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已有150年的历史。奥匈帝国时期，学费被称作听课费，学生按照上课的次数交费，学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支付教师工资。一战结束后，霍尔蒂政府也沿用了收费教育制度。1941－1942年，匈牙利进行学费制度改革，首次引入差别学费制度。大学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收取相应额度的学费，富有的学生缴费多，贫困的学生缴费少。在社会主义时代，匈牙利推行免费教育，只有学习成绩中下的学生需要交学费，学业优良的学生均可享受免费教育。1989年匈牙利社会制度变革之后，新上台的第一届政府倡议对原社会主义时期的高等教育免费制度进行改革。匈国会各党派一致认为应该抛弃以前的“伪免费”，采取收费制度。收费有利于激励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国家对于贫困生应实行学费减免，对于勤奋学生则提供政府奖学金作为鼓励。但这一规划由于学生组织的抗议最终宣告流产。制度变革后的历届政府都曾试图推行大学生收费教育，但均因学生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到长期贯彻实施。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匈牙利成为此次危机受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至2010年，匈牙利国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82%。为了减少国家债务，促进经济增长，匈牙利政府于2011年3月出台了以减少支出为目的的赛尔•卡尔曼计划(1．0版)结构性改革措施，提出对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1］该计划指出了匈牙利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匈牙利的教育体制与国民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有较大差距。高等教育机构以高昂的费用培养了大量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而劳动力市场需要的不少人才却离开了匈牙利。由于不收学费，一些大学生并不急于毕业，而更愿意在大学校园内多待几年，利用教育资源。这一切都浪费了大量公共财力，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以“团结起来、对抗债务”为宗旨的赛尔•卡尔曼计划(1．0版)提出了政府削减教育经费、改革学费制度的构想。该计划为匈牙利新高等教育法的出台铺平了道路。
二、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现状
2011年底，匈牙利政府通过高等教育改革计划。2012年1月1日起，新的《国家高等教育法》生效。《国家高等教育法》把高等教育财政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其中最大的改变体现在学费制度方面。［2］
1．取消公立大学免学费制度，推行收费教育
匈牙利制定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论。这一理论由西方教育经济学者提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要指中央与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财力状况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合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则是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根据各自收益高低及支付能力大小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补偿。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能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回报率，也能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因此，社会应该承担一部分成本，受教育者个人也应该承担一部分成本。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于2012年10月在匈牙利大学校长联席会上指出，高校毕业生应该用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维持高校的运营。高校学生不应该成为福利机构的被供养者，而应该成为自主的参与者，承担代价，并因此可以对大学有所要求。高等教育的自费模式是“公平竞争”的保障。［3］根据2012年1月1日颁布的《国家高等教育法》，2012年9月1日起，匈牙利公立大专院校以奖学金制度取代免收学费的制度。大学生可以全额奖学金、半额奖学金和自费三种形式参加高等教育培训，自费、半自费学生可以申请政府助学贷款。《国家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标志着匈牙利自1945年以来高等教育免费时代的结束，大学教育由原先的“免费+学生贷款”模式改为“学费+奖学金+学生贷款”模式。尽管此次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中刻意避免“学费”一词，缴费接受教育被称作“自我投资”，然而，高等教育缴费制度的实行还是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自我投资”亦被舆论称为“变相学费”。虽然之后匈牙利政府迫于学生压力对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作了部分修正，但个人分担教育费用已成定局。
2．削减国家资助的学生名额
2012年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之前，由预算法规定每年大学的招生总名额，公费生和自费生的数量则由各高校根据学校容量、报考人数和考生成绩确定。根据时任政府2010年11月提出的高教法草案，政府保障为45%的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允许5%的上下浮动)提供免费高等教育。［4］而2012年1月1日生效的新《国家高等教育法》规定，由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状况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决定各院校不同专业的国家资助学生名额。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政府大幅削减了国家资助的名额。2011年，匈牙利政府全额资助的学生名额为53000人，2012年减少至33000人。［5］按照政府2012年4月公布的教育财政计划，2013年国家全额资助学生比例将骤降至10480人，不足2011年的20%，即80%以上的学生需要通过自费或半自费的方式上大学。［6］政府全额资助名额的急速缩水激起了学生的不满，导致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的发生。匈牙利政府最终被迫对学生做出让步，国会于2012年12月修订了高等教育法，政府不再对高校各专业资助名额作明确规定，而由教育部门制定有区别的录取分数线取而代之。但原规划中没有政府资助名额的法律、经济等热门专业，此后也仅有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够获得政府资助。
3．重点资助对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科
匈牙利近年来的教育政策强调服务于国家利益、致力于民族振兴。此次匈牙利高等教育改革计划重视教育质量而非培养数量，在资助政策方面强调服务于国家经济以及与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相结合。科技、IT和自然科学专业被看作拉动经济的引擎，得到政府预算的倾斜。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在减少了对法律、经济、人文学科等资金投入的同时，加大了对理工、信息技术、农业、医学、师范等专业的扶持力度。上述专业获得的政府奖学金学生名额占到了总资助名额的70%。
4．推出奖学金契约，留住人才
匈牙利近年来人才流失严重。根据匈牙利塔尔基社会研究所(Tárki)2012年5月份提供的数据，当年计划移民国外的匈牙利人达到了过去20年来的顶峰。20%的成年人计划到国外工作，这一数字是2010年的1．5倍。其中，年轻人的移民愿望尤为强烈。在18－29岁的匈牙利人中有一半考虑出国。［7］在医学等行业，人才流失现象更为令人担忧。匈牙利《每周世界经济》2012年9月发文指出，在过去的3－4年里，匈牙利成为东欧最大的医生输出国之一。据估计，大约已有15－20%的医生离开了匈牙利，这对该国的医疗事业造成了巨大影响。［8］为了阻止匈牙利人才外流趋势进一步蔓延，根据2012年1月1日生效的匈牙利《国家高等教育法》及其执行法规，凡享受国家全额奖学金及半额奖学金的学生，须与国家签定合同，承诺在取得学位后的20年内，在国内工作时间要达到享受奖学金时间的两倍。匈牙利政府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留在国内，希望既能为学生提供资助，又能留住人才，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但由于合同要求的国内工作年限长，却又不能保证为签约的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故被匈牙利媒体指为“欧洲最苛刻的”奖学金契约，并受到欧洲委员会的批评。在各方压力下，匈牙利修改了政府奖学金规定:从2013年6月1日起，享受奖学金者在大学毕业后的20年内在匈牙利国内工作的时间应与其在校学习时间相等。［9］
5．增加新的学生贷款形式，缓解学费压力
由于政府大幅削减国家资助的学生名额，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为了避免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因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保持大学的入学率，匈牙利政府加强了资助力度，在原有的学生贷款1的基础上推出了学生贷款2。2001年起一直实行的学生贷款1发放对象为所有35岁以下的在校匈牙利大学生。该项贷款对于用途没有限制。配合大学收费制度的实行，除了原有的学生贷款1，自2012－2013学年起，匈政府增设了学生贷款2。后者为专项学费贷款，仅限为半额奖学金学生和自费生支付学费。匈牙利银行贷款利率较高，学生贷款执行浮动利率基础上的优惠利率政策，如2013年下半年学生贷款1的年利率为7．5%，不足银行贷款利率的50%。学生贷款2对学生实行2%的固定利率，浮动部分由政府负担。学生贷款2的借款人可以在大学毕业后最晚35岁前开始还款，根据借款人收入状况，年还款额约占其税后收入的4－12%。在借款人伤残、怀孕等情况下有相应的延迟还款政策。此外，如果学生毕业后选择在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工作，政府将代其偿还贷款。匈牙利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模式采用延迟付费制中的学生贷款方式。但在经济危机阴影下，背负着巨大国债包袱的匈牙利人对于负债普遍怀有恐惧心理，青年学生对于国家经济形势、未来就业前景亦忧虑重重，导致学生贷款在学生中并不受欢迎，实际为支付学费而申请学生贷款2的人为数不多。
三、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评价
(一)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意义
1．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模式的转变
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前，匈牙利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此次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给自足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逐渐减少。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博洛尼•伊什特万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从2010年到2013年，匈牙利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减少了1/4。高等教育投入占中央财政预算的比例也由2010年的1．5%降到2013年的0．95%，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则由2010年的0．77%降到2013年的0．48%。［10］公立大学的财政将从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向国家拨款、受教育者学费承担以及高校创收和社会资助的多元模式转变。学费作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一部分，在大学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招收外国留学生成为匈牙利高校缓解办学经费紧缺的另一重要途径。目前，匈牙利各大学积极开拓留学生市场，通过收取留学生学费弥补政府投入减少造成的经费不足。
2．引进高校竞争机制
据匈牙利国家资源部2011年2月公布的数据，匈牙利现有公立大专院校29所。在国家大幅压缩办学经费的环境下，如何弥补政府资助的减少、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营成为摆在各高校面前的难题。各公立院校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争取国家拨款;另一方面加强成本意识，开源节流，拓宽筹资渠道，增加包括学费在内的各项收入和减少支出。与学费相关的招生人数至关重要。由于实行收费教育，报考高等院校的人数和录取人数均有所下降。这使得对生源的争夺更为激烈。除了极力争取政府拨款，各大学努力吸引更多的半奖学金学生和自费生。对学生最有吸引力的是大学的学术声望、教育质量、专业的就业前景等因素。这激励着大学致力于提高学术质量和综合竞争力，进行专业整合优化。在政府大幅削减经济学专业奖学金学生名额后，与2011年相比，2012年匈牙利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的报考人数锐减45－60%。而匈牙利名校考文纽斯大学由于可敬的学术声望，其经济类专业就业前景亦被看好，2012年的报考人数反而逆势上扬，取得了10%的增长。［11］实行收费教育后，大学在生源竞争中发生两极分化。边远院校的生存能力逐渐下降，首都布达佩斯由于其传统的文化中心地位而显现出巨大的吸引力，位于布达佩斯的大型高校的境遇明显好于边远的规模较小的大学。［12］加之目前的高校财政政策也向招生人数多的学校倾斜，这将使名校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因而强校愈强。
3．加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
匈牙利政府在解释学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时指出，高等教育培养了一些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没有价值的大学文凭持有者，高等教育存在着教育绩效不高的问题。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匈牙利政府为了缩小预算赤字规模、节约经费，不得不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根据2012年1月1日生效的《国家高等教育法》，政府重点资助关乎国计民生、拉动国民经济的专业。对于自费的学生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有可靠就业保障的专业。有偿大学教育促使受教育者对自己的学业和就业负责。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调整增强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和就业导向。由于学费制度的改革，高校更为关心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在2013年初举办的匈牙利各大学校长与企业家座谈会上，企业界指出，匈牙利高等教育存在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希望高等教育加强理论与高质量实践结合的教学。高校也同意在课程设计方面参考企业界的意见，使企业界的需要反映在课程中，并邀请企业参与培养，促进产学研结合。［13］边远地区高校由于生源急剧滑坡面临困境，根据匈牙利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规划，今后这一类高校将向高等专业院校转变，以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二)存在的问题和社会批评
2012年1月《国家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拉开了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帷幕。起初激进的改革方式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尤其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大幅缩减。高等教育界普遍认为，国家是高等教育的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高等教育应以政府投资为主。高等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但政府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不可减少。匈牙利高等教育改革中试图通过收取学费弥补政府投入减少的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1．人才培养规模萎缩收取学费加大了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一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因支付不起教育费用又不愿背负债务而无缘大学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实行收费教育后，2012年报考匈牙利高等院校的人数从2010－2011年的9．5－9．6万人减少到7．3万人。尽管大学提高了录取比例，在校生规模萎缩仍在所难免，约有1万人被“挤出”了大学校门。［14］为了逃离奖学金契约的束缚，有些学生直接选择到国外留学就业，造成了青年人才的流失。教育理论学者柯奇什•费伦茨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类专业大多需要自费，造成报考此类专业的人数骤减，而这恰恰与政府发展经济的初衷相反。［15］2．大学资金运转困难目前，自费生、半自费生的学费收入尚不足以弥补公共投入减少带来的巨大资金缺口，匈牙利各高校财政面临严峻挑战。2012年以来连续两个冬天，不少大学因资金困难被迫在期末考试期间停止供暖。大学还没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对于人数占大多数的在校老生，政府仍执行原先的资助政策。大学财政经历的是一个缓慢失血的过程。届时，一些大学将面临不得不裁员，甚至难以维持正常运营的局面。3．大学的基础研究使命受到挑战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强化了市场导向。政府投入政策取向推动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向应用型转化，这将对大学的基础研究使命带来深远影响。匈牙利著名高等学府罗兰大学校长麦泽伊•巴尔纳对于政府投入的减少和激进市场化表示担忧，他认为:“大学不仅要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还要培养优秀的学者。”［16］高等教育如何做到基础与应用并重，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同时，又能保证其作为价值守望者的地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4．国家财政短期减负，长期收效甚微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希望减小财政赤字、削减国债规模。2012年学费制度改革后，政府当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开支比上一年节省了550亿福林(约合1．83亿欧元)，占GDP的0．2%。［17］但另一方面，为了使学生接受收费教育，匈牙利加大了学生贷款投入，并辅以低息的优惠条件。逐年递增的贷款规模和贴息将增加国债余额。博洛尼•伊什特万认为，虽然短期内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直接投入减少了，但从长远看来，未来国家在贴息贷款方面的补助将抵消其所节省的投入。［18］
关键词：经济危机；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于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中国人才市场来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的就业将遭遇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随着高学历就业人数的逐年增长，以及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就业人员综合技能要求的提高等客观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加剧了本不乐观的就业形势。据统计，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610万人，比2008年559万增加了51万人2007、2008年未就业的毕业生同时会挤压2009年毕业生就业空间，高校毕业生成为了继下岗职工之后最受关注的群体。加上以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投行宣布破产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及其影响的日益扩散，在整体环境堪忧的情况下，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或许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巳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无疑，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如就业政策、制度滞后、就业环境不理想等等，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大学生自身在思想、观念和素质上存在偏差，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形势。从主观方面看，就业价值观上存在的偏差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这些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准确把握经济危机下大学生的就业观现状，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已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科研的重要课题。
一、全球经济危机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现实表现
就业价值观是大学生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需要与客观事物所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关系之间产生一种关于职业与就业行为的观念，也就是大学生对就业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评价、决定取舍的思想观念。它是大学生就业过程内心的”指路灯”，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精神和物质生活行为，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行为。包括就业价值目标取向、就业价值评价标准、就业价值实现手段等方面。
(一)就业价值目标取向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社会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自我价值只有通过社会价值才能实现，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理念。在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当经社会，到处充满了残酷的竞争与淘汰。大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提升自己去迎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也在严格地挑选着每一个人。这样，大学生不仅面临狭窄的就业空间，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抱怨社会的残酷。日益扩散的经济危机只是更加剧了这种现实。
当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时，当代大学生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又陷入了追求自我价值与追求社会价值的矛盾之中。有些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念比较淡化，择业时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实际物质利益的得失，个人主义倾向较严重。另外，还有不少大学生在择业价值观上崇尚自我，推崇的是西方式的个人奋斗和自我的营造。他们对就业问题观察与思考的核心，是个人中心论，至于个人与社会的结合只是兼顾考虑。
2009年90周年前夕，《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个人选就业价值目标取向择趋务实，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48．2％的大学生选择“健康快乐的生活”，28．9％的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重待遇”、“怕吃苦”等心态。在面对“你会接受一份个人收入较少，但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岗位吗”的提问时，58．5％的受调查者选择“不会”，22．2％选择“可以考虑”，只有19．3％选择“会”。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有59．2％的人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24．3％的人把“有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放在首位，有14．7％的人把“有利的晋升机会”放在首位。
由此可见，个人发展前途、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是当代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目标取向之一，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目标的追求主导着大学生的就业行为。
(二)就业价值评价标准明显呈现出不确定性和矛盾性
就业价值评价是大学生就业价值观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大学生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对自己或对他人的行为或客观事物进行善恶判断和评论、表明褒贬的态度。大学生就业价值评价标准又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制约。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与新的社会价值观不断冲撞，面对这些，即将踏人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不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坚持什么，扬弃什么。
社会现实的急速变化使大学生在就业价值的评价标准判断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如在肯定以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为标准来判断个人价值的同时，又时常不完全以对国家有所贡献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种就业价值评价标准选择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充分反映了部分大学生在标准选择问题中的复杂心态。
大学生面对新形势下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就业愿望与就业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大学毕业生的思想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现实的就业困境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大学生学习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摆脱经济困境，更多地寻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让很多人只要能找到工作，有口饭吃就知足。哪里还能想到把为社会发展作贡献作为就业的第一目标。可以这样说，是现代社会中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偏激浮躁情绪导致了大学生就业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理想与现实的复杂矛盾，已使我们这些“天之骄子”或急功近利或单纯务实而走向平庸肤浅。
(三)就业价值实现手段选择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产业知识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其他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际就业形势实在的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这无疑给大学生们重新思考自我、实现自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选择空间。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生就业机制发生了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也不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要求而做出了相应改变。随着大学生的就业领域不断拓展，社会各层次和各行业的岗位都成为毕业生的选择对象，就业价值实现手段选择的多样化，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自主创业正在为广大毕业生所接受。
然而，我们要看到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已使大学生成为就业市场上最直接受害者。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甚至个别行业全行业的校园招聘计划都大幅度下降，实质招聘的比例也大打折扣，这使得原本就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下，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找。为了在茫茫的就业大军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跻身于人才市场，参加各式各样的招聘，勇于在企业面前施展所长，推销自己，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谋求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当然，随之而来得问题值得关注，部分大学生注重表面功夫，忽略素质提高；拜金主义倾向；缺乏良性竞争意识；就业道德缺失，诚信意识淡薄等。随着就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毕业生为了获得称心的职业，争取在竞争中获得胜利，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忽视了基本的道德标准，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弄虚作假。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有单位就签，不如意或者有更好的去处就随意悔约，契约意识淡薄。这些毕业生不顾基本的职业道德，缺失诚信，不仅降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信任度，而且影响着学校的声誉，甚至波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群体，影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择业价值观培育
当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变化，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客观上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相适应的，又是全新的，尚处在变化之中。如何在这种变动中把握住大学生自身的主体性，剔除非理性的影响，减少价值选择的越位与角色迷失，则是推进新时代大学教育的重点。
面对新形势下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就业愿望与就业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毕业生的思想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就业价值观的偏差，会带来情感上的分离和行为的偏离，影响就业的心理健康，并导致就业不成功。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需求，以及大学生生命价值实现的需求。
(一)强化理想信念导向
理想信念是人们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未来远大价值目标的自觉意志和持久观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是大学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他们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保证。
信仰是价值观的核心。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倾向，容易使大学生陷人物欲的陷阱，迷失方向，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的正确导向是十分必要的。要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明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人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还应该具有一种精神；人不仅要求得到物质的满足，还应该有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人不仅是为己的，还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就业价值观教育，必须始终帮助大学生认清、理解并使之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特定性和具体性愈加明显。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有一个内化的、长期的过程，其终极目标是使大学生逐步形成把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时代要求相统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日趋务实、更关注自身的利益、更加愿意接受突出自我感受的教育方式，这表明大学生日益关注自身的主体地位。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把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身心发展结合起来，采取贴近大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教育形式，结合在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大学生就业的各种倾向和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要把解决理想信念问题与解决实际就业问题相结合，寓教于服务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另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高校要尽可能多地创新、创造条件，为大学生的就业社会实践提供制度保障和实践机会，鼓励大学生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结合大学生自己的专业和特长，融入现实社会生活。使他们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从中拓展自身的全面素质，从而，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二)培育大学生的时代精神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从历史的角度看，称之为民族精神，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则指的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代表人们精神世界主流，反映历史前进的方向。改革、创新则是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整个国家面貌和全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30年，在这一伟大时代所形成的改革创新时代精神，鲜明地反映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成为激发人的各种潜能的精神力量。在大学生就业观教育中融入时代精神，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大学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能够引导大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培养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努力做勇于和善于创新的先锋；激发大学生的精神潜能、发展潜能和创造潜力，增强大学生的生存力、竞争力和辨别力，培养大学生不畏艰险的创新勇气，提高大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新的就业形势要求高校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以创新为特征的时代里，适应这种时代要求的人，只能是那些具有较强创造力的人才。大学生要把自己从传统的“理论型”、“知识型”向“创新型”和“复合应用型”人才标准转化，努力适应时代的需求与挑战。
培育大学生的时代精神是为了更好的与时代相适应、与严峻的就业现实相适应、与大学生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策略。笔者曾对所在学校兰帅l理工大学的学生思想状况进行问卷调查，被问及“如果毕业以后你暂时没有工作，你会选择什么时”，有51．1％的学生选择考研，选择创业的有25．5％，由此可以看到，虽然大部分的学生不知是因为深造还是逃避就业压力，但可喜得是有1／4的学生选择自己创业的道路。这一方面表明了当代大学生适应时代能力，挑战自己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是现有国家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政策的有力影响。这就需要加强对大学生时代精神的教育，就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培养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精神，就要引导他们将学习的理论主动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使创新不仅成为大学生的潜在意识，同时还要转化为他们的自觉追求。要培养当代大学生准确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观念、行动随时代共同进步。根据时展的需要，以党和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以提高就业竞争实力。
(三)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孔子在《中庸》中讲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大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得知，更重要的是修身。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大学生就业观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大众所信奉的价值理念是：我从事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是自己的，享乐也是自我的，但同时存在的一切责任亦需自我来负。这种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置于纯物质性金钱财富这种无常之有、无尽之有的基础上，把生活中的拥有等同于、混淆于生命存在自身的价值之上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每个人都有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又离不开他人与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计划，但是你的人生目的的实现，不能妨害其他人的人生目的实现，你人生计划的实施，不能靠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达到。每个人只有始终坚持我为人人的宗旨，最终才能达到人人为我的和谐境界。
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主要包括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对家庭负责的意识、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意识以及对全人类负责的意识。大学生是“社会人”，必然与社会环境进行物质、信息的交流，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面对未知的就业命运，社会物质利益的诱惑，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思考。通过教育和培养，使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确的荣辱观是大学形成科学价值观的基础。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学生，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正确的劳动观念，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正确的荣辱观还为大学生树立了知荣明耻的道德新标准。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准则培育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意识，为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建设设定了不可动摇的新坐标。我们的就业观培育在注意大学生的经济需求的同时，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疏导与激励，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导下，引导大学生重建生命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价值。一方面，对大学生进行生命和安全教育，使他们形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感和人生态度，关注生命，热爱生活。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挫折，及时调节不良情绪，懂得即使输掉一切，也不能输掉对生命的信念，保持积极健康的情绪，树立自尊心和自信心，勇敢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加强感恩和关爱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会感恩，以感恩之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关爱他人、同情弱者、助人为乐。:
三、结语
1.劳动争议案件类型多样化。金融危机不仅使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增多,同时争议案件的类型也越来越多。劳动争议案件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争议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过去，劳动争议案件类型主要是对用人单位除名、辞退的争议，现在主要是对违法辞退，工资、保险、福利、劳动保护等的争议，在这些案件中最多的是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案件。
2.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缺陷显露无遗。由于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具有繁琐的程序、环节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缺点，同时从事劳动争议的人员不仅短缺而且大多专业化程度低，导致我国很难去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二、分析经济危机下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凸显的原因
现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在进行转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合同法法律不健全；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比较低；当经济发展迅速时，劳动关系问题并不会凸显出来，一旦经济发展衰退，劳动关系矛盾就会立刻凸显出来，从根本上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是导致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凸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忽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通过观察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调查，能够发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并进行了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10.3%，在建立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中能够做到实行的企业只占其中的六分之一，而且大多企业不按照企业制定的考核制度和培训制度执行，曾经有个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查，发现占8成的企业对工作分析、评价含义模糊不清。因为市场永远是不断的在进行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竞争的优势逐渐从降低产品的成品、提高产品的质量转变为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的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管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优势的源泉，离开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能否对企业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渐渐成为评价一个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危机后，劳动关系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企业领导者开始重新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思考，渐渐感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2.以往企业的人力资源理理念大于实践。通过观察，能够发现我国虽然掌握着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但是缺乏实践操作，如“中国人先进的概念能够和美国人相比，只要美国人登出了新东西，在一星期后一定能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多年来理念是满天飞，行动是地上爬”，由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以下缺点：我国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分析不到位、我国没有人力资源管理说明书，导致我国无法对员工给予该应得的报酬。我国企业大多实践操作方面比较薄弱，受经济危机冲击以后大多陷入困境，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来应对危机，只能采取最简单的裁员手段，因为我国没有对人力资源管理评价的规定，导致企业中员工的质量良莠不齐，一味裁员，有可能会裁掉具备理念和实践经验的员工，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现如今，经济开始复苏，企业出现了招人难这一现象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企业应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3.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太完善，劳动争议案件没有得到很好只能累计下来，导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现象，大部分企业仍存在拖欠员工工资、超时加班、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就业合同等行为，当员工与企业领导者产生矛盾时，劳动者通常会选择集体罢工等不规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了加剧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困难。还有，随着《劳动合同法》法律的颁布和类似法律知识的宣传，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开始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了导致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在此情况下，对企业造成了很多压力，一是来自劳动者自身维权意识的增强；二是企业受政府的监管；三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企业不得不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制服来执行，加快了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的进程。
三、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曾经有个学者说过，经济危机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指的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大多企业陷入绝境，经济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好的一面指的是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是一次机遇，经济的调整必然会使国内的资金、资源、人才进行重新配置，甚至是国际性的重新配置，其中最重要的配置就是人才的重新配置，人才的重新配置，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新的契机，所以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抓住机遇，积极的迎接挑战，通过创新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和谐的劳动关系的构建。
1.坚持以人为本，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现代企业管理关注的是以人为本，要提升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是以人为本，只有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坏境，关注员工的切身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为了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必须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应从企业岗位的实际出发，对其工作进行分析，编订可以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依据的说明书；
b.企业应对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对员工进行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工作评价体系必须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
c.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让员工通过培训提高自身的素质，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d.提出福利措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企业应抓住机遇，为发展做好人才储备。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第一资源，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危机虽然导致大部分企业采取裁员的手段，但是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机遇，企业能够在此状况下，吸收高素质人才和紧缺人才，从而促进企业实现良好发展。企业抓住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企业裁员，因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同时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都迫切的希望能够找到工作，企业在此时吸收优质人才所花费的成本会降低，为此，企业应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积极吸收优质人才；
b.企业应对危机时能够培育人才，经济危机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面对困境时，企业员工的能力就可以显现出来。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动态比较利益理论国家战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系统性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假设前提就变了，“市场经济均衡论”体系瓦解了，相关的模型，指标和参数也失灵了。我们说这次危机比1929—1933年大危机更加严重，是说在1：30的金融杠杆的翘动下，全球经济95％虚拟化，一旦紧缩程度及其猛烈。我们又说危机是有希望被克服的，是说目前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在关键时刻，各国政府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而是开始联手挽救经济，不象80年前那样，大家迷信“看不见的”。现在的美国决策者并不真正相信这一套，他们向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休克疗法”，是为了本国资本收购他国廉价资产；一旦自己国家金融崩溃，他们绝不紧缩，而是大力度扩张。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才有了一半希望。另一半希望，就是没有完全卷入“全球化”的中国，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尚待启动。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完全有可能先稳定后发展，并带动全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将同时崛起，国际地位将空前提高。中国将真正做到早就说过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二、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均衡市场”只是一种假设
思想与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理论的假设是否合乎实际，又是战略与政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在美国政府呼吁国会通过救市方案的时候，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反对。他们在捍卫教科书上自由经济理念。他们自己迷信市场，也教学生迷信市场，经济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还不彻底。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市场?是因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使经济达到均衡。市场机制是什么?是价格机制。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又可以自动调整供求关系。国际收支决定汇率，汇率又调节国际收支。资金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又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市场自身的缺点是存在的，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需要政府来补充，但是，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均衡的，物价高了，自然会跌回来；跌了，自然会涨回来。政府不能干预。
有两个犹太人反对均衡论，一个是大左派马克思，他说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个是大索罗斯，他说垄断和预期会改变供求关系本身，从而使市场丧失均衡，特别在金融市场上是如此。他说，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够得平均利润率。只有非均衡市场才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他也预言了中国的崛起：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国家会出现非均衡的崛起。我们看到期货、股票、房地产、涨起来没有边，跌起来也没有头。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企业和个人，也都不是均衡发展的。否则暴富群体从何而来?两极分化从何而来?文明兴衰又从何而来?
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时候，国家必须干预，各国必须联手干预。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干预了，保持了稳定。但是我们自己不敢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打破了香港100多年以来的“积极不干预”的“惯例”，变成了积极干预。敢做不敢说，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猖狂。还是索罗斯比较坦率，他说我为什么败在中国手里?没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的确，有些规矩和理念是不能遵守的，比如“人民币自由兑换”，在近期内就不能实行。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制。这是我们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稳定的“杀手锏”。
三、_比较利益是动态的可用国家力量来帮助提升
前几年我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以裤子换飞机”的问题。他们一直主张中国发挥劳动力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导致中国30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低成本盲目扩张。一旦世界经济衰退，必定遭受重创。这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比较利益理论的恶果。
比较利益的确存在，这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但不能把它静态化。比较利益或者说“发挥优势”，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而言。中国和中东做贸易，只能是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而进口石油。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石油。用裤子换石油是合理的，在一定时期用裤子换飞机也是合理的。但是，长期甚至永远用裤子换飞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飞机与石油不同，是人造的。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加速教育，扩大投资和强化科研解决，作为产业在一定时期需要国家保护。这就是说，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升级的，升级所依靠的不仅是市场机制，也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
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裤子换飞机，一方面用卖裤子赚的钱造飞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发展战略产业是必要的，特别是航天航空、核与电子。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造船的技术升级，可以引进外资，也需要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扶植。不可用静态比较利益为指导思想来制订长远发展战略，把我国产业长期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我们庞大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将无从使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只能廉价出口，过剩的资金成为投机资本或者外流。国家应采取系列政策加速技术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略。
四、金融创新不能盲目发展巨额外汇储备应为国家战略服务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金融创新论”，整整左右世界经济30年。他们提出，金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各国应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衍生工具极端膨胀，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世界经济在1比30的金融杠杆放大之下，高度繁荣；一旦破裂，高度紧缩。问题在于，金融创新的制高点是掌握在美英国际投机资本手里的。
他们有资本有经验，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规律论”与“阴谋论”之争，是对立统一。有没有阴谋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假设。金融创新是规律，也有陷阱。在国际投机资本空前强大，到处制造危机和崩溃的背景下，我们宁可假设有阴谋，以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安全。看看那些“国际投资银行”是怎样在中国兴风作浪，他们的报告和代言人是如何影响决策，操纵舆论，就可知问题的严重性。我国股市两次大规模崩盘，都是在创业板推出的前夕。创业板不能推出，就延缓民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在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到1000点的时候，“国有企业衰亡论”甚嚣尘上，预期极差，与此同时，我们就大量贱卖国有资产。
这样的里应外合，难道只是巧合吗?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竟然购买美国次级债，前一段又有人鼓吹去美国“抄底”，这万万不可行。所谓“牛市不言顶，熊市不言底”。我们不知道“底”在哪里，也不应该去购买美国资产。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仍旧存在，但目前阶段需要稳定。一定要严格控制投机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不能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强势预期下可以自动出境，可以通过香港局部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警与治理经济格局变化秩序重建
一、从墨西哥到亚洲：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
1994年末和1995年初，墨西哥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有些学者称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场危机发生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者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重要标志之一－－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二是这场危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由于国内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而是金融领域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利率和汇率引发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标志着金融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首要的危机形式；同时也标志着金融领域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确立。[1]
关于墨西哥危机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墨西哥危机爆发的原因。[2]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墨西哥在90年代表现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在发展国家是非常突出的，但是由于大量流动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因为墨西哥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来规范资本行为，预防和限制风险。总体来说，导致墨西哥危机的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外部的经济性因素。1994年2－9月，美国为了降低经济过热而将短期利率提高到2.5%，这样国内大量的投机资本开始寻求向国外扩展，由于90年代初的繁荣以及两国之间利率差，墨西哥成了最佳的投机地之一。这样第二个因素——国内经济制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虽然墨西哥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大力开放金融市场，推动自由化进程，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规制体系，尤其是有意放松了某些方面的管制，做了扭曲的制度调整，为投机资本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隙。但是真正引起危机爆发是第三因素——政治因素。1994年是墨西哥政局动荡，先后发生了恰帕斯州南部的农民起义，总统候选人卡洛斯和执政党总书记马斯西乌被刺等事件，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这直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包括国内资本在内的投机资本纷纷外流，为了维持资本信心，墨西哥政府发行了以美元计值的短期公债，并且一直用外汇储备来支持市场，保持汇率不变，这实际上将比索贬值的危险从外国投资者转移到墨西哥政府的身上，并且把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结合在一起。一旦政府做少许变动，就可能导致更大的市场动荡，而1994年12月22日墨西哥政府放弃支持汇率，听任货币贬值的决定作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这点。
毫无疑问，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一下政治因素，正如克南所说1994年春天资本流入的终止“源于人们对政治前景判断，特别是政策制定团体的政治命运的判断的改变……市场观点的改变不能归结为市场理解墨西哥经济具体情况的方式的改变。必须把这看作是市场对墨西哥重要事件－查巴塔造反以及克洛西奥被刺－理解方式的改变。”[3]因此，“墨西哥经历了一场政治引发的投机攻击，并且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金融危机。”[4]从另一个角度讲，危机的应对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由某些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过程，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更大数人的利益。
亚洲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东亚和东南亚危机是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与墨西哥危机相比，亚洲危机在表征和影响上更具有全球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首先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资本外逃，总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占这些国家危机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1％。这导致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剧烈贬值。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8月的时候，危机变成了全球性的。俄国、拉丁美洲等国都遭到了资本外逃的冲击。
2.对于各国以及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冲击更为全面深刻。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需求、外汇储备、出口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参见下表）尤其对于长期以来保持世界领先经济增长率的东亚国家来说，经济的急剧下滑使各国政府显得手足无措，政局出现动荡。但是，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公众长期辛苦积累下的财富一夜之间减损大半，造成了国际购买力的减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本来已经大幅度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出现明显反弹。
亚洲危机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政策，充分利用了低劳动成本优势，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增长不仅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亚洲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总水平，并且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3.亚洲危机爆发的原因更加复杂，更具有国际性。经合发组织在一个分析报告中指出，虽然亚洲危机的直接原因在本质上是金融方面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产业的结构性弱点在其中扮演了根本性角色。[5]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的危机是由于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而泰国等国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货币危机。[6]实际原因更为多样，因为亚洲危机是地区性的，牵扯的国家更多，而且各国情况也明显不同。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指出，东亚各国的问题源于不同原因。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币值高估和固定汇率；韩国的问题是放纵一些金融机构承担大量的短期美元债务并且把这些资金投在高风险的长期项目上。因此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反映的是“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各经济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政府－企业关系、劳动市场原则、出口保护程度以及不愿意外国所有权扩大等）。[7]
从现有文献可以归纳出导致东亚危机的几个要素。
（1）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1996年，日本、中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减弱，美国等国家对电子产品的需求量骤减，加上电子元件价格下跌，东南亚各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同年的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有的出现了负增长。
（2）与美元挂钩的危险。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各国相继与美元挂钩。由于美元汇价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大约10年内持续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的货币保持弱势，有利于出口。同时也吸引了日元的进入。从1995年开始，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开始上升，从而造成了各国货币的升值，限制了出口，而且改变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在危机爆发之前，各国的现金帐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证券投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赤字。在1994－1997年间，这些国家的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急剧增长。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泰国的这个比例在1997年中期达到了100％。本国货币钉牢美元的做法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3）周边国家的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中国凭借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更有潜力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且在电子、玩具等诸多东南亚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中对后者构成了威胁，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减弱。
（4）国内金融监管和财政调控能力的软弱。由于银行存款与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非常可观，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追逐高额利润，积极扩大资产规模，造成物业过剩、通货膨胀率上升和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外资流入增加。而在危机中，中央银行无法通过提高利息来消除货币危机。只是一味地在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直接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这容易招来拥有大量资金的国际投机家。
（5）政治因素。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财阀和金融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这种体制虽然在经济起飞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重限制了各个行业根据市场要求进行灵活调整。尤其在银行业改革上，非常容易导致实权人物的反对。而危机爆发后，政府应对的失误，进一步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以及政局的动荡，影响了危机拯救措施的有效贯彻。
4.亚洲危机引起的全球性反应更为强烈,国际组织的参与与卷入程度更高。尽管在亚洲危机的解决上，美国所表现的热情和投入没有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它们虽然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是其所扮演的危机解决牵头者和国际协调者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分别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协调行动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端倪，表明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任何一国危机的解决都需要更多国际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协作；另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直接引发了对于未来国际经济管制体制的争论。显然，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先有的国际经济管制体制无法解决新的全球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二、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预警：争论的焦点
东亚危机不仅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引发了对现有国际经济管制体制及其未来的争论。而后一个争论似乎涉及的范围更大，影响更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为了新世纪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个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经济治理。尽管目前对于这个概念依然众说纷纭，但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全球经济治理是多层次、多主体的。在层次上涵盖了地方、国际、区域以及全球；在主体上包括各级政府、国际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显然，治理不是“国家中心”的。正因为如此，半个世纪以来被视为国际经济制度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危机中以及危机后成为了关注的和批评的焦点。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由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局面转变为南北分化的经济局面。市场体制获得了全球合法性，西方经济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化。主要由西方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覆盖范围有限的国际性组织转变成全球性组织。RobertSolomon在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说，伏尔泰曾经说过，神圣罗马帝国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帝国”。用这个方式来描绘90年代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同样适用。它不是国际的（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参见进来），比货币范围更大，而且离所谓的正式“体系”甚远。而90年代后，这种状态发生了重要改变。现在只有9个国家和地地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它们包括：古巴、朝鲜、台湾、安道尔、列支敦士簦、摩纳哥、瑙鲁、图瓦鲁和梵蒂冈。[8]
伴随这种制度性扩张的是经济理念的扩散。80年代在英美等国盛行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进一步系统化，最终体现为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它包括十项内容：在财政上严格控制，减少刺字；在公共开支方面，取消补贴，政府投资方向转到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实行税收改革，扩大税基，边际税率要适度；在利率政策上，实行正的实际利率，减少资本外逃，提高储蓄；在汇率政策上实行“竞争性”汇率；实现关税最小化，推动贸易自由化；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实行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改革产权结构。[9]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华盛顿共识“扮演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西方传播其理念，为其利益辩护的重要根据。从内容上看，”华盛顿共识“的侧重点是扩大市场的力量，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在单项建议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且推动了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更自由的流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只强调如何解放市场，不关注社会公正，只强调经济因素，忽视了政治因素。只强调给资本以自由，忽视了对资本的有效合理管制；二是其思想的最初版本来自西方经验，把发展问题线性化、单一途径化了，没有为其他可能性选择提供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识“的实现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胁迫性的。西方国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常常用停止援助资金、贷款等手段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来实行。这种方式很容易产生不顾各国实际情况的武断做法，为了短期内能够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忽视了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华盛顿共识”的弱点在东亚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首先是这些国家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过快地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造成了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使管制当局无法应付。其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极态度表明，国家利益在国际援助行动中依然是核心动力。在墨西哥危机中，美国表现非常积极，在它的推动下，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在1995年宣布提供约4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美国200亿，货币货币基金组织178亿，国际清算银行100亿）。而在亚洲危机中，美国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实际行动，而是先对东亚模式横加指责，然后又压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提出援助条件。至于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经济强国，行为更为人所不齿。它没有积极协调地区行为，相反想借机摆脱本国长期经济衰退的困境。最后，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与资本管理的局部性和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现有的经济治理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辅以区域性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区域组织上，目前最完善的是欧盟，而负责全球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东亚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动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大加指责，并且在救援措施上简单武断，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危机国政府，把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国内，把自己树立成一个高高在上，毫无失误的全球“救世主”形象。而世界银行则显得低调一些，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世界银行官员主张要客观全面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不能简单地否定东亚模式的有价值之处，而在危机救援中要考虑社会政治因素，尤其要尽量减少危机的社会冲击。他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烈度如此之大又如此难以解决与两个条件有关：一是世界变了，最突出的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了显著增加。要不是巨额国际资本流动的掺和，今天的危机就很类似于1980年的韩国或1983年泰国所碰到的问题。二是东亚国家已经放弃了过去运用得很成功的政策，在那儿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已经得到实施，但同时相应的监管措施却没有跟上来。[10]在这些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一步反思自己，对国际治理结构和制度的进行更合理、更具有建设性的改革。
两大国际组织在看法和行动上的分歧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东亚模式是世界银行总结和倡导的，因此不可能主动摧毁；二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作为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在理论立场上一直强调国家的有效作用与市场应有作用的有机结合，因此更强调社会政治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也充分说明检讨现有的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问题并进行改革日益紧迫。东亚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主体介入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概括来说，这些讨论有三个主题：
1.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的批评
无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批评的焦点。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实际上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建立的，因此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作出更合理的反应。萨克斯等人认为，在1997年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失误表现为：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肯定在措施上不谋求在短期内恢复信心；从一开始就把危机归结为国内要素的基本缺陷，而不是债权人自己造成的恐慌，实际上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其采取的措施使债权人认为无法挽救，所以收回了短期投资；其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货币从紧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加强一国汇率，但在恐慌时期却减少了国内经济的流动资金，削弱了商业借款人，给银行增加了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借款人的信心。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实际上起到了“在剧场中喊失火“的负面效应。[11]曾经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义的费尔德斯坦指出，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全球主义。他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带来恶果。”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官僚，其行为缺乏民主和监督，很容易成为暗箱操作。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早在墨西哥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就有报告指出了一些缺陷，但是很快就被掩盖过去。而在东亚危机爆发之前，组织内部报告就提出了印度尼西亚存在着危机隐患，并且写进了康德苏访问印尼的讲话稿中，但是在访问印尼时，康德苏有意忽略了这些内容，只赞扬印尼的优点。而在解决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视其他意见，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是，就像墨西哥在1994年到1995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预算都受到控制。它们不是罪人，却是不健全的国际汇率制度的受害者。[12]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资本利益的代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工具。长期以来，这一直左翼学者坚持的观点。比如著名学者阿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其从一开始建立就受美国控制；2）、从来无法迫使大国接受自己的建议和措施；3）、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未能阻止债务危机的出现，也没有有效地解决债务危机；4）、对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把过多的精力，不顾世纪情况放在实现这些国家的货币可兑换上，使这些国家承担了巨大的代价；5）、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实际权力，不过是七国集团的工具。[13]在亚洲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批评的队伍中，其中最突出的有萨克斯、詹姆斯·托宾、乔姆斯基、巴格瓦蒂、斯蒂格利茨等人。这些学者大部分属于西方主流队伍，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合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充分说明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它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14]而巴格瓦蒂讲的更加明确。他认为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被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通过影响美国政府，进而控制着国际经济，为资本在全球流动开路。他说，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Brady），曾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ErnestStem）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Wolfensohn）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维护这个集团利益的重要工具，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危机国，而是资本。[15]
2.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
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有能力管理和协调全球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新机构。在目前情况下，这种看法过于极端，缺乏可操作性。另一种看法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组织并没有过时，不应该终止，而应该进行改革，使之更开放、更透明、更有效力。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指出，它并没有过时，对于稳定很有必要。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领导作用是把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工作结合起来，另外就是保护易受伤害的国家。此种看法中包括多种建议。这里罗列几个有代表性的：
第一，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开性。萨克斯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2）执行委员会要监督成员的工作，不能只是橡皮图章；3）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世界虚假的政策制定垄断。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权限。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持相反的立场。前者认为，除了帮助最贫困国家减低债务负担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预防和解决危机上，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再承担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长期融资的任务。而康德苏认为，许国家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而且不可能把世界各国区分为对金融体制有重大影响和无重大影响的两类。应该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全球金融体制的最后贷款人。[16]
第三，重新确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费尔德斯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改革应该符合三个条件：1）、对于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是有必要的；2）、不能干涉国家所固有的法律权限；3）、改革内容同样也适应于主要工业化国家。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政策上，要放弃美国模式，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用的改革方案。
第四，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高塔姆·卡吉，佩赖·米斯特里，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集中精力处理国家与国际的可能影响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策、困难和问题。它的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这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中央银行的储备，通过实际提供预先安排和预先谈判好的给受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和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备用信贷，以恢复信誉，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机构、市场、市场支持构架及其他有利条件。它还应该处理相关的实际的和基本的困难与问题。世界银行应作如下努力：加强商业银行体系，设立财产重组基金，改进地区投资银行业务和提高公司的金融能力，参与发展和加强电子通信系统，提高非政府部门市场的运行效率。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健全的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它应参与在整个金融服务部门建立长期的和非自愿储蓄的更可靠的机构。金融服务部门包括保险公司、共同基金资产管理、投资信托基金以及自愿和非自愿退休基金储蓄等。它需要积极努力，为非政府部门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首先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然后进入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开辟直接的渠道。它应该注重基础设施部门的私有化和私人投资，以及新兴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及其责任，同时改变过分考虑缓解贫困（不过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态度。[17]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克林顿总统的建议下，组织了“theIndependentTaskForceontheFutureof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Architecture”其中包括了许多学界、政界以及企业界的知名人士。该组织的报告摘要发表在ForeignAffairsVol.78,No.6,1999上。改报告提出了六项原则：1）鼓励新兴市场加强危机预防；2）允许储蓄流向回报最高的国家和行业；3）加强私人债权人、官方债务人以及官方债权人在危机过程中的责任；4）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在危机预防和解决中的作用；5）进行双向的金融改革，工业化国家要发挥作用；6）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挥作用的领域。它提出的建议包括：1）、给那些能够“管好自己家”的国家更大的鼓励；2）、调整资本流动的数量和结构；3）、私人部门要承担应负的责任，遵守市场纪律；4）、停止钉牢利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用在刀刃上；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调整关注对象，把注意力集中在基本要素上；7）、为改革创造制度支持。
除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于各国政府的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并且彼此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存在着问题，依然有很大改革和深化空间。
总的来说，全面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工作，并且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将非常艰巨。
3.建立全球经济预警系统，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缩小影响范围。
全球金融市场充满了风险，要进行准确及时的预警显然非常困难。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还没有一套非常有效的预警系统。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萨克斯等人认为过去的预测模型无法解释亚洲危机，因为它们没有把“没有流动性”(illiquidity)和“没有清偿能力”(insolvency)区分开来。没有流动资金的贷款者虽然缺乏现金来支付债务，但是其资产的能力足以支付未来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个体由于担心贷款无法偿还，会停止贷款，这样会在债权人中间产生连锁效应，最后导致资本市场的自我恐慌。当资本市场不向具有清偿能力的贷款者提供新贷款的时候，没有流动资金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亚洲危机不是因为没有清偿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因此，他们认为，危机是由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期望的剧烈变动引发的。他们根据1994-1997年在24个新兴市场中发生的9次金融危机的情况，建立了一个概率单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提出了7个危机预警指标。它们分别是：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债务人信用/GDP、资本流入/GDP、现金帐户/GDP、外债总量/GDP、真实汇率的变动以及腐败的比较指数。他们通过分析指出，只有前三个与危机有重要关联，而其他提供的或者是错误信号，后者是不重要的信号。
由艾斯里·德谟夏克一坎特（AsliDemirguc-kunt）和德特拉加克（EnricaDetragiache）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银行危机最重要的预兆是：宏观经济因素（低增长和高通胀）、高利率、资本外流的易动性，国内金融自由化和无效的法律实施。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提出的预警指标包括：经常项目赤字（国内投资减储蓄加政府开支减财政收入）；全部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短期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经常项目赤字减去外国直接投资后的数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债过大而需要致富巨额的利息和费用，使异国容易面临资金枯竭和外国投资者因害怕该国无法履行债务而突然撤走资金的风险。其他制指标包括：一国短期债务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出口创汇的比率；一国的外汇储备所能支撑的进口付汇能力的比率。他认为单一指标是不能准确预测一国何时面临危机的；多个指标固然优于单一指标，担也未必准确地预测金融危机；各国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金融指标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用：提供一国金融形式概况；预警异国一国如处理不当，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已发生的危机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政治危机常对金融起催化剂作用。[18]
东亚危机与以前发生的危机的显著不同点就在于许多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是相当牢靠的，表现在高储蓄、预算盈余或少量赤字、低通胀以及相比较而言为数不多的外债等多人面。尽管一些同家（如泰国）有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如印尼）的经常项目赤字却不大，有的国家（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赤字不仅适中而且还在下降。虽然东亚危机有其独特指出，但是众多研究表明，在危机预警指标中，与流动资本相关的各个指标带有更强的关联性，因此也特别值得重视。
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对东亚危机的分析在这里很有启发意义。以下是他对资本流动如何导致危机的各个步骤的分析：
挂钩：一个国家把货币跟另一种“硬”货币——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这三种货币是全世界都接受的）或三者联合起来——挂钩。这是为了促进国际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中央银行答应，它将根据挂钩汇率在外汇市场买卖本国货币，以换取硬货币。为了履行这个承诺，中央银行持有硬货币储备。承担的诺言通常不是规定明确的价格，只是一个价格范围。挂钩汇率往往在宣布后慢慢下跌。
货币定价过高：如果一国的挂钩汇率定得过高，出口货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会偏高，居民却认为进口货便宜。于是就出现令人吃惊的贸易赤字。投机者开始怀疑挂钩汇率可能会支撑不住，那就是，中央银行储备金不够，无法兑现诺言，在需求时把本国货币按照挂钩价格换成硬货币。
恐慌：在全球自由市场里，大量私人资金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转移到任何地方。一旦一国的中央银行捍卫挂钩汇率的能力受到怀疑，投机性的资金流动能迅速使它的储备货币迅速化为乌有。遇到银行发生挤提，仓促溃逃的群体心态便会出现，迫使这个国家放弃挂钩汇率，让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以便保存剩余的储备。
三、发展中国家：风险与机会
AlexandreLamfalussy说：80年代“世界金融体系突然间发生了三场革命－解除管制，国际化以及创新”。[2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压力的推动下，它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的进入，实行浮动汇率。这些措施深化了这些国民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尤其为西方资本提供了新的利润空间（见表二）。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以及西方各国金融制度的改革也为西方资本的向外输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西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完成的。E.Helleiner认为，80年代各国对金融体制实行的自由化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明确的问题和选择情况下精心采取的政治决定。[21].而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最为突出。例如，为了解决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对银行的冲击，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根斯特-杰曼法案”，允许银行提供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s），以此为银行提供与包括建立证券机构在内的非银行机构公平竞争的条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项法案对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竞争起到了作用，但是也鼓励了非银行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政府与资本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优势。以金融创新为例，80年代以来的主要金融创新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见表三）。金融创新是一种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向外流动提供更简单便捷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的监管能力的提供，可以更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在创新领域中，谁第一个创新，谁就会第一个受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
这种缺陷集中体现为金融管制体制无法适应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这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
“管制陷阱”的存在造成了近20几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危机的主要发生地是发展中地区（见表四）。二是越是发展迅速，对流动资本越具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越容易发生危机。到1997年东亚危机发生时，几乎所有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都不同程度经历过了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中，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有效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的攻击。它们分别是智利和中国。二者在避开冲击的手段上非常不同。智利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托宾税”来管制短期资本流动，而中国则由于没有开放金融市场，实行货币可兑换，所以限制了短期资本的进入。另外，中国的外国投资政策的重点是吸引直接投资，这也防止了外国资本的波动性。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与智利的做法也许没有太多的直接借鉴意义，但是这些做法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有效地管制短期国际资本。当然，在全球经济日益联系密切，各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有效地管制不等于全面限制，那是消极的做法，而是要积极地改革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国际合作，并且逐步使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协调起来。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恶性循环：往往在危机出现后把原因归结到政府头上，诱发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政府各项措施（不管是否合理）无法有效执行，使危机更加严重，引发政府，政局动荡，危机更加难以克服。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政府能力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于对市场的盲目信任，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解决各种问题。最终结果是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极端化了，不可调和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政府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合法主体，而秩序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是何等重要，但若离开了稳定和增长，这种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形成。显然、政府个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不仅直接体现在监管金融体系上，还体现在建立一套鼓励谨慎有效行为的激励机制上。[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