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内涵形成机制经济效应应对策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税壁垒和配额、反补贴、反倾销等传统非关税壁垒措施受到WTO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以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及环境资源为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因其具有的针对性强、隐蔽性好、运用灵活等特性正逐步取代关税和传统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主要政策工具和手段，对国际贸易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引发的贸易纠纷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一个新的焦点，并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前期较多集中于对WTO-TBT/SPS协议内容的翻译、简单剖析及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简单介绍。近年来，随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研究的视角也逐渐拓展，已从对概念界定、措施方法、表现形式等的介绍深入到对其形成机制、经济社会效应及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内涵及表现形式的研究
叶柏林（1990）较早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有了深刻认识，指出它己替代传统的关税、数量限制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成为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最主要的贸易壁垒。并进一步（1992）将其定义为：确定产品某些特性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和法规，以及相关认证、审批和试验程序。并将其表现形式归纳为技术法规与标准、认证与认可制度、包装和标签规定、计量单位制等八类。高文书（2003）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由于各国的技术措施水平或体系的不同，或信息不足，或歧视性制订和实施而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并将其按设置的故意与否分为了客观性贸易壁垒和主观性技术壁垒。夏友富（1999；2001）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做了概念上的说明，他强调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保障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等合理目标。并将其表现形式归纳为：技术法规、标准与评定程序；包装和标签要求；产品检验、检验制度与措施；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这一分类被普遍接受并对日后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含义作了扩展，冯宗宪、柯大纲（2001）将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壁垒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殊形式。周伟民（2005）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分为“边境壁垒”和“边境后壁垒”，他认为前者是通过国家层面上的技术法规实行的，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的结果；后者是通过行业或企业层面的技术标准实行的，作用机制是市场竞争，且大部分属于与国内市场有关的政策，只有一小部分属于贸易政策。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的研究
张海东（2004）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经济学动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用以提供公共产品，除此之外，还在于产业寻求贸易保护的政策需求与政府政策供给的相互作用及均衡。康晓玲（2006）认为各国技术性措施间存在的经济技术水平的、体制性的或信息交流方式上的差异，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供给机制。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另一个分析视角是运用博弈论的工具。章志键（2009）从国家间贸易政策博弈和各国内部政治与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角度，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及对各利益集团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强调，要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大量涌现及苛刻多变，还需要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这一分析视角下，技术性壁垒是理性最大化的经济个体和政府在经济系统内相互作用达到均衡的过程（孙泽生2006）。杨波（2006）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和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进口国技术进步和政府干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主要因素；具备技术和贸易优势的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主动采取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战略并从中获得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却只能被迫采取亦步亦趋的跟从策略。刘红梅（2010）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采用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对美国制造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政府制定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指标，即出于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主要保护低薪收入国民和就业率，但是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也会对其政策决策和执行产生一定影响，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影响力较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王杰（2010）则从市场失灵理论、技术差距论、博弈论、利益集团理论的角度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进行了多维度的系统的理论解析。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效应的研究
冯宗宪、柯大纲（2001）就技术性贸易壁垒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做了定量分析。张海东（2004）运用经济博弈方法从技术选择角度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及影响，他运用局部均衡模型来分析标准和技术规范引起的等价关税率及相应的福利变化，得到的结论是：小国假设下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直接的产业保护会给进口国带来明显的福利损失；大国条件下，由于大国具有一定的需求垄断优势、生产贸易条件改善和符合成本的分摊，其产业保护的代价小于小国假设。朱允卫（2003）认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加以考虑，使“显示的比较优势”与真实的比较优势偏离，从而掩饰了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中所付出的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而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中环境壁垒虽然短期内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受损，但其倒逼机制将促使发展中国家按环境规制的要求参与国际分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潘菁（2004）以技术壁垒为虚拟变量，采用Panal模型对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出口额、出口量有很强的负相关性的结论，其出口系数为-0.292。朱玉春（2006）主要从进口国的角度分别在小国假设和大国假设下对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不同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产业保护为目的的壁垒会降低一国的福利水平，而以保护消费者为目的的壁垒在技术标准选择适度的情况下可以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在进口商品含有对国内生产不利因素时，实施壁垒要优于禁止贸易的情况。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应对策略的研究
郑展鹏、苏科玉（2007）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的总体构成、国家标准化战略、多边与区域合作机制、政府与非政府行为预警机制等方面进行比较，找出差距，为应对国外的和构建中国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丛海彬、林跃（2009）认为，互认与协调是世界各国积极推动的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方法，是实现贸易壁垒理性化的基本途径。宋宇（2003）认为，世界各国技术性贸易体系中非政府行为占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应重视非政府行为，充分研究其作用、效果以及法律适应问题，以应对别国的TBT措施，并构筑我国自己的TBT。曲如晓（2006）、谷祖莎（2008）等认为，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协调贸易与环境的最佳途径，应制定并实施适合本国国情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以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壁垒。孙泽生（2006）通过浙江省的案例研究，指出应对策略的提出应针对不同市场结构、竞争程度、产业集聚程度等因素予以区别分析，关键是如何在各级政府以及企业间实现有效的激励来分担应对成本，矫正中小企业在应对壁垒过程中的集体非理。刘瑶、王荣艳（2010）将各国企业生产成本的差异假设加入到质量竞争模型中，结果发现：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后，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和投资或是政府补贴达到质量标准而继续出口，则两国企业的产品质量都会提高，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的利润将会下降。模型结论表明：中国企业面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或政府扶持而实现整体的产业及贸易结构升级。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也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目前，我国已成为排列在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已成为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多的领域，涉及的产品种类多，企业多，造成的损失大，众多学者已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定性或定量的研究。
赵平、吴彬（2000）阐述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指出其加重了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发展国外市场的难度。张小蒂、李晓钟（2004）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指出壁垒的“倒逼机制”会促使农业生产、出口企业改进生产管理，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朱玉春、种胜兵（2007）对我国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进行了量化研究，指出人均GNP、农业GDP比重、农业人均GDP、农业人口比重等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余佶（2009）从转基因农产品安全隐患与标签制度角度对其中存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做了详细分析。
孙东升（2005）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的毒死蜱残留限量标准对我国出口日本蔬菜的影响，结论是日本的毒死蜱残留限量标准每提高10%，我国对日蔬菜出口将下降3.55%。2007年孙东升（2007）还运用成本方程模型对欧盟农残限量标准对我国茶叶出口欧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李爽（2009）通过引力模型对蔬菜农残标准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日、美、欧的蔬菜农残标准对我国蔬菜出口均存在负面影响，其中尤以日本标准影响为大，而我国的蔬菜农残标准对我国的蔬菜出口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江涛等（2010）通过关税等价法度量得到2005年2月至2007年12月期间，中日绿茶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成本是普通关税的7～20倍，相应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税率在153%～360%之间。董银果（2011）以孔雀石绿标准对鳗鱼出口影响为例度量了日、美、欧SPS措施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结论是孔雀石绿标准每严格1ppb，我国鳗鱼出口额减少8.8%。此外，还有程国强（2005）、黄冠胜（2007）、王绍媛（2010）、刘汉成（2010）等众多学者都对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以及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的政策选择。
简要评述
当前，国内文献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涵、表现形式、作用机制、经济效应、应对策略等已有了较全面的揭示，但深度方面还不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较多而对其复杂表面背后的政治、社会本质还缺少全面、准确把握；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多宏观、宽泛分析而较少微观、深入的研究；定量分析已逐步开始开展，并取得了研究成果，但较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模型和优化方法等不多见；其应对策略也较单一，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所欠缺。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将有利于我们整合理论，调整研究视角，优化研究方法，深化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叶柏林.外向型经济与标准化：技术贸易壁垒与进出口标准化[J].技术监督与管理，1990（1）
2.高文书.贸易技术壁垒经济分析[J].财贸经济，2003（9）
3.夏友富.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J].国际贸易，1999（6）
4.夏友富.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与当代国际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1（2）
5.冯宗宪，柯大纲.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壁垒-变动效应、影响分析、政策效应[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Abstract：UsingtheFDIandtradeinservicesexportdataovertheperiodof2004to2010，thispaper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FDIofChina'sservicesindustryandexportofservicestradebasedondynamicpanelofsystemgeneralizedmethod-of-momentsestimators.TheresultsshowthatFDIintheservicesectorhasapositiveimpactontheleveloftradeinservicesexport，butthiseffecthasasignificantlag.Accordingtotheconclusions，weshouldtakesomerelevantsuggestionsinordertoenhancetradeinservicesexportthroughtheuseoftheservicessectorFDI.
关键词：服务业FDI；服务贸易；出口
Keywords：servicessectorFDI；servicestrade；export
中图分类号：F75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7-0143-03
1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流入服务业领域的FDI数量不断增加，有关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的问题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Markusen（1995）认为规模经济促进生产者服务贸易的FDI利用。HodgeandNordas（1999）揭示服务企业通过商业存在（FDI）或跨境交付的因素来选择市场。因此，FDI和贸易的联系是建立在FDI的类型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之上的。国内关于服务FDI和服务贸易研究的文献有：刘艳（2011）[1]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探讨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发现：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是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进步并不是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的Granger原因；VEC模型显示，从短期来看，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短期偏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业FDI的短期波动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周学仁（2012）[2]利用中国1994-2010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关系模型和回归模型，检验了FDI技术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结果显示，不论是FDI来源地的技术指数，还是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FDI技术水平，都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王恕立、胡宗彪（2010）[3]基于中国数据研究了服务业FDI流入与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业FDI、货物贸易出口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FDI与货物贸易出口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总体影响均是正向的，说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效应要高于其替代效应；ECM模型显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且服务业FDI的短期变动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正向影响要大于货物贸易出口。
对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大多数学者研究偏重于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总量的问题，而较少研究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出口关系，特别是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问题的动态研究。因此以动态方法研究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模型、数据和变量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预期我国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出口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我国服务业利用FDI规模不断壮大，我国服务业贸易出口量不断的增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得到优化。
2.1模型的建立与变量选取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是一种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现代计量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揭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特征，能够较好的反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Yi，t=αYi，t-1+■βkXk，i，t+ξi+ui，t（α
（i=1，2，……，N；t=1，2，……，T）
在（1）中，Yi，t为被解释变量，Yi，t-1为被解释变量的k阶滞后项，Xk，i，t为解释变量，是严格外生的，ξi为非观测截面的个体效应，ui，t为随机误差项，ξi～i.i.d（0，σ■■）、ui，t～i.i.d（0，
σ■■）和E（ξiui，t）=0。
考虑到本文样本数据的特点和研究问题的实际经济意义，我们借鉴郭炳南（2010）[4]的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的过程，拟建立以下经济计量模型来反映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Exporti，t=α+β1Exporti，t-1+β2FDIi，t+β3FDIi，t-1+λi+εi，t（i=1，2，……，N；t=1，2，……，T）（2）
Export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服务贸易行业t年的出口额，用来反映服务贸易出口。依据指标的可衡量行和数据可得性的两个方面，选取了以下的服务行业作为分析的对象：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计算机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娱乐业、体育和文化，其他商业服务。
FDIi，t表示i服务贸易行业t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服务贸易的出口数量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如服务业发展的水平、服务业的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等。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此，为了准确反映二者的关系，在选择FDI的服务行业时是参照Exporti，t的行业进行选择的。
（2）式中i表示不同的服务贸易行业，t表示时间序列，λi非观测界面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用来表示前期的服务贸易出口对当期的影响，β用来度量当期的FDI对当期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程度。
2.2数据说明与计量的方法本文选择2004-2010年我国服务业中的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FDI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际平衡收支表》、《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并对数据进行单位转化处理；服务贸易分行业的贸易出口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站。
由于模型中的滞后变量在方程右边，从而导致滞后变量与随机扰动项可能相关，且模型具有横截面相依性。因而，利用传统的面板数据固定模型或者随机模型进行估计必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Arellano和Bond（1991），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广义矩估法（GMM），则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DIF-GMM估计方法（差分GMM）。DIF-GMM通过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差分去掉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影响，进而在一定条件下设定差分方程中的工具变量，这样处理可以消除由于未观测到的截面个体效应的遗漏变量偏差。但是该方法导致一部分样本信息的损失，特别是对小样本情况分析的结果影响更大，从而使参数估计时出现偏差。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引入被解释变量差分的滞后项与随机误差项正交这个矩条件得到系统广义矩估法（sys-GMM），通过这样的处理大大地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采取系统广义矩估法。
3实证结果与解释
为了比较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差异，把系统GMM一步法估计结果和系统GMM二步法结果同时列入表1中，以此说明不同系统GMM矩估法的特点。
3.1一步GMM矩估法结果的分析Wald卡方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所以Wald的卡方检验结果拒绝了（除截距项外的）模型系数均为零的假设；由于Chi2（27）=19.89.prob>chi2=0.836，所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Sargan检验接受了GMM估计的模型过度约束正确的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现象，所构建的模型是有效的；检验结果中的AR（1）和AR（2）自相关检验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说明模型的构建是合理的。
为了进一步评价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方法是利用Im-Pesaran&Shin（2003）和Levin&Lin（1993）的两种方法，结果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具有平稳性，模型系统GMM的估计不是伪回归，因此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综上所述，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较准确的揭示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Inexportit=0.544+0.888Inexportit-1+0.0148InFDIit+0.0419InFDIit-1+εit（3）
系统GMM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随服务业FDI增大而增加，但这种趋势具有较大的滞后效应，而且这种效应的强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我国服务业FDI呈现正相关的动态性，当期lnFDI变化为一单位时，服务贸易出口数量增加0.148单位，效果并不太显著。当滞后一期的lnFDI变化一单位时，服务贸易出口增加了0.0419单位。这是因为外资的流入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提升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3.2二步GMM矩估法结果的分析二步GMM矩估法结果（如表1）表明：Wald的检验拒绝模型系数均为零的原假设，Sargan检验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现象，AR（1）和AR（2）的数值证明了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构建模型是合理的；LL和IPS检验进一步表明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构建出在二步系统估计条件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Inexportit=0.500+0.910Inexportit-1+0.0480InFDIit-0.0066InFDIit-1+εit（4）
比较模型（3）和（4）知，两模型的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主要因为在利用二步系统GMM进行估计时，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这种偏倚经过调整后会相应的减少，但是由此使二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不可靠，如InFDIit-1的系数为-0.0066，这与FDI的实际经济意义相矛盾。另外，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时段比较小，这样也导致二步系统GMM估计结果的偏差程度增大。
4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行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统GMM的方法探究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服务业FDI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服务业FDI有利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与转化。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揭示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具有较强惯性和不可逆转性。
为了有效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充分有效的利用外资，政府应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加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力度；调整外资在服务行业的配置方式，提升外资的配置效率等方面考虑。
参考文献：
[1]刘艳.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2011，（1）：9-15.
[2]周学仁.FDI技术水平与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基于中国数据的指标衡量与关系检验[J].财贸问题研究，2012，（2）：118-
125.
[3]王恕立，胡宗彪.服务业FDI流入与东道国服务贸易出
口—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11）：78-86.
笔者采用2003年～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进口技术扩散、本国自主研发等技术指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进口技术扩散在清洁行业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呈显著负效应，并拉动整体工业行业呈显著负效应。行业技术水平越高，环境负效益越小，正效益越大。（2）本国自主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明显负效应，但影响有限。（3）结合进口技术扩散和自主研发的二次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
关键词：进口技术扩散；自主研发；环境规制；面板模型；pcse稳健方差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196）；中国博士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m510649）；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q050）。
作者简介：王瑾（1977-），女，湖北武汉人，湖北文理学院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贸易与环境研究；王礼刚（1977-），男，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49
-06
收稿日期：2012-07-23
一、文献综述
近年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技术已成为改善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发达国家对我国环境技术援助有限，融资、基础设施和商业可行性等因素也制约我国环境技术向高层次发展。国外工业领域不断涌现降低能耗、提高产出、降低废品率、提高产品性能、循环生产等先进工艺和技术，其产品蕴含先进的绿色工业技术和管理体系。进口技术扩散是实现技术升级和二次创新的重要渠道之一，我国环保技术体系尚未完善，通过进口技术扩散循序渐进地提高工业环境效益，不仅能改善中国工业长期粗放式发展格局，还有助于提高环保技术能力，有效降低环境瓶颈制约。
现有研究中，直接针对进口技术扩散和环境规制的研究极少。coe等（1995）、lichtenberg等（1996）分别用ch方法和lp方法核算国际技术扩散，明确指出国际技术扩散显著促进技术进步。李小平等（2004，2006）指出进口对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具有提升作用。grossman等（1991）、howitt（2000）、林毅夫（2004）、李平等（2006）等则从经济增长角度验证国际技术扩散促使技术落后国家的经济水平逐渐收敛于技术先进国。
贸易便利化的改革与衡量
对于贸易便利化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货物通关的非关税直接成本上，例如集装箱的装卸成本、通关的时间成本等。当前，随着国际供应链的复杂化，将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局限于港口设施、关税或物流成本显然太过狭隘。为了提高在及时制物流和供应链独立模块中的参与度，个体商家必须实现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实时沟通交流，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交流。因而，信息技术网络和金融机构的全球链接与当今的贸易便利化研究和政策制定愈加密不可分。此外，随着买卖双方交易关系越来越正规，熟悉相关国际惯例的公司在国际供应链贸易中比其他公司更具竞争优势。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能够保证供货商的全球供应链合法性，因此保证某国的某公司符合这个规定是保证贸易便利化的首要原则。总之，成功地参与到全球供应链竞争当中，需要对一系列的贸易便利政策进行系统研究。这一系列政策指对经济环境的研究，既包括国际环境也包括国内环境。在这个体系当中，有传统的基础设施（例如港口和道路），还有像标准和政策这样“非传统”的软件设施。为了协助制定政策，咨询和援助机构需要分析贸易便利化的各个方面，以制定出更行之有效的改革政策。测评贸易便利化程度和贸易环境的有效数据是过去10年积累的数据，其中最重要的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企业门户数据库（ESP）。这个综合数据库的数据包括公司在受到国内经济政策、管理、规则、基础设施和金融管制以及公共政策的影响下，对投资和经济环境中诸多问题的反应等，是国家、行业以及公司三个层面上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唯一数据源。这个数据库中有12万余家企业、超过125个国家参与测评，涉及到150个环境指标。调查者深入全球供应链网络测评这些数据在国家、行业以及公司三个层面上的适用性。此外，除了企业门户数据库外，其他测评贸易便利化程度和经济环境的数据库也都日渐成熟。例如，物流绩效指标（LPI）、商企调查报告（DBS）和国家层面上的世界银行贸易指标报告等。其他数据来源，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历史悠久，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及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竞争力年鉴》等。还有一些来自主要工业国的数据库也非常重要，可以用于对市场经济的标杆测评。
模块的选择
关于贸易便利化环境对国际采购和贸易的影响，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际供应链竞争中，同一地区国家之间贸易便利化的数据测评。（2）贸易便利化环境如何影响某种特定商品供应链的案例分析。（3）同一地区国家之间贸易便利化在某一领域的计量分析。（4）多国家多种贸易便利化因素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计量分析，其中也包括其他因素，如关税、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于贸易便利化政策，经济环境和供应链状况与国际贸易增长的关系，研究方法多样，且各有建树。
标杆测评
最简单直接的研究方法就是将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即标杆测评。虽然这种方法无法反映贸易便利化指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但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供应链分析人士提供建设性指导。如果某一国家的某种贸易便利化指标（如港口效率）大大低于其他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这表明该国在国际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麦恩使用了针对某一国家和针对某一产品的国际贸易数据（输入输出数据和经济环境数据）等进行分析。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如何使用贸易便利化标杆数据来制定或完善政策，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最大化和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最大化，集中分析主要的出口产品及主要的贸易便利化指标，无疑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更好地制定贸易政策，提高全球供应链竞争力，麦恩从腐败、交通基础设施、金融机构、政策约束、海关和信息技术应用等六个方面分析比较了国家的经济环境。首先，使用研究工具测评了被研究国的特色国际贸易模式。这能够帮助其了解该如何选择供应链，选择当前供应链体系中最热门的产品或者即将成为热门的产品。其次，关注对产品供应链的哪种投入最能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例如对女装行业和食品加工行业的投入就非常不同。这可以帮助被研究国了解什么样的投入能够获得最大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第三，选取与贸易便利化及国际供应链相关的六个方面测评一个国家的贸易环境，并根据不同的产品选取不同的环境指标。这可以帮助被测评国了解本国贸易环境的优势和劣势。麦恩所作的三个层次的测评互相关联，可以帮助被测评国确定在其最关键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哪种环境因素对该产品的供应链影响最大。测评结果将显示何种贸易便利化改革会带来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最大化，进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国际贸易业绩。
案例分析
第二种分析贸易便利化成效的方式就是案例分析。供应链各个模块之间高度独立，针对特定产品的案例分析能够提供有关商业关系和生产成本等模块的详细信息。但案例分析的目的和贸易便利化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因为分析案例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如何做生意，而贸易便利化则关注如何推动改革以改善经济环境。此外，案例分析只针对某一特定产品，而政府需要的是能适用于大多数产品的改革方案。即便如此，针对某一国家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案例分析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能详尽地分析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案例分析可以作为贸易便利化如何有力提高国家贸易环境吸引力的重要例证。特定国家特定商品在全球供应链中表现的案例分析，包括汉弗莱（Humphrey）和蒙米杜维克（Memedovic）的汽车案例，卡普林斯基（Kaplinsky）、蒙米杜维克（Mededovic）、毛利斯（Morris）、利德曼（Readman）的家具案例，吉瑞夫和蒙米杜维克（Gereffi&Memedovic）[1]的女装案例等。特定国家和特定贸易便利化类型的分析有威尔逊（Wilson）等进行的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国家研究，以及由供应链职业协会（CSCMP）赞助的多项国家研究。特定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案例分析能够详尽体现改革的成本和效益，因而重要性非常明显。但是，特定国家的分析结论往往难以适用于其他国家。如今案例分析愈来愈多且具有连贯性，因此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国际供应链网络中的公司而言，其价值都日益明显。
贸易便利化的深入分析
第三种方法是对贸易便利化的深入分析。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数据的粒度可以有效控制，例如，通往港口主要公路旁的公司密度、网络服务商的数量等，同时可以分析具体贸易便利化政策的改革对全球供应链或潜在国际贸易国的影响。有大量的研究关注了港口和交通的贸易便利化改革以提高供应链竞争力，例如，施佩尔德（Shepherd）[2]关注了道路交通网络的质量，费克（Fink）[3]分析了港口服务竞争力降低的原因，霍斯曼（Hausman）[4]研究了相关物流和运输时间，发展银行（IADB）则关注了拉丁美洲的港口和相关基础设施。另外，一些研究则关注了网络沟通和全球供应链的关系，包括弗里德（Freund）[5]的网络研究，费克[6]的交流成本研究和福瑞（Ferro）[7]的网络使用情况研究等。深入分析的另一个方面是标准的确定。马内斯（Moenius）等关注双边共享标准的影响，陈（Chen）[8]研究了遵守海外标准的益处，施佩尔德关注了纺织品的行业标准，威尔逊等回顾了食品行业标准，福瑞[9]则关注了遵守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则如何影响出口商利益。对于那些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而言，遵守标准无疑是国际贸易成本的一部分，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把标准带来的贸易壁垒当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一部分。这些深入的研究，虽然范围不广，但对政策制定者和公司都很有价值。当然，对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因缺乏和其他领域的对比性，所以研究结果很难准确评判贸易便利化改革是否最能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的粒度并不与产品种类和产品领域相关，而是与经济的整体情况相关。例如，阻碍食品加工行业国际贸易的因素表面看来可能仅是因为缺少冷冻集装箱，但是仅仅研究运输方面的问题很难确定整个供应链的最薄弱环节。
贸易便利化的计量模块
第四个环节是设计计量模块来研究贸易便利化和贸易量“。引力”模块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CGE）都可以同时测评多个国家多类型的贸易便利化改革。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使用交易成本和生产力参数来测评贸易便利化，通过虚拟贸易便利化的复杂结构，可以将其改革分析成果辐射至整个经济领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过于宽泛的参数很难适用于贸易便利化的具体领域，所以这样的模块很难催生出具体的改革政策和指引。引力计量模块可以同时分析多个贸易便利化指标和多个国家，这样的分析能够在不同贸易便利化领域和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由于该模块融合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政策（硬件设施如港口，软件设施如规章制度）和贸易壁垒（如关税），所以它的分析成果可以明确显示出不同领域改革之间的差异，从而为被测评国确定改革模式。和其他模块不同，计量分析可以明确显示出改革带来的国际贸易增加量。但是，迄今为止，引力模块仅关注了一国商品的总交易量，而并未细化到具体商品。引力模块能够测评贸易同盟的边境和同盟内部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研究成果包括威尔逊的经合组织研究、索洛加（Soloaga）的墨西哥研究以及布埃特（Bouet）[10]的非洲改革研究等。大多数的贸易便利化计量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贸易便利化改革会伴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这就是说，当全球供应链的大环境改善时，公司也会立即作出积极回应以带来贸易量的增加，这些贸易增加量的总和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宏观数据。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也表明，简化通关手续、提高港口效率、遵守国际标准等手段共同作用，能够大大降低进出口商的物流成本。公司对贸易便利化的积极回应带来宏观数据的改善是非常微妙的。威尔逊的研究表明，某国的便利化改革带来的贸易增加量要多于通过贸易谈判降低关税带来的贸易增加量，改善国内的贸易环境比参与多边谈判更能有效地增加国际贸易量。此外，国内贸易便利化改革能很好地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参与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会为了改善贸易环境而积极努力。当然，出口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更加积极。最后，将国家按照地区或收入水平划分，威尔逊的研究显示，对某些国家和地区而言，对硬件设施的投入会带来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另一些国家则需改善软件环境以促进国际贸易。
一、国际贸易学科研究范围狭窄，不能适应学科和外经贸实际发展的需要现今的国际贸易学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调整学科专业确定的，属于应用经济学，在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它同其它9个二级学科同属应用经济学，在国际贸易学(020226)中指出：“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地区)间商品与劳务交换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很强实践性特点的学科”。但是，当今世界已经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人员、知识产权交换及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这些比纯粹的商品和劳务交换更为重要的内容没有包括在内。在业务范围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与管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组织”。从当今学科发展的实践来看，它注重了理论与政策，贸易的实务，没有指出国际经济合作这个内容极为丰富的领域，业务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在指定的博士学位专业课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研究，跨国公司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硕士学位专业课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经营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这些指定，一是笼统，二是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贸组织、国际金融、国际经贸法规等类重要课程没有提及。在指出的主要相关学科中，仅列出了“金融学和世界经济学”。而与之关系极密切的国际经济法、企业管理、国际关系等没有提及，比起其他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来相关学科很单纯。在以上学科研究范围的指导思想下，很多学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设置的研究范围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总体上以文字中规定的为主，领域较小，对我国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有重大作用的对外投资(走出去)、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引进来)研究较少，偏重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当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点院校与研究机构未受影响，影响主要是对一般性大学，它们多局限于以上给出的范围。实际的对外经贸情况早已突破了上述设置的范围，研究外资、外经的文章充满了主要国际贸易学类杂志，但在权威的“指导简介”中没有。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在2006年国家社会学科基金申报填表的学科目录中，在应用经济学24个二级学科里，竟然没有了“国际贸易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我们申报表只好填写成“应用经济其他学科”，作为全国最权威的管理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学科领域及其地位的，我们不得而知。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我国国家标准Gff13735-92将学科定义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划分是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它有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一些新的知识也归于原来的体系，这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发展规律。划分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专于学科的逻辑体系进行研究，以求学科有新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1)从国际贸易最初的知识体系来说，就是直接的出口和进口，后来有了国际投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二者可以互相替代(Mundel，1957)：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二者具有相互替代性；Bhagwati(1973)：过多的引致投资可能带来贸易的“悲惨性(贫困化)增长”。Markuson(1983)，Svensson(1984)：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贸易和投资之间不合作，则出现相互替代关系，如果相互合作，则是互补关系，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还出现外贸对外资的促进发展(陈泽星等，2005)；相当多的学者都承认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相互渗透发展的现实和趋势。(2)我国实践也证明，外资利用大大促进了对外出口和进口。在经济全球化下，生产要素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跨国投资，它的地位和利益的所得，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出口和进口，仅以外贸来衡量利益的大小已经不能反映一国得到的外贸实际利益，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是对外贸易自然的延伸或替代。无论任何学科，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总战略服务，为政府和企业服务。从目前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家职能部门，也可看出国际贸易学应该研究哪些领域：最高有国务院的经贸委，国家商务部，以下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商务厅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在以下是市县的相应部门。商务部的主要下属职能机构有近20个，但无论多少，职能业务总体可分为外经贸法规政策部门、进出口管理部门、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外投资或对外经济合作部门四大类，当然新设立的商务部增加了管理国内市场和商贸一项大内容，倾向于内外贸一体化，这也是个新的研究点。省级商务厅或外经贸厅的主要职能机构有：没有设商务厅的省暂时不管内贸，其他管理职能部门如同商务部：外经贸法规政策(原政策法规处，现为综合处)、对外贸易(有贸易发展处、贸易管理处、贸易促进、机电进出口处)、外商投资(外资处、投资促进处、开发区处)、对外经济合作(外经处、境外处)。对于无形贸易，如旅游、运输、金融、保险的进出口，则属于其他政府部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学，它应该的研究范围是很宽泛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界的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成为必然，载体是跨国企业和人员，因此，对跨国企业和人员及其文化的研究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国际竞争的加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不好时，次多边即区域一体化组织，或几个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或双边一体化的发展都在涌现，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应放在一个日益关注的地位。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面较小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学校对纯理论研究较多，应用性对策研究较少，成果鉴定重期刊发表及档次，轻政策对策性研究报告，使我们的理论成果与实际需要脱节，失去了研究成果应有的价值，也抑制了研究面的扩大。此外，学生，甚至我们个别的同行，也把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内容理解为仅是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这种对学科和专业的片面或错误理解，导致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首先，它使我们研究领域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不利于开拓应有领域或新领域，使研究水平很难提高，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次，由于这个专业的热度非凡，我们的学生和其他有关从业人员是社会上人数增长最快和总量居前茅的，但学生如果仅做外贸单证或坐办公室，跑海关和工商税务局，这种单一的就业面，现已人满为患，中专生、高职生、大专生、本科生，同抢一个饭碗，我们的本科生与他们竞争没有多少优势。这样片面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外经贸人才的培养，现在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不能简单地就理解为国际贸易专业，而是一个“大外经贸”专业。二、国际贸易学科应拓宽的研究领域与方向(一)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指导思想教育部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对学科专业的改革结构调整提出了原则，如提出：学科专业调整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局性、战略性调整”，“要以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和应用型学科专业为重点”；“……优先发展适应加入WTO急需的金融、法律、贸易等类本科专业”；“大力开展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专业”；“鼓励高等学校积极探索建立交叉学科专业，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的新机制”我们应根据以此指导思想并结合外经贸发展的实际和未来的趋势，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二)学科研究总体要增加的内容在对学科研究规律内容的界定中，应增加“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与交换”，以补充原来仅有的“商品和劳务交换”，体现当今经济国际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强调应用性、对策性，体现学科特点。在主要相关学科中，除原来列出的“金融学、世界经济”外，应增加“国际法学、国际关系、企业管理”等几个重要相关学科，体现与它的知识体系相关的重要学科。(三)从整个再生产纳入全球的现实来考虑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我们要从经济全球化，生产贸易国际化来看学科的研究领域。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它与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利益的分配也不局限于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国际化生产的整个再生产过程的三大阶段来看：G--W...P...W’---G’传统的出口贸易是仅在W’--G’间，纯粹用的是本国的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口，也叫一般贸易。传统的进口贸易是G--W，从国外进口来直接消费。加工贸易，外商用进口的原材料加工出口，则是G--W...P…W’---G’。如果是在境外国外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并就地销售，则是W…P...W’--G’。这几种方式，都是与贸易有关的，包括了直接出口(传统出口，或自己进料加工出口)；直接进口(传统进口)；间接出口(来料、来样加工出口，外商要扣除进料外汇)；间接出口和进口(跨国企业利用母国的设备、东道国的原材料、人力加工生产后在东道国当地销售，或转销其他国家，或产品返销母国)。以上表面上是进口与出口，实际上是利用外资来加工生产再出口；对外投资进行生产在东道国销售或转销他国或返销母国。这就是现资、加工、生产、贸易的复杂关系。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直接进出口，也就是传统的外贸，这是第一层次的外贸，也是狭义的外贸；第二层次的外贸，是利用外资加工生产后的外贸和国内贸易；第三层次的外贸是到境外国外投资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后的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或其他国家)或返销母国的进口。从利益上讲，第三层次的外贸综合利益最大。所以，仅以简单的出口和进口来看国际贸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看到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与贸易直接有关的且利益更大。以上是国际贸易学最核心的内容，可概括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简言之，即外贸、外资、外经三大领域，我国管理外经贸的政府机构，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领域设置的。(四)从与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的知识与理论体系及其相关性来分类细化研究领域与方向以下研究领域大都出现于外经贸实践中，但从全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来看，研究领域总体较小，有的研究虽然有，但不深入，有的没有开拓和创立，应拓展领域和方向。这里并非要每个学校都要面面俱到，而是指全国应有如下研究：(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从古典到当代，各种理论与学说，这是最基本的重点的研究领域，要开拓新方向；(2)国际贸易实务研究：国际经贸惯例、贸易合同、争议与仲裁、物流、运输与保险、信用证等单证运用、商务谈判等，要深入研究，开创新的方向；(3)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研究：WTO规则，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议，原料生产与输出国组织规则，联合国经济贸易组织规则，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组与协议；(4)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研究：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区域和次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双边贸易关系，要深入或开创研究新方向；(5)国际贸易法规政策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法，国内对外经济贸易法规，各国政策，要开创新研究点；(6)货物贸易研究：机电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类、农林渔水产品贸易研究、原料与资源产品贸易研究，要深入研究或开拓新研究方向；(7)服务贸易研究：金融、电信、运输与保险、旅游、会展等研究，领域大，行业多，在不断扩展，地位日渐重要，是重点开拓研究的领域；(8)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投资方式、投资环境等，这是现在和未来都要大力进行并开拓的，是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领域；(9)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引进来”战略，产业政策，招商引资环境、方式，开发区，跨国公司研究，与上面都属国际投资的内容，研究理论多，形式及内容更多，要深入研究，以外资促进外贸；(10)国际工程承包研究：国际承包市场，招标投标，竞争能力等，要深入研究，开创研究新方向，是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方面；(u)劳务输出与自然人流动研究：这是现在和未来要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是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点项目，可部分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是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上(7)、(10)、(11)，是我国重点开拓的贸易增长新领域，必须加强研究；(12)国际市场营销研究：市场预测分析，营销策略与手段，开拓的新领域；(13)国际金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贸易融资，国际货币体制及人民币汇率，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与运作，要结合外经贸深入研究；(14)贸易方式研究：、经销、加工、补偿贸易、租赁贸易、采购、期货贸易及电子商务等，要大力开拓、开创研究；(15)国际企业管理：跨国经营与管理，要重点开拓研究，为“走出去”服务；(16)贸易摩擦与应对研究：问题层出不穷，要深入进行研究。三、国际贸易学科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换名或同名及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问题从以上国际贸易学需要研究的领域和方向看，它涵盖的内容很多，但从字面意思上看，它没有包涵这些内容，与实际要求的内容差别太大。更重要的是用“国际贸易”这个学科名，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狭义的或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少数人，甚至包括了实际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我们在毕业论文封面上写学科与专业名称时，不只是学生写错，而且相当部分老师也是模糊的，其他专业的人，就更不用说是片面理解和错误理解了。这种误解，对学科研究与专业的建设都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不如将学科名称与专业名称互相替换，学科名称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名称定为“国际贸易”。但从“大贸易”或“大经贸”看，专业名和学科名都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更好一些。这样命名的好处：一是从字面上就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有利于学科研究和发展；二是纠正对这个专业狭义的和错误的理解，跳出片面狭隘的专业就业观，可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及全方位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领域。如按狭义的该专业就业，就是从事直接的进出口贸易、做单证、谈生意、跑海关、坐办公室，而与其他专业无缘，各层次学生在同一岗位就业。而要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本科专业及学科涵盖面来看，就业领域就很大了。如我们的培养要求与目标中指出的那样：本专业培养应对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外贸、外资、外经、外事等领域服务的以实用型人才为主的多层次对外经贸人才，毕业后能在进出口企业、有进出口权的工业与商业企业、涉外金融企业、涉外政府机关和涉外事业单位、涉外中介机构等部门及个体工商业，从事进出口实务、商务谈判、翻译、经营管理、招商引资、市场营销、研究策划、文秘、宣传公关、新闻、研究、教育等工作。此外，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也值得商榷。任何学科和专业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来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越来越紧密融合，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和规律将引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从事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有关的就业人员来看，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显示出这个学科的地位日渐重要；另从学科研究领域和范围来说，应用经济学的其他任何一个二级学科，都没有这么大的领域，研究方向远远没有这么多。可否把它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独立出来，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列起来。学科名可以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下设三个大的二级学科，国际贸易学(涵盖所有的贸易理论与政策、各种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学或国际商务学(国际融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国际经贸组织学(WTO理论与规则、区域经济贸易组织、双边贸易组织及双边经贸关系等)。这个设想敬请同行们提出意见。
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以及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在此之后一直未能有专门、系统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才开始得到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从20世纪末到现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具体和细化，学者们越来越开始集中于研究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单向作用的影响。本文在简单界定二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述。
1基本概念界定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资产相对规模的扩大或占GDP份额的上升，同时伴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和金融体系功能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应该包括：（1）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统一；（2）包括获取金融总量所运用的交易技术、交易机制与交易模式的创新；（3）通过加强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吻合程度，使金融对经济的渗透程度增加，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的效率也就越高。一般来说，金融发展程度是金融工具的数量、种类和先进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和效率等的综合。
贸易开放是指一国从事对外贸易时在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分工和贸易交换方面的国际参与程度，这种参与程度包括参与范围、参与规模和参与层次等多方面内容。具体来看，贸易开放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国际分工阶段国内市场的开放，如国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包括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使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研发的使用；第二，本国贸易参与国外市场的程度，包括出口（包含货物和服务两方面）、对外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第三，贸易政策的开放和与国际经济组织规章制度的趋同，如汇率政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投资政策的限制、贸易壁垒的放宽和消除等。
2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1973）和肖（1973）通过研究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相继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广泛的“金融抑制”现象，阻碍了金融发展，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作为发展政策的核心。肖（1973）在研究开放经济中的金融深化时，专门阐述过贸易政策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抑制和贸易扭曲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两者共同造成了对经济发展的连锁限制。在金融抑制情况下，存贷款利率和汇率的扭曲会造成贸易结构、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扭曲；而扭曲的贸易政策又会阻碍金融深化，形成反馈作用。贸易政策的不稳定和不切实际会降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投资水平，贸易政策中涉及补贴的贷款利率和信贷配额等金融工具也会牵制金融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又有巨大突破。随着学科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深入，经济学者日益认识到金融体系对贸易的积极影响作用。Kletzer和Bardhan（1987）最早注意到一国的金融制度可以成为该国进行贸易的一种优势，他们在俄林-赫克歇尔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因素，证实信贷市场发达的国家会专业化于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则专业化于外部融资依赖性较低的产业。Rajan和Zingales（1998）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Beck（2003）认为如果一国金融发展完善，则在高度规模经济的部门具有比较优势，这些部门将出口产品。他使用56国36产业的数据证明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依赖外部融资的制成品行业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和贸易顺差，并且各国之间存在着贸易结构的多样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对外贸易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将研究着眼于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单向影响上。具体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供给角度和需求角度。从供给角度来解释贸易和金融联系的主要是Rajan和Zingales（2003）。他们认为经济体内现有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极力阻止金融发展，但随着贸易开放和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意愿会被削弱。于是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使得利益集团的意愿与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从而改善外部金融的供给条件，促进金融发展。Svaleryd和Vlachos（2002）则从需求角度解释了贸易跟金融的联系途径，并强调了贸易在风险分散方面的作用。他们指出，贸易开放必然伴随着各种风险，如国际竞争和外部冲击等，这造成了企业对外部融资的新需求，从而金融市场作为风险分散的重要工具得以不断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贸易对金融的影响途径。Aizenman（2008）针对把金融抑制作为间接税收手段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开放增加了实施金融抑制的成本，因而降低了使用金融抑制作为间接税收手段的有效性，这反过来暗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的增加，将最终导致金融改革。Kim、Lin和Suen（2010）基于1960-2005年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PMG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在长期上有正向影响，同时短期上影响为负；在基于通货膨胀率和人均收入对国家进行分组估计时，这一结论只在于高通货膨胀组和低人均收入组得到证实。
3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宽。与国际上研究方向一致，国内的研究大多从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出发，研究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涉及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较少。并且，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为使用中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而理论研究以及将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结合在微观厂商层面进行的实证检验较少。
在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开放的研究上，胡岩（2003）基于中国比较优势结构变迁的现状，探讨了银行、股市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联，认为在仅考虑金融部门水平差异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水平的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逐渐转移，从而能够促使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孙兆斌（2004）则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低度化的特征，并考察了其与现实金融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会促使一国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为一国比较优势的结构性变动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引致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齐俊妍（2005）则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能更为有效地将资本量转化为投资并促进技术进步，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量中的比重，改善出口贸易结构。李斌，李国强（2008）则从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证明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所起的正向作用。而林玲和李江冰（2009）则着眼于金融改革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认为金融发展能改善资本密集型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促使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在贸易开放影响金融发展的研究上，梁莉（2005）利用我国1993-2004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具有协整关系，同时贸易开放度是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徐建军、熊德平和汪浩瀚（2008）基于1981-2004年的跨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同时存在长、短期双向因果关系。沈能（2006）利用Geweke分解方法同样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钟晶晶（2009）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的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Geweke分解检验，指出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中，以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为主导，符合中国金融发展滞后于贸易的现状。冯叶月（2009）基于中国1990-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对外贸易影响金融发展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发现对外贸易能够显著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张，但总体上不能有效提升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同时对外贸易对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基于当地金融比较优势的不同而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较中西部而言更为显著。
4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