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双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各项经济交易的货币价值总和。一般认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根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原则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应该处于“一顺一逆”的状态。然而，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自1994年至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保持着持续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的“双顺差”,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它的成因、影响如何?以及从哪些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分析及特征总结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1994年一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况。
由表一分析可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有如下特点:
1.除1998年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为顺差，且顺差总体呈上升趋势。1994-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累计达10776.1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累计达5100.02亿美元。在此期间，经常项目顺差一直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趋势，而资本项目变化幅度较大。
2.货物贸易顺差构成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主要得益于货物贸易远远超过经常项目下其他项目的逆差。统计数字显示，从1994―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年均比已到达92%。
3.贸易大国遭遇服务贸易逆差。在我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的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一直保持逆差的状态。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贸易增长方式极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表明中国贸易转型已成为现实需要。
4.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且仍在不断增长。从1994年开始，我国连续十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期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7626.91亿美元。尤其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年平均流入额一直保持在600亿美元，对保持资本项目顺差发挥了巨大作用。
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足。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来看，都处在较低水平。1994年至2006年，我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仅33.09亿美元，近一两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年均数额为451.51亿美元的来华直接投资相比就显出其“微不足道”。
6.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长表现出加速趋势，外汇储备增量逐年递增，1996年、1997年、2003年、2004年我国外汇储备分别较上一年增长17.61%、22.81%、45.62%、81.8%。到200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其中全年新增外汇储备2473亿美元，也创下年度外汇储备增幅的历史新高。
二、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以下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本文对双顺差产生原因的见解。
（一）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
1.从投资与储蓄的角度分析
从内外部经济的联系来看,外贸差额实际上等于一国的净储蓄额:储蓄-投资=出口-进口。在开放经济中，一国既可以自我积累资本存量，也可以通过获得外国财富来进行储蓄。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居民习惯，人口年龄结构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储蓄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高居不下。经常帐户顺差突出的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相对储蓄过剩的问题。储蓄率高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储蓄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投融资体制低效，微观经济主体赢利能力差。国内低效、不畅通的投融资体制直接导致了：储蓄转化为投资成本高、效率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此同时，我国微观经济体赢利能力差使一部分投资难以变为有质量的产出，形成无效投资，导致平均投资回报率低。这些都使得部分储蓄被阻塞，无法转变为有效的投资，还有部分储蓄则不愿转变为信贷和投资。其结果是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中国的经常项目连续多年顺差。
2.从中国贸易政策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国家为了对外贸出口给予政策支持，采取汇率改革、增值税、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出口信贷等政策手段鼓励出口。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就是外汇政策改革。1994年实施汇率并轨和增值税后，进口成本相应提高，而出口好处增多，尤其是13%和17%退税率的实行，使出口受惠颇多;同时，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制度使企业的创汇能由企业自己支配，也大大激励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2001年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
3.从外部经济环境来分析
从外部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国际收支形势非常有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并加快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而中国由于拥有丰富而又低廉的人力资源、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所以中国成了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其次，随着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整体上大为改观，刺激了出口的迅猛增长。
（二）资本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
1.优惠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资政策上作了一系列调整，如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进出口经营特权、异地吸纳人才特权、外汇管理优惠待遇等。从投资环境上来看中国经济已进入长期稳定发展时期，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抵消其对中国吸引外资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改革措施，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减少了投资风险，也使中国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必须承认，这些优惠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对于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资金的不断增长，政府一味提供过多的优惠政策和继续笼统的改善投资环境,使得引资偏离了利用外资的初衷,大量的外资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反而恶化了资源配置,占领我国国内潜在市场,这种引资对中国有害无益。
2.资本管制使得对外投资渠道狭窄
中国资本项目的顺差还根源于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长期以来，为了利用有限的资金发展经济，中国对资本流出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因而资本流出渠道狭窄。除国家外汇储备经营外，中国资本流出渠道主要是商业银行对外拆借和购买国外债券，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出很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的证券投资尚未放开，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难得到满足。1996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的实施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标志性的举措，但实际上我国离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近年来，为支持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外汇管理也逐步放松，但与“引进来”相比，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还非常滞后。
3.从国际投机资本来看国际收支顺差
连续多年外汇储备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自2002年2月起，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开始贬值，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造成币值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西方各国纷纷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使得市场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逐渐增强。在这样的升值预期下，海外投机资本为了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获取利益，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扩大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投机性资本就随之涌入我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收支顺差与投机性资本是相互推进的，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与结构性、政策性因素以及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际收支状况是国内经济运行的结果，反映了国内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民间投资难以全面启动等问题，这些问题又根源于投融资体制不发达、金融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二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反映了一些过去的观念和政策未能及时加以改变。三是在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受外部影响越来越大。
三、改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政策性建议
（一）改革对外贸易政策，加大进口力度
针对未来货物贸易竞争压力加大、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缺乏的情况，政策调整应着眼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度促进进口发展，具体包括:
第一、在继续充分发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加工程度，掌握出口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创立名优品牌，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第二、以缩小逆差为目标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同时分阶段、有重点的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加大对服务贸易出口的政策扶植力度，完善服务贸易出口的金融保障体系;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制建设;推动专业人员的国际流动，完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增加对培训和研发的投入。
第三、改善进口环境。适时调整“奖出限入”贸易政策，及早实现“中性”贸易政策；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为企业进口提供向导，进一步简化进口手续;此外，完善相关金融、保险及法律等中介服务，都将能为企业进口提供便利，促进进口。
第四、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鼓励扩大进口，利用外汇储备充足的有利时机，加大对资源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将外汇储备转换为物资技术储备。
（二）调整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政策
针对我国现阶段资本流入中存在的吸收外资规模大但使用效率低、外资投向还有待调整的情况，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处理好利用外资的投入和效率关系，把引资的效益而不是总体数量作为政府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应该带来比本国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并且这样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平行替代内资。因此，我建议取消国内已饱和的产品或服务的外商投资项目中任何有别于内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但对于“稀缺”技术含量的外资项目或国内仍短缺的产品或服务项目可继续采用鼓励优惠政策。同时要把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提高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做到节约和开放并重，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引导外资的产业投向。在坚持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的同时，扩大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开放，完善相应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发挥外资在提高经济质量方面的作用，引导外商向农业领域的投资。
（三）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并扩大资本流出
在国内储蓄持续增长的形势下，由于资金进出渠道不对称，外
资大量流入，而内资流出渠道狭窄，使得国内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是消化经常项目顺差带来的多余资源的策略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直接体现。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中国要鼓励成熟行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工程。中国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已进入成熟期至衰退期，实施跨国转移战略，一方面可输出过剩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
第二、大力发展学习型的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建立以研发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以吸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外国企业合作开发如石油、矿物、森林等国际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缺口;发展海外服务业投资，充分发挥咨询、金融、旅游等服务业投资少、风险小、收益高的特点。
2008年8月6日起开始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对于资本项目，新条例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行政审批程序，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的管理原则。这些修订简化了外汇管理的内容和程序，通过鼓励藏汇于民，藏汇于企，可进一步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也能帮助国际收支改变长期大规模双顺差，实现基本平衡。
（四）汇率政策调节、增加汇率弹性，实现汇率政策的“归位”
为了预防国际性投机资本大规模进攻而导致国际顺差的继续扩大，我们应当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使得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有利于遏制资本大规模单边流动，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同时从长远来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贸易管制日趋放松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环境下，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也将有利于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从中国出口结构、产品结构来看，近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发展与人民币综合汇率关系不大，出口增长波动主要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进口增长波动则主要受国内需求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度担心弹性汇率可能引起的货币升值会损害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我国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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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域水环境现状令人堪忧，据《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其中，海河为重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虽然企业排污是造成这些流域水环境恶化的主体，但是由于这些企业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一切环境责任归结于企业，则不利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环保部周生贤部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2月）指出，“既要研究制定环境管理政策、环境技术政策、环保产业政策，又要研究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形成优势互补、合理配置的环境政策体系”。由于传统的环境管理制度是以命令控制方式向排污者提出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发放排污许可证，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已暴露出许多局限性，如，所需信息量大，且信息不对称、政府反应迟缓、控制污染的费用效果不理想、缺乏刺激污染削减的动力等[1-2]。因此，研究制订激励性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制度是推动我国污染减排、降低流域水污染风险的重要保障。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从我国流域水环境污染状况出发，分析现有环境政策与管理制度的不足，提出推行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和环境督查制度以及污染公共处理政策等建议。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收集、比较分析、问卷调查、专家访谈以及统计分析等。
2现有环境政策与管理制度分析
2.1政策体系
按通常的分类方法，环境政策包括环境管理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技术政策、环境产业政策和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政策等[3]；本研究按环境政策主体之间的关系将环境政策分为管制性环境政策、引导性环境政策和自愿协议性环境政策（环境协议）3种。其中，管制性政策是政府环境管理的基础，并决定着其他环境政策的框架和方向，而且环境管理效果明显，但是管理效率低，可接受性差；引导性政策和自愿协议性政策作为政府管制不可或缺的补充，主要的功能是提高政府管制的灵活性、降低政府管制的成本和扩大政府管制的影响力，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新的技术和产品，使用减少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生产技术或工艺方法，来减少污染排放量，因此，具有较高的环境管理效率和可接受性。
2.1.1管制性环境政策
是指具有强制约束力或强烈要求的环境政策，是我国不可或缺和处于主导地位的环境政策。大部分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强制性地规定经济活动主体在资源开发和各种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行为，如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许可、限期治理、总量控制、节能减排等。此外，行政调节也是政府管制的一种方法，如，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等。该类政策的优点是：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容易形成社会共识，对企业的影响力大；政策内容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管理措施规范、透明度高，应用时不会出现随意，能使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政策效果明确，管理方式可操作性强。但是，管制性环境政策一旦制定不能轻易更改，其效果取决于政府执行力度和企业接受程度，执行过程需要庞大的执法队伍和大量的执法经费，而且因为针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地区的企业采取统一的标准而缺乏公平性。
2.1.2引导性环境政策
是指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倡导和要求，主要基于指导、激励和教育，其目标是通过影响经济当事人决策和行为，使资源配置达到“双赢”的状态，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环境技术政策、清洁生产政策以及排污收费、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保核查（绿色证券）、绿色贸易、绿色税收等正在探索中的经济政策。引导性环境政策的优点是：政府监督成本更低、企业选择空间更大、实现“双赢”的可能性更大、政策发挥作用的持续性更强。然而，引导性政策也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能转化为市场问题，而且引导性政策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基础上的，而现实中可能存在市场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引导性环境政策也很难发挥作用。
2.1.3自愿协议环境政策
是鼓励企业实现比现行环保标准更高的环境表现，它不仅能调动起企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且还可以降低环境成本，这是对传统管理政策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已成为西方国家广泛运用的一种重要环境管理方式，有企业自己制定、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商定、企业与NGO商定以及企业与政府和NGO共同商定等多种形式。目前在我国以企业与政府的协议为最主要方式，协议的内容包括具体的环境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表，以及签约方的责任与义务。在企业实现协议目标以后，经政府有关部门评估认可，将给以鼓励(奖状、环境标识、新闻媒体宣传等)，甚至给以资金补贴，企业从中可以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如果违约，也要受到约定的处罚。
2.2环境管理制度
我国在污染源管理方面的主要制度有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许可证、排污收费、限期治理、集中控制、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综合整治与定量考核等八项基本制度以及总量控制、排污交易、企业环境监督员三项新环境管理制度。这些环境管理制度虽然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相互之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包括时间的渐进关系、内容的层次关系以及整体的网络关系等。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境保护中“预防原则”最直接的体现，这项制度改变了以往末端治理的思路，转而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在2002年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法》，首次以专门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是我国首创的一项控制新污染的法律制度，最早规定于1973年《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环境保护法》重申了该项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以污染物总量控制为基础，规定污染源允许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数量和去向的一项环境管理制度，它是在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事先调控制度，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结合体，是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在每一个排污口的具体体现；排污收费制度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体现，由政府确定排污价格，由市场决定总排放水平，是我国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项环境经济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是督促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水污染物的单位在一定限期内治理污染，是对已有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的一项事后补救性管理制度，具有行政管制的性质；集中控制制度是以改善流域、区域的环境质量为目的，根据污染防治规划，按照污染物种类、性质，来集中处理污染，用尽可能小的投资获得尽可能大的环境效益；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通过采取环境保护责任书的形式，将环境保护工作目标、内容、任务具体化、明确化、定量化，并据此进行考核奖惩；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是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量化过程和具体实施过程。
总量控制制度是在浓度控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项比较新的环境管理制度，包括目标总量控制和容量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相比，污染物总量控制能更真实和直观地反映进入环境的污染物数量、有利于防止浓度控制中不合理的稀释排放现象；排污权交易制度是由政府确定总排放水平，由市场确定排污价格，有利于优化污染治理责任配置，在降低环境管理成本、促进企业达标排放、促进企业超量减排、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越性；从2003年起，原国家环保总局就开始试行一种全新的环境管理制度—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希望通过该制度达到企业自主实施环境管理的目的，目前该制度还处于试行阶段，还没有成为日常环境管理的组成部分。
2.3不足分析
2.3.1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蒋洪强等对我国主要环境政策执行效果定量评估后得出，目前我国环境政策总体执行效果一般，分数为2.9（总分5分），其中，执行效果较差的环境政策是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4]。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为地方保护主义、重视经济发展。由于污染控制成本过高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激励，出现了地方污染防治条例的缺失和监管不善的问题。同时，面对既定的污染管理条例和环境标准，不同企业采取的对策不同，如服从、隐性抵抗或技术创新等。一般来说，贫穷地区的环境政策执行力度和环境改善程度要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
2.3.2对环境风险的科学评估和预警不足
我国环境管理制度虽然在控制污染恶化趋势等方面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但在应对空前的环境风险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环境风险的科学评估不够。如总量控制和目标责任制中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等常规指标不能真实反映复杂的环境污染状况和风险；基于单一介质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不能真实反映多途径暴露对生态和人体健康的风险；一刀切的环境管理方法难以实现对具有不同环境风险污染源分类、分级的科学管理；二是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和预警性不足。大部分地区仍然沿袭“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环境管理仍主要以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被动模式为主；环境监测主要采用的还是常规指标和方法，不能对环境风险进行综合预测和科学预警，难以实现为风险防范服务的功能。
2.3.3工业污染防治方面仍存在制度性缺陷
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对环境管制的经济社会影响评价制度迄今仍是空白，长期以来，我国经常以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为代价，寻求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一做法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加重了各地执行环境保护的经济成本，使环境保护政策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只有建立环境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才能有效合理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衡问题[5]。而且，我国目前环境保护政策与科技创新政策的整合性仍然不高，其结果是，工业污染防治仍以末端治理为主。
3环境管理政策与制度建议
3.1推行环境行政合同制度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是以单方面的行政方式来约束企业排污行为，双方缺少有效沟通，无法调动企业治理环境的积极性。因此，建议推行环境行政合同制度，以合同的方式约定政府环保部门与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一定的经济激励政策鼓励企业超越现行的环境规定和标准，从而取得更好的环境保护效果。该制度的优势体现在：通过签订环境保护协定，企业与所在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可以建立起互相的信任，从而使当事人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公众对于不可容忍的环境污染损害和影响可以坚决抵制，对于可容忍的损害和影响，双方可协商一定的补偿或补救措施，也可就污染发生后的处理方式和具体解决方案做出事先约定；对于一些新出现的污染问题，在国家相关标准和规章未出台之前，地方政府可与企业在环境法、民法、行政法等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协商签订环境保护协定来规制排污行为。
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9条规定：“企业在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基础上，可以自愿与有管辖权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签订进一步节约资源、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协议……”，该法第33条进一步规定：“自愿削减污染物排放协议中载明的技术改造项目，列入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同级财政安排的有关技术进步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这是我国首次以专门环境立法的方式将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确认下来，但是对于环境行政合同的相关概念、具体内容、订立程序等在法律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极大限制了环境行政合同的具体运用。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合同制度，环境行政合同应当包括主体、客体以及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要素。环境行政合同的主体包括环境行政主体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客体包括生态环境和污染治理措施等。环境行政主体在环境行政合同中除了具有对履行合同的监督指挥权和对违反合同当事人的制裁权，还应承担相应的主要义务，如对相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提供必要条件或支持，并按照约定给予相对方当事人物质损害补偿或赔偿。
3.2实行建设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督查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法》仅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之前的公众参与权，但对其后的公众参与途径却只字未提。为了督促建设项目的日常排污行为，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有关环境影响后评价制度的规定，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制度，对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从高校、研究院(所)、媒体等社会单位招聘企业环境监督员，实行一年一聘，连任不超过3年，并授权监督员反映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收集整理环保部门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企业反映在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还要协助环境执法人员调查，核实所发现的各种问题。
3.3实行污染公共处理政策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2009年全国环保科技工作会议”上要求，“针对目前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严峻形势，面向污染源头控制、总量削减、达标排放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科技需求，我国将逐步建立较完备的污染减排环保科技支撑体系，…开展污染治理市场化试点”。专业化治污企业承包运营政府出资建设的污染治理设施，或从事治理方案、设计、工程施工、建成后的运营承包服务。我国目前的“三同时”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分散的点源治理模式，实践中造成资金上的浪费。因为污染防治设施从设计、施工到运行和管理，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且，许多企业对污染治理方面并不内行，污染防治设施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往往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某些区域，委托专门的污染治理企业进行集中治理将更加经济和有效。
[关键词]金融危机就业结构高技能人才
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广东省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当年广东实现生产总值35696.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增幅比上年低4.6个百分点,但高于年初政府预期目标(9%)1.1个百分点。由于政府及时引导实施“双转移”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逐渐显现,外需不振,多重因素叠加,部分企业运作艰难,企业用工需求呈明显下降趋势,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居民财产性收入受影响较大,社会保障领域面临更多挑战。
一、广东就业面临的形势
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均进入减速通道,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均不利于广东就业形势改善,广东就业形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就业形势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趋势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业问题将成为广东以及国内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以及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难较大,对就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再加上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对外依存度高,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2009年第一季度份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广东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下降了23.1%,可以预见,2009年新增就业人数和用工需求将会呈下降趋势,农民工失业人数、退保人数将继续呈平缓增加态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将渐趋平衡,普工与技工“双短缺”状况仍然存在,困难群体与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困难”情况进一步显现,促进就业的压力和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区域产业分工与布局等等都与人力资源的区域与产业配置,以及技能人才需求密切关联。国内外经验表明,技能提升就业。为破解国际金融危机和产业升级调整带来的广东就业难题,我们从广东产业结构演变与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双转移”与技能人才需求关系等方面着手,研究广东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性问题,试图探讨通过“双转移”解决“双短缺”和“双困难”问题。
1.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
从产业结构看,2001年呈现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1年开始降到10%以下,为9.4%;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从2000年开始占比达50.4%以上,2004年高达55.4%,2005年由于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有所回落,但从2006年开始,随着广东工业适度向重型化发展,机械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二产业GDP所占比重稳定在50%以上。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已经调整为5.7:52.0:42.3;从就业结构看,2001-2007年广东第一产业人员从业人员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交替上升,并于2006年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达到30.8%。2007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29.0%、39.5%、31.5%。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相同的“二、三、一”格局。
2.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逐年大幅增长
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新劳动合同法颁发,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等因素影响,三大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大幅减少,第二产业第一季度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为124.67万人;二季度下降为120.31万人,比一季度减少-8.32%;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116.54万人,比二季度减少-12.53%。第四季度全省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为391.7万人次,比第三季度减少1.6万人,但比2007年同期则减少24.9万人次。受金融危机影响较直接的制造行业、加工贸易企业用人需求比重下降较为明显,制造业用人需求为99.9万人次,占市场总需求的比重为49.9%,与第三季度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详见表1)。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3.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级技师需求量不断增加,求人倍率逐年升高,预计2009年高技能人才仍然供不应求
自2003年开始,高技能人才的总需求人数大于总求职人数,2003年～2007年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67、1.88、1.73、2.19、1.78;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90、2.32、1.87、2.31、1.8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38、2.21、2.63、3.36、2.59。2008年1～3季度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以及原材料价格波动、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等因素影响。但是,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产业转移工作较早起步,2008年第一～第三季度,高级工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71、1.57、1.79;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98、2.39、1.98;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2.28、2.39、1.33(详见表2)。预计2009年广东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仍然供不应求。
注:根据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历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三、对策建议
1.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的根本之路
2009年广东经济发展面对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在“保增长”、“促就业”、“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这多目标中取得均衡;必须把推进“双转移”政策与增加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多重任务结合来加以解决;必须把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供给结合起来加以解决;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还必须考虑一些应急对策,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相结合,还必须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走通过技能提升就业,加快技能人才培养的根本之路。
2.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长效对策
广东目前已具备了加快结构升级的资金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不具备高技能人才条件,多年来广东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高达接近2.4倍,使广东企业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过度竞争。高技能人才问题不解决,将很难从这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必须通过政府的宣传引导、政策鼓励、资金支持,改善各类高职高专等专科学校的办学条件,将其与大学一视同仁,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政府应引导企业在工资待遇导向上向高技能人才倾斜,使其在职称上有最大上升空间。
3.加大就业和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更多吸纳就业。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强化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的稳定性。真正抓好小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个体经营者收费优惠、发展旅游业扩大就业、资金管理使用等五个配套文件的落实,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有力支持。短期内解决就业的对策包括,一是通过减税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稳定就业;二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创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就业;三是正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现实,号召全社会团结一心,共度时艰,应鼓励全社会学习国有大企业的做法,降低员工工资,高层管理人员带头降薪,而尽量减少裁人,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4.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这次之所以能对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根源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积累低收入政策导致内部结构失衡,消费疲软,从而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对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只适合特定时期,而不能长期奉行。广东是外贸出口大省,从这一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广东的出口企业造成了很大打击广东经济的问题根子还在自身,是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结构的问题又在于分配体制。因此,重新审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由政府主导企业改革分配体制正合时宜。改革分配体制,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速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国家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在收入分配上,扭转目前劳动力过于廉价的局面,提升劳动力的价格水平。这是解决广东以及全国经济下滑,同时也是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根本办法。
参考文献:
[1]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1994年～2008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中欧自贸协定被期待能够化解这一困境。”王锦珍认为，全面深入的中欧自贸协定能够为企业贸易投资减少壁垒和障碍，提供更多便利化措施，推动中欧双方经济优势互补，深入持久发展。
中欧自贸协定或可减少中企在欧纠纷
在o密的经贸交往中，中欧贸易纠纷也在增多。欧盟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让前景更加黯淡。2016年11月9日，欧委会在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修改其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提案中，以“市场扭曲”的概念和标准替代“非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替代国”做法。
2016年11月12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产品做出反倾销调查初裁，并决定征收为期6个月高达81.1%的临时反倾销税。据了解，在我国屡遭反倾销调查的钢铁产业里，无缝钢管首当其冲。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最近七八年来我国无缝钢管对外出口量增速逐年减缓。
据商务部消息显示，2016年12月20日，欧委会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日落复审和期中复审调查结果的披露文件，拟继续对中国光伏产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丝绸部主任于华波说：“中国企业在应诉欧盟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往往需要更多的精力和费用。”
除了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相对增多之外，所谓的“中国议价”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
“中国公司到欧洲或者到其他地方购买一家外国企业时，经常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就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张鉴钧说。
“以纺织品、服装定单转移最为明显，自2015年起，欧盟自中国进口明显减少，而孟加拉、越南等国进口快速增长，中国企业面临的价格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于华波说。
据于华波介绍，企业的大订单、长期订单越来越少，收款期延长，索赔赖账增多，企业承担的风险加大，融资成本提高，进口商对商品质量更加苛刻，“以前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成为进口商要求降价甚至索赔的理由。”而目前由于近期经济放缓，贸易需求不旺，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日子都不好过，导致中欧贸易纠纷增多。
针对欧洲一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欧洲对外贸易协会总干事艾伟德提出批评，“欧洲许许多多的公司从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是因为中国能够提供高效和优质的服务和生产，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已经成为我们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艾伟德表示，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企业抢夺走了欧洲的就业机会，报告显示，以德国为例，每年两国贸易为德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超过120万个。“我们必须要提升公众的意识，必须要呼吁大家抵制贸易保守主义的思潮。”他指出。
对欧盟来说，中国市场决定成败
中欧自贸区建设和中欧自贸谈判工作一直备受关注。中欧双方曾在2013年《中欧合作2022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条件成熟时签订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
王锦珍也表示，尽管双方存在着贸易纠纷，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仍大于竞争性，希望欧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问题上信守承诺，按期、全面、彻底地履行义务，为中欧自贸区建设做好准备。
2015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1-10月，中国对欧盟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1.0%，好于整体出口情况。此外，在投资合作领域，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地。2016年1-10月，欧盟28国在华实际投资额83.6亿美元，同比增长41.5%，远高于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4.2%的增速。
王锦珍指出，中国与欧盟建交四十多年来，在双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在双方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合作成果丰富。
艾伟德也高度称赞了中国经济发展对欧洲经济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已达到3亿人，中国市场具有无限的潜力。”艾伟德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增长对欧洲的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因为欧洲的内部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竞争激烈，中国消费者的行为能够决定着很多欧洲业务的兴衰和成败，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对欧洲很多公司来说都是关键。”
艾伟德强调，事实证明欧中贸易对欧盟经济来说不可或缺，必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观点。“与中国开展贸易不是威胁，而是欧盟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欧中双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现在要做的是把这种潜力进一步释放出来。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分歧和摩擦的增多，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相关。
在中国，懂欧洲语言的人很多，但是真正了解当地文化和法律法规的人才数量并不多，为企业开展中欧贸易和投资合作出谋划策并提供法律支持的人更少，人才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困难。
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张鉴钧指出，企业对于投资国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环保规则、劳工标准等情况并不很了解，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充分了解当地所有法律法规。
“中欧自贸协定对于缓解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张鉴钧表示。
艾伟德也表示，中国和欧盟经济合作互补性强，中欧应继续扩大市场开放，消除贸易壁垒。
王锦珍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欧盟对华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这表明欧盟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他说，中国贸促会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近年来密切联系中国工商企业，积极参与中国自贸区建设，一方面向中外政府部门反映中国企业对自贸协定谈判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推广自贸协定有关政策法规应用。
为减少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王锦珍提出了三点务实建议，其中包括：一是促进中欧官民对话和产业磋商，通过座谈会、研讨会、论坛等多种方式，增进双方政府部门和工商界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互信，管控分歧，减少摩擦。二是组织企业参与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收集并及时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中欧相关行业企业的政策诉求，尤其是企业对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政策建议，为谈判提供参考，为达成中欧商圈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做准备。三是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完成后，宣传推介自贸协定相关政策法规，帮助企业更充分地挖掘自贸协定为自己带来的利益。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也就是膨胀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类型政策的不同组合。现在我们从松紧搭配出发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效应。
(一)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信贷支出的规模，增加货币的供给。显然，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的总需求扩大。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却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税收、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等，来限制消费与投资，抑制社会的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法定准备率、提高利率来压缩支出的规模，减少货币的供给。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三)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制止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就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过松，也难以制止通货膨胀。
(四)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这种政策组合，会积累起大量的财政赤字。
从以上几种政策组合可以看到，所谓松与紧，实际上是财政与信贷在资金供应上的松与紧，也就是银根的松与紧。凡是使银根松动的措施，如减税、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准备金宰与利息率、扩大信贷支出等，都属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紧银根的措施，如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准备金率与利息率、压缩信贷支出等，都属于紧”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种松紧搭配政策，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一般说,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总供给，就应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而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就应采取紧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到这里，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放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上，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摘要】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得好坏直接影响经济运行。不同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相应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会对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侧重点给予调整，即纵向协调;在某一时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仅要调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即横向协调。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文献回顾
在调节范围、调节手段、调节的侧重点以及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紧密结合，扬长补短(贾中慧，2009)。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和互动性，不仅要防患外部经济的冲击，也要重视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随着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将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但是会暂时出现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贾康，2009)。在两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都赞同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控总量”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政策组合方式，即对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的选择(任碧云，2009)。毕海霞(2006)分析了过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轨迹，发现两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时，缺乏更深层级的配合，包括调节分工不明确、配合效果不明显等。影响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和工具紧密联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和政策执行能力等。技术因素由于其对政策配合效果影响的直接性而更为重要(任碧云，2009)。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侧重两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王国林，2004)，同时注重政策配合环境的建设，主要是相关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设，健全货币市场，从而提高政策实施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贾康，2009)。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模式上，只是简单地描述IS-LM模型，并没有突出协调”，而且单纯地从目标与现实的不合，理论性地评价政策配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并没有真正发现两大政策的不协调之处，因此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要优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某种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寻找两者之间配合的不足以及影响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协调和配合进行重新界定，并尝试将协调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通过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纵向对比，探讨两次危机时的政策配合的差异，并分析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寻找现实中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二、政策协调――以两次金融危机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辞海》中，配合是指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协调不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当。二者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可以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强调理想”。那么政策协调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针对分工合作中出现的与任务目标相悖的问题进行政策手段的调整，以达到政策配合的最优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配合。本文将协调分类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时期相似经济环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标、政策有无调整;后者则指在某一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经济形势的左”(与政策调控方向相反)变化或者政策效果与目标相悖时，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会出现某些政策手段的调整。
2.纵向协调――两次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相同的，过度金融创新而忽视了安全性，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尽管二者在影响力度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都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广泛，主要表现为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资情势恶化、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鼓励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稳健的货币政策涉及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税制改革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与前次金融风暴不同的是，面临本次经济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政府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支出重点倾斜于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中小企业;税制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变动了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特别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更大，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和力度都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这不再是只关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的一个转变，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经济结构。
通过对比，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1997年金融风暴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其目标也是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力度不大，且消费人群更关注城市居民民，尽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转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了乡村居民的消费培养;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拉动经济增长三大马车的结构不协调问题，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倾斜。事实也证明，前一次经济危机暴露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手段、调节对象等方面需要改进。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经济政策不仅刺激投资，更关注内需的扩大，不仅要出口数据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限制三低一高”产品的出口;不再将收入分配的重点置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者和农民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侧重点的转变和调整表明我国进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纵向协调――不同时期相似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协调，以期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
3.横向协调――2008年经济危机
如上所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贸易逆差，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凸显;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证券市场受挫等。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双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强劲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国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快。当然，其成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无缝”?
首先看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到2010年5月份，CPI为3.1%，首次超过3%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比预测高0.2个百分点;5月份出口增速达48.5%，大幅超预期。再看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的频率：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10年2月25日，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5%(上调0.5%);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出口逐渐回升、居民消费持续上涨、整体经济回暖。但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更侧重于适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应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贷货币，保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
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点：第一，我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在现实经济出现了与目标相悖的情况下，对政策手段和侧重点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调整只是货币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没有涉及财政政策，忽视了配合系统的优化;第二，不管是货币财政还是财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调控宏观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保持经济长久增长的关键。而不应该只关注形式上的经济数据，即关注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单纯地刺激数量。这两点也应该是今后两大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向。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七）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行涉外税收规定的“两免三减”政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刺激，而缺乏结构引导力，致使引进的外资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中小型企业多，国际大公司、大集团少；小项目多，大体量项目少；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少、劳动密集型项目多，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少；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的多，投资基础产业、农业、交通业的少。一些外国公司甚至把污染重、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其结果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09年跨省区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已经颁布，笔者认为2009年煤炭产运需衔接政策进一步体现了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精神，在巩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在衔接方案、定价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市场化改革，加强了合同履行监管，但相对于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尽周全之处。1.在订货主体和订货方式方面巩固了市场化改革成果关于订货主体的政策规范，继续实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准入制，“凡属合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煤矿、煤炭消费企业，不分所有制、不分隶属关系、不分新老企业，均可以公平自主地参加衔接”，禁入条件与上年基本相同。2009年取消了前两年鼓励直接衔接的政策条款——“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对单井规模在30万吨/年以上的煤矿，单机容量在30万千瓦及以上的常规火电机组、单机容量在20万千瓦及以上采用流化床锅炉并利用煤矸石或劣质煤发电的机组的电厂；高炉有效容积在1000立方米以上的钢铁厂；造气炉直径在2.6米及以上的化肥厂，鼓励供需双方直接衔接”，不再点名鼓励意味着全面鼓励，亦即鼓励所有的直接衔接；但仍有优先次序，主要体现在运力分配的倾斜政策上，倾斜对象与前两年基本相同，包括“产业政策鼓励和符合项目核准（审批）规定的企业，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搞得好的企业，中长期合同、大宗合同，合同兑现率高和执行国家煤价政策较好的企业，战略装卸车点、开展路企直通运输的企业和大客户以及运输效率高的企业”。2009年继续坚持企业自主订货的市场化衔接方式，“坚持以发煤、收款煤矿为供方，接煤、付款厂家为需方签订合同；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任何部门、机构和单位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签订合同，除供需双方企业和铁路、交通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在合同上签字盖章”，“支持煤矿优化用户和煤炭产品结构，支持用户优化煤矿资源结构”，“对供需双方企业自主签订的合同，任何单位和组织不得非法干预和调整”。2.铁路运力配置方案分解到煤矿，力争运力指标全额分配下去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实行“铁路运力按铁路局、按限制口、按重点用煤行业下达，不再具体分解到煤矿和用户。对下达到铁路局的运力配置框架方案，铁路局可根据各煤矿上年实际铁路外运情况和新增生产能力予以掌握，但各铁路局和省（区、市）一律不得向煤矿或用户分配运力指标”。前两年的运力指标只分解到铁路局，2009年铁路运力将比前两年明显宽松，运力指标分解到了煤矿，“将运力配置落实到矿点。对每个矿点的运量配置，原则上以2008年预计实际完成量为基础，适当考虑新增产能和运能”，同时规定“原则上，供需双方签订的经铁路运输的跨省区合同量，不应低于框架方案”。3.继续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实行“放任自流”的合同价格确定机制2008年“加快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2009年则是“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由此可见，推进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仍是定价政策的基本精神。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皆明确“坚持以质论价、同质同价、优质优价的基本原则”，这是促使电煤合同价格向市场价格靠拢的重要政策依据，是关于煤炭定价的实体性规范。2009年实行“放任自流”的定价政策，取消了实体性规范，只有程序性规范，规定“煤炭价格继续实行市场定价，由供需双方企业协商确定”。取消实体性规范的原因，笔者理解，应该是目前电煤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距正在缩减，淡化了政策强制的必要性。4.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确立政府干预的合同履行机制在程序性定价规范中，为在市场异动情况下确保煤炭合同得以有效履行，确立了政府干预机制，“当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家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该条款，笔者认为可做如下解读：相对于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合同价格应该相对稳定，在市场价格持续较快上涨后合同价格应该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后合同价格则应该高于市场价格；在煤炭供应紧张、煤炭价格过度上涨时，政府采取了保量、增量和限价等措施，国有重点煤矿做出了重大牺牲；当市场过度疲软时，为使曾经做出重大牺牲的国有
关键词：中职；果蔬花卉专业；职业能力；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2）32-0173-02
职业能力是劳动者从事一种或若干相近职业所必备的本领和素质。职业能力可分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部分。近些年来，中职果蔬花卉专业毕业生对口就业率低，即使对口就业，也不能马上适应用人单位岗位的需求，原因是学生在校期间没学到或掌握本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要求的职业能力。
一、目前果蔬花卉专业教育的现状
1.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中等职业学校果蔬花卉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里有关职业能力要求（摘录）：学生应具有必备的文化基础知识，掌握本专业所需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知识更新能力、语言交流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能适应职业岗位的变化，能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校内实习基地、实验室设施设备缺乏。很多学校的领导认识不够，他们和部分学生家长一样认为，只要管管纪律，不让他们出事就行，自然谈不上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学生培养了，所以学生实习实践的设施设备得不到更新和满足。实习实训设备还停留在镰刀锄头上，殊不知这种生产设备在企业也已经淘汰很多年了。
3.校外实习基地——校企合作，校“热”企“冷”。职业教育发展多年来，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在大多数职业院校中已形成共识，为寻找企业合作伙伴，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各职业院校积极探索，并初见成效，如苏州财旅、常州建设、江阴华姿等。他们的成功源于一些企业积极介入，或主动与企业合作，建立长期的校企合作关系，但多数企业并没有这种合作意识也不愿意介入校企合作中来。主要原因为：缺乏落实相应政策的具体措施、难以承受学生顶岗实习的安全风险、企业在校合作中的贡献缺乏社会认可、企业在合作中的付出得不到补偿、校企合作缺乏第三方的协调服务、企业安排学生顶岗实习的纳税减免得不到落实。正因为企业得不到合作所产生的“互利互惠”，参与积极性不高，同时缺乏激励机制和成本补偿，所以企业不愿意提供可供学生实习实训的机会，使校企合作形成校“热”企“冷”的局面。
二、学生职业培养的对策和建议
1.领导重视，增添更新实验实习实训设施设备，完善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众所周知，果蔬花卉专业涉及果树、蔬菜和花卉方向，果树、蔬菜、花卉实习实训要有相应的实习基地、设施，老师和学生不能在课堂上空对空，基地建设和设施设备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作为领导不能因为投入大、看不到产出、生源少就犹豫不决，或者就根本不考虑，否则只会恶性循环。
2.政府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进行校企合作。
（1）要制定对企业有利的政策导向。一是校企合作成本补偿。建议政府要对承担校企合作的企业予以税收减免或按企业接纳学生实习实训的实际人数拨款的办法，补偿企业因校企合作所付出的成本，允许企业将支付实习实训学生的报酬及相应实习投入计入生产成本，予以税前扣除，鼓励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教育培训经费用于实习实训的支出，计入教育培训经费总额等；二是政府要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包括贴息贷款、税收减免、立项优先等，对合作办学成绩显著的企业予以表彰和奖励；三是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校企双方在实习前对学生强化风险教育，由学校为实习生购买“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2）建立校企互动的运行机制。学校和企业需密切配合，形成双元驱动、联动、互动的关系体。大力推行校企双赢模式、校企共组经济体模式、企业办学模式、工学交替模式等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双师型”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实现互动。尤其应当规定专业教师到企业挂职制度，同时做驻厂教师，职业院校应当将教学计划拿到企业交给领导评议，教师应当整学期到企业锻炼，以保证教师的知识和技能跟上企业发展，进而保证职业教育的质量。
3.出台规范校企合作管理文件，创建校外实训基地。应由政府出面，教育主管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共同商定对校企合作的审批、备案、监管措施，加强政府对校企合作的管理，必要时成立专门的机构。同时，由政府部门出台规范校企合作管理的文件，制约职业院校和企业双方。按照订单、工学交替、“2+1”等模式分别制定如“实习生行为规范”、“实习生管理手册”、“驻厂教师工作手册”、“企业对实习生管理规定”等文件，使校企双方对实习生的管理有依据、可操作，增加校企合作的可实施性。
4.学习借鉴好的经验。
（1）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指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形式。每周在企业接受3～4天的实践教育，在职业学校接受1～2天的理论教育。接受双元制培训的学生，一般必须具备主体中学或实科中学（相当于我国的初中）毕业证书后，自己或通过劳动局的职业介绍中心选择一家企业，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得到一个培训位置，然后到相关的职业学校登记取得理论学习资格。这样就成为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下的学生。他具备双重身份：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学徒工，且有两个学习受训地点：培训企业和职业学校。学校负责进行普通文化课程和技术理论教育，企业负责实习和技术操作培训。
（2）新加坡的职业院校创造了“教学工厂”与“教学企业”的全新模式。新加坡工教局规定，学校课程开发、内容选择及教学实施必须按照企业岗位、流程及工作职责要求进行，强调“重技能、强思考、育爱心”的教学模式，强调项目教学，实践课不少于70%，学生的考核评价借鉴企业上司对员工的评价方式，这些做法使新加坡的职业院校创造了“教学工厂”与“教学企业”的全新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职教的实用性、针对性和教学质量。
（3）美国、加拿大的CBE（CompetenceBasedEducation）模式。即：能力为本教育模式，课程具有鲜明的职业岗位针对性。核心是从职业岗位的需要出发，通过职业分析确定岗位所需的综合和专项能力，将相同、相近的各项进行总结、归纳，构成教学模块，并进行课程开发。其特点是每个模块均为独立的教学单元，有特定的目标和评估标准，教学时间相对较短。
当前，课改、教改、精品课程、示范专业、项目式教学、理实一体化教学、课例开发、同课异构、“五课”教研、“两课”评比、技能大赛、创新大赛、教师培训等等促进职业教育的措施，应该是较好的形式，但如果把重点放在学生职业能力锻炼和提高上，果蔬花卉专业才可能有所突破，培养的学生才能受到企业和社会的欢迎。
参考文献：
（二）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矛盾解析
预算征收是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税收优惠则是为了扩大内需，同样也是为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增和减同样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表面上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度”。如果税收预算超过了纳税人的度，会直接影响税收源泉；如果税收优惠超过了国家的度，人们富了，国家穷了，基础设施相应的也就垮了，宏观调控也就相继失效了，金融危机的防御性就降为零，社会也将动荡不安。因此，在这两者之间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应该把两个比重提高到合理的水平。目前，我国各种税费合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5%-3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是不轻的。靠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提高两个比重是不恰当的。只有有效地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和清费立税的前提下，才能完善税收体系，也为税收优惠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解决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共有19个税种，其收入主要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府共享税。部分税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关联度不高，因此不能片面的强调税收收入增长应当高于经济增长。应当明确税收优惠并非不利于税收预算，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更加全面的发展，税收暂时的减收是为了以后年度的增收。从我国最近几年的税制改革可以看出，在税制改革方面对于税率已经开始重视，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到25%说明了对纳税人总体税负的减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关注个别行业和部门，可以想象其结果就是，产业的严重倾斜，纳税人可能转移到税负较低的行业中去，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同时还需要根据预算控制财政支出的规模，不能一味的“以支定收”，不切实际的支出会减少纳税人的投资和消费积极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
以税收征收质量来代替“以支定收”的指令性税收任务，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目前通用的基数加增长数的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税源的状况，也不能体现出税务部门的主观努力程度，无法确定依法治税的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不能搞“一视同仁”的方法，否则会出现不发达地区地方税负较重的情况。因此各地税务部门应当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立足经济发展，按产业来测算税源，做到量能收税；以征管质量来进行对税务部门的考核，政府部门应当对本地的经济水平和税收水平进行正确匹配，合理考核绩效，避免税收的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
（三）推进税费改革和地方税种的改革
传统意义上就存在着“税务收税，工商收费”的说法，致使纳税人面临着双重压力。大量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各种收费和摊派资金是导致我国税收收入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加快清费立税工作，既可以实现税收预算的增收工作又能做到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对产业政策进行调节，使税收优惠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不断完善现行税收制度
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堵塞漏洞、惩治腐败，加强税收清缴工作，严格税收执法是目前税收工作的核心。通过开征新税种、调整税率增加税收收入，发挥税收的削高调控作用和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作用，实现收入分配的基本公平。对各行业进行深入分析，了解实际量能情况；从企业的生存周期入手，合理估计其优惠期间，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运用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随时保持关注，对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要进行实时监督，不断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产业布局，才能在巩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防止产业失衡，促进经济积极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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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杰，潘贤掌.关于地方税收预算性增收与政策性减收问题的思考[j].中国财政，2001
3.刘慧民.对税收计划任务管理的反思[j].税务研究，2004
关键词供给和需求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U12文献标识码:A
1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单双号限行措施
车辆的单双号限行,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现有的交通压力,北京奥运会期间暂时施行单双号限行措施确实缓解了一些交通压力,且减少了环境污染。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单双号的限行只是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强行限制了每天公路上车辆的供给,供给数量发生了变动,但人们对私家车的需求数量并没有发生改变。每天的上下班,外出仍在正常进行,限制了使用私家车,人们就只好利用其他的“对策”来应对这种“政策”。
第一种方法就是选择其他的公共交通替代私家车出行,如公交车,出租车等,这也许正是管理部门所希望的,同时对公共交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公交车供给的数量,时间的安排等。短期的放弃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许多人可能会接受,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大背景下。但不能忽略的是,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目前的公共交通还没有达到可以更加体现出公交优先优势的一种水准。以北京为例,北京南站开通了到天津的快车,但是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发展,北京到天津只需27分钟,但是从北京南站下车后,道路开始变得拥堵,花费好几个27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这就是因为交通的衔接不够完善。公共交通带来的种种不便利性,长期下去,使许多人不愿再使用公共交通,尤其是习惯了私家车出行的人们。于是就产生了第二种方法,开始考虑购买第二辆车,两辆车分别是单双号的牌照。这样既不会违反规定,同时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便利。所以,单双号限行措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压力,富裕的人可能会买两辆车,有权力的人有自己的公车,单、双号车都有。
图1图2表示的是随着单双号限行后,均衡数量和人们为了使用私家车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关系,横坐标表示均衡数量,纵坐标表示为使用私家车所支付的价格。DD表示已拥有私家车的人愿意使用私家车的需求,SS表示已拥有私家车人能提供私家车的供给。单双号限行后,由于非价格因素的改变引起供给数量的变动,供给曲线SS向左上方移动,需求曲线DD并没有发生变化。限行前,均衡数量为Q1,为使用私家车支付的价格是P1,限行后,均衡数量由Q1Q2,价格由P1P2。不难看出,限行后给人们的出行带来的不便导致人们为使用私家车愿支付的价格P上升。若长期施行单双号限行,消费者为使用私家车所愿支付的价格P还会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只有人们对私家车的需求同样做出改变,达到新的均衡时才会停止。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购买第二辆车,同时这会使我们陷入另一种忧虑当中,如此的单双号限行到底对交通压力的缓解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2单双号限行措施引发的问题
2.1单双号限行引发的利益争议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即“经济人”假设,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单双号的限行使拥有私家车的人的利益受到冲击,私人物品的合法使用权利受到了政府的控制。不同的人在汽车单双号限行问题上的利益不同:一方面,会给经常驾车出行的有车族带来不便,并实质性地造成其权利受损和社会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若放任原来的交通状态不管,全体公民都将支付高昂的交通、环境和时间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涉及到了外部性问题。科斯第一定理认为,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或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市场机制可以把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现实生活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就需要合理的制度来减少利益的争议。
2.2单双号限行产生的“权力寻租”
在北京实行单双号限行中,仍然存在部分车不受此限制,如具有某些通行证的车辆,可能有很多有权力的人就能得到各种单双号可以无障碍通行的证件,而普通的老百姓却无法获得,权利分配不均引发社会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有效管理这样的证件,使其不会破坏施行单双号限行的本意及目标?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就必定会出现寻租的可能。通过市场分配取代行政分配,让权力无法寻租。
3对缓解交通压力的建议
3.1减少对私家车的购买需求
市场上,人们对私家车的需求同样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包括市场上汽车的价格P*,消费者的收入I,私家车带来的便利性C,政府出台的政策G(包括各种购车的优惠政策,各种税费的改革等),其他支出E,替代品S,所以Qd=aP*+bI+cC+dG+eE+fS(a,b,c,d,e,f代表各因素所占的权重),而在以上这些影响因素中,政府能够有效地进行控制的应该是出台政策,包括为刺激消费,出台的购置税减半等,这些优惠政策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甚至会促进他们提前消费。因此为减少购买需求,政府可以提高一些收费的标准,增加一些收费项目等措施,如:提高黄金地段的停车费,限制新车牌照的发放量等,虽然新车牌照限量发放存在弊端,但这毕竟也是对减少私家车购买一种思考。
3.2完善公共交通体系
如果从根本上减少了私家车的购买,那必须有私家车的“替代品”产生。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私家车人均拥有量并不高,但高使用率确实增加了交通压力。私家车的使用率之所以高,是因为使用私家车的人认为缺少比开车更为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公共交通达不到需求。所以,除了暂时性的缓解措施,更重要的是要从长远角度出发,通过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现有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的服务水平,引导有车族在上下班的时候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当公共交通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后,由此花费的成本比私家车低,人们就会很自然减少私家车的使用,从而缓解了交通压力。
3.3扩建道路
之所以出现交通拥挤现象,归其根本,是由于供求失衡造成的。私家车数量的增多,快速增加了对道路的需求,而道路的供给在短期内是缺乏弹性的。由于土地面积的有限,更无法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扩张。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道路的扩建,缓解交通压力的反作用力会再次促进私家车需求的扩张。
道路属于边际生产成本为零,而边际拥挤成本不为零的准公共产品。当价格为0时,通过量将达到Q1,拥挤线QY和需求线DD相交,表明在一定的价格下,产生了拥挤现象,车辆的继续增加会阻碍交通。图中的阴影部分代表由于拥挤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若要减少拥挤,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要想办法使拥挤线QY右移或减少Q1,即Q1不超过QY。道路的扩建可以起到一定的减缓作用,但这只在一定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缓解交通拥挤问题。
4结语
奥运期间北京施行的单双号限行政策,使北京的交通状况大有改观,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着实引发人们的争议,单双号限行能否长期施行?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做法可以说只是“治表未治本”了。
现存的交通压力如何解决,需要管理部门综合各种因素进行考虑:措施的可行性,老百姓的利益等。当然,不管政府出台哪种政策,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需要一个试行的过程。当一种政策的实施涉及到很多人的公共利益时,就更不能武断的出台。单双号的限行引发了有车一族与无车一族关于道路通行权的争论,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更应该广泛汲取民意,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让各方都能够充分有效地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并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开化,透明化。
注释
冯玉军.单双号限行与公民社会中的权力冲突及其解决[J].法学家,2008(5).
顾建光,王树文.公共经济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沈刚.从单双号限行看北京交通治理[N].2008.10.
顾建光,王树文.公共经济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杨涛.单双号限行政策存废争议.程序正义比结果更重要[N].中国青年报,2008-9-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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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刚.从单双号限行看北京交通治理[N].2008.10.
环保部人员指出，编制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就是要通过对产品、工艺、设备进行深入分析、科学论证，来反映其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有差别化的政策，将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价值内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强化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同时，通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取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政策，遏制“双高”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鼓励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工艺，逐步降低重污染工艺的权重，加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投资，达到以环境保护倒逼技术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
专家说，这次的新名录，类似于产品核对标准，取消出口退税将遏制“双高”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推动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工艺并加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投资，达到以环境保护倒逼技术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对生产企业来说，是一次环保和产品出口的博弈。我国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达到13%，大型出口商需依赖出口退税政策来获得与国外企业同等的竞争条件。大规模产品出口公司的天平更倾向于出口退税，因为这关系到企业成本问题。企业面临抉择时，会通过加大环保设备投入来避免被取消出口退税的资格。
第二，利于环保行业全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关于节能环保政策的颁布数量和标准要求是空前的，此前做出的总体规划和细则直接针对污染企业，处于被动减排状态的公司积极性不大，减排效果不尽人意。环保部门此次以取消出口退税为条件，涉及企业根本利益，推动其积极购买环保设备和上马环保工程设施，强化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
[关键词]“双减”；教研供给；教育质量；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教研工作是我国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建立教研制度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教研员的主要任务是教材教法的指导。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育观念在发生变化，教师教的行为在变化，学生学的方式在变化，教学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总之，教研观念、理论、手段以及人才成长的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教研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近期，党和国家为推动教育与新时代同行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对新时代的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加需要教研人员不断追求教育改革的新愿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把育人目标具体化，强调课程育人，突出立德树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直击社会、家长关注的教育热点和敏感点。“双减”政策，对教育的挑战和影响意义非凡。作为基层教研管理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时掌握党和国家对教育改革的新愿景、新引领，研究赋能，为学校、教师提供教研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
一、“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存在的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多次颁发有关政策文件，对教育发展、育人方针、办学质量等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规划。新时代教育对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面临着转型升级，教研工作面临新的供给问题。
（一）教学研究的导向性不足
根据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教研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研人员要遵循教育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深化本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以更高品质助力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就“双减”政策来看，从宏观上，这是一项关乎人民福祉、关于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性举措。因此，教学研究需要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基于生命成长规律，打通学科育人的主渠道，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横向融通、课内外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二）教学研究的系统性薄弱
“双减”政策更加强化学校的主阵地，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因此，高质量的育人应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注重达成的结果、实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优化等系统科学的研究。注重整体学科质量体系、新型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因此，教研工作要系统突出全面的育人研究。一是更加关注学生如何学习。从以往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研究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以及学习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创设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学习环境。二是更加关注各学科课程的育人价值。落实好各学科课程是完成全面育人的关键，要引导教师基于学科的本质特点、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课程内容模块或主题进行相应的课程开发或教学方式改革。三是更加关注教育教学全过程研究，要在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程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指导学校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要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三）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度欠缺
“双减”实际上是检验和修炼学校教育的内功，更是对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的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教研注重基于事实和数据，立足数据的精准分析，立足学情的精准定位，带动研究的准确定位，聚焦教育教学核心地带，精准发力，助力学校和区域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再发展。因此，从教研的方式来看，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基于个体经验走向基于实证的研究，证据支持教研，用项目组织教研，运用数据、案例、经验三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研究。二是从粗放教研走向精准研究，服务实践需求，服务学生发展。面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采取主题教研、问题教研、“订单”教研等多种形式，坚持问题导向，以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问题的解决为主攻方向，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微创新。三是从零散教研走向系统研究，加强教学诊断力、理论支撑力、行动改进力，深化对教育教学改革规律的认识，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育人方式、突出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统筹性。
二、“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方向分析
“双减”政策下，需要思考教研如何面对问题，实现教研转型，提供科学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双减”政策文本中，“减”出现24处，同时“加”也出现24处。经过细致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在“不可为”背后，提供给了学校、老师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策略，其“可为”之处正是教研着力的方向。面对“双减”政策，教研供给不仅需要引导教师在头脑中拉起“警戒线”，对于文件中的禁忌做到不越边界、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更要从“可为”中读到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路径。文件中，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切，同时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教研管理人员，应该采取更加稳慎而又积极的思维方式，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客观分析、科学调整，从研究的视角引领教学管理，做好“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双减”政策的扎实落地。
三、“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教研供给对策
（一）增强系统观念，探索平衡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的综合配方
具体而言，“双减”对深化课堂改革、倒逼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市中区教研工作为例，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不就事论事，研究力求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解决学生作业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与作业管理等要素直接相关，还与课堂学习效率等密切相关，最终指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1.基于学生成长的“一点三线”“一点”即小学低年级零起点教学，区域内所有小学均已开设入学适应性课程，形成优秀适应性课程教学案例50余项。区域制定了一年级语文、数学学科教师实施指导建议，低年级教学紧扣兴趣和习惯，突出课堂“六有”特质：教学设计要有情有趣，策略实施要有道有法，目标达成要有效有意义。学校编写《零起点入学指导手册》“学生篇”与“家长篇”，注重与家长的沟通、引导，保持教育的一致性。零起点教学的导向让教师尊重规律、科学启蒙，让教育行为落地更理智、更科学。“三线”是在教学过程中，坚守减负红线、成长绿线、质量底线。市中区教研室坚持科学完整的质量标准、健康正确的人才标准，建立起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并行的常态调研机制，实施科学多元的绿色质量评价，形成“诊断、分析、反馈、改进”的质量提升机制。大量借鉴国家质量监测方向和做法，内容既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能力，还包括学习状态、学习体验、学业负担等基本要素，积极运用基于大数据的评价结果，引导教师用科学、理性和人文的方式达成教学的高质量。质量的提升，是在共同的质量观下，教学常规、教师、学生诸多要素对于目标支持的过程。“一点三线”，不是简单、机械的累加，而是如同立体交互的有机体，始终引领、规范着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发挥着综合统筹的作用，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2.以学生立场来研究课堂从“双减”政策来看，学生自主的时间、空间被最大化地释放。教师必须立足学生学习的视角，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品质。既关注学习的共性规律，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分析，以“学生立场”来研究教学，帮助学生形成主动学习的新样态。（1）探究“真实学”的要义。教学研究中要努力从片面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系统探究“学生的学”。结合小学生学习特点，在以往课堂研究基础上，重点强化了三个维度，即愿学、会学、学会。愿学指向动机与感受，是否帮助学生对课堂和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感受。会学指向理解与联系，是否指导学生将新知识与他们已经掌握的内容联系起来，对新信息进行组织。学会指向生成与应用，是否能够有意义地运用知识，通过问题解决、实验探究、系统分析等路径，培养关键能力和达成核心素养。（2）拓宽“真实学”的路径。一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基于课程标准，聚焦“启发式、个别化、自主性”三个关键词，加大问题导向式、“教—学—评”目标一致性等教学方式的研究，以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二是针对以往知识为结果的课堂，大量刷题的现象，提出以恰当的生活拓展为外延，鼓励教师创设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项目式学习，释放学生的思维力、研究力，学习力，让学习真实发生。三是善于捕捉不同差异学生的认知动向，开展精准学习支持和学习辅导，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确保每一个学生享受在学习之路上的自我升级。（3）设计“强课提质”路线图。研究中，学科组设计专项的观测量表和记录表，分析课堂问题、学生表现，围绕观察与数据展开评课、教研，建构从教到学的自主学习新生态、新手段、新方法。区域教研管理过程中，紧扣课堂主阵地，开展基于学习的诊断和会诊，突出三条路线：各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基于学科教学的学情会商，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学校要健全教学工作例会制度，校长至少两周召开一次教学工作例会，课堂学生学习效果随堂监测达标率达到80%以上；区域内每学期开展一次所有学校领导干部的听评课和参加教研活动情况展评活动，促进学校及时分析探讨教学工作形势和任务，以此引领每所学校实现强课提质。
（二）强化问题导向，重审作业功能，促进品质提升
“作业”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以往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与管理。现在从学生学习角度重新审视作业功能会发现，作业是从有教师指导的课堂教学，过渡到没有教师指导的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依靠自身的能力去理解、内化和掌握学习内容的过程，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过程。1.强化作业的管理机制区教研室从把握功能、严控总量、提高质量、强化管理等方面持之以恒的整体性推进，打出富有针对性与操作性的“组合拳”。以学校作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相继出台了《市中区中小学作业管理意见》《市中区中小学学科作业管理规范》。探索和构建了“学科研发+年级统筹”提质控量的管理模式。学科教研组关注作业的质量研究，研究一周作业清单，做到统一进度、统一内容，统一形式。年级责任人关注作业的数量控制，整体协调，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筹，形成符合班级实际的每日课时作业清单。“控量”是要切实减掉低效的、过重的学生负担；“提质”是为充分发挥作业功能，使作业练习更精准服务于学生的学习。2.提升作业研究的品质通过“四步走”研究模式，实现作业设计与教学设计同步。第一步，教师初备，将作业设计融入教师的个人备课，每课备课之后，要有针对教学目标的作业初步设计。第二步，教研集备，利用好每周的学科集体备课时间，对作业进行专题研讨。学科教研时，立足梳理教材体系，研磨教学目标，精准优化作业质量。第三步，实践微调，各班级根据授课时反映出的学情状况，组内微教研适当改进、作业微调整，力求更加切合学生需求。第四步，统筹反思，汇总学生作业问题，力求更加精准地导向新的教学策略，实现教、学、作、评的一致性。3.优化作业结构在“双减”政策下，减去的是机械重复，效能上要体现“三多”，即多应用、多探究、多分层。通过周末学科拓展作业、每日劳动实践活动清单、假期探究实践作业等方式，链接学生的生活，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聚焦关键环节，探讨过程评价力求多元可视
必要的考试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义务教育学校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功能。认真学习落实《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关系。“双减”后，政策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书面纸笔考试，义务教育三年级以上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减少考试次数，怎么知道学生到底学会没学会？1.探讨低年级“闯关”实践评价在低年级期末监测评价改革中，聚焦学生的生活经验，探索情景式、开放式的多元评价方式，初步形成对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动态考察。2.加强学习过程评价完善学习过程评价，鼓励实践性评价，重点通过开展课堂观测、随堂练习、实验操作、课后作业等方式，开展学生学习情况的即时性评价，通过定期交流、主题演讲、成果展示、学生述评等方式开展阶段性评价。3.全面提升教师命题能力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命题，通过对命题方向、评价标准、评价形式、评价手段、反馈方式等研究，培训和指导教师从以知识为本、结果为本的评价，走向核心素养的评价，突出真实情境与问题导向，关注学生的深度思维，使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得以表现，从而更加趋向于科学。
四、结语
新的形势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升教研品质，实现教研的科学供给。面对“双减”，我们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致力于探寻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树立大教研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益导向,在育人价值研究、课堂教学变革、学习方式改变、区域整体实践等方面，不断提升教研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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