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在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进行金融风险评估十分重要，但是在金融风险评估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业界高度关注。本文在经济新常态下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以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并题提出相应解决对策，改善金融风险评估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最后结论得出：建立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避免上市银行产生金融风险，有利于上市银行金融更好发展。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对策
在中国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上市银行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转向缓慢，获得巨大盈利空间、发展平稳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下行、上市银行经营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1]。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金融风险加剧，具体表现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发展战略实施风险、金融流动性风险、金融信用风险以及金融经济市场风险等[2]。由于经济新常态下，导致上市银行金融风险集聚，非常不利于上市银行金融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能够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爆发，为上市银行金融经济面临的风险予以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缓解了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压力；填补了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业务上的漏洞[3]。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能够有效防止金融风险，及时发现上市银行金融业务发展缺口，有利于完善上市银行内部核心发展结构、建立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上市银行机制。对于培养核心金融客户、深化上市银行金融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调整上市银行金融利率定价量、强化上市银行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建设能力具有积极影响作用[4-5]。在经济新常态下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是上市银行金融健康、持续发展的经营之道。通过金融风险评估模型最大化降低上市银行在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缓解上市银行金融压力，最终探寻上市银行未来经营转型方向，提高上市银行盈利利润，获得市场竞争力[6]。
1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建立
1.1构建金融风险评估模型的目的建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的目的很直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然伴随着上市银行金融发展陷入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应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能够使上市银行顺利度过经济下行期间金融经济发展困境。在经济新常态期间积极、有效处理金融风险问题、预防金融风险爆发，能够充分应对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并在经济新常态期稳健发展。建立金融风险评估模型有效控制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是经济新常态期间上市银行得以继续生存的有利应对策略，成功、有效的金融风险评估模型也将成为我国未来金融史上的重要参考资料，这种应对方式也将成为金融发展史上的一大思考逻辑。
1.2金融风险评估模型的参数确定在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建立之前，需要对实验模型数据进行充分、科学的整理，确保最终实验结果具有代表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在模型参考数据整理过程中邀请了金融界较有权威的金融风险评估管理工作者对此次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参数指标予以科学、精准的处理与评判。将公式①变形得到金融风险数值分别为等于1.12342、等于1.34123、等于1.39861。再将自变量金融风险数值用归化数学函数处理，计算结果得到为0.12342、0.34123、0.39861。最后提取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数值最大特征函数。其中，β为新常态下的上市银行金融资产产出要素指标的权重，yj是指第j家银行金融管理的产出要素，Gt为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底线。当金融风险的最高风险度上升到九成时，金融风险评估预警数值即＝0.0234，＝－0.15，参数结果在0.0234范围内，能够到达评估金融风险的作用，表示参数符合评估模型要求，能够到达最稳定、最满意的效果，因此判定的参数值能够代表此次评估模型金融风险的数值。
通过建立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达到预测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需要进行仿真模糊评估计算法克服实验过程中出现的漏算和计算差值。针对经济新常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金融风险做全面的评估与预判，全方位、立体化预测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通过金融风险评估模型使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应对方案更具可行性、延展性、灵活性、变通性。具体实施表达过程表现如下：首先：建立标准金融风险预测、评估考核制度。金融风险评估结果分别由s1、s2、s3、s4、s5代表，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是s1时，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偏低，处于安全状态；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是s2时，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升高，有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此时上市银行应当做好应对准备；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是s3时，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出现金融风险，但金融风险易于控制。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是s4时，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偏高，上市银行应该做好转型、调整的准备，降低金融风险损失；当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是s5时，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指数极高，深受经济新常态影响，完善上市银行内部运行体制，更新业务办理活动，充分缓解经济下行期间上市银行金融压力。其次：总结金融风险仿真模糊评估模型结果。假设金融风险仿真模糊评估模型结果为m,会生成m＝αTx0-1的公式。再由归一函数计算方式能够得倒下列结果，具体由表1所示：最后：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评估结果总结。通过建立金融风险评估模型能够清楚、及时检测到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等级，为上市银行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工作予以充足时间，以便降低金融风险损失，有利于上市银行在经济下行期间稳健发展。
2经济新常态下的上市银行金融风险防范应对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关键是要做好防范、控制金融风险工作。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引发的上市银行金融危机，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不同系列、各种应对解决方案和措施。因此，在国务院大力支持下，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应该采取以下几点应对、解决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2.1完善上市银行金融体制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内部拥有完善的金融风险监督、防范体制能够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成为避免造成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有利手段。在经济新常态期间，我国国务院在十八届三种全会中颁布了《中国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金融经济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议题，其中强调了关于应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要将金融监督管理改革措施和统一标准工作落实到业务办理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协调制度；要在实际金融业务办理过程中明确划分国家以及地方金融管理范围、定位上市银行金融监管权限以及金融风险处理义务与责任，三项要求清晰、明确的补充了上市银行内部金融体制，使上市银行金融体制得以完善。完善的金融体制是抵御经济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有利屏障。完善的金融体制下上市银行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措施以及统一的管理标准工作势必得到充分落实。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因此，充分完善上市银行金融监管体系，将金融监管体系向功能、职责监管方向转型刻不容缓。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陷入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发展自然进入新常态，上市银行原有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无法应对当下各种业务综合经营发展需求，逐渐暴露上市银行金融体制不完善的缺口。因此，尽快完善上市银行金融体制，改革银行金融监管职能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对经济的发展新形势，同时对防御金融风险、降低金融风险起到积极作用。
2.2针对不同领域做针对性重点金融风险防范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来源广泛，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需要针对不同领域做针对性重点金融风险防范。尽管在经济新常态下引发的上市银行金融创新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管控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结构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发展速度新常态使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加剧。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上市银行原有金融风险基础上，由经济新常态引发的新一轮问题和矛盾使上市银行潜在金融风险日渐加剧，逐渐暴露在大众视线范围内。因此，在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进行评估、防范预测之前，要防范上市银行的重点金融领域，有针对性进行金融风险管控会使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效果事半功倍。为了应对经济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我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上市银行金融风险予以高度重视，为积极做好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评估工作起到良好带头作用，工作效果也非常显著。有针对性的对重点金融领域进行金融风险防范首先应该采用动态式金融风险排除法，时刻掌握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经济发展趋势，清楚摸到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导火索以及风险根源，从重点处着手全面、及时、深入应对并控制上市银行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具体表现为：首先房地产作为经济新常态下影响最深的金融业，上市银行应将房地产作为重点金融风险防范对象，及时调整房贷、房地产相关借贷政策和借贷指标，提高对百姓住房的借贷支持力度；其次在上市银行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建立完善的金融债务管理体系，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针对性、重点式金融风险防范。在经济新常态下利用完善的金融债务管理体系重点把控上市银行金融风险、加强金融风险控制力度，在原有债务管理体系基础上更新上市银行贷款方式，分化金融风险；再次针对上市银行连带性金融产业做针对性处理、予以针对性应对措施。此处理方式完美体现了在经济新常态下针对不同领域做针对性重点金融风险防范的要求，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信托、理财机构、中介等银行金融机构场所会出现金融兑付风险，“影子银行”对上市银行造成的金融风险影响严重，因此需要重点对国内各大影子银行进行针对性监督与管理，并制定配套管理政策，维持国内银行金融机构管理秩序。综上所术，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各个领域的金融机构处，上市银行进行金融风险评估为的是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风险不得超过风险防御底线，将金融风险最大程度控制在掌控范围内，减少金融风险负面影响，最大化降低由经济新常态引发的上市银行金融风险损失。从目前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上市银行将持续重点的、大力的、有针对性的进行金融风险防范工作。
2.3在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要保持操作原则在经济新常态期间进行上市银行的金融风险评估，容易在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产生过强的针对性，即治标不治本问题突出。因此，在金融风险防范过程中要保持操作原则，具体表现为：第一点操作原则标本同治原则、针对经济新常态期间做针对性应对原则。第二点操作原则严格遵守防范操作管理原则，坚决控制上市银行金融增长数量，遵守增量原则。第三点操作原则保持、遵守分类对待、不同重点领域不同应对解决原则。第四点操作原则要遵守依次解决、按部化解、有条不紊原则。尽管在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突出，但在进行金融风险评估、防范过程中要采取平稳、积极的应对态度，坚守金融风险底线标准，做好长期应对思想准备，保持趋利避害、以不变应万标原则是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应对金融风险的根本操作原则。以上几点金融风险操作原则是应对、解决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有利武器，做好以上几点，能够非常有效的对金融风险进行评估预测，能够达到金融风险预判与防范的效果。
2.4防范金融风险要完善上市银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上市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新常态期间防范、应对金融风险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因素。上市银行内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不仅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高效发展，同时对完善金融体系、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加快信用市场建设、规范金融管理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充分完善上市银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打好金融营运基础；能够提高上市银行金融经济推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完善的上市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上市银行进行金融风险防范的有利武器与夯实的力量支撑，能够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评估、预判的能力，是应对、解决经济新常态上市银行金融风险的核心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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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骄人成就，社会融资总量迅速增长，融资结构不断改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所完善，金融对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金融市场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金融行业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不仅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而且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尽管金融业对促进实体经济良性运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角度来考察，我国金融业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服务于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针对性、有效性还不高，金融系统固有的痼疾和缺憾日益凸显。
1.正规金融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务覆盖不够。立足体制机制视角，造成我国实体经济某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统及银行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间存在错位。事实上，在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因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健全，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融资功能转由银行体系承担；同时，因银行系统层次体系不完善，本应由小型金融机构承担的融资功能被迫由大中型银行来满足。统计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占比仅1%，企业类型分布呈“金字塔型”，而金融资源65%由国有控股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型”。
金融系统层次化缺陷及金融资源配置错位，致使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间存在结构性缺口。“体制内”正规金融缺少服务于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专营性机构，现有非专营性金融组织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对实体经济的分散性资金需求缺乏支持动力，尤其在银根紧缩时期更是将其排挤于正规金融之外①。据测算，我国银行对规模或限额以下企业的贷款覆盖率不及5%，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规模以上企业覆盖率约25个百分点。[1]
2.“货币空转”、经济虚拟化推升实体经济部分领域融资成本。经测算，2008―2012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达63.5万亿元和38.1万亿元，几乎相当于1998―2002年信用增量的10倍，且近5年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因金融市场信用大幅扩张推高了住房价格，使其转化为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低成本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导致实体经济无法获得低成本融资②。有观点认为，近几年农业领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很大程度上即与此有关。
因此，虽然整体意义上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较为适度，但某些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却客观存在。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按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企业总数971.5万户，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严格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仅1%。由于大型企业长期以来都是银行信贷的主要受益者，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未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同时，在创业板、中小板公开上市的中小企业数占其群体的比重非常低，致使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几乎难以获得“体制内”资金支持，被迫转向“体制外”的高成本融资。来自温州、江苏、广东等地的调查显示：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日益严重地制约着区域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民间资本监管和引导不利。我国金融监管及宏观调控重点着力于信贷规模、投向及利率层面，民间资本监管存在多头监管及监管真空。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监管，典当行及拍卖行由地方工商局监管，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由银监会及其下属机构监管。既有多头监管造成的效率缺失及效力低下，也存在部分民间金融组织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的弊端，加剧了民间金融组织运作失范、民间资金“脱实就虚”及资金价格高企。据不完全统计，民间借贷利率阶段性高位时全国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约为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信贷综合年利率的3倍甚至更高。显见，缺乏有效引导和监管的民间昂贵资金，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的高成本发挥了本不该有的推波助澜作用。
4.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缺乏针对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层次化金融组织缺失是制约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活动有效开展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主体受规模小、抵押品缺乏、经营机制落后、资信等级低等多重约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等作为保障，而我国恰恰缺乏此类制度建设。一方面，中介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多层次担保体系缺失加剧了银企信息不对称和弱势行业与企业的融资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针对企业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完全一致、差异化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使得国家融资政策难以在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稳妥落实，为规避“融资搭便车”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资金支持行为谨慎，无形中增加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融资难”和“高成本”。
二、拓宽实体经济服务广度的普惠金融系统
从我国当前金融体系及经济结构发展现状看，虽然多样性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二元甚至多元经济金融结构仍具普遍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全面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同时，在强调银行、证券、私募与风险投资、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险、金融合作组织以及民间金融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广度基础上，更要强调建立有区别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1.依托新型金融机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普惠金融系统。为弥合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体制内”正规金融针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要加快新型金融机构建设，构建层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统；依托“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壁垒，为其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竞争环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机构资金补充机制，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政策上鼓励新型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推动其拓宽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能力；细化银行差别化监管政策，除现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外，在资本充足比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方面，对新型金融机构实行独立标准，适度提高其贷款风险容忍度，以差别化监管政策开创多层次金融系统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2.厘清多元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动态优化关联。要梳理和辨析我国二元甚至多元经济结构特征与金融结构动态优化之间的关系，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将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视为共生关系。即不仅实体经济需要有一个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且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自身也可提高经济系统应对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厘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利用市场无形之手构建以效率为核心的竞争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3.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在层次分明的多样性金融体系中，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该类机构通过对优质项目甄别及潜在优质企业筛选，以及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体系使然，我国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导致服务质量和水平大打折扣。因此，要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与影子银行③等金融组织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为实体经济创建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平台。
4.构建金融结构动态优化机制。静态视角下，依托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层次化发展，在追求效率前提下，兼顾公平地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基调。但动态地看，我们还应关注金融体系的动态优化，既涵盖金融工具、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等多维度的创新发展，力图通过构建多样性并动态调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标体系，合理评估已有多样性普惠金融是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从而为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5.依托制度建设保障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利率更加市场化条件下，实体经济能否获得融资支持，融资成本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企业自身素质及制度安排等市场因素，针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行政干预效力将更加淡化。因此，为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需要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以引导低成本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要依托法律制度严格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解除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门槛障碍；建立针对弱势行业或企业的风险补偿与分担机制，舒缓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积聚，提升其为实体经济发展融资的内在动力。
三、深化实体经济服务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构建
长期以来，金融创新一直是推动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进一步加快我国的金融创新，对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构建深化服务实体经济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就是要植根于实体经济，面向市场，贴近客户，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探索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确保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业、地区、项目和企业中去。
1.进一步推动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形成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现阶段，我国在为“三农”、中小微企业等领域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普遍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这些领域的金融机构数量小、经营网点少、资本金规模小。因此，要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就必须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快速推进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成立商业银行，以各种形式进入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社区金融组织，让金融行业形成充分竞争、优质服务、风险可控的良好格局和态势。
2.加快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升金融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业自2003年开始加快内部体制机制改革，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效益及风险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与国际上实施以先进流程为主导管理模式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经营管理、组织流程等仍有差距，传统经营管理理念影响犹存、组织架构仍需改善、部门职权利益化、协调成本高等“部门银行”特征凸显。为有效化解部门银行弊端，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快公司治理的改革，有效划分党委、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责任边界，形成高效透明的权力制衡机制和风险管控体系；推进董事会运作透明化、制度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不同行政层级决策的执行力；通过提升独立董事在审计、提名、薪酬等委员会的地位，体现董事会的独立性；完善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选拔聘用机制，强化商业银行内控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2]
商业银行要打破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尽快构建起“流程银行”的经营体制，走出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树立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营理念；以业务流程来重构组织架构，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全面推进业务流程的机制化、自动化、标准化，从整体上来提升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和各类客户的服务效率。[3]
3.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全面市场化即将到来之际，金融机构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立足于现实，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中心，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要从自身的经营特点和经营优势出发，推出有针对性、差异性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吸纳境内外先进经验，坚持“取其精华、掌握精髓”原则，确定金融创新主攻方向；要积极推进金融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充分释放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实现金融业务的渠道、方式和手段的创新；要适应网络金融变革的潮流，构建全方位、开放式的金融创新网络，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
4.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金融创新单纯是为追逐高利润，为创新而创新，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那么金融创新就会走向负面，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严重危害实体经济的发展，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借鉴国际经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金融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应该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盲目追随、复制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防止金融过度创新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事实上，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未来的金融创新至少要做到“五结合”，即将金融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居民财富”等有效结合。
四、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的战略方向
以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的惯用做法。虽然国家政策多次强调和重申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导向，但由于实际操作环节种种障碍的客观存在，我国已有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仍不够明晰，尚且缺乏突出的载体。因此，在努力构建体制机制、金融体系、支持担保体系，以及坚持培养社会诚信氛围与发展信用中介行业发展基础上，金融业亟待进一步明确和突出服务重点，力争做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的放矢”。[4]
1.重点支持实体经济领域的重大规划项目。金融业要主动加强与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的对接，建立国家、地方重大项目数据库，通过授信、信贷优惠等形式，大力支持那些对事关国民经济全局、事关民生改善等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通过为国家重大规划项目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将服务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相结合。要围绕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不断改善、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和新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通过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并购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梦”的实现夯实经济基础。
3.突出和强化关键区域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要突出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持，通过对综合实验区建设的金融支持，改善城乡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状况，形成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动；要加大对丝绸之路新兴经济带、区域经济带、城市群等的金融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与承接，实现我国区域、城乡的良性互动发展。
4.补齐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短板。要围绕国家“三农”发展战略，加大对县域金融的投入，加快重点县域金融战略的实施和落实，高效推进农村产业金融重点工程，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大项目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支持，健全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示范工程、重点工程的金融支持；继续加大对“三农”领域的金融投入，努力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地带；要依托各类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形成专业化经营管理体系，实现业务标准化和流程化运作；要围绕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困境，积极改进商业银行贷款流程，取消或减免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各类费用，确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5.以非银金融④改革创新为契机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长期以来，基金业等非银金融受制于规模偏小、运作失范，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等改革创新的加快推进，非银金融整体规模的扩张及管理的规范化，辅之以有效的监管引导，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能力和动力都将有所提升。要通过设立更多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实体经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财富管理行业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服务的有效性，增强新型金融业务和非银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
虽然我国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但固化于金融制度之中的弊端仍未根除。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组织不健全、金融改革存在制度约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迟缓危害对外经济发展、融资结构失衡致使金融风险过于集中、金融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矛盾突出等基础性金融支撑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阻碍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蕴含巨大的风险。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现行金融支撑体系现状，构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是及其紧迫的现实任务。[5]
1.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足，总体竞争力不强；市场发展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比重低，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金融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尚待提高。就其本源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规划，要破解金融发展弊端，有必要加强对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协调统筹多项目标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2.以对内开放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与“二元经济”相对应，我国也存在“二元金融”现象。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市场参与者的市场地位差距显著。“二元金融”的长期存在必将加剧经济发展中也已存在的不平衡状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应继续深化金融对内开放，加快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以化解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系统性问题。
3.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有助于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推进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金融稳定，为东亚金融合作、亚洲债券市场等区域金融机制和市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快推进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局面，实现国际储备的多元化等；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国际金融实力，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早日迈入发达经济体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因此，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全面推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
4.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高效的金融宏观调控基于对实体经济的深刻理解，通过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强化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等领域的支持，强调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应持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使金融资源在支持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结构协调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确保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5.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首先，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日趋加大，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消除金融监管真空，实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全方位监管。其次，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特殊性，目前占主导地位和垄断地位依然是国有或者国有控制金融机构，这些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专门针对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有效地解决“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再次，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加强“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和制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解决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规则不统一、不协调造成的监管冲突、监管套利等问题。[6][7]最后，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经过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世界各国监管已经充分认识到，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政策体系，强化危机应急系统的测试和模拟演练，构建畅通的国际监管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是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而上述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和基础在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危机预警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金融活动领域未来潜在的风险或危机提前发出警报。[8]因此，要积极借鉴国际通行的基本预警方法，尽快建立我国自己的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充分发挥系统的预警作用。
六、结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与水平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变，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等构成重大影响。为了充分释放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我们从多年来对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轨迹，以及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在认清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基础上，统筹考虑金融业总体布局和改革方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注释：
①由于单笔贷款的调查、监管费大体相同，贷款规模越大，单位交易成本就越小。但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信贷需求一般额度较小，会推升银行信贷的单位交易成本（据测算，小微企业贷款成本约为大企业的5倍）。因此，无论基于银行还是全社会集约化交易视角，银行出于节约成本和监督费用考虑，在缺乏优惠政策条件下，通常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表现出相对弱偏好。
②王国刚：《近9万亿元新增贷款不会引致通胀》，《中国证券报》，2009年12月8日。
摘要：本文从价值运动角度来探讨金融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经济过程的本质是价值运动，而金融过程是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过程，金融的根本功能就是促进价值运动，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金融功能的发展取决于货币形态、金融体系、金融技术、信用制度及运行环境等“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其发展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金融基础功能阶段、金融主导功能阶段、金融派生功能阶段。本文分阶段分析了“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和金融功能间的因果关系，对金融功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得出了金融发展的本质就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这一结论。
关键词：价值运动金融功能金融发展决定因素
金融研究始终面临的问题就是金融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经济对于金融的引导、制约和决定作用以及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其二为金融对经济的促进或能动作用，体现为金融对经济的供给。人们在探讨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时候，多半更加关注金融对于经济的作用即金融功能。金融功能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首先，金融功能本身就是金融相对于经济的功效与作用，其次，经济对于金融的制约和决定作用是金融功能形成的原因。
一、从价值运动的角度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学所讨论的价值是指具有交换意义的效用，整个经济过程是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由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经济活动所构成的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价值生产之后，经分配过程和交换过程，由不同主体进行生活消费或生产消费，而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又是价值进一步生产的前提，这一过程中人类不断实践着“生存和生存的更好”的理想。不难发现，这一无限循环过程其实质是价值运动过程，总体的价值运动由微观上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单独的价值运动过程组成，总结这些价值运动的背景，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其一为交易，包括经济意义上的所有交易行为；其二是单方面转移，主要是指赠予、捐税等行为；其三是借贷，即信用范畴。无论价值载体是商品还是货币，其运动的背景都不外乎上述三个方面。
经济绩效取决于价值生产效率和价值运动效率，价值生产效率由技术、管理等一些因素决定，不在本文所探讨的范围之内。价值运动效率是由价值载体及价值运动的方式、渠道、机制等因素决定，是制约经济绩效的另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其原因在于，价值运动是价值产出后得以最大程度利用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前提，这首先体现于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情况下，价值的运动使人类生产、生活得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其次，绝大部分价值经创造出以后，其效用性便随时间递减，任何“效用”都是有时限寿命的，所以价值运动效率保证了价值利用的最大化。价值运动效率不仅体现在量上即时效上，而且还要体现在质上即方向上，也就是就价值应在适当的时间流向适当的经济主体，这种质的判断标准体现伦理精神，更体现总体的长远的经济效率。
早期人类社会时期，价值运动的载体只有一种形态即商品，其运动形式是原始的物物交换和以实物商品进行的单方面转移及信用。货币产生以后，成为另一种价值运动形态，使物物交换进化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货币不仅作为媒介，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换，而且以上述经济活动中价值运动的三种背景为背景，本身也独立承担着价值运动的使命。
金融是整个经济过程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部分，价值运动是经济和金融共同的本质。整个经济过程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价值运动过程，经济过程的价值运动存在且只存在二种价值载体，其一为商品，其二为货币。货币是价值形式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抽象的价值形式。货币一经产生，金融范畴便告形成，以货币为形式的价值运动便是金融的范畴。究其实质，所有的金融过程或者金融活动都是以货币为载体、以支付行为为基本内容、以经济过程中价值运动的三大背景为背景的价值运动过程。
金融范畴的形成以货币的产生为标志，货币一经生产，便以其抽象价值表现及单纯价值载体的特征成为高效的价值运动方式，体现出远远高于商品形式价值体的价值运动效率优势，带动了整个经济过程的价值运动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
金融促进价值运动的机理取决于货币的支付职能。作为抽象价值表现和单纯价值载体的货币的转移，就是价值的单方面的运动，就是支付过程。金融活动是以货币的支付行为为基础的，任何金融活动最终都可以分解为支付行为，或者说，任何金融活动都需要支付行为来完成。区别在于支付行为的背景，有以贸易为背景的支付、有以借贷为背景的支付、有以单方面转移为背景的支付等。
支付的效率体现在时效和质量两个方面。时效指支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效率；质量是指支付的方向性、安全性和支付链条的完整性、连贯性。由支付行为所支撑的金融过程也是一个扩大的无限循环的价值运动过程，这一过程由无数的支付行为所连接、构成。一个支付行为是以另一支付行为为前提条件的，或一些支付行为是以另一些支付行为为前提条件的，可能现实中这种一一地对应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然而，从宏观角度，支付行为应是连贯的、完整的，否则，将影响到整个金融效率或使金融失效。
金融是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过程，金融效率顺理成章就是货币形式价值运动的效率，也就是宏观的、总体的支付效率。金融效率依靠支付效率的效果来衡量，需考察货币流通的速度，货币信用的范围、纵深度、方式、质量等。
二、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实质：金融功能
金融的功能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我们定义金融功能为：金融对于经济的作用和功效，是货币形式价值运动带来的经济影响。金融的功能抽象而言就是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促进价值运动，具体表现在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影响范围以及不同经济主体间的价值运动，从而形成了金融功能的不同层次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种类划分。
金融的总体功能是促进价值运动，那么金融功能就取决于金融效率，即货币形式价值运动的时效、范围及质量。金融功能是金融效率的结果，金融效率越高，金融功能越强。因而，决定金融效率的因素就是决定金融功能的因素，金融效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1）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货币形态是金融形式价值载体的具体形式，从实物商品货币，如：羊、布、贝、金属和纸币，以及无形货币或网络货币，货币形态的变化体现出了便利支付的发展变化趋势。显而易见，每一次货币形态的变化都带来了支付效率的重大的提升。货币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形式及使用的人为保证，从而也就是一定的经济、金融条件下，支付效率的人为保证。从历史发展来看，货币制度的发展也是从粗陋到不断完善的演进过程，因金融效率的提升，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相辅相成、互为因果。（2）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它们构成了货币运动的路径或枢纽。如果把货币比喻为血液，它们则为血管和心脏。因而路径与枢纽的畅通对总体金融效率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3）金融技术。金融技术指科学技术在金融活动上的应用。例如，纸币、网络货币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再如，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货币转移效率的巨大提高，汇款在今天的网络技术条件下可以瞬息完成。金融技术对于金融效率的提高，其作用是十分重要而直接的。（4）信用制度。笔者认为信用是基于信任、信誉或者说是基于原始意义上的“信用”而产生的经济行为，集中体现在借贷或债权、债务关系上，所以对于金融范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甚至很多人把“信用”与“金融”混同。信用制度包括所有有关信用的行为规则，是金融得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比较各国的金融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直观地感觉到金融发展与信用制度之间存在着直接、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单独讨论信用制度的作用在于它的重要性，否则信用制度应该归属于总体金融运行环境因素。（5）金融运行环境。包括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是金融活动产生的基础和背景，不同程度的金融发展和当时的经济环境的相关性十分密切，金融发展水平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例如，生产力发展水平、产权制度等都是决定金融活动的重要因素，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剩余的程度，生产的剩余才使得交换成为可能，才使得信用成为可能，从而使得金融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说生产剩余的量是金融活动的量的限定。另外，产权制度是交易行为的前提保障，从历史发展来看，从奴隶社会至今，产权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接近合理、公正的过程。这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相适应。金融活动也是交易行为，同产权制度密切相关，产权制度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这些因素是金融效率的决定因素，它们也是金融功能的决定因素，我们名之为“金融发展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效率，金融效率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功能，金融因为有效率而有功效。自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金融是整个经济过程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其高效的价值运动促进经济绩效。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通过金融效率来完成的，不同程度的金融效率决定着不同程度的金融功能。而金融效率取决于货币形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市场等等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们可以确定如下的因果联系：
金融发展决定因素------金融效率-------金融功能
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决定着这一时期金融效率的水平，进而决定着金融功能的等级，金融功能是随着金融效率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提升的。因此，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决定和制约金融功能的基本因素，我们探究金融功能问题，就必须从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开始。
三、金融功能扩展与提升过程的历史描述
金融功能的发展取决于金融相关要素、信用制度和经济背景等金融发展决定因素，如此众多的决定因素在整个金融发展历程中相互交织，纷繁复杂。而且金融功能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使人们很难直接从总体上进行规律总结。然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在阶段分期上大体吻合，所以我们可以以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为一个参照系统，来描述金融发展，这样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确定不同历史时期金融发展决定因素的水平，明确金融功能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粗略的因果关系，从而可以清楚地把握金融功能扩展与提升的基本轨迹，并历史地解释金融功能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一）金融基础功能的形成和演进
金融基础功能阶段与农业经济时期在时间上大体吻合，是农业经济时期的经济金融因素促成了金融基础功能的形成和演进。农业经济时期最大的金融事件是货币的产生，金融范畴的形成以货币产生为标志，货币形式价值运动的意义在于促进价值运动效率，这是金融总体的、根本的功能，分别体现在具体的、不同的方式和层面上。货币一经形成就承担起经济过程价值运动的三项使命：交换、单方面转移和借贷。三大使命的完成形成了金融的基础功能，即金融服务和金融中介。金融服务功能的内容主要是完成支付以及相关活动，无论交换、单方面转移或者借贷都是以完成支付为前提的；金融中介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信用方式调剂货币资金赢余与短缺，即主要是以借贷为背景的货币运动。
任何金融过程都是由货币运动完成的，区别在于货币运动背景的差异。货币运动的背景大体就是金融基础功能的内容：完成支付和完成借贷，这两种背景形成了金融与生俱来的基础功能。整个农业经济时期的金融发展内容就是金融的基础功能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
农业经济时期，人类生存依赖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农业为主导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商品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经济中货币化程度十分有限，与这种背景相适应，金融也处在早期萌芽状态。
农业经济的产业特征及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的社会经济对货币金融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及总体金融效率均十分低下。该时期以实物或贵金属为货币，具备初步的货币制度。与生产方式及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货币信用分散且规模较小，并多采用高利贷方式。以货币兑换商、金匠及早期的银行为金融机构的主体，承担着兑换、汇兑、存贷等金融业务。
农业经济时期的金融成就集中体现在农业经济末期发生于西方的商业革命阶段（1500年—1750年）。商业革命时期，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近代银行诞生，与此相应，银行券也在同一时期诞生，金融机构和货币形态取得实质进展；商业革命打破了西方由于宗教思想而对利率实施的限制，建立了由资金供求决定的利率机制；汇票、支票出现，并建立了早期的清算制度；证券市场初步形成。可见当时由工具、机构及市场组成的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金融要素的进步，提高了金融效率，极大地强化了金融的基础功能。
商业革命时期的金融成就是漫长的农业经济时期金融发展累积的结果，这是一个长期量变后的质变过程，金融基础功能取得了较充分的发展，并蓄势向金融功能发展新阶段全面跃升，为以后历史阶段的金融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金融基础功能时期是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金融相对于经济处于辅助位置。
（二）金融主导功能的显现和强化
西方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期，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的激增、人口的膨胀、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对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金融发展迅速，进入了金融主导功能的发展阶段。
商业银行成为这一时期融资中介的主体，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随之产生发展，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补充和潜在的竞争者。金融市场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使金融划分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大领域。这一时期最重大的金融事件是金融秩序维护问题导致的中央银行的诞生，金融发展中人为因素大大加强成为这一时期金融发展的显著特征。自此，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
金融要素的发展带来了金融基础功能的不断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显著提高，促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使大量的资金流向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加快了经济运转。在金融基础功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金融的主导功能不断显现并得以加强。金融主导功能以资源配置为主要内容，原因在于，金融基础功能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表现在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务的效率、业务总量和对经济影响范围等诸方面，使得经济过程中价值运动越来越多地由金融形式完成，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逐渐成为经济过程价值运动主要方式，从而金融具备了配置资源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是金融基础功能发展、强化的自然结果，是经济不断货币化进而金融化的自然结果。
除了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经济调节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也是这一时期的显现的主要功能。经济调节功能的形成在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的初步金融化，使金融手段成为经济调节的有效手段；风险规避功能是金融与生俱来的功能，金融带来的流动性以及资金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都起到了分散和规避风险的作用，在金融的早期发展中处于休眠状态，随着金融的发展而逐渐显现，保险业的产生更加强化了这一功能。
总之，工业经济时期，金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并不断完善，金融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金融由一种处于被动的、受制于经济、服务于经济的状态，逐渐成为经济的核心，主导经济发展。
（三）金融经济时期：金融派生功能的全面发展
人们习惯上称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时期为知识经济时期，此称呼从特定的角度上比较准确全面地概括了这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知识被列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作为一项主要生产要素在理论上被纳入经济过程。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同时，各个产业知识密集度大幅增加，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建立了初步的指标体系，并估算出经合组织国家基于知识的经济成分已超过50%。作为工业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和延伸，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态势，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金融经济时期，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与深化，金融形态的价值运动逐渐成为经济过程价值运动过程中的主要形式，金融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与手段，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性、主导性、战略性要素。金融的资源属性逐渐显露,社会进入金融经济时代。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金融更是发展迅猛，变革剧烈。从货币制度、金融组织、金融技术、制度监管和经济环境等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金融创新是这一时期金融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些变革、创新带来了金融功能的大幅跃升，首先，金融的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获得了巨大的扩展和提升，现代通讯和电脑网络技术给金融带来了无限的效率。其次，在金融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的基础上，在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共同作用下，升华出诸多新兴的金融派生功能。例如，在商业性金融方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功能、产权交易和分割便利功能、促进和引导消费功能、财富再分配功能等，以及政策性金融特有的功能诸如虹吸与扩张功能、逆向选择功能等等。这些派生功能在本质上都是基础功能或主导功能的具体化，是金融创新和金融技术发展的结果，与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相比较，带有明显的微观性特征。它们是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在方式、机制和手段方面的升华，极大地扩展了金融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使金融的作用空前加强，成为主导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理论总结和政策建议
（一）金融功能发展总体脉络的简单总结
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是金融功能的发展过程，金融功能的扩展的含义主要是指金融功能的影响在空间范围的扩大，而提升则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金融功能不断由基础功能向高层次功能的提升，例如，由金融中介功能向金融的主导经济功能的发展；其二是指同一金融功能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提升，例如，同为金融服务功能，在工业经济时期和在知识经济时期相比较，其差别不可同日而语。
通过历史回顾可以发现，金融功能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其主要内容及基本层次大体如下：
金融基础功能：金融服务功能、金融中介功能。
金融主导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经济调节功能、规避和分散风险功能。
金融派生功能：商业性派生功能--产业结构调整、产权分割交易
便利、引导消费、财富再分配。
政策性派生功能--强力扶植与推进、逆向选择、倡导与诱导、虹吸与扩张、补充与辅助、专业服务与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新的金融功能发展阶段的出现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并不是对前一阶段的替代，新阶段的金融功能与前一阶段的金融功能并列存在，区别在于以新一阶段的金融功能为该时期的金融发展主要特征。例如，在金融派生功能阶段，金融的基础功能和主导功能同时存在并高度发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金融派生功能为特征的金融发展阶段。
（二）金融功能的特征总结
金融功能是金融运行的结果，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是长时期形成的，是金融资源层次中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因而金融功能具备以下特征：
----客观性。金融的最初起源就如同货币的最初起源一样是无从考证的，然而金融是客观的，在促使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存在的时候，金融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甚至是不为人觉察地诞生了，虽然这一范畴在几千年之后才被冠以“金融”的名头。金融因其具备的功能而产生，金融也因其功能而具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和意义，可以说促使金融产生的社会和经济的条件更是促使金融功能产生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因素如货币形态、金融体系发展水平、金融技术和金融运行环境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水平状态也是客观性的一种体现，金融功能是它们长期共同作用的净剩余结果。金融发展决定因素本身是客观的，它们不仅促使金融功能产生，而且也决定着金融功能的发展过程，所以金融功能是客观的，是客观规律性的集中体现。
金融功能是客观的，就说明其不是人为主观臆造的，不能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人为的设计和改变。人为形成金融功能也只能是客观自然形成过程的再现和模仿，而且主要是客观自然形成过程中环境、条件和前提的再现和模仿。利用和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作用必须研究金融功能和众多而复杂的金融发展决定因素之间的因果规律，重视金融功能的客观性。
----稳定性。金融功能具有客观性，是客观规律在金融范畴中的集中体现，从而也使得它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因为经济与金融规律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金融功能的稳定性还在于它是众多客观因素长期、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尤其是和金融工具及金融组织等金融要素相比较，金融功能是总体金融过程的宏观效果，具有明显的稳定性。由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的要素构成的金融体系的变动是相对频繁的，其变动的频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微观竞争过程中的优胜劣汰，其二是在总体上各要素在形式和规模上的发展相对较快。金融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金融要素的发展内容丰富多彩，而金融功能的发展则稳健而凝练。就金融功能的稳定性而言，我们完全赞同莫顿和博迪的观点，他们的立论基础就是金融功能相对于金融机构的稳定性。
----稀缺性。资源永远是相对稀缺的，尤其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其稀缺性更是可想而知。金融功能是金融的目的和意义，一切金融要素、总体的金融运行以及整个的金融发展其目的都在于金融功能，金融功能是金融领域中的“价值判断标准”，金融功能无以伦比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对金融的巨大需求。金融功能是经济和金融诸多因素长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是金融和经济领域客观规律的集中体现，因而金融功能更加难成、更加难得，是金融运行的终极目的，金融功能体现着巨大的经济金融效率，对经济有着极强的促进作用。极端重要而又难得难成，这充分说明了金融功能的稀缺性。
----层次性。金融功能的层次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时间序列上，金融功能存在着由初级功能向高级功能发展的趋势，即明显的金融功能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其次，每项金融功能自身也存在着从无到有、由隐性到显性、由弱到强、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且，总体而言，金融功能是由诸多不同等级、不同系列的具体功能组成的一个系统，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激发，共同作用于经济的不同层面。所以，金融功能无论是在发展阶段上，还是在等级划分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体现着金融发展和金融发展决定因素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也就是金融功能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客观规律性。
（三）对“货币中性”理论的彻底否定
本文从新的角度证明了金融的重要性，即促进价值运动，而价值运动效率是决定经济绩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金融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促进价值运动是金融与生俱来的使命，金融通过促进价值运动效率来影响经济过程，这种作用即金融功能，通过历史回顾我们了解到金融功能存在一个由隐性到显形、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最终使金融成为经济过程中主要的价值运动形式，其对于经济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说明金融始终都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或者说金融始终是具有直接经济意义的，进而说明“货币中性”理论自始至终都是不成立的。
（四）政策建议：大力建设、完善信用制度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功能是金融的全部意义，应该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问题，而金融问题的本质就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发挥金融功能。我们已经建立了从“金融发展决定因素---金融效率---金融功能”这样一种逻辑关系，那么就应该从“金融发展决定因素”来探究解决之道。所有的“金融发展决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金融效率，进而影响金融功能，然而一些因素是相对客观的、稳定的和变化缓慢的，例如，社会经济环境、货币形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因素，因其发展变化的客观性而人为影响相对有限。
信用制度是金融范畴得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其重要性毋庸赘言。通过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我们也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信用制度与金融发展的密切相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行为规则，信用制度是影响金融功能的因素中人为色彩最重的，因而是最易为人们所掌握和操作的。信用制度问题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对信用制度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其次便是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当然，信用制度因素也是具有客观性的，比较而言它的主观性强于其他“金融发展决定因素”，所以信用制度因素的效果一定是显著的、直接的和相对迅速的。尤其针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状况而言，更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已是国内学者们的共识，笔者只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再一次证明及呼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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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发性金融；经济增长；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都是宏观金融研究的重要话题，然而在研究领域存在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静态分析及金融发展趋势的探讨文献，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强度系数，尤其是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动态分析的成熟理论模型则少之又少。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在开发性金融的催化下，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诠释和发挥，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外部性。从这个层面来说，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动态分析研究意义不可小觑。
一、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本质区别
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主要金融工具，是依托和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和遵循一般金融运作规律的金融形式，其特殊在于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在市场尚未形成抑或是市场发育不成熟、领域功能发挥失常等情况下，其坚持政策性，遵循一般金融规律运作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在发展模式上更多的表现出金融发展的超前性与主导性。然而，一般金融其核心目标，也就是其商业目标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属于金融企业，对象为经营金融资产和负债，实质上是跟进型金融。在发展模式上越来越多的表现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引起的金融机构、资产产生更多额外需求。为了满足仅仅经济增长的需求，金融部门需要在第一时间跟进，以此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性作用。其基本思路总的来说可以总结为：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和金融发展。
二、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动态研究
借助于对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比较和分析，不难发现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相比较于一般金融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在国际上，通常用的是度量指标，譬如金融相关率、银行重要性指标、金融深化率等，这些都反映出了一般金融的规模、配置、运营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并不能将一般金融的整体效应全部反映出来，更不用说度量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真是强度了，仅仅反映出来的是一般性金融某一方面的特性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的相对强度。现阶段，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这些指标体系有了一定的改进。
1、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开发性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路径来看，接下来主要从两个阶段来测量其对开发性金融的影响强度。首先，开发性金融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及相关配套工程建设作用强度的测量。在这一阶段，开发性金融计量指标侧重于选择开发性金融季度信贷总额CDB，譬如基础设施、国家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及相关配套工程建设等投资领域。换句话说也就是计量指标可以选择基础设施季度投资总额CII，这是源于国家开发银行高比例的贷款额都转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国家开发银行有所改革，前后变化起伏大的同时，使得口径难以达成统一，因而开发性金融季度信贷总额CDB数据的选取范围定在2000年第1季度至2005年的第四季度，总共24个季度数据。同时，这一时期的运营比较稳定，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计量分析的可信性。而基础设施季度投资总额CII选取的数据跟开发性金融季度信贷总额保持一致，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根据开发性金融投资现状和国内外常用做法，2000年到2002年开发性金融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主要涉及到电力、煤气、交通运输业、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电信业等项目。
其次，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及相关配套工程建设反作用于经济增长作用强度的测量。这是第二阶段，而这一过程中计量指标选用基础设施季度投资总额CII，经济增长衡量指标选用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GDP数据选取的是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四季度，总共24个季度。尽量避免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都为调整后的；而为了消除时间序列而到来的异方差影响，本文对CII、CDB和CII都进行了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CIISA、LCDBSA和LGDPSA。
2、计量模型的选取及介绍
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作用路径和作用时效来分析，本文选择的模型是夸克自回归模型，这样不仅能将开发性金融当期作用效应与长期作用效应都反映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此模型的前身是预期模型与存量调整模型。在创造性的改进之后，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分布滞后模型个数，而且还可以消除多重共线这一难题。基本模型是：Yt=C1+C2Xt+C3Yt-1+vt。这一模型不但能够将开发性金融作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长短期的强度测量出来，而且还可以测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作用强度。与此同时，还能够测出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作用强度。
3、模型计量分析过程及解释
模型计量分析过程中时间序列数据季节性调整、对此模型系数回归分析以及消除异方差不良因素都是借助Eviews5.0软件包来完成的。根据开发性金融基本作用途径老看，上文将计量分析过程分为了两部分。从第一阶段模型计量分析结果不难发现，计量分析的各项检验指标都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该模型也显示出了开发性金融作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程度较高，短期作用强度是0.31。那么，这就意味着在短期时间内，开发性金融贷款总额相对增加1个单位，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则相对增加0.31个单位。而从长期作用强度来看，开发性金融贷款总额相对增加1个单位，而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则增加0.69个单位。比较长短期作用强度而言，可以得知开发性金融长期作用强度要高得多，这与开发性金融的功能特征是相符合的。而从第二阶段的计量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计量分析的各项检验指标，不包括常数项，均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基础设施的长期作用强度也要比短期强得多，也符合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征。
总的来说，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基础性投资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强度的衡量也十分到位，相比较于一般性金融而言，其更能够将开发性金融的本质特征反映出来，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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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分析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和分离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界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两者之间的不和分离速度加快，就会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不仅会对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也会引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因此，深入地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的危害、表现，探究该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的表现与危害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的表现
1.金融企业兼并行为的蔓延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的最主要表现就是金融企业兼并行为的蔓延，这种情况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一方面，金融企业的集中给管理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也会导致金融企业的管理人员出现道德风险，管理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将风险抛之脑后，即使出现风险，政府也会施以援手，这就会导致金融企业逐渐放松对自己的监管。
2.实体经济遭到破坏
在金融经济的发展之下，大量的交易行为集中在金融领域中，其中多数为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与实体经济逐渐脱离，致使经济进一步的发生恶化。
3.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调
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发生失调，大量的资本就会流入到金融经济之中，这就致使实体经济中的行为受到掩盖，金融经济又呈现出一派虚假繁荣的景象，此时，很多价格指数就能表现出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价格就失去了应有的导向作用。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的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既有利、也有弊，社会资源流入金融经济后，金融经济在社会中就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然而，如果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过度失衡的情况，就会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又会对国民经济的水平产生不良影响。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就一定要意识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的影响因素，并制定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和分离原因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经济发展的速度、产生的影响都远远的超过了实体经济，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包括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影响以及金融管制的影响三个方面，下面就针对这几个因素进行深入的阐述。
（一）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
金融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实体经济必须要依靠外汇，与金融经济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经济起着中介作用，如果金融经济发生风险，那么就会引发实体经济的风险。
（二）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影响
在网络技术的发展之下，金融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交易范围也逐渐扩大，金融经济就表现出了一种国际性、全球性的特征。在制度的影响之下，金融经济中存在着种种的跟风行为、投机行为，在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和分离速度会越来越快。
（三）金融管制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因素，金融管理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都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重要因素，在网络技术的影响之下，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管制得到了接触，资本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导致全球范围中金融交易量激增，情况严重时，就会引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可以看出，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速度加快的因素较多，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就是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影响以及金融管制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必须要意识到这一严峻的问题，对这几个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制定出相应的措施，保护实体经济，这样才能够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发展。
三、遏制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和分离的措施
从近年来频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在世界范围内，金融经济的发展都严重地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金融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持，继而出现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金融机构与金融企业表现出一种自我满足的倾向，这不仅不利于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就深刻的地印证了这一点。实际上，世界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经济，更加离不开实体经济，从某种层面而言，金融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金融经济的繁荣也是取决于实体经济的繁荣，实体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基础，也是重中之重，为了遏制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和分离，必须要对金融经济进行正确的定位。除此之外，政府部门也要制定好相关的政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必备的支持，发挥出金融经济的服务性作用，促进实体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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