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路经济；管理模式；适应性分析
一、公路经济适应性分析
科技化时代的到来是我国公路部门技术也随之不断提升，并逐渐形成现如今集经济、科技、技术为一体的综合部门，在满足传统交通便利的基础上也能够对居民、城市沟通等起着重要作用，现如今公路已成为我国居民离不开的基础设施之一，而公路经济适应性分析这一个概念也随之被提出。在分析公路经济适应性时应考虑两部分内容：
第一，由于我国各个城市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水平均存在不同，而当地经济水平对该地区的公路建设规模、质量、管理力度以及日常维护等方面的影响较大；第二，如果该地区公路建设水平较高，则更能够带动当地发展经济，而当地经济水平的提升也能虿欢咸岣叩钡毓路建设质量，从而使当地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稳定；反之，如果当地经济条件低下，则对当地公路建设工程造成一定阻碍，而如果公路建设水平无法提高，则也会对当地经济发展范围及程度造成损害。地区经济与公路建设长期以往形成循环。如图1所示。
从交通运输角度出发，交通行业与经济管理的适应属于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其适应方面分析如下：其一，目标影响，公路作为交通运输主要形式，其发展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总目标需求，需要适应大系统方针，交通目标需要通过宏观规划、战略计划等协调经济发展目标，确保二者相互促进发展；其二，方式途径影响，即公路的发展趋势、方法途径等需要与当地经济水平相匹配；其三，发展模式影响，公路的组织规划、运行管理制度等需要与经济大系统适应前进；其四，效果影响，保证公路交通服务的发展与当地经济需求相适应，形成良好的促进效果、协调共同发展[1]。
二、公路经济管理模式
1.事业方式统筹管理
事业单位管理符合当代中国国情，政府作用下，将非盈利为主的事业单位作为公路管理主体，该方式与当地经济发展、传统管理理念相匹配，能充分避免管理多元化状态，但这种管理模式以交通单位为融资单位具有一定负面影响，与现阶段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匹配，存在管理、操作一体、政事不分，无法实现监督作用，降低了公路管理的成果。
2.企业集中化管理
由分散到统一的企业集中管理，该管理手段通过政府提出管理计划、相应监管政策，借助企业实现资金筹聚，该方法对公路管理来说，提高其工作效率，但是仍存在一定弊端，企业主要目的是经济回报，而政府对公路管理重视的社会效益，二者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3.集中部分企业化管理
集中部分企业化公路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将公路管理、资金筹集、后期维护等相关工作委托企业负责，企业直接归属于政府单位，在公路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行政权，提高了监督管理、维护管理等职权范围，即将事业单位管理模式转变为企业管理，加强了企业的管理效率、控制成果。
三、公路经济管理的现状分析
1.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
第一，目前因我国公路管理在筹资与投资单位间在资金、投资项目及其他方面的流程过于繁琐，且容易造成混乱，导致公路经济管理工作中内容种类繁多，导致其工作及管理模式易出现管理错误等，不利于管理模式的顺利进行；第二，我国在公共经济管理上出现多重管理现象，我国政府、公路企业等多个部门对公路经济管理部门均能够进行管理，而在这几个单位管理时其制度等方面容易出现冲突，而一旦出现公路事故则又出现责任混乱的情况，几个管理单位互相推诿，不愿承担责任，导致公路管理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2.交通与路政的管理存在偏差
公路经济管理作为一项综合复杂化的工程，需要涉及多方面因素，如维护资金、通讯通信、路政安全等等，需要管理单位做到统一完整、高效标准化的管理，保证经济管理能够覆盖整个过程，但是现阶段，部分地区对国家交通管理进行分割化，分开管理模式，导致交通管理与路政之间的衔接性差，管理工作效率降低。
四、公路经济管理实用性分析
公路经济管理模式的分析，需要确定分析主体，该状况下分析主体为公路管理、运营效果，充分结合评价指标实用性，对相关数据计算处理后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输出指标选取大数值结果，输入指标为较小数值，通过相应的模型模拟计算及计算机软件处理得出相应的经济适用评价值，如表1所示[3]。
通过表1可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针对国内多个省份的公路经济管理模式分析，其适用性评价值总体较小，经济管理适应性有待提高，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与现阶段国家公路建设状况有关，大部分公路处于建设期、规模扩大期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的成本、工作量，同时，由于现阶段国家公路经济管理尚未形成统一模式，各地区由于经济、经验、管理模式等多种状况导致建设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管理模式与当地发展不相匹配，进而形成评价值偏低。
其次，从表1中可以看出，评价值最高的为江苏省，综合江苏省公路管理状况分析，主要与当地采取企业管理、政府领导的模式，该模式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吻合度较高，促进了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该方式仍存在一定弊端，如筹集资金较快，但是前期资金投入量巨大，导致后期需要偿还的债务较多，对后续公路经济管理压力大，具有负面影响。
最后，综合表1所有省份评价值分析，当前国内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这与当地经济水平相关度较高，东部管理经营的效率、质量普遍较低，需要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改进，如进行集中企业管理模式替代，提高公路施工质量、建设规模，同时由于东部地区相对其他地段具有经济发展慢的劣势，需要加大筹集资金建设，从而保证公路经济管理效果满足当地发展。
五、结语
我国经济水平处升状态，公共设施的科技水平与综合质量也随之不断提高。其中我国公路建设行业随着我我国社会综合水准的提升也在不断发展，以确保能够促使当地经济水平得到提升。受我国国情的影响，目前我国公路管理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了提高公路经济管理水平、促进当地公路管理模式有效匹配实际状况，需要加大各个地区的公路经营管理模式研究，加强经济实用性分析，跟随社会进步脚步，研究出高效合理、科学适用的经济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达到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孙炜玮.公路经济管理模式的经济适应性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15（10）.
【关键词】社会人格现状弊端障碍整合重塑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这将使得我国社会进一步走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要求社会的诸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与军事、“硬”件与“软”件并重，和谐地发展，在彼此互动的发展中求得社会总体上的进步。因此，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态势下，人们开始关注社会的“软”件建设，关注社会的精神文明、人文精神的状态。因为不和谐的社会将引发冲突、暴力甚至动乱，这不仅妨碍社会的经济建设，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包含着社会公民的个性、品德、潜能等方面的社会人格状态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精神状态，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素质。付我国社会的现实人格状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发现其中的弊端及其危害并寻求付策，将有利于构建现代人格范型和新的人文精神，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社会现实的人格状态及其弊端
自上世纪}o年代末，我国社会进行的社会改革和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提高，社会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方面虽然也有一些可喜的进步，但勿庸讳言的是，比之于物质文明则有着较大的差距。反映在社会精神领域，表现为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物欲至上、急功近利盛行，我国社会的人格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存在诸多弊端，其现实表现不容乐观，甚至有某些危机的迹象。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人格的“三失”—即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是很有道理的。这些弊端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有的传统人格与发展了的社会经济形态不相适应。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这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依附性强、缺少自主独立的人格状态及人格范式。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想问题办事情，习惯于统一安排和听命，习惯于通过依靠他人或社会来达到自己的行为目的，缺少自立、主见和开创精神。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大的变化，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所有制并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多元的市场经济，要求社会的人格状态能充分展现人们内在精神气质的多样性，充分发挥人的潜在能力，并倡导人性中的独立、自主、竞争、富于责任感以及开拓创新的人格精神。这就使得原有的人格范式与发展了的社会经济形态很不适应，巫待构建新的社会人格。
第二，现实的人格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无序的混乱局面。由于社会改革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带来了由种种道德冲突、价值困惑而导致的普遍性的边际人格乃至病态人格的出现。改革开放以前，长期维系人们社会生活的是感性的伦理道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因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冲突日趋激烈，加上国际、国内市场的建立使人们的交往范围极大地扩大，社会关系也变得异常复杂，单纯的伦理道德已不能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杠杆，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秋序和道德规范尚未定型，使得社会滋生出诸如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不良现象，有些人甚至丧失了基本的人格。
第三，人格价值的终极追求目标的缺失。这是当今我国社会人格状态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弊端。所谓社会人格价值终极追求目标的缺失，是指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作为其理想终生都不放弃追求的人格典范的缺失。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改革开放前存在于我国社会的人格价值体系因其本身单一虚高、脱离实际，缺少可操作性，不再真正地被社会成员所认可和接受，逐渐地被摒弃。其二，由于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变动和新旧交替之际常常必然出现的“空白”地带，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新的人格价值体系特别是理想人格的模式没能够及时建立起来，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人格终极目标的缺失状态，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大打折扣。由于缺少理想信念和做人的崇高境界的追求，社会成员中的一些人或放纵怠惰、贪婪腐化，或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或奉行极端个人主义，人性中潜在的消极甚至恶的因素大行其道。社会的人格状态则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令人堪忧，甚至潜藏着某种危机。
二、人格状态的弊端引发的人格障碍
由于上述社会人格状态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得社会成员在面临社会的变动和新的社会环琉时，表现为诸多的心理冲突和不适，情况严重者，则形成人格障碍。这些人格障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依附型人格。依附型人格原本是在我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高度集权专制政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封建生产关系本身缺乏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的力量，而是通过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来维持社会的整体秩序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只是国家、家庭和群体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个人的权利、个性和追求都被视作非分之想。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造就了一种俯首贴耳的依附型人格。建国以后，这种依附型人格的残余仍在新的社会里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依附心理。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地在竟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依附型人格的不适应性被暴露无遗。例如:子女依附父母的权势和地位谋得职位与利益，下级对上级攀龙附风以求升官，职工期望国家和企业把个人的生老病死都包下来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和做法都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对个体主动性和自主性的要求，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形成尖锐的冲突。
第二，因循守旧型人格。因循守旧型人格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走的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路径，因循守旧观念在人格中根深蒂固。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观念依然深刻地定格于人们的思想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观念中还残存着因循守旧思想。因循守旧者固执地用旧的价值观念来评判新生事物，村新时代的变化不满，对时代和文化的变迁感到很不适应，在态度上抵制和对杭新兴的事物与观念，使自己陷入一种深刻的怀旧、失落和自怜的境地。
第三，无为型人格。无为型人格对人生持安于天命，不求非分的态度，无虑无忧，无欲无我，安贫乐道，善于守成。这种人格类型的人，持守一种“混日子”的生存哲学，不思进取，随波逐流，在重大社会发展关头，缺乏必要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个人的潜力和能动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第四，型人格。型人格又称社会病态人格。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对传统和现实，对社会本身抱着一种强烈的不满和对杭态度。其思想上极端偏执，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羞肚心，时常做出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甚至违法乱纪。犯错误后，他们没有后悔之意，也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常把一切责任归罪于他人或政府，对社会的无知和不满使他们对社会和他人充满怀疑和敌意。他们只有在侵犯性冲动的释放中才能感受到一种报复的快意。具有型人格的人在外界的刺激下常常走上犯罪道路，对人民、社会、国家有很大危险性。
第五，边缘型人格。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在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守法与违法之间呈游离状态。他们对社会的主流文化保持一种超然漠视的态度，想超越社会各种规范的约束，又不愿受到社会的惩罚。在价值取向上，他们既不以传统的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又不接纳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只以个人想当然的价值判断为评价标准，以个体为核心，以利己为依归。他们在行为上虽不公开地、直接地与社会相对杭，但在实际上又危害到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打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球”。
三、面对人格现状亚待进行社会人格的整合与重建
如前所述，人格范畴是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它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理念、信仰、道德、权利、义务等，而且也反映了个人的需要、信念、兴趣、爱好、能力、气质、性格等。社会对人格的期望值的大小和实现程度，取决于个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结合程度。以此为标准，我们就可以较为完整地把握一个社会的人格主题和趋向以及公民人格的具体范型。社会的进步，需要相应的人的进步。面对上述我国社会的人格现状以及由市场经济引起的社会公民的伦理价值观、人生价值取向的变化，巫待进行社会人格的整合与重建。我们要自觉扬弃中国传统人格，吸收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现代人格的合理因素，改造现实人格中的非主体人格成分，逐步消除现实人格中存有的弊端，并进一步改造或矫治各种类型的人格障碍。因此，这种整合与重建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来进行：
第一，要有利于贯彻实施“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改革开放之初，在1985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并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科学和文化进步等，并且要促进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也就是说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本质，并由此出发来把握现实社会生活中普遮存在的种种人格现象、人格观念、人格培养、人格价值以及文化、法规、权利等问题，研究怎样在我们今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去培养一种全面发展的人格，怎样才能创造出一种鼓舞每个人全面发展和全体人共同平等发展的人格价值观体系和社会文化。与此同时，要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格的热点性、敏感性问题予以充分关注。例如，对封建文化遗留下来而又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依附人格一惟官、唯上是从，仰人弃息，缺少独立性等现象，以及由市场经济竞争环境造成的人格物化、人格金钱化等现象进行评析和批判，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体现独立自主和能动创造精神的、多层面的现代人格体系。
第二，要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形态或经济体制与其国民的人格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秋序，同样需要造就与之相应的新人，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培育出与之相应的新型人格，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当前一个十分现实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
所谓汇率，即不同种类兑换货币之间所要遵守的比率。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展状况，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其汇率的变化不仅仅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关，更加与国际经济环境格局密切联系。并且进一步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中经济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依据，其重要地位甚至于与国际之间的政治环境都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更加需要展开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
一、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因素分析
汇率的调整，从根本上看，其根源仍然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纠葛。就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影响因素而言，美国是当前影响环境中的重要环节，对应的基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等多方面问题，也均与汇率有着一定联系。
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诸多国家亟待经济复苏。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这种经济复苏的具体需求落实成为对于本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外贸易逆差的扭转，而反映在美国等国家的国内社会环境中，则是刺激本国产品的消费，以及推动本国生产的发展，进一步解决低就业率的问题，西式国家债务，最终实现转移国内实现，平稳度过经济危机。
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环境而言，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长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国内生产制造行业的发展，对于其国内的经济恢复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于此同时，欧洲等地同样存在类似的国际环境，中国出口大国的地位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必然首先选择中国作为调整贸易逆差改善经济发展状况的手柄，而首选必然是人民币汇率。
实际上，就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而言，汇率问题通常都作为国家之间贸易平衡相关政策的调整对象。以中美之间的贸易状态为例，就是美国希望借人民币的升值来实现对目前中美之间贸易格局失衡的缓解，从人民币的角度帮助分担美国经济调整，以及美元贬值的成本。综合经济复苏期间美国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同样因为美元疲软状态而承担升值压力的包括日元、澳元以及新加坡元等。而从人民币的角度看，除美国以外，欧洲等存在中国贸易逆差的国家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其本质都是希望通过汇率调节来实现面向中国转嫁自身货币的风险，并且实现对应的经济成长。
然而从我国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弊大于利。中国的经济环境一直都在相关政策的保护之下，虽然当前市场环境保持相对的开放状态，但是就当前的综合环境而言，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经济背景、金融市场均无法承担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之前的广场协议也给日本带来了经济层面长期的健康发展，但是其代价依然沉重。就目前的状况看，我国经济从各个方面都承担不起这样的变革。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经济的深入分析，其社会环境中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单纯人民币汇率调节可以改善的，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收效有限。
虽然现状如此，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压力以及影响仍然存在，这种状况同样也不排除美国基于经济或者其他因素考虑的政治目的，因此综合来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决策，仍然应当以中国经济实际发展的需要和步伐作为基本依据而展开。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发展
纵观我国当前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总体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必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也无法避免的重要任务和环节。回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可以发现比较突出的汇率调整一共有三次。
从2005年我国启动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的汇率问题一共有三次。其一是在2008年12月，当时国际金融危机横行导致金融市场激烈震荡，于是在会议上提出“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其二则是在2010年12月，当时欧洲债务危机成为国际经济环境中的重点，带动欧元和美元汇率波动较为显著，当时提出“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要增创外贸竞争新优势，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而第三次，则是在2011年12月，主要是考虑到外贸环境的险峻形式，因此对应提出的思想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出口平稳增长。”
从三次对于汇率的发展方向的提出上可以看出，对于汇率的调整和控制，一直都是以稳定作为突出重点和依据来展开工作的，并且虽然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存在抵制趋势，但是中国作为比较大的外贸出口国，外贸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因此一直以来，对于汇率的调整仍然是以支持出口为主的思路。
这样的三次调整，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第一次调整，虽然高举稳定旗号，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中人民币有较大幅度的升值。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美元因为避险因此不断升值，而当时的人民币执行的汇率政策，其稳定本身是相对于美元的稳定，因此出现了跟随美元一同升值的状况。因此当时的名义有效汇率上升达到了12.8%，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则达到了13.6%。
进一步以第一次的“稳定”为例分析我国经济政策，这种对美元的稳定，带动了有效汇率的显著升值。在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同比升值幅度小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但是随后金融危机加剧，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开始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却依然保持升值状态。此种状况一直保持到2009年9月，美元汇率再次走软，而其他新兴经济货币对美元开始升值，但人民币对美元则保持相对稳定。整个调整过程中，我国的出口增速出现了急剧下滑，虽然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但是鉴于美元走强，人民币被动提升，使得我国出口受到抑制。这种货币政策虽然表面上看使得我国经济没有正面遭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一直到2003年，我国相关部门才确认经济走出通缩，相对于其他正面受到冲击的新兴经济体的复苏而言，我国的经济晚了大约三年。当时与中国的货币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汇率方面表现更为灵活的印度。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触底阶段，但是其经济已经开始回暖。从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恢复状况看，除俄罗斯，其他新兴经济体虽然均出现类似于我国的经济下滑，但是他们在并没有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与我国恢复速度持平或者更优的表现。
整个过程中，对于汇率机制灵活的国家而言，其本币的贬值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多沉重的危害，反而推动了他们经济的快速恢复。相关数据以及事实表明，我国当时的货币政策，即保持对于美元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打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考虑，在面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我国进一步深化汇率机制改革，并且在这一个阶段内保持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两个方面的基本稳定。
第二个阶段的环境中，美联储被迫推出了宽松政策，国际环境异常恶劣，对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同样十分不利。但是纵观整个过程，我国出口并没有收到十分显著的不利影响，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超预期增长。由此可以判断，国际环境虽然是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当前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无疑更加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帮助实现保护中国的经济发展，缓冲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不利冲击。
三、推动实现人民币汇率协调工作的优化
人民币汇率的确定，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种以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该环境之下诸多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彼此之间货币政策，并且进一步影响到汇率和相关经济发展状态的整个过程。基于这样的考虑，想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汇率政策，必须在加强汇率的国际环境协调的背景之下展开，唯有如此才是在一种国家均衡利益都能够接收的环境下，实现基于国际环境的汇率政策的合理选择。与此同时，这也是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解决国家利益矛盾，实现协调国家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具体而言，展开有效的汇率国际协调，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需要切实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协调工作：
（一）提升国际信息流动效率
首先经济发展是整个国际环境共同关注的焦点所在，而不同的经济体都会有其对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和对于综合环境的判断，因此构成了整个国际环境中的博弈格局。而博弈本身，只有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结果的最优，虽然这种沟通对于国际环境而言，其透明程度仍然难以实现并且基本可以认为无法达到，但是尽量的深入调查和信息沟通，对于实现汇率政策制定的优化必然存在毋庸置疑的积极价值。在这一方面，中国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保持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战略信任，不断提升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从而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奠定一个良好的协调基础。
（二）加深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状态的理解和解读
中国对于人民币以及汇率问题，一直都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这种态度源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的现实环境，但同时也是源于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仍然不够成熟。汇率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政策，是直接影响到中国综合国力成熟状况的首要依据，因此只有在深入了解和加深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的情况之下，才能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作出准确的政策支持决策，也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虽然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市场环境的建设，但是计划的成分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环境中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领域战局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在提醒着人们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是其发展的必然。这种发展状态对于实现国家经济结构体系的优化与调整，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特征，以及改善贸易条件、缓解贸易失衡等方面的状态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整个市场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其程度的深入，必然呈现出利于逐步增强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效应，推动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将来要继续金融机构的改革，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自，推动利率的市场化，进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
四、结束语
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的这一实际情况，人民币的汇率同样也在世界经济环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对于经济发展规律把握的不深入，和对于国际经济形势认知的不足，都是影响到我国汇率政策难以完善的重要因素。因此唯有加深对于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解，加强国际间的沟通，才能推动我国建立起良好的汇率机制，推动经济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晓雁.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题与对策[J].生产力研究，2008；3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分析，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企业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BeckettandKing,1994)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自然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研究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规律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问题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分析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着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社会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中国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工业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规律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
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影响。
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虽然使中国的企业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工业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影响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金融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社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投资管理；风险；市场分析
在美国爆发次级贷款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进入到一个寒冬期，特别是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都转入到一种新常态之中。而随着当前资产逐渐走向证券化经营，金融风险也就随着市场的演进和变化而产生。因此，不管是进行资产经营，还是投资管理，实际上都应该关注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动态。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触底，而且在下一轮的经济发展增长周期到来之前，世界的经济正处于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条件下，投资管理应该充分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结合当前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前的市场行情，从而做出更适应当前后金融危机条件的投资决策。投资管理是一种系统性的工作，应该全面分析当前的企业发展状况，并且结合后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投资规律，谨慎做出投资方面的决策。因此，投资管理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行为，作为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方，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地推动自身的投资发展。
1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管理挑战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其表现出的资本市场特征，不同于以往的资本市场表现，特别是从本质上看，其资本的特征也有一定差别，所以在投资过程当中，投资方应该全面分析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全方面分析当前的市场主要表现，抓住契机推动自身的投资项目得到增值。而后金融危机时代，投资管理也需要重视对其面对条件的解析，才能够把握住市场趋势，最终拉动自身发展。从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上看，投资管理所面对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当前整个世界生产和商业格局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结构上的调整将会深刻影响整个市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正处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存在发展停滞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对当前资本在整个世界各种市场当中的流动已经造成了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贸易壁垒，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是质量较低，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等，这些都对整个市场的投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第二，整个世界的金融投资市场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当前已经在世界经济总量当中的占有份额不断下降，而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美元地位也逐渐动摇，这些因素都导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金融投资市场出现比较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逐渐突出，所以当前市场金融投资管理面对的挑战更加复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盲目发展资本行业，特别是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充分支持，金融不断扩大缺乏实体经济的充实基础，因此，投资方面的监督管理的强化，对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管理造成了一定挑战。第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科学技术方面的革命也成为一项重要补充。金融危机和次级贷款危机等都充分表明，对于金融危机的监督和控制，实际上不能够仅仅依靠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也不能够仅仅依靠投资者或者资本运作的相关单位出现的道德自觉，而是应该采用各种科学技术和金融监督之间相互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挥出作用。此外，从当前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当前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满足当前的社会生产的发展需求，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这也必然会对金融投资领域的稳定带来一定影响。第四，当前经济也从过去的污染性逐渐转变为低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实体经济投资领域，之所以有部分企业出现了投资方面的快速提升，是因为部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牺牲了大量的自然环境以及资源。但是，当前世界实体经济已经逐渐趋向于绿色和低碳的理念范畴当中，特别是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方面，全世界都正在付出努力。这也意味着当前的投资者应该充分看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状况，从而把握住当前的发展趋势，从而真正把握好投资的方向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投资方在把握后金融危机时的投资方向，以及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投资方面的一些管理调整上，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相对较多。特别是对于经济状况的把握，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抓住当前后金融危机的发展契机，特别是没有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具体趋势进行投资调整，就可能给当前的投资行为造成损失。因此，投资方对于后金融危机条件的分析应该是真正到位的，投资行为的管理也是非常必要的。
2后金融危机条件下投资管理的主要对策
后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投资方管理，应该还是围绕投资行为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进行管理，也就是后金融危机的风险规避应该放在首位。一旦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能够有预先的措施降低投资方可能出现的损失。所以金融方面的安全是整个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管理重点和难点。从后金融危机条件之下的投资管理风险类型上看，主要包括市场上产生的投资风险，以及被投资方的信用问题、投资操作方面的风险这三方面。从本质上看，当前的投资管理应该充分分析市场和自身存在的风险，特别是要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有自己的预测和分析，这样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推动自身的科学发展。投资方需要围绕当前市场的价格波动状况进行管理，并且要对多种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避免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和冲突，这样才能够推动投资管理的科学发展。从当前后金融危机的条件看，投资管理的主要路径和对策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投资方应该对当前的金融投资市场状况有自己的评估体系，特别是根据当前后金融条件之下的金融市场环境，适当地调整和优化投资方的融资结构以及投资产品优化等，提高整个投资方的投资效率。因为在投资管理的过程中，投资方最大的目标实际上是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投资方的损失，或者利润的减少等。因此，投资方应该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关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状况来看，将当前的融资渠道进行充分拓展，将直接融资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优化投资方的资本来源渠道等。资本市场在后金融危机条件下已经出现萎缩，所以资本市场已需要进行转型，很多投资方实际上都是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融资，而这样的一种融资结构并不是直接融资结构。对于投资方而言，应该解决单一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模式，要从多元化的融资格局出发，开发一些直接投资渠道，真正意义上将投资行为的资本直接管理作为核心部分，降低银行内部出现的资金效率相对矛盾的状况，真正让投资方的资金得到活化。第二，投资方也应该对自身做空以及做大的工具进行优化和完善，以适应当前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市场特征。从当前的资本市场状况看，股票市场也经常会出现相对比较大幅度的调整状况，尤其是国内的金融市场也处在一个波动期，这些都要求投资方要根据投资的法律以及相关的法规规定，调整自己的做大和做空工具，让自己做大和做空行为更有依据，真正符合投资方的基本利益。特别是当前投资方应该完善自身的做大金融衍生工具，只有投资方都具备了完善的做大和做空工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稳定整个金融市场，避免各自受到局部金融因素的波动而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对于未来金融市场而言，企业应该全面分析当前金融杠杆的规律和表现，抓住金融杠杆的基本特征，全方位地推出全面性的金融投资工具体系，从而更好地平衡投资方在进行金融市场投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各种风险，而拓宽金融投资渠道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对于当前的融资方而言，在投资管理过程中也应该相对应地提出一些配套的创新金融产品，避免当前整个资本市场出现金融产品同质化的状况，真正意义上保障投资方和融资方的利润和效益。因为当前很多金融基金产品，特别是投资或者融资类的产品其同质性问题比较突出，很多投资方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选择性。所以面对当前状况，金融产品的差异化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推出更多新的金融产品，扩大基金产品的投资范围，以及银行业也应该创新自身的中间业务等。从金融茶品的创新角度上看，应该从防止整个金融市场出现失衡状况作为基本条件，从优化当前的投资和融资工具，推动当前信用贷款工具的证券化等方面进行防护。尤其是当前信用贷款方面，鉴于之前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的次级贷款问题，所以应该强化信用贷款资产的流动性，真正转变当前投资者的资金质量等，以此更好地规避当前市场可能出现的金融经营风险。商业银行也可以适当推出一些人民币的衍生工具，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第四，投资方应该对风险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不能够盲目相信投资过程当中的低风险。一些融资和投资者往往推出所谓的低风险债券，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低风险。投资方应该分析各种债券和基金的风险状况，从金融市场和整个实体经济的状况看，真正将主线投资和当前辅投资划分清楚，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提高整体的投资利润率，规避风险。当前的金融脱媒化已经是必然趋势，特别是银行对于债券的持有也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对地方债务或者是传统的低风险国际金融机构债券等，投资方应谨慎持有，不能盲目相信其没有风险，要强化自身对于债券风险的判断和鉴别能力等，真正做到在投资过程中对风险的预防和控制。
3结语
当前金融投资环境日渐复杂，特别是当前投资方所面对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出现的经济现状和问题，所以应该更加审慎地处理当前的投资需求，要形成科学的投资策略和模式。投资管理的模式应该和投资方的自身发展状况相结合，也应该和当前投资方所面对的市场状况充分融合，只有把握住风险的种类和来源，才能够让投资方的投资行为更加有的放矢，更具针对性，避免在投资过程中出现危机。防控投资风险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特别是投资方应该形成风险评估团队，对于当前市场所推出的各种金融投资工具进行甄别和分析等，只有具备真正具备实践意义的投融资判断力，才能做好后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投资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卢文雯.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02).
[2]高晓雪.入世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演变[J].中国证券期货,2012(07).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第一，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闲散资本集中，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各主体可以通过向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贷款进行间接融资，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进行直接融资，虚拟经济以其高流动性和高收益性吸引社会闲置资本投入于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进而拓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虚拟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财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累，并为投资者分散和转移风险提供了合理的机制，可以有效地转移实体经济领域的部分L险。资产证券化以及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更有利于企业调整经济战略，规避投资风险。其次，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的外部经营环境，可促进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除需稳定的内部经营环境外，还需有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包括良好的全社会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和资金循环状况等。其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能有效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虚拟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虚拟资本的高效流动，虚拟资本从效益低的领域流向效益高的领域，并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不断进行资源重组；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为存量资本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进一步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可以给实体经济带来不小的好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是双向的，过度的发展虚拟经济不但不会使实体经济得到发展，反而会使实体经济遭到冲击，出现泡沫经济甚至是经济危机。因为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导致资源配置出现扭曲，降低市场的运行效率。当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膨胀时，投机行为的扩散会强化对已有市场风险和信息的扭曲，并利用资金杠杆扩大投机规模，进而增加市场风险。同时，在高投资回报预期下，大量的资本由实体经济领域流向虚拟经济领域，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的累积，使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供给相对减少，形成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此外，在金融市场中，有价证券的出现及发展为经济泡沫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而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亦加大了泡沫形成的概率。以实体经济中基础相对薄弱的新兴市场为例，虚拟资本的过多供给与实体经济的有限吸纳能力形成反差，使得大量的短期资本投机于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进而加速了经济泡沫的膨胀。当泡沫经济受到外部干扰、发生突变时，就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对整个经济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导致实体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衰退。
其二，要想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先要认识清楚两者之间的联系。其实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顺应实体经济发展要求而产生的。以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为例，在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是虚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这些有价证券的发展规模是由企业经营状况、社会公众购买力和消费水平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发展情况决定的，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有价证券的发行规模制约着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可见，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是虚拟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一定的实体经济规模决定了虚拟经济规模的膨胀范围，实体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是虚拟经济系统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虚拟经济当作发展实体经济的一种手段去看，而不能把其单独当作一种经济形式。我认为，在全球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虚拟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的联动效应将更加显著。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积极推动虚拟经济系统的完善，有效发挥虚拟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间双向促进机制的作用，促进两系统的健康发展。其方法有：第一，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高效与适度相结合的原则，并加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监管与约束。逐步建立健康的金融环境和有效的金融机制，合理运用国内和国外的金融资源，努力发展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