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波动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资产存量的增加，资产价格波动日益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突出现象，给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的传统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冲击，令其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资产价格波动传递着有用的信息，它可能与未来的通货膨胀乃至金融体系稳定性密切相关，无视资产价格波动及其隐含的信息将导致货币政策效果的偏误，甚至有可能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资产价格波动也带来了不利的噪音，它的波动十分频繁而引起波动的原因又难以精确识别，一旦做出错误响应，不仅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可能造成加剧波动的恶果。
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下，传统的货币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并将资产价格纳入自己的政策框架吗？这一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激发了各国学者与中央银行的深入思考与热烈争议，他们纷纷尝试给出一个最终的论断。本文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回顾和梳理，旨在考察学术界对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不同认识，为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我国货币政策制订提供借鉴。
资产价格波动影响货币政策的途径
（一）财富效应
随着居民收入中资产占收入比重的增加，资产价格变化对居民的财富效应越来越明显。根据莫迪安里的生命周期理论，居民当期收入和恒久性收入的增加将对其消费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股票价格上升，使得居民当期收入增加，对其消费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房地产价格上升，使得居民的恒久性收入增加，对其消费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由于财富效应的存在，资产价格的变动会对消费需求产生明显作用。波特伯依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综述了股票价格的消费效应，而大多数的估计认为金融资产增加1美元会带来3美分的消费增长。
（二）托宾Q值效应
在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会改变企业的市场价值，根据托宾Q值理论，企业的投资水平取决于该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值，即Q值。股票价格上升时，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加，当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评价超出其重置成本时，即Q值大于1时，将刺激企业投资；股票价格下降时，企业的市场价值减少，当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评价低于其重置成本时，即Q值小于1时，企业则不愿进行投资。从托宾Q值效应可以看出，资产价格的变动会对投资需求产生影响。托宾的理论忽略了投资的调整成本和股票市场衡量的资本价值均值与投资中资本的边际价值之间的区别。然而，林文夫的研究表明，只要企业的利润方程式是资本和调整成本均为凸的一阶齐次方程，那么托宾的理论就可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托宾Q值是决定投资的充分统计量。
（三）资产负债表效应
伯南克和格特勒认为企业家净值可能在经济冲击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联合并激励企业家和那些为他们提供资产的人，企业家在投资中注入一定的资本可能是重要的。投资中自筹资金的比例越大，激励联盟就越密切，出资方就更愿意提供资本。由此，伯南克和格特勒构建模型说明今天成功的投资会导致明天更多的企业家净值，也就减少了明天资本的成本并增加投资。通过这种方式，今天的收益冲击会影响到未来。
在伯南克和格特勒模型中净值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清泷信宏和穆尔从总体经济活动可能影响净值，进而影响投资的原理，提出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企业家的资产价值增加，因此扩大了净值和投资的效应。
货币政策应否考虑资产价格
（一）货币政策无需考虑资产价格
伯南克和戈特勒认为，资产价格波动固然会对实体经济带来冲击，但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收益甚微。在后续研究中，他们指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有效制度，只要预期通胀稳定，货币政策就无需对资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进一步地，他们认为，即便通胀预期受到影响，由于无法区分资产价格波动究竟是来自于泡沫因素还是来自于基础因素，货币政策响应资产价格波动的潜在成本很高。
斯托克和瓦特森持有相近的观点。在考察了一年中168个经济指标对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后，他们认为，股票价格和汇率在预测通货膨胀中的表现甚至还不如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
（二）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资产价格
提出过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是“响应论”当仁不让的创立者。基于货币数量论的一贯立场，他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首先引起的是资产价格上涨，然后才是消费品价格的上升；货币当局追求的价格水平稳定不应该是单纯的消费品价格稳定，而应该是包括生产、消费、服务价格以及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水平稳定。虽然这一认识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时过境迁，当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产存量急剧增加、资产价格波动频频，以至于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左支右绌、进退两难之际，学术界又莫不对费雪的观点报以深切的关注。正是在他的思想指引之下，一大批后继者如阿尔钦与克莱茵、希布亚、斯梅茨、古德哈特和霍夫曼等孜孜以求，致力于寻找能够涵盖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水平指数。
费雪之后的1973-1990年间，阿尔钦和克莱茵扛起了响应论的大旗，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阿尔钦和克莱茵认为，CPI或者GDP平减指数仅仅包含了商品的当前价格，而准确衡量生活费用还应该考虑商品的未来价格。进一步地，他们认为资产价格能够充当商品未来价格较好的替代品，从而明确主张货币当局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稍后，涉谷借用二人的思想，以传统意义的通货膨胀率与资产价格上涨率的加权来反映广义价格水平，构建了动态均衡价格指数DEPI（DynamicEquilibriumPriceIndex）；斯梅茨阐明了非预期的资产价格变动影响通货膨胀预期的机制，断言资产价格包含的信息可以改善通货膨胀预测。
近年来，古德哈特和霍夫曼通过大量实证检验发现，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在统计样本数据内的确有助于预测通货膨胀。他们主张，一旦发现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即使像消费品价格指数等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指标还比较稳定，货币当局也应该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措施。稍后的菲拉多、巴里奥和怀特等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在他们看来，即使当前的通货膨胀没有偏离目标区间，中央银行也要随时做好应对资产价格变化的准备。古德哈特和霍夫曼还对货币条件指数予以扩展，构造了金融状况指数FCI（FinancialConditionIndex），以此反映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古德哈特和霍夫曼之外，切凯蒂运用包含金融资产变量的一个通货膨胀预测模型对众多国家进行了考察，证实包含了资产价格的模型预测绩效更好。
货币政策如何考虑资产价格
（一）以广义价格指数扩展CPI
阿尔钦和克莱茵沿“费雪的跨期消费分析传统”尝试着构建了跨期生活费用指数ICLI。毋庸置疑，在实践上，这一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
稍后，涉谷借用二人的思想，以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率与资产价格上涨率的加权来反映广义价格水平，构建了动态均衡价格指数DEPI。
（二）以MCI或FCI替代CPI
货币条件指数MCI是短期实际利率和汇率相对于基期的加权平均，由加拿大中央银行率先提出并于1994年用作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通过对MCI的跟踪测量，加拿大中央银行得出结论：当MCI下降时，货币状况往往比较宽松；当MCI上升时，货币状况通常较紧。
斯梅茨指出了MCI的两个缺陷：一是利率和汇率对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影响不同，MCI中的最优权重必将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二是MCI忽视了潜在的一些有用信息和资产价格变动的均衡作用。
古德哈特和霍夫曼对MCI予以扩展，构造了包含短期实际利率、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房地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在内的金融状况指数FCI，以此反映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过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FCI指数在样本数据内对通货膨胀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
国内相关研究
钱小安、瞿强、易纲与王召等学者较早关注金融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冲击，他们一致认为，资产价格最多只能作为货币政策间接的参考指标。稍后，郭田勇剖析了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认为不宜将资产价格直接纳入货币政策目标。蒋振声和金戈、孙华好和马跃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联性；汪恒、段忠东、王虎分别考察股价和房价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验证二者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对资产价格波动给予适当关注；伍戈则认为，货币政策应高度关注资产价格波动。最近几年，一批学者如卞志村、陆军和梁静瑜、戴国强和张建华等尝试构建中国的FCI，他们普遍认为，FCI可以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简要评价
综上所述，对于资产价格影响货币政策的基本渠道，学术界取得了一定共识，但是仍然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此同时，对于货币政策要否、如何响应资产价格波动，目前还存在明显分歧，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仍然不够成熟。有鉴于此，各国中央银行在实践中也持比较保守的态度，而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货币政策不应直接响应资产价格波动。然而，财富效应、托宾Q值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示了货币政策响应资产价格波动的合理性。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的联系日益密切，货币政策的制订更加无法漠视资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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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通货膨胀；SVAR模型；核心CPI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30057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矛盾及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愈显突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准确研判通货膨胀走势，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就成为一大议题。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应设定为常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但CPI中作为综合指数，不可避免地包含个别商品的短期供给冲击。如果不能将这部分暂时波动识别出来，货币政策对总体CPI的暂时波动做出反应，很可能加剧产出的波动。鉴于CPI中食品和能源价格受到供给端的临时性冲击比一般商品波动较大，各国央行实践中的常见做法是剔除食品与能源，然后对余下的消费类品种进行重新加权，得到核心CPI。
虽然剔除法核心CPI在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学术界对于核心通货膨胀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沿着核心CPI的不同定义，分为两种测算思路：（1）核心通货膨胀应衡量的是通货膨胀的普遍性成分，这类测算方法有最早的剔除法、Bryan和Cecchetti[2]提出的加权中位数法和修剪均值法与Dow[3]的波动性加权法等。（2）核心通货膨胀应捕捉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相应方法有Cogley[4]的指数移动平均法、Culter[5]的持久性加权法、Quah和Vahey[1]的SVAR方法、Bagliano和Morana[6]的共同趋势法、Bryan和Cecchetti[7]的动态因子模型等。也有的研究将剔除法、加权中位数法、修剪均值法、波动性或持久性加权法和移动平均法等统称为统计方法，而将SVAR方法和动态因子模型等统称为基于模型的方法。统计方法易于操作，且容易被公众理解，但存在缺乏经济理论支持、方法选择主观性强及前瞻性弱等缺点。而SVAR方法具有良好的经济理论基础且预测能力较强。
我国不少学者借鉴上述测算方法对核心通货膨胀进行实证测算及相应的效果评价。范跃进和冯维江[8]用剔除法、截尾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测算了我国1995―2004年核心CPI的年度和月度数值，发现加权中位数法和20%截尾均值法较好地拟合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区间内实际运行情况。龙革生等[9]比较了我国核心CPI的五种方法测算结果，认为受到食品权重过大的影响，不对称修剪法和加权中位数法的效果较差。张延群[10]基于实际总产出、M2和CPI建立VAR模型，测算了1994―2009年我国季度核心CPI数据。赵昕东和汤丹[11]基于CPI类数据构建动态因子模型，提取其中的不能直接观测因子作为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估计结果。苏芳等[12]利用持久性和支出比重双加权法测算了我国的核心CPI，发现持久性加权法CPI波动性与CPI相差无几，而双重加权法核心CPI波动性甚至大于CPI。
Quah和Vahey的SVAR方法以货币的长期中性作为基础，赋予冲击以明确的经济意义，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赵昕东[13]利用SVAR模型估计了我国1986―2007年的年度核心CPI，发现该方法估计的核心CPI具有良好的趋势追踪能力。简泽[14]建立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二元SVAR模型，测算了1954―2002年的年度核心通货膨胀序列，并指出有必要在模型中引入新的变量，以便细化冲击影响，得到更具体丰富的结果。因此，本文拟通过细化冲击改进Quah和Vahey方法，构建包括产出、货币供应量、CPI与食品CPI的四元SVAR模型，实证测算我国1998年1月至2013年9月的核心CPI，并进行相应的效果评价。
二、改进的SVAR模型设计
VAR模型由于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而广泛运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中，但它的新息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能区分开来对应实际的经济含义。Blanchard和Quah[15]提出对n元VAR模型施加n（n-1）/2个长期约束以识别结构冲击，得到SVAR模型。Quah和Vahey建立产出和CPI的SVAR模型，施加需求冲击长期产出效应为零的约束，识别出SVAR模型的结构化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将CPI受到供给冲击的部分视为核心CPI。
测算我国核心通货膨胀需要考虑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也不乏其鲜明的特征。首先，食品在我国CPI权重较大，食品CPI对CPI走势的直接影响较大。但目前食品在我国城乡居民各项支出中占比也较大，如果直接剔除食品CPI测算核心CPI很可能导致信息缺失。因此，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食品价格因素单独衡量其影响。其次，我国的通货膨胀比较符合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需求增长过快的原因是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显著增长。因此，本文在Quah和Vahey的SVAR模型基础上，将总需求冲击细分为（实际）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并引入食品价格冲击因素，建立模型如下：
假设我国经济中存在如下四种结构化冲击：实际需求冲击
三、核心CPI估计
1.变量的选取和处理
本文选用GDP、货币供应量、CPI和食品CPI四个变量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其中，由于GDP没有月度数据，所以产出选择工业增加值变量，同时为消除季节因素影响，产出采用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数据；货币供应量用M2同比增长率衡量；相应地，消费者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指数也选用同比数据。本文设定的样本区间为1998年1月至2013年9月。经济意义上的长期一般为15年或更长，数据序列长度符合建模要求。
2.平稳性检验
一般地，如果变量不平稳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VAR模型将不平稳，其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的准确性大为降低。因此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式（7）计算出来的结果只是差分形式，核心通货膨胀的水平值还需要设定一个适宜的初始值。由于在长期内通货膨胀和核心通货膨胀的均值应该相同，这里将初始值设为通货膨胀的平均值101.9300，然后逐项累加得到核心通货膨胀序列。从图1可以看出，核心CPI序列与CPI序列在整个时段内具有相同的波峰、波谷和波动频率。
图1两种方法估计的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结果
四、效果评价
为进行测算效果的评价比较，这里选用剔除法测算的核心CPI作为对照基准。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类在2000年及以前不含服务项目，2000年及以前服务项目为单列大类，且烟酒及用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2001年开始有数据，之前为杂项商品与服务，因此，剔除法测算的核心CPI从2001年1月开始。具体测算过程是：（1）按照何新华[16]的方法估计了2000―2011年居民细分现金消费支出权重，将上一年的数据作为下一年的CPI计算权重。（2）剔除食品和交通与通讯两项，将剩余的六大类按照权重重新加权得到2001年1月至2013年9月的剔除法核心CPI数据（如图1所示）。剔除法和SVAR方法的核心CPI测算效果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评价：
1.波动性
核心CPI的测算过程中要尽量剔除CPI中的短期冲击，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应具有一定的削减波动性能力。从图1中不难看出，剔除法核心CPI起到了较好的“削峰平谷”作用，而SVAR方法核心CPI的消减波动性能力较差。进一步计算发现，CPI的标准差为2.3700，SVAR方法核心CPI标准差稍小些，为2.1700，而剔除法核心CPI标准差仅为1.2600。
2.趋势追踪能力
SVAR方法核心CPI与CPI的相关系数达到0.9400，而剔除法核心CPI与CPI的相关系数为0.7600，说明SVAR方法测算结果与原序列的相关性明显强于剔除法。
理论上来讲，核心CPI应该和CPI序列一样，同为I（1）序列，且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这里首先采用ADF检验对两种核心CPI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1可知，两种核心CPI均为I（1）序列。然后用E-G两步法进一步作协整关系检验，从表4中ADF检验结果可知，SVAR方法核心CPI、剔除法核心CPI与CPI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SVAR方法核心CPI统计量明显小于剔除法核心CPI。进一步做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发现SVAR方法核心CPI与总体CPI存在协整关系，而剔除法核心CPI与总体CPI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综合两种方法来看，我们认为SVAR方法的趋势追踪能力胜于剔除法。
五、结论
本文改进Quah和Vahey方法，构建包含产出、货币供应量、CPI与食品CPI的四元SVAR模型，通过施加长期约束测算了我国1998―2013年的月度核心通货膨胀，并与剔除法核心通货膨胀进行波动性、趋势追踪能力和预测能力方面的效果比较。结果表明，在消减波动性能力方面，SVAR方法核心CPI的效果稍逊于剔除法核心CPI；但在追踪CPI趋势和预测能力方面，SVAR方法核心CPI的效果要胜于剔除法核心CPI。因此，SVAR方法是一种可应用于测算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优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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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085-02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6月11日的公布数据，2008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7％，而1～5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1％，同时，5月份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8.2％，我国通胀风险进一步加大。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认为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们更应当考虑在我国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来控制通货问题。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
近年来，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他们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认同的定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L.E.O.Svensson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积极倡导者。Svensson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解释为一个带有相对显性的、有待最小化损失函数的目标化规则O'argetingRule)。F.S.Mishikin以及Bemanke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一种简单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以Svens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以Mishiki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将通货膨胀目标制界定为一种货币政策规则还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至少有两点是相同的，即明确规定一个数量化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应具有较高的透明度；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承担责任。
本文认为，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质界定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更为合理。其基本含义是中央银行、政府机构或者两者联合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目标，确定在未来某段或几段时期内取得并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明确宣布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是货币政策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目标。
我们可以看出，一国若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潜在的前提条件：
(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程度，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对货币当局组织分析的基础。本文认为，在通货膨胀盯住制度下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属相对独立。这种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中央银行法案中明确规定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价格稳定，但是，某一时期内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由政府制定。其次，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上具有独立性。
(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公众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否达到既定目标的信息基础，目的在于使公众了解并相信央行的政策意图。货币政策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能够使公众获得更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信息，提高市场潜在的效率。
(三)预测目标期通胀率的准确性
目标期通胀率的预测值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操作过程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央银行根据其预测值来决定其货币工具操作方向和幅度，因此，预测的准确与否将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效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确保预测目标期通胀率的准确性，中央银行必然需要建立一个综合多种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模型，对模型的要求是能精确反映过去，并能较为准确的预测将来一定期限的可能值。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一)我国已初步具备相关条件
1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这就从法律上消除了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融资的可能性，避免了货币当局来自财政方面的通货膨胀压力和避免了财政压力对货币政策的干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设立明确了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
2通货膨胀目标的地位方面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确立了通货膨胀目标的优先、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从法律上规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币值稳定包含币值对内和对外稳定的两方面内容，但在国内外市场上币值都集中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币值稳定的首要目标地位的确立，从法律上明确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稳定物价的责任。
3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方面
在货币政策工具执行过程中，我国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方面已经建立了具有透明性的公告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转向，公开市场业务已经成为了我国最常用和比较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加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透明度和强化其对市场的影响力度，在每周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中标结果产生后，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国债券信息网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中国货币网同时向公众公布《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当天交易品种、期限、招标量、招标利率以及中标利率等信息。
(二)尚需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上面的分析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部分条件，当然，要逐步走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还有不少方面需要改善和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经济金融环境的分析，以及目前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和政策环境来看，较弱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低效的通货膨胀控制能力以及物价统计指标等因素都构成我国通向通货膨胀目标制道路上的障碍。另外，脆弱的金融体系和影子金融市场在我国当前阶段还比较严重，也制约着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1合理物价测度指标的构建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其实是把通货膨胀的预测值作为中介目标，根据预测值与目标值的偏离情况来调整货币政策，以最终实现的通货膨胀符合通货膨胀目标(区间)，在预测水平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可以使用已经实现的通货膨胀来代替。以何种价格指数为基础来构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供给冲击更多、更易变，这些冲击都会影响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
我国需要改良物价水平指数的统计质量或者选取新的物价测度指标，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可以参考已经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经验，改良现行的CPI统计方法或者建
立新的物价统计指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利用的是调整后的CPI――称为核心通货膨胀率(CoreInflationRate)，调整方法主要是扣除利息费用，英国利用的是扣除抵押利率后的零售物价指数。这些经验对我国重新构建物价测度指标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2提高中国人民银行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
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过渡中最大的约束因素，是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由于市场化改革进行时间不长，缺乏大量的可用样本数据，更何况市场化改革使得包括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相应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这加大了中央银行利用预测模型和经验判断来预测通货膨胀的难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巴西、捷克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利用小型宏观经济模型来预测通货膨胀目标和解释预测结果，也可以利用时间序列模型来预测短期通货膨胀，也可以直接利用短期实现的通货膨胀率(比如月度CPI)来代替，然后逐步建立数据库和研究发展较好的大型宏观经济模型。
3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透明度
尽管前面对这方面进行了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前面的分析只是认为，在这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但如果我国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地完善货币政策制度和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以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透明度。
关键词：物价；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2）9-0005-02
从秦汉到清末，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特性，长期存在着多元货币流通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局面，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通货膨胀。但全国性大规模而长达百年以上的少见，多数是区域性和短期性的，有的仅一年左右，一般是十年上下。总起来看，从秦汉到清末，两千多年中发生通货膨胀十余次，时间约一百多年。举例来看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些通货膨胀的历史例子：西汉的通货膨胀从元狩初发行白金三品和减重的三株钱等开始，约持续了八年；汉朝及新莽年，发生四次通货膨胀，共计二十六、七年；南北朝年一年间，两次通货膨胀，两次通货紧缩，并非膨胀不已；从公元科年铸孝建四株开始，到年明帝整顿币制止，发生约十余年通货膨胀；梁末内乱，国土一分为三，互相攻伐，引起一次约二十余通货膨胀；唐肃宗铸行乾元大钱，发生约十年的通货膨胀；五代十国中的楚、闽、南汉也有过局部的地方性通货膨胀；宁宗嘉泰以后，因军费浩繁，加速滥发纸钞，发生又一次恶性通货膨胀；金元后期，明朝前期和咸丰官票宝钞都因同样原因而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样统计来看，从秦汉至清末，计有通货紧缩9次，通货膨胀19次，其中有13次发生于铸币流通时期，秦汉到五代十国，6次是在纸币流通情况下出现的。可见，在铸币流通的时代也会有通货膨胀的产生，通货膨胀不是纸币流通下的产物。
在我国历史上，铜币在发挥流通手段职能上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金银等其他贵金属，所以我们考察中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间题，自然就以铜钱为主要对象。纵观中国铜铸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铜铸币时代的通货膨胀产生的方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铸小钱。即货币的实际金属含量远低于其名义重量，有时仅为名义重量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北魏孝明帝即位后采纳崔亮的建议，所制作的榆荚钱同样为典型代表，“时所用钱，人多私铸，销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值一千”。（2）铸大钱。指的是铸造较大面额的新货币，其钱体和重量均有所增加，但是其面额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的增加值，同样造成了货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严重脱离。历史上，三国时期，刘备听从刘巴建议铸“直百五铢”、吴国铸“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甚至“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均为铸造大钱妄图盲目提升货币价值的典型。（3）降低钱币成色。在铜铸币时代，货币作为一种有价商品需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其实际价值直接受到含铜量的影响。然而，由于铜矿资源有限，铜材料稀缺，在铜铸币发行一定数量之后，为保证继续发行，必然要降低铸币成色，使用其他金属作为替代，逐渐减少铜的比重，造成铸币票面价值远高于其实际价值，引发通胀。
铜铸币时代通货膨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封建王朝采取错误的货币政策，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封建王朝常常滥发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不符的虚价货币以掠夺广大人民的财富，扩大收入、弥补开支，进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其次，流通中商品的严重匮乏，也会导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由于种种原因使社会商品严重匾乏，特别是粮食严重减产，即使铜铸币正常发行，物价也一样会上涨，一样会出现通货膨胀。
在铜铸币制度下，各代是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呢？我们仅以汉朝为例，分析如何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1）政府严把铸币权，严禁民间的私铸、盗铸。《汉书·吴王刘濞传》有吴濞“盗铸钱”的记载：汉文帝继位，复“令民自铸”，“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虽然史书对“铸钱之禁”的具体内容失载，但从后来的事实不难推断，应该是有选择地批准民铸，并有一定的规格限制。武帝元鼎二年，因为郡国铸钱过多，钱制、钱重不一。钱益轻，值益贱，而于元鼎四年时完全禁止郡国铸钱，只准上林官铸造，废止以前各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通用。铸币权和发行权集于中央才制止了通货膨胀的局势。（2）促进生产，厉行节约。如要抑制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讲应当促进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同时节约政府开支。刘邦称帝后“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文帝为了发展生产，不仅令寄居在长安的诸侯各回封地以治理、督促生产，还在王畿内行籍田之礼，亲自率耕，以奖励农业、发展生产，并节约开支。景帝继承了文帝的政策，才出现了“库府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文景之治”。（3）实行从紧的政策，稳定币值。除了严把铸币权、扩充物资之外，汉代还实行了适当从紧的政策：以武帝后期为例，不仅对外停止战争，以降低军费开支、促进民生恢复，更对内要求减少奢侈浪费，降低财政支出。赋税所得之钱都贮存在国库。同时增加钱重，使币值趋于稳定。
在铜铸币时代，通货膨胀的产生往往与纸币时代的货币过度发行不同，表象上主要源于货币自身实际价值的降低，
具体的途径为铸小钱、铸大钱以及降低货币成色。由于货币实际价值与政府规定的其名义价值不相符，在市场自发的力量下人们不再承认铸币面值，进而造成通货膨胀。进一步讲，铜铸币时代的通货膨胀，其货币自身实际价值的降低只是通胀的表层原因，更根源一方面在于封建统治阶级错误的财政政策以及其剥削本质，另一方面也归咎于生产力地下造成的社会商品严重匮乏。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57-03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第二,建立综合观测指标的货币政策,拓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证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国现阶段以货币供应量(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M0为观测目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不稳定性,无法及时敏感应对通货膨胀,存在着缺陷,因此考虑新的中介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应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经济变量作为观测指标,加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关键词：通胀预期；测量方法；比较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管理的重要环节。尽管从预期角度研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国内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探讨还停留在感性认识和定性分析上，对通货膨胀及其影响因素的规范定量研究不足。要研究通货膨胀预期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获得通货膨胀预期的可靠数据，即如何准确合理地度量通胀预期。
预期通货膨胀率测算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思路：
一、统计调查法
统计调查法获得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是指首先通过问卷等形式的统计调查对公众预期进行调查，若获得是定性数据则再通过一定的方法将这些数据转换成可用于分析的定量数据。中国人民银行自1993年建立了居民储蓄问卷调查制度，并与1999年进行调整。这个城镇储蓄问卷调查主要以定性调查为主，如："您预计未来3个月的物价水平将比现在：①上升、②基本不变、③下降、④看不准"。肖争艳和陈彦斌（2004）首次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蓄问卷调查数据估算出了我国预期通货膨胀率，文章中分别用差额统计量法和基于正态分布、Logistic分布、均匀分布的概率法将得到的定性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计算了中国消费者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并比较了使用不同方法得到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结果表明各种方法得到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偏差都比较接近，由基于均匀分布的概率法计算得到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的误差最小。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通货膨胀预期测量和相关性质研究的还有肖争艳、唐寿宁、石东（2005）及张蓓（2009）等。
二、金融市场提取法
金融市场提取法是指利用金融市场的某些指标作为预期通胀率的代替指标或者作为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的预测变量。王维安、贺聪（2005）通过构建房地产均衡市场模型，在风险中性的假设前提下，利用无套利均衡定价原理，从房地产价格波动中分离出市场通货膨胀预期。郭涛、宋德勇（2008）将利率期限结构曲线的水平因子作为预测未来通胀的有用指标。而李宏瑾等（2010）认为可将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作为预测通胀走势的变量。
三、计量建模方法
计量建模方法是指设定预期通胀率与某些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该模型中的预期通胀率。赵留彦（2005）基于可观测的月度通胀率和利率序列，设定不可观测的预期通胀率和预期真实利率服从向量自回归过程。在理性预期假定下将该过程改写为状态空间表示，根据卡尔曼滤波算法推断预期通胀率。经验结果显示，以上预期形成机制假定所产生的预期通胀率是实际通胀率的无偏估计。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2006）指出通货膨胀率预期是一种依赖相依变量的动态预测，将状态空间模型和Hamilton（1989）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结合起来，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整体系统下估计通货膨胀率预期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刘雪燕、张敬庭（2008）使用SVAR方法将中国短期名义利率拆分成预期通货膨胀率和Ex-ante实际利率两部分，得到了预期通货膨胀率序列。徐亚平（2010）建立了附加前瞻性政策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李昊、王少平（2011）在蕴含微观经济基础的结构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研究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结构和性质。刘金全、姜梅华（2011）通过双变量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估算出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并检验实际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的关系。李颖、林景润、高铁梅（2010）利用滚动构建VAR模型的方法进行样本外动态预测，估计得出粘性信息假设下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非线性的LSTR模型，刻画出通货膨胀率的非对称调整路径。李成、马文涛、王彬（2011）在国内首次采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测度我国的季度通货膨胀预期，并用贝叶斯法估计模型参数。
准确测度通货膨胀预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以上总结出的三类测度方法无对与错之分，但各有其优劣之处。统计调查法所能获得的是定性数据，给计算带来一定困难。由于问卷调查法所固有的不足，统计调查法的调查结果依赖于对样本的选择和问题设计的程度很高；在将定性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的过程中，不同的方法，基于不同的概率分布都会影响得到的结果，使数据具有不稳定性。金融市场提取法利用某些金融指标，要求有运行良好的发达的金融市场，且至少需要20年以上的数据，中国的金融市场不成熟、不发达，远不能完全满足使用条件，所以使用这种方法就受到很大限制。使用计量建模方法时不同的预期形成理论基础及不同的模型设定形式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虽然测度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很多，但对于哪一种或者哪一类方法能够更好地达到我们的目的至今都没有定论。基于以上对国内文献的总结和分析，笔者发现并没有对公众通胀预期各类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的分析，在以后的分析和讨论中可将方向向研究其影响因素并基于一定的预期理论和模型对预期通胀率进行测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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