生气、毫无自由希望的传统生活方式沦落的缩影，于是，寻访故乡变成了悲伤绝望之旅。
从文本生长并产生影响的土壤和环境，从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语境来理解文本所说出的东西，这是“知人论世”传统的扩展。
3．发现可延伸到当代语境的意义
任何解读都离不开当下语境，否则就谈不上“复活文本”，谈不上真正地文学接受。帮助学生从当下语境解读《故乡》，意味着将文本的故事放在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语境中审视和解读，以发现其仍然存活着的意义。稳妥的作法是：把文本中的核心语意（典型形象）置于当下的生活背景中，再度发现和解释文本的意义。就《故乡》来说，它所说的人和事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当代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展开有赖于文本本身的穿透力度，若是经典文本，它一定有可以延伸到当代的东西。《故乡》中闰土形象所表现的旧中国的国民灵魂和“我”对故乡的绝望以及反抗绝望的态度是两个核心语意，它们就具有这种穿透力。从这两个核心语意即可打通当下语境。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麻木呆板形同木偶的闰土形象在今天还存在吗？如果仍然存在，怎样看待这类形象？造成闰土式的国民性的土壤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怎样看待？假如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境遇，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意在，将文本中典型的形象和人生态度从特定时代引向当代，成为穿越时代的“当代问题”，从而开启当代语境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言说，只要文本中的意义被延伸，被发现，被理解，就意味着实现了语境的重建。
发现可延伸的东西，可以让学生搜索现实中相应现象，然后引导认识、审视这些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渗入当代话语，学生应该得到或者产生这样的看法：精神麻木的国民素质虽经近一个世纪的疗救，仍未彻底改变，当下物质主义的时代浊流中，丧失精神追求、丧失自由意志、丧失自我人格的现象还大量存在，造成这种麻木不仁的金钱奴隶的土壤和环境依然存在，新的闰土们仍然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理想的故乡依然在梦中。改造国民性、改变产生这种国民性的土壤仍然是当下振兴中华民族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课题，启蒙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化和文学的重大主题。
对故乡的绝望之痛和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是《故乡》的主题意蕴，也是解读的难点，学生朴素朦胧的理解难以解开其深义，这就需要引入文学语境的相关知识。首先，关于故乡的衰落为何如此令作者痛心绝望。在中外文学史上故乡是一个一再被书写的题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故乡更是一个永远被赞美、追念、向往的地方，那是我们自由的家园。鲁迅先生写故乡与这种传统大不相同，它通过对故乡的凋敝、衰败，故人的令人愕然的麻木的描写，表达的是寻梦不遇的痛苦。作者心目中的故乡不是这样子，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地”……故乡在人的生活中既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也是一个寄放心灵的地方；故乡是一种象征，象征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出发地、有意义生活的根据地。人寻访自己的故乡，是为了重新找到生活的起点。所以，在文学世界里，故乡是一个“我们从哪里来”的意义之根，故乡、家园一旦失去了自由的光辉，人便失去了生活意义之源，人就只有漂泊流浪了，失去故乡、无家可归便走进绝望的境遇。在这样的语境中，学生想必能读懂文本中那种悲哀和绝望，并能产生相似的感受。
其次，关于反抗绝望。绝望是一种境遇，不是人该不该绝望，而是身陷绝望时怎么办？无助地等待拯救是失去自由意志的人相当普遍的态度，鲁迅先生与现代生存论给出的答案是：自救。小说末尾的“走路”喻义就是自救，就是反抗绝望。“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态度与汇入文学主流话语中的存在主义人生理解是相通的。萨特说，自由在于存在，而存在在于选择。认识这一哲理，方能理解“走路”昭示人们的永世长存的启迪。
起于朴素语境，还原文本原有语境，延伸到当下语境，三个步骤的设计着眼于学生语境经验的建构条件与目标。总之，文本解读教学的展开必然伴随着语境知识和经验的建构，而语境建构的质量叉决定着解读的质量。至于语境知识和经验规模及深度的选择，则是另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此不赘述。
①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44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③引自朱贻渊教授授课笔记，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