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一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总少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伟大创举，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其精髓已经被实践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我国在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实践实际，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趋势还会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依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衍进，其实质就是经济规律对不同时期经济活动指导作用的表现。经济规律隐含于这五种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是在特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消亡而改变其外在形式。虽然经济规律存在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由表及里，透过经济现象去发现具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揭示社会主体的经济关系（周文和朱富强，2010），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此设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其理论中国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经济成就，都是我国广大群众用劳动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所坚持的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分配制度，就是对坚持劳动价值论最有力的证明。同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是连接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纽带，也是解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占有、归属矛盾的基础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我国现阶段许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对于外界释疑这些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赵玉琳，2009）。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我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具体经济学理论是否迎合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地解释了经济规律，触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回避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经济冲突、资本家剥削劳动工人等事实，许多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张俊山，2009）。经济学理论是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不能因为不迎合现阶段社会统治的需要，就遭到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典型的时间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和特征是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这一特征使我国经济实际情况能够较好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融合，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调动社会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在创新中失败、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虽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期待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坚持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借鉴苏联的经济体制建设，始终以国家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劳动作为经济成果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改革开发政策，避免了苏联受到西方“休克疗法”影响而解散的危机，是在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经济改革，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开放，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四、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回顾整个经济改革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存在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新情况，需要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加以重视并有效解决（薛宇峰，2009）。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国际社会大环境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目标来看，我国进行经济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是在积极借鉴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理论精髓，是在结合我国经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是在一成不变照搬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指导，但这些理论只能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借鉴，而不能左右我国的经济改革，更不能完全照搬，必须在经济改革中吸收、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才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特色改革道路之举。
一、“普世价值”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立足中国国情，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离开这个根本点，中国就不可能有实质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一些信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从来不这么认识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现在之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是因为学习西方还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意义，而中国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只具有特殊意义。他们说：“我们老在强调中国特色，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所有的进步都是合作导致的进步。”“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动，就不可能全面享受人类合作带来的好处，就相当于开车上路人家靠右行，你非要靠左行，马上就死定了。”在这里，所谓“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动”，就是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全盘西化的道路是一条死路，走有民族特色的道路才是正道，这条道路秉承的基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在矛盾重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取得改革的巨大成就，最重要的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
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只看到所谓西方“普世价值”和“自由体制”神奇的“创造力”。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化”和“去社会主义化”，将西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恒化和神圣化。曾经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当前，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的主张推进改革，中国和中国人民将同样会吃大亏。新自由主义思潮宣扬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改革理论，其实质就是想改变改革的性质，实际上是干扰改革。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右的干扰”，“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中国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制度、管理、技术等一切都仰仗其他国家的输入，我们将输掉一切。在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二、“私有产权”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同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新自由主义思潮常常拿私有产权问题说事，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他们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尤其不以为然，认为这正是改革的主要障碍，强调：“我们只有建立起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合作型社会，我们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才真正能够提升，我们才能真正有博爱之心。”在这些人看来，私有制或私有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没有实行完全私有化。
“私有产权”论的重点批判目标是国有企业，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国有企业大加挞伐，在他们口中，国有企业成了改革的拦路虎，甚至成了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们因此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之所以要使国有企业民营化，主要原因是“如果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就不能叫作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叫作完整的市场经济。”取消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个区别。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否则我国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将改变性质，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关键是不断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活力。
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封建经济有很大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充分肯定过其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将这种市场经济神圣化是十分有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它导致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甚至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是这个内在矛盾导致的。正因为如此，才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才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实践。用“私有产权”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经济史的无知，也是对经济实践的无视。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美化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用心在于动摇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信。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对“三个自信”要刻骨铭心。这恰恰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三、“政改滞后”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和进步，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人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认为这是进步。所以，他们总是不断提起“政改滞后论”。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展，过去的十年“从体制改革角度看，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毫不夸张地说，可以说是基本停止，甚至是倒退的。”“经济改革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有英明而果断的政治领导，进一步经济改革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许是要中国实行完全西方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否则中国的改革就是停滞和倒退。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新自由主义思潮则认为，这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改变的。
近年来，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将实行视为改革的首要目标和先决条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股思潮。其核心主张主要有三个：一是实行多党制，二是实行军队国家化，三是去除所谓“党化教育”。这些主张曾经被他们公开宣示过，现在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有的人还将这些主张用学术话语加以包装，并宣称：“是什么东西使我关注、宪法、民主？主要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第一是自由，第二是私有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如果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实行民主，靠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无法走下去，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市场经济。”概括起来，新自由主义改革论的核心主张就是：中国“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实行所谓的“民主”；如果不实行“民主”，就不可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的主张罔顾历史和现实，故意混淆视听，其误导作用不可小视。
【关键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
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汪洋：《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着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着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
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Kaufman:"Administrative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Power",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29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
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朱德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所以，80年代以来的“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搞活经济的作用，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看，其负面效应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注：参见胡伟：《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整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维度》，《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于是，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了转变政府职能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往大规模机械改革和权力下放效果不佳的原因，正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行政职能调整的忽视与回避。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的精简或权力下放，以求一时的行政机构的“消肿”效果，而没有同时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1982年开始的大规模机构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全面展开，无法促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以机构的再度膨胀告终。同时由于权限改革过程中央权力下放过多，造成地方分散，机构改革因此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政府职能便成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也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并被赋予了非常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主题，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在主题，两者是目标与手段的逻辑关系，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前提。（注：参见于景文：《略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把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则又忽视了在当前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机构改革应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结构――功能的关系上，结构是基础，特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也必然需要特定的结构。”（注：胡伟：《政府过程》，第2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实践上看，单纯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也收效甚微。1988年我国在进行行政改革时就提出了转变职能的新要求，但至今政府职能也没有在总体上转变过来，很多企业仍未真正掌握经营的自主权，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这在我国还没有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还有情可原，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显得很不正常了。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可见，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跳出恶性循环或者是孤掌难鸣的“怪圈”，就在于缺乏行政权力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改革的有效互动，以及行政结构和功能改革的自身目标不够明确。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机构改革发展到职能转变，并提出了结构合理化和职能合理化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似乎对行政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同一向度上同等重要、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机构改革需要职能转变的内在推动，职能不转变，就必然需要原来规模的机构和人员作载体，机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展开；同样，职能转变也需要机构改革的外在推动，机构人员不调整，就必然会固守原来的各种政府职能，职能转变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是互为动力、互为前提和互为保障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从体制的全方位进行改革的内涵所在。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十五大后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相提并论，积极推进两个层面的行政权力机制的调整。（注：这里所讲的“机构改革”仅指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不包括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党的十四大同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原因在于机构改革包括了非行政机构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即有行政机构改革的内容。）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实现转变职能的重要条件，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正像有的学者所看到的，由于1993年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选择同时进行的，因此
，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在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很快暴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从1994年至1997年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从高速度、高通货膨胀到高速低胀的转变，以及在此期间政府在实践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有效控制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迫使中央再一次作出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目前，按照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正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度的机构精简方案，可能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结构上的支撑；同样，这一机构改革也只有与转变职能协同进行，才能取得稳固的效果。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结构与功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可能的历史契机和开端。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政府职能定位（主要是建立政府调控体系）、机构调整（包括一些事业单位的机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调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培育行政新文化等；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党政关系优化（党政分开）、政府与企业权责关系的改革（政企分开）、政府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关系的理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的界分等等。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目标和内涵而言，内部改革是主体任务，外部改革是对内部改革的配套和服务，同时也限定了内部改革的范围和有效性。（注：不同学者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框架的具体归纳有所不同。一般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界定在行政体系内部，只在提出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现有困境或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未来趋向时，才把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纳入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中。（参见顾杰：《中国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8期；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末叶中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完全是由行政体制改革“上下改革结合部”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它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统一体，这呼唤着行政结构――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因此，学术界应当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的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变迁的驱动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走向改革深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导致了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渐进性、艰巨性和过渡性的总体特征。从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来看，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三大体制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一些学者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权威的推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注：参见汪永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行政论坛》，1997年第7期；齐明山：《试论行政体制的结构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几乎缺乏自动力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政治权威支持，这造成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决定性。然而，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而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关系也远远没有理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充分性和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关系的不清晰性对行政体制改革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在现有政治和法律体制内进行的，后者改革的滞后无疑影响到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实上存在着政策和法律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形式，即“二元法制”，“二元法制”的功能在于弥补政策法基础上的“一元法制”的不足，并逐步向法制基础上的“一元法制”过渡”。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两法之间的权威冲突加剧，规范效力扭曲，行政体制改革的法制环境阻力加大。（注：朱光华：《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第385-3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的配套。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模糊性、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或过渡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正像有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创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无论我们再解放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必然的。这不能不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制约作用。”同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属于政府的职能交给政府，把属于企业的自主权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而实现这样的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1999年第1期。）
其次，在中观层面上，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所谓“不配套”，主要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由此形成的机构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等环节之间的不配套。行政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改革不能上下左右协同进行，其结果只是原有矛盾在行政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和环节之间的转移和滞留，而不能得以彻底消解。局部性的改革只有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这本身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所谓“不适度”，主要指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调整以及行政权力纵向调整上的失度，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运行处于“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反复之中，导致政府机构改革无法越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央与地方的两难处境，多次出现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下放――上收――再下放――再上收”的非制度化情况。（注：柳群：《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失度”与“适度”问题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
993年第3期。）尤其是不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么导致地方分散主义，形成“诸侯割据”，严重削弱中央政府应有的整合能力，从而不利于中国“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要么导致中央集权过度，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从而也不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彻底贯彻。不适度的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使历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同水平状态。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应从分散的职能改革、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转向权力、职能和机构相复合的机制性改革，从外延式的局部调整转向内涵式的整体推进，形成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协同发展的局面。
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于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这实际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往往在行政人员的微观层面上遭到大幅度的扭曲或置换，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也往往在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事项上受到尽可能的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微观操作层面上的严重受阻，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内生的“政府悖论”：政府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改革，它要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权力进行限定，对其自身的活动以及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的既有权力――利益格局，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而产生。
学术界已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予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从现阶段的机构改革看，虽然相应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着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遭到的难点很多，主要包括人员分流问题、“翻牌公司”问题、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问题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问题等。（注：潭湛明：《关于我国机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难点与对策》，《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而产生的阻力；(3)基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及其消解》，《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大政治权威的外在推动力，以督促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和人员调整方面的进展；要在坚持行政体制改革渐进主义的主体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于一些遭遇阻力特别大的改革领域和改革环节，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局部的激进主义突变；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也可以包括行政系统的功能再设计、结构再设计和行为再设计三大方面。缓解行政人员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应该在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同时，向行政人员传输改革意识，培育行政人员支持改革的心态、观念和行动。（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第16-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作为环境因素，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较严重的阻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经济基础层面上未发生明显的改革转型，行政体制改革就无法有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会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羁绊，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优化外部条件。因此，作为“上下改革结合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既是其自身上下联动的发展过程，更应是三大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协同发展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更加关心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此，目前学者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模式。有人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关系、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出发，主张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应是行政体制改革优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首要任务。（注：田穗生、李广平：《政治发展模式选择与行政改革》，《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臧乃康：《论政治发展中的行政改革――兼论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效应，又可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认为最终可以完成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型。这一政治发展的战略序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具有某种合理性，它一方面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向上层建筑提出相应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当时无所着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第二种看法则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模式，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性分离，行政体制改革缺少经济自由民主前提，“单纯以行政改革优先为重，忽视政治改革，在现今阶段，……从科学判断而言，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实现，从而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改革是治本，行政改革是治标。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才能较好地保证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之实现。”（注：李峻登：《中国政治发展：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地位之权重》，《行政论坛》，1995年第2期。）行政体制改革优先对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具有直接意义，但从官员寻租屡禁不止等一系列现象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决策体系和过程的改进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支持，行政体制改革将不可能持续深入。
总的来看，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的观点更加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虽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可能触及的领域和关系较多，引发的矛盾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改革无法绕开一些症结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直接牵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揭示新的改革向度和设定新的改革路径，这在现阶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有日益强烈的呼应。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
［关键词］产权改革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
一、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我们通常情况下把产权理解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权利，也可以说是人们在利用资源时必须遵守的适当规则。从直观上分析，产权主要用于表现人与物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归属关系。其实呢，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无限制供给资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所谓的产权问题。
清晰化以及流动性是产权的两项重要的基本特征。产权清晰化包含了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产权中所涉及的主体的“人”格化。这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必须是被我国法律认可和承认的人格主体。这些主体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这一特征是不适合抽象的对象的；二是产权归属必须具有独一性。“一物一主准则”在市场经济中是维持我国产权市场的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准。产权制度的第二项基本特征是流动性，产权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从而聚集大量社会资本，最终达到与现代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目的。
二、产权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
1.产权经济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通过总结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产权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最基础的经济理论之一。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充分表现了产权的复杂性，因此产权经济学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产权不是单一的某项权利，而是一组围绕人们财产所结成的权利。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激励机制是重中之重，是整个改革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产权激励是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
2.产权经济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体内容，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明晰以及界定问题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在法律的保护下和政府部门的适当激励下，才能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产权是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第一要义。
3.市场经济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产权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求以多样化的产权主体作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竞争，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有效载体即产权多样化。同时，这也是是产权经济学的一项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称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项重大发明。
三、如何应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以产权经济学为第一要义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总结我国早些年间实行计划经济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针对我国目前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慢慢的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项正确的举措，在现在的经济改革浪潮中，我们要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天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问题：由于全民所有制在产权制度中是模糊飘渺的，更加无从谈起所谓的激励，这就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因此，要将产权所有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要勇于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大胆深化企业经济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产权激励机制，最终达到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产权多样化
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前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完全是抄袭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个宽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备明晰的产权关系，无法形成利益驱动。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优良的动力机制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课题。因此在现代经济体制改革中很多企业采用了股份制，通过参股、集股、控股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经营主体，从而满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3.将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层次困扰和较难突破的体制瓶颈。经济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体现，它通常是以政府、企业等单位组织作为支撑点和连接点的，而产权则是经济活动的对象以及重要纽带。运用适当的制度来界定经济主体的具体责任和相关权益叫做产权的界定。产权的界定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实现我国经济有序而且高效的运行。目前有的产权归属关系还是很模糊，这一现状导致部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资产情况，缺少具体人员对国有资产负责。想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重视产权制度改革。
4.将产权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
每个公民都希望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产权并使其不断增值，因此我们必须将产权的保护作为民法的核心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私企和个体商户应运而生，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来保护这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这也是产权经济学制度改革的基本内涵。
结语：通过不断地研究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我国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产权经济学，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魏杰,赵超俊.构建新的财产制度[J].国有资产管理,2004,(4).
论文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经济社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大大提高。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其起点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我们便引伸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从农村开始呢？国内外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很少，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进行研究的人就更少了，至少公开发表的文献里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里，笔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分别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给出了一个合理、系统的解释。
一、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按照马修斯（1986）的定义：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毕业论文模板，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①]这里，我们把交易费用理解为监督和执行一个合约的费用，这样就可以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做出如下的解释。
（一）实行农村改革的执行费用低
实行农村改革的执行费用是指执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一系列费用期刊网。首先，这一改革的技术执行费用是低廉的。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的实施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它只是把土地使用权下放到农民手中，而土地所用权并未改变，仍然集体所有。其次，农村改革的阻力很小。[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原因之一就是农村改革的阻力较小。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顺利而迅速地实施推广，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实惠而很少人受到了损失。在由原来的人民公社制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过程中：（1）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从这一改革中受益，即使原来的公社干部收入也大大提高；（2）对于政府官员和城里人来说，农民生活的改善多少让人感到欣慰，况且这在当时也不会危及城里人的优越地位，同时还带来了农副产品的增加，对城里人也是有利的。所以，总的来说，农村改革对多数人来说有利，没有遇到什么改革的阻力，因而改革的进程也较为顺利，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实现了农村经济体制的顺利过渡。
（二）实行农村改革的监督费用低
实行农村改革的监督费用是指监督农村改革的政策措施有效落实的相关费用。按委托－理论毕业论文模板，监督费用存在的原因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履行合约的双方之间的利益越是一致，利益冲突越少，这种执行合约的监督费用就越低。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大多数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都是能带来巨大潜在利益的，而这又是符合政府的利益和初衷的，因此，政府主张的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会得到自发有效地执行，而且由于一致利益改革的监督费用非常低廉。
二、产权理论的解释
我们把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产权系统就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③]按照埃格特森的观点，通常我们要区分三种类型的产权：第一是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使用者权力；第二是从资产中获取收入以及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第三是永久转让有关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即让渡或出卖一种资产。[④]
根据科斯定理Ⅱ，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好产权安排，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科斯定理Ⅲ，当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从这一理论思想出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明晰产权。在此，我们可以从产权理论出发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期刊网。
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农村通行的是三级所有毕业论文模板，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是产权的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生产组织，它的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不仅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而且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也归集体所有。农村土地的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到后来却逐渐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有着改革的必然性了。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把土地的使用权下放到了农民手中，而土地所用权仍然集体所有。农村产权制度的这种转变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村经济也日益繁荣。
而从当时的城市来看，明晰产权（主要是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则困难重重。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的利益，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博弈，如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一套成熟的改革方案，势必会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甚至社会的动荡不安。
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毕业论文模板，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于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明晰）相对于城市来说是更加容易进行的。
三、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而被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⑤]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⑥]我们可以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首先从农村开始。
从我国改革的历史发展来看，早在1978年前，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和天长县的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状况，就首先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探索出了包产到组和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负责人的办法，开始打破人民公社制”的坚冰。之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又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期刊网。与此同时，四川部分地区也在当地领导人的推动下开始了类似的制度创新。这些由农民受利益的诱惑而自发地建立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当时还是完全非法的。为什么这些农民们敢于冒着政策危险自发地去推动这个非法的制度创新呢？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一种经济制度在它包含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者说当一种经济制度的潜在收益丧失殆尽时，其内在就会形成一种要求变迁的动力。但是，有了变迁的动力不等于制度就开始实施变迁。这种变迁的要求能否成为现实，决定于变迁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一方面，因为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毕业论文模板，旧体制对农民而言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从就业到住房再到医疗、子女教育等等，农民从来就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的，因此对旧体制的依赖程度很低，相应地对旧体制创新的成本较低，制度变迁也就容易实行；另一方面，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农民在旧体制中是受压抑最重的利益主体，不但受到农业经营机制本身的束缚，也受到诸如工农业剪刀差之类的其他制度安排和整个制度环境对其的剥削，因而新的体制对农民而言利益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之下，农民作为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寻求体制变更的冲动也就最强烈，他们一旦发现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可以以较少的代价(成本)带来传统体制下无法取得的巨大收益时，就会甘冒风险，从而导致了农民们自发地进行包产到户”的制度变迁。[⑦]
当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区的制度创新收益被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和广大农民群众所深刻理解后，包产到户”的制度变迁就转变成为中国农村整体而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首先自发地从农村开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制改革的基本形式就被推广到全国。
（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
路径依赖是一个物理学和数学的概念，与混沌理论有关。对于经济学而言，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⑧]也就是说，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历史是重要的，我们今天的选择实际上要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一般简单意义上所说的路径依赖意味着无效率”。一旦我们选择了某种路径毕业论文模板，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被长久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即使除此之外，还存在更加有效的路径，因为存在转换成本，我们只好锁定在这种已经被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件”所引导的路径上。
一方面，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近代特别是建国以来，虽然现代工业得到了飞快迅速的发展，但仍然未改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历史事实。改革开放之前，在经济结构中，农业仍是产出最大的部分，而且就业人口也是最多的；在社会结构中，农民仍是我国阶级构成中最主要的成份，大多数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期刊网。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上曾创造性地成功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一革命经验对我党在处理农村和城市的顺序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于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时，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自然就会将目光首先聚集在农村。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现代工业和城市化有了较大发展毕业论文模板，工业占产出的比重有较大提高，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而且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也势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从城市开始也是合乎道理和经济发展方向的。但是，改革先从城市开始，把经济社会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转换成本太大，因为走这一改革道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丰富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也没有基本的物质生产要素。农业和农村的薄弱使得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哪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丰富供给给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呢？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就被锁定在了农业和农村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我国改革从农村着手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率。
四、结语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这一问题，前文已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了一个合理、系统的解释。这对我们加深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历史是重要的”，所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分析对当前及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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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渐进发展潜在风险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有先有后”的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过渡到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重要的经验。
由此可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都认同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因为，市场化导向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抛弃社会主义的“改向”，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创造性破坏”——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培育和发展起一块“新体制经济”，推行“渐进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从而实现整个体制的转轨。
那么，“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学术界大多语焉不详。我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1、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1978－1985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1979年后迅速推广也得益于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农民获得了生产自，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这是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2)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1986－1992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1709.9亿元，1991年11621.7亿元。(3)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1993－2003年)。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1991年后，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996年后，农民收入增幅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农村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加快。1991－1995年，中国的市镇总人口从3.1亿增加到3.5亿，农业劳动力从3.5亿下降到3.3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2年的39.1％。(4)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4至今)。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1号文件，2005年28个省、市、区不再征收农业税，同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废止征收农业税的法令。目前我们处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
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1979年后以“简政放权”和“减税让利”为基本思路，“以形成产品市场和搞活企业为战略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和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改革从农村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改革是有风险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成功后向全国推进；价格改革首先从基本消费品以外的消费品开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安徽进行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28省市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对外开放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启动，然后分阶段地向内陆和边远地区推进。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因为非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其存在和发展都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存在政企不分、大锅饭的问题。以此人手进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央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实行“松绑放权”和“给好处”的做法，使微观主体拥有一定的自，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地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在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
在；允许集体、私营、合资企业进入原先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等，“双轨制”对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80－1995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从76％下降到34％，集体工业的比重从23.5％上升到36.6％，城乡个体工业的比重从0.02％上升到16.5％。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逐步由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2003年，我国市场化指数接近74％，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接近70％，价格完全由市场确定的产品比重达90％，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完成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置换和替代，现已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4、先做后说
“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甚至会摔一跤，自然存在不少错误。改革可能存在最优路径。路径选择错误，沿着错误的路径走得越远，回到最优路径的难度越大。在试和闯的过程中，哪是“异端”哪是正途?哪条路径最优?在改革的各种主张中哪套方案最佳?哪个方案可行?判断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要勇于开拓创新。一条思路、一个观点、一种政策，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来检验。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其次，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差异，观念转变有先后，改革积极性有高低，我们的做法是“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些地区根本不予理睬，有的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最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过程中改革难免犯错误，试验难免失败。对此，邓小平强调两方面：一是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二是要总结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紧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正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边走边看，边实践边总结，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和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渐进式改革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可能断送中国的前程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显著特点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和部类的流转而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是，渐进式改革也存在一些阻力和缺陷，甚至有学者警示：久拖不决也可能窒息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可能滑向发展的“中国陷阱”。
1、改革理论准备不充分易导致实践上的盲目
改革不可设计也不需设计的想法是幼稚的、错误的。改革需要理论指导，但到底如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30年来各种争论从未停止。大的争论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争论在1982－1984年，围绕着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的问题展开，集中体现在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上。针对改革所催生的包产到户、商品经济、深圳特区等，一些人思想上怀疑、动摇、否定。诸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水田旱田责任田其实不甜”。当时，以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以建立商品经济为改革取向，而坚守极左立场的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搞商品经济则是复辟资本主义。1984年10月“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这次争论才划上句号。
第二次争论在90年代初前后。1989年剧变后，一些人对改革产生怀疑，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表明对改革的态度。例如，改革必须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不能不问姓“社”姓“资”问题；发展生产力必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对改革的后果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不能夸大改革的作用；市场化把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道路等。1991年2月15日至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文章，认为改革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改革必须以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导向；计划和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把改革推向深入需要有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文章发表后，北京理论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争论才尘埃落定。
第三次是近年来对改革的种种批评。2004年的“郎顾之争”实际上并未随着2005年的顾雏军锒铛入狱而结束，“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论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起他们对10年来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近年来对改革的议论甚嚣尘上，表明对改革的争论仍未成为过去式，尽管争论的主题参与者各执一词。如林毅夫觉得，“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张维迎认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孙立平则断言：“改革的过程已经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扭曲。”皇甫平坚信“改革不可动摇”，但改革的根本点在于解决“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所产生的不公平问题”。
知名学者莫衷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改革共识”的消解，又表明我们的理论研究滞后，不能很好地指导改革。实际上，我们误解了邓小平的“不争论”，邓小平讲的“不争论”，实际上指的是尊重实践，不能纸上谈兵，并不是说不去思考理论问题。改革“边设计边施工”，短期内可能干得轰轰烈烈，但是由于改革没有整体设计，各项改革措施之间不相衔接和协调，难免产生摩擦和漏洞，增大改革阻力。改革不仅涉及人们的利益调整，而且触及人们的理念。改革理论准备不足，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可能思想不清醒、政治不坚定，容易导致实践中的盲目性。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改革没有出路，乱改革则是死路。改革不能改改停停，要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正如郑永年所说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那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有一张路线图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实际上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的，改革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实施的。邓小平理论为我们的改革做好必要的思想、心理和舆论准备，而实行私有化、自由化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休克疗法”被我们所屏弃，主张改革为“改向”的思想障碍被我们清除。改革过程中的争论是正常的，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争论凝聚共识，使人们对改革有更全面的认识，政策调整更加科学，从而避免、减少改革中的失误，使我们坚定地沿着改革的理想目标迈进。2、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容易使改革误入歧途
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1978－1984年的改革早期阶段，政府对农民为主的自发改革实行“默认”态度，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各种利益主体采取观望立场，改革处于“市场诱致推动”阶段，可能带来的利益调整还没有完全显现，因而改革的早期获益者主要有两类人：一是被中国传统就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富家庭者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等；二是凭借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竞争的科技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分别把二者称之为“半人半鬼”的人和“凡夫俗子”。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迅速发财，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不仅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发展的新兴资本集团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坐实了改革中的地位，而且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也开始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其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为资本、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获取收益。他们通过企业承包、价格双轨制、炒原始股、炒地皮、国有资产股份制改造等方式获取巨额财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借用的话，改革的获益者是一些“半人半神”，所谓“神”，既表明了他们的活动能量，弄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又表明对前两代获益者的鄙视和边缘化。因为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间的流动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前两代富人变换的概率较大。90年代后至今，阶层结构出现定型化的倾向，富人阶层的门槛越来越高，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大。
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当下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社会上流行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改革以后集团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扭曲、侵蚀和对改革道路的干扰。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移动通信业职工的年薪均值达到5.577万元，居各行业之首。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尤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利益靠的不是正当竞争。他们或者以行政垄断获取超额利润；或者一些国家公职人员靠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不合法或灰色收入)，形成部门、地方和利益集团的利益非正式同盟；或者一些群体通过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200余名官员和学者的调查表明，有五成专家认为，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养老保险等领域的改革就很难突破，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第一难题。吴敬琏先生认为，的控制已使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
3、渐进式改革导致劳动和资本等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时性转变中，存在一个“双轨并存”的共时性过渡形态。这种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避免激进改革使问题聚集突然爆发而带来的社会震动过大的通病，但渐进式改革并不是没有弊端。中国市场化程度进展不一，尽管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均在提高，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滞后于一般商品的市场化程度，东部、中部、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存在依次递减情形。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在市场机制下形成流转和对接的通道，导致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的格局。资本是否过剩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但大家普遍承认：我们已经度过了资本相对稀缺的时期，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
渐进式改革加大了工业化中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难度。近几年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加剧，贫富分化更为明显，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是市场化发展规律，但中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不仅农业劳动力应随着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还存在许多制度，而且总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尽管统计上的城镇失业率从未超过4.5％，但据冯兰瑞的估计，2000年失业率高达21.4％，全国失业总人数达1.53亿人。失业率不断攀升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1985年缩小到1.8:1，2000年扩大为2.79:1，2004年扩大为3.21:1。中国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47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
社会分化严重，甚至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社会底层对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协调稳定的，但一些职工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屡有发生。2005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31.4万件，是1995年的9.5倍。社会冲突愈益激烈，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61万起，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呈持续增长态势，1993－2003年间，中国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步履维艰，曲折多变，处理不慎，甚至会断送改革的前程。
4、非平衡推进易衰竭改革动力
中国要改革的体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全能型体制，任何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在发挥本组织特殊功能的同时，又不得不负担几乎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其他职能。社会呈现下级服从上级的层层管理层层依附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改革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从经济体制到整个社会制度全面变迁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改革到底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学术界存在争议。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内容是激进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改革的形式是渐进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改革一开始采取先易后难、单项突进方式，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从体制外和微观层面进行改革。绕开一些改革难点，用“撞击反射”方式，较容易的在农业、轻工业、加工工业获得成功。然后，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由局部改革向整体改革推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的攻坚”课题。至此以后，对金融、财税等其他方面经济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依次展开。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同时，改革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又“寓于”经济改革之中。中国的改革是在市场化、民主化的总体导向下，经济改革先是在计划经济边界上鼓励商品经济成长修补旧体制，待体制外力量不断增强之后，政府强制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体制内的改革，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换旧的制度结构，实现了由“市场诱致推动”向“政府强制推动”、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两个转变。经济改革任务也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形成了“单位”化的政治组织和动员体制，政治改革首要的是改革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政治改革选择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道路，渐进地增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念确立后，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1986年，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因此，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整体规划后，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内容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改革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且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和道德习俗等方面的变化。中国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按照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改革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其次，改革表现为政治演变过程，最终则体现为社会变革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是在政治过程的控制下进行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化过程的统一，是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的统一。其中，政治过程的进退、民主化水平的高低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先行进行的，但就整体而言则不能单独进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滞后，但长期无视或忽视人民的民主化要求则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一味非平衡地推进改革，长期不能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不能打破许多体制性、机制性羁绊，则容易患上“改革疲劳症”，使改革因缺乏内在动力而夭折。
三、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
收入分配的扭曲、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竞争秩序的混乱、腐败现象的蔓延、价值标准的缺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等使中国改革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互相交织，改革逐渐由经济体制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拓展。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关键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汪洋：《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关键词：张维迎；市场经济观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张维迎是从市场经济带给世界的奇迹来引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按照他所说，人类的奇迹在过去250年里出现，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只是在过去30年里出现，这不是因为人变得比原来更聪明了，也不是因为人类的资源变得更多了，唯一的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
张维迎认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价格提供了一种信号，消费者根据你为他服务的价值来付出价格，企业之间通过创新的手段，彼此竞争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他还指出那些单一地认为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完全来自于技术进步是一种误解，历史的发展可以证明，只有在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下，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
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利润和企业家三要素是建立市场中的信任的关键因素，也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熊彼特曾说，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的确，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谈到企业家的地位。张维迎认为只从价格的角度，并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企业家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拿着利润，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监督的作用。他认为，忽视企业家，忽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根本是同一回事。
张维迎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以市场的基础为主线构建的，其根本任务就在于建立一个自由，注重产权而不是特权的制度。所以，张维迎说，市场有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精神。
张维迎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在自学西方经济学的同时，市场经济的信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脑子里。他认为，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从而调节供求、引导资源配置，而不能用政府的办法去管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机制——即价格改革，也就是放活市场，分析价格的信息功能。必须把价格改革的重点放在价格制度的改革上，而不是简单的做价格调整。就好像温度计，价格调整是拿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只有价格改革才是随着气温变化而自动调节的“水银柱温度计”。
在此基础上，他系统论证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由于企业自与固定价格体系是不相容的，要想扩大企业的自，平衡宏观经济的发展，解决中国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根源，必须将价格改革的着眼点放在放开价格管制上。他指出价格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首先是将产品的指令性计划基数固定下来不再扩大，相应地开放计划外市场，基数内按计划价调拨，基数外按市场价交易。然后，国家再分批、分类、分步地逐步放开基数内产品价格，同时取消计划和调拨，或者对某些产品“先调后放”，直至建立起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其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要确保每一步都趋向合理。
张维迎这一价格改革思路在经济学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开创了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的先河。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明确了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第二、将现实中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
在有关经济改革方面，他认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运行的主体是政府官员，而商品经济运行的主体是企业家，改革的主题就是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他是国内公开鼓吹企业家的地位的第一人，在这方面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在当时影响很大。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情开辟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创新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原苏联、东欧一样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就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建立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改革没有想西方经济学逻辑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苏东激进式改革,而是创造了一条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在先易后难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渐完善。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某些环节加以改善,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单纯的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指导,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相互联系的环节所做的改革。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模式样板。
二、“中国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完善。在农村建立了一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改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模式,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方针,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探索过程中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扬弃,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公有制在自我调节生产关系,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确立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中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各种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统一的价格,保证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市场对各种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得到发挥。
第三,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2011年间,财政收入从1000多亿元增长到10.37万亿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3.18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471564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6977元;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51.27%;。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28.2%减少到2011年的10.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从3.8%迅速增长到43.1%。我国经济质量得到显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充公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三、“中国式”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与以往其他国家都不同,没有先例可循,在三十多年的探索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问题、困难、矛盾,但在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能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不断的继承、创新,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正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越来越密切,为中国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发展推进改革,以改革为发展的动力,自觉的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立新中不断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第三,坚持以人为本,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例如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以人民群众创造的改革经验为基础推出
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保障了改革开放措施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
四、结语
“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它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找到清晰的发展道路。在它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无比辉煌的成就,积累了无数的宝贵经验,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的了许多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以后的探索道路上会逐渐得到解决。“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逐步完善,中国经济也将继续书写“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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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静超.渐进式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政策[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3.
【关键词】国有经济；改革；方向；社会注意市场经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就一直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怎样发展以及发展路径这一问题开展，同时也延伸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国外的一些国家也从之前的计划经济正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些实例为我们对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研究提供了相关的基础理念和经验，为促进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
一、我国国有经济改革路径的理论研究
我国的一些学者对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实际而进一步拓展了很多关于我国经济国情的理论研究。
（一）产权改革论。我国著名经济学学者蒋一苇等人是产权改革论的呼吁者，根据产权改革论这一论点他们认为国有制的企业本身就有非常多与中国经济不符的致命缺点。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在治理方面存在非常大的隐患，而恰恰这一点才是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障碍的关键点。也有人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后才能够达到的实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目的。
（二）市场竞争论。在我国呼吁这一观点的学者代表林毅夫等人指出产权制度并不是国有企业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导致国有企业诸多问题的原因则是畸形的企业竞争以及市场竞争，应该把围绕为国有企业建立一个硬预算约束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一重点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企业的利润率真正成为反映其经营效益的充分体现信息，而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只要通过掌握这种信息系统，就可以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三）超产权论。超产权论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的作用，讨论如何改善企业治理机制应该比讨论产权归属更具有现实与长远意义，企业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改善机制从而提高效益，同时我国经济市场需要充分地创造市场竞争，超产权论解释了当今国际上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市场化改革。我们应对国有企业实施；合理机制再造工程，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
二、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些重要举措
我国党中央自1984年以来针对我国国有经济改革先后共有三次重大决定。
第一次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键词是“经济体制改革”，其决定目的是为了全面启动和部署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体制，建立可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同时还规定了改革的目标、途径、任务以及各项基本方针政策；该决定是第一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开展了城市改革，也称之为“全面改革的蓝图”。
第二次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键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是在20世纪末可以完成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决定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成为20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该决定是第二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
第三次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关键词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现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机制和制度，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成为21世纪第一个10年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该决定是第三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旨在“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绘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蓝图。其中该决定最重要创新之处就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同时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从党中央前三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主题来看改革是才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发扬成绩，解决改革中遇到的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具有发展阶段特征的问题。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动摇，努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方向配套，要正确处理发挥市场的优势调节作用与政府调控的关系，把发挥市场经济优势与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宏观领域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尤其要从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候，要侧重具体分析并结合国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有创新，在任何时候都切忌盲目照抄照搬。要努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在实现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还要使虚拟经济得以稳步发展，使虚拟与实体经济得以相协调，在当前，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虚拟经济问题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当前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
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发展步伐，转变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自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以来显得尤为突出。
就经济结构而言，首先我国的总需求结构不尽合理，在总需求中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在总需求中出口需求占据过高的比例而内需相对不足；除了分配结构、区域结构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等也都存在着不合理的问题。就经济发展方面，不仅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缓慢，而且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也被证明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较低，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落后；再次农村要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也说明城乡结构的但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我国国有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必将实现并完成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必将成为未来10年国有经济发展的总体性和基础性特点。因为在我国国有经济体制下，会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不尽合理，这将直接导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差异较大。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大计，同时这也可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而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我们必须坚持走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转变。
四、全面深化经济改革
在现如今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增强国有企业的生命力，保持国有企业长久不衰。随着我国通过国有企业的内部改革不断深入，而取得了显而易见的巨大的成绩以及高速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对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坚持发展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当做把国有经济的重点去看待，这样一来虽然说在数量上国有企业的减少了许多，但是在总量上国有资本却得以大幅度提升，增强了国有经济的引导力、带动力和控制力的同时还提高了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此重要性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可以通过深化对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建立起的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同时这些机制和制度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大部分国有大型企业都已经逐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了委托关系，改进了约束和激励机制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都得以大大增强。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主席强调并指出两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两个开放”的大局，前者是对外开放，后者是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有助于促进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又有助于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以及对外开放其政治方向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同时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具体地讲，全面深化改革所达到的核心目标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
一是通过竞争改革而追求经济效率化。建设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体系都需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为主要原则，真正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通过公平改革而达到经济公平化。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均等的社会服务使全体劳动者都有机会就业，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使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健全覆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全体人民建立促进低收入、农民、贫困人群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三是提倡绿色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同时健全国土空间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基于上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党的十报告精神，未来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
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实现国有经济改革战略目标的中心，更加完善、更具竞争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利的体制保障。
只有从我国实际出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才能着手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实际出发发挥经济民主、共同治理、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进行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要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和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兼顾和谐并共赢的理念，保证各方面的利益，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要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小结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够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家才会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绽放。
参考文献：
[1].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