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时，由于汉学学科的建立，法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翻译作品，它们基本出自汉学家之手。其中，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Mien,1797-1873在翻译方面成果卓着，在他为数众多的译作中，不仅有蒙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哲学宗教着述如《道德经》、《太上感应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地理类着作如《大唐西域记》，科技类作品如《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更有相当数量的戏曲小说作品。相比之下，其中《平山冷燕》、《玉娇梨》、《白蛇精记》等小说译作较为中国读者所了解，而对于他的戏曲翻译，人们则知之甚少。本文拟借助笔者对法文原始资料的梳理与发掘，尝试就儒莲初期的戏曲翻译活动及其源头进行一些探讨。
一、国内对儒莲的戏曲翻译的了解，一般多限于《灰阑记》、《赵氏孤儿》两种。事实上，在存留至今的大量儒莲亲笔书信中，也可看到若干与戏曲翻译相关的记载。例如，在笔者所见儒莲写给其同事、东方学家朱尔·莫勒((JulesMohl,1800-1876)的信件中，至少就有两封直接谈及此事。其一写于1831年11月17日，信中说:“我冒昧地将我们昨天一起读过中文版的这第二个剧本寄给你。如果它并未令福礼埃(Fauriel)先生不悦的话，我会抽空将同一集子里的剧本翻译出三十部来。”“三十部”看似随口一说的玩笑话，其实不然。儒莲手稿中存留的一份清单表明，他很可能的确有过一个较为庞大的戏曲翻译计划。这份手稿中法文并用，剧名后多附有点评:
剧目后的各种赞誉之词以及对剧目翻译状况的说明，都显示这份剧目清单很可能是其翻译计划中的部分备选剧目，而《单鞭夺架》后明确标注的“待译”字样更清晰地点出这份清单与翻译构想的紧密关联。
另一封相关书信因邮戳模糊，无法确认具体日期，但根据前后信件，大致可判定写于1832年初。信中谈及他近日正在生病，而“雪上加霜的是，我还有两部分要修改(我那部中国正剧的最后两部分)”。在正文结束之后，儒莲在附言中又补充道:“我从上周六以来在动手翻译一个非常有趣的剧本，等它到了能对阁下拿得出手的程度，我会给您看的。”
显然，写信的1831-1832年间儒莲正对戏曲翻译热情高涨，他兴致勃勃地与朋友分享他正在阅读的戏曲作品，并积极开展着翻译工作。从时间上看，第二封信中所说“中国正剧”当指出版于1832年的《灰阑记》译本。而儒莲不仅在病中也惦记着要将译本改定出版，手头同时还兴致高昂地翻着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剧本”。不过，不久之后面世的《灰阑记》己是包含唱段与念白的全译本，可见写信之时，儒莲虽还忙于修改，但译作离“拿得出手”的阶段也己为时不远。考虑到1832年《灰阑记》译本序言中称《看钱奴》等四部译作己经完成，而1834年《赵氏孤儿》全译本也旋即问世，想必儒莲此时在戏曲翻译上己有相当积累，工作也进入较为熟练自如的阶段。显然，这己不是最初的尝试与探索期，其戏曲翻译活动的开端仍可向前追溯。
二、儒莲的戏曲翻译活动肇始于何时，此前似未见探讨。不过，据笔者所见的若干种材料看来，至少可以上溯到1829年。是年5月，有四名中国基督徒远渡重洋，来到巴黎遣使会总会学习，以备日后接受神职，回国传教。他们原定要在巴黎居住六七年，但由于“七月革命”爆发，法国政局动荡，最终于1830年11月被提前遣送回国。四人旅法期间，儒莲和他们有所接触，尤其与四人中受教育程度较高，拉丁文水平较好的李若瑟多有交流。儒莲在着述中，曾几度提及与李若瑟的交往，其中有两处与戏曲翻译有关，其一为1834年《赵氏孤儿》译本序言。在该序言的一条注释中，儒莲称:
我经常有机会去咨询1829年来巴黎的四个中国人中最机灵的一个，李若瑟先生。不过我从未在他那里得到过哪怕对一行诗句的解释。在1867年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进展的报告中，儒莲再度谈及1829年时与李若瑟的交往:1829年，有几个中国基督徒来到巴黎，儒莲先生和他们中一人建立了长久的联系。他名叫李若瑟，比他的同伴们受过更多的教育，而且能流利地说拉丁语。儒莲起先想和他一同阅读一个中国喜剧，但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不能读懂夹杂在对话中的那些唱段，并得知在他家乡，只有一两个读书人能理解中国诗歌。从《赵氏孤儿》序言上下文可知，注释中所提及的“诗句”实为剧本中的唱段。而1867年报告中的文字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显然，儒莲戏曲翻译活动的开端至少不晚于李若瑟等人旅法时期，即1829年。那么，儒莲戏曲翻译初期，即1829年乃至更早的时期，其译稿大致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笔者有幸在法兰西研究院的图书馆中发现了若干种儒莲戏曲译作的手稿，因而得以尝试对儒莲的翻译作进一步考察。目前存留的手稿包括《赵氏孤儿》、《西厢记》、《看钱奴》、《货郎旦》四种。《赵氏孤儿》译本为残稿。包含了从楔子开始，到第一折后半部分“奈灵公听信谗言，任屠贼横行独步”的译文。《西厢记》存有两个不同时期的译稿，均为残本。
一份接近于1833年译文，为一至六折。另一份内容接近于1872-1880年刊印本的译文，仅包含第一折的一至四幕。《看钱奴》同样是两份译稿，页码完整，一份由剧情梗概及片段译文组成。另一份为剧本全译。《货郎旦》译稿一份，保存完整，但其中大部分唱段尚空缺待译。显然，这些手稿分属儒莲戏曲翻译的各个不同时期。从形式上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译本是法汉对照型，每段译文均先抄录中文原文，然后在每个汉字旁标注有读音、释义，然后是依据这些释义连缀而成的整句译文，如《赵氏孤儿》译稿。第二类是剧情梗概夹杂片段译文型，以第三人称叙述剧情，然后在某些段落暂停第三人称叙事，加入原作的译文片段。如《看钱奴》译稿一。第三类是唱段空缺型，对白部分译文基本完整，而在原作唱段处则留出空白，以待补充，如《货郎旦》译稿。第四类是完整翻译型，译文包含了全部唱段及念白，并附有较多注释。如《西厢记》及《看钱奴》译稿二。很显然，这些不同的手稿，产生于不同时期，反映了儒莲的戏曲翻译实践随语言能力提高而日渐推进的过程。《赵氏孤儿》译稿残本虽然被图书馆列入儒莲手稿“己刊稿”部分，但经笔者比对，发现与1834年出版的《赵氏孤儿》译本差距甚大，可见此残本并非1834年单行本的底稿，而是其戏曲翻译初期留存的另一版本。而其特殊的形态颇可帮助了解儒莲早期的戏曲翻译活动。
三、不过，以戏曲翻译为语言学习辅助手段的做法，仅仅是儒莲自发的偶然性行为，还是另有渊源呢?答案很可能是后者。以戏曲翻译作为学习中文的手段与方法的构想早在18世纪就由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专程提出。
马若瑟(JosephdePremare,l666-1736)被公认为18世纪来华传教士中中文水平最高的一个，其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汉语札记》与《赵氏孤儿》。这两部着作虽然均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对于两者间的关联谈及者却甚少。不过，若从马若瑟晚年在华当时的境遇以及他与傅尔蒙(EtienneFourmont,1683-1745)的交往中考察，当可清晰地看到两者间的紧密关联。马若瑟在来华耶稣会士中，属于索隐派，由于其观点而被教廷视为异端，因而着作被禁止发表。此时他己近晚年，又被流放到广东，生活及研究条件很差，因而，马若瑟于1725年通过书信与巴黎东方学家傅尔蒙建立起联系之后，始终对傅尔蒙寄予厚望，希望使之接受并认可他的着作，以期通过傅尔蒙使其着作得以发表和传播。
在这样的期待下，他将自己最重要的着作《汉语札记》寄给了傅尔蒙。这份手稿于1730年2月11日抵达巴黎王家图书馆。当时他并不知道，傅尔蒙也写了一本中文语法书，题为《中国官话》，希望藉此证明自己在中文研究上的权威地位。因而他将马若瑟视为竞争对手，非但没有帮助马若瑟出版《汉语札记》，反而故意将其束之高阁。不知就里的马若瑟为了再次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在1731年寄去了《赵氏孤儿》译本及两封书信。正如鲁进在《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赵氏孤儿>》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并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出于文学或戏剧的考虑而作，它实际上是为了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不过，鲁文对于该译本究竟如何起到敦促作用不免语焉不详。实际上，细读马若瑟当年的书信，不难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解。据书信所述，当时随《赵氏孤儿》译本一同寄往欧洲的，是一盒毛笔，40卷《元曲选》和两封致傅尔蒙的信。其中一封只是简单的寒暄，意在向傅尔蒙介绍两位寄信人的情况。另一封长达九页的长信才是正文，其中用相当篇幅对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作了介绍。事实上，马若瑟信中所推荐的这一语言学习方法与其《汉语札记》中传达的语言学习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汉语札记》共包含三个部分，导言部分是对中文的语音语调汉字等做的一个概述。正文部分是将中文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分别进行了词法和句法的总结和举例。值得注意的是，马若瑟将口头语体的部分放在了前面，而他用以佐证的文本材料正是戏曲与小说。在“口语及通俗语体”的导论中马若瑟这样写道:中国的语言，不论是存留在古书中的，还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都有着它恰如其分的独特的美……我现在着手来阐述汉语的独特的气质及其内在的美感，并且将第一部分限于对这种高雅方言(译者注:指官话)的探讨—例如那些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说的那种语言……合宜的做法是首先指出我用以归纳总结出下文这些结论的某些作品;不过，有必要提到的只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些。这些作品一言以蔽之，就是戏剧，和某些叫做小说的短小文章。首先要提到的是《元人百种》……可见马若瑟对于通俗语体的总结，并非来自日常生活，而源于口语体的文学经典，因为，在他看来，编写这部语言教程的目的在于让法国读者学到中国“上流社会”的口语表达方式。因而在他所选为语料和范本的作品中，《元人百种》才被放到了一个特定的地位上。不论是在导论中陈述的语言教学观，还是在书中挑选的实际例句，或是让傅尔蒙通过翻译《元曲选》进行中文学习的建议，都表明了他以经典文本，尤其是作为口语典范的戏剧文本为典范为主要依托开展语言学习的核心观念。
马若瑟的这种观念可以上溯到耶稣会的教学观与戏剧观。作为建立于16世纪的一个对抗宗教改革的教会组织，耶稣会对于教育非常重视，把教育视为争取青年、巩固天主教会影响的主要手段，因而其教育事业发展相当繁盛。1761-1762年法国议会下令关闭耶稣会学校，致使全国将近80%的男子中学被关闭。可见耶稣会在当时欧洲中等教育领域影响面之大。在教育上，耶稣会有两方面举措非常突出。其一是对于古典文化教育的重视，其二就是戏剧教育。“耶稣会把戏剧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系统地纳入到学校的教育中，同时也借助它进行牧灵工作，为天主教信仰赢得更多的信众。戏剧也因此受到特别推崇。”尽管教会对于戏剧，在很长时间内所持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有关戏剧利弊问题的争论虽然在耶稣会内部也时有发生，但在耶稣会看来，戏剧的问题并非来自其本身，而是由于人们对其没有正当利用。如果善加利用，戏剧也可以成为道德教化的利器。他们对戏剧的宽容及鼓励，以及在教育中对戏剧的运用，除了出于对戏剧所具备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视外，也因为这种形式非常有助于学生学习古典语言及修辞。“文字的学习藉此得到了一种强烈的鼓舞，要令年轻人熟知拉丁语所有的奥秘，很难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因而，对耶稣会而言，“戏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是一套真正的机制，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关键词图书编校再分工流程重组质量效率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Since1990s，China'sbookpublishinghasdevelopedgreatly.Thevarietyofbookspublishedhasincreased370000in2011from100000in1994，buttheemployeedidn'tincreasedaccordingly.Toadapttothedevelopmentofthepublishingsituationandimprovetheeditingqualityofbooks，itisnecessarytore-dividetheworkbetweenemployee，restructurepublishingprocessandmakeuseofsocialsourcetosolvethedifficultiesinbook-publishing.
Keywordsbookeditingandproofreading；division；processreengineering；qualityandefficiency；socialization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个人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广泛用于写作和图书出版制作，我国图书出版业得到迅速发展，图书品种数从1994年的10万种，2004年的21万种，2009年突破30万种，到2011年已达到37万种。①而这是在从业人员并没有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现在的编辑发稿压力不断增大，十年前一个编辑一年的发稿量可能只有几万字，而现在一个编辑的发稿量至少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②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是“责任编辑一年用的书号远远超出5种，多达20～30种，工作量多达1000万～2000万字！如此大的工作量，按照‘三审三校’制的要求来运作，编辑校对人员不吃饭、不睡觉也难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进行改变，图书质量可想而知。有鉴于此，不少业内人士对解决图书生产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种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主张要从“调整出版专业分工，由出版单位和出版管理部门共同确定出版范围……优化结构，控制品种数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③，“积极开展组织制度创新，引导和推进图书编辑环节合理的社会化分工；提升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扭转广种薄收的增长方式，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着力提高图书的经济效益；加强生产流程的有效管理和监控，强化责任编辑的质量责任；建立健全社会质量监督体系”④等。这些对于出版工作起到了有益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也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下面准备根据多年工作经验结合实际情况，谈谈自己对图书编校再分工以及编校流程重组的看法，求教于业内先进，集思广益，共同做好图书的编校工作。
1编校的再分工
1.1编校为什么要再分工
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分工细化，就像现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只有专科医生没有全科医生，这样的分工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一些出版社仍然沿用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编辑什么都管，诸如策划选题、选择作者、组织稿件、审稿、加工、发稿、看校样、制定宣传营销计划等印前工作和协调处理校对、整体设计、印装工作中的问题，以及落实宣传营销计划、参与发行、争取最大的发行量和最好的效益等编后工作都要过问，这显然是与现代化出版工作不相适应的。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许多出版社进行了一些改革，常见的是将编辑分为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这种分工对出版社提高工作效率和市场化运作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策划编辑片面追求眼前利益，一门心思地追求选题数量，忽视选题质量，把保证图书质量的工作全部交给加工编辑和校对。”⑤“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工作界限划分不清，来稿未经策划编辑审查就发给加工编辑加工，结果由于稿件存在重大缺陷或没有达到最初编辑策划的要求未能及时发现，造成返工，浪费资源；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的责任界限不清，出现图书质量问题后互相推诿，无人领责；加工编辑与策划编辑缺少交流，得不到策划编辑的及时指导，策划思想不能在编辑加工中得到准确的贯彻和体现，等等。”⑥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对工作造成影响，因此，编校工作存在再分工的必要，以便分工更细化，责任更明确。
1.2编校再分工的可行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计算机打印原稿的大量出现，对图书的出版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计算机打印原稿相对于手写稿，排版人员造成的录入错误大大减少，漏字、漏段几乎没有了，校样与原稿高度一致，原有的校异同工作基本上没有了，因此，电子稿的校对工作相对于手写稿是减少了的。这种减少为编校再分工从工作内容上提供了可能。刘哲双在对新技术条件下编校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校对功能的定位取决于其在编辑流程中的位置：当校对位置前移至文字加工部分时，其编辑功能（校是非）占主导地位；当校对位置后移至文字的复制核对部分时，其制作功能（校异同）占主导地位。根据校对位移说，我们可将新技术出版条件下的校对重新定位为：校对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技术时代，通读整理是编辑加工环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工序。体现在其功能上，则是校是非及各项技术整理。承担这一工序的校对，应定位于校对编辑……取消责任校对，设立校对编辑，校对编辑对责任编辑加工过的盘稿进行后续加工，其侧重点在文字质量上，因此，被赋予文字加工职责，其职责大于责任校对。功能提升后的校对编辑，主要对编校质量中的文字质量负责。”⑦这就指出了编校再分工的一种具体方法。“而执业资格方面，从2002年职称评聘改为以考代评，开始了首届出版专业资格考试，校对和编辑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为同一套题，评聘标准也是完全一致，因此，获得同级资格证的编辑、校对人员无疑已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登记注册工作，明确了符合资格的编辑和校对人员必须进行注册，编辑和校对要求具备的条件也是一样的，当递交了所有资料经评审后，符合资格的校对人员也是和责任编辑手持相同的‘责任编辑注册证’。事实上，在2009年的首次注册中，出版社的大部分人员都获得了该证。基于以上原因，校对和编辑的起点已经相差不大。”⑧这说明，在现阶段从能力上或者说从职业资格上已具备编校再分工的可能。
1.3国外编校分工的一些做法
柳明在《编校过程对图书质量的影响：对中美图书出版编校流程的比较分析》一文中对美国图书出版的编校流程做了详细的介绍。美国式的编辑校对过程有如下特点：一是专业分工精细，职责分明，光是编辑就有组稿编辑、责任编辑、内容编辑、文字编辑和统稿编辑等五种之多。二是编辑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它的编辑工作程序实际上被分成了三个程序。责任编辑对书稿首先进行审读，提出看法，并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后才开始正式的内容和文字编辑工作，而且不只是责编本人，还要请好几位编辑分别在内容、文字等方面进行审读，这样三个环节下来，至少有五六遍的详细审读过程。三是校对环节简洁高效。首先，美国出版公司的做法是特别强调编辑审稿环节，而校对的分量相对较轻，几个人同时校对，基本上一遍即过。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美国式的出版程序中的编辑环节对于图书质量起到了全面保障的作用，图书质量的真正提高主要靠编辑的精加工，而不是过分依赖校对环节。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的是，要充分强化编辑过程，充分发挥编辑在编校环节中的核心作用，如此，才能从内容、文字、规范性等各个方面真正提高出版物的编校质量。⑨
1.4适合国情的编校再分工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介绍，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对编辑工作进行再分工，形成由策划编辑、内容编辑、文字编辑组成的编辑体系，细化编辑分工，加强编辑环节分量。因为编辑在审稿时如果需要兼顾内容、文字和技术性问题，就往往会顾此失彼，几乎很难在编辑审稿这个环节上把这几方面的问题全部处理好。策划编辑、内容编辑和文字编辑分别进行，各司其职，是把握好书稿质量非常重要的一环。
其中策划编辑，其职责在原以策划组稿为主的基础上，基于以上介绍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增加了初审稿件的职责，并对图书的内容质量负责。内容编辑类似于大家熟悉的加工编辑，但其职责与原来有所不同，以对书稿的专业知识内容进行加工为主。文字编辑由原来的责任校对转变而来，主要负责书稿的语言文字质量。内容编辑和文字编辑对图书的编校质量负责。以上三人中选一协调能力强的作为责任编辑，负责各工作环节的协调。
由于编辑加工更加细化，所有的内容、文字、技术性等方面的问题全部都在这一环节中处理完了，剩下的校对工作应该是相对简单而少量单纯的“校异同”或个别拾遗补缺的工作，这就为将校对工作社会化创造了条件。因为，现阶段的编校市场是不成熟不规范的，没有能力独立做好图书的审稿和编辑加工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我们强化社内编辑环节后，将相对简单的工作社会化，就不会对图书质量造成影响。
2编校流程重组
上面我们对编校进行了再分工。既然分工变化了，原有的出版流程必然要重组。“三审三校”制度是我国保证图书编校质量的重要制度，即使在现有人力严重缺乏的条件下我们也还是要坚持。但坚持不等于墨守成规，我们可以在保证原有工作实质的基础上，对流程进行优化，进行重组，使之更有可操作性，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管理和监督。
编校再分工和重组后的流程是：
策划编辑初审复审内容编辑加工文字编辑加工终审一校（作者同时看稿）机校（含文字加工编辑处理问题）内容编辑通读
2.1初审与复审
策划编辑审稿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通过审稿，可以了解稿件达到了自己的要求没有，结构是否合理，有哪些不足和需要修改之处，这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因为这个选题是自己策划的，有什么设想和要求，自己最清楚。其次，策划编辑会高度重视原稿的质量，这是关系图书市场前景的大事，而对于利润通算的策划编辑来说，谁也不会把质量低劣的书稿出版了堆在仓库里来增加自己的成本，这种判断作用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这也促使其必须认真履行初审的职责。
复审一般由编辑室主任担任，这类人员具有丰富的出版工作经验，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更高的高度对策划编辑初审的书稿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此，要求复审人员认真检查初审的质量，杜绝走过场似的初审，为保证书稿能达到要求进入编辑加工环节负起把关人的责任。
一般来说，普通书稿经过这两个环节的把关认可，就可以进入编辑加工环节了。
2.2内容加工与文字加工
编辑加工分为内容加工与文字加工两个环节，既可以顺序进行，也可以根据出书周期同时进行。
内容编辑对书稿从专业内容的角度进行加工，重点在原理的阐述、公式的推导、图形以及表格数据的正误判断等方面。这与原来的编辑加工要关注图书所有的细节相比，工作量大大减少，工作对象更专一，因此能够对书稿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加工。
文字编辑完全从语言文字规范的角度对书稿进行加工，使书稿达到出版的要求。文字加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出版物差错（语言文字错误、版面格式错误和思想内容错误）中，语言文字错误是最主要的错误，占各类错误的89.8%。⑩可见，这部分工作的分量是很重的。这事实上对从校对转为文字编辑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内容编辑和文字编辑在各自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存在相互补台的问题――内容编辑改正语言文字错误，文字编辑发现书稿内容问题。因为，内容编辑与文字编辑是要对图书的编校责任负责的。
2.3终审
终审没有像原来那样放在复审后面，而是放在编辑加工后面，原因有二。其一，终审只是对书稿中的重大原则问题进行把关，一般的书稿这方面的问题不多，此环节后移，问题不大。其二，终审人员一般是出版社的总编或者有相当资历的人员，对编辑加工后的书稿进行终审，可以顺带检查一下书稿的加工质量，以杜绝编辑加工画字号的现象。这样的终审，比原来在复审后编辑加工前或者许多出版社类似签字式的终审更有效。
书稿经过“两审两编一终审”编辑加工告一段落了。可以看出，重组后的流程是加重了编辑环节的分量的，目的是为校对工作能够真正社会化创造条件。
应该说，经过以上流程的审稿和编辑加工，书稿的加工质量比原来传统流程的质量要高，存在的问题会大大减少，对这样的书稿，校对工作的分量比原来大大减轻，完全可以交给新到岗人员或外校进行一校。同时可发给作者一份清样请作者再读一遍。
一校完的校样连同作者看的清样经编辑处理改样后，用黑马软件二校，可以将一些固定词语搭配方面的问题解决，其效果比人工校对好。加工编辑将黑马软件标红的部分处理后，交内容编辑通读，作最后的把关。
以上多个校对主体的工作能够将作者对原稿错误的识别优势，内容编辑对原稿疏漏、排录和校对失误的识别优势，文字编辑在语言文字辨识上的敏感优势，校对人员在微观处理方面的精细优势和计算机校对软件不受情绪、精力影响的稳定优势综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校对效果。
3结语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由于编辑分工的细化，编辑加工工作比以前更充分，所有的内容、文字、技术性问题在审稿和编辑加工后已完成，校对工作剩下的是相对简单的“校异同”和少量的拾遗补缺工作，这样的工作完全可以社会化。这样的流程设计，在社内人力使用方面，由于减少了一校和二校人员，分别由外校和机校代替，同传统的流程相比，人力资源的节省效果还是很显著的。特别是新的流程，每个人的分工更具体，职责更明确，下一环节会对上一环节进行监督，这对保证整个生产流程的质量，效果是明显的。虽然编校流程只是整个出版流程中间环节的一部分，只能解决图书出版中的部分问题，但解决的是图书最关键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问题，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想从出版大国发展成出版强国，还是需要从各方面下工夫，要明确出版分工，优化选题结构，合理设计生产环节，加强生产流程的管理和监控，建立健全社会质量监督体系。只有形成一个优质高效的体系，我国的出版业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注释
①新闻出版总署.2005至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http：//gapp./govpublic/80.shtml
②张卓冉.图书编校质量浅谈[J].中国出版，2011（12上）.
③王於良.当前编校质量问题把脉与救治[J].中国编辑，2009（5）.
④冯志杰，马文晓.解决图书质量问题的宏观策略[J].编辑之友，2006（1）.
⑤袁勤勇.策划编辑与图书质量[J].科技与出版，2011（10）.
⑥司毅兵.科技图书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工作流程浅析[J].科技与出版，2007（11）：43-45.
⑦刘哲双.新技术条件下校对做什么？[A].《中国编辑研究》编辑委员会.中国编辑研究（2003）[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⑧田艳明.数字化时代，校对定位三问[J].出版发行研究，2011（7）.
梵蒂冈城国（简称“梵蒂冈”或“梵蒂冈城”）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高地，故称“国中国”。它是天主教最高权力机构“圣座”（即“教宗”，是罗马主教的主教职权，也是天主教会内超乎众教座之上的主教教座）所在地，前身为教宗国，自从1929年起以《拉特兰条约》确定为国家，接受“圣座”的直接统治，实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从外交和其他方面而言，“圣座”之言行代表了整个天主教会。虽然梵蒂冈是全球领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因天主教在全球信仰人口众多，使其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拥有重要的影响力。
坐落在梵蒂冈城内的梵蒂冈图书馆（VaticanApostolicLibrary）又称“教皇图书馆”，是全球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始建于1448年。它由教皇尼古拉五世在古老的15世纪教皇宅邸中创办。16世纪末，教皇西克图斯五世将该馆迁至位于一栋新建筑顶层的西斯廷大堂。现在的馆址从教皇利奥十三世时期沿用至今，其占地还包括相邻的其他建筑。
图书馆馆藏丰富，包括8.2万份手稿，10万个存档单元，160万册纸质书（其中有8700部古版书），40万枚硬币和勋章，10万件版画、绘画和浮雕作品以及15万张照片，保存着从基督纪元最初数世纪至今的人类历史与思想、文学与艺术、数学与科学、法律与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文献资料，涵括从远东到哥伦布时代前的美洲西部等地区的多种语言和文化，以及具有极高价值的人文背景资料。在梵蒂冈图书馆，许多著作在人类复兴古典希腊和罗马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梵蒂冈图书馆当时堪称科学和地理学进步的催化剂，馆藏折射出了它的贡献，同时图书馆也是使罗马成为政治和知识力量中心的驱动力。
梵蒂冈图书馆为了保存过去560年间不断增加的藏书和捐赠文献，不得不向相邻的建筑扩伸。图书馆分为手稿与档案收藏部、印本书与绘画部、编目与使用部、古币与艺术品部、修复与复制部5个部门，共有职员80名。它仅向有大学或研究机构证明的学者开放，手稿资料不外借。提供联机公共目录查询、联机联合目录查询和其他光盘数据库检索等服务项目。作为罗马天主教图书馆技术联盟网络成员，该图书馆负责有关信息基础设施、图书馆合作、图书馆研究以及信息服务技术应用等专门工作。
教廷步入数码时代
进入数字化时代，各种平面媒体和热销书籍都推出了数码版本，可通过个人电脑、平板和手机进行阅读。古老神圣的梵蒂冈教廷也与时俱进，步入数码时代。数字存档
85岁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于2012年12月开始用@pontifex这个用户名在Twitter上信息，这个用来称呼教皇的词在拉丁文里是“筑桥者”的意思。教皇的第一条信息是对有关信仰的问题做出回答。他写道，新媒体和社交网络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但他同时也警告说这些可能会造成人际关系疏离和自我沉溺。仅仅几个小时，他就拥有了25万多名粉丝。教皇的帖子以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未来还将增加其他的语言。助手们负责撰写教皇的帖子，但是教皇本人将“过问并批准”内容。教皇发信息的频率视他的意愿而定，帖子的内容将以他每周在例行朝见活动或主日祈祷上的讲话为主，还有重大节日时的布道和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反应，例如自然灾害。
天主教会尽管变革最缓慢，但是在与信徒交流方面一直是一个先行者。1896年教皇利奥十三世成为第一个走上银幕的教皇。1931年梵蒂冈广播电台成立，庇护十一世成为第一个在电台发表广播的教皇。1949年庇护十二世成为第一个上电视的教皇。2009年，上线的梵蒂冈网站推出一个称为“教皇在Facebook上见你”的应用程序，另一个程序让读者将教皇的讲话和言论发送到他们的智能手机上。2011年，梵蒂冈启动了它自己的News.va新闻网站。
用数字格式保存古籍
接下来罗马教廷要完成的是将古老的梵蒂冈图书馆的各种书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存储到2.8PB的数据空间中。近年来，梵蒂冈图书馆试图保护历史，并扩大图书馆阅览室的读者人数。而目前在图书馆现存的手稿中，不少有价值的古籍文献由于反复翻阅、处理，出现了破损、劣化的迹象，可以在馆舍里阅读的只有2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图书馆专注于以数字格式保存手稿，实现数字化。提供2.8PB存储解决方案的厂商EMC表示，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让历史文献及文化遗产能通过互联网进行方便的存取，并用在教育和研究上，是其“信息遗产倡议”项目的一部分。
而整个2.8PB数据存储项目仅仅是梵蒂冈图书馆将全馆宝贵资料进行保存工作的九年计划的第一步。在进行数据保存的内容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希腊关于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希波克拉底的不少考据和古籍，比如1491年由阿尔布雷希特・加莱尼出版庇护二世时期的古版书DeEuropa、希腊文《圣经》现存最古老的手稿之一Code-B，还有9世纪末至10世纪中期用希伯来文撰写的Sifra等。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文字从右往左书写。许多文学作品和文献是用这种语言创造出来的，今日则主要保留在《圣经》、死海古卷和大量犹太教法典及文献中。随着犹太人流浪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语灭亡了两千年。然而在以色列建国后希伯来语不可思议地复活了，并且能够和两千年前的希伯来语相通，创造了世界语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现代以色列人完全可以听懂古以色列大卫王年代人们的对话。
在门户网站访问手稿
2014年10月21日，全球IT服务提供商NTT数据集团宣布部署一款应用于在线访问和浏览梵蒂冈图书馆的数字化存档文件系统。读者能够在该图书馆的官方网站（vaticanlibrary.va）上查阅到4000多份古代手稿的数字副本。特殊的阅读器采用NTTDATA数字化存档解决方案技术开发而成，拥有多个界面。它可适配包括平板电脑在内的多种设备，让人们观看高分辨率的清晰图像，轻松访问这批绝无仅有的珍贵手稿。“看到全球各地的人们能够随时访问这批高分辨率、数字格式的古代手稿，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NTTDAT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托希奥・岩本表示，“我们将致力于推动多元化学术科目的研究，满足人们对这些稀有手稿的好奇心。”梵蒂冈图书馆新的数字化存档系统可在门户网站上访问，该网站由图书馆附属的梵蒂冈数码基金会负责维护，它致力于筹集资金，为图书馆的保存项目提供支持。宽敞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