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经济环境适应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细分产业在第一产业内部也在逐步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这样，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货币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农村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农村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产生直接影响。除了对金融结算工具和清算方式需求的改变，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增加外，最主要是对货币总量需求增加，包括现金货币和准货币。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是零，就是说，这时实体经济的变动不需要货币金融的媒介。
随着信用经济的诞生，就产生了实物与货币的交换关系，这时有多大的实物规模，就决定了需要有多大的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金融需求量规模，即这时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为1，这是此时的金融需求量的理论极限值。也就是说，即使在简单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比率关系，即公式(1)。在公式(1)中，M表示金融需求量;K表示经济金融需求量系数;G表示经济总量，即GDP。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运行不再以简单形式出现，现代金融可以使货币和信用发生自身的乘数作用，可以使经济的金融需求量出现倍数放大。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生产条件下的金融———经济比率关系模型就要被扩充为。在公式(2)中，Ki(i=1，2，……n)表示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量系数。依照上述思路，田力等(2004)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按公式(2)对我国农村金融的理论需求量进行了测算，并在考虑财政部门的资金供给量、家庭部门私人资本的净流入量以及国外资本的净流入量后得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总量，见表1。在表1的基础上，田力等(2004)使用农村总的金融性资产来替代农村金融的实际拥有量并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出我国农村金融实际拥有量(金融资产量)，见表2。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量和实际量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显示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量水平与实际所供给量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而且更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环境适应性方面存在功能缺陷。另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我国农业经济运行机制、运行结构也存在经济适应性方面的功能欠缺。
对于农业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在于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却没有顺应这种运行机制的变化。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曰“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美国学者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世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与此不同的是，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基于人类理性之上，未经实践认真检验的一种人为设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求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市场化方式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且呈现出金融资本商品化、金融组织法人化、金融调控间接化与金融行为法制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实现上述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如哈耶克所言，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使少数人去计划千百万人的生活成为不可能”。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农业经济运行结构也表现出经济适应性不足。所谓经济运行结构，主要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领域与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有机组合。面对我国农村经济活动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和不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行结构，导致金融资源无法通过不同管理方式来调节资金运行及形成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及运用，从而造成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二、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金融环境适应性分析
按照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具备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储蓄资源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通过改变农业资金流向及流量来促进农村经济良性发展。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前尚无法达到金融环境适应性标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机构数量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以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导，显然，从事农村金融活动的机构数量有限，这将限制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另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业务定位来分析，农业发展银行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但是，其以前主要局限于粮食、棉花、菜油等大宗农产品方面的信贷业务，尚未涉及“三农”建设的全部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初定位是农村金融业务，但是，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转型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信贷业务很多在县级城市区域，较少涉及真正属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乡镇区域;邮政储蓄银行从事一小部分的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是，其在农村地区的储蓄业务远大于贷款业务，导致邮政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地区的资金“虹吸效应”比较严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表3与表4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完全达到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还有待于通过金融深化过程来进一步改进。
三、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分析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组织文化、制度文化与信用文化方面的适应能力。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运作载体主要还是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在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层面已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起步较晚，信用文化建设方面明显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信用秩序更为混乱，这可能与农村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直接关联。农村信用文化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与比重。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水平，尤其是对信用文化的适应性，将成为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路径。对此，中央多次对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至今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虽然目前农村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但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机构越来越注重效益，而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支持农村经济无利可图，还可能带来金融风险，金融业对农业支持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制约因素。例如，作为政策性支持农业生产的农业发展银行，尽管有人民银行给其提供贷款，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人民银行为减少呆账坏账也不愿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毕竟风险很大，而农业发展银行为自身利益又不愿把贷款发放给农民，转而用于其他商业贷款以获取利润。最终的结果则是，农业发展银行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违背了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宗旨。诸如此类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适应性缺陷，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虽然已具有农村金融的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但是，尚缺乏一个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文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应具备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特征。金融不仅加速社会资金的周转运动，而且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实践证明:金融作用的充分发挥，一靠制度，二靠科技，三靠文化。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如对失信行为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对粉饰财务报表进行骗贷的行为缺乏一定的制约性，对金融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等，这些都不利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目标。通过表5与表6的分析可以发现，因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农业方面的中长期贷款业务比重明显过低，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关键词：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改革现状；改革思考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改革探索中艰难前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障碍。金融发展理论最早作为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与金融问题的经典作品，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该理论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完善。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阶段，金融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将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金融发展理论脉络概述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研究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理论经过不断的发展历经了金融结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等过程。以往的理论多把金融作为经济的一个附属或内在组成部分研究，基本研究思路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发展理论则将金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基本研究思路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即通过发展金融来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理论”因故而名。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金融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早和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其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雷德蒙・戈德史密，代表作是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邵营，2012）[1]该理论主要研究一国金融资产、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相互之间及其与相应的经济变量（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用于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金融相关率FIR=Ft/Wt。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发展体现“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变化之后会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引致效应”。“引致效应”具体体现在经济结构变化之后，给人们提供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投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会愈加强烈，社会资金积累的速度加快，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后经维森特・加尔比斯、唐纳德・马西森弗莱等人从不同角度发展逐步完善。
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多的干预和管制，其中的金融管制制约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该理论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种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抑制也具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促进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和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金融，要发挥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理论主要批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如管制利率和信誉贷款的金融抑制政策，极力主张实施金融深化战略，接触或者放松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以达到金融自由化的目标。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金融约束理论
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莱文、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有选择性地干预不但不会阻碍反而有助于金融深化，由此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即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
（四）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1998年）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创新，该理论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协调，并保证稳定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原则。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引申出金融倾斜轮、金融功能观、金融效率论、金融生态论等理论体系，此处不再进行阐述。
二、我国金融改革的回顾
回顾历史，从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在这二十余年中从单一银行体系，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运行机制；从汇率双轨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国家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到利率市场化；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中国金融改革始终与中国经济并行，并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
从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此后几年，三家政策性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银行大区行改革，四大金融管理公司等相继成立。
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以机构改革为主的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此启动，这次改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金融改革之一。央行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从而推动银行体制改革。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金融改革进行的同时，金融业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变迁。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成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了分业监管的时代。（陈柳钦，2003）[2]
三、我国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远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了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进行了补充与扩展。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金融相关率FIR=Ft/Wt，即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纸币，其中，经济活动总量用从FIR数据来看，FIR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36到2013年的1.95，说明我国金融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充分体现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陈文夏，2010）[3]
（二）我国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
简单说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金融抑制较厉害，金融深化程度不够。其中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政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机现象十分严重。
②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行缓慢。我国货币市场规模还不太强大，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特别是存款利率，使得利率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③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四、基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我国金融改革思路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干预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改革，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4]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一）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目标
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实践证明，合理有效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在实施金融体系改革时，切勿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即使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金融自由化，应该在放松干预的同时注重市场的滞后对放松干预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作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二）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形成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市场机制还不能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因此，在我国还不能超前地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而要在金融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动，促进资本的有效合法运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加以监控，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约束的发展道路，并不能将金融约束论盲目地运用于我国，而要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
基于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来处理金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还要思考政府干预的力度，从而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方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金融危机已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们清楚认识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已渗透到整个经济中，与经济共同构成了一个存在紧密关联和互动的庞大系统，金融的不稳定往往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动荡，在考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忽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更不能忽略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沈军，2006）[5]
在金融可持续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金融改革过程中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站在统筹全局的角度适时转换政府、金融机构的职能，使市场参与共享改革红利，使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幸福感。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均衡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邵营.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改革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2（1）：55-56
[2]陈柳钦.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改革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6）：52-54
[3]陈文夏.金融发展理论脉络和现实思考[J].生产力研究.2010（2）：67-68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创新对策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金融部门尚无发生过大危机或系统性风险，但国内金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分析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分析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进一步说，该领域的研究对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课题关键问题及难点：
本课题关键问题如下：
①从理论上分析并揭示内生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
②结合现实国情，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
③运用高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实证检验。
④紧密结合实证结果解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
本课题研究工作量巨大，难点众多，极富挑战性，主要包括：
①需要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②涉及众多指标，需要数以百计的大量数据，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量巨大。
③运用的计量实证方法超出本科教学要求，需要自学并灵活运用，任务重、难度大。
三、调研报告（或文献综述）：
与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相比，国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视野广博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将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分三大类来阐述。
1、对中国作整体研究
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和史永东（1999）。谈儒勇选取了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分别采用了M3与名义GDP的比值计算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以及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来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DEPTH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BANK则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而史永东等（1999）对我国1978～1999年的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此后，国内有许多学者如谈儒勇（2000），宾国强（1999），沈坤荣等等，依据金融深化的理论，以货币化进程或利率——储蓄——增长的循环入手研究了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他们使用的计量模型中采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M2/GDP或者真实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现实给出了较好的解释。然而，由于货币化程度和利率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货币化并不是金融发展的全部内涵，所以这些分析的显著性从某种程度上被降低了。近年来，韩廷春（2002）直接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引入金融发展的因素，并以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R&D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例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从而经济增长越快。王志强和孙刚（2003）利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2、对中国各区域作比较研究
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在实证方法、模型构建和时间序列区间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张军洲（1995）认为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从而明确界定了区域金融研究范畴。但在研究方法上，张军洲更多的运用了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明显不足。殷德生等（2000）以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资源配置等视角强调了金融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金融测度方法和指标。周好文，钟永红（2004）通过利用多变量VAR系统的研究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张海波，吴陶（2005）通过建立PanelData计量经济模型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该固定影响平行数据模型没有进行深入的可靠性检验。
3、对特定省或市作案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刘仁伍（2003）利用海南省1988～1999年的金融数据和大量案例，再现了海南金融发展历程，总结了海南金融结构畸形和金融发展缓慢的制度性原因。另外，张兵，胡俊伟（2003）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郑瑶，毛珍珍（2005）通过对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确认浙江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也发现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浙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
四、方案论证：
本人将在充分学习和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通过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理论归纳和实证检验，得出新的结论，观点和建议。因此，毕业论文将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框架下，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等方法，揭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和联系纽带，两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并在实证解释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政策建议。无论是理论框架，计量方法，实证结论还是政策建议，本人都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体现了较强的创新性，鲜明的实效性和定量的可靠性。
全文主要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对国内外大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进行详细回顾与综述，并对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同时还对研究该领域采用的计量，实证方法作概述和比较。本章构成全文的基础与起点。第二章，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在理想条件下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第三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演进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中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定性描述我国经济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联系纽带。第四章笔者将构建反映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搜集大量数据运用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数量相关关系和趋势因果关系进行全面检验。第五章，对计量实证得出的四组八个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VAR协整方程和八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经济解释，同时与江苏省的实证结果展开对比分析，揭示其在作用力度和因果关系上的异同。第六章，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将以优化结构，突破难点，扩大开放的角度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及向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传导的创新对策。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给出主要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展望。
五、进度安排：
1-2周，选题，写开题报告
3-8周，收集资料及完成详细大纲
9-12周，完成论文初稿
13-14周，修改论文，定稿
15-16周，准备论文答辩和参加论文答辩
六、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年月日
七、教研组意见（或开题审查小组意见）：
关键词：两部门模型；二元经济；均衡增长路径
Abstract：Basedonthetwo-sectionmodel，thispapercreatesadualeconomystructuretransformationmodel，anditdiscussestheequilibriumgrowthpathofthemodel.Thispaperalsoanalyz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especiallythetransformationofdualeconomystructure.Theresultindicatesthatthecontinuousgrowthsoffinancialdepartmentoutputcouldacceleratethetransformationofdualeconomystructure;andtheincreasingoffinancialefficiencycouldalsodrivethetransformationofdualeconomystructure.
KeyWords：two-SectionModel，dualstructure，equilibriumgrowthpa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12-04
一、文献回顾
实践表明，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二元经济理论在经过融合和创新之后又成为近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通过改变有关前提建设、放松有关假定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修订研究，这些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系统整理，其中涉及了本世纪以前对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原因和解释路径的反思，各次级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深入分析和二元经济下收入分配关系的再思考。
近年来，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说明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及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由此得出一国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应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金融深化理论已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结构转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金融深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农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存在两个割裂的金融市场:一方面拥有少数现代化的、正规的金融市场和组织，被称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落后的、传统的和非正规的金融活动，被称为“无组织的金融市场”。而且两个市场之间由于存在种种阻隔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流通、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同时，麦金农用欧文・费雪的两时期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出现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发展政策有助于消除其二元经济结构。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转化。例如，金融发展将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金融体系的总体规模将扩大，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增多；其二，金融体系的结构将得到优化，金融分割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将导致金融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趋于合理，流向传统农业部门的资金相应增多。而农业部门得到资金之后，可以用于技术革新，改善生产条件，改良生产工具，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相应下降，其劳动人口可以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农村劳动者的人均收入也会相应增加。随着农业相对于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弱化。当资本的供给赶上劳动力的供给时，就实现了刘易斯所谓的二元经济转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的单一部门模型是主要一方面，但两部门模型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用它可以研究单一部门不能研究的问题，如它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讨论具有不同生产部门的经济特征、经济结构变迁，以及人力资本模型内生增长等问题，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人们试图在新古典框架下用两部门模型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王少国（2003）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
基于经济系统中不同的部门划分以及不同的增长理论框架，出现了多种两部门模型：（1）消费品、投资品的两部门模型；（2）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两部门模型；（3）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模型；（4）物质、研发（技术）的两部门模型。
虽然目前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在一般理论上的探讨已经相当成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提出了不少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但到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经济模型；同时，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主要偏重于经济总量增长方面，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运用金融深化指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指标进行计量分析，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具有多重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二元结构及区域二元结构等，这些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以及各地区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上的明显差异，使中国金融发展极不均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探索我国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机制。
二、包含金融部门的二元结构转化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为了考察二元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的关系，本文将经济系统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金融部门与实物部门两个角度来划分，令各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即，其增长率
。其中，表示技术水平，表示资本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资本弹性，表示劳动力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劳动力弹性。
1.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经济中只存在两个部门，部门1是落后的或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相对于部门1的资本存量存在过剩的劳动力；部门2是技术相对先进的工业等非农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与技术，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与技术。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其中表示土地，表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
是指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土地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3）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
是现代部门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产要素，即资本，表示资本投入于现代部门的比例，假定为常数。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力，是指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4）在t时期部门1和2的产出分别为和，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和、和，则两部门的总收入为：，同理可得、。
2.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系统中存在两个部门：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同一个生产函数，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在这里我们用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gF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3）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4）在t时期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产出分别为
和，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和、和，则有：
两部门的总收入为：，同理可得、
（二）二元结构和金融发展因素的引入
二元经济结构可用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纯收入（或产值）相对比重来衡量，即二元对比系数。它是二元经济中农业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强。
根据定义，二元对比系数RD以下式表示：
至此，我们将二元对比系数和金融发展因素引入模型。
（三）模型的推导
在二元经济中，二元对比系数越大则表明经济的二元性越弱，即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的差距越小，我们以二元对比系数的相对增长率即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作为二元经济转换的测度指标，
令各部门的增长率
经过一系列推导和整理，
设劳动力结构，则有
令
最后，我们推导出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为：
这样我们就得到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
（四）均衡增长路径
所谓均衡增长，即各主要经济变量以不变的速率增长，各增长率均为常数，即均为常数，因而各增长率对时间t的导数均为0。
将（11）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则有：
即为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
设为均衡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有：
因此，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三、模型的分析
由（10）式可知，为正，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推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使得经济的二元性减弱，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的定义可知，其的值取决于两部门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的增速比较，若两部门总产出增长快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那么二元结构的转化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同理，由的定义可知，其的值取决于两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速比较，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由（11）式可知，若要经济二元性减弱，二元结构得到转化，即，
则必须令，
最后得出
可知，当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小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与总产出中金融部门及农业部门的分配及劳动力在两部门分配的综合效应时，二元结构得以转化，经济的二元性降低。
由（3）式可将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gF进行分解，可得：
可看出，由于、均为正，则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与金融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增长正相关。而可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是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与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起作用的。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因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在两部门模型的框架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二元结构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结构转化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其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因而，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
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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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导致了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今时代，离开了金融的经济，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也不再是现实的金融。金融经济即金融成为运行核心的经济。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可以配置其他资源的核心资源，而金融配置则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既决定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决定着产业发展方向与速度，影响一国科技创新的能力，进而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就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影响关系。
二、指标的设定与样本数据的采取
1.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设定
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仅选取了FCR（金融贡献率）、FAE（金融中介效率）对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一个简单的考量。
（1）金融贡献率（FCR）
本文仿照戈式指标，把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行业的融资总额统称为金融贡献额，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定义为金融贡献率FCR，用这一指标来刻画金融发展规模和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反映金融增长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根据金融贡献率的内涵，可得：
FCR=[股票筹资额+金融机构信贷余额+保费支出额]/国内生产总值
（2）金融中介效率（FAE）
国外学者主要用非国有经济的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金融中介效率，而国内学者则认为国有经济在我国地位较为特殊，以存贷款比来反映金融中介效率似乎更为合理。通过对上述国内外观点的综合和分析，本文将金融中介效率指标设定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其存款余额之比。
2.经济增长指标的设定
本文依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将人均GDP作为考量海南省经济增长的指标。
3.样本数据的采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样本数据年限为1991年―2012年，数据来源：笔者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资料整理所得。
三、实证分析过程
1.模型简介
本文的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veModel，VAR），VAR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VAR模型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一种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
VAR模型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IH负及持续的时间。可以用来描述若干变量间互相影响与作用的关系，从而将单方程模型加以改进、推广为由多方程的自回归模型。
2.实证结论分析
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将实证结果展示如下，实证分析包括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的分析及后续的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单位根检验，变量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次差分后可都转化平稳序列具备了协整性检验条件。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顾名思义，“金”是黄金、资金，“融”是融通，即“资金融通”。金银的易携带、易分割及价值大等特性使之成为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价值的流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金融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价值的流通，更多的倾向于经营的资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杆化，更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观金融
根据金融主体行为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大类。一般地，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微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而政府和货币当局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宏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观金融是以宏观平衡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金融活动。
3.什么是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是指关于研究宏观金融领域的一般方法的总称，它为我们准确、有效地研究宏观金融理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宏观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
联系的普遍性――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不是独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密切相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金融理论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仅从自身出发进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的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若要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而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以此来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
三、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和工具，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数量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促使着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向科学化、严谨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者们较为关注运用金融理论的知识去科学有效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来实现金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出现，论文就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以此来彰显其理论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然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数学模型并未深刻认知，有时过于追求模型论证而忽略其现实经济意义。目前论文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确认识金融工具与金融理论的关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务性作用，过于追求数学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论。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创新性
研究的创新性是为了通过研究者分析问题，提出观点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忽略理论的探究，在广泛阅读大量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从而难以实现理论的创新。
四、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