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民间经济组织；民主政治；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306；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237－02
一、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的概况
农村民间经济组织，也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等等，是以农民为主体，按照自愿参与、互惠合作等方式进行互助活动的农村互益性经济组织。包括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专业技术协会、产业化协会、研究会、联合体，以及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等。
我国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于90年代，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换以及加入WTO的国际化大趋势而兴旺起来的。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在农村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立足本地，联结全国，以集体力量闯荡大市场，促进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科技的开发和推广；起到维护当地市场秩序的作用；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搭起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改善了政府对农村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手段；有效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显而易见，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在我国农村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二、我国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对农村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
（一）农村民间经济组织有效培养了农民的现代合作精神和民主政治素质
中国历来是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度，相互之间的封闭性造成了中国农民合作精神的缺失，尤其是不擅长运用现代意义上的合作方法来解决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因此，中国农民虽然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却无法摆脱经济落后、社会地位低下的处境，从而成为我国最大的弱势阶层，也成为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由此看来，中国农民需要某种现代化的启蒙。而农村民间经济组织正是一种培养农民现代合作精神的学校:农民通过合作过程的锻炼，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学会了怎样进行合作，提高了组织化程度，最终有助于消除传统小农意识，培养现代公民的合作精神。公民的合作意识正是现代民主生活必不可缺的基本素质之一。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塑造了中国农民的“顺民”、“臣民”性格，使他们缺乏主动争取自身权利的参政意识，或者就是相反，发展到“”的另一种极端，而少有西方公民的理性精神。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则可以通过现代组织生活锻炼农民的管理能力，激发他们的参政热情，拓宽他们的生活视野，使其整体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其中包括提高他们的现代民主素质。
具体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可以通过学者冯开文对深圳市横岗镇的调查研究加以证明。横岗镇农民通过当地经济合作组织，首先，“形成了有章可循和按章办事的制度习惯”；其次，“提高了村干部的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水平”；再次，“有利于确立村民的‘主人翁’地位”；最后，“推动了该镇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1]。这样，当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地加强了民主治村、依法治村，而且提高了农民素质，最终达到村民凝聚力增强、社会稳定的目标，使村民自治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这一切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要求和实际内容。也只有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逐步实现民主化的生存方式，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才会走上正轨。
从反面来看也是如此。冯开文在山东等地的调查证明，村民自治在没有合作社的地区，发展的相应更不规范[1]27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不能团结成一股坚强的合力来制约并督促村民自治的具体运行；另一方面则在于，当地农民缺乏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的民主作风和现代管理经验，没有形成相应的民主习惯和民主行为。
（二）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的发展为村民参政提供了经济实力
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民间经济组织产生较早、数量较多，同时，当地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例如山东烟台的莱西市，全市已有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1000多个，其中农村经济协会58个，2005年初仅有农村经济协会27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多，呈加快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2006年第一季度，该市新成立的农村经济协会达到17个，平均不到6天就有一个新的农村经济协会成立。目前，全市75%的村建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60%的农民加入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同时，由于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当地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参与村民自治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且往往对村民自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农民与农村民间组织的关系是经济上的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对农民来说，经济上依附于这个组织，必然在政治上依附或屈从。一旦民间组织（或它的负责人）希望在村民自治中发挥作用，必定会得到该组织成员的拥护和服从[2]。
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参与村政必须坚持理性化、法制化、程序化的原则，否则可能局限于个别组织自身利益而忽视其他农民的利益要求,从而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农村发展。
（三）农村民间经济组织有助于我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
农村民间经济组织帮助农民进入市场，有效保护和实现农民的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民间合作经济组织成为企业和农民之间互利互惠关系的纽带，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实现。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其特有的民办性、合作性和专业性等优势，把服务渗透到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解决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统不起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包揽不了、农民单家独户又不能干的事情，完善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农村民间经济组织有助于促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随着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的出现，有些地方的农民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了自身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和政府财政税收。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的工作压力，也促进了乡镇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例如，程同顺通过对天津郊县的调研证明，过去许多乡镇干部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管得过多过死，反而吃力不讨好，搞得干群关系紧张；现在有了各种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后，农村经济反倒发展得更好了。鉴于这种认识，有些乡镇政府主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财政投入，乡镇领导则把精力集中在其他该办的事情上[3]。这种情况明显增强了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促使它们不断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执政道路，有助于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三、农村民主政治对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的影响
（一）农村民主政治对农村民间经济组织有助推作用
冯开文在深圳的调查证明，村民自治制度在当地得到有效的推行，在此背景下实行的农民经济合作制度也取得了良好的绩效，从而加快了当地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具体在于，村民自治下的村民直选、村务公开得到有效落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保证了民主决策和财务监督的实际执行[1]251、257、257。这样，各个村内就形成了一种民主办事的作风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氛围，将其推而广之，运用到经济合作组织的具体运行当中，带动农民对当地经济合作组织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从而使其获得健康快速发展。因此，在村民自治营造的良性环境里，积极放手发展民间经济组织并加以创新，从而形成经济组织对政治组织、经济制度对政治制度进行监督制约的制度格局，预期是当前农村经济制度演进的方向。
（二）农村民主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阻碍了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的成长
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滞后，严重阻滞了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也严重影响着农民合作经济制度的发展创新。徐旭初认为，未来可能改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因素之一就是“政府的规制和导向、农村民主政治进程”[6]。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制约作用，即经济制度的创新需要法律等政治制度的界定和规范，甚至需要必备的政治制度环境，尤其是宪法等政治制度的出台和修改加以保障[1]270-271。我们可以将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看作是经济制度，将村民自治看作是政治制度，那么，前者对后者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即经济制度发育迟缓的地方，其政治制度的演进也不够理想；同样，政治制度演进不良，也阻滞了经济制度的变革。因此，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民主化氛围，加快农村政治民主化的程度，既能够助推各类农村民间组织的成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冯开文.合作制度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94-296．
[2]吴学宝，赵世龙.浅议农村民间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青岛民间组织网2006-06-22．
一、拉美国家：军人独裁与经济高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比较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军政权或文人政府的高压政治下取得的。
在拉美历史上，尤其在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后，名谓“考迪罗”的军人独裁在拉美司空见惯。20世纪60年代，军人当政再次风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发现，60年代上台的拉美军人与历史上的“考迪罗”大不相同：（1）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之上的行为，而新的军人政权则是由整个军人体系控制。（2）“考迪罗”大权独揽，尽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经济。但新的军人政权在经济管理上则大力依靠技术专家，以弥补军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欠缺。因此，军政权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较高。（3）“考迪罗”关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权欲和财产欲。新的军政权虽然在政治上也为了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而实行高压统治，但它非常注重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统治的合法性。
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军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奥唐奈将前者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又译“官僚权威主义”)政权。他在其7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对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书中，对60年代处于军政权统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1]在奥唐奈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对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从而使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引人注目。
在官僚威权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眼中，传统的政治格局是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军人以一种敌视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认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无能、腐败和自私，政党政治则使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官僚威权主义政权还认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则是由于国家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文人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军人对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并为自己的统治作出长期的安排。与此同时，这些有权有势的军人还抑制政治活动，取缔民众政治组织，以消除他们眼中的那种所谓国内政局动乱的根源。
可见，一般而言，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政府部门的职位交给具有技术专长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众。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动。第四，积极谋求与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改善关系，以振兴国民经济，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2]
巴西曾经是最为典型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正如斯基德莫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3]一方面，巴西的军政权强调政治稳定，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另一方面，军政权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自己首要任务，并为此而启用了一些文人担任经济部门的要职。例如，在布兰科将军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罗伯特·坎波斯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成为巴西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坎波斯拥有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巴西的银行部门担任过重要的职务，甚至还做过大学教授。他上台后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改组，修改了劳工法，简化了出口贸易的有关规则，并使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变得进一步体制化。
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是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特点的拉美国家。1973年9月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在智利强制推行官僚威权主义政体”。[4]皮诺切特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动乱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5]（由于智利军政权特严重违反人权，镇压了大量左翼人士，其中包括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1998年10月16日，英国警方应西班牙政府的引渡请求，将正在英国治病的皮诺切特拘留。这一“引渡”风波直到2000年3月才得以解决。）然而，就在皮诺切特军政权不断强化专制统治的时候，一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即芝加哥弟子）在经济领域中实施了深刻而有力的改革。他们为智利经济开出的处方是：减少国家干预，扩大对外开放。皮诺切特曾说过：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使智利“不成为一个无产者的国家，而是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国家。”[6]
应该指出，尽管智利在80年代初曾遇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说来，在皮诺切特当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智利甚至还被认为是拉美经济改革的“先锋”。
二、“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的特点
在东亚，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也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的特点。一般说来，朴正熙政权从70年代初起开始向官僚威权主义过渡。朴正熙对民众的民主化要求进行了有力的镇压。尤其在1972年推行“维新体制”后，朴正熙用军法限制工会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禁止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并加强对新闻工具的控制。但是，在经济领域，韩国的历届军政权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和调控，朴正熙于60年代初成立了经济企划院（EconomicPlanningBoard），由副总理直接主管其工作。在这一近百人的机构中，20％的成员是经济学家，其他成员则是政治、工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专家。正如朴正熙本人所言，“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而且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稳定，军事革命政府暂时中止了大学生、工会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在民主党统治时期曾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不安。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由教授和专家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动员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决策。我们有意约束军官们的主观和草率。”[7]
除韩国以外，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军政权。陈敦仁等人更是有力地指出，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一书所确定的7个发展中“奇迹”经济，都在其二战后的历史中表现出专制(authoritarian)或“半专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点。例如，泰国在70年代中期的“民主开放”以前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军人统治。80年代出现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但1991年又爆发了军事政变，尽管不久以后就还政于民。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党制统治下，军人政治已演变为制度化。台湾在80年代中期的“政治开放”以前，基本上也是一党统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自独立以来，其政治权力一直被垄断在一个政党（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或由一些党派构成的联合阵线（如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的手中。[8]
总之，许多东亚国家（地区）当权者的统治方式却被许多人贴上了“软威权主义”（softauthoritarianism）的标签，他们奉行的民主被人们说成是“亚洲特色的民主”(Asian-styledemocracy)。
“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东亚拥有自己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此，西方社会信奉的那种民主不适合东亚。第二，不能以牺牲整个团体（community）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所谓“自由”。第三，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比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更为重要，而且民主必须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改善经济福利服务。第四，民主必须以政治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为基础。这一共识就是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和巩固政治稳定。第五，尽管“软威权主义”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样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9]
三、政治和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是其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总体变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亦即政治领域的变化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变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威权主义的不同形式。威权主义是介乎于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而是想方设法地限制民主的发展。[10]无论是官僚威权主义，还是“软威权主义”，都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进步的国家，[11]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换言之，政治上实行专制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的，因为这样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声望，因而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也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例如，格迪斯认为，由于民主政权能更好地赢得公众对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权同样能顺利地开展经济改革，也能加快经济发展。亨廷顿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阻碍民主的障碍。[12]而利普塞特则从另一角度指出，“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国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机会就愈多。”[13]与上述论点不同的是，也有人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有利于经济发展。例如，萨克斯指出，与民主政权相比，威权主义政权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成功，因为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在选举中失去选民的支持，尽管有些选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极影响的打击，如失业和收入水平降低。[14]库尔斯认为，威权主义政权在推行各种政策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政治上专制的政府能压制工会活动和降低工资水平，甚至还能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因而能促进投资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与此相反，民主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在位时间，常常千方百计地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包括经济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开支和扩大消费，等等。其结果是，国内资本积累受到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难以成为现实。[15]
库尔斯还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生产简单的非耐用消费品；（2）生产资本货；（3）生产耐用消费品。在第一阶段，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议会制，第二阶段则出现了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意大利，但在第三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国家。[16]这似乎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轨迹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阶段性的反复。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民主的到来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17]阿尔蒙德则认为，政治经济的增长、发展、现代化和进步，不论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4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这4个因素是2个P和2个W。2个P是政治变量，即政府的能力或权力(power)以及人民的参政(participation)或民主化，2个W是经济变量，即财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个变量都得到同等速度的进步？能否同时增强政府的能力和权力，同时提高人民的参政程度，同时加快经济发展，同时改善福利？阿尔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18]
[编者按：如果阿尔蒙德的回答是正确的，那么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一场谎言。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强权。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大批人辛勤的付出与一批人被淘汰。不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就不可能获得高增长。中国要小心这种经济高增长。]
五六十年代颇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更为明确地指出，经济增长与民主制度的巩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政局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从历史上看，除英国以外的其他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工业化则基本上都是在专制政权下进行的。[19]
四、威权主义的作用与付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滞不前的一段时期内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佳绩。然而，同样不容否认，许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从来没有取得经济奇迹。可见，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至少可以这样说：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关系并非永远存在，它仅仅适合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换言之，影响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如政权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变量，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外部机遇，等等。不过，拉美和东亚的发展进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种发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时期的发展模式），都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与之匹配。如果这种政治制度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它就应该被视为是合理的。此其一。其二，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包括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历史因素在内的特定条件和具体情况。
但是，威权主义政府确实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尽管这种统治也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因此，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是脆弱的。换言之，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并非能永远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相反，它甚至会制造出一些不安定因素。事实上，韩国在二十多年的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使整个社会非常动荡不安。“光州民众抗争”就是一个例证。这一悲剧最初从光州大学生反对戒严和停课令开始，后来发展到工人、市民、公司职员、店员等民众与军方展开激烈的武力冲突。据戒严司令部的统计，在冲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军人15人。[20]
此外，威权主义政治容易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质，产生严重的腐败。90年代后期曝光的韩国一些财阀企业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核心，一是如何认识政府的权威性，二是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
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指出，“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在采访约翰·加尔布雷思时曾问道：“你认为民主对发展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吗？”加尔布雷思所作的回答似乎是耐人寻味的：“从信仰的角度讲，我支持民主政府，但我同时也意识到，民主政府可能会成为软弱政府或者是无政府的幌子。我们不得不透过民主来看一下治国能力的问题。”[22]如果政府的政策调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无法付诸实施时，政府采用一些强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朴永泽也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韩国的决策者是无法实施那些困难的经济政策的（如降低工资水平）。确实，如果韩国政府建立的是一个非干预的、自由的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由价格决定市场的供求和由市场配置资源，那么，很难相信韩国会取得其经济上成功，也不会实现经济调整。”[23]他还认为，韩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权”的性质（thecentralizednature）。韩国政府用一种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难以行得通的方式来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推行其政策调整。它使劳工组织软弱无力，从而使工资处于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储蓄和外部储蓄（两者均由政府决定）每年为国内投资提供了60％的资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国民经济中几乎三分之二的投资资金。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此外，政府还对金融部门的信贷分配实行管制。当然，从理论上说，政府决定资源的配置并非总是高效率的。但韩国政府在动员内部和外部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方面，却是成功的。[24]
与政府权威性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发展型政府”?发展型政府的特点是：它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种前后一致的构想，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具有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倾向，拥有足够的相对独立性，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有能力调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于有能力加快资本积累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25]约翰逊为“发展型政府”总结的特点是：（1）经济发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有时甚至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2）崇尚私人财产和市场规则。但政府的决策者常常为了加快发展而制定带有干预性的产业政策。（3）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通常有一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部门。该部门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工作效率高。[26]
许多学者认为，许多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是典型的“发展型政府”。这些政府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有所不同。实践证明，发展型政府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与发展型政府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所谓“强政府”（strongstate）和“软政府”（weakstate）。一般而言，“强政府”具有以下特点：高层领导人通常采用专制的统治手段，将工业化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制定经济计划和实施经济政策等方面向技术专家授予较多的权力。而技术专家则有能力使私人部门和国内各地区的压力屈从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也能使政府的科层（bureaucracy）变成一个守纪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27]简而言之，能够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中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全社会长期发展计划的政府，就是“强政府“。[28]毫无疑问，缺乏上述特点的政府则是“软政府”。按照缪尔达尔的定义，“软政府”既无行政管理能力，又无实施发展政策的政治意愿。[29]琼斯等人认为，韩国之所以能获得经济“起飞”，主要是因为韩国实现了从李承晚的“软政府”向朴正熙的“强政府”转变的过渡。[30]
五、墨西哥经验：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自80年代起，无论在拉美还是在东亚，一些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讨论或实施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以强化政府的管理能力和适应经济改革（调整）的需要。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正确把握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先后顺序是十分重要的。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曾指出，在完成经济自由化这个任务以前，他不会在政治上放松。他还说过，他决不会犯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那种错误。[31]在与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话时，萨利纳斯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变化失败了，盼望已久的民主变革没有成为现实。……这与两种改革的不同节奏有关，但经济是当务之急。”[32]但是，1995年8月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政治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政治改革和体制性改革没有伴随着经济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在目前来说只能意味着微不足道，在今后来说则将永远处于脆弱的地步。这仅仅是因为民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等等本身是好东西。”“虽然总的说来墨西哥过去和现在的痛苦都是经济上的痛苦，但事实上这种痛苦的根源是政治问题。……塞迪略的党（即革命制度党）统治墨西哥已经66年了。只有在它愿意不再统治墨西哥的时侯，这个国家才没有必要去用迷信的方法来求得好运气。”[33]
毋容置疑，萨利纳斯的那种轻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不足取的，而《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种只有革命制度党交出权力才算进行政治改革的论调则更加荒谬。此外，还应该指出，就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127;如何为经济改革创造出适宜的政治环境，才是政府在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过度利用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但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外资之所以逃离墨西哥，就是因为1994年墨西哥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荡：继恰巴斯州农民在是年元旦揭竿而起之后，又接连发生2位革命制度党要员被害、总检察长辞职和一位银行家被绑架等事件。动荡的政局与一些不良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促使大量外国资本逃离墨西哥，从而爆发了震惊全球的比索危机。
在探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系加快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如前所述，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位70多年，较为成功地保持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尽管60年代末和1994年曾分别爆发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34]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维系国内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第一，革命制度党具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第二，国家的权力能以和平的方式交接。第三，政府能进行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35]
六、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通过比较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在一些拉美和东亚国家，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军队的作用不只是限于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外来而非自己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军队很可能在全面的集中制、尤其是协调和控制问题上成为极为关键的力量。”[36]“军队的效率、划一、机动性、组织性、纪律性和现代性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进行社会整合和构建一体化政治体系的力量。”[37]此外，军队还能以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为理由，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长期存在着一党统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是这些国家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起连续执政到2000年，在位70多年，成为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38]诚然，正如雅凯特所言，一党制在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都是“十分有用”的。如在80年代的墨西哥，为了减轻经济改革的代价，革命制度党在工会组织的支持下，实施了针对穷人的扶贫计划（PRONASOL），并与私人部门一起，达成了对付经济困难的“团结协定”。在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没有面临民众的强烈反抗，但他仍然利用一党制来维系和调整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编者按：经济发展也意味着一场社会成员素质的改造，由自由散漫的农民变成训练有素的工人、职员和市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或许需要军人来参与和维持这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军人的组织纪律训练与工人和职员的组织纪律训练都是同样的。]
注释：
1，GuillermoA.O'Donnell:Modernizationand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StudiesinSouthAmericanPolitics，Instituteof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3.
2，T.SkidmoreandP.Smith:ModernLatinAmerica，fourth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57.
3，T.SkidmoreandP.Smith:ModernLatinAmerica，third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180-181.
4，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5，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6，转引自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7，ParkChung-Hee:ToBuildANation，AcropolisBooks，1971，pp.102-107.转引自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8，Tun-jenCheng，StephanHaggardandDavidKang:Institutions，EconomicPolicyandGrowthintheRepublicofKoreaandTaiwanProvinceofChina，UNCTAD，1996，p.4.
9，关于“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的含义，见Yung-MyungKim:“‘Asian-StyleDemocracy’:ACritiquefromEastAsia”，Challenge，No.3-4，1998.
10，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91页。
11，国外学术界在探讨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使用“政治体制”（politicalregimes)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体制”（regimes）主要是指政治家用来获取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法”（methods）。（见J.BensonDurham:“EconomicGrowthandPoliticalRegimes”，JounralofEconomicGrowth，March1999，p.81.)
12，转引自LarryDiamondandMarcPlattner:TheGlobalResurgenceofDemocracy，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3.
13，SeymourMartin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March1959.
14，JeffreyD.Sachs:SocoalConflictandPopulistPoliciesinLatinAmerica，InternationalCenterforEconomicGrowth，Cambridge，MA: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1989.
15，JamesKurth:
16，J.Kurth:“IndustrialChangeandPoliticalChange:AEuropeanPerspective，”inDavidCollier:TheNewAuthoritarianisminLatinAmeric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
17，陈晓律：“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81页。
18，G.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61－363页。
19，Yung-MyungKim:“‘Asian-StyleDemocracy’:ACritiquefromEastAsia”，Challenge，No.3-4，1998.
20，姜万吉：《韩国现代史》（中文版），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67页。
21，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中文版），三联书店，1990年，第516页。
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中文版），1999年12月号，第3页。
23，Yung-ChulPark:“Korea”，inR.DornbuschandF.L.C.H.Helmers(eds.):TheOpenEconomy:ToolsforPolicymakersinDevelopingCountries，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404.
24，Yung-ChulPark:“Korea”，inR.DornbuschandF.L.C.H.Helmers(eds.):TheOpenEconomy:ToolsforPolicymakersinDevelopingCountries，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40.
25，JamesL.Dietz:“OvercomingUnderdevelopment:WhatHasBeenLearnedfromtheEastAsianandLatinAmericanExperiences?”inJamesL.Dietz(ed.):LatinAmerica’sEconomicDevelopment:ConfrontingCrisi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5，p.192；M.Castells:“FourAsianTigerswithaDragonHead: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State，EconomyandSocietyintheAsianPacificRim”，inR.HendersonandJ.Applebaum(eds.):StateandDevelopmentintheAsianPacificRim，SagePublicatioons，1992.
26，ChalmersJohnson:“TheInterplayofState，SocialClass，andWorldSysteminEastAsianDevelopment”，inFredericC.Deyo(ed.):ThePoliticalEconomyoftheNewAsianIndustrial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
27，DavidFelix:“ImportSubstitutionandLatgeIndustrialization:LatinAmericaandAsiaCompared”，WorldDevelopmentNo.9，1989，p.1459.
28，TedC.Lewellen:DependencyandDevelopment:AnIntroductiontotheThirdWorld，Bergin&Garvey，1995，p.135.
29，G.Myrdal:AsianDrama:AnInquiryintothePovertyofNations，Pantheon，1968.
30，LeroyJonesandSakongIl:Government，BusinessandEntrepreneushipinEconomicDevelopment:TheKoreanCas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0.
31，转引自Economist，August26，1995，p.19.
32，EstherWilsonHannon:“ThePoliticsofMexicanFreeTradeandthe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in
33，LowellS.Gustafson:EconomicDevelopmentunderDemocraticRegimes:NeoliberalisminLatinAmerica，Praeger，1994，pp.162-16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关键词：政治经济一体化；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62-02
一、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来理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角度出发，其理论体系可以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的上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而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取决于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其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集中表现在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先进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会相应帮助它形成、巩固和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社会形态，揭示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它也是我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政治与经济两者的辩证关系，也体现出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治制度是以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行使为核心内容的一套正式规则体系，它以国家的存在为载体。政治制度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其性质和模式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同时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起到促进的作用，任何政治制度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最根本还是要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
二、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陈振明在《政策科学》中给政策定义为：“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标准，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和条例等的总称。”[1]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具体表现在政策的制定引导了各区域的发展。
（一）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提出的“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实行了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其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一是设立一系列特殊区域，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5年确定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2年设立浦东新区；二是给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减免企业所得税、开放金融服务、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三是鼓励沿海地区进行体制创新。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很快取得了成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明显快速增长，不仅显著增强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明显提升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说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政策的制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蓝图，其次，国家大力实施和推进政策的展开更是为这个蓝图的实现创造了条件，通过国家制度来影响地区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因此，可以说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开展实施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国家民族政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家就对的经济发展给予了特殊支持，拨给大量财政补贴，专项补贴和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并调集大批物资进藏。5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使经济逐渐好转。根据数据显示：1988年，地方财政收入打破“零纪录”，1992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1993年又实现1.94亿元。自1994年以后，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初，国务院批准建设青藏铁路。修建青藏铁路对加快西部地区特别是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沿线各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
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资源上给予了充分的后盾支持，不仅说明国家政策的制定在宏观上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集中流动，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可以体现这一点。
三、国际政治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互相制约和互相渗透。“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正是两者相互渗透的结果。
（一）国家之间的政治争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
济制裁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而在经济制裁的背后映射出政治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使用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在其经济制裁手段的背后是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推行，尤其体现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裁。阮建平在著作《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中提到：“美国的对华经济制裁始于1949年，在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1971年。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基于联合中国对抗前苏联的战略需要，逐步放松对华经济管制。1989年之后，美国又对中国实施了空前的经济制裁，虽然随后又逐步放松，但美国从未停止利用各种经济制裁手段推进其对华战略。”[2]数据显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给中国融资和技术进口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据世界银行估计，1989年6月之后，到中国的外国投资减少75%，特别是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实质上已经被关闭。”[3]
中国经济综合实力逐渐增强，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看成是潜在的威胁，并提出所谓的“中国”，因此通过经济上实施制裁试图打击中国的实力，以确保达到自己世界强国的霸权地位。
（二）将政治观点纳入经济领域，经贸活动附带政治条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的手法
利用贸易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常用手法。实质是利用双方的经济贸易活动，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其政治目的。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就是有关是否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发展贸易关系、施加人权压力的对华原则。美国国会年复一年地对中国发难，将人权与经贸挂钩，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相要挟，妄图逼中国在政治上就范。鉴于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担心失去中国这个前景诱人的市场，克林顿于1994年5月26日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将人权与贸易脱钩。
（三）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影响着双方经济贸易的展开
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曾说过：“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此两国之间的利益争斗直接关系着两国之间的关系。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美方采取的这一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给双方经济贸易带来了许多矛盾。有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一关税的颁布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这将鼓励更多的美国业者采取类似的措施，中美贸易上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由此可见，两国的关系不可能一直平稳发展，在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中国综合实力逐渐增强，而美国大国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两国的政治关系会折射到经济领域上来。
综上，全球化的发展日益推动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争端更多地体现在双方经济贸易方面。因此，从国家外部关系来看，如若没有和睦的国际关系，政治制度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紧张的国际关系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给双方经济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
经济发展的内因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外部环境同样也能够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比如是否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其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本。国家的政治制度可以理解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能够提供什么则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发展情况。一个民主稳定的国家，其经济也会稳定地发展；相反，一个社会秩序混乱，民心不稳定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必定缓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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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正文】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著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著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的出现，一代高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解决不了这一。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作为以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
[1]杨枫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C]．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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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企业政治经营企业经营战略
企业政治经营指由于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需要将政治手段纳入到生产、经营、营销和管理等所有决策的全过程中，政治力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企业家需要以政治家的眼光、胆识与谋略，通过发挥政治影响力来经营和管理企业。
企业政治经营及其必要性
企业实施政治经营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企业内部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门都有一定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愿望，大多数企业内部的组织冲突都是由于政治摩擦引起的。因此，成员和组织之间的政治协调是必要的。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仍然模仿行政管理的框架，有等级、职位、权利、责任等政治性需求层次，经营者必须利用经济手段之外的政治手段来约束成员行为。政治并非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权力的拥有，企业内部的政治协调的重要意义是在相互自愿的前提下创造、共享、分配政治权力，营造一种对等的、均衡的政治氛围。
（二）有利于创造企业发展的和谐外部环境
实施政治经营，有利于改变企业对其与政府、议会等政治机构或权力机构之间关系的认识。传统经营理论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这是一种危险的看法。企业应该改变传统的与政府关系的看法，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实施政治经营，影响政府决策，并与政府建立共赢互惠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创造自身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协调关系。企业应该转变传统的“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树立和谐共生的竞和观。从商业生态系统角度，企业应该经常地向关联企业沟通自己的生存主张，形成“政治共生，经济共赢”的局面；有利于建立与顾客和公众间的协调关系。顾客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但是顾客利益与企业利益有一定的矛盾，他们在购买产品的同时还要附加一些政治性主张，现代消费者是通过爱好、兴趣、志向结成不同的群体，其政治影响力不容低估，对其进行政治经营的主要手法是向他们灌输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形成自己稳定的政治同性顾客群体。
企业政治经营产生的背景
（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格局的要求
当今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左右，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非经济因素（如政治、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的干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出现两种趋势：一是政治经济化与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二是国际问题国内化与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日益突出。
（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各国政府纷纷从本国利益出发，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抛出“生态倾销论”、实施绿色技术壁垒等），国家间贸易摩擦渗透着政府因素；同时，民族中心主义高涨，政府利用国人对国货的偏好，及对外国货的偏见大肆宣扬“外国威胁论”，暗地诱导国人抵制外国货。
（三）安全成本日益受到关注
一是金融危机引起全球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思，维护金融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二是国际恐怖主义使得世界经济的安全成本大大提高，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日显突出。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人们认识到，全球恐怖主义的安全风险产生的后果远比最初想象的要大并且持续的时间更长。新的成本—特别是安全成本—大幅提高，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非经济因素来源广泛
企业经营中的非经济性因素由多种渠道产生：一是市场交易对象的需求目标不仅仅是经济性的。他们在要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附加上其他非经济性要求，如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不仅要考虑价格、质量等经济因素，还要关心环保和社会进步等非经济因素。二是大量的非经济主体（如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地区性社团、民族主义团体等社会组织）介入市场活动，与企业之间的磨擦日益加剧，威胁企业生存。三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企业的影响日益加深。
我国企业实施政治经营的策略
借鉴西方企业政治经营的经验，企业政治经营的方式与企业经营战略有直接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作用，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利用自身的供应能力，市场占有能力以及在技术、开发、宣传等方面的实力，将经济规模扩展为政治规模，他们的政治风险已高于经济风险，集团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政治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范围经济战略下，企业普遍发展多角化业务，这就使很多企业超越了个别产业和局部市场的范围，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市场与市场之间的经济磨擦日益加剧，相互之间争夺市场的利益冲突单靠经济手段难以解决。在跨行业经营中，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加强，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企业的生存主张只有与其他企业的生存主张相互协调才能求得共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从经济共存发展到政治共存。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企业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引发的经济磨擦很容易演变成政治磨擦，这些贸易磨擦的核心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是经济行为伴生着政治行为，政治解决是开辟国际市场的主要途径，企业对政治手段的依赖日益加深。美国营销学家科特勒在进行国际营销研究时补充了公共关系和权力这两个新的2P因素，政治力量已正式介入微观营销活动。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很多企业致力于联盟经济战略，该战略强调企业不能孤立地经营，通过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消费者之间的垂直联盟，同行业之间的水平联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联盟经济战略虽然克服了企业彼此孤立的问题，微观经济系统得以优化，但企业之间的协调工作大量增加企业结盟的动机也不能单纯用经济因素说明，企业家更需要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
（一）企业政治经营的关系营销视角
企业是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政治经营要受到众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关系营销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将企业置身于社会经济大环境中来考察企业的政治经营活动，认为企业政治经营是一个与消费者、竞争者、供应商、分销商、政府、媒介、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是识别、建立、维护和巩固企业与公众关系的过程，正确处理与这些个人及组织的关系是企业政治经营的核心，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关系营销视角下，企业的政治经营策略涉及到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并以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关系为核心展开。
1.员工政治经营策略。经济利益激励。薪酬制度应体现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和尊重。包括岗位工资、年终奖、职务消费、福利补贴、产权激励（股权、期权），将员工收入与企业长期绩效有机结合，使员工命运与企业兴衰紧密相连，有效避免了“内部人控制”、“机会主义”行为。
精神利益激励。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理论”表明，人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企业必须承认和尊重员工的个体价值，实行人本管理，让员工能在企业中享受到“家”的关怀和温暖；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开辟晋升渠道、职位轮换、培训、合理授权、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等方式来满足员工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愿望，在相互自愿的前提下创造、共享、分配政治权力，营造一种对等的、均衡的政治氛围。
文化激励。企业文化是员工长期积累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员工行为起规范、激励、约束、凝聚作用。企业要树立“共同愿景”，建立学习型组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
2.顾客政治经营策略。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顾客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争夺顾客。企业首先要树立“顾客就是上帝”的经营理念，企业的一切政策和行为都必须以顾客的利益和需求为导向，并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3.合作者政治经营策略。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化劳动分工协作扩大，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长久地维持竞争优势已非易事。在构筑顾客价值让渡系统中，新的竞争也不再是单个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而是这些竞争者所组成的价值让渡系统相对效率的竞争。企业应该转变传统的“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树立和谐共生的竞和观。从商业生态系统角度，经常地向关联企业沟通自己的生存主张，形成“政治共生，经济共赢”的局面。
4.影响者政治经营策略。企业政治经营的影响者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NGO）、国际组织、各地方社团等。企业应通过收集信息、熟悉政策、互动沟通、扩大影响、参与政治、主动合作、专业咨询等手段和方式，建立和发展与影响者的关系，营造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
（二）建立企业联盟
企业联盟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构筑政治上的协作关系，它不是重视企业单独的努力和能力，而是灵活利用各个企业的能力、价值、资源，构建政治同盟。通过联盟不仅产生了经济价值，而且产生了政治价值。企业联盟大多数发生在关联企业和竞争企业之间，因此，联盟的首要条件是相关行业的政治压力较大，外在的压力超过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压力；其次，企业之间的联盟必须具有共同的理念，各方都认识到即使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也有相互依存的地方，并且可以实现和协、互惠、平等和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