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合作与分工是经济学中永恒的命题，那么可以肯定，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从没有真正考察过合作，即使是制度经济学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严重性。也正是由于对合作理解的不清晰，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地将公有制当作是实现计划的唯一方式，结果一败涂地，以至我国现在谈计划色变，变成唯市场论。个人猜测，当我们真正考察合作时，我们很快会建立其另一个经济学——计划经济学。通过计划经济学的建立我们可以考察群体（被市场经济学中抽象成个体的部分）的内部组织和安排，从而解构“自私人、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是什么，从而为企业和国家的管理行为提供指导。本文，也许是本人，不会研究计划经济学是什么，只是呼吁我们应该有计划思想，只是警告我们已有的经济学还是一个独腿人。
关键词：自私利他群体个体合作分工计划经济学市场经济学
一、经济活动中的计划
在经济学活动中，给定任何一个群体，它对外永远是群体的，不是个体的。但是这种关系在经济学中不是这样，而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具有两面性，它一面是群体的，一面是个体的。个体的一面不是真实，只是学术抽象。这种抽象给我们带来的致命错误是，使我们忽视了群体内部的组织和安排——即计划。群体内部组织和安排被“自私人、理性人”一笔带过了，这是市场经济学送给我们的最遗憾的礼物。显然，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自私和理性总是一帮人的秉性和想法归总，这种归总最终是由计划来完成和体现出来的。
真正经济活动一定是“计划+自由”。我在很多地方提及“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观点，但是没有论述，今天论述下。经济学为什么要分为计划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呢？这在于我们的实际经济行为是合作与分工，而合作自然是群体的事情，不是个体的事情。群体的事情总是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于是需要计划。毫无疑问，当合作使我们用同样的付出获取更大收益时，合作也消减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参加合作的个体不再是绝对自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必须遵循群体的某些“法律”。也许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自由的牺牲不可接受（主义在学术上等于极端），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忘记了生存才是人类的第一任务。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敌人，一个决定我们存亡和延续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然。地球上的生命历史告诉我们，合作是我们在自然面前少些失败的根本大法，是我们获取更好生存和延续的根本大法。所以单细胞生物选择合作组成多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个体选择合作组成群体。当达尔文强调优胜劣汰的自然机制时，他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机制中的优势。在达尔文看来留下来的就是优等的，于是机会主义的幸存者者就是优等的，就等于效率。孟德尔告诉我们另一个机会主义事实——变异，这是比蚂蚁被我们踩死更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主义事实。进化关键是变异，千千万万个变异中总有一个是对的，它将依照机会主义原则保留下来。如果变异是获取生物学意义上优等的根本手段，那么合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获取优等的根本手段。如果达尔文f1代继承了达尔文的遗志，他会发现合作是比优胜劣汰更具有生物学意义，它是群体从文化上获取优等条件的决定力量。显然，千千万万个的文化变异是群体进化的关键因素，至少是对于高等动物而言这是不变的真理。
毫无疑问，生物的进化是群体的，决不仅仅是个体的，群体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合作。显然这种群体进化思想没有被引进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为此，西方经济学不得不很可怜的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冷酷地将市场中的淘汰者抛弃，不考虑他们的存在。马克思理论被人们信仰正好在于它捡起西方经济学抛弃的人群，但是它的遗憾是它也采取“主义”的做法，用另一个极端对付它批判的极端，它又抛弃了市场上的成功者。总之，我们群体，或者说是合作，被我们经济学理论打破得七零八落，彻底被它们抛弃了。市场经济学理论只是承认“合作与分工”这句话，接着抛弃合作，真正研究的是分工这个脉络。
当我们的经济学将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法则当作最高指示的时候，那不过是三岁婴儿拿块尿布当国旗。合作从没有被我们少喊，但是也从没有跨过我们嘴唇，进入我们的大脑。人类是有组织的群居动物，组织程度之高或者说合作程度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完成这种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组织与合作，靠的不是本能，而是文化。可以这么说人类文化的根本内核就是组织与合作，无论是过去的图腾、巫师和宗教，还是现在科学、艺术和哲学，其根本内核都是将各个体捆在一起，组成群体。正是因为有文化的支持，所以我们群体与其它动物不同，能够超越部落的局限而不断融合，像滚动的雪球一样，群体越来越大，一直滚到今天的国家这个超级群体。国家是当今最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的群体，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这个界线，市场经济学中强调的自由到此终止，由计划来主宰。国际贸易是不自由的，是加了滤纸的商品交换，这里的自由只是渗透上的自由。在这里任何放弃计划安排的国家都愚蠢透顶的，除非其它所有国家都不打算与这里国家争夺利益。
毫无疑问，使群体中各个体有一致步调的东西叫计划（在其他社会学中叫组织，在经济学中叫计划），但是经典经济学中没有计划的内容，不能为企业管理类学科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为经济类的基础学科，除了给企业家们提供“供求”二字或“价值规律”四字外，再无其它！然而，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主要的不是个体对自然的生产，而是群体对自然的生产；不是个体对个体的交换，而是群体对群体的交换。我们经济学在这里做了必要的学术抽象，这是合理的，但是忘记还原。这个学术抽象就是将经济群体，比如企业和家庭，抽象成个体（个人）。在这种抽象下的思考逻辑中自然容不下“计划”二字，于是合作和计划从经济学中全面消失，于是凡是与自由主义不符的经济行为都是要反对和抹黑的，比如最低工资、进出口管制。央行（政府）一直为货币和价格问题的承担兜底罪，就连注重计划行为的凯恩斯也叫嚣政府是经济学家奴隶，看来政府承担的兜底罪兜到了极点，我们经济学人可以随意给他抹黑！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人总是缺乏正视问题的勇气，缺乏正视实际的勇气，于是理短气大，总是指责实际错了，总是指责存在是不合理的，最终一切罪责由政府来兜底。群体，合作，自由流通度，这是三个严格制约市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它们被经济学的先祖们抽象掉了，于是我们的经济学不受约束，可以用它来解释一切。
我们的语言很怪异，在逻辑上规定了群体的属种关系，但是在概念上没有相应的属种概念，所以国家叫群体，省市也叫群体；企业叫群体，车间也叫群体；村庄叫群体，家庭也叫群体；团叫群体，连也叫群体。这中缺憾或多或少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或多或少是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后不知道还原的原因。依照群体的属种关系和社会组织上头规律（注：头规律是指凡是有组织的群体中必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我们是依靠计划来完成我们社会组织的。首先是基本群体用计划组织各个体，比如家庭用计划规定一月的各项开支，比如车间用计划规定工人的工作程式；然后便是高级群体用计划组织其内部的各个小群体（这种小群体此时可以称为个体），比如企业用计划规定各个车间生产任务，用工人数，工资额度，比如国家规定各个行业的生产规模和方向。在经济学看来，可以这么说，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都是用来组织群体的计划手段。显然，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宏大的，但是我们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些。比如花，因为某些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没有规定花是情谊的必须，所以花在那里没有什么市场，自然价格也低廉；比如铁矿石价格对我国偏高就是政治影响的。市场经济学在这里患了重病，他们拒绝接受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价格（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将那些影响视为违反了自由法则，而实际上经济学法则的建立首先得依赖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确立的秩序是什么。政府不是守夜人，而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份子，是经济活动的头。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称为计划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也没有这个基因。我们的计划行为只是依据经验进行的，按试错法运行，所以我们的计划行为失败率很高。这种高失败率很好地被西方国家利用了，被市场主义利用了，他们向我们输灌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称为市场理论，教导我们完全抛弃计划思想，而自己却大行计划行为，将自己的各个企业组织起来，一致对外，于是铁矿卖给我国就是比没给欧盟贵些，于是我国这个农业大国居然将70％食用油拱手送给他们生产。本来我国是铁矿进口的最大国，按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因量大价格应该低些，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本来我国是生产食用油的大国，但是我国农民再不能种植油科农作物了。我国现在在国际上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贵，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便宜，这绝不仅仅是市场供求的决定，而是背后还有另一只手——计划。市场经济学忘记自己的学术范畴是自由流通度，任何资源只能在其自由流通度内自由配置。目前最大且严密的自由流通度就是国界，以自由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法则到此全面失效，所以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主义演变成殖民主义。这里最大的阻碍自由力量来自于一切一切的主体——人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国界。目前的国界绝对禁止人的自由流通，绝对禁止人们跨国界地共享各种利益。在此前提下何来自由贸易？表面上看国际上一切贸易都是单个企业间的事情，但是在本质上仍是国家与国家间的事情，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的，所以这里需要用计划作前提，需要用计划将一国内各个进出口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没有计划经济学理论是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一个靠组织而发达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思考问题时没有计划思想，唯计划而色变，那就是不想发展的问题。
二、群体的理性是什么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很好地阐述了个体的理性，那么群体的理性就没有被他们注意。是的，当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时自私人假设仍然适用，但是当我们从群体角度看时私自人假设就不适用了。此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能被组织在一起这个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为了共同利益（或利益最大化）能解释的，因为我们人类早在能够考古的时代以前就是群居的，而同时代的其它许多动物是独居的。这些动物至今是独居，尽管濒临灭绝（有的已经灭绝）。为什么这些动物就不知道群居的好处呢？我们今天群居习性不是我们变成“人”后才有的，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天生的选择，在我们还没有变成“人”就有。毫无疑问，群居是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我们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么说，除、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在群体这个条件下进行的，都得依赖别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科技、战争、经济、政治、宗教，生儿育女等等活动无一例外。如果我们可以将商品生产抽象成个体的，那么将商品的交换抽象成个体的就一定是错的。商品交换一定是群体的行为，至少是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事情。但是这种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学中普遍被忽视，马经如此，西经亦是如此。在那里决定价格的竞争不是买卖双方的竞争（博弈），而是一方内部的竞争就决定了。目前从个人掌握的信息看，除本人之外还有一人知道这个问题，他是北大的周其仁教授，除此之外，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教科书、翻开哪篇文章，都一定只谈一个方面的几个人间竞争，说这种竞争决定了价格。通常是讲生产厂家间的竞争决定了价格，似乎买方厂家间的竞争对价格毫无影响。在这里“供求决定价格”实际只是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学中从没有真正的考察过供求——即同时考察过买卖双方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因此只要将买方和卖方都抽象成个体，抽象成两个人，市场经济学的竞争基石顿然消失，而实际上竞争机制仍然存在，是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
这里不是检讨经典理论有什么缺陷，而是力图说明群体这个概念被经典理论忽视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因为对群体这个概念的高度忽视，已有市场经济学给定的逻辑框架是完全可以考察买卖双方间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的，但是市场经济学中就是没有考察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也许在市场经济学的代表西方经济学看来，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研究方法，所以坚决予以拒绝。其实买方和卖方的竞争也是群体与群体的竞争，且这中竞争恰恰是供求规律的灵魂。
依照我们的学术习惯，当我们将视线集中在群体上时，我们更迫切知道的是群体的理性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本人很遗憾，不知道这个答案。然而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计划是群体理性的最直接的体现（注：记得个人以前有篇文章中称计划是群体理性，这里予以纠正。），是实现群体目标和组织群体行为的最直接且最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们人类的群体，不管是什么群体，一定先有个计划，以规定其各个成员基本路径、任务和职能，从而规定资源配置的基本骨骼。自由是在这之后才有的，是在骨骼中间填充血肉。比如一个家庭，要生孩子或要娶媳妇，首先就有相应计划——筹备，规划好其的基本经济预算、人力预算、人情预算、操作预算等等，然后举行仪式宣告这个家庭多了一个人。从此这个人取得了这个家庭的庭籍，他（她）的一切行为在大方面受这个家庭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和荫庇。企业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不在其计划之列，不能取得其企籍，他就不能获得这个企业的任何自由，比如努力工作、消极怠工、选择工种、与老板讨价还价等等自由。除、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自由永远是群体下的自由，是计划下的自由，这是不变的真理。在我们考察的对象内几乎遵循这条法则：计划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在鲁滨逊的经济系统里有绝对的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那是文学家的故事，是经济学的谈资，不是真实。经济学考察的经济对象一定是群体的，计划一定是绝对的，自由一定是相对的。
记得我的课本上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发展”是个规律，这大概是计划经济学高度缺失的一种反应，于是将一句空话当作了规律。按照一般学术逻辑，计划经济学要完成的任务是：一是如何计划，这要求我们先揭示出相应的经济学规律。这里的规律一定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序列，个人揭示的平均化规律和头规律可能是其中的两个规律（注：平均化规律是指群体中各同类体获益均等，头规律是指凡有组织的群体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二是描述这些规律的运作机制、过程和作用范畴。这一点是已有经济学中最不喜欢研究的环节，从而也是最致命的。比如供求规律或者是竞争机制，我们就从来没有限定其作用范畴是个体，在个体范畴下适用，在群体范畴下不适用；在分工范畴下适用，在合作范畴下不适用。三是给市场经济学留下必要的空间。这可能涉及到另一种理论的兴起，它将描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按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计划的深度和广度是怎样的，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又是怎样的。目前混乱的纷争大概要等到这两项工作都完成之后才能结束，在此之前，明智的选择是这样的，既不以计划而否定市场，也不以市场而否定计划。当我们在计划上遇到困境时应勇敢请市场来帮忙，同样，当我们在市场上遇到困境时亦应勇敢请计划来帮忙。
三、人性假设与经济学分类的内在联系
（一）“自私＋利他”与“合作＋分工”的内在联系
已有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自私人性假设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但是这个假设一直倍受争议。个人认为人性是由n个面组成的一个圆球，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学科将考察不同的面。经济学中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的人性，一是基因（生命）延续性，二是自私性，三是利他性。任何生物都具有延续自己生命和基因的本性，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任务在于这个本性，我们的一切经济行为最终是为了满足这种本性的要求。但是这个本性却被经济学高度忽视。在自私性和利他性上，我们很奇怪的突然地采取了一元论的态度，用最简单的一元关系处理最复杂的系统关系，于是自私和利他间便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除基因延续性外，经济学再要面对的就是自私性和利他性，从而“人性＝利他＋自私”，这种人性便决定我们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合作＋分工”。反对利他性的人士往往说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个似乎没有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我们说的自私一定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同类其它个体而言的，这样如果我们是独居的，我们所说的自私是没有意义的。显然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定是群体下的经济行为，那么群体的形成是依赖什么本性呢？要理清这个问题涉及到逻辑层次的划分。在更大层面上看，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是自私的，这是他得以延续的必须保证。但是这不能叫自私。我们习惯把这种行为叫做自私，既是认识不足造成的，也是语言的限定，没有为我们创造出相应的恰当的词汇。这种自私行为不是自私本性的驱使，而是延续基因（生命）的驱使，受基因延续性的控制。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这种行为也叫做自私，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受基因延续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异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受自私本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同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其它所有生物个体的自私。这两种对应关系中的对象是绝缘不同的，一个是异类，一个同类。很多动物行为表明这种区分是严格的，比如狮和狼，它们同人一样基本不残吃同类。
可见自私本性和自私行为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是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对异类的自私和对同类的自私都产生同一的自私行为。显然，如果将人与狗相比较，说人有自私性，这就不伦不类了，既是对人格的侮辱，也是对狗格的侮辱。相反，从延续生命角度说人吃狗与说狗吃人一样的意义，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都是天职的自私。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可能没有注意自私与自私性的区别。按汉语语法，自私在某些情况下是指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由指自私性，具有双重身份，而自私性就是指性质，只有单一身份。显然，“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中暗示的自私是指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中自私是指人的性质。通常，自私行为由自私本性决定，但是这不是唯一决定。在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的关系中表现出的自私行为是由延续生命（基因）本性决定的，与自私性无关。正是基于延续基因的使命，于是同类个体往往更易合作，一起对付异类。不同类个体间也有合作，我们称之为寄生和共生。我们经济学中谈的合作首先就是指同类的合作，是指人与人合作。这就是说为了完成延续基因这个根本使命，我们有两种经济行为可供选择，一种是合作，一种是分工（单干）。
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合作，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分工（单干），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能讨论的。这里只是继续讨论一下延续基因的基本方式，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基因延续性、自私性和利他性三者间的关系。基因的延续方式从生物学上看，首先分类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无需合作，而有性繁殖必须要合作。这里抛开无性繁殖这条脉络，只谈谈有性繁殖这条脉络中一些与我们讨论有关的东西。在多细胞生物的有性繁殖中，首先都遵循这个模式，各个细胞或者是各个器官合作组成一个整体，像你我他这样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大家严格遵循分工与合作的基本法律，有的负责吃饭，有的负责消化；有的负责行走，有的负责思考。凡是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都有个啥事都不做的懒惰透顶的家伙——生殖细胞或生殖器官，但是它们却享受了生物体的最根本利益——繁殖后代。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只有这个家伙能有繁殖后代的权力，其它的都没有。也许我们从自私角度看这对头手脚等很不公平，它们劳动一辈子却不能繁衍后代，最大的好事却由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独占了。但是群体给定的合作秩序就是这样，我们尊崇也得尊崇，不尊崇也得尊崇。如果那个细胞敢反抗这个合作协议，自己也去繁殖，那么系统一定会镇压。系统得有镇压反叛者的能力，否则系统就会崩溃。癌细胞就是个反叛者，它为了自己私利的无度扩张自己的后代。系统没有能力镇压这个反叛者，于是整个系统崩溃。但是在基因延续上看，繁殖细胞又忠实的将头脚手的基因全部交给了下一代，这对于头手脚来说，又是公平的。相比之下，癌细胞没有生殖细胞这种利他性，只是繁衍自己的基因，所以不欢迎。我们的经济系统内，或者是社会系统内，与生物体内的这种合作与分工秩序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合作大家都得到更好的延续条件，但是分工又的确导致很多不公平——如果每个个体总是认为其它个体收益更大的话，那么这种不公平就一定存在。也许正确的合作的态度如同对待男女合作生孩子的态度一样，大家司职不同，但是各得其所，都获益最大化了。
当然，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物体内的系统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进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进化。蚁和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群体进化的良好实例。它们既有生物个体内的合作分工的模式，又有群体内的合作分工模式。与人类不同，蚁和蜂更容易满足群体的合作分工秩序，很少有不满者，也很少有欺压行为。说的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么人类系统为什么总是流行压迫呢？也许是生殖安排上的差异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殖权，且要对自己的后代负主要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显得比蚁和蜂更自私，更容易转变成系统的癌细胞，反叛系统既有的合作分工秩序。自然这种反叛也导致我们的合作分工秩序不断进化和改良，是我们社会迅速强大的直接动力——我们是称这种动力为竞争的动力。
不管怎样，在由同类组成的群体中，自私性和利他性是同一个逻辑层次的，是一对反义词，在语法逻辑关系上它们正好服从辩证关系。但是在时间序上个人认为利他性要早一些出现，这是因为群体的形成要由利他性来予以说明。如同前面所比较，仅用利益最大化是不能解释人类、蚁类、狮类是群居，而虎类、豹类、蛇类是独居的区别，但是加上利他性我们就能较好的解释这种区别。我们可以认为群居动物的利他性大些，有利于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便群居了，而独居动物的利他性很弱，不足以使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独居了。也许时间序上的这种安排根本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的知识给定的认知逻辑只能接受这种安排。
（二）自私的显性和利他的隐性决定人类系统的基本模式是原子结构
我们的行为总是表现出自私性，较少表现为利他性，可能是这两种本性的性质差异决定的。如果坚持“人性＝利他＋自私”假设，那么由实际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归纳：两种本性强度和力程不同，或者利他是隐性的，自私是显性的。显然，由于延续自己生命本性的决定，生物个体总是会优先展现其自私性，先获取直接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是一种良好且实际的策略。但是对于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要间接些，也更需要合作，于是利他性派上了用场。似乎利他本性的强度很弱，就像引力一样弱，我们难以察觉，但是这不代表它没有。这种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变得很强大，这种转变是由力程决定的。从大量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利他的力程很远，而自私的力程很短。比如我们每个国家的过去都是通过血淋淋的屠杀融合而成的，可是被屠杀者的后代有几多记得过去的屠杀，还要为自己尊严而复仇？这里我们每个人早已经被利他性控制，自私性似乎不存在，于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为国家而战，而不会为我们祖先而战。我们很多人在学校时可不是校友，而是仇敌，彼此间经常争斗，但是毕业后就是校友了。远是亲，近是钉，这基本是所有生物的表现出一个共性，我们人类更加突出。自私性总是在近距离竞争中体现出来，它像电磁力一样使我们相互排斥，而利他性总是在远距离的融合中体现出来，它引力一样将我们困在一起。所以尽管利他性很弱，像引力一样弱，但是由于力程很长，在远距离范围内能够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大，于是将我们困在一起，组成了群体；相反自私性的强度尽管很大，像电磁力一样大，但是由于力程短，在远距离范围内不能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小。所以，尽管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但是在群体内我们总是激烈的拼杀，并不团结。只有在群体与其它群体争夺利益时，利他性才明显显露出来，原来争斗不息的各个个体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可见，利他和自私在同一广度和深度上不能相等地决定我们的行为，而是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分别决定我们的行为，这便决定我们从个体和群体角度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从个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自私的，竞争机制决定我们行为的准则，从群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利他的，共枯共荣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三）自私和利他，群体与个体，合作与分工，计划与市场四者间的内在联系
这四对关系都是依照“人性＝利他＋自私”给定的逻辑脉络而存在的，下面将分头简述这种内在逻辑关系。
1：曾经有人问我，本来是越大越好，为何很多企业（比如电脑行业）要将零部件分发给不同的企业加工？很显然总厂（比如飞机制造总厂）完全可以一口气自己全部生产，它们为何要分？这里我将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由生产的启动阀值和截止阀值决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有这两个值，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力）小于启动阀值时，生产不能启动，此时需要合作以增加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启动后，在一个相当的区域内产出与我们施加的影响力成正比，是线性关系，是递增的。再随着我们施加的影响力增加，产出反而减小，最终生产截止。比如般石头，一个人般不动，般十天半月也般不动，可以两人合作后合力便超过生产的启动阀值，于是我们便轻轻松松地般了一块又一块。但是如果参加般石头的人太多，那块石头我们同样搬不动，因为人太多时我们无从下手，生产截止了。
绝大多数合作并非不是搬石头这么简单，是线性合作，而是结构性合作，像各种部件组合成机器那样的结构性合作。由于结构性合作后合力不是原来各个个体力量的算术加总，所以总力量可能大于原来的算术值，也可能小于原来的算术值。合力等于各个体的算术值时，生产率不会提高，但是也不会降低，只有合力大于原来的算术值时生产率才能提高。我国大集体的生产率不如包产到户后生产率的算术值，就在于大集体内在的组织（计划）工作搞不好，于是集体的合力小于各个体力量的算术值。是分还是合得由这个基本原则决定。当合作后力量小于各个体单干时的算术值时，我们便选择分工，将大块块分成小块块。各个小块块其实也是一个合作群体，小块块的大小取决于合力最大化，或者生产率最大化。如果小块块内部的合作还不能使生产率最大化，那么就会继续分工，直到分成个人单干为止。相反，小块块会不断联合，组成超级集团公司。
可见，虽然大的趋势是合作使我们人类不断强大无比，但是并非每个地方都是越大越好。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将面对不同的内在和外在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目前的系统理论根本不能描述这些实际。是分还是合几乎无规律可行，这里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办，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正因为这里需要不断试错，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思想在这里特别适用，而计划手段在这里则表现得一塌糊涂。这里让人们自由地去摸石头过河总比自作聪明地搞计划，盲目地组建大企业要得多。不幸的是，我国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盲目地合并企业和学校，为大而大，为大而不择手段，甚至法律大学和财经大学也能合并，农药厂与饮料厂也能合并。但是在群体与群体（比如地方与地方，国家与国家）间竞争中，不管是经济争夺还是政治争夺还是其它利益争夺，经验表明在群体内部搞计划总是胜过搞自由，总是更能使群体合力更大。这里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计划能使大家往一处使力，即使合力小于各个体的算术值之和，但是毕竟形成了集团军，消除单兵作战时所产生的强大内耗。比如我国目前的稀土被贱卖的主要原因就是各个企业间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内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内耗对于国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总利益留在国内了，没有外流。所以面对国内时稀土行业需要激烈竞争。然而如果考察的群体是稀土行业时这种内耗又存在了，因为这个行业获得的利益因此减少了，竞争是这个行业的灾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前面强调的自由流通度是关键。我们考察的对象（群体）变了，自由流通度也变了，所以虽然是同一种商品的经营，内耗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所以同样是一种商品的经营，时而得计划，时而得自由。自由流通度是一个随着考察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东西，它是决定采用计划还是采用市场的重要依据。
目前由于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差异，不知道自由流通度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总是不分地方、不分时间、不分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极端看待一切：看到计划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计划，看到市场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市场。这二者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经济系统是个结构性系统，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还远远不能理解它，死认一根筋对我们没有好处。
2：可以这么说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合作的不断进行，依赖于我们和谐相处，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合作的不断进行，如何保证我们和谐相处呢？对此，我们的图腾、宗教、文学、科学、道德、法律、政治等等都是在为此而努力的，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平均化规律——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这是描述合作后的利益分配的规律。试想想，大家一起将石头搬回家，应该如何分配这块石头才是最理想，才最能使大家累而快乐着？只有平均分配。我们回头看看实际，我们不管实际中各个行业和各个地方是以什么理由提出平均和平等思想的，所有的平均和平等都服从“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系统要存在，要稳定，必须在宏观的分配上满足这个基本原则。这里个人不敢肯定平均化规律一定是将来某人建立的计划经济学中的一个规律，但是平均分配更依赖于计划手段来完成是肯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逻辑脉络：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四者是一根藤上的瓜。
但是人与蚂蚁不同，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总是希望自己征服别人，总是希望自己是人上人。这种心态决定我们人类十分好斗，十分自私，从而平均并不是每个人所希望的结果。至少每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别人，他就不再希望获得平均结果，不再希望已有的和谐的状态，于是争斗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像蚁和蜂那样安于现有合作分工秩序，而是不断反叛。竞争机制为人们反叛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人们参与竞争的目的一定不在于获得平均收益，一定不在于维持和谐的状态，而是在于制造动乱，从而是自己有机会做人上人。正是这种强烈的私欲，我们人类群体中的各个体间有激烈的竞争，从而我们人类也获得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显然，假如我们像蚂蚁一样，不贪婪，对大家都吃饱了的和谐状态很满足，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是不可理喻的。说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贪婪的私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只是释放这个动力的路径。马克思是绝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假如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小心真的实现了，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便走到了尽头，像蚂蚁社会一样，不再进化。
分工的另一个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便于竞争的开展，因为分工使我们好评价自己创造了多少，从而应该分得多少。尽管这种评价在理论上是痴人说梦话，但是作为形象评价，分工给定的评价基础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竞争激烈展开。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等等，都是一种事情不同的说法，都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目的在于维持竞争的存在和持续。在这里，劳是多少、贡献是多少，一点不重要，有个大概数就行，就足以拉开收益差距，从而维持竞争激烈的开展。在这里，竞争能顺利开展才是最重要的，而因劳动、贡献等得到的收益是多少一点不重要，大概满足多劳多得这个条件就够了。所以尽管我们总是以不能计量劳动，不能计量贡献和效用批评经典理论，尤其是市场经济学，但是这种批判只是对经典理论的发展有利，并不能改变它们已有的解释能力。即使某人真的完成这种计量工作，在个人看来，那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平均化规律明确告诉我们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法则不是分配的全部法则，它们只是在小的方面拉开收益差距，以为竞争机制的运行提供动力。大的原则上我们一定是平均分配，这是合作的客观要求，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条脉络的客观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另一条逻辑脉络：个体——自私——分工——市场，这四者是另一根藤上的瓜。
我们的经济系统就是这两条脉络构成的，“利他——群体——合作——计划”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基本骨骼，“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决定生产和分配的血肉。这就好比人，高和矮由前者决定，胖和瘦由后者决定；这就好比地表，前者决定水平面（海拔面），后者决定高山和大海。
四、经济学的dna
上面分析告诉我们两条逻辑链条，一条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一条是“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它们服从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dna，每条链条上有很多经济学规律，它们是经济学的基因。这两条逻辑链条在排列上略有差异，似乎不是一一对应，这主要在于前面强调的时间序。在时间序上，以我们的目前的知识构成的逻辑模式，我们只能相信利他性在群体之前，群体在自私性之前，合作在分工之前，计划在自由之前。这种时间序在于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定是以群体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群体便没有我们所指的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学对鲁滨逊的经济系统是不适用的。我们没法肯定这种时间序就是事实，我们只能坚持这种认识逻辑。也许上帝就是个左撇子，有点不对称。
可以说“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条就是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是这个链条维持我们经济系统的存在和稳定的，它使我们共枯共荣、共存共亡。但是，很遗憾的是，也是很幸运的是，斯密同志没到黄河就调了头，没有将他的道德情操论坚持到底。西方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从竞争机制上导出共枯共荣、共存共亡的结论，这是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假假设基础上完成的，他们绝对没有解开斯密同志提出的悖论。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等利益，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共同富裕，那么作为理性人谁还会参加竞争？但是西方经济学为了说明自由的经济系统能自动均衡居然将这个教条彻底颠倒了，倒立着看世界。比如最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竟然假设已经平等分配了。我们知道平均（等）分配就是共产主义的分配，还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竞争？自然帕累托因这个假假设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用算命先生常用的“父在母先亡”的伎俩来糊弄我们。例如，对于一定总财富（或者效用）我们可以按照1:9、2:8、3:7、……9:1等等无穷个比例分配给甲乙两人，只要以后增加的利益都按这些比例分配，则它们都符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这个基本条件，那么哪个分配比例是最优？显然帕累托没有回答这个真正的问题，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5:5已经是他的假设条件，他现在如何回答最优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与“父在母先亡”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其中的“状况”是含糊不清的，究竟是什么样状况不变坏最终取决于具体的人怎么理解。作为数学分析，在帕累托条件下只要给定的分配比例不是5:5，那么依照银行的复利公式我们很快就能算出“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结论，这无论如何不是最优配置的结论。
这就是说帕累托心理预期的最优方案已经由其假设确定了，是5:5的分配方案，自然帕累托不能明说这个，于是搬出公平二字，用另一种方式阐述结论。公平只是道德的诉求，不是学术陈述。经济学要回答的不是公平分配，而是怎么分配才是公平，要回答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但是西方经济学从没有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公平分配回答了一切，于是想认为哪种分配比例是公平的标准，就用哪种比例数据。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做学问，让道德标准充当学术标准，学术总是对的，这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更高明的学术方法了！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想怎么理解就怎么说，可以说是父先死，也可以说是母先亡。比如我国三农问题，同样是引用帕累托同志的语录，有的说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绝对提高了；有的说不是最优，因为农民收入提高指数非常低，相对贫困了。显然这个嘴仗打不下去了，于是搬出统计学，又有人说是最优，因为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快乐程度比城里人高，但是另一些人不依，说是统计取样有偏差，于是也统计分析一下，结果正好相反。实际也是这样，我们永远在指责政府让系统的分配不公平，但是我们经济学就是不指出如何分配才是公平，就是不指出1:9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还是2:8的分配比例是公平的。论证竞争（市场）就是斯密没有看见的那只手，显然违反了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均利益这个基本教条。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获得均等的收益，共同富裕了，那么谁还去参加竞争？竞争就在于打乱系统已有格局。不管这个格局是什么状态，只要打乱了，就一定有人暴富，也一定有人暴穷，于是竞争的目的达到了。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自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一是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这种干预活动是要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二是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而“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失调中产生的。”国家与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涉，也正是从体现政治主体的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中产生的。
1、现代科研活动需要国家与政府发挥作用，才能有效地协调，增强效率
科学建制化形成之初而在国家政治干预之前，科技活动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组织协调，效率低下。当时，不仅各个研究实验室的效率不高和组织不完善，更严重的是不同的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和各地科研工作者个人之间普遍缺乏协调。事实上，科技活动的全面组织工作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直处于相当低的原始水平，远不能适应当时科技活动巨大发展的需要。科技活动处于混乱状态。当时唯一担当组织作用的是17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科学学会，但它只是业余科学家自愿结合的协会，每个会员对自己的活动享有完全自由，只是为了相互启发及学术交流才聚合在一起。这种“由富裕悠闲的绅士们自愿组成协会的办法不再能满足现代科学组织的需要了。一切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很少大学、政府或企业的雇员”。作为人类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及管理者的国家与政府必须介入和组织，才能结束科技活动的混乱局面，整体上协调全社会的科技工作，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益。
2、大科学时代，只有政府有计划地干预，才能有效促进科学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首先，大科学需要巨额科研经费，只有政治主体才能有效地调配。现代科技活动规模巨大，如回旋加速器的研制、航天工程、海洋开发、极地考察、消除爱滋病等活动，即使有利可图，一般个人或企业都难以承担，只有借助政府的投入和支持。而且，各国为了追求科技投入的最大效益，都在不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甚至把基础研究都纳入国家目标。科研经费的配置再不可能仅靠“看不见的手”，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组织调节。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发展也靠政府介入和推动。市场体制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模式，但市场主导的科技活动也存在固有缺陷，需要政府恰当地介入。市场导向讲究内部成本利益分析，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现代生活日益增多的公共物品及相关科技活动排斥这种局部个体的利益规律。某些道路、通讯等公共设施，甚至军事设备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都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但都不可能完全由市场途径完成。许多重点社会工程及尖端武器的研究等都不是计较成本利润效益的。同时，市场运行本身需要政府的干预控制及国家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如各国政府都制定了有关保证科技投入、科技合同执行、专利和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和技术监督等政令法规。
第三，国家与政府对科技的干预还具有国家政治的意义。按西方学者n.j.维格的说法，这些意义大体有四个方面：（1）为了国家军事防卫；（2）为了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尊严；（3）为了国际经济竞争；（4）为了促进国民的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环境。
第四，当代重大科技成就既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也反映出政治干预的必要。“两弹一星”“信息高速公路”“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当代科技的巨大工程及其成就，主要是靠政府直接推动的结果。尽管面对信息科技的高度发展，西方再度兴起力图消除政府干预的分权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但仍有很多西方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
3、科技发展孕育的巨大问题和负面作用，迫切要求政府干涉、控制和规范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出现强烈的“异化”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危机、灭绝性战争的威胁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科技的负面作用，以至“科学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就像贫困和少年犯罪一样，人们想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提出了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科学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而控制这类问题的有效力量只能是国家与政府等政治主体。
现代技术产生正反两面的外部效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发生巨大危害。社会需要作出判定：哪些技术需要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们，怎样控制它们。而n.j.维格和m.e.克莱福特认为：“可接受的社会风险或‘多少安全才能够安全？’的界定，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问题”。新基因科技革命也必须在它所提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限制下适当发展。某种程度上核武器是有可能得到控制的，而生物技术不可能受到控制。“人们不能控制dna的流动，它到处都是。由于技术不能完全禁止，因此重要的是讨论并决定各种技术中哪些允许盛行，哪些应该通过政府法令或社会及政治压力加以限制”。
此外，对于日益严重的科研越轨行为，仅靠科技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控制机制已难以奏效。必然需要非正式以至正式的外部社会控制，即政府机构的有效介入。比如，美国公共卫生局成立了研究廉政办公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组建了一个科学侦探室；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研究廉政委员会”，成为防范科研中越轨行为的联邦机构。
二、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涉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涉是通过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法规体现的。实施科技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规划或计划。这里的“规划”或“计划”具有相近的意义，是指导、组织和规范科技活动的具体方案。它比通常讲的意义更广。按照巴伯的说法，进行科技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对科技活动进行控制，使科学的有利影响最大化，使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最小。科学能被“规划”或“计划”吗？这是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贝尔纳和巴伯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50年代初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中，都专门对此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讨论。
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深入分析了科研活动中应有的规划关系，明确指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制订科学规划，从而确立发展科学的战略。乍看起来，科学发展的战略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科学就是发现未知，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贝尔纳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实际上，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工作加以规划，科学工作就无法进展；虽然我们的确不知道自己可能发现些什么，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到哪里去找寻；某些短期规划一直是科学研究所固有的，长期规划则含蓄地体现在科研人员的培训中。贝尔纳进一步指出，科学规划第一个要求是灵活性，要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受阻地点，适时有所侧重地全线推进，扩大科学战线。他还对科学理论的更新修正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等问题提出了较具体的规划方法。
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着重分析了美国政府科学中的“规划”情况。二战后的几年里，美国政府里集中了大约3万名来自物理学、生物学、农业科学、工程科学的专家，其研究涉及面广泛，总统理事会的报告说，“联邦政府规划从根本上说允许探索每一门科学学科和子学科”。但巴伯推测，当时政府研究的最大部分是应用研究，也有部分基础研究。其中，农业科学、医学、军事科学的研究是美国政府科学中规划发展的重点，而这些规划或计划对于美国的科学成就和财富增长带来了巨大价值。
巴伯还对科学规划或计划的涵义和内容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
第一，当科学的“计划”指通常意义时，即完全由自己确定特定的目标并且尽最大可能设计方法以实现目标，这种科学计划就不存在多少冲突，就会非常成功。它的实施基于科学之特殊本性；但是科学中的“计划”有时想使或认为只有“应用科学”才是合法的，“纯科学”将遭到背弃。
第二，当“计划”包括科学目标问题时，就有可能有更多的冲突。“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各自的目标，两者都必要，都具有社会合法性；但是科学中的“计划”有时想使或认为只有“应用科学”才是合法的，“纯科学”将遭到背弃。
第三，当科学“计划”目标存在冲突时，社会就须以某种切合实际的方式，使稀缺的科学社会资源在两个目标之间按比例配置。然而计划者对这个比例就不是轻易“可以觉察到的”，要做出“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各是多少的选择时易发生冲突。由于可替代社会目标的竞争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科学应该寻求使其自身目的的相对实现最大化，获取自己应有的资源配置。
第四，“计划的另一种含义是指预言科学发现之进程的能力。尽管波拉尼等人反对靠计划预测科学来分配资源，而贝尔纳认为某种程度的短期计划在科学研究中一直是内在固有的。就连原苏联科学院主席瓦维洛夫也说：“对‘不可预料的’科学成果和发现进行预见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真正的科学必须包括很大比例的有根据的预期和先见之明。”他举例说，对于原子核结构的知识，允许很大程度的自信去部署很多年的工作。
第五，“计划”最后的一个含义表示适宜的科学社会组织。科学中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有些在形式上是高度正式和科层化的，有些则突出表现为非正式。
我们应当赞成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涉，应在上述范畴内展开。事实上，现代国家与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预都有一定的弹性；既有直接的投资、法规等介入，也有间接的调节导向。
当前，世界各国科技规划呈现日益强化的态势，近年来各种科技规划或计划纷呈，而且新出现的重大科技规划呈现出政府干预的新特点：
一是各国纷纷出台新的科技规划或计划，突出国家目标，提高产业的国家竞争力。科技战略规划是国家意志在科技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对科技进行干涉的最具效率的方式。考察一下近年来国际上出台的科技战略规划就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涉及与国家整体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科技领域，或涉及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如经济主导产业、国家安全、健康与环境保护、基础性或战略性研究等，都与科技的国家目标直接相关。
二是围绕国家目标确定优先发展领域。综观国际上重大科技战略规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信息、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人类健康、能源、新材料、空间、环境保护、教育培训以及其他一些创新性和战略性的科学研究，是国际科技战略规划研究的“热点”和提高综合国力及科技竞争力的重大优先领域。
三是强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整体优势。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政治主体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活力，就必须从发展科技入手，建立和完善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国家创新体系，于是以创新为主旨的科技政策或计划纷纷出台。
三、政府干涉科技活动的限度政府对科技干涉的范围与科技自由活动空间的关系，被一些人比喻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子女的成长需要父母的资助和引导，甚至监督，但子女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父母不能过度干涉子女的言行，以免造成对子女的伤害。类似地，国家和政府为科技活动提供资金和良好环境，并进行一定的计划组织，但如果越过了积极干预的应有空间，必然给科技活动带来危害。因此，政府干预科技应当是有限干预。这就是说，政府介入科技活动，应当是立足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全局需要，根据财政能力和科技主体的能力，有选择、有侧重、有限度地进行；并且，对这部分活动的组织管理，也不能采取单一的高度集权的直接管理模式，应根据效益原则和具体领域的固有特点而灵活多样。同时，政府对科技的干预以确保科技内在的自主性为限制和前提，维护各类科技主体的活力。这就是说，一方面，在科研探索领域，即使是国家经费支持的项目除了不要的审计监督、机制创立等外部干预外，在科学内部问题上必须保持充分的自觉自治；另一方面，对无需国家经费支持或市场竞争更有效率的科技活动，政府干预更应仅限于从宏观上创立动力和约束机制，整体上以市场调节。
科技计划本身固有的局限，必然指向政府干涉之外应有的科技活动空间。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科技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学习过程。计划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计划本身不能消除科学研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由于经济成本压力，科技计划常指向可预计或看得见的发展，存在着牺牲将来、换取眼前收益的危险；过分强调实用，可能会限制在某一特定的路线而放弃其他有前景的发展方向。这些表明，在对科技活动的政府干涉之外，适当保留应有的空间。
由于科技发展是一个永远脱离不了社会氛围的过程。在科技的计划干涉之外，应有社会上众多小的发现和发明。占压倒多数的科学创新，都是极富想象力的结合，在新颖性方面也只有很小的进展。巴伯指出：“小的科学发现基本上以与大的科学发现同样的方式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小的科学发现并不更次要，因为他们是一类科学元素，必要被归并到大发现之中去，大创新和小创新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巴伯非常强调社会中自由产生的小发现和发明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个发明的新颖程度通常显得比实际的要大，因为它包含来自文化遗产的构成前提条件。对于非专家等外行来说，发明只是成熟的创造物，所有缓慢的发展与进化过程都被目前的有用性与成功所掩盖。然而，发明与发现的本质就在于先前已有的科学元素的积累，这种积累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新颖性发现，但如果考虑过去的遗产，这种新颖性或许就是相当小的。
科技的自主性是政府干涉之外科技活动空间存在的又一依据。科学知识及其方法体系在任何时刻都是相对结构化的。这一结构并不是完全自动的演变，它还受政治等社会其他部分的影响。科技知识体系有其相对自主性，自主性与社会影响同时作用，产生了多种发现。
关键词：建筑创作；场地设计；总体布局；场地精神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
一、场地设计
场地设计，是针对基地内建设项目的总平面设计，是依据建设项目的使用功能要求和规划设计条件，在基地内外的现状条件和有关法规、规范的基础上，人为地组织与安排场地中各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活动。场地设计提高基地利用的科学性，使场地中的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与其他要素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保证建设项目能合理有序地进行使用，发挥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使建设项目与基地周围环境有机结合，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同时，场地设计具有高度综合性，技术与艺术的双重性，理性和感性并存三个特点。
营造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可满足使用要求的建造物，在本质上则是要将一块对人没有意义的土地变得具有意义。因此在人类最早的营造实践中，即已体现出了有意识的场地处理，将一块土地变成富有意义的场地，使其所包含的的建筑、大地、天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体现了一种场所精神，也表达了一种存在的意义。
二、场地设计总体布局
场地总体布局是整个设计的关键环节,为整个设计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确立基本思路,为方案从构思、创作到进一步深入设计提供基本框架,使建筑物的内部功能与外部环境条件彼此协调,有机结合。要做好场地总体布局不仅要明确该阶段主要内容,了解基本要求,还要明确场地设计项目的建设性质,分析其使用功能,了解使用者的意愿和要求,在此基础上从功能性质,空间特性和场地自然条件开始分析用地布局、用地分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在交通、空间和视觉等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对于一般场地而言,建筑是工程项目主要功能的集中体现,在场地总体布局中属于核心要素,建筑的组织和安排是场地总体布局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场地其他内容的布置。建筑布局的过程是方案形成的过程,在接到项目设计任务后,设计者应进行现场勘察,对建设用地的形状大小、地形地貌、植被景观、现状建筑物分布及周围环境等形成感性认识,对影响建筑布局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处理,还要综合考虑日照、通风和防火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因地制宜的做好场地设计的前期工作,为后期具体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场地设计中要安排好建筑在场地中的布置方式,一般为两种形式:1)以建筑自身为核心,布置在场地中部,形成以建筑物为核心。这是一种突出建筑、以环境作为陪衬的形式,这种布置形式的特点是整体秩序较简明,主体建筑突出,视觉形象好。2)建筑布置在场地边侧或一角,这种布置形式适用于用地紧张的场地设计中,将零散的小块地集中布置,以减少场地浪费。
场地中的建筑物与其外部空间呈现一种相互依存、虚实互补的关系。场地的外部空间主要是借建筑形体而形成的。建筑布局的过程也就是开始塑造外部空间的过程。通过建筑布置对空间形成不同的限定方式,从而产生封闭感强弱不同的空间效果。同时还要组织好外部空间的视觉分析,空间组织,交通组织,场地出入口的设置,交通流线的组织,场地道路系统的组织,场地停车系统的组织,以及场地绿地的配置,使之形成一个统一的,相互协调的整体。
三、场地设计在建筑创作中的存在意义
存在意义并不是强加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意义是日常生活所固有的，由自然与人类属性的关系，过程和行为间的关系所构成。任何意义都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场所”才能表现出来，而“场所”的特征也由这种表现所决定，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人们体会到的意义就来自于“存在空间”，这种“存在空间”不等同于纯粹物理因素所确定的几何空间，而是由人们体验到的特性、过程和相互关系所决定。
任何人类行为都具有空间性，对早期文明及其符号体系的研究证明，中心的概念可以看作原始粗在空间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体现出意义的场所事实上就是一个中心。场所是我们存在中有意义事件的目标和焦点所在，同时也是我们自身适应环境并占据环境的起点。场所被当做与外部环境相对的内部，为提供心理安全感而不得不相对的小。已知场所的有限尺度自然殊途同归地导致了一种集中的形式。而建筑师的任务则是创造一个有着特殊的、有意义的特征的场所，因为如果没有特征的维度，则所有的层次都会停留在一个抽象的状态，只有当人们设法赋予场所一个具体的特征的时候，他才会获得存在的立足点。自古以来，环境的特征都被理解为“地方之灵”或“场所精神”，从建筑理论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在这种具体层面上理解场所，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建立在记号语言学的关系上的抽象体系。
一个建筑作品总是和某种特定的条件有关，但是它又必须超越这一条件，并把它变成一个更易理解、更有意义的整体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建造活动滥觞的时期，选择一个适宜的自然地段已经意味着对于候选对象的评估，也就是对于相似性、差异性和关联性的认识。建筑的真正目的是赋予人类存在的意义，简言之，人要栖居，就必须能够在环境中辨认方向，并与环境认同。简而言之，他必须能体验环境是充满意义的。所以，“栖居”不只是“庇护所”，其真正的意义是指生活发生的空间，是场所。
四、结语
场地设计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满足前期规划与设计的同时，还应该建立“设计者――使用者”的长效机制，在动态中把握对场地环境形态的塑造和对不同人群的心理认知――这一点应该被设计者牢记，并且反映到初期对场地设计的考虑中来。通过周期性的对既有场地空间进行观察，记录人们的使用频率、效果、满意度，对场地环境保持持续的设计认知，加深对场地环境特征的理解，并最终反馈到对场地环境的塑造与再塑造上，使所设计的场地真正做到为人们所享用、所乐道，成为一种与人们活动互相补充，与人们发展互相促进的状态，变成一处具有生命力富有场所感的空间形态。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园林景观；生态设计；基本园林；设计程序
中图分类号：K928.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数量众多、能源短缺、土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失衡，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越来越多的行业逐渐将生态主义理念融入到行业的建设当中，特别是园林绿化景观的建设。目前，园林景观生态设计工作是园林设计人员重点关注的焦点，一个好的园林生态景观，不仅能够改善城市生活环境，为人们提供一个娱乐休闲的场所，而且还能够陶冶居民的艺术情操，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因此，园林设计人员应加强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的研究力度，使生态主义理念更高地融入到园林景观项目的建设当中，从而促进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1生态设计的概念
所谓生态设计，是指任何与生态环境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
景观生态设计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层面是指以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的景观设计，它注重的是景观空间格局和空间过程的相互关系。景观空间格局由斑块、基质、廊道、边界等元素构成。广义层面是指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和知识，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在这个层面上的景观生态设计，实质上是对景观的生态设计。
2生态设计的特征
2.1节约资源
生态设计认为，应该采取措施不用或者减少使用资源和能源。4R原则便是在景观设计中应该遵守的重要原则。预案设计也是值得推广的设计方式，通过景观预案可以使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有效地避免浪费。
2.2加长寿命
现阶段的许多景观作品花费大量金钱建设但是却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生态设计有4个阶段:修理、精炼、重新设计、再思考。
2.3地域文化特征
生态设计必须结合地域特征和人文特征:每个地域都有其环境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许多景观作品全然不顾当地的文脉，一味追求“新、奇、异”；不顾当地的气候盲目引进外来的植物；不顾当地文脉盲目引入外来的文化。
2.4尊重土地
园林景观是关于土地的科学和艺术。园林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关于如何安排土地及土地上的物体和事物，以为人创造安全、高效、健康和舒适环境的科学和艺术。
2.5尊重生命
生态设计认为人类应该与其他生物和睦相处，应该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使其他生命重新在城市中定居。
2.6尊重过程
现代景观设计存在着大量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将河流拆弯取直，再用水泥硬化，使河流的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消失，自然景观被破坏；城市中动物的食物链被破坏，生物多样性渐少；任意引进所谓稀奇物种造成生物入侵等。
2.7遵循生态学原理
各类生态学，包括植物生态学、水文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污染生态学、森林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等都在景观设计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3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的基本原理
3.1景观生态设计的概念
美国景观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斯坦纳提出，景观是人眼所见各部分的总和，是形成场所的时间和文化的叠加与融合，是自然与文化不断彼此雕琢的作品。它是多种元素的组合，包括田野、建筑、山体、森林、荒漠、水体及居住区等。北京大学的俞孔坚认为，景观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而将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景观设计当中，就产生了景观生态设计。景观生态设计，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它是把景观作为一个生命系统来考虑。
3.2景观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关系
3.2.1景观与外部系统的关系
例如一条城市滨江景观带，可能会遭受台风、暴雨和洪水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会遭受空气污染、交通、人流等人类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风景园林设计师在进行景观生态设计时，需要处理好目标景观与其外部的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尽可能实现景观生态系统与其外部系统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动态平衡。麦克哈格认为，任一场地都必需被视为包含了该场地的较大一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必需根据该生态系统整体面临的问题来处理该场地。
3.2.2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
这是一种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水流、物种流、营养流、人流与景观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景观生态学用斑块、廊道、基质和边界作为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普遍适用于各类不同尺度的景观，如森林景观、农业景观、城市建成区景观、郊区景观、校园景观等。景观中的任意一点，如一片树林，一个亭子，一座小桥，一排行道树，一个池塘等，都将落在这个基本模式之内，或落在斑块内，或落在廊道内，或落在基质内。这一模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的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继而改变和调整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
3.2.3景观元素内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从大的尺度来看，一片森林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一片水域作为一个水域生态系统，一片湿地作为一个湿地生态系统；从小的尺度上看，景观内的一个池塘、一小片树林、一条溪流同样可以被视为生态系统。它们的内部均具有自身的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的关系。在对某一尺度上的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时，在这个层面上所要考虑和实现的目标，是运用生态学原理使各个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尽可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与相邻生态系统保持有机的联系。例如，在做一个居住区或一个公园的景观设计时，把这个居住区或公园视为一个景观生态系统，其内部设计有一个小湖泊，在其相邻区营造一座栽植各种植物的森林小山体。那么景观设计需要考虑的是，既要使小湖泊和小森林符合各自的生态系统原则，又要使两者达到有机的联系。具体到设计的手法上，如在城市中，一个水体的四周用宽阔的硬质铺装围合封闭，称为湖边休闲游步道。这种全封闭硬质道路布局就会切断“湖泊生态系统”与其相邻的“森林生态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两者的能流就会中断，这样的设计就不符合生态原则。
3.2.4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
这个层面的生态关系包含植物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动物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生物个体与群体的进化和演替过程。人也是景观生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需要考虑人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3.2.5人类与景观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
实质上，任何尺度意义上的景观，特别是城市景观系统，与其关系最紧密的是人类自身。人类的活动和影响自始至终全方位的贯穿于整个景观系统。无论是在时间和物质空间上，还是在精神空间上，均对不同尺度的景观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实质上，上面所述的4个层面上的生态关系中，均包含着这一生态关系。
4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的程序
4.1探求设计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机遇
人类面临众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及环境等问题和机遇。景观规划与设计要解决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4.2确立规划设计目标
目标是对未来景观的清晰的描述，目标一经确立，意味着相关人员或机构已对第一步中确认的问题和机遇给予了确认。目标的确定是解决问题的组成部分。目标的确定依赖于文化和政治系统，但应尽可能使与目标有关的人参与到确定目标的过程中来。
4.3通过分析，确定区域尺度
包含各种尺度等级，如区域尺度、城市尺度、特定场地尺度等。每一尺度等级的组织均有其自身的特性，某一等级尺度的整体即为更高等级的组成部分。
4.4对更为具体的规划与设计的区域上发生的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
对地方尺度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获得对自然过程、人类计划和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区域内的物理、生物及社会元素的相关资料的收集。
4.5目标场地的概念及多解方案
这一步需要针对目标场地建立景观概念，并围绕这些景观概念提出多种预景方案，对其做进一步的景观分析。在通常情况下，设计师运用自身拥有的各种知识、技巧和经验，对调查和分析阶段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性的逻辑思考和丰富的想象，从而形成规划区的景观概念。
4.6景观规划
景观规划是将最优秀的景观概念和待选方案综合在一起，这一步是规划过程中的关键。景观规划强调对自然与社会的综合考虑。一个景观规划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与本景观规划的人员和机构参与到规划的决策过程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政府或某一部(局)、某一单位、某一房地产公司突然宣布某一项目的规划方案或规划设计方案，该规划方案事先未同关系紧密的有关人员协商和探讨，结果常常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使有关人员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将好的意见融入到规划方案之中。这样做可能会使前期规划耗时更长，但却能使规划方案成功率比较高，为景观设计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4.7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是在已定的景观概念方案下，运用景观与外部系统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元素内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人类与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进行景观设计。
5结语
综上所述，在园林景观设计领域中，生态主义设计理念园林景观工程项目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推动园林事业的重要动力。因此，设计人员应把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融汇到园林景观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并逐步完善生态设计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园林景观设计水平，以发挥出改善城市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薪酬管理意义
薪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对于雇员和雇主都一样公平的薪酬体系。好的薪酬管理的结果是员工被吸引到组织并有动机为组织进行良好的工作。薪酬应该是适当的、公平的、平衡的、节约成本的、安全的、提供动机的、能被员工接受的。薪酬会受劳动力市场、经济、政府和工作这样的外部因素所影响，也受劳动预算、薪酬决策的制定者、员工满意度、员工生产力这样的内部因素所影响。
传统的薪级结构构件方法是运用岗位评估，在两个工作岗位的价值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具体办法有工作评估；薪级级别、等级变换、分级；压缩层级和宽带；个性化薪酬决策。其中，工作评估法中包括了排序法、分类法或等级法、计点法、因素比较法。在薪酬级别、等级变换、分级法中，在工作评估完成后。薪酬结构已经由建立薪酬曲线图、薪酬级别、薪酬范围和岗位分类等步骤完成。每隔50点，划分出一个新的薪酬等级。一个薪酬级别是由大量难度和职责相似的工作组成的。如果一个组织采用工作评估中的因素比较法或点分法，那将依靠薪酬级别图或点分转换表来完成。为了提高效率降低以工作为基础的薪酬结构的复杂程度，一些组织使用了压缩层级和宽带的策略。一个组织如何决定两个人做同一份工作如计算机程序员，所有计算机程序员都该付同样的薪水吗？如果不是，在薪酬上的差异应该是基于什么判断呢？这个就叫个性化薪酬决定。
报酬主要是指作为个人劳动而得到的各种类型的酬劳。报酬分为内在报酬与外在报酬两大部分。
内在报酬主要是指员工对于工作本身所获得的满足感，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能参与企业的各类决策。2、有趣的工作。3、能自由分配工作时间及方式。4、活动的多元化。5、有较多的责任和职权。6、有良好的个人成长机会。
薪酬主要分为直接工资和间接工资，直接工资主要有工资，分为基本工资、激励工资、成就工资、直接工资中还包括奖金、股权、津贴与补贴、间接工资即为福利，包括公共福利、个人福利、组织内部公共福利和生活福利。
激励薪酬又可被称为可变薪酬，可变薪酬被定义为：强调共同关注组织的成功，对非传统的群体（比如非高层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提供更多的激励机会，并且在基本薪酬增加计划之外执行的薪酬计划。想要成功试行可变薪酬制，组织必须确定他们的计划建立在清楚的目标、毫不含糊的测量以及与员工努力之间显著的联系上。关键的设计要素包括：得到管理层的支持、被员工接受、支持性的组织文化、时间选择等。而灵活性是关键，并能通过采取一个全部薪酬方案将这种灵活性整合进可变薪酬。全部薪酬包3个元素：根据组织支付工资和吸引高质量人才的能力，基础工资与竞争密切地匹配；可变薪酬是全部薪酬方案的中心，包括收益共享、成功分享、一次性收益分享、个人可变工资等。间接薪酬增加了成本有效益性收益，这种收益与支持组织目标和分担成本是一致的。可变薪酬有助于管理劳动成本。尽管如此，它并不保证员工得到公平的对待。财务上的不安全融进了这项计划中。经济低迷、新的竞争和其他一些超出员工控制的力量可能导致较低的利润和较低的奖金，甚至根本没有奖金。
生命的天书
如果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为了精确地撰写生命之书，那么当2003年，这个堪比“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的工程收工的时候，科学家们却发现，他们仍然看不懂这本谜一样的天书，仍然不能完全揭示生命的奥秘。同年9月，一项名为“DNA元件百科全书”（TheEncyclopediaofDNAElements，简称ENCODE）的庞大“解密计划”渐渐开展起来了。终于，历时9年，耗资1.5亿美元，来自5个国家32个研究机构的442名科学家，终于在2012年的9月5日以同时发表30篇论文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们杰出的研究成果，宣告这个继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最大型的国际合作项目的完成。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在这最近的几十年里，ENCODE这部天书中的研究主体，却被普遍认为是没有生物意义的“垃圾DNA”。
此垃圾非彼垃圾
要说人体内有一点垃圾你也许能接受，但是有的“垃圾”永远地存在于你的体内，你能接受吗？1972年，一位名叫SusumuOhno的遗传学家提出“垃圾DNA（JunkDNA）”这一概念，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概念被用来形容那些基因组上没有生物学意义的非编码DNA序列。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蛋白质才是决定生物性状的关键，同时也没有一种好的理论和技术手段来解释这些“垃圾”存在的原因，于是在这随后的时间里，“垃圾DNA”这一观念，渐渐根深蒂固起来，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基因组的认识与研究工作，而著名的科普刊物《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甚至宣称，这一“邪恶”的观念，已经迟滞了人们对基因组学的研究。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人们发现人类的全基因组包含了超过30亿个碱基对，大约20000个基因，但是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加起来，却仅仅占全基因组长度的1.5%！这个数字，甚至没有某些植物和毛毛虫的多！难道这么1.5%就能解释同卯双胞胎的差异，能帮助人们找到各种疾病的原因？难道作为地球主宰的人类，基因组中的98.5%竟然是垃圾？难道造物主能容忍一部100分钟的电影，有98.5分钟都是广告？人们疑惑了，质疑了，并且开始行动了！
发现意味着挑战传统
十年磨一剑，虽然这个计划还有需进一步补充完善的地方，但是，它已经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思维，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基因组时代。
正如基因这个词，“DNA或RNA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核苷酸序列”这一解释已经植根于我们的脑海中几十年了，并且已经将DNA序列与生物性状两者间画上了根深蒂固的等号。然而当ENCODE这部生命天书完成，科学家们发现多达400万个基因开关和功能调节因子占据着大约20%的基因组序列的时候，基因的概念也随之动摇而变得陈腐了。想象一下，每个基因对应着差不多200种各类型的调节方式，而不同的调节方式又决定着差异的生物性状，那么真正影响生物性状的，或者说生命的精髓，不应该是那些核苷酸序列本身，而是那些丰富的调节方式，是那些调节后的转录产物。于是就有人提议，基因的概念是否已经过时，是否应该重新定义为那些具有生物意义的转录本？新一轮的争论由此开始了。
以前生物医药研究的重点在于寻找导致疾病的致病基因，虽然发现了这么一些基因，也解释了一些疾病的机理，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并没有更多的疾病被人类所攻克。对于这种瓶颈，科学家们疑惑不已，怀疑是技术手段的缺陷或是筛选的样本不够充分，抑或是有些新的基因并没有被发现。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同一种治病手段，用在不同人的身上，所起到的效果并不一样，甚至有时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种差异被人们解释为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环境是如何去影响并调控机体的，却又没有完美的理论和机制去解释。种种疑虑随着ENCODE的完成，得到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疾病的产生，也许并不是某些基因的缺陷，而是复杂的调控网络出现了紊乱，而人与人个体的差异，恰恰也是源于这种调控网络间的差异，同一种手段去干扰这种网络，自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伴随着这种机制的逐渐揭示，个体化医疗必将走近人们的视野，诊断、治疗这种传统的医疗模式也将被逐渐淘汰，代之以检查、分析、制订个体医疗计划、治疗这种新型的医疗模式，疾病预测和治疗手段也将更加人性化和精确化。
激动之余请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