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困境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生态风险评估体系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作者简介：刘珊，湘潭大学经济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因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而引起的生态危机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威胁着人们的幸福生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决定的号召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应该只是功利的经济人，更应是高尚的道德人和理性的生态人，应当清晰：最生动的中国人应当是各种形象人的集合体，集合着所有的“人性美”。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市场竞争化、竞争法治化的时代浪潮里，且看经济法学如何解读生态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以此强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营造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稳健运行的外部环境。
一、生态困境的现实存在
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是生态破坏趋势愈发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酸雨、雾霾以及危险物跨境转移和越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现代科技文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反而是越积越多，越积越难，以致于演变成了当下无法破解的生态困境。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体系下，“搭便车问题的广泛存在，必然使得市场机制提供生态保护这样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有时甚至出现供给为零。”必须清晰，正因为生态环境被当成是公共资源，其自身的不可分割性导致其产权根本无从界定，既然界定不了，市场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相当于给了企业一个违法的“正当理由”，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必然极大的降低。
“环境破坏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生长的问题。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可再生资源的例子是过度捕鱼和过度采用地下水。雨林的毁坏和湿地排水是对自然界有意破坏的两个例子，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日渐降低。”显然，在转基因技术主粮化的背景下，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其“负外部性”亦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理念，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同时也应是理性生态人。客观上，“国家应该强大的理想来自于推动环境修复、规制建立和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一系列环境与社会破坏性活动的需要”生态环境如同人一样，拥有正常的身体机能，一旦体力被严重透支，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恢复，那么精疲力竭而亡则是难逃的命运。在我们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过多消耗大自然的“体力”之时，生态系统是无力抵抗的，必然会面临崩溃的窘境。“目前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都应立即解决，因为任何拖延都会提升威胁背后的风险。”因此，我国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经济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尽管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现代国家机器应该为大量环境难题的产生负责，而全球生态难题也日渐凸显，挑战着现代国家机器。”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并非只是国家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大自然无法享有或者主张人类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生态困境必须动员公众的力量，让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首次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竞争实现、共同分享”这一新型的增量利益关系。
单个经济法主体以及企业这一典型的结合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生态困境，其理应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优化使用自身的劳动力。正所谓，“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而经济法作为现代私法，旨在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以激励各经济主体持续保有最大积极性投身于劳动创造，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大自然来成就当代的工业文明，其所内含的“同创共享”理念对吸引全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因而，从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解读生态困境并寻求破解之道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突破口。
三、社会化大生产下生态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在个体生产时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限的生产，而且个体劳动力利用自然的程度相当有限，生产工具有限，生产方式单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不够。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日益密切频繁，社会财富大多是由众多劳动者协作创造，个体劳动力变成了普遍的结合劳动力。“个体与个体间合作创造形成结合的劳动能力”，同时这种结合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单个个体的生产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砍一棵树凭一己之力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现在砍一片树林都只需一个晚上便能完成，由此可见，规模化、集合化、机械化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力正在不断加大。
（二）经济原因资本的逐利性正蚕食着生态自净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使得大量的生态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市场经济下必然得究其经济学原因。“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面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愿当一个如此的好人――费力不讨好的放弃争取眼前利益的机会。“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既然没有企业愿意投资环保设施，或者投资了环保设备仅仅只是个装设，并非真正投产运作，如此对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基于非合作的博弈思维，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生态治理困境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三）政治原因
诚如李大钊所指，“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政绩讲究GDP增长，公共决策必定偏离了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中心主义”几乎束缚了所有市场主体的思维观念，导致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尤其是政府官员这一握有公权力的群体。基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国家偏重于保护既得利益，维护政权的稳定。“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我国当前不计成本、不计环境污染与破坏，一味追求高速度的GDP至上的发展观”，正是国家政治的盲目偏向助长了污染、浪费这一畸形市场的强大成长。
四、破解生态困境的具体路径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坚持，“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法律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强效武器。治理生态问题，破解生态困境，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双边信任难题，以良法保障生态文明的善治。
（一）微观产权激励：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
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使然，个体以及个体结合而成的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法主体，有动力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而选择依法有序地参与生态经济建设，聚焦生态效益的“同创共享”，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然生态秩序的重建。必须承认，“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者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而现代经济法强调生态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得以保障，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都能从环保治理中感受到有利可图，这一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人的功利性内在需求。其旨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是明晰产权的过程，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就是以微观产权激励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务实之举。
（二）宏观政策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今天的我们已然迈入了全新的大数据时代，能够通过样本分析而突出个性化服务和私人订制的大数据技术可谓是占据了市场比较优势。因此，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一方的政府理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理性分析各类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预测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此引导各企业建立起便捷智慧的、高效沟通的内外部协作模型，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法律政策下有序开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有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引导并推动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事故的奖惩追责机制，防止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使公权力以公共决策等形式认可自然生态的价值，将能源消耗率、环境损害度、生态破坏力等纳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尤其是必须将生态效益纳入其中。有理由相信，此举必是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创新视角。
（三）官民通力合作：强化生态法治思维重塑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是解决人的心态问题”。我们必须引导理性生态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的转变。正所谓，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有必要通过强化生态法治思维以重塑理性生态人的行为模式。谈及行为模式的重塑，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定位：理性生态人和理性经济人的二重性身份;其次必须坚持两个转变：其一，强化生态法治思维实现内在心理机制的转变;其二，着力于经济法主体外在行为模式的转变，促进官民共同体主动实施绿色生态、可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此逐步取代盲目的经济逐利方式。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今天，必须寻求官民合作的经济法路径，以法治激励“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确保每一个市场主体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生态治理。打造官民合作的理性生态人的共同体，重塑生态行为模式，让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得以集中发力治理生态环境。从经济学的立场分析，即是我们有必要营造生态法治的“溢出效应”，让生态良好惠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货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个人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祛除奴役人类的“异己力量”，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自身也不断得到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个人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个人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继之则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最终，人类将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样，由“依赖的个人”到“偶然的个人”再到“解放的个人”就成为个人在历史发晨进程中依次呈现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考察个人发展的理论工具
“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于人的发展问题，历代哲人都曾进行过广泛的探讨。然而，囿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思想家们大都沉陷于抽象的逻辑演绎，缺乏现实具体的和历史的考察。因而都未能正确揭示个人发展的本质内涵。马克思本人早年对个人发展的思考也未能完全脱离这一窠臼。直到19世纪中叶，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式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找到了探究人类发展的万能钥匙，从而科学地阐释了个人发展的本质内涵。
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理论再现。一方面。它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但归根结底，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都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由此，唯物史观就提供了考察个人发展形态的两个尺度：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离开了现实的个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纯粹的虚幻。现实的个人必定是社会的人，必定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因此，“社会的关系实际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时下不少论者就从这一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发展理论。然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固然可以成为衡量个人发展的一个标尺。但从根本上来说，个人的发展要取决个人置身于其中的物质经济关系，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无从谈起，“没有蒸气机和珍妮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只有从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尺，才能够确切理解和把握个人发展的历史过程。据此，本文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个人发展三形态是与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三个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是自然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商品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是产品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主要形态。
二、自然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依赖的个人
自然经济是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都占据统治地位。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自给自足性；二是封闭性。在自然经济社会中，绝大部分劳动产品都是为了满足自然经济单位内部的直接生活需要而生产，人们的经济活动处于分散、孤立、保守的状态。
无论是氏族部落共同体、奴隶主庄园或封建主庄园，还是农民家庭，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式的经济单位。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因此，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人的发展形态主要表现为，个人完全缺乏独立性，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在原始社会，个人的这种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对血缘关系的依赖。对于原始人类而言，自然界是一个“完全异己的、有着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而不是发展。为了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人们不得不以血缘关系为自然纽带结合成为人群共同体——氏族公社，联合起来用集体的行动去对付强大的自然，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获取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在这种状态中，生产是共同体内钓共同生产，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即由于男女在生理上和体力上的差别而产生地简单的自然分工)，分配是共同体内部的平均分配。虽然既没有共同体对个人的统治和强制，也没有个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但是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离开了群体的个体根本无法存在。因此，这时的个人根本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只不过是共同体的附属物，作为群体的一个原子而存在，根本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阶级和国家先后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公社完全瓦解，个体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人类步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虽然较原始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个人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保证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每个共同体的生活。因此，“人的依赖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不过，这时个人的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对于权力统治的依赖。马克思曾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关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他们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显然，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不管是自然形成的原始群体还是后来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个人都被牢牢地束缚于特定血缘的人群或者狭窄的空间，不可能有自己的所谓的独立性。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性很小，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奴隶总是奴隶，因此，他们总是属于某个等级，只能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恰如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消融在与他者的关系中。
三、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偶然的个人
“偶然的个人”是个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它是商品经济社会个人发展的常态。早在自然经济社会，商儡经济就已经存在，只是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附庸地位。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人类开始迈入商品经济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基本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置身于其中。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实现价值增值。这种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斩断了束缚人们的形形的封建羁绊。“依赖的个人”终于不再受阶层或共同体的束缚，发展成为具备了独立性的“偶然的个人”。然而，“偶然的个人”的这种独立性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刚刚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又陷入了对“物”(货币)的依赖。因此，“偶然的个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而只是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个人。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联系，人们只有通过交换获得货币，才能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样，货币就从商品流通的媒介畸变为一种无形的物的力量，支配着人的一切活动。由此，“物”(货币)就抽空了一切现实个人的生活内容，人的一切个性、特性都被彻底否定和消灭。这种对“物的依赖”，异化了人的生存意义，人们的生存手段嬗变为生存的目的。不仅工人被人为地培植片面的技巧。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工具，就连资产者也深受外在的物的力量压迫，成为工具理性的奴隶。“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无法彻底实现对个人对“偶然的个人”的超越。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胎胞中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属于商品经济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发展仍然无法摆脱对物的依赖。否认这一点，试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纯属自欺欺人，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商品经济社会中“偶然的个人”是畸形发展的个人，“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然而，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社会是个人发展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这种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打破了以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狭隘性和血缘地域局限性，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说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从而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因此，“偶然的个人”的出现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必然性。
四、产品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解放的个人
产品经济社会是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经济活动就不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阃，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就进入了产品经济社会。在产品经济社会中，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支配人类社会的一切客观的异己力量，完全处于人们的自已的控制之下。现实的个人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首先，个人从“类”中获得解放。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独立存在的个体，总是作为“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类的发腰不仅包含着个人的发展，而且要通过个人的发展体现出来。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日式分工虽然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人类整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却一直以牺牲多数个人的发展为代价。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处于缺失状态，类(群体)的发展吞噬了个人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对物的依赖使得个人的发展只具备表面的独立性。“类”的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张力在产品经济社会得到了彻底解决。产品经济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里，个人的价值完全实现，类的发展与个人发展达到了和谐统一。
其次，个人实现了对劳动的解放。在产品经济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这样，劳动就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转变为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由此，个人就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他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不会总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的批判者。．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之所以仍属于“偶然的个人”，就在于其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能实现个人对于劳动的解放。
最后，个人实现了“自由个性”的解放。对于未来的产品经济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由于私有制和日式社会分工被消灭，在这个联合体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每个人都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按照内在本性的要求来支配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动地屈从于某种外在的强制；另一方面，相互独立的个人之间完全平等，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都能促进全社会一切人的全面发展。由于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个性，这样，人就真正成为自己的自由主宰者。必须指出的是，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并不是指所有的人的所有素质都能无一遗漏的得到发展，也不是指人们都平衡地发展到同一水平，而是指个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即个人所希望发展的那些个性、素质和潜能都能得到发展。
【关键词】生态危机踏轮磨房资本主义路径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谈到,对于生态危机,人们往往呼吁一场道德革命,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思路明显忽略了隐藏在个人道德背后的“结构性不道德”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构成成金字塔状,即由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构成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福斯特认为这些人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遵循以下逻辑:
(1)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融入这种全球体制,并构成其核心理论基础。
(2)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个体经营者转变为工薪阶层。
(3)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将所积累的财富分配到服务于扩大生产的新型革新技术上来。
(4)短缺物资的生产伴随着更多难以满足的贪欲而产生。
(5)政府在确保部分市民的“社会保障”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日益加大。
(6)传播和教育成为该生产方式的决定性部分,用以巩固其优先权利和价值取向。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踏轮磨房”这一特征。所谓“踏轮磨房”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就必须被资本家雇佣,沦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还是维持基本生存,他们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得不跟着“踏轮”的节奏。
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通过不断缩小劳动必要时间加快生产流程来获取利润。这势必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显然,这种生产方式是与生态环境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斯特进一步探讨了时下流行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一)经济学路径
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学路径往往呈现出三个提点:一是尽力回避而不严肃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1];二是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三是没有认识到“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福斯特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理念的变革方面出发,分析并探讨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经济学路径:“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所谓“环境资源商品化”就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所谓“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效。
福斯特认为这两种路径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福斯特把这种“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做法斥之为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导致如下三重问题:
一是导致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并不能说明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能是发展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挤压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三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会造成具有道德性质的恶果,而且会造成物质性的恶果。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以内化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可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
(二)技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