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本.伯南克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10-017-04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不但对美国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存在非常大的影响力,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职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产的货币经济学家,而且他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坚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围绕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张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综述,这将有助于系统分析与理解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意图,同时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国家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总量的增长率(MoneyGrowthTargeting)作为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随着“货币迷失”(MoneyMissing)现象的出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采用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放弃盯住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指标而改为盯住通货膨胀率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最初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芬兰、澳大利亚、瑞典和西班牙这些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然后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韩国、以色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与部分转型经济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与波兰)也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而德国与瑞士虽然对外声称是采用货币总量的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这两个国家却从7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实施以通货膨胀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货币政策,并且BenS.Bernanke(1996)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德国中央银行与其说是盯住货币总量的增长还不如说是盯住通货膨胀率,因为当货币总量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德国中央银行给予了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总之,转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货币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准备放弃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BenS.Bernanke,2003)。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
BenS.Bernanke&Mishkin.F(1997)从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之争的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并得出结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是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一个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这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是试图在严格货币政策规则与无约束的相机抉择之间达成一种有机协调。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不能预期的供给冲击和其他外部冲击,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这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仍然为短期的稳定目标(比如说产出与就业目标以及汇率的相对稳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不仅仅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有约束的,这一约束就在于中央银行应该坚决承诺并实现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预测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并提前实施货币政策手段,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S.Bernanke,2003)。
(三)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
后来BenBernanke&MarkGertler(1999)提出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承诺在长期内将达到一个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且这一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维持价格的稳定将成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标;二是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比如说追求产出的稳定,因此命名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具有很高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比如说定期通货膨胀状况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而且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既不同于美国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不同于英国等国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确与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美国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符合第三个特征,而英国所采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后来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Targeting:LessonsfromtheInternationalExperience”(2001)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二、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盯住资产价格而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已经比较成功的控制了通货膨胀,那么未来对货币政策的最大挑战将是金融的不稳定性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性的不断提高,而金融的不稳定将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盯住或者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BenS.Bernanke&Mark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一)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信贷渠道”与“金融加速器效应”
伯南克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非常感兴趣,从此以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到论文集“EssaysontheGreatDepression”(BenS.Bernanke,2004)。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伯南克就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非常独到的分析,伯南克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支出的途径得不到实证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与债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养老金机构持有,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可支配现金则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从“信贷渠道”来分析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由于信贷市场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是一个无摩擦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家庭、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能力受到其资产负债余额的影响,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余额进而影响其借贷能力,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在短期内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从长期来看将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减少总供给。
在资产价格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在第一阶段,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显著减弱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借贷能力,而借贷能力的减弱将导致总需求的减少与失业率的升高,且总需求的下降将导致现金流入的减少并进一步导致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在第二阶段,总需求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导致资产的被迫出售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阶段,这一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被伯南克称之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类似于欧文.费雪(1933)年提出的“债务紧缩机制”,但是BenS.Bernanke&MarkGertler(1989)最早对这一机制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其后BenS.Bernanke&MarkGertler(2000)还根据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信贷渠道”得出一个与一般常识相反的结论:货币的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紧缩性的。这是因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本国居民、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以本币来衡量的外币负债价值将上升,这将恶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最终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下降。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
伯南克对从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货币政策不积极应对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不断增强的通货紧缩压力,资产价格的下降就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破坏。但是BenS.Bernanke&MarkGertler(1999,2000)认为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牵制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这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破坏性效应,并且他们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如果货币政策直接盯住资产价格波动本身,反而将导致资产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其一,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这非常难以辨明;其二,试图“刺破”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泡沫”将给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使是由非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将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压力进行反应。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则进一步要求货币政策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在预见到资产价格上升将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并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时,自动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稳定总需求并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那么当预见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将通过信贷渠道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缓解负向“金融加速器效应”给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的进一步冲击。最后,假设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预期到中央银行将采取“逆风向”的货币政策规则来对冲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时,他们将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最终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反应。
三、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BenS.Bernanke&FredericS.Mishkin,(1997)认为沃尔克与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时期所取得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他们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BenBernanke&MarkGertler(2000)明确提出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采用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有如下的优点:
(一)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降低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货币政策框架导致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不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使得长期储蓄与投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给名义的金融与工资合同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最终将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与金融市场价格更大的波动性,给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断地揣摩美联储主席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而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美联储通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当然这里隐含的假定就是这一承诺是可信的),可以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利于减少私人部门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减少金融市场由于对货币政策方向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价格波动。同时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短暂的偏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维持价格的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价格与产出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
(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允许公众参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讨论从而增加货币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的透明度,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来自政府给予中央银行进行短期经济刺激的压力。比如,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选或者缓慢的经济复苏时,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是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中期或长期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向公众解释短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与长期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然后政治家、新闻媒体、专业人士与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这将有效制约来自政府要求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将有效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为未预期的冲击将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偏离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程序不具备透明性,公众将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当未预期的冲击发生后,使公众能够有效判断实际通货膨胀与事前宣布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偏离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短视行为”或“欺骗行为”造成的,还是由于未预期到的冲击所造成的,从而确保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监督并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S.Bernanke&FredericS.Mishkin(1997)还认为美国采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将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承诺,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联储主席更替给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带来的不连贯性,并减少货币政策对单个领导者货币政策思想的依赖。该文另外得出美国由目前模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转为更加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以及公众与市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理念比较熟悉。因此BenS.Bernanke(2003)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其货币政策理念已经比较接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实际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而且相当稳定,因此目前是美联储转为更为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有利时机。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的成功转型,美联储首先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称呼的“价格稳定目标”,并且明确这其中的价格是以哪一特定的价格指数为基础;第二,定期出版类似于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所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启示
本文从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与走向这三个方面对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即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因此伯南克称之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是一种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将通过“信贷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货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盯住资产价格的波动,而是必须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不但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
(三)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维持价格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的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同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从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启示呢?我国从1996年开始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将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预定的增长率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幅度的偏离。197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我国两个层次(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呈现不规则波动,尽管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的拟合现实(谢平,2000)。同时易行健(2007)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的年度、季度与月度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货币需求函数的参数并不稳定而且要准确预测货币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货币化、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预期汇率变化都对货币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国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循序渐进的由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转为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参考文献:
1.谢平:《新世纪货币政策的挑战》,《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2.易行健:《经济转型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3.BenS.Bernanke.“NonmonetaryEffectofthefinancialCrisisinthePropagationoftheGreatDepression”,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3,vol,73,No.3,25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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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nBernankeandMarkGertler,“InsidetheBlackBox:TheCreditChannelofMonetaryPolicyTransmission”,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5,Vol.9,No.4.pp.27-48.
6.BenS.Bernanke.“TheMacroeconomicsoftheGreatDepression:AComparativeApproach”.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95,vol,27,No.1,1-28.
7.BenS.BernankeandIlianMihov.”WhatDoestheBundesbankTarget”,NBERWorkingPaper,1996,W5764.
作者简介: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基本情况
众所周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基本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反映通货膨胀情况的基本指标是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就是不变价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则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表示，一个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CPI，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前一个指标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用于居民消费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变动，后一个指标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全部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动。这里的最终产品包括用于居民消费的货物和服务，用于政府消费的货物和服务，用于投资的货物和服务，以及用于出口和进口的货物和服务。显然，前一个指标所涉及的货物和服务的范围窄，后一个指标所涉及的货物和服务的范围宽。这两个指标侧重点不同，但都被认为是反映通货膨胀情况最重要的指标。
(一)年均和累积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
表1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和累计经济增长率以及分别用CPI和GDP缩减指数表示的年均和累计通货膨胀率数据。
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的GDP和CPI历史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2009年1月22日的2008年GDP和CPI数据计算。
从表中可以看出，1979-2008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8％，年均CPI上涨率和年均GDP缩减指数上涨率分别为5.7％和5.5％，前者比后者分别高4.1和4.3个百分点；经济累积增长15.5倍，CPI和GDP缩减指数累计分别上涨4.2和4.0倍。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用CPI和用GDP缩减指数衡量的年均和累计通货膨胀率比较接近，年均和累计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年均和累计通货膨胀率。
(二)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国际比较
表2给出了中国等4个新兴经济大国和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1979-200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以及分别用CPI和GDP缩减指数表示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可以看出，中国在实现年均9.8％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远低于经济增长率；日本在实现2.4％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德国在实现2.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基本持平；其他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低于年均通货膨胀率。其中，英国和巴西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足通货膨胀率的一半，意大利不足1/3、俄罗斯更加突出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1％，年均通货表2
CPI上涨率为1992-2007年平均数；巴西和俄罗斯的年均
CPI上涨率和年均CDP缩减指数上涨率为1996-2007年平均数；俄罗斯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990--2007年平均数。膨胀率高达20％以上。显然，与上述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处于比较好的状态。
(三)改革开放以我国CPI上涨率与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图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CPI和GDP缩减指数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与CPI上涨率的变动趋势相同：CPI上涨率上升，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也上升，EPI上涨率回落，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也回落。2、GDP缩减指数上涨率与CPI上涨率的变动幅度有所不同，相对来说，CPI上涨率波动性更大些：1979-2008年，CPI上涨率最大值为24.1％，最小值为-1.4％，两者之间相差25.5个百分点；同期GDP缩减指数上涨率的最大值为20.6％，最小值为-1.3％，两者之间相差21.9个百分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
下面，我们用经济增长率数据和用CPI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数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
表3和图1给出了1979-2008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数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周期
从历史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表现为三个周期。1981-1990年为第一轮周期：1981年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谷，谷值为5.2％；1984年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5.2％，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值；1990年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3.8％，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最小值。1990-1999年为第二轮周期：这轮周期从1990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1992年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4.2％，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次最大值；1999年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7.6％。1999年进入第三轮周期，这轮周期从1999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2007年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3.0％，2008年进入回落期，当年回落到9％，回落的幅度十分明显。到目前为止，这轮周期还没有结束。
第一轮周期经济增长从波谷到波峰只用了3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用了6年时间；第二轮周期从波谷到波峰只用了2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用了7年时间。这两个周期的经济增长都表现出陡起平落的特点。两轮周期的时间长度相同，都是9年。
与前两轮周期不同，第三个周期经济增长从波谷达到波峰用了8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谷底，估计所用时间不会太长，这轮周期表现出平起陡落的特点。估计这轮周期的时间长度为10年，比前两个周期多一年。
三轮经济增长周期，第一轮周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最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第二轮周期次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10.4个百分点；到目前为止，第三轮周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最好，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只相差5.4个百分点。
从季度来看，在第二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在1992年第四季度达到波峰，峰值为16.5％；随后连续6个季度回落，1994年第二季度回落到12％，回落了4.5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季度回落0.75个百分点；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在波动中回落，到1999年第四季度回落到6.6％。从这轮周期的季度波峰到波谷，经济增长率回落了接近10个百分点。
在本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波峰，峰值为13.8％，随后连续六个季度回落，2008年第四季度回落到6.8％，回落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季度回落近1.2个百分点。从近六个季度数据看，显然，本轮周期经济增长率从峰降回落的幅度远大于前一轮周期。
本轮周期经济增长率从峰值回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因素，也包括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但是，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如此之快，国际金融危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周期
从历史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也明显地表现为三个周期。1982-1990年为第一轮周期：1982年通货膨胀率处于周期的波谷，谷值为2.0％；1988年通货膨张率处于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8.8％；1990年通货膨胀率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3.1％。1990-1999年为第二轮周期：这轮周期从1990年通货膨胀率处于波谷开始，1994年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24.1％，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率的最大值；1999年通货膨张率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方-1.4％，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率的最小值。1999年开始进入第三轮周期，这轮周期从1999年通货膨胀率处于波谷开始，根据目前的变动趋势，2008年已经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5.9％，2009年进入回落期，到目前为止，这轮周期还没有结束。
第一轮周期通货膨胀率从波谷到波峰用了6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用了2年时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快速回落的特点；第二轮周期从波谷到波峰用了4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用了5年时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出从波谷缓慢上升然后加速上升，从峰值快速下降然后缓慢下降的特点；第三轮周期从波谷到波峰用了9年时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出在波动中小幅上升的特点。三个周期中，第二轮周期通货膨胀的波动最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25.5个百分点；第一轮周期次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16.8个百分点；到目前为止，第三轮周期通货膨胀的稳定性最好，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只相差7.3个百分点。
从季度来看，在第二轮周期中，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第四季度达到波峰，峰值为26.9％；随后连续15个季度下降，1998年第三季度下降到-1.4％，下降了28.3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季度下降1.9个百分点；然后在小幅波动中下降，1999年第二季度下降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2.2％；从这轮周期的季度波峰到波谷，通货膨胀率下降了29.1个百分点。
在本轮周期中，通货膨胀率在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波峰，峰值为8.0％，随后连续3个季度回落，2008年第四季度回落到2.5％，回落了5.5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季度回落近1.8个百分点。
显然，从季度数据看，到目前为止，本轮周期通货膨胀率变动幅度也远小于前一轮周期。
本轮周期通货膨胀率从峰值回落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因素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从而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导致我国进出口产品价格下跌，也包括我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性回落因素导致国内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国内产品价格下降。其中，国际金融危机是主要影响因素。
(三)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通货膨胀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以下特点：1、通货膨胀峰值滞后于经济增长峰值。在第一轮周期，经济增长率在1984年达到周期峰值，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达到周期峰值，后者比前者滞后四年；在第二轮周期，经济增长率在1992年达到周期峰值，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达到周期峰值，后者比前者滞后两年；在第三轮周期，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周期峰值，根据目前CPI上涨率的变动趋势，通货膨胀率在2008年已经达到周期的峰值，后者比前者滞后一年。可见，在三个周期中，通货膨胀峰值都滞后于经济增长峰值。2、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同时回落到周期的谷底。第一轮周期经济增长在1990年回落到谷底，通货膨胀也在1990年下降到谷底；第二轮周期经济增长在1999年回落到谷底，通货膨胀也在1999年下降到谷底。到目前为止。第三轮周期，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都已进入回落期，很有可能两者在同一年到达谷底。
上述特点表明：经济增长率上升时，往往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增长率回落时，往往带动通货膨胀率回落。但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到达峰值时，通货膨胀率往往滞后一定时期到达峰值；经济增长率回落到谷底时，通货膨胀率往往同时回落到谷底。这说明，经济增长率回落时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大于经济增长率上升时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度。上述特点揭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次通货膨胀基本原因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元券，采取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用发行贷币的办法搜刮民财打内战，维持其腐败统治。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仍然上涨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在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的最初一年里，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政府的财政支出、军费支出大增;而且生产又因为战争遭到破坏，少数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新中国人民政府正确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统一财经工作，整顿经济秩序，打击不法商贩，尽快组织恢复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制止了持续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通货膨胀。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通货膨胀
1、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50年代，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195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瞎指挥，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连续下降，财政出现虚收实支。1958年到1960年，财政累计赤字高达169、4亿元。银行系统采取全额信贷，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都可以贷。出现指山买柴，指水买鱼，划地为矿的怪现象。基建规模过大，财政连年赤字，导致银行信用大膨胀。政府采取纠正左的错误思想的政策，并实施调整经济比例，压缩基建战线，控制贷币投放的经济方针，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治理。具体采取的措施是：⑴大力压缩预算内、预算外基本建设投资规模;⑵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措施;⑶大量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⑷严格控制财政管理，压缩财政支出;⑸控制贷币发行，组织回笼贷币。一直到1963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物价有所回落，经济秩序基本恢复。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个时期属于隐蔽性通货膨胀虽然物价很稳定，贷币发行增长比例不是很大，但商品供应匮乏，上百种商品采取凭票限量供应，实际的黑市价格往往高于国营价好多倍，再加上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影响，使基建战线拉的过长，财政19741976年连续赤字，贷币流通再次出现大的波动，直到改革开放前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善。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
1、1979年1980年的通货膨胀：这个期间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过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后经济恢复较快，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上升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实现了连年大丰收。同时为了调动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在改革的第一年，国家首先提高了过低的农付产品收购价格和8类付食品的销售价格，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客观上增加了财政支出，财政连手出现赤字;第二，为了调整过去压低消费水平的情况，适当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积极扩大就业，扩大了社会需求;第三，1979年以来新建项目规模大，周期长，技术新，投资大，这些在建项目不能马上完工。这就导致了1980年明显的物价上涨，零售物价指数高达6%。为了抑制物价继续上涨，克服面临的通货膨胀，在适当紧缩需求的同时，重点从改善商品供给入手。压缩了基建规模，减少了财政赤字，控制了贷币发行，同时着重改善供给。就是在国民经济计划和信贷计划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贷款支持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加农产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的产量，加强重工业服务方向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既搞活了经济，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又基本上控制了贷币供应量过剩的问题。
2、1984年1989年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较为严重，1984年物价开始上涨形成基建投资、消费基金和信贷规模严重失控。1985年和1987年被迫采取全面紧缩的宏观政策，但是在物价上涨刚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又放开了贷币发行的闸门，这一放便不可收拾，1988年1989年物价上涨猛增到18.5%和17.8%，1988年，银行现金净投放高达679亿，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下降，商品市场出现抢购风潮。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持续过热增长与物价改革不适当的宣传造成的。1984年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4120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34.9%，年均增长率为18.5%，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近一倍，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导致了银行贷款的猛增和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1984年1990年现金发行，贷款数量平均每年递增26.6%和23.8%，而同期的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平均为9.3%和9.5%。1984年1990年财政累计赤字高达575.6亿元。信用膨胀使社会总需求不正常扩大，而且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大量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进一步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在投资需求膨胀的同时，也出现了消费需求膨胀，1984年1990年，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7.9%，在个人消费基金增长的同时，集团消费也大幅度增加，1984年1990年间，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8.8%，消费需求膨胀。1985年我国实行了全面紧缩的贷币政策，以后又相继采取了紧中有松，紧中求活等政策措施，1989年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实行紧缩的贷币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3、1993年下半年1997年的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过热，零售物价水平上升13、4%，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竟高达21.4%，成为历史上最高的物价涨幅，1995年以来，在行政限价和财政补贴的情况下，上半年零售价格指数仍为113.3%。下面对其特点、成因及治理进行分析：
(1)通货膨胀的特点：、物价上涨的时序呈现结构性。1993年下半年出现的通货膨胀与1984年1989年期间出现的种类价格同时全面上涨不同，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1994年主要表现为付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总量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压总量与总需求已经很难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1984年1989年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消费需求双向膨胀，只要控制总需求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抑制。1995年以来，通货膨胀出现了一边压需求，一边日用品，食品价格上涨，结构性矛盾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突出。、居民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承受能力逐步增强，没有出现盲目抢购商品风潮，居民能较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支出，有选择性地购买商品。
(2)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工资奖金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由于工资的刚性，生活资料价格由于通货膨胀上涨，导致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断上涨。第二，能源、原材料、交通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加工企业产品成本上涨。上涨了价格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再投入生产，反过来又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这样周而复始，循环推动，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第三，税制改革加重了部分企业部分产品税务负担，提高了企业与部分产品的成本费用;第四，汇率并轨导致进口产品成本上升，进而推动物价水平上涨。、需求过度膨胀，贷币超量发行。1993年以来，由于开发区与房地产热，1993年下半年出现过热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38.7%，1993年固定资产计划投资8000亿元，实际发生11800亿元，1994年计划投资1300亿元，实际投资达到15926亿元。同时总需求过度膨胀导致贷币供应超量，1993年贷币流通量高达5865亿元，比上年增长35.3%，导致贷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结构性失调，导致通货膨胀：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工业中基础工业的发展又滞后于加工工业，加工工业的产业结构又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发展。物价涨幅最大的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产品和农产品，使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在二元经济格局下，我国各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这些结构性矛盾都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困难重重，形成倒逼机制，企业亏损不破产，贷款不偿还，市场竞争力差，效益下滑。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银行又不得不给企业贷款。、新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超过市场承受能力，1994年价格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在经济生活中引起连锁反映，影响到商品价格上涨。
(3)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又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贷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结构上的平衡。、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的通货膨胀。通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效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注重使用经济手段，此次通货膨胀是在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政府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实行适度从紧的贷币政策并辅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率、汇率、税收、外汇等手段相互配合，1997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治理，软着陆取得了成功。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二、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Dotseyand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则运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时间(Shopping-Time)模型，通过假设持有货币能节省购买时间，因此提高了闲暇水平这一途径来引入货币。设闲暇函数为lt=φ(ct，mt)，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为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得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Wolman(1997)设计了一个分段的交易时间函数h/(mt/ct)，当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时，h(mt／ct)=Ω，Ω是一个非负常数，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时间，当mt／ct小于一定值时，h(mt／ct)是减函数，这个设定和早期的存单理论是一致的，通过个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来求得货币需求曲线，再由补偿改变理论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详细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计出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寻介理论(SearchTheory)强调了货币的交易功能，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了它解决了“双重欲望巧合的困难(Double-CoincidenceofWantsProblem)”，其研究起点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微观模型，它并不是从效用假设上引入交易成本，而是从交易过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因此寻介模型在研究思想上更尊重实际。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andRocheteau(2006)在Shi(1997，1999)，Molico(1999)和LagosandWright(2005)对货币寻介模型的扩展研究上，更详细地研究了各种交易行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利用货币微观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外，也有学者根据实际状况，从其他的一些持币动机来进行研究。Imrohorodu(1992)就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的经济环境里，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设定个体的效用仅来自于消费，再设定了一个关于就业、失业的一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是货币需求函数的半弹性利率(Semi-InterestElasticity)，v是零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流通速度。YosukeandAmuko(2002)在Imrohoroglu(1992)和KrusellandSmith(1998)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持有货币的自我预防动机，而不是常规的交易动机，成功解决了个体在不完全市场、面临失业风险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模型，其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对货币本质的不同认识，因而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的基础——货币微观模型也不尽相同。那么，各种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结果究竟又有多大呢?
五、一些最近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Lucas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早在1981年，Lucas就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为GNP的0.45%，同年，Fischer提出，所引致的成本是GNP的0.3%。最近，Lucas(2000)又修订了他的估计，利用MIU模型，估计出的福利成本为GNP的1.64%，采用CIA模型时为GNP的1%，如果考虑5%的折现率和2.5%的GNP增长率，1%GNP的福利成本的净现值就高达GNP的40%，以1995年美国的数据计算，就是29000亿美元，用Lucas的话来讲，“这确实是真实的货币”。
Chadha等(1998)利用Shopping-Time模型，得出当英国的名义利率从6%到2%时，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0.22%，若折现率为5%，GNP增长率为2.5%，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9%，以1995年英国的数据，相当于600亿英镑，这比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的两倍还要多。
SefietisandYavari(2005)在考察了意大利1861年至1996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后，利用Bailey的局部均衡模型和MIU模型，得出当名义利率从14%到3%时，会产生大约为GDP的0.1%的福利增加，单独考虑二战后期(1948年-1996年)，福利增加则会达到GDP的0.4%，这和他们对加拿大的估计(0.35%)和美国的估计(0.45%)是十分接近的。
Gillman(1995)在比较了不同计算方法的估计结果后，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的保守估计应为GNP的0.85%～3%，若以美国1994的GNP计算，则在580亿-2040亿美元之间。
LagosandWri沙t(2005)利用寻介模型，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5%，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年收入45000美元)来讲，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450-2250美元。
六、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示
国内，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探讨了此条件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算。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等(2005)按照Lue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给出的带有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对消费品及投资品有现金约束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Bailey(1956)和Lueas(2000)的方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陈彦斌、马莉莉(2007)运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可以沿着已梳理好的传统的和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理论，根据它们对货币的不同认识，确定一条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路径，沿着这条路径，结合它们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测度定义，就可以建立从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到在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以这样的研究视角，再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就能进行适合中国特点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了。而借助于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就可以清楚国家采取何种调控通货膨胀的政策对福利成本有何种影响，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也可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收益，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为目前经济冷或热、通胀好还是紧缩好的理论讨论中，给出一个效率损失的衡量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务报告重述财务报表质量案例研究
一、引言
作为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宏观经济现象，通货膨胀是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难题之一。在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存在着通货膨胀现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六次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其中前三次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后三次发生在沪深证券交易市场建立以后，最近一次是从2007年开始（程文卫，2009），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07年到2011年的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数据（具体数据略，编者注）来看，从2007年开始，我国物价水平逐渐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涨趋势，2011年7月与2010年同期相比，上升达6.5%。
宏观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界定有多种不同观点。如果通过作为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的CPI来界定，一般认为，当一个经济的CPI的涨幅范围在3%～5%，则界定为该经济体出现通货膨胀，而当其CPI>5%的增幅时，即可界定为该经济体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据此标准可知，我国CPI已开始超出5%警戒线，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任聪聪，2012）。
在通货膨胀环境下，持续上涨的物价使居民生活、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考验，但相对于居民因上涨的商品价格而感受到的生活中的各种困扰，通货膨胀对企业层面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重。其中，面对CPI和PPI的不断增长，中游企业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它们一方面要承受上游企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同时，又无法顺利将这种压力转移至下游企业。中游制造业在成本和需求的双重挤压下，业绩会明显下滑，汽车、房地产、钢铁、交通运输、木材、纺织等中下游投资品制造业，正承受通货膨胀压力，行业表现非常低迷（程文卫，2009）。而现有的财务报表是基于历史成本计量原则编制而成，不能真实反映通货膨胀下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更增加了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有用性。因此，很有必要通过调整名义财务报表来量化分析通货膨胀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通货膨胀一直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全球性的高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才进入了财务会计研究领域。国外早期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着重探讨通货膨胀会计而未能关注到通货膨胀本身所带来的影响，直到70年代后期这一局限方有所突破。
高通货膨胀率时期，美国SEC曾颁布会计准则，要求采用重置成本对会计报表进行调整。一系列论文研究了这些准则的经济后果。最先，国外学者尝试通过采用通货膨胀会计模式调整整个财务报表来分析通货膨胀对财务报告的影响。L.ShashuaandY.Goldsehmidt（1976）认为，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企业的资产价值和权益价值都会遭到低估，为了使企业的报表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设计了一套将资产价格增长和投资增长相结合的方法来反映企业当前资产的真实价值。FrederickE.Webster，Jr.JamesA，Largay，Ⅲ和ClydeP.Stickney（1980）分别用几种不同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对一个原始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调整后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后，企业的资产总额和净利润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若是基于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财务报表，企业的营销决策、业绩评价结果等都将发生改变。Davis&Rivera（2000）在美国上市的墨西哥公司为样本（墨西哥使用通货膨胀会计），结果证明通货膨胀调整的财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这些学者都认为通货膨胀会影响企业报表中所反映的资产价格和收益，但是他们却没有具体分析通货膨胀对不同资产类别的影响，以及这些不同的影响是如何扭曲企业的收益计量。
后来的学者为了更真实反映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将财务报表划分成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对财务报表不同项目的影响。Gordon（2001）在研究中区分了一般物价变化和特定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的变化，并证明两者相对于历史成本都具有增量的解释力。MarianaMan和RalucaElisabetaFelea（2007）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提出采用不同的物价指数和计量方法对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进行重新调整，并通过案例对调整的程序进行了说明。而YanivKonchitchki（2011）在区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基础上，则认为货币性资产的价值并不随物价波动而变化，报表中的账面价值就是它们在报告期的真实价值，而非货币性资产价值却会随物价的波动而变化，以历史成本反映的账面价值已无法代表它们在报告日的真实价值，因而，只需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调整。同时，在进一步对美国上市公司1984-2008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后，YanivKonchitchki实证检验发现，即使是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美国，通货膨胀也会对财务报表产生影响，调整前的报告盈余与调整后的报告盈余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相对于国外比较成熟的通货膨胀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研究，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研究主要围绕通货膨胀会计理论展开。徐兴恩（1987）、潘晓江（1990）等对国外通货膨胀会计进行了介绍。曲晓辉（1989）、周守华（1990）、葛家澍（1991）等进一步研究分析了西方通货膨胀会计理论。杨纪琬（1993）、刘兴云（1996）等则进一步对通货膨胀会计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而后学者转向研究不同通货会计模式特点，并探讨了我国应该采用何种通货会计模式。娄尔行、张为国（1991）提出在我国推行以构建特种物价指数调整为基础的重置成本会计模式。王化成（1995）建议应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物价变动会计模式，这种观点得到了此后大多数学者的赞成（刘国武等，2001；曾莹，2004；张鲁巍，2008；孙慧，2008）。这种思想理论上看来很完美，但是实务操作起来过于复杂，而且不同行业缺乏可比性，将更不利于一般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单荣兰（2009）研究总结出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有一般物价水平会计、现时成本会计、现时成本/等值货币会计三种，其中前两种方法在西方主要国家推行并实践，成为公认的应对通货膨胀的会计模式，其认为相对于现实成本会计模式，一般物价变动会计提供的调整后的财务报表中资产规模、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数据更符合通货膨胀经济条件下的现实情况，而且增强了会计信息质量可比性。张培莉（2010）根据对这三种模式的比较，以及我国物价变动的实际情况，认为一般物价变动会计模式是较现实的基本选择，在实践中相对较易推行。
这些研究奠定了研究通货膨胀对财务报表质量影响的理论基础。但是，国内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内大部分关于通货膨胀对财务信息的影响的研究，只是静态地描述财务报告整体或者是单个科目所受到的影响，并且仍是粗略的理论推断，通货膨胀对复杂的会计信息、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等问题都缺乏实证的支撑。此外，国内研究虽涉及通货膨胀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研究，但大部分着眼于宏观层面来分析，并未从微观角度，即财务报表上具体分析通货膨胀对某个行业的影响情况。现实中，由于行业特性与发展状况不同，通货膨胀对各行业影响也不同。其中，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制造业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影响。但已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的角度上来分析，很少从微观角度具体分析通货膨胀对其财务报告质量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在整个制造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汽车行业，它是一个前后关联度很高的产业，它的稳定、持续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带动作用相当大。目前，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汽车上市公司，也是我国汽车制造业巨头，因此，本文选取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财务报告作为财务报表重述对象，按照物价变动会计模式中的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模式进行重述，并将重述前后的财务报告进行对比分析，来具体阐述通货膨胀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
三、财务报表重述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是在重组后的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基础上，以上海汽车齿轮总厂的资产为主体，采用社会募集方式，于1997年11月经批准设立的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7年9月28日正式变更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集团主要业务涵盖整车（包括乘用车、商用车）、零部件（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动力传动、底盘、内外饰、电子电器等）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车载信息、二手车等汽车服务贸易业务，以及汽车金融业务。2012年，上汽集团整车销量达到449万辆，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国内汽车市场领先优势，并以上一年度672.54亿美元的合并销售收入，第八次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第130位，比2011年上升了21位。
（一）财务报表调整步骤
按照物价变动会计模式中的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模式对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第一，应划分出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货币性项目，是指以货币形式直接反映的，或是其金额固定不变的，并不因出现通货膨胀而发生金额变动的资产及负债项目，而非货币性项目，是指其金额会随着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或下降而提高或降低的资产或负债项目。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货币性项目不能保持其原来的购买力，会产生购买力损益（任聪聪，2012），但是它们的名义货币价值并不会发生变化，期末货币性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就是它当前的真实价值，而期末货币性负债反映的就是企业当前承担的现时义务，所以在按照一般物价水平对财务报表进行调整时，不需调整货币性项目，因为它们已经是以当前的货币进行反映了的。在通货膨胀环境下，非货币性项目的金额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而提高，随着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而降低，因此，尽管它们不会发生购买力损益，却会产生持有损益，则在按照一般物价水平对财务报表进行重述的时候，需要调整非货币性项目。上汽集团资产负债表的项目中非货币性项目有：预付账款、存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其他非流动资产、预收账款、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其他的则属于货币性项目。利润表中的项目皆为非货币性项目。
第二，将名义货币换算为等值货币，主要是用一般物价指数调整传统财务报表各项目金额。为了使会计数据更加有可比性，一般物价水平会计通常将不等量购买力的货币单位，通过一般物价指数换算为等量购买力的货币单位。具体来说，可以以期初货币作为等值货币，将各项目账面价值换算到期初，也可以以期末货币作为等值货币，将各项目账面价值调整到期末。调整的物价指数也可以细分为期初物价指数、期末物价指数、期间平均物价指数和时点物价指数。本文则选取后一种，以期末货币作为等值货币。
换算后金额=各项目账面价值×期末一般物价指数÷基期一般物价指数
留存收益=调整后资产总额一调整后负债总额一调整后除留存收益外的所有者权益总额
第三，计算货币性项目的购买力损益。货币性项目在通货膨胀下，虽然名义价值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其实际购买力发生了变化，这就产生了货币性项目的购买力损益。
货币性项目购买力损益=期末实际持有的货币性项目净额一期末应该持有的货币性净额
其中，期末实际持有的货币性项目净额是指等值货币单位计算的、各货币性资产项目与货币性债务项目的差额。
期末应该持有的货币性项目净额=期初货币性项目净额×（期末一般物价指数÷基期一般物价指数）+期间货币项目增加额×（期末一般物价指数÷基期一般物价指数）-期间货币性项目减少额×（期末一般物价指数÷基期一般物价指数）
第四，编制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报表。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报表，在物价持续剧烈变动时期，以历史成本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动作为计价基准，以期末名义货币为等值货币计价，由此编制而成的，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货币性购买力损益表。
（二）调整假设、调整项目及调整公式
1.调整假设。由于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从2007年正式开始实施，因此，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与一致性，上汽集团资产负债表所涉及的调整数据从2007年开始，并以2007年年初账面价值作为基期数据。由于各期会计报表均未披露详细的发生时间，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对上汽集团的非货币性项目分类作出如下假设：
（1）假定各期发生时间均为各年度中期，调整时采用相应会计年度中期CPI作为相应的调整比率的非货币性项目有：预付账款、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以及其他流动资产、资本公积、营业外收入以及营业外支出。其中，根据上汽集团财务报表披露，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并按照与房屋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一致的政策进行折旧或摊销，因此，投资性房地产采用与固定资产的调整比率相同。
（2）假设均在各期陆续均匀发生，调整时采用的相应会计年度的年度CPI作为调整比率的非货币性项目有：存货、在建工程、预收账款、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投资收益、所得税费用以及其他综合收益。其中，根据上汽公司各年会计报表披露，预收款项系在企业销售交易成立以前，预先收取的部分款项，但未详细披露预收款项具体发生的时间，鉴于销售交易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则假定在企业销售交易完成之前，预收款项时均匀在各期陆续地计入预收款项的。此外，根据2011年上汽集团财务报告披露，投资收益的内容包括成本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差额摊销、委托贷款投资收益、可供出售金额资产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其他，由于并未披露详细的确认时间，所以假定各项投资收益均匀地发生及确认。
（3）调整时，采用的相应会计年度期末的CPI作为调整比率的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盈余公积。其中，由于各期会计报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以期末公允价值计量，则调整时，采用的相应会计年度期末CPI作为调整比率。同时，由于该公司会计报表并未披露各期盈余公积的具体提取时间，所以为简化计算，假设各期盈余公积于年末提取。
2.特殊调整项目。上汽集团殊调整项目包括股本、营业成本与未分配利润三个项目。上汽集团公司成立后，股本及股权结构经历多次变更，这里为了充分说明通货膨胀对股本的影响，根据上汽集团2007年到2011年股本各期详细发生额及其期间的CPI来调整，具体到月度CPI。上汽集团的营业成本主要为主营业务、其他业务相关的产品成本，其2011年度营业成本主要为主营业务、其他业务相关的产品成本，营业成本调整如表1所示。
未分配利润则根据财务报表恒等式倒轧得出。
3.调整公式。资产负债表各非货币性项目调整后的金额=2007年年初账面价值×2011年期末一般物价指数÷2007年期末一般物价指数+∑（2007-2011年）各项目本期发生额×2011年期末一般物价指数÷相应一般物价指数
利润表各非货币性项目调整后的金额=2011年账面价值×2011年期末一般物价指数÷2011年相应一般物价指数
货币性项目购买力净收益（或净损失）=以原始成本计量的期末货币性净资产（或净负债）-调整后的期末货币性净资产（或净负债）
4.编制按照一般物价水平会计模式重述上汽集团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即按物价指数调整（计算表略，编者注）。
5.编制货币性项目购买力损益表。期末货币性资产（或净负债）是根据期初货币性净资产或净负债、本期货币性资产与负债的增加或减少额计算而得到的，即期末货币性资产（或净负债）=期初货币性净资产（或净负债）+本期货币性净资产增加额一本期货币性净资产减少额，其中期初货币性净资产（或净负债）=期初货币性资产一期初货币性负债。
四、通货膨胀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分析
重述后的上汽集团资产负债表，按照物价变动会计调整后的资产价值为12131647.83万元，明显高于按照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价值12093683.15万元，即通货膨胀导致传统会计方法计量下资产价值被低估约37964.67万元，比率达到按照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价值的0.31%，这部分是通货膨胀对资产的累计影响数，它导致资产被低估，进而导致成本被低估，最终造成利润虚增。另一方面，从单一非货币性项目来看，通货膨胀既存在正的影响，也存在负的影响。计算后反映了各个非货币性资产项目中，通货膨胀对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影响最大，导致其被低估约39048.16万元，比率达到通货膨胀总体影响额的102.85%，其次是存货，其影响额约为5823.63万元，比率占整体影响额的15.34%。
对于负债类非货币性项目，通货膨胀对预收账款的影响额约为2700.03万元，其比例达到整体影响额的7.11%。对于权益类非货币性项目，通货膨胀对资本公积影响最大，其次是股本，影响额分别为19280.15万元和12830.86万元，比率为50.78%和33.80%。
通过重述后的上汽集团2011年利润表（计算表略，编者注）可以看到，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调整后真实的收入、成本费用及利润。由于2011年物价出现了先上涨后降低的趋势，则期末CPI（104.1）比全年CPI（105.4）要低，在此基础上按照一般物价水平来调整时，导致调整前的收入、成本等项目比调整后有所降低。尽管如此，重述后的净利润约为1535794.28万元，还是比重述前的净利润1559016.98万元少了约23222.70万元，减少比率达1.49%，重述后的综合收益总额约为1527731.64万元比重述前的净利润约少了15103.26万元，减少比率达0.98%。这充分说明了通货膨胀会歪曲公司的真实利润，造成利润虚增的现象。调整后的利润表显示，不仅调整前的营业成本大于营业收入，调整后的营业成本也大于营业成本。在此，进一步来分析营业总成本与营业收入之间差额比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下表数据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平减规模效应后的上汽集团2007年到2011年度利润表中营业收入与营业总成本（见表3）。
上图可以看出，营业总成本与营业收入之间差额比率与通货膨胀率大体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当通货膨胀上升时，成本收入差额比率随着上升，也就是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差额增大。这同样说明了通货膨胀会对利润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司利润。此外，调整后的货币性项目购买力损益表表明，上汽集团2011年度货币性项目购买力收益是7919.86万元，而这部分在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下是无法被揭示出来的。
五、结论
通过对上汽集团财务报表的重述，实证分析表明通货膨胀会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存货等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被低估，而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的低估又会导致企业成本被低估，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都被扭曲，财务报告的信息失真。一旦整个宏观经济持续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持续地导致企业财务报告不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基于这样不真实的财务报表信息，将使会计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企业真实财务状况，从而更倾向于作出非理性的决策，这就有悖于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的目标。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138-03
通货膨胀预期推动通货膨胀的观点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各国中央银行对通胀预期保持着越来越高的警惕性，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通货膨胀预期也将对我国通胀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将通胀预期纳入货币政策制定范畴是央行调控的必然。
一、通货膨胀预期含义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重要意义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预期”就是对经济变最未来值的预测。这一概念在引入到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中则成为区分传统与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的重要标志，正如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通货膨胀理论专家赫尔姆特・弗里希在1986年就曾指出：“近十五年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理论和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是否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本文笔者将“通货膨胀预期”定义为：建立在某种认识基础上的、对未来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种估计或推断。
从预期理论发展来看，预期主要分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s)是一种关于预期形成的观点，认为预期是基于过去(历史)的，即仅由过去经验所形成，预期将随时间推移缓慢发生变化。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中的预期为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又称合理预期，指针对某个经济现象(如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时候，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会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做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因此，平均来说。人们的预期应该是准确的。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针对适应性预期中的非最优特性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做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学称其为“预期革命”，并逐渐形成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而理性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则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
笔者认为，除了从预期形成过程区分预期外，还应该从做出预期的主体来加以区分。不同类型的主体会因为具有不同的身份、社会阅历、学识水平以及所掌握的信息丰富程度而对未来的通胀有着不同的估计，即使同一类型的主体之间预期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笔者还认为，并非所有类型的预期都对未来实际通货膨胀产生作用，西方经济学中所讲的公众预期应该是各种预期综合较量、博弈的平均表现预期，只有对价格产生直接影响的主体的预期才能对实际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基于此，笔者将公众预期按主体具体细分为生产者预期(或经营者预期、厂商预期)和工人预期两大类，而诸如退休职工、未成年人、失业者等群体由于其预期对价格形成不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将此类预期抛开。不纳入本文研究范畴。之所以将预期按主体划分。是因为这两类主体的预期力量在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二部分中予以叙述。
预期理论对通货膨胀理论以及就业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货币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修正方面和理性预期理论方面。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一种替代关系，即若要获得较低的失业率就必须承受较高的通胀压力，而若降低通胀率则要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一理论导致政府决策往往处于两难境地。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经过深入研究，将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著名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即通货膨胀率不仅取决于失业率，而且还取决于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这样较高的通胀将使人们产生较高的通胀预期，其结果就是在高失业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伴随高通胀而并非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说的低通胀。这便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降低通胀预期将带来低通胀。他强调，在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通胀率与失业率在短期内有交替关系。长期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且短期内并非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意料之外的通胀率来实现对失业率等实际经济指标的调控，而长期内政策制定者不可能长期“愚弄”人们。所以，长期内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偏差，因此，长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于自然失业率上的直线。货币政策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失业等调控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只能对通货膨胀产生作用。而与货币主义不同的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人们是理性的，因此，短期内通胀率和失业率也不存在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也是一条垂直线，主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都无效。两学派都对单一规则的政策持支持态度，不同的是货币主义倾向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经济的长期自然增长率、最终产品的长期稳定价格等相一致，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最优货币增长率应是与公众预期相一致的比率，只有与公众预期相一致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抛开二学派的分歧。学界主流认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更应该将调控目标着眼于控制通货膨胀上，而非其他目标。
二、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及通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探析
目前。学术界将通货膨胀预期纳入通胀理论研究已是普遍现象，通胀预期越来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关注，通胀预期的一些问题不甚明了，尚需研究。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科在2008年6月9日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第53届经济年会上发表的《通胀分析中的突出问题》(OutstandingIssuesintheAnalysisofInflation)一文中提到：“大多数经济学家将通胀预期视为理解通货膨胀动态的关键因素，但对通胀预期由什么因素决定和它们如何影响通胀预期，都知之甚少”。为此，笔者针对此二者问题进行探讨。
(一)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探讨
1一国的市场化程度。市场发育越成熟，市场竞争就愈激烈，市场活动越频繁，各相关利益单位就会愈加关心自身利益而主动获取相关信息、判断市场未来走向，从而形成客观公正的预期。相反，国有企业占大多数的经济中。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和劳动者缺乏主动预期性，预期几乎无从谈起。
2公众对经济常识及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这一点是结
合理性预期观点提出的。公众当然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熟知经济规律，但公众对经济领域中的一般常识的掌握程度将在很大程度左右他们的通胀预期方向及其水平。对经济常识了解越多，公众所做出的预期就不至于过于偏激，而会更加理性，更加精确；缺乏必要知识所做出的预期将放大未来通胀，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因此，加大力度使公众更多地了解GDP、CPI等宏观经济指标含义及相关经济常识对改善预期的质量大有裨益。
3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里体现的是政府的威信问题。现在许多政府往往会承诺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通过承诺来降低公众预期。但是，缺乏威信的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不仅不会降低公众预期，反而将会增加公众预期的强度；而对政府充满信心，相信政府能够有效控制通胀则会有效降低公众预期膨胀，尤其是在受到外部冲击(如石油冲击)时。公众对政府充分信任、相信通胀只是暂时的，则不会产生恐慌心理。也就是说稳定的预期更有助于抑制未来通货膨胀。
4公众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生活成本的评价。这一点主要体现适应性预期特点。人类是有记忆性的动物，在没有获得充足信息或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理性预期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部分公众判断未来情况的依据。这部分公众一般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悲观与否、以及自身的基本生活成本、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都会对其预期产生直接影响。充满信心的判断产生较低的通胀预期，而悲观失望的评价则放大通胀预期。
(二)通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探析
学术界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工资谈判是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主要渠道，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如下解释：工人对生活成本提高的担心增强了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促使工会组织要求增加工资，通过工资谈判，将工人预期加入合同，从而推高了产品市场价格。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这一观点尚显粗略，笔者认为，工资谈判是否成功、生产者所处的市场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加价行为是预期传导的关键两环。
首先。工会组织通过工资谈判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否会被生产者所接受则存在一个背景问题，即劳动力市场问题。若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充裕，失业率较高时，生产者具有较多的选择权，工会组织不会冒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即使提出要求，也会因为“底气”不足而达不到目的。这种情况下，工人预期并不能传导至实际通胀。若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紧张，失业率较低时，工资谈判的筹码会更多地倾向于工人一方。
其次，工资谈判成功后，具体有多大程度的预期会传导至实际通胀还取决于生产者的市场地位，以及由此派生的加价程度。我们假定生产者的通胀预期为a％，工人通胀预期为b％。而且需要强调的一个常识是，作为人工成本的工资只是成本的一部分，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6％工资并不等于增加了b％的成本，成本增幅要小于b％。当工人提出增加6％工资时，竞争厂商则迫于成本压力而加价，幅度低于b％，若a％
三、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现状分析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公众预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正在从不成熟、非主动向成熟、主动方向发展。改革之初，国有企业数量仍然占据较大比例，市场刚刚开始发育，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市场价格尚处于“官定”阶段，不仅是企业经营者还是劳动者对通货膨胀基本无预期或者较少有预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愈发活跃，竞争愈加激烈，企业和个人也愈发感觉到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至此公众预期开始逐渐形成。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公众预期仍处于发展、形成阶段，主要特点如下：
(一)适应性预期显著，理性预期成分较少
纵观30年改革发展，我国公众预期带有显著的适应性特点。即后向性，如农民种粮往往根据上年销售情况决定今年种植计划，一些企业受上年原材料上涨影响而囤积原材料以备来年生产等等，都是适应性预期的体现。但是，这些预期只是依靠过去的信息来推断未来情况，从而缺乏一定的理性，如农民因上年销路好而增加今年生产计划，导致今年滞销，农产品价格呈现显著的周期性波动，这就充分暴露出适应性预期的弱点。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近期价格上涨对预期作用较强，较远期的价格变动对当期预期作用逐渐减弱，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到90年代末期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二)公众预期基础薄弱，稳定性差
公众对经济常识及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是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观我国实际情况，公众对经济常识掌握程度明显比其他国家要低。公众对一些诸如GDP、CPI等经济指标含义知之甚少，尤其是对CPI指标存在误解，由于官方公布的CPI为同比数据，而公众往往会将本月CPI上涨理解为“本月价格又上涨了”，从而不断调整预期，这体现出我国公众预期基础薄弱，且稳定性差。这一方面与我国公众缺乏主动掌握相关常识、获取信息的意愿或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公众的经济常识普及程度较低有关。
(三)工资谈判相对缺位，预期传导渠道堵塞
工资谈判是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主要渠道，但我国工资谈判在大多数非公企业中尚处于缺位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充裕，企业经营者有较大的选择范围，工人和雇员缺乏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的“筹码”；另一方面，大多数非公企业的工会组织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谈判机制，尚不能充分反映职工意愿。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原因，工资谈判在我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就堵塞了预期传导，从而使工人预期无法向实际通胀传导，而更多地是生产经营者的预期占主导地位。
四、通胀预期下我国货币政策走向路径探讨
虽然我国公众预期受以上三个特点影响尚不成熟，但公众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因此，中央银行必须高度关注通胀预期及其发展，从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方向。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走向应遵循如下路径：
(一)短期内遵循多目标制
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都是政府必须兼顾的，货币政策理所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调控任务。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实行多目标制存在一定的客观基础。按照费尔普斯的观点，短期内并非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意料之外的通胀率来实现对失业率等实际经济指标的调控。而我国央行并不需要刻意制造意料之外的通胀率而“愚弄”公众，因为我国公众预期尤其是理性预期尚不成熟，公众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之间客观就已存在差异，无需可以制造，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就奠定了中央银行实行多目标的可能性，央行恰恰可以利用这种天然时机，在一定的通胀率范围内实施多种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
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同时，通过一定的方法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将此预测与已经明确宣布的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相比较，并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届时的通货膨胀率落在目标区内。各采用国在具体操作上当然不尽相同，但均具有以下3特点：①中央银行明确地设定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②该目标的实现为中央银行的优先任务，因此，“经济成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的均衡”为次元目标；③对于目标的实现与否、变更等，中央银行负有信息披露的责任，以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信誉度。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所主张的“货币中性论”在经济学界、经济政策界日益被认同，即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只会对物价水平有持久的影响，而对产出、就业等实际变量不会产生长久的影响。而一个高水平、易变的通货膨胀，将降低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扭曲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从而阻碍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根据货币中性理论，货币政策的目标指向增加产出、提高就业是没有意义的，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才是合理的，它有利于以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但是，货币从短期来看又不是中性的，货币政策的缓和对产出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具有短期效果。所以，货币当局会不时地受到来自于政府、国会、产业界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政策的缓和。那么，如何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呢？这一客观需求促使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诞生。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明确公布，以及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都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强化，进而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
二、五个早期采用国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以下以90年代初期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5个工业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为对象，简括地介绍并评价这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践。
（一）此五国政策实践的共同点
1．以CPI（或核心CPI）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控制目标值为年率2%～3%。
2．在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普遍提高（特别是新西兰和英国为此特意改正了各自的《中央银行法》），它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时拥有相当大的自。
3．政策运行中，同时注重对产出等的影响，即，各国采用的是一种“有弹性”“灵活”的制度框架，中央银行在维持中长期价格稳定的目标内，灵活地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面临冲击时对政策进行相应的短期调整、允许目标发生短期偏离。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观点，一种“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而且正是这种灵活性又可以同时稳定产出。
4．在实践中，它们十分注意政策的信息披露和政策的透明性。
5．在实际操作面上：①它们均建立了预测通胀的模型，而且利用通胀预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②在实践中，它们都利用短期利率作为主要操作指标，并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影响长期利率等变量的改变，进而影响总需求、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
（二）评价
首先，我们看一下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前、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表1为这5国采用前10年以及采用后至2005年末的年平均通胀率以及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情况。可以看到，各国的通胀率在采用后大幅下降，同时，通货膨胀波动也急剧缩小。
当然，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通胀率由高到低的年代，许多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有着相同的经历，因此似乎无法简单地就此判断上述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与之后良好的通货膨胀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上述5国中的英国、瑞典有着收益率与通胀率连动的国债市场，将它与一般的国债市场相比可以计算出预期通胀率。该2国的纪录显示，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经过2～3年的过渡、这一货币政策的公信度为公众所认可后，预期通胀率开始下降、并且之后保持着稳定。这一事实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降低预期通胀率、治理通货膨胀以及之后的物价稳定具有有益的影响。
第二，对产出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在做出涉及未来的实业投资、金融投资的决策和规划时，必然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情况。经济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显示，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较大的物价水平波动，它增加了相对价格和未来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阻碍经济主体的投资规划和决策，从而对产出的稳定增长产生负影响。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可靠的路径,减少了不确定性通胀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成本，因此，它将为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虽然目前为止的实证分析对此尚没完全一致的结论，但表2显示：此5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GDP成长速度加快的同时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明显缩小(新西兰除外)，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进而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信誉度得到了提高。除定期出版《通货膨胀报告》（一般为季刊）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官方网页、行长等高级官员不定时的演讲、记者招待会、接受专访等方式（英国、瑞典两国，事后还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议的备忘录），分析经济运行情况、讨论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的金融和经济变量、并预测通货膨胀的前景，等等。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
综上所述，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行对这5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它有利于“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变动率，而一个清晰可靠的通货膨胀预期路径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投资、消费决策和规划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当然，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都有改善，都呈现出了低通胀、增长稳定的态势，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重要因素的贡献。
三、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中长期通货膨胀率“名义锚”的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引导公众、市场预期的简易性和大众化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将会使人们对未来的物价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简化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模型，并鼓励他们进行长期性的经济决策，这样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为衡量中央银行的业绩提供了一个相对严格的量化标准，从而也就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
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的灵丹妙药，其适用性要求一定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没有维持其他变量尤其是汇率目标的义务、较高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保证这一制度安排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条件。通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此5国，中央银行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并且它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利率、汇率由市场决定，具备了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环境；同时它们皆建立了一个科学的通货膨胀预测模型。与其相比较，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尚缺乏可行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
《中国人民银行法》阐述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字面上看是单一目标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增长、汇率稳定都居于重要位置。而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偏离价格稳定的目标。
（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
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金融体制仍旧处于政府计划管理向市场转型的过程，利率、汇率尚未市场化，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状况。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工具，在我国尚未实现市场化，货币需求和投资的利率弹性都非常小，利率的高低不能反映市场需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汇率的形成处于向一个“合理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的过渡阶段，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必然引起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对价格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四）人民银行是否具备较强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
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影响通货膨胀率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我国又正处于不断改革之中，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各方面的差异较大，因此更加大了准确预测通胀率的难度，用计量模型来反映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运行规律并模拟其未来的运行轨迹难度很大。
（五）与西方工业国相比，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信息披露的力度还有待提高
关键词：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269-02
自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以来，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各自假设条件不一样，分析的视角也不一样，导致对此问题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下面笔者先对几种典型的观点进行一下概述。
一、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不同理论
1凯恩斯的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
凯恩斯认为，在未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存在闲置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增加只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也就是说，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之后，总需求的增加无法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也就是说，在发生了通货膨胀时，一定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这种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的，即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2菲利普斯曲线：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增长率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因此，这条曲线就可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即失业率高，则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则通货膨胀率高。也就是说，失业率高表明经济处于萧条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低；反之，失业率低表明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高，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生产，增加劳动的需求，减少失业。
3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货币主义学派在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时引入了适应性预期的因素。所谓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形成并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他们根据适应性预期，把菲利普斯曲线分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在短期中，工人来不及调整通货膨胀预期，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可能小于先前预期的实际工资，从而使实际利润增加，刺激了投资，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在此前提之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正是表明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的曲线。所以，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是可以成立的。这也说明，在短期中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可以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的，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有效性。
在长期中，工人将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上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迟早会一致。这时，工人会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使实际工资不变，从而通货膨胀就不会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这时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线，表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而且，在长期中，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因此，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变动，失业率总是固定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以引起通货膨胀为代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能减少失业，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无效性。
4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
理性预期学派所采用的预期概念不是适应性预期，而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是合乎理性的预期，其特征是预期值与以后发生的实际值是一致的。在这种预期的假设之下，短期中也不可能有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总是一致的，从而也就无法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所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都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是，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宏观经济政策都是无效的。
二、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态度
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的发展，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历史现实的反映。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围绕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表明了他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无论在短期中还是长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存在交替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在短期中还是长期中都是有用的。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在短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交替关系，而在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只在短期中有用，而在长期中无用。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无论在短期中或长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不存在交替关系，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无用的。
三、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很多学者都对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宏观调控建议。
1现实经济是非均衡经济，在非均衡条件下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现在中国经济仍处在非均衡状态，根据国内的经验，宏观经济调控的警戒线应该是4%的失业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警戒线，如果失业率超过了4%，可以出台一定宽松的适应经济的政策；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则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历程
在此次通货膨胀之前，我国已经发生了5次通货膨胀。第一次通货膨胀是1979—1980年，最高通胀率达到6％；第二次通货膨胀是1984—1985年，最高通胀率达8．8％；第三次通货膨胀是1987—1989年，最高通货膨胀率达18．5％；第四次通货膨胀是1993—1995年，最高通货膨胀率达21．8％；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于2003年。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及成因
(一)通货膨胀的特点
我国的通货膨胀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的一般特征，而且有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特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复杂原因，决定了我国的通货膨胀不是某种单一型的通货膨胀，而是复合型通货膨胀。具体特点为：
1．具有明显的外向性。每次通货膨胀之前，都会出现超额的货币供应量供给。一方面，我国货币供给量受国际因素影响明显，金融危机后我国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类初级产品和生产资料类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主要体现在粮食、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能源及原材料方面。
2．具有明显的结构性。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容易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结构性外在的表现为产品和服务价格结构性上涨。每次通货膨胀发生时，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涨幅不同，上涨的非平衡程度也较高，商品的价格涨幅也不可能完全同步。结构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二元经济现象和产业内部失调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国际价格上涨对国内物价上涨的传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和原油等初级产晶方面，并且具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是我国通货膨胀率较高的主要原因。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外在的主要表现为食品和非食品价格上涨的差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D的相互背离以及资产类价格市场的上扬。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及成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是：经济增幅放缓，国内物价波动剧烈，失业率不断上升，通货膨胀加剧，出口需求锐减，国际短期资本流向多变。此次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是通货膨胀的发生是存在着各种诱发因素的，它既有成本推动性因素，也有需求拉动性因索；既有输入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其中，成本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粮食和肉禽等食品的供给减少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需求拉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外汇占款、投资和资产泡沫所导致的强劲货币需求。输入型因素主要是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国内、国际粮食等价格的普遍上涨。具体分析如下：
1．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元总体上呈现出贬值趋势，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相对升值，最终使出口商品价格提高。这使我国的外需扩张更加困难，出口商品被迫转向国内销售市场，同时，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商品增加，进而加剧了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商品出现供给过剩。
2．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等国家经济下滑，使其发达国家在我国的实际投资额和新设企业数同比增长处于下降趋势。直接投资的减少，致使企业资金链断裂，加剧筹资压力，出现短期流动性紧缩，从而加大了国内局部通货膨胀的压力。
3．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由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双顺差”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从而使货币供给量过大，引发通货膨胀。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贸易顺差最多的国家。我国贸易顺差的扩大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外汇储备的激增又迫使中央银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最终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增长势头，导致国内价格水平上涨，形成通货膨胀。
三、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措施
(一)大力保证商品供给
目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给我国带来通货膨胀的“外向性”。因此，我国的经济要由出12I导向型逐渐向“内生自主型经济”转换，充分保汪商品的供给。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平衡粮食供给，稳定粮食价格。特别要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紧缺商品的供给，适当增加国内紧缺消费品和重要消费品进口，全力满足国内商品的需求。
(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既要稳定国内物价，又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适度的浮动。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应加强对短期外资流动、人民币汇率变化及外汇储备的监控。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运用利率、汇率等工具适时干预货币、资本和外汇市场，以满足国内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减少汇率波动对出口行业造成的风险。总之，抑制通货膨胀，就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保持国内物价稳定，警惕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增强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影响。
(三)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加速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这非常有利于改善我国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格局，降低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缓解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通过加大企业自主创新来扩充国际贸易渠道，积极拓展新兴企业的出口市场；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支持，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人力、物力向创新企业的转移可以较好地缓解各产业间资源短缺和资源充裕的矛盾，保证各产业协调地发展，增加有效供给，使我国经济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也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深化国内外市场，延长经济增长期。
(四)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从1994年到2007年8月我国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结售汇制度下，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直接增加了外汇占款，给我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2007年8月，外汇局曾通知，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限额，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2008年8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取消了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强制结汇的要求。这些制度的颁布有助于把外汇停留在企业和居民手里，减轻国家外汇储备的压力。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存在，即使取消强制结汇，企业和居民仍有动力主动结汇，央行也仍会被动吸入外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应该取消结售汇制，实现“意愿结售汇制度”，实现汇兑自由，从而使中央银行减少大量的外汇占款。
从2003年年中开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和重的高速增长，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迅速膨胀，使得国内资源供给趋于紧张，导致三大物价指数全面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已经不容置疑。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胀不算剧烈，但争论却异常激烈。其原因在于，本轮通胀确实有一些与前几次不同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特征与成因，对于政策效果评估、未来我国通货膨胀走势、下一步的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过去20多年五轮经济波动周期的经验，物价涨幅在5%以下正常，5%至10%之间为温和型通胀，10%以上为恶性通胀。
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所造成的，它不仅包括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供给与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根据其成因可将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供求混合型以及结构型。总需求的增加，无论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扩张，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增加实现的。因此，任何形式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有货币供应量不适当增加的影子，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本轮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已经基本到位，物价水平本应随着货币供应减少向下运动。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些年为走出通货紧缩而大量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产生了滞后影响；二是推动本轮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货币因素。从实际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一方面前些年扩张性的货币投放为本轮经济过热准备了货币条件；另一方面本轮通胀的真正主因是制度性因素而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新特征:
（一）货币性特征
从货币供给看，亚洲危机后，国家为扩大内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2.3%，此后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直至2003年第二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一直以20%以上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上涨之和；与此同时，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外汇，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货币投放。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之所以未马上转化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居民持币观望、蓄币预防的心态较重，加上以往政府主导下的低效投资引发银行系统呆坏账居高不下，造成新增货币大量沉积，流通速度下降，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货币的一时沉寂并不意味着消失，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超额货币供应终将会成为日后通货膨胀的导火线。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是前些年货币过度扩张的结果。
（二）非总量性特征
一般来说，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总供给无法满足总需求的增加，“物以稀为贵”；二是商品生产成本增加，造成销售价格相应上升。新一轮物价上涨不能说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国际油价高涨的推动下，粮食、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它食品及下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升。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的温和型通货膨胀是非总量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三）结构性特征
这次价格上涨从性质上看，仍处于初期阶段，具有结构性特征，典型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上游产品价格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三是大量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近年来投资率过高，部分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带动生产资料整体价格上涨，特别是2003年9月后，部分原材料和能源出现瓶颈制约，价格涨势迅猛。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本轮物价传导的过程，就会发现本轮物价上涨中暴露出来的上下游产业价格波动不匹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单纯地用行政调控手段或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加剧调控的负面效应，使温和型通货膨胀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思考之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
深入分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
（一）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导致资源约束：引发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可以说，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和不合理管制，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比如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和产量连年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另外，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管制，严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使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二）生态失衡导致外部性成本内化：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外因
生态失衡一方面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因而外部性成本的内化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仅如此，生态失衡还使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因而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态失衡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比如当生态系统失衡后，其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但需求会不断增加，使经济系统对农业系统产出的需求量更为增加。人们不得不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开发索取。在边际生产力递减的作用下，农业系统投入的边际产品也是递减的，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以弥补因边际产品减少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因而社会资源仍然会向农业生态系统倾斜流入，而其他边际生产力比农业还高的生产系统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投入。这样，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
（三）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动因
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就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比如当前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而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劳动力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因此，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短期短缺。笔者认为，解决劳动力短期短缺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得不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以此来吸引足够多的外来打工者到自己的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加剧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
（四）市场的无序性导致成本的超载：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内因
市场的无序性与通胀的关系，似乎难以用准确的数据加以说明。但从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的结构来分析，除了当年新调价因素和其他改革措施出台因素以及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是当年自发涨价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因素包括的内容固然很多，但其中市场秩序是否正常，则对自发涨价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物价的自发上涨。一方面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生活必需品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凡是畅销产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均有假冒伪劣出现。猖獗的造假、售假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市场流通秩序。作为消费者，用相应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生产者，特别是名牌商品生产厂家，则花大力气，以高成本来防假，打假，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机构利用部分权力搞垄断性经营，牟取暴利；二是各种投机行为加剧了价格波动。三是一些行政性收费项目混乱，乱收费、乱摊派。这些价格混乱行为都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超载，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市场化改革会在长期内通过增加供给来减轻通胀压力，但在短期内会使“缺煤”、“限电”、“油荒”等隐蔽性通胀显化，使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短期通胀压力。而从目前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一是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笔者前面已经提到，本轮物价上涨的货币源头在于前几年的超额投放，去年以来随着人民银行提高准备金率等系列政策出台，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供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004年末M2的增幅降为14.6%，开始进入“适中”区。如果继续紧缩货币供应，有可能加剧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硬着陆。当前的关键是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行政性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追求存在冲突，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支农贷款、助学贷款、就业贷款等的政策导向难以落实。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使信贷结构调整真正符合商业银行的利益核算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调控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5-0094-04
江西省社科“十一五”（2006-2007年）规划项目“论我国改革与发展现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06YJ107）。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简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和货币流通环境的深刻改变，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积极开展新的货币政策探索和实践。在货币政策多元化背景下，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货膨胀目标制①倍受世人关注。自新西兰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实行该制度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多，而且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政策效果。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家FredericS.Mishkin教授所评价的那样：“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的出现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策略的令人激动的发展”。
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其中Bernanke和Mishkin将通货膨胀目标制视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1]，中央银行向公众正式公布一个时期或几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值(或目标区间)，并明确承认货币政策主要的长期目标是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在此框架之内，可以实施“受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这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根据Mishkin的说法，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以下特点[2]：一是公开宣布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的中期量化目标；二是制度上承诺稳定物价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则居于从属地位；三是在调节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包括货币总量、汇率在内的诸多变量被用来通盘考虑；四是通过与公众和市场交流货币当局的计划、目标和决定，确保货币政策公信力和透明度不断提高；五是货币当局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性、可信性不断增强。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货币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由于其理论上非常贴近最优一致货币政策规则，逐渐被公认为是货币政策未来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在经济体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改革发展现有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否成为可能的改革路径之一呢？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可行性是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夏斌、廖强分析了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缺陷[3]，并认为未来可以向通货膨胀目标制靠拢；柳永明回顾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4]；李扬和周素芳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中介目标选择之间的联系[5]，指出通货膨胀目标制为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框架调整指明了方向，但当务之急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使得各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畅地发挥作用；奚君羊、刘卫江针对我国目前的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状况，提出了可以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重新界定[6]；姜波克、朱云高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7]，认为随着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度越来越大，我国应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同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倾向于浮动汇率。李扬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中央银行所盯住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是经过改造和重新定义的[8]，它包含了大量其他宏观经济信息的目标变量区间，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制度框架比在任何一种框架下都更广泛、全面、深入地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背景下的我国货币政策效力不足，应当认真思考我国货币政策范式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转变。
笔者认为，虽然当前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想条件，但在央行面临流动性过剩难题和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借鉴相关国家经验，改革发展现有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渐进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可行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约束问题
理论上讲，一国要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中央银行要具备设定货币政策目标以及操作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央行要避免沦为国家财政的融资工具。这意味着，公共部门向中央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借款应该很少或根本没有，央行不承担隐性的财政赤字；政府应有广泛的收入基础，不应过度依赖于货币发行所产生的铸币税；国内金融市场应有足够的能力来吸收公共和私人债务工具；公共债务的增加应该是可持续性的，不能过度制约货币政策的实施；第二，通货膨胀目标和其它经济目标之间具有“共融性”或者至少不存在很强的冲突；第三，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技术层面的要求。中央银行应能够建立适于对本国经济预测的模型，适时监测经济运行及其长期走势，有效识别经济中的各种随机冲击，正确对未来政策环境做出估计判断。除上述条件外，一般还有对中央银行政策透明度、可信性等方面的要求。
国内一些学者基于以上条件，作出中国当前不宜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判断。其主要论据有：①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远远不够，在相当程度上受政府的权力约束；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信度不高，缺乏与公众沟通的长效机制；③当前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是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由此可能造成多目标冲突；④通货膨胀指标选取和目标定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等等。
应该说，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十分必要，但是个别条件的不具备或不完善并不必然对新货币政策框架的实施造成根本障碍。首先，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些前提条件本身也是制度的内容，因此同样需要一个渐次推进、逐步完善的过程，而不必在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确立之前全部实现；其次，对于那些已经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初也不是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但实践证明该制度在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成功的。这说明各种体制性、政策性条件对制度实施的约束效果并不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包容性；第三，虽然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体制性约束较强，金融市场也不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改革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构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些关键条件还是基本具备的，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建设等，近些年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
（二）必要性：现实经济环境要求新的货币政策尝试
当前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政策可靠性差双重困境，而通货膨胀目标制或可成为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
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基本属于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相机抉择操作规范。尽管中央银行当前不断加大政策透明度建设，并且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重要政策导向，但多目标约束下的中央银行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当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十分突出，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空间十分有限，可能随时面临失效的风险。另外，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境外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中国经济外部环境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短期内风险积聚，宏观调控难度骤增。归纳起来，现行货币政策调控模式要求改革的主要原因有：①相机抉择式的货币政策本身具有动态不一致倾向，经济主体理性预期起到抵消货币政策的效果；②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导致央行在既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下难以兼顾多个目标，货币政策失效的潜在风险不断加大；③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政策规则面临来自虚拟经济、金融创新和货币电子化等多方面的挑战，货币层次模糊、相关性弱化使货币供应量不再具备良好的“锚定”性质；④当前经济金融结构的急剧转型强化了经济主体对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进一步增大了央行制定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难度。
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崭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兼具政策灵活性和可信性，可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困境提供良好的解决思路。首先，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发展预测，制定具有约束力的通货膨胀中长期目标，并向社会公开宣布目标规则和政策效果，可以逐步树立央行权威和良好声誉，为央行实施有效一致货币政策创造条件；其次，中央银行在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通过把资产价格、市场预期、经济景气指数等信息变量纳入到货币政策操作规范中去，能够更全面监测经济总体运行状态，更有利于制定合乎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第三，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中央银行实行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这为消除政策时滞、化解未来不确定性创造了可能。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优势分析：基于成本收益比较
在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中，通货膨胀目标制十分接近理想的动态最优模型，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理论上的优化性质。同时简单的目标化规则又使通货膨胀目标制具备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从而可能提供新的有效一致货币政策框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收益至少包括：目标化规则减少相机抉择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②和通货膨胀不稳；中央银行滥用货币政策进行投机的成本得以提高，这有利于中央银行强化自身责任，提高货币政策可信性；将通货膨胀治理作为首要目标，制定一个中长期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中央银行透明度提高，公众可以利用更多信息进行投资消费决策，有利于央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更具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弱政策时滞的影响，也便于中央银行适时监测经济运行，调整相关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度下，中央银行综合利用各种信息变量进行政策操作，较之于相机抉择和工具规则反映的信息更为全面；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崭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从而能够将制度转换成本降至最低。
通货膨胀目标制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可以将其视为制度实施的成本。其中包括：第一，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实体经济面对冲击时具有非对称的政策效果，即：在面临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时，央行通过执行扩张（需求不足）或收缩（需求过旺）的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能够实现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双重目标；而面临供给冲击时经常难以兼顾产出和价格两个目标，特别是出现负向供给冲击时（原材料、石油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第二，频繁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容易引起经济波动，即所谓的“工具不稳”问题。针对一个较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目标和窄幅区间，央行需要经常对通货膨胀偏离进行调整，这容易造成经济不稳定和企业“菜单成本”增加。另外，频繁调整会带来政策工具变量（主要是利率）的不稳定，增加公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第三，对于一个有效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框架而言，选取何种指标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以及如何对通货膨胀目标上下限和中心值进行定位十分关键。然而在各国货币政策实践中，通货膨胀的指标选取和目标定位往往需要借助庞大的经济模型和精确的数理分析，从而可能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第四，由预期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跳跃动态”问题。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往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央行如果过分依赖前瞻性变量，忽视滞后变量的影响，就有可能造成预期偏误、货币政策效果弱化的后果。
综合比较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实施的成本和收益，不难发现，上面所列举的几种成本其实只在严格通货膨胀目标制或者制度设计出现偏差的情况下存在，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③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些成本，例如通过赋予产出和利率稳定一个较为合适的目标权重，通货膨胀目标制就可以避免僵硬制度下造成的产出易变性。况且，与中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相比，通货膨胀目标制所具备的优势远大于制度实施所付出的成本，因此，积极推动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向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转变是一种可能的理性最优选择。
三、构建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货币当局应该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新形势下重构货币政策框架的首选方向，在今后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逐渐弱化相机抉择操作，通过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责任等措施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倾斜，从而最大化经济社会福利。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理解为“受约束的相机抉择”，所以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构并不是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而是规则和相机抉择的一个系统整合过程。鉴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相当程度的缺失，应该更加注重此方面的建设。在现有货币政策操作规范中逐步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该把稳定物价作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
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有增无减。特别是随着主要商业银行改制完成，其资本约束大大减少，接下来一段时期很可能发生新一轮信贷扩张。另外，证券市场的超常规发展也带来了潜在的通货膨胀隐患。可以说，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和稳定物价水平是当前我国中央银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虽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排斥其他合理的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较之其它目标往往更为有效，中央银行理应把物价稳定放在货币政策目标的首要位置，致力于为经济平稳增长创造一个低的通货膨胀环境。
（二）通货膨胀指标选取和目标设定
通货膨胀指标的选取主要基于准确科学和方便理解两个原则。根据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一般采用消费物价指数（CPI）或核心消费物价指数（CCPI）作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对我国而言，CPI也是一个比较全面反映一般物价水平的指标，而且为公众所熟识，将其作为通货膨胀目标的测定变量应该比较合理。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区间的设定，认为将通货膨胀长期目标限定在2%～3%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在实行目标化规则的初期，中央银行可以暂时只对周期目标做出承诺，即央行并不承诺随时实现目标，只是在平均周期中实现2%～3%的目标，从而使较窄的幅度能够作为长期通胀预期的锚，这可以避免严格目标加大央行操作难度，造成经济不必要的波动。
（三）中央银行加快完善透明度建设十分必要
政策透明度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特征之一。在各国经济系统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市场预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为有效避免预期不一致对货币政策造成的结构性冲击，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意义重大。Atkeson、Kehoe(2006)指出，即使政府不能承诺按照既定规则执行货币政策，扩大政策透明度依然能够有效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效用，并且减弱央行可信性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中央银行在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但当前我国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建设并不尽合理，甚至存在相当的缺失。一方面，央行政策约束力和可信性差，央行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供应增长计划水平和实际水平经常存在较大偏差；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透明度体系还不完整，在操作透明度和知识透明度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四）货币政策可信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问题
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兼具规则的可信性与相机抉择的灵活性，其政策优势是不言自明的。从理论上讲，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中央银行应该坚持中长期按目标化规则行事，以此赢得政策一致性的声誉，从而有利于央行稳定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但在短期中，如果经济遭受不可预测的外来冲击，出现产出大幅波动和金融体系不稳，那么中央银行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平抑经济波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而不必拘泥于既定操作规则。然而，如何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货币政策的“两性”做出合理权衡却是一门艺术。这要求中央银行利用精准的预测技术对经济走势做出大致无偏的判断，进而确定合理的货币政策操作时机和方案。
[注释]
①有的学者也将其称作钉住通货膨胀制、反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钉住等。
②所谓的“动态不一致性”，是指在t时刻按最优化原则策划一项t+i时刻执行的政策，而这项政策在t＋i时刻已经不再是最优选择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始于基德兰和普斯科特(kydland,Prescott,1977)的经典论文。
③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观点,一种“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而且正是这种灵活性又可以同时稳定产出。
[参考文献]
[1]Bernanke.BENS,FredericS.Mishkin.InflationTargeting:ANewFrameworkforMonetaryPolicy[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7,(11).
[2]Mishkin.InflationTargetinginEmergingMarketCountries[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0．
[3]夏斌,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2001,(8):33-43.
[4]柳永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十年回顾[J].世界经济,2002,(1):24-31.
[5]李扬,周素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J].银行家,2002,(7):17-22.
[6]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J].财经研究,2002,(4):4-9.
[7]姜波克,朱云高.论人民币资本帐户开放下货币政策制度的选择[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2-50.
[8]李扬.货币政策范式的调整目标指向哪[N].第一财经日报,2007-08-02.
TheStudyontheconstructionofInflationTargetinginChina
ZhangYou
(SchoolofFinance,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chang330013,China)
关键词：通货膨胀；原因；研究综述
通货膨胀是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任务。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研究进行综述。
一、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
1.“流动性过剩说”。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流动性过剩通常被理解为货币发行过多，也就是“钱多”。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家一直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更严格的说是纸币现象，即当纸币发行超过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纸币购买力将会下降，纸币购买力下降推动货币加速流通，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王海峰在《规避通胀风险须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中提出中国通胀压力与国内流动性过剩有一定关系。他在文章中说，货币供给大于实体经济需求是通货膨胀压力剧增的根本原因。张五常在《中国的通货膨胀》一文提出，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货币发行过快，导致市场上通胀反应过快[1]。
2.“成本推动说”。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把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归于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刘世锦在《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宏观经济三人谈》提出，从整个宏观面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具体地看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第二，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还普遍存在；第三，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中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面临着要素成本持续的上升的压力，这是推动中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要素[2]。
前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同样提出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这个成本推动包括了劳动力的成本必须上升以及中国现在资源的价格是世界的“洼地”，必须对其价格进行适当的调整[2]。
张平和王宏淼在《“双膨胀”的挑战与宏观政策选择》中提出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传导到了实体部门，推高了可贸易工业部门的成本。其次，农业部门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走高。再次，第三产业也积累了大量的“价格压抑”。这一潜在的压力是未来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3]。
3.“需求拉动说”。面对物价的上涨，许多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于对有限资源的需求量增大，从而促使了物价的上涨。王建在《通胀是长期的，反通胀要触及深层次矛盾》一文中，提出在中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自新世纪以来进入到拐点，单产增长率呈停滞状态，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占地仍在持续，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不断提升着人均食品消费水平，由此导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开与拉大。这样食品的需求带动的物价压力在长期内就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严重，通胀也就会长期化。
4.“二元结构说”。当前中国部分行业比较热，产品供不应求，部分行业却比较冷，产能过剩，过冷过热同时并存，过冷行业由于发展困难，大量资金从过冷部门转移到过热部门，导致过冷部门的生产减少、供给失衡，过热部门出现泡沫。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二元经济环境，过热和过冷部门同时存在。过冷部门主要是制造业，也包括猪肉生产、矿泉水生产等部门。由于大量资源从过冷部门转移到过热部门，由此造成通货膨胀[4]。
5.“混合因素说”。面对中国目前发生的通货膨胀，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是来自多方面，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经济学家刘伟在《供求失衡的特点与通货膨胀的治理》一文中提出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两大因素，具体来讲，需求方面因素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长过快、银行流动性过多和国际收支失衡等，供给方面因素主要表现在市场化进程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增长因素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看发展要素对于生产成本的影响。
张曙光在《中国进入中度通货膨胀时期》一文中指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输入性通货膨胀，即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国际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从而导致一些进口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又有需求方面、供给方面、结构性通货膨胀方面[5]。
6.“价格管制说”。当前物价上涨，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既有间接的货币政策，也有直接的价格管制，从而来控制价格上涨，然而，在大家都肯定这些政策的正面效应，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政府采取的价格管制政策，才促使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打折。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提出，实行价格管制会产生一个打击生产的效果，而这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不利的[6]。
同样易宪容在《通货膨胀：2008中国经济第一关》中也提出：“从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来看，价格上涨往往与权力远近有关，越是靠近权利的产品，其上涨时间就越早，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比如，这一轮的价格上涨就是从房价开始，就是从政府完全垄断的产品开始。”[7]
7.“gdp增长说”。最近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8]在《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中提出gdp的增长是决定通胀的最主要因素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9]。
蔡昉在《如何取得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一文中提出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即“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就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城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增加……而中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导致了食品价格上涨的需求因素”[10]。
8.“财政分权说”。尚长风、许煜、王成思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机制和影响》一文提出，中国政府的财政分权导致了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他们说中国政府对中国国有企业补贴，有三条路，其一是财政补贴，其二是国有银行低成本贷款，其三是直接发行货币，在实践过程中，第一、二条路走不通，只能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国有经济，导致通货膨胀。
二、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
1.第一种观点是通过增加商品供应来缓解当前通货膨胀。张平、王宏淼在《“双膨胀”的挑战与宏观政策选择》中提出，面对双膨胀的挑战（资产膨胀、通货膨胀），必须进一步作出恰当和配套的宏观选择，既要抑制资产部门的膨胀，又要激励实体部门投资的欲望，从而供给增加，抑制通货膨胀[3]。
2.第二种观点是通过回收市场多余的流动性来缓解通货膨胀。张五常在《中国的通货膨胀》里提出，要回收1500亿的钞票，并提出回收的具体建议。林毅夫在《2008：高速增长的调控之道》一文中提出，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必须要“货币紧一点，物价要松一点”，“货币供应一定要控制住”[11]，可见作者是希望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3.第三种观点是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抵御通货膨胀。刘世锦提出要解决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手段，而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就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12]。
4.第四种观点是通过多种手段来遏制通货膨胀。许善达在《本轮通货的特点及应对之策》中提出，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很多，但重点是以下三方面，第一是货币政策，通过包括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票据等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第二是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减少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供给，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第三是调控物价，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上涨。
5.第五种观点是通过控制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提出当前形势除了密切注视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但控制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膨胀仍是抑制通胀的关键。其提出对物价上涨影响最大的是gdp，因此利用如何各类政策工具控制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上升，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仍将是抑制通胀的根本途径。
同样尚长风、许煜、王成思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要控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并提出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降低总需求[13]。
6.第六种观点是通过改变公众的心理预期来抑制通货膨胀。张晓晶在《五大因素决定不会爆发全面通胀》中提出要治理通货膨胀，要从心理方面着手，影响公众的价格预期，从而达到通货膨胀的效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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