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4―0028―04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
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129号令)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广电总局60号令),在全国范围内向经许可接收我国直播卫星“村村通”加密平台节目的用户,提供相应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特别是其中的解码器、收视授权智能卡的安装服务,由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批许可的机构提供。
直播卫星“村村通”加密平台由节目加密、用户管理和客服呼叫中心组成,由直播星用户管理中心负责运行和管理。直播星用户管理中心会同机顶盒生产企业以及全国各级广电行政部门承担村村通建设及相关管理工作的机构(“用户管理中心”、“省级村办”、“市级村办”、“县级村办”),建立加密智能卡的管理机制,为“村村通”用户提供服务。
各级“村办”认真做好该项工程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县级村办”作为此项工程的最基层,工作量大,过程繁琐,必须认真对待。
我县2010年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村村通工程涉及县域辖区内604个自然村,受益农户18120户,第一批设备到位15606套。
我县广播电视局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广播电视业务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局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完成了15606套设备用户信息录入工作,完成信息上传工作,以及入户安装工作,这是全局广播电视工作者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的结晶。笔者参与了此项工程的整个实施过程,历尽艰辛,从中感悟出实施此项工程的一些“好”做法,在此赘述如下,供广播电视同仁们共同探讨,以便总结出更好的工作方法,使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村村通工作又好又快地完成。
广播电视
直播卫星村村通用户信息录入工作
我县的用户信息录入工作是由各乡镇广播电视站统计、填入单机版电子表格后,交到县级“村办”(县级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村村通工作办公室)。乡镇统计、录入的内容主要有八项内容:用户姓名、联系电话、身份证号、邮政编码、省、市、县、详细地址。由于统计录入人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加之和村委换届工作同时进行,错误之处难免,主要表现在:联系电话,身份证号,详细地址以及用户数的统计汇总几方面。县级村办对以上几项必需认真核对校正,否则在今后的批量上传过程中,失败户数多,造成工作量加大,工作进展速度慢等情况。
错误“项”的应对方法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是必填内容,指受益农户的联系电话。如果农户没有联系电话,就填该村小组长的电话或者其附近农户的联系电话。若手机号码必须正确无误的填入,若是固定电话,必须填“区”,格式为“xxxx-xxxxxxx”,而不能用“(xxxx)xxxxxxx”格式。
身份证号:必须认真统计、认真填写。填写时,身份证号只可能是18位数或15位数,多一位少一位数都是错的,如发现有误,告知相关乡镇统计员到当地派出所进行校对,切勿“生编乱造”。
详细地址:详细地址必须填xx乡镇xx村委会xx村。有的乡镇只填xx村委会xx村,不利于今后的“查询”。县级村办必须要给予纠正。
用户信息汇总,统计工作
各乡镇填好的用户信息统计电子表格,交到县局后,县级“村办”要认真复核,主要是用户数。每个自然村建一张电子表,核对用户数并加以命名标注,每个村委会建一个文件夹,并命名标注该村委会的受益农户数,最后再建一个文件夹,命名该乡镇的名称以及用户总数,便于以后的上传和总汇。各乡镇的用户数核对无误后方可转入下一阶段的工作。
设备信息录入工作
由于我县是采取先录入设备信息,再发往各乡镇进行入户安装的方法,即:县级“村办”在各乡镇录入的用户信息表上,再录入设备信息。在实施工程中主要做好:
1、严把设备入库出库关
设备信息录入工作过程中,每天都要有大量的设备(接收机)从库房搬出,逐台录入,录好后装箱再搬回库房,按乡镇分别码放。这需要有责任心强、工作认真负责的仓库管理员专人负责,认真核对每天搬出仓库的设备数量与收回的设备数量是否相等,堆码位置归类是否正确,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2、严把设备信息录入和设备再装箱关
设备信息录入是一项繁琐的数据工作,工作人员必须做到具有耐心细数的工作精神、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否则录入的信息“张冠李戴”,前功尽弃。
我局抽出六名职工,参与设备信息录入工作,每两人为一组,按任务数、按乡镇责任到组(切不可几组同时录入同一个乡镇,否则会出现重复录入或漏录现象发生,错误互相推诿)各自开展工作。
每组主要操作流程:
每组两人:一人负责拆箱(拆箱员)取出条形码,再把条形码粘贴到保修单上,交给另一人(信息录入员);信息录入员用电子扫描枪读取条形码上的三组数据(机顶盒序列号,加密序列号,智能卡号)分别填入相应的表格中,再填上安装日期;至此该设备用户户主已确定,录入员必须按照电子表中用户、设备信息认真按要求填写保修单,再交给拆箱员;拆箱员对照条形码的数据,把保修单分别装入相应的机顶盒小箱内,并在小箱外面注明此设备的用户详细地址,用户名。再装入大箱,大箱装满一箱(20台)后,再在大箱外面标注箱内设备的用户地址、用户名,便于今后设备分发工作,方可人库分类堆放。
主要注意事项:
拆箱员:粘贴条形码时要认真,不得倒正不分随意“糊上”;放回保修单时一定要做到一一对应,严禁随意“塞入”。
录人员:因条形码的数据是用扫描枪读取的,不会发生数据位数多少现象,但要注意相应的设备只能录在相应的位置,不能出现两台设备数据互换的情况。一定要填写安装时间,格式为:如2010年4月5日,填成20100405,否则上传不成功。
信息上传工作
用户信息、设备信息是通“直播卫星村村通管理系统”平台上传到直播卫星用户管理中心的,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传结束,才能保证用户的正常收听收看。
“管理系统”的安全管理工作:
从县级村办的“直播卫星村村通用户管理系统”的管理者来看,其掌握着全县村村通用户能否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生杀大权”。所以登陆系统的工号、登陆密码一定要指定专人妥善管理,最好是一人单独管理。否则出现密码被修改无法登陆上传信息;用户信息擅自被更改、注销;用户不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等的现象发生。一定要严加管理。
信息上传工作:
信息上传工作必须由登陆“村村通用户管理系统”的工号、密码管理者上传完成,最好一人。若两人操作,上传时失败的用户数难“找”到。由于用户信息、设备信息用“单机版上传表格”也录入完成,所以第一次上传信息要采用“批量上传”的方法进行,上传失败的少量用户用“单户开户”的方法进行,逐户开户。
在联网的电脑上首先登陆“直播卫星村村通用户管理系统”;在“文件导入浏览”中找到要上传的文件;将文件名重新命名数为英文名或数字名字(如某村委会的第一个自然村有25户用户,将其命名为001.25);用笔记录下该数字(英文)名字对应的中文名字及用户数;然后“上传”,待文件上传结束,立即点击批量操作“查询”。
查询该上传自然村的上传情况:
其显示有你刚才上传该自然村的“处理户数”、“成功户数”失败户数。你应核对:上传户数与显示的处理户数是否相等;“成功户数”与“失败户数”之和是否与上传户数相等;对于上传失败的用户数要查询失败的原因;用笔记录下失败用户所在的“行”,失败的“项”;再打开上传的原始文件找到相应的用户信息并记录下用户姓名,错误原因。待上传完成一个乡镇的用户信息后,立即查看“前台报表”,看成功户数与记录的失败数之和是否等于整个乡镇总户数;若互不相等,请用笔记记录情况对照电子原始表格逐一核对,直到“成功户数”+“失败户数”=“乡镇总户数”为止。对于上传失败的用户要告知该乡镇的相关人员,纠正错误项,再逐户上传;上传再不成功的用户,再继续修改错误原因,如此往复,直到全乡镇的用户全部上传成功,放可转入下一乡镇的上传工作。
批量信息上传失败原因提示语表示的意思及其应对方法:
提示语一:“非本公司生产设备你不能销售”。说明该设备的信息生产厂商还未传到“村村通用户管理中心”,系统不承认。应对方法:过几天,待该设备的信息厂商传到“中心”后,再上传。
提示语二:“身份证号码唯一性检验失败”。说明该用户的身份证号在这之前你也上传了相同的号码,故此该用户上传失败。应对方法:你把此号码复制到系统页面的顶端第三个格内,然后在前两个空内分别选择“省”、“按证件号”、点“查询”,就可以查到以前输入同号码的户主、姓名、地址,然后告知该乡镇相关人员进行修改,再上传(这种情况可能存在部分用户在不同村寨登记,套取村村通设备,应查明)。
提示语三:“身份证号码位数校验失败”。说明该用户的身份号码“多位”或“少位”,校对后重新上传。
提示语四:“两个设备未绑定”。两个设备指“机顶盒”和“智能卡”。说明机顶盒系列号和智能卡号录入时没做到一一对应,必须重新录入,再上传。
提示语五:“加密系列号不正确”。说明该台机顶盒的加密系列号录入了别台机顶盒的加密系列号。须重新录入再上传。
提示语六:“文件格式不正确”。说明安装时间没有录入,需重新录入再上传。把握上传时间,提高上传速度。
全国有近千个市县集中向一个“系统”上传信息,网速慢、“道路拥挤”,上传时间如果单户开户,一个下午(三个半小时)最多可开30户,并且错误率高,所以必须错开上传高峰期。晚上因全国有数以亿计的网民在网上“偷菜”,上传速度也不怎么快。上传速度最快的时间是在凌晨5点到8点之间,如果用“批量上传”的方法,每小时可上传近千户,包括查询、记录、汇总三不误。
妥善保管保修单: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民间团体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关键词：阻尼测度；非线性回归拟合；城乡数字鸿沟；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PDi，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阻尼值1年份1阻尼值199010.011641200110.04982199110.012931200210.05412199210.013841200310.05905199310.014081200410.06362199410.014791200510.06662199510.018161200610.06999199610.023131200710.07425199710.027241200810.07770199810.034781200910.08292199910.040041201010.08653200010.045861-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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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07
一、几年来，为保质保量完成我县全年送电影下乡的放映任务，成立了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领导小组，由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公司经理为副组长，公司其他人员为成员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协调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公司为搞好电影放映工作，制定了电影公司工作章程，明确了责任，聘任了管理人员，制定了责任分工细则；制定了放映员的工作职责，组建了10个送电影下乡放映队伍在全县各乡镇（场）进行放映；我们还多次组织召开了全县各乡镇（场）分管领导参加的放映工作会议。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一是通过广播、电视、宣传车等媒体以多种形式对送电影下乡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二是结合自身和本地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其它形式广泛宣传电影下乡。三是在放映的同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宣传，尽量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这项工程，努力将电影下乡的信息送到千家万户。
三、为了较好地完成全年预订放映任务，我们与各乡镇（场）认真签订了电影放映协议及购买放映合同，明确放映场数，达成放映协议合同。同时，为了让农民群众更好地观看好电影，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的工作力度及基础条件的改善。今年新增添了4套数字放映设备，组建了10个放映队。同时，我们采取以分片包干的方式，实行责任制，对每个放映队（员）都签订了责任书及放映安全协议。
四、近几年来，我们为大力丰富片源，县电影公司年年拿出资金上省城到外省市购买了一批优秀放映拷贝，我们将这些群众喜爱的故事片、科教片送到乡村放映，尤其是让偏远乡村的农民都能看到电影、看好电影。
五、为了提高放映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县电影公司组织全县放映员，参加由省欣荣院线公司在南城县文化局举办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培训班，并通过考核，取得了放映资格证，然后县电影公司在本县又进一步举办了农村数字电影学习技术培训班活动，同时，还采取下基层当面指导的形式对全县的放映队进行技术指导，使农村放映员业务得到了提高。电影公司派技术骨干参加了全省数字电影经营和技术骨干培训班，为今后我县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及省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监督监控体系，切实加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放映场次的监管，确保电影放映数据真实有效的要求，我县在9月份正式启用了全省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GPS和GPRS监控系统的安装工作。
七、我们建立健全完善数字电影工作档案，做到每放一场电影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包括时间、地点、行政村、学校及电影名称、放映员、观看人数等等，并要求放映地点盖章签字，做到每场电影放映有据可查。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幼教
20世纪80年代我国幼教改革伊始，就展开了对“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激烈讨伐，但时至今日，“小学化”倾向仍在广大农村幼儿园肆虐。据笔者在西北某省十几个县农村幼儿园的实地调研，农村幼儿园(学前班)的孩子如同小学生一样，背着沉重的书包，从早到晚在教室内学习识字、写字和算术，回家后还有数不清的作业。为什么“幼儿教育小学化”被教育界围剿得体无完肤，却未能阻挡住沉重的学习负担向农村幼儿园漫延?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以西北农村为例，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倾向做出分析。
一、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无形的压力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指社会分为不同层次，各个层次间具有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政治权力、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方面的差距。社会分层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因此，它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有着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其中包括教育活动。社会分层刺激着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取得职业资质，以便个人在介入社会分层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
社会流动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是指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和角色转换，即从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转换到另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的现象。社会流动以社会分层为前提。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社会流动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向上流动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目标。人们期望能够以其学历、智慧、才能和社会贡献取得更高的收入、权力和声望，即由较低的社会阶层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因此，一个社会的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即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
个体能否实现向上流动取决于诸多因素，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和主要途径。有关研究表明，个人的教育程度与其职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人们在追求向上流动时往往需要借助于某种职业，而决定职业地位的首要因素就是教育学历。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越高，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也就越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缺少社会流动，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递文化和象征身份，现代社会的流动程度较高，教育的经济功能和选择功能也就凸显出来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人是经济的动物，他总是竭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过上幸福生活，教育在当今社会恰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孩子在幼儿园伊始就被要求开始刻苦学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了农村家长督促孩子苦学的至理名言，也推动着幼儿园的孩子们提前加入到学习的竞争中来，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学历文凭，为了未来满意的职业，为了获得社会分层中的有利位置。这是个人和群体做出教育选择的必然逻辑，也为农村幼儿努力学习小学教育的内容找到了看似“合理”的借口。
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幼儿教育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户籍制度以来，人为地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系。其基本特征是城乡分割和城乡不平等。”城乡人口在劳动条件、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同时城乡分离也限定了农民的社会流动，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最终，“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特殊身份的代名词，使先赋性因素成为决定农村人口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考试制度使农业人口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成为可能。
对于依赖贫脊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通过考试沿教育阶梯拾级而上，无疑是他们摆脱农民身份，把握自己命运的惟一一条有规则可循的途径。激烈的学业竞争不仅成为必然，而且竞争结果也是显在的。学业竞争的获胜者进入高等学府，获得较高的学历，并由此拥有城镇户口、优越的工作环境、较好的经济利益、较高的社会地位；学业竞争的失败者，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条件，只能加入到城市打工族中，成为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两者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显而易见。这必然带来激烈的学习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地祸及农村幼儿园的孩子。
(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与教育质量的差异
根据我国教育经费统计报告，幼儿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比例在逐步提高，但经费的投入极不平衡。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的主要是教育部门举办的幼儿园，1995年全国这项经费占幼教总支出的比例为58％-60％，但教育部门主办的幼儿园幼儿人数只占入园总数的34％。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幼儿园。而幼儿人数最多，最缺乏经费的乡村，政府经费投入最少。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农村幼儿教育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县财政和幼儿园收取的学杂费。而像西部的诸多贫困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地方财政薄弱，农村幼儿教育经费更是没有稳定来源，经济滞后也使社会多渠道筹措经费困难重重，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一方面，投入不足导致学前教育机构短缺，大批幼儿被拒之于幼儿园大门之外，无缘接受教育。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5个贫困县共有幼儿园44所，平均各县只有1-2所幼儿园，每所幼儿园仅能容纳一两百名幼儿。甘肃省陇西县有18个乡，仅有9个乡建立了中心幼儿园，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幼儿入园接受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经费的短缺又使得办园条件简陋，无力为幼儿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教育设施，无法吸引幼儿，也无法得到农村家长的认同，教育质量相对低下。加之教育观念的滞后，识字读本成为了农村幼儿教师最为依赖的教育资源。农村幼儿也就不能不学习那些远离他们生活，但“将来有用”的知识。
(二)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着农村幼儿教师的职业态度与发展
农村幼儿教师时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农村幼儿教师工资低，待遇差，没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在贫困地区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幼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她们时刻想摆脱农村生活去城市寻找机会。但其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朴素的职业责任感又促使她们希望帮助农村孩子走出贫瘠，走向城市，这又使她们愿意积极工作，希望孩子们能多学“知识”——学识字、写字和做数学题等，为以后实现向上流动储备“资源”。
另一方面，教师教育使农村幼儿教师初步了解了幼儿的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形式，但这与家长强烈要求学习“有用知识”的需求产生矛盾，因此迫于生存的压力，农村幼儿教师也不得不以教授识字、算术等为主要教学内容。农村幼儿教师的这种两难处境不仅会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而且会严重影响农村幼儿教育的质量。
(三)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着农村家长的教育价值取向，进而影响着农村幼儿园的办园方向
父母对孩子的学历和职业地位抱有上升期待，这是存在于许多阶级社会的共通现象。在靠天吃饭的西部农村，种地只能勉强维持家庭日常生计，这显然不能使一个家庭走出贫穷。因此农村家长让子女跳出“农门”的愿望十分强烈。孩子的上升流动成为父母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指标，幼儿园应该教孩子们将来有利于考大学的“有用知识”也就成为农村家长的共同心愿。
在对农村家长的调查中，78．9％的家长认为孩子上幼儿园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而所谓“文化知识”是指识字(62．7％)，数数(52．8％)，讲故事(49．2％)、唱歌(36．6％)。幼儿教育成了为孩子将来升学做准备，这种倾斜的教育价值取向严重影响了西北农村幼儿教育的办园方向。调查发现，56％的农村幼儿园以识字、写字作为幼儿学习的主要内容，课堂教学是幼儿学习的唯一方式，这种思想的顽固存在。必然会成为农村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阻力。
三、根除“小学化”倾向，减轻农村幼儿学习压力的应对策略
农村幼儿教育“小学化”的根源存在于广泛的社会不平等中，因此，农村幼儿教育改革离不开社会改革，笔者在此提出一些粗浅认识，希望能够推动这方面的探讨。
(一)打破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对农业人口的职业流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也是现阶段农村幼儿教育小学化的主要社会原因之一。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国家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导向的有效性，改造城乡二元结构，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具有开放的流动渠道和公正的竞争规则的社会，使跨阶层的长距离的向上流动成为可能。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相信，学习竞争并不是获得社会位置的唯一途径，即使不上大学也可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把学生，包括幼儿从沉重的学习负担中解放出来。也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体系与社会公平体系，才能使农村幼儿与城市幼儿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二)强化教育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大督导与评估的力度
教育部门是幼儿教育的主管部门，也是农村幼儿教育健康发展的组织保障，必须切实履行其管理职能。一方面，教育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幼儿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如在经费投入和资源配置上给予更多地政策倾斜，以改善农村幼儿园的办园条件，提高农村幼儿园的办园质量，促进幼儿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教育部门也应承担起对农村幼儿园的业务指导，加强对农村幼儿园的督导与评估，建立农村幼儿教育发展的约束机制，端正办园方向。通过定期对农村幼儿园的保育、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进行督导，及时发现并纠正不当的教育行为，并给予正确的示范，规范办园行为。同时，还可通过各种正规与非正规的途径，如黑板报、广播、电视讲座等，普及科学的教育理念，使广大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家长认识到“幼儿教育小学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农村幼儿教育健康发展。
(三)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的素质，优化教育的内部因素
教育改革的关键在教师。政府职能部门应在切实解决农村幼儿教师生活和工作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加强对教师的职业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帮助农村幼儿教师树立正确的幼儿教育理念，能够按照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幼儿园教育的规律，选择切合本地农村幼儿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同时，还应改变教师的消极思想，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乡土资源，丰富农村幼儿的学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