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走俏电视荧屏
201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神州大地又一次掀起了一波胜过一波的红色风潮，举国上下处处洋溢着红色激情。全国各级电视媒体和影视制作机构，抓住机遇，适时推出了一大批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让闪亮的电视荧屏更加夺目。
首先，红色主题创造央视频道收视新高。由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重访纪念地》《沿着先辈的足迹》等一系列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大型新闻采访行动，既叫好又叫座。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2011年6月13日，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重访纪念地》，节目通过重访广州、南昌、上海、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等在党史上有重大影响和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回顾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及深刻意义、深远影响。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收视份额调查，一直保持在收视率2%左右的央视新闻频道晚八点档，在《重访纪念地》开播之后一周之内收视份额跃升到2.37%，比2010年同期提升了41%，创造了罕见的收视佳绩。
央视新闻频道主打红色牌，把“提升主题宣传影响力，放大电视传播感召力”作为新闻报道的核心诉求。在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中，央视投入重兵，现场架设11个高清机位，在上海、延安等8个建党标志地以及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会场内设置了10处直播报道点。与此同时，央视11个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大会盛况，包括CNN、BBC、俄罗斯全俄广播公司、法国电视台、德国ARD、韩国SBS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32家电视机构转播央视信号或通过央视国际视频发稿平台供稿。大会直播收视较2010年同时段最高增幅达129%，中国网络电视台访问量较平日增长57%。这无疑是红色主题节目在新闻栏目试水中取得的一场完胜，新闻频道的收视奇迹证明了红色题材植根于新闻栏目，既能叫好又能叫座。走得广、看得多、谈得细、想得深的红色土地、红色经典、红色记忆成为了2011的中国电视的收视王牌。
其次，红色主题掀起地方电视收视热潮。红色主题节目在电视收视领域中的收获不仅在央视得到了印证，在地方台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011年，由浙江嘉兴电视台发起，联合江西吉安、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贵州遵义电视台举行的大型新闻采访活动《红色耀中国》，由安徽陆安、江西吉安、湖北红安、陕西延安、四川广安、江苏淮安广播电视合举行的红色寻根之旅“六安”行，通过对红色圣地的深入采访，挖掘出了一大批红色革命历史故事在广播电视栏目中播出，掀起了各地频率频道收听收视热潮。吉安电视台开办的《峥嵘岁月》《吉安英烈》《红旗飘飘》等栏目，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革命英烈和新时期党员先锋的宣传报道，事迹感人，催人奋进，成为吉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热播节目。
2011年，在江西吉安，数十万学生传承经典共同诵读红色诗篇。大家纷纷结合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以诗歌、散文、小说节选、民间故事等多种体裁，灵活采用情景剧、舞蹈映衬诵读等多种形式，精彩演绎《的扁担》《八角楼的灯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西江月·井冈山》等井冈山独有的红色传奇、红色故事和红色诗篇。吉安电视台以新闻、实况录像、现场直播等形式浓墨重彩地宣传和展现了这一长达数月的活动。节目播出期间，红色经典诵读拉高了吉安电视台的平均收视率。吉安电视台还推出了一批反映红色题材的电视专题片《从红色记忆中走来》《我的奶奶叫曾志》等节目，一个产党员的一生，一个革命幸存者的回忆，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一件不同寻常历史文物，不仅“映红”了荧幕，吸引了观众，更得到了业界的肯定。其中《我的奶奶叫曾志》荣获首届全国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评选一等奖。受到观众喜爱，得到专家肯定的结果，便是红色主题在电视节目中活力无限的铁证。
在庆祝党的九十华诞那段日子里，吉安电视台还播出了十多部红色题材影视剧，《亮剑》《潜伏》《永不消失的电波》《红色摇篮》等一系列红色经典影视剧目相继亮相荧屏，迎合了广大观众对红色文化的情感期盼和灵魂托付，掀起了当地电视收视热潮。
红色文化飘红电视荧屏
如果说2011年红色题材的电视节目受到热捧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那么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带来的红色文化盛宴，江西五套“红色情怀、爱心舞台”的全红频道演绎，以及重庆、深圳等地红色电视的兴盛，都让我们看到了红色文化在荧屏中的勃勃生机。
一、高唱红歌引领电视选秀节目风尚。2006年江西卫视举办大众歌手选秀赛《中国红歌会》，到2011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五年来，中国红歌会已在全国各地举办上百场赛事活动，吸引了四十万红歌爱好者的直接参与，十二亿人次的观众通过江西卫视收看了中国红歌会，累计播出的3万多分钟节目相当于一部700多集的超长连续剧。《中国红歌会》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爱红歌、唱红歌的红歌热潮。
电视媒体承载的不仅仅是大众娱乐，更应该作为一种文化引导、普及和交流的平台来彰显传播的价值。
在泛娱乐化的时代，省级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收视和经营的单纯竞争，它被扩大到舆论和话题的范畴，从一个娱乐八卦的传播者，慢慢变成了制造者，这其中媒体责任的缺失无不令人隐忧。
从2008年至今，重庆广电集团以重庆卫视为平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主流文化的探索之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着电视媒体的文化转型。虽然这条文化回归之路我们走得有些孤独和悲壮，时常要面临文化传播与经济收入的博弈、媒体的传播意志与市场意志的博弈，但是我们还是要矢志不渝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责任与需求推动电视文化的转型我们为什么要在探寻主流价值观、传播红色文化的回归之路上坚持，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当代媒体的责任，更是当下时代的需求，是当今国家的战略。
电视是现代传媒的主载体，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平台，作为主流媒体应该承担主流文化建设的责任。但是纵观中国的电视我们有时不免失望——全国卫视竞争愈演愈烈，低俗化之风、泛娱乐化之风，一风高过一风。
2008年，当时的重庆卫视虽然提出了英雄频道的定位，但在内容上也主要是靠娱乐节目和电视剧支撑。尽管在市场竞争中排在前位，但是我们仍深深地感到失职。如果中国的媒体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谁来承担国家文化建设的责任？谁来承担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责任？在由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等人提出的“第三极文化”构建研讨会上，我们深刻地感觉到了整个社会对于文化传承和塑造的追求。国家正处于一个向小康目标迈进的社会转型期，需要强大的智力和精神力量支撑，特别是在有国际文化竞争的前提下，我们中华民族应当有自己的文化责任和文化操守。
于是重庆广电集团在书记提出“坚持主流、提高品位、别开生面、异军突起”的要求中，不断地向文化回归之路进取。
重庆卫视的实践之路重庆卫视在坚定文化回归这一信念后，在编排结构和传播内容上发生的变化，也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增大新闻传播力度在原来只设一档新闻联播的基础上，增开了早间、午间、晚间新闻，《特别关注》和经济类新闻、新闻评论等节目。新闻传播总量达到了205分钟，占播出内容比例由原来的6%增加到14%。
增大文化节目规模从2008年7月开始，重庆卫视开办了《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记忆》、《纵横天下》、《龙门阵·现场》、《爱行中华》、《中国红·青春中国心》等栏目，文化专题类节目的播出量达到23%，在全国卫视中高居第一位。
降低电视剧的播出电视剧由过去占传播总量的68%，下降到现在的40%，包括晚间《雾都剧场》，仅保留了三个影视剧栏目，其余时间全部是自办节目。电视剧的比重在全国卫星频道中数量之少，位居第一。
媒介融合对大众生活的影响，即是媒介用户在物质层面、操作层面和理念层面的变化［1］。不同媒介之间的功能发生整合，媒介产业之间的融合使传媒与商业边界模糊，传播内容生成的界限不再清晰，技术赋权与信息赋权使大众一跃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给传播生态带来了较大的转变。
(一)技术形式融合为红色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大空间
媒介融合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存提供了技术便利，无论是红色文化遗址的保存，还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都离不开多种形态的传播媒介。传播门槛的降低和传播工具的普及，使大众从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传播主体，拥有了收集、信息的主动权。传播超越了公共传播与个人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的界限，传播内容的生产者和接收者的二元身份在多媒体客户端得到统一，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多样化、传播方式灵活化和传播过程互动化，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准入门槛低、方便快捷和互动高效的互联网平台。传统媒体在红色文化内容生成上的权威性，在有了新媒体附带的流量加持后，必将转化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将红色文化传播提升至新的层面。
(二)产业融合为红色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多业态
媒介融合除了给红色文化传播带来技术上的便利之外，产业融合也为红色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多业态。媒介产业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介内部不同媒介形态的融合，形成了复合的媒体生态圈;另一方面是媒介与外部产业的交叉与融合，形成网状的传媒产业链［3］。产业链的延伸使传媒产业的内外关联度不断加深，传媒产业边界模糊化，多产业资源和功能整合也不断强化。红色文化传播与教育、旅游、影视、文创产业相结合，衍生出品种多样的红色系列产品，比如，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的建设、红色旅游的开发、红色影视作品的制作、红色文创产品的研发，都可以在普及红色文化知晓率、延续红色文化生命力的同时，更好地实现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多重平衡，为陕南红色文化的传播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社会形态融合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
技术变迁与社会脉络重塑具有勾连，新传播技术兴起而出现的媒介融合，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4］。媒介融合发展至今，给大众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的便捷和产业上的扩展，更多的是交往手段、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迁。新媒介之“新”，不仅仅是时间序列上的新，也在于它为社会连结提供了新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并对社会传播图景产生影响并发生改变［5］。新旧媒介彼此交融形成新的传播形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播环境，个人作为传播主体拥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和传播信息、创造和实现价值，媒介融合对大众交往观念和传播方式带来的影响也将改变陕南红色文化传播的社会语境。
二、陕南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
媒介融合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传播生态，为人们提供了连结世界的新标准和新尺度，但以技术为基础的传播变革以及在传媒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对市场的跨越、对用户的知识技术和媒介素养设置了相应的准入标准，导致传播也面临着一定困境。
(一)传播内容的可读性不足
新旧媒体融合产生新的传播形态，使大众参与传播、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的意识不断增长，传播内容也异常丰富，从多个方面满足了受众的需求。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据筛选和兴趣推送为受众营造了信息茧房，可读性、趣味性和刺激性成为媒介内容传播通畅与否的重要因素。新媒体平台控制了信源和信息传播，掌握着网络空间话语和规则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并利用算法为用户精准推送信息，甚至是“投喂”信息。应提高红色文化传播的可读性，让红色文化传播进入大众视野，融入大众的接受范围，让陕南红色文化成为大众自觉传播的议题和主动消费的对象。
(二)红色文化商业化的不良倾向
红色文化与产业化的结合使其走向市场，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性的侵蚀:一方面是大众化主体对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冲淡，使媒介融合语境下的红色文化传播丧失了主导权;另一方面是商业趋利性，使红色文化传播出现肤浅、扭曲、拜金等不良倾向。此外，虽然陕南红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但存在对现有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传播手段传统单一、区域结合度不高的问题，使其未能根据融媒体时代的用户需求进行分类开发。因此，如何把握红色文化传播与商业的尺度，强化区域红色文化的特色定位和辨识度，也是陕南红色文化传播进程中需要破解的困境。
(三)传受双方媒介素养有待提升
媒介融合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新旧媒介形态的融合与互补，一种是生产出崭新的、汇聚众长的媒介形态;另一种是传统媒体凭借其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入驻新兴媒介，获取受众影响力。媒介融合对媒体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应是科学性、人文性、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统一，而是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红色文化传播更需要媒体从业者具有坚定的政治意识和阵地意识，把握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占领舆论引导和思想引领的传播主阵地。因此，如何培育并进一步提升媒体从业者和用户的媒介素养，构建良好有序、传受均衡、主动传播、全员传播和全息传播的传播环境，是陕南区域红色文化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陕南红色文化传播的路径思考
红色文化不仅传递着一种文化信息，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更具有教育、引导、培育的功能和作用。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保存好、继承好和发扬好陕南红色文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探索。
(一)传播内容:引导性、可读性的生成与增强
随着传播技术门槛的降低，新媒体以其便捷性吸引了大量用户，传播内容生产存在庸俗化、肤浅化和娱乐化的倾向，红色文化传播应如何生成与增强其引导性与可读性，成为受众自觉关注的议题。首先，要坚持与掌握传统媒体在陕南红色文化传播中的主导性。传统媒体作为专业媒体机构，在文字编辑、信息的筛选和组织与传播上拥有丰富的经验，也具有相对完善的采编审核队伍，对当代红色文化传播的议题设置、内容生成、深度报道以及价值认同的整合具有引领性。其次，要充分激发用户参与红色文化传播的热情，形成“全民DIY”。通过议程设置进行“生产———选择———过滤———推荐”，将红色文化传播的议题展现在用户环境中，引发大众积极参与讨论，并逐渐形成席卷全民的红色浪潮。最后，应注重红色文化生命力的展现，深度挖掘历史，还原红色具象，寻找红色文化精神的当代寄托，探寻、创造与发展时代精神。
(二)红色资源:数字化保存与时代性延续
近年来，红色旅游、红色影视作品、红色文化衍生产品一直活跃在大众视野中，潜移默化中营造了红色文化认同感，然而，在红色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红色文化遗址在开展旅游观光、影视取景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人为损耗，甚至带来不可逆的损坏，为解决此类问题可利用VR、AR等现代技术减少直接接触文化遗址，同时营造沉浸式感官体验;可以通过全景图像和视频拍摄等技术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存，并结合网络直播开展陕南红色文化“云旅游”，在减少红色遗址消耗的同时，降低受众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此外，还可以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链，强化红色文化基地的保护、修复与重建，夯实其物质载体，并拓展深化陕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探讨延伸其当代价值。针对当前网络环境中的不良倾向，除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用红色文化滋养群众以及整合社会价值认同之外，也应该逐渐建立起一套有法律依据的网络行为规范，将网络平台建设成文明、规范、和谐的公共空间。
(三)媒介素养:有针对性地培育与提升
媒介技术与产业形态的融合，以及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网络平台的兴起，使传统媒介的内容生产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传播环境，传统媒介用户在面对新兴媒介平台时难免无所适从，因此，媒介用户的素养培育十分重要。在媒介从业者的培养问题上，应注重培养“一精多能”的专业性人才，以便更好地应对多元化、立体化和全方位的传播环境。网络技术的发展逐渐引起传播工具的变迁，数字化的网络传播成为我们与社会连结的重要方式，具有较强的人际性、互动性和交往性。当下，媒介融合发展日渐成熟，各种网络社交平台、社会应用平台逐渐占据了人们的生活，受众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或群体，而是被赋予了多样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标签”的独立的个体，媒介素质的培育对象中老年人，“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6］同样也应该接受社会为其提供的媒介素养培育，以更好地适应网络社会。
参考文献:
［1］丁柏铨．媒介融合:概念、动因及利弊［J］．南京社会科学，2011(11):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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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喻国明，李彪．互联网平台的特性、本质、价值与“越界”的社会治理［J］．全球传媒学刊，2022(4):3－18．
［4］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报)，2016(1):13－20．
［5］喻国明．新媒体范式的历史演进与社会构建———兼论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着眼点与着手处［J］．现代出版，2022(4):5－8．
1．1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容复杂模糊化
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文化教育，其内容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表现出复杂模糊化的特点。近两年随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与建党90周年，以普及红色文化、深化民族记忆为主题的影视剧翻拍风行起来。[1]在泛人性化的作品中，总是以低俗化的生理需求代替高尚的精神追求，以庸俗的本能表现代替崇高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导致大学生误读经典、误传历史、丢弃精神，并且亵渎了红色文化的神圣性，使得红色校园文化难以正确“健康”地传承和发展。
1．2红色校园文化的传播不足
第一，红色校园文化在信息繁多冲击下，在大多数大学生中逐渐失去了的吸引力与原本的主流文化地位。因此，红色校园文化就其自身竞争力影响力而言，遇到了一定的传播困难。第二，传统的红色校园文化传播方式如张贴宣传海报，发放红色杂志或传单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传播效果。在大多数大学生看来，红色校园文化显得枯燥乏味，形式单调，缺少新的活力和时代意义。
1．3新媒体与红色校园文化结合度不高
在很多社会重大事件，尤其是红色校园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新媒体能够借助定制短信、分享视频，以个体传播等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在最广的范围使大学生完成信息的传递行为。但尽管湘潭地区拥有较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故居、刘少奇故居、齐白石故居、黄公略故居、秋瑾故居等，高校却不能很好地利用新媒体对这些红色资源加以传播利用来丰富红色校园文化的内涵。根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湘潭地区高校大学生反映，红色校园文化传播缺乏载体，校园内很少有接触红色文化的渠道。首先，多数高校仍未意识到新媒体对于红色校园文化传播的强大作用，两者之间的结合仍处于萌芽阶段。其次，多数高校缺乏熟悉掌握新媒体技术的人员或学生，难以在高校组成队伍，形成风尚，长期致力于红色校园文化的新媒体宣传工作当中。
2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校园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形式创新
综合对调查现象的研究，课题组得出了以下一些传承与发扬红色校园文化的方法。
2．1建设红色文化主题网站，全力打造宣扬红色校园文化的主阵地
建立共享的平台，建设有吸引力的红色校园文化资源网站。对此，将湘潭红色文化分成红色经典、红色历程、红色讲堂、红色堡垒、红色共鸣五个大的栏目，然后在这每个大的栏目下再分成若干个子栏目。这样的湘潭红色文化主题网站将会展示湘潭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发展历程，同时将会提供给各高校一个是有效运用湘潭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体系和有效平台。
2．2把握学生思想脉搏，创新红色校园文化的表现形式
第一，以红色文化经典为主题的论坛活动，每期特定一个红色英雄或具体事迹，发动学生在网上对其意义，所能引发深思的地方等进行讨论。第二，创设红色校园文化主体博客，使之成为与大学生可进行随时互动和讨论的网络平台，让经典的红色文化渗透到校园文化中。第三，充分利用QQ、飞信、手机短信等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形式，积极赋予红色校园文化以新的内涵，宣传红色文化中彰显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的素质能潜移默化地得到提升，红色校园文化也能在活跃积极的氛围中得以传承和发扬。
2．3开展网络“新文化运动”
高校可以创造网络校园文化艺术节，为红色文化的网络传播开辟新途径。通过建设校园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和参与者实名微博，让同学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参加活动、欣赏作品、为作品评分、转发和分享作品，以此打造一个网络文化艺术盛典。
2．4开通网络祭奠革命先烈、网上纪念馆
可以开通网络祭奠革命先烈系统，让大家直接通过网络“扫墓”，这样可以很大的提高普及性于参与性。另外通过网上纪念馆，为革命先烈打造一个专属的纪念馆，大学生可以在里面重温先烈光辉事迹，抒发对先烈的敬仰之情，从而重塑大学生的信仰。
3结语
[关键词]红色经典；影视剧；传播；价值体现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以红色经典传播为媒介推进河北红色旅游产业化进程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2456004）。
“红色经典”是反映与描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与民族精神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其最初是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典型不断地被传承，占据着中国人民的心灵，影响着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红旗谱》《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小兵张嘎》《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小说的不断再版，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体现着信仰的力量。1942年以来，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风格、表现革命斗争精神的红色影视剧，影视剧也成为“红色经典”另外一种主要表现形式。“红色经典”影视剧跟随着新中国的不断发展历经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其传播效果也随着这种起伏发生着变化。
一、红色经典的重要传播方式——影视剧的改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社会环境与政治宣传的需要，电影剧作家们把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改编成电影，它们以革命战争为题材，塑造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如《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钢铁战士》《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等，用革命伦理道德和革命英雄主义号召中国人民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与精神支柱，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欢迎，在文化传播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经历了“”时期的缺席之后，红色经典电影又在70年代中后期得以复苏，《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保密局的枪声》《渡江侦察记》等再次被改编并放映。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由于新观念的冲击与娱乐电影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红色经典电影在电影市场上悄然隐退。80年代末，随着抗战胜利50周年、建党70周年与诞辰100周年等纪念日的到来以及受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体系重建的艰辛、怀旧情绪的彰显和商业意识的崛起等因素的冲击，红色经典电影又重返文化舞台，再度进入创作的高潮，比如《大决战》《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血战台儿庄》《西安事变》等，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可与热烈欢迎，反响强烈，获得了极大成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剧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这一新的传播媒介，由“红色经典”小说和电影改编成的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炉，纷纷占据了各大电视台的黄金领地。获得高收视率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又满足了受众的怀旧情绪与审美需求，得到官方与民众的一致赞赏。“红色经典”电视剧出现了改编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得以批准立项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就有六十来部，如：《红岩》《红色娘子军》《红旗谱》《红灯记》《洪湖赤卫队》《江姐》《小兵张嘎》《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血色湘西》《烈火金刚》《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刑场上的婚礼》《双枪老太婆》等。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改编热潮，使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迅速扩大，红色经典成为多元文化构建中备受青睐的亮点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尊崇。
随着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热潮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新红色经典作品即红色经典的衍生文本，新作品将红色经典母本中的英雄形象、革命精神和现代大众文化相结合，借助于影视和网络等现代化媒介进行传播，将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相结合，爆发出强大的传播力量。2000年以后的红色经典衍生文本，把流行文化的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如请明星出演主角，利用传媒炒作造势，追求镜头的感官刺激，情节离奇怪诞，等等。总之，新红色经典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对红色经典母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总体看来，衍生文本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要求，对红色经典进行的这一系列的改装与重组，有效地加快了红色经典的传播进程。
二、河北红色经典的代表品牌——河北抗战影视剧
河北是抗日战争时期对敌作战的主战场之一，燕赵儿女不畏，奋勇杀敌，贡献卓越。香城固伏击战、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伏击战和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地雷战、地道战、水上游击战、麻雀战等独创的作战方式，“狼牙山五壮士”、回族英雄马本斋、爆炸英雄李勇、战斗英雄邓世军、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民族小英雄王璞等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永载史册。恢宏壮丽的抗战历史为红色经典的产生奠定了厚重的基础。河北抗战小说如《铁木前传》《战斗的青春》《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地道战》《大刀记》《狼牙山五壮士》等激励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具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在全国抗战小说中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近年来，随着大量以抗战小说为代表的红色文学作品被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剧、戏曲、舞蹈甚至是网络游戏等各种艺术形式，河北抗战小说的革命故事、英雄人物以及影视插曲等，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红色文化资源，对河北红色经典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红色经典影视剧的价值体现
（一）立足文化特色，文脉与地脉、人脉紧密结合，深度开掘红色经典产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红色经典影视剧也存在着生命周期的问题。要实现红色经典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其命脉在于回归红色经典主题的人文精神，并把这突出历史文脉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因地制宜，在突出本地域文化特色上下工夫。以河北省为例，燕赵儿女多奇志，河北红色经典作品表现出的就是我们燕赵文化古朴厚重的内涵。所以，描绘河北抗战历史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就以突出燕赵文化为立足点，并将各种传播媒介相结合，以期达到更良好的传播、教育与经济价值。比如当代著名作家徐光耀的抗战小说《小兵张嘎》自发表至今四十多年期间，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等各种艺术形式，主人公“张嘎”，因其“英气”与“嘎气”，已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一部分。诗歌与舞剧《雁翎队》再现了当年抗日英雄们的英姿，他们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神话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白洋淀上的抗日武装——“水上飞将军”雁翎队因此而闻名全国。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作品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力，在小兵张嘎的故乡白洋淀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小说、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小兵张嘎》的不同之处及其创作特色，或在红色旅游景区内对《小兵张嘎》和《雁翎队》各种表现形式的作品进行展览，还有就是兴建“嘎子村”和“雁翎队纪念馆”，以品牌形象和鲜明的革命抗战历史吸引游客，以“红色经典”带动红色旅游的市场化。
（二）以红色经典影视剧作媒介，进行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再创造
把经典革命小说、革命故事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话剧、戏剧、音乐剧甚至是网络游戏等各种表现形式，契合了当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审美情趣，借助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媒介，既能得到现今人们的喜爱，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又能大范围快速传播。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大量出现，带动了对革命歌曲、红色民谣、民间舞蹈、革命历史故事、革命纪念日等反映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各种非物质资源的挖掘与再创造，而恰恰是这部分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特定精神象征意义，能够满足当今社会人们的情感需求，最能打动民众的内心，引发国民感情的共鸣。我们把这些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原有功能与现代人们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在保持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独特性的前提下，力争多样化开发其社会与经济价值，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与循环。
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如红色歌谣、革命文艺、革命故事等有许多是口头创作、口头传承。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对这些遗产进行文字、音像、数字等多样化记录，并进行深度的开掘。比如在西柏坡一带流传的红色歌谣《支前歌》，情感淳朴，语言直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我们把这类的红色歌谣与小调进行搜集与整理，不但充实和丰富了河北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还可以对此类资源进行再创作和再加工，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其社会与经济价值。深度挖掘的方法多种多样，或使用结集出版的方式，如《诗词书法作品集》《红色革命歌曲合辑》；或进行适当的改编创作，如把经典红歌（如《浏阳河》）、革命诗词（如《沁园春·雪》）翻唱成现代流行、民族或美声歌曲，达到了利用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推广红色产业的目的，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利用“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品牌效应，加大红色旅游推广宣传力度，打造红色旅游形象和品牌
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宏大的史诗性、淳朴的人情美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叙事基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红色旅游是集思想教育、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是民族精神与现代旅游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内涵，不断拓展、创新红色旅游的产品形式，才能更快更好发挥红色经典作品的宣传功能，幷以之推动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以河北红色旅游产业为例，我们可以利用河北“红色经典”影视剧贴近群众生活的品牌效应的优势，加大河北红色旅游的推广力度。河北省的很多红色旅游资源都与家喻户晓的抗战文艺作品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小兵张嘎》和白洋淀及雁翎队抗日活动遗址、《狼牙山五壮士》和易县狼牙山五勇士跳崖处、《地道战》和清苑冉庄地道战旧址等都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正是由于这些享誉全国的反映河北军民革命斗争的抗战文艺作品的宣传作用，河北革命遗址所具有的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才得以深刻地体现。利用这些贴近百姓生活的抗战文艺作品推广河北红色旅游产业，必将产生巨大的品牌效应。
例如，在保定冉庄和狼牙山我们可以借助《地道战》和《狼牙山五壮士》等影视剧作品进行宣传推广等。宣传方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制作大量红色经典与红色旅游风景区广告，把广告宣传与旅行社线路推广相捆绑，把线路广告纳入到红色经典与景区宣传活动中等，总之是要提高市场的宣传密度，吸引广大游客的注意力。
把河北省红色资源与反映河北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结合起来，增强红色旅游景区的人文特征，就会大大丰富河北省红色旅游的内容，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产生相得益彰的多赢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雯.红色经典改编与传播[D].重庆：西南大学，2012.
[2]冯淑华.红色旅游的价值与本体回归探讨[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3）.
关键词：社会转型；红色历史意象；策略建议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008-02
红色历史意象，来源于大众对以红色经典为主的官方话语体系的反馈与互动，是经由红色经典的传播而在大众心智中形成的对红色文化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记忆。因此，红色历史意象的建构与嬗变，既是一种主流价值体系的传播，更是一种历史精神的传承。随着我国社会逐渐转型，特别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出一系列社会矛盾。
这种社会环境既为红色历史意象的当代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平台，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其特殊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使得围绕该主题而进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成为红色历史意象传播与建构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以其作为研究对象，梳理红色历史意象的传播形态特征，分析其传播与构建的模式，从而提出在社会转型期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策略建议，就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一、红色历史意象的符号传播特征
意象，原是一个文学理论术语，“其古义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1]。而传播学语境下“历史意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意象。当历史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或知识借由媒介对大众进行长期传播时，那些经由传播而在大众心目中形成的有固定的价值取向、认知或联想的历史人物、组织或事件，就演变成所谓的“历史意象”。而“红色历史意象”，则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基于大众媒介平台上所长期传播的各种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而在大众心智中构建起的一系列形成固定价值判断、认知或联想的革命历史或英雄人物。
因此，红色历史意象的构建过程，就是将革命历史、事件以及人物与特定的意义形成固定关联的过程。所以，红色历史意象本身，即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2]，具有典型的符号性质。而这种符号性质及其传播模式使得其意象的构建必然呈现出两大特征。
第一，红色历史意象所附着的意义是经由多方互动而形成的。如学者郭庆光所言，“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立，才能产生社会互动的效应”[3]。作为符号被传播的红色历史意象，实质上是一个意义交换的场所。一方面，通过严格的信息编码，作为意象载体的红色经典承载了特定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媒介产品消费群体的大众，在阅读、欣赏红色经典时，不是单纯的接受媒介信息，而是在融入个人的经验或社会观念的基础上，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解码。因此，意象所附着的最终意义，是多方互动的结果。
第二，通过传播所构建起的红色历史意象，其意义的“固定性”也是相对而言的。红色历史意象是一种历史言说，历史的发展与变迁，逐渐改变了大众的文化习俗与思维模式。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对红色历史意象的解读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以1989年拍摄的《开国大典》与2009年拍摄的《建国大业》这两部国庆献礼影片为例，两者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相似，但前者着重于叙述历史事件的经过与结果，而后者在丰富了史料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对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及人性的思考。这两部相隔20年的作品，作为各个时代之精神的写照，折射出了不同时代中国社会对红色历史意象理解与思考的变迁。这两大特征，既是红色历史意象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也是红色历史意象在不同时期下传播与构建所必然遵循的规律。
二、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中红色历史意象传播与构建的案例分析
从2011年5月底开始，直至7月初，全国各地分别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各种庆祝活动。根据人民网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专题》中所汇总的资料来看，各地举办了入党仪式、表彰大会、主题晚会、歌咏大会、报告会、专题研讨与座谈会、知识竞赛、图片展览、雕塑展、电影周等种类多样的庆祝活动，并通过电影、电视、图书、报纸专版、特刊等一系列媒介形式将庆祝活动完整呈现于大众的视野之中[4]。红色革命歌曲，或简称为“红歌”，是红色经典常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作为红色革命历史的一种象征，“红歌”见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大众心智中对“红歌”所存有的丰富历史记忆，使其成为了红色历史意象的典型代表。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大众对该意象的解读也在不断发展与嬗变。以下节选于《人民日报》所登载的有关“红歌”的一系列微博评论：
@青苹果77：红歌中蕴含着革命前辈艰苦奋斗、团结一致、不为己私、为共同目标迎难而上的伟大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发扬这种精神，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百科好奇：不少单位上班时间不办公，说是参加唱红歌去了。这样的歌声，并不动听。
@艾向上：唱红歌可以让人们更多地思考过去，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改善现实问题。
@湘乡人：每一首红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的中间都隐藏着一种规律。
@孙骏毅：唱红歌目的是铭记历史，继往开来，而不是把它当成标签到处贴。红歌不仅要唱，更要从传唱中获得前行的信念和动力[5]。
参照戴维•莫利对解码方式的分类，可以将以上大众对“红歌”这种红色历史意象的解读划分为三种模式[6]。
第一种是“普遍接受型”：大众肯定“红歌”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并认为可以直接的继承这种历史意义而无需改变。在这种解读路径之下，大众完整的认同并传承了“红歌”的历史意象。
第二种是“协商接受型”：大众认同了“红歌”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对其当代意义提出了新的阐释与延伸。这种解读路径下，大众发展或者延伸了“红歌”原有的历史意象。
第三种是“协商排斥型”解读路径，大众虽然认同了“红歌”的历史价值，但是对其在当代的价值提出了质疑。这种意义解读的多元化，必然会削弱立足于传统模式下的红色历史意象传播与构建的效果。而从其整体格局来看，这种意义解读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红歌”这一个意象之上，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趋势，其背后是社会转型会所导致的各种传播关系的复杂重组。
首先，经济发展促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生活的大众，其反映出的时代精神，与革命战争年代有很大的分别。这种语境的差异，使得当下对意象的解读与其原有意义可能存在不同。
其次，传媒市场化运营赋予了大众更多的媒介选择，丰富多样的媒介产品彼此之间互相竞争，实质上也会削弱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效果，淡化了意象所固定关联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强化了其参与社会生活的意愿。随着话语权力的不断增强，大众对官方话语体系下“红色历史意象”判断与思考能力不断提升。这种改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传统红色经典作品中“高、大、全”的形象难以得到当代大众的认可，过度的传播这种形象，可能会造成大众对“红色历史意象”的误读，甚至是排斥。传播学相关研究理论已经证明，随着整个大众教育程度的提升，“两面理”的信息更有助于使其的态度发生改变[7]。换句话说，大众所期待的是对红色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一种更加全面与人性化的描述。因此，对政府而言，要在社会转型期中继续发挥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功能与作用，就必须改变红色历史意象原有的传播模式，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三、社会转型期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模式变革
从本质上看，当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所突显出的问题，都是意象在建构中所涉及的多方彼此之间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改变未能及时相互协调的表现。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作为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管理者，政府需要在管理模式、内容监督以及媒介创新这三大领域实施变革，从而在当代重建红色历史意象的传播机制。
首先，以往的管理模式建立在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上，政府只需要管控媒介资源，就可以保证红色历史意象传播取得理想的效果。然而，随着整个传媒机制以及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传播关系的嬗变，互动已经取代了传统单向、线性的模式，成为当下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当代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管理，必然是一种实时的互动管理，是线上、线下多种媒介平台上的综合管理。凭借各种优势资源，政府可以实时采集大众对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反馈信息，从而及时对信息进行整合与判断，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积极、主动的引导大众对于红色历史意象的解读过程。
其次，政府应该适当放松对红色历史意象具体呈现方式的管控。作为官方话语体系的一种言说方式，红色历史意象必然要传播一定的精神内涵与主流价值观。然而，与其他言说方式不同，红色历史意象借助于红色经典作品，直面社会大众，采取各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历史人物、事件，从而间接的反应精神内涵。其形式特征就决定了它对历史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演绎与想象。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至相当水平的消费社会及后消费社会时代，大众消费需求与理念愈加多样，作为一种立足于大众生活的传播形式，红色历史意象不可避免的要适应大众的审美趣味而变得通俗化，甚至带有一定的娱乐化特征。因此，政府可以适当放宽对红色历史意象的内容监督，允许文艺作品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相当的文学艺术想象或加工，设置坚持相应的底线，即不能刻意隐瞒或歪曲历史实时，不能美化或遮掩公认的历史罪行等一系列具体准则来管控红色历史意象的内容呈现。
最后，媒介平台的创新与融合是政府在新时期进行红色历史意象传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随着社会成员分众化趋势愈发明显，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逐渐势微，基于手机与互联网平台的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社区以及微博等等的媒介衍生产品颠覆了大众原有的媒介使用习惯。因此，政府不仅应当进行媒介平台的融合，将新媒体融入到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整体架构之中，更需要鼓励和支持基于新媒体平台而创作或改编的各种红色经典作品，才能适应当代红色历史意象传播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专题[OL].人民网,2011-03-15.
[5]今天,我们怎样唱红歌[N].人民日报,2011-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