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农民工歧视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041-05
一、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研究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中规定，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最早将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Myrdal。1944年他在《美国的困境》一书中提出了累积因果原理，认为在白人反对黑人的行动、黑人处于贫困的状态、黑人自身的人力资本和文化特征下，使得白人对黑人歧视程度不断加强，使得黑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并在相互作用中将这种因果不断强化，形成恶性循环。Becker（1957）是最早为劳动市场的歧视现象建立模型解释的经济学家。他将歧视看做一种偏好，即为满足这种偏好宁可放弃生存效率或承担一定费用，将歧视分为工资歧视、职业歧视、雇佣歧视等。贝克尔将歧视的成本货币化，建立了一个个人偏见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时，歧视者和被歧视者的利益都受损，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歧视者（雇佣者）还会因为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被淘汰。Becker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尽管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将歧视设定为个人偏好、雇主是歧视的受损者的结论分析等引起后人的质疑，但是他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对后人有了极大的影响。Kruger（1963）、Arrow（1972）等人随后对Becker的理论进行了完善。Kruger将Becker的完全封闭交易模型扩大到两国贸易中，从效用函数的角度，在两国贸易模型中把歧视偏好视作一种税收。他认为即使白人资本家没有个人歧视，也会因为个人收入最大化而设置最优税率，黑人因为对白人的资本依赖，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Arrow假定劳动力之间并不是完全替代的，调整劳动力需要成本，认为最终均衡状态下，部分企业会选择混合雇佣，另外的企业会分割雇佣。而不论是哪种情况，白人的工资都会高于黑人。
以上的分析都将劳动力视作同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假设上做了变动，假定厂商对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垄断能力。Thurrow（1969）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构建了社会距离模型，认为白人在获取高收入的同时，与黑人的空间距离也会增加，而空间距离的增加可以看做是一种额外的收入，因此白人会进一步实施歧视，也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存在雇佣歧视、工资歧视、职业歧视等多种歧视的假定下，垄断者会为了提高货币收入和社会距离，而相机抉择，会选择雇佣部分被使其的对象。另一方面，多种歧视间会彼此加强，如黑人受到歧视，收入减少时，教育会相应减少，产生职业歧视。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是黑人受到最严重的损失。Bergmann（1971）将劳动领域进行了分割，认为受歧视人群工资较低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受到了限制，他构建了一个两职业两种劳动力的2×2模型，最后得到结论，歧视的动力在于经济动机，没有歧视的雇主和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收益会减少，被市场淘汰，而存在歧视的雇主会得到最大化的收益。Piore（1971）将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另外一种划分，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即提供工资较高、劳动环境较好的工作，和提供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假定二者是相互分割不流动的。这种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较好地描述了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现状，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作导致劳动市场歧视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没有解释在劳动市场上处于被歧视地位的劳动力在市场中被分割的根本原因。
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搜寻成本、信息不完全等因素逐渐被诶引入到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中。Black（1997）假定求职者在寻找工作中需要支付搜寻成本，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的条件下，被歧视群体在给定搜寻企业数目时，对工资的最高期望值小于没有被歧视的群体期望值。而雇员搜寻成本的存在会使得雇主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垄断，为了利润最大化，雇主对劳动力的均衡需求为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同时所对应的劳动力供给。最终，那些搜寻成本较高的被歧视的求职者只能接受工资较低的职位。Phelps（1972）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提出了统计性歧视理论。认为雇主在获取求职者信息时需要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因此，雇主往往通过外在、可传达的特征如性别、种族、年龄作为聘用的考虑因素，而这些影响因素大多是基于群体特征的总体统计结果来进行选择的。从以上理论可以看出，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三条路径：歧视偏好、市场分割、信息成本。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歧视现状及理论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劳动群体，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特殊户籍制度下、随着城乡二元制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类劳动群体。据统计，离家外出打工超过3个月的农民已超过2.6亿，①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加473万人，增长3%，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5.4%。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歧视现象最初是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给当地交通运输、就业岗位、城市管理等带来较大压力，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严厉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法规政策，使得农民工的歧视得以正式化和制度化。虽然后来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现象逐步得到国家重视，相继出台一系列旨在消除针对农民工歧视的新政策，部分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的蔓延与恶化，但由于传统制度影响的延续性、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城市就业压力等问题，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被歧视现象仍旧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程度存在着。一般而言，农民工就业歧视是指，农民工在求职或者工作的过程中，因为户籍、籍贯等与职业（或岗位）内在需要无关的因素而不能享受与其条件相等或相近的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在工资所得、升迁机会、培训计划、就业的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从而使得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现象。
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上的歧视主要体现在横向、纵向两个方面。从横向的角度上来看，收入较高的职业里农民工的比例极低，从纵向的角度上来看，同一职业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低于其他群体。截至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290元，而同期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6769元;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5.7%，从事建筑业的比重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13.8%上升到18.4%;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普遍较低，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多数农民工缺乏合理的员工保障。
对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中国经济学家做了较多理论实证分析。较早进行研究的是江时学（1992）、赵树凯（1996）等人，他们从农民工的实际处境入手，分析产生就业歧视的原因。江时学认为农民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信念、体制与现代的价值观、信念、体制不相符，从而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参与不足，从而导致被“边缘化”，其中经济上的参与不足，即经济地位低下是导致其他方面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赵树凯通过对农民工的实际调查，得出不同类型地区的农民工处境差别较大。东部江浙一带的农民外出多以独立的生产经营为主，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外出则是以从事雇佣行体力劳动为主，在他的问卷调查中，农民外出打工的就业环境差别也较大，生活处境普遍较差。
卢周来（1998），蔡（2000），常向东（2000），毕霞、魏从东（2005）对农民工受到歧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卢周来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当前存在的歧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健全，统一、开发、有序的劳动市场的缺失使得市场上普遍存在政府行为越位、缺失，导致劳动管理部门寻租，因而产生劳动力进入受限制、劳动力同工不同酬等现象。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劳动力的市场分割现象，认为当时的农民工歧视现象、劳动力市分割的根本原因是之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国实行了户籍制度，维护排他性劳动就业现象，从而造成了城乡对立和歧视。城市居民为维护既得利益，支持当地政府制定排斥外地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常向东将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归结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政策，认为这种歧视性政策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扭曲了均衡工资，并产生了劳动歧视，不仅影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同时还影响地方的经济利益。毕霞、魏从东（2005）则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归结于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思想观念等四个方面的原因上。认为中国应该尽快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农民工的就业权益。程蹊、尹宁波（2004）则认为地方政府的一些偏向性政策限制了农民工获得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福利待遇好的工作，只能从事“脏、苦、累、差”的职业。赵耀（2006）、王磊（2009）、施伟陈（2010）则将原因归结到文化、法律、经济的层面上。赵耀认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等级文化是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的原因，农村居民长期来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有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而这进一步导致农民工在就业中受到歧视。施伟陈则认为因为缺乏反就业歧视法，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使得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遭遇歧视难以得到解决。王磊则认为劳动力长久以来的供大于求，以及城市里严重的下岗现象，使得地方政府优先考虑本地居民，从而对外来劳动者采取歧视性政策。还有部分经济学家如袁书华（2008）从心理学等角度分析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问题。
三、自由竞争劳动市场下的农民工歧视模型
借鉴Becker、Arrow等人对劳动市场歧视现象的理论模型分析，本文采用抽象分析法，结合中国劳动市场的现状，构建自由竞争市场中的农民工歧视模型。
在该模型中，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被歧视的劳动群体农民工L1和不存在歧视的劳动群体普通劳动力L2，考虑到现实中这两种劳动力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假定社会中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技能缺乏型工作，两种劳动群体之间可以完全替代，这种工作支付给受歧视群体工人的工资为w1f，支付给普通劳动群体的工资为w1n，另一种是高技能型工作，两种劳动力间不能完全替代，雇佣者宁可高价雇佣第二种劳动也不愿雇佣第一种劳动力，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为w2。从事第一种劳动的农民工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1f，从事第二种劳动的农民工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2f，从事第一种劳动的普通劳动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1n，从事第二种劳动的普通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2f，w2是L1n/L1的函数。
如果劳动力市场全部出清，即所有劳动力全都被雇佣，那么总得利润方程为下：
П=f（L1，L2）-w1fL1f-w1nL1n-w2L2（1）
其中，f（L1，L2）表示社会总产出。
对方程（1）中第一种劳动的受歧视群体、第一种劳动的普通群体、第二种劳动整体等三种不同劳动力求边际导数，得到以下等式：
（w1n-w1f）/f1=-（■）■=-（（？鄣w12（L11n/L11））/？鄣（L11n/L11）））s12/s11（2）
其中，s1，s2分别为被第一种劳动类型、第二种劳动类型的总劳动力工资报酬，f1是第一种劳动类型在没有被歧视的条件下的边际生产率。
从方程（2）可以看出，第二种劳动类型作为投入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越是增加，那么第一种劳动类型中的被歧视的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就越低，即所受的工资歧视现象越严重。
以上分析是雇主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之间进行调整时成本为0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考虑到实际劳动市场中，雇主在雇佣新员工、辞退老员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成本，如招聘成本、培训劳动力支付的成本、企业组织调整需要支付的成本等，所以企业在雇佣劳动过程中会将这部分成本纳入到选择劳动力的范围中。当模型中假定雇佣调整成本存在时，雇主对雇员的歧视程度如以下模型所示。
首先，假定市场上最初并没有受歧视的劳动群体即农民工群体的进入，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农民工群体和富余的普通劳动群体进入到劳动市场中，这个假定是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真实情况的。此外，假定所有企业是同质性的，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劳动力增加时，企业的数目不会增加。对于边际雇佣的工人，企业所得的收益为r，但为雇佣这个边际工人，企业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因此，当社会处于均衡时，企业获得最大利润时雇佣劳动的边际成本为r，而解雇工人不会获得收益。再假定企业的成本函数是一样的，C（w，n）是工资w的凹函数，劳动总量L固定不变，L=Lf+Ln。
在以上假定下，存在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条件下，企业成本最小化时，对Lf、Ln的雇佣都在各自的极值点上。当企业决定增加雇佣时，劳动市场将处于以下三种情况：
情况（a）：Lf=0，Ln=L;
情况（b）：Lf=L0，Ln=L-L0;
情况（c）：Lf=L，Ln=0
其中L0是企业初始时雇佣的未被歧视的劳动群体的劳动力总量。
第一种情况（a）表示未被歧视的普通劳动群体会被解雇，第三种（c）表示被歧视的劳动群体被解雇。那么在给定劳动力总量的情况下，可以计算企业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的利润，以及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三种情况下对劳动力数量的最优选择，依次确定为La，Lb，Lc。
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时，如果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那么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前提假设下，处于第一种（a）和第二种情况（b）的企业将会比以前更多的雇佣被歧视的劳动力，处于第三种情况（c）的企业将会比以前更多的雇佣未被歧视的普通劳动力。此时，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分隔雇佣，第三种情况下的企业获得利润和第一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相同，都高于第二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第二种可能是混合雇佣，此时第一种情况下的企业所的利润低于第二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所得，而第二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所得与第三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所得相同。
在第一种可能下，即分隔雇佣下：如果L=La，那么第二种情况（b）下的企业全部雇佣受歧视的劳动群体时所支付的成本将会增加，比较第一种情况（a）下的企业与第二种情况（b）下的企业在雇佣受歧视劳动群体时支付的成本时，可以得到方程如下：v（L0/La）>=r，其中，v是受歧视群体所得工资低于普通群体所得工资，将上式进行变换，可以得到：
v（w/L）=w（w/L）-wf（3）
从上式可以看出，当普通劳动群体要求的工资率差异即对受歧视群体的歧视程度超过雇佣新工人的调整成本时，会出现分割雇佣。根据上式还可以得到：v（b）>0，wn>wf。即完全分隔和工资差异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在第二种情况，即分隔雇佣时，如果L=Lb，第一种情况（a）下的企业实施雇佣受歧视劳动群体的成本会提高，此时，比较第二种情况（b）下的企业和第一种情况下的企业（b）同时雇佣受歧视劳动群体时的成本，可以得到第二种情况下（b）企业存在的条件：v（L0/L1）<=r。这说明在混合雇佣的情况下，雇员歧视的强度不超过雇佣信工人的调整成本，由此还可以得到，v（L0/L1）>v（b）>0。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实行混合雇佣，一些企业实行分隔雇佣。不受歧视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在混合雇佣企业的工资高于在分隔雇佣企业中的工资，分隔雇佣企业的未受歧视的劳动者的工资也将高于受歧视的农民工的工资。
由以上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在劳动市场上如果存在歧视现象，受歧视群体农民工得到的工资和就业机会要低于未受歧视的劳动群体。
四、解决农民工劳动歧视的对策
1.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也应与之匹配，由市场规律决定，每个劳动者有权决定职业，可以在各个行业中自由流动，进行公平竞争，由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引导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降低雇主和农民工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引导劳动力向需求方向合理流动，避免盲目性和自发性带来的高成本和社会压力，地方政府做好信息和宣传工作，为劳动力提供有效、便捷的市场信息。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市场化的就业选择机制。由国家在城乡间、地区间统筹规划调控全国劳动力，建立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发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形成农民工自主择业、公平竞争、双向选择的市场化就业机制。第三，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的市场机制，消除户籍因素对工资差异的影响，保障农民工与其他工人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完善欠薪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完善用工的合同管理制度，保障农民工资按时足额的获得。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由来的根源之一。户籍制度源于计划经济，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市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存在影响农民享受其他居民可以享受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国民权利，加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此外，在目前人口流动速度高度增长的背景下，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难以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未来，应逐步放宽甚至取消户籍管制。首先，从宪法的层面，允许“居民拥有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取缔一切与宪法有悖的户籍政策。同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参考国外成功经验，建立符合宪法精神的、完备的户籍管理法律。其次，逐步实行一元化的户籍制度。一方面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歧视性划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居民户口;第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社会资源时不再与户籍挂钩，全面享有平等的就业、教育等机会;还需要推动户籍管理向人口管理过度，使户籍制度仅仅作为人口资源统计和社会管理的依据。再次，完善户籍转移制度。在国家层面的法律保证下，各级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完善的迁入准入制度，保证劳动力的自由、公平流入流出。
3.推动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针对目前农民工进城后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教育、社保、医疗、娱乐等领域的服务时，应保证各群体间的平等关系。一方面健全普惠性的公共服务机制，统筹考虑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逐步满足农民群体在社会服务领域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平等的原则下，要注重有所区别的向弱势群体倾斜，考虑到农民工多从事高危、脏累的工种，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等方面有所倾斜。
4.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升，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还需要在劳动综合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上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完善县域教育培训网络。鼓励社会资源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以民办、公办与民办结合等方式丰富现有职业教育资源，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水平，提高农民人力资本。
TheTheoryofDiscriminationonWorkersandtheProblem
ofDiscriminationonChineseMigrantRuralWorkers
ZHAOMin1，DINGLan2
（1.Pan-ChinaConstructionGroupCo.Ltd.，Beijing100071，China;
2.ZhengzhouRetailBranchofChinaMerchantsSecuritiesCo.Ltd.，Zhengzhou450000，China）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二元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59－03
根据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我国都具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数将在2016年达到峰值，此后才开始减少。因此，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这一特性至少还要持续10年左右的时间。然而，自2003年底以来，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相继出现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现象，并逐渐向其他地区蔓延，2004年严重到被称为“民工荒”的程度，并且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相关资料表明，供给不足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服装、食品、玩具等劳动密集且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只需稍加培训就可以适应生产需要。因此，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现象，显然是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欲解读这一现象，必须诉诸于其他角度。
一、现有文献回顾与评述
对于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事实，国内很多学者已就其成因从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其中提及较多的有两个观点。第一，伴随着2004年以来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民收入因政策拉动效应比往年有了不少增长，由于农民是理性的，当权衡到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时，部分人选择回去种田，因此减少了外出务工的数量；第二，因为工资粘性和工作环境较差等导致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短期内难以形成新的均衡价格，部分农民选择放弃当前的工作转移到其他收入较高的地方就业。此外，赵晓除了认为“劳动工资粘性”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外，还从宏观经济角度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赵晓，2004）。
上述分析对于认识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原因有很大帮助，但仔细推敲这些原因发现，上面的论述有许多疑问仍没有解决。其一，关于政策效应一说，统计数据显示，2004至2006年间，农民人均政策性收入分别为16元、18元和29元①。这对于一个理性的农民来说，正常情况下，虽然外出务工可能比在家务农遭受更多的艰辛，但权衡外出务工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业收益的现实，必然选择外出务工。相关研究也表明，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农户兼业性的特点，因政策效应而选择回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毕竟是少数。其二，对于劳动力市场因工资粘性和工作环境较差而不完善一说，实质上只是说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十几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很大改变，但就工资水平来讲，有些地区实际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问题是，为什么工资粘性得以存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短缺现象出现后，伴随着劳动力待遇的普遍提高，并不见有减缓的迹象？显然，第二种观点并不能解释这两个问题。
然而，尽管农村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实现在本质上仍是市场机制支配的结果，因此，从国民经济波动的角度解释虽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原因，但却无助于对其微观实现机制进行认识。因此，对此次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认识归根结底还应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着手。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对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解释
20世纪70年代，由于古典劳动模型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越来越不能对诸如教育与培训失效、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等问题进行合理解释，许多西方劳动经济学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而其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是诸多流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把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分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两部分，其中首属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等特点，而次属劳动力市场则相反。显然，两个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但研究表明，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通过对次属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给以适当的教育和特殊培训、改革社会制度等，是可以弥补市场分割程度的。
就目前研究看，在对于我国存在二元劳动市场的认识上已形成共识。从城乡分割的角度看，在我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市场显然可归于次属劳动力市场。蔡和王德文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决策与自己的就业预期密切相关，基本上不受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蔡、王德文，2003）。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得以存在的机制不能改变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对劳动力就业的资源配置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决定了即便是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上，也可能因为这些因素而存在市场分割的可能性。许经勇等也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了表现为城乡差别外，还表现为行业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差别和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许经勇、曾芬钰，2000）。我国不同城市中最低工资的差异也为农村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提供了现实依据。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所产生的差异是可以弥补的，因此，当农村劳动力市场因地区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得到改善后而出现农村劳动力从某地区流向另一地区，或者该地区相对于以前的流入量减少，并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而且得以维持相当长时间时，就不能再拘泥于类似工资粘性或工作环境差等所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这样的认识，而应站在整体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角度上，视之为农村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的结果，并且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短缺将逐渐得以消解。
2005年以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2005年，来自江西、湖南、安徽等地的数据都显示，务工者流向长三角的热度超过了珠三角。并且春运期间，进城务工者重要流出地安徽阜阳铁路的数据也显示，上海方向比去年增加30％，而广州方向则下降了20％。根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2006年广东省的外来务工者流失率高达70％，其中来自长三角的竞争为最主要原因。在作出这样的判断时，本文依然认为，农村劳动力市场整体上离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并且认为那些出现劳动力短缺地方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相对于整体水平来说更不完善，现在做出完善的判断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也跟城乡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差异的缩小有一定关系。因为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整体上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依然严重对立，所以本文不打算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归根结底要通过劳动力自身在市场上进行配置的效率来体现，而这又跟农村劳动力再就业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密切相关。接下来，本文将根据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在流动性就业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变化，对促使农村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检验对此次农村劳动力短缺所作的判断。
三、农村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分析
根据对劳动力市场完善所起作用的不同，在农村劳动力诸多就业特点中，本文选取反映市场运作绩效的劳动力流动性和反映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就业渠道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流动性就业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以流动为主而非转移为主。这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前提假设不同，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假设劳动力的流动是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并根据古典经济学对最低工资的要求，假定现代工业部门支付的工资至少能够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在我国，这一条件基本上不具备。多数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并不能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再考虑转移到城市所需的其他成本，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流动性就业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流动性本身又是反映市场运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显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就业的特点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
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方式，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流出地就业机会的稀缺。由于经济是不断发展的，就业机会的稀缺往往只是暂时现象。因此，当流出地因经济发展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时，劳动力选择回乡就业或创业就具备了条件。同样道理，当其他流入地因经济发展，同时又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时，劳动力就可能流动到另一输入地就业。而劳动力流动性就业因具有相对成本较低的特点，将对其转移就业、返乡就业或创业起直接促进作用。
决定劳动力流动性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但在我国，由于影响劳动力流动性的主要障碍是体制因素导致的，因此，政策性因素也就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性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计划经济时期为实现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用以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套制度，与改革开放后城市为管理和限制流入到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而建立起来的新的规章制度一起，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对这些制度改革必然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比如，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结束了长达21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往返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畅通；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这标志着束缚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开始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除制度因素外，像近几年劳动力受职业化教育程度的提高等因素也对劳动力的流动具有重要作用。
（二）就业渠道演变
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就业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完成的。然而，调查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通过基于血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而非正规的市场价格机制。杜鹰、白南生等1994年对安徽和四川两省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6．9％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主要通过社会网络（杜鹰、白南生，1997）；蔡1995年对济南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表明，80．4％的省内就业劳动力通过社会网络，93．2％的出省就业劳动力通过社会网络（蔡，1997）。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传播是非对称的，而社会网络的存在恰恰能弥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足，并通过内部化信息费用节省获取信息的成本，加速信息流动，从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目流动，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边燕杰、张文宏，2001）。蔡通过对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社会网络对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蔡，1997）。
虽然社会网路在传递就业信息方面对市场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并不能替代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因为基于血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的存在是建立在农村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基础上，伴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得以维持的基础将逐渐弱化，必然使原来已经内部化了的信息费用外部化，这本身则体现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完善。伴随着这一趋势，可以预见，劳动力市场最终将成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的主要渠道。因为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的，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方面，一般表现为发达地区好于欠发达地区。
上面图1也显示了上述趋势。江苏省依靠社会网络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比例比全国低10．3个百分点，有组织的外出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河南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在社会网络方面则高出26．3个百分点，有组织的外出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江苏省农村劳动力市场之所以相对于其他省份完善，主要与近些年职业中介的迅速发展、培训力度加大、政府服务意识的增强等具有重要关系，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完善。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应为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市场整体完善的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存在着分割现象，因此，此次劳动力短缺在实际中就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向劳动力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流动，从而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市场相对不完善的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或加剧本已短缺的程度，而这本身也是劳动市场完善的过程。并且由于导致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是体制性因素，因此这一过程必定是动态和长期的。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将逐渐得到消解。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要解决当前的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应当致力于深化市场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障碍，这才是治本之策。
图1江苏、河南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渠道结构对比图
数据来源：江苏省：蒋书明、谈琳．关注三农：2004年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解读[EB／OL]．中国统计信息网；全国：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亿人[J]．调研世界，2004（4）：11；河南省：侯锐．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能力待提高[J]．中国国情国力，2005（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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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位选择；费用效益分析；财务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2）08-0001-02
区位及其选择对于企业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十九世纪初以来，学者就开始了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四种：一是最低成本学派，该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择的动机是追求最小成本，即企业分布的最佳区位点是最小成本点。主要代表人物有杜能和韦伯。二是相互依存学派，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探讨在直线市场条件下，存在两个竞争企业时区位与市场区的关系，最佳区位是能占有更大市场区的区位。三是最大利润学派，该理论认为最佳区位既不是成本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最佳区位点是利润最大点。四是行为学派，该理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虽然四派观点不同，但其落脚点都是区位重要性，同时也表明现代企业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决策过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且企业区位选择具有“空间沉淀性”，一旦选定就很难改变。所以，无论在战略规划还是具体实施中，企业都需要进行系统的区位比较，做出的正确的区位决策。
1企业区位选择财务评价内容
项目财务评价就是根据现行国家财税制度和价格体系，分析项目产生的费用和财务效益，编制财务报表，计算评价指标，考察项目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及外汇平衡等财务状况，据以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现在我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项目财务评价体系。相应地，企业财务评价是以企业的财务报告反映的财务指标为主要依据，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和分析，全方位地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社会贡献率，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优劣做出系统和合理的评价。但是，企业区位选择财务评价主要是对企业因区位而带来的投资、成本、效益和区位不同而带来的投资、成本、效益差异进行测算、比较、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以此对不同区位的优劣作出评价，以最终决定最佳企业区位。企业区位财务评价主要建立在费用效益基础上，采用现代分析方法对企业区位从工程、技术、市场、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查、计算分析、论证和预测，最终反映在财务的费用与效益上，通过财务指标来评价企业区位选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企业区位选择财务评价与项目财务评价内容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企业区位选择财务评价不仅考虑企业区位环境和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条件，还考虑企业组织结构的区位分布，而项目评价只考虑项目本身。
2企业区位选择财务评价方法
目前国内外比较常用的财务评价方法有比较分析法、平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综合分析法、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各种评价方法侧重点不同，其中比较分析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比较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从比较开始。因素分析法主要用来确定各因素对总体的影响程度。经济系统大多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因素对系统影响不同，将综合性指标分解成各个构成因素，能更好的从数量上把握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应地，企业区位选择财务评价就是在费用效益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素分析法，通过对企业经营运转和投资建设影响较大的区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将这些因素对企业经营运转和投资建设成本费用产生的影响，进行单项计算和综合汇总，接着将这些因素相应的效益影响计算出来进行比较，最终确定企业区位。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体可分为区位的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产业聚集、制度因素、市场因素、企业组织结构等几大类。
2.1运输费用
传统的以杜能为代表的区位选择理论侧重于运输成本对企业区位的重要影响，不同区位企业的运输路线不同，运输方式也不相同，尤其是企业的运输距离不同，都会造成企业运输费用的不同。例如对于货物的运输方式常用的有公路、铁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费是不同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营者，会选择最经济的运输方式：短途运输选择公路，中等距离选择铁路，长途运输采用航空。另外，由于企业区位不同带来的运输因素对企业所有需要通过运输发生位移的行为都产生影响。
2.2劳动力成本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不再是制约企业区位选择的唯一要素，劳动力成本也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Yamawaki对日本跨国公司在欧洲制造业投资区位选择进行研究，日本直接投资一般倾向于在劳动力成本较低，市场规模较大，R&D能力较强的地区。因此，他认为劳动力成本对区位选择有较强的负影响，即倾向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区位。Friedman、Gerlowski和Silberman则研究了日本和欧洲公司对外制造业投资区位选择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发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区位不同，则其劳动力市场构成也不同的，人工成本也不同。因此，在不同区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一般员工薪资水平也各不相同。在进行人工成本费用的计算时，其原理和运输费用相同，需要分项计算综合汇总，包括工资、奖金、员工福利支出和津贴等，对不同区位的人工成本费用进行比较，选择人工费用最优的区位。因此，企业在区位选择是要根据企业的特性进行区位选择，如果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工资成本的影响较大大,因而应选择劳动力丰富与劳动力工资成本低的区位。
2.3产业集聚
大量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海德对1980年以来日本751家制造企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发现同行业的企业往往喜欢选择集中在一个地区内，以便取得外部效应。集聚效应经济性主要表现在专业化人力资本共享、企业间技术溢出和中间投入品供应的外部性。因此，企业区位选择财务评价中产业集聚体现为上下游企业之间运输费用的降低，由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降低等直接区位成本降低，又表现为区位内易于信息共享、相互竞争和协作等区位间接效益。产业集聚更多的是通过影响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交易费用等生产成本比较优势，形成区位差异，因此在计算时可以通过在生产成本与产业集聚之间建立模型，求出其相关系数，进行区位之间的比较择优选择。另外，也需要考虑到政府政策支持，产业集聚区一般都有政府政策扶持。
2.4市场因素
企业产品占有市场份额多少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市场因素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提供消费市场，更多的表现在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应的配套设施等。例如，企业的运作离不开资金支持，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往往具有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为其中的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企业资金瓶颈；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能够提高较好的公共基础配套设施，例如供水、供电、供气、排水等，既可以为企业提供较好的生产条件，又可以降低企业的建设成本和经营成本；完善的市场体系能够提高较好的生活条件，如娱乐休闲场所，可以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可进一步降低企业雇佣人员的成本等。以克拉维斯为代表的北欧学者就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和市场规模对区位的影响，即心理距离对企业区位影响。他们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能够降低运输成本和相关的市场成本，易于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精英骨干管理人员，也能够更方便的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市场因素对企业区位的影响比较复杂，有些是可以度量的，例如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设施，有些是不可以度量的，例如市场环境，劳动力素质对企业效率的提高等等。在企业区位财务评价中，对于可以度量的市场因素要进行定量分析，而对于无法度量的因素需要进行估算，比较不同区位市场因素择优选择。
2.5制度因素
虽然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重点是市场规模、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公共基础设施等一些硬环境和经济因素，但制度因素也很重要。税收优惠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企业净利润，促进企业发展，而且能够为企业发展方向提供指引作用。例如改革开放早期，我国为吸引外商投资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就表明了税收优惠对于企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运营体系、高效廉洁的政府可以降低长时间、繁琐的行政手续，降低时间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并且为企业长期运营提高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利于企业长期目标的实现。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为企业提供法律保证，保障企业自身利益。在财务评价中，对于可以直接度量的因素直接计算，不能直接计算的需要估算，先比较各个区位的优劣，最后在计算对整个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
2.6企业组织结构
传统企业大多是单个工厂企业，而现代企业则有多工厂且跨行业组成,并且企业决策中心、管理中心和利润中心区位上也相对独立，企业功能组织和内部组织也分布在不同的区位。因此，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需要对企业不同组织结构所形成效益和成本进行比较。自从20世纪80年代巴克荣和卡森将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纳入区位选择分析中，其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理想的区位应尽可能的减少或者避免企业沟通成本，即以企业内部组织部分或全部取代外部市场功能即将成本内部化，例如可以降低一定的税收，管理成本，生产成本等。实际上，现代企业组织结构怎样跨区域布局才算合理需要进行财务比较。在财务评价中，首先需要计算不同组织结构布局带来的费用成本和效益，例如不同区位布局所带来的运输费用和生产成本节约、管理效率提高等等。具体计算时，对于不同企业不同工厂跨区布局有生产产品相互联系的，则需要计算企业在区位间生产活动包括原料、零部件、产品等所有需要发生位移的行为的往返运输费用。而对于企业决策中心、利润中心和管理中心跨区分布的即不具有产品生产间联系的，也能从管理角度，如人员往来、管理效率的提高、管理服务发生的费用进行区位差异性的比较。
在对上述六项进行单独计算时，可以进行区位间的比较，判断出各项下的最优区位，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企业有时是适用的，但是一般而言，现代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是必须进行综合比较，利用综合财务评价方法，确定各项权重，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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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考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
1、当前公务员考试现状、趋势及所带来的影响
1.1公务员考试现状
随着国家政治与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国家公职岗位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尤其是国家优秀人才的追捧，公务员考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最近几年以来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公务员考试的热度也不断增加。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将进一步增加，国考的热度必将进一步上升。
1.2时间跨度看趋势
历年报名人数、职位数和招录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新浪网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逐年上升且增加幅度远大于职位数的增加。通过推断不难看出职位的竞争激烈程度，由此可知“国考”已成何等热态。
1.3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带来的影响
（1）积极影响
第一，表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公平，人们可以在政治上充分享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公民通过国考获得了公平的价值观、能力和知识。第二，有利于政府选拔优秀人才。通过竞争，为选拔优秀人才创造了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环境，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消极影响
第一，容易造成人才高消费。过度的“国考热”抢夺了其他行业的人才来源，导致一些行业部门缺乏人才，这些都导致“人才高消费”。第二，“官本位”消极思想蔓延。随着“国考热”的兴起，“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更加的深入人心，这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产生“国考热”的原因
通过对社会当前的实际情况分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可以很好地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国考热”的原因。
2.1主观原因
（1）受雇体的心理、历史因素
根据双元结构理论，一级市场具有更好的工待遇与环境，这些正是人们所寻求的。而公务员职位正符合人们的这些胃口，驱使着人们涌入。同时，政府属于垄断部门，存在高工资、高福利现象，这也同样提升了政府公职的吸引力。另外，“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也促使着尤其是有高学历的人走向公务员工作，更好地发挥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2）受雇体关心自己的待遇和未来
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一级市场的失业形成机制作出了更好的解释,认为一级市场的工资是由议价机制或效率工资决定的。政府通过给予比外部市场更高的工资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减少监督成本。而保留工资的存在使得职员选择自愿失业，这样他们仍可获得可观的收入同时还把职位留给更有能力者。这样的待遇会使更多的人去争夺这个职位还不妨碍另寻出路。
2.2客观原因
（1）政府体制的优势
一级市场的岗位主要是由内部劳动力市场组成，工资的确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管理制度等规则来调控，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公务员的工资受外部经济市场的影响较小，它的变动是受政府工资制度的影响比较稳定，所以公务员的工资一直有其独特的吸引力。由于政府内部存在在自愿失业，这就造成了公务职位的空缺，但同时也为其他有能力的人提供了从事国家公务工作的机会。
一级市场的工作条件通常讲究群体之间的相容性，而不讲究工作技能的高低。在国家公职中，有些并不看重技能的高低，更多的是看中人的品质，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精神。这种职位的存在使得一些专业技能不是很强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同样驱使他们向公务员行列集中。
（2）就业歧视的消除
为了能够保障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选拔往往更注重资历而不愿意去招收社会上的一些优秀人才，因为这些人学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就算上岗但经验不足也会影响效率。但随着就业歧视的消除，政府发现有很多有专业能力的人才甚至不用培训就能胜任工作这也让政府得到实惠，将大门更加敞开。
（3）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二级市场劳动者会养成懒散、无时间观念、不易合作、不尊重人等行为特征。人才的缺乏使得政府在进行改革和人员调配方面步履维艰，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越来越多的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了自身的素质，社会上开始出现能够满足一级市场要求的人才。而政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政府不得不面向社会吸收人才，这种强大的吸引力是高素质的人才可以脱离二级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一级市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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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本分”的中国农民“不安分”起来了，丢掉世代相守的土地，潮涌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势不可挡。而就在同样的时间阶段里，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和下岗的人数剧增。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民与下岗失业者在城中相遇了，于是，农民工“抢”了城市人饭碗的说法出现了，而一些有“正义感”的文人也纷纷提笔为农民工“正名”。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农民涌入城市?什么原因造成了城市人的下岗失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否抢了城市人的饭碗?抢了哪些人的饭碗?他们对城市就业有哪些影响?本文将详细对其进行分析。
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动因分析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宏观政策制度的松动使得农民有可能向城市流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合作化和化的农村管理体制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度膨胀，基本解决了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中国人的粮食问题。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有限的土地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有14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如户籍制度、粮票及其他票证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这些制度逐渐松动，如1977～1980年，国家将农转非比例从1．5‰放宽到2‰，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自理口粮户口制度，90年代初又实行了蓝印户口制度以及80年代以来各种票证的消失，各地粮油市场的放开，都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条件。农民终于可以冲破重重枷锁，向城市挺进。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压抑许久的消费欲望得到了释放，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促进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同时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为农村进城劳动力提供了就业空间。同时，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突破了原有的劳动力配置模式，企业在招工用人、工资分配方面有了一定的自，许多农民以临时工、合同工的身份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就业。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力度的加大，催生出一批民企、私企、三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户，他们在劳动用工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为进城农民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三)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了农民进城就业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扣除物价因素，从1978～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06％。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1978年绝对差额为209．8元，2003年上升到5850元。80年代上半期城乡收入比呈下降趋势，1983、1984年降到1．54：1，达最低点，而1985年又升到1．86：1，虽在90年代又有所回复，但到2003年，又上升到3．23：1。
二、城市下岗失业的原因分析
(一)国有单位的隐性失业显性化
隐性失业是指一个生产单位中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或所使用的劳动数量)超过为达到某一经济指标所必需的数量，而该生产单位又没有对部分劳动者(或劳动数量)作其他用途的配置，让其在生产单位内部存在下去，这部分多余劳动就是隐性失业。在我国，隐性失业的产生与就业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有关。
1．传统计划就业制度的变迁使隐性失业问题暴露出来
在传统计划就业制度下，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用人由国家决定、工资标准由国家制定、劳动者就业由国家分配。建国初期到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而同一时期，城市劳动力数量增加迅速。国家为了实现给所有就业人口提供工作机会的目的，硬性安排工作，对用人单位下达就业指标，结果只能是用隐性失业代替公开的显性失业。80年代后，我国开始实行双轨制就业，单位拥有了较完全的用工权，劳动力也可以自主择业，较自由“进出”单位，积蓄已久的隐性失业问题暴露出来。
2．国企改革的深入加剧了隐性失业的显性化
在改革前，国企的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经营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完成计划指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棘轮效应，即企业若在本期超额完成计划产量，则下一期的计划指标就会被提高。在这样的制度下，理性的企业是不会超产的，而是有意压低当期产量，结果导致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而计划就业制度的存在使国企不得不接受超过其生产要求的劳动力，这部分超出的劳动力就成为隐性失业者。
随着改革的深入，国企经营的目标由完成计划产量转向利润最大化，同时，在劳动用工、工资决定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国企可以按照生产需要来雇用相应数量的劳动力，而那些超过需求的劳动力便由隐蔽状态公开化了。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相当一部分国企实行了非国有化，这些企业在非国有化后拥有了更大的劳动用工权(包括解雇权)，隐性失业显性化表现得更突出。
(二)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结构性失业
如果说国有单位的隐性失业显性化与国情和体制有关，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经济的高速发展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新产业不断出现，老产业逐渐被淘汰，在新旧更替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现象，新产业所需的劳动力短缺，而老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萎缩，因此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三)城市自愿失业的出现
城市人下岗失业后并不是一点就业机会也没有，很多脏、险、累，很不体面的工作还是需要人去做的，但是他们丢不开面子或吃不了苦，宁肯坐等政府安排也不愿于这类工作。因为有下岗失业金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费，即使不工作也不会挨饿，于是便产生了城市自愿失业一族。
三、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对城市就业的影响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城务工
经商的农民与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两支劳动力大军在城市中相逢，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饭碗”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看待。
(一)农民进城“捡饭碗”阶段
建国以来，农民从未停止过向城市流动的步伐，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特点。早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素质普遍较低，甚至低于未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据1986年全国百村劳动力调查，外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比未外出劳动力低0．6年。他们打工的目的也很简单明确――赚钱。他们自认为到城里是卖苦力，只要能赚钱，再脏再苦再累的工作他们都乐于做，而这些工作是城市人不愿做也不能做的。所以，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农民进城“捡饭碗”，“捡”城市人不要的“饭碗”。
(二)农民从“捡饭碗”向“抢饭碗”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失业率大幅上升。巨大的城乡收入差异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此时外出打工的农民素质比早期明显提高，对技术专长也非常重视。1998年全国跨省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有26．1％受过专业技术培训。而同一年，河南省外出劳动力中接受技术培训的占33．2％。在农村外出劳动力中有技术专长的比重更高，1993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中技术专长者占33．7％。1995年对江苏乡镇企业和上海市某街道的调查表明，外来农村劳动力中43．2％有技术专长。可以说现在的农民进城是“有备而来”，他们不再局限于“捡”饭碗，很多人已具备了“抢”饭碗的实力。
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层的特征，即高层次的“人才”市场、中间层次的一般劳动力市场以及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以农村务工者现有的素质和能力，进人高层次人才市场的可能性极小，他们不具备在那块市场“抢”饭碗的实力；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以脏、险、累为特点，城市人不愿或不屑于做，基本上被农村务工者“垄断”，可以说，在这块市场，农民仍然处于“捡饭碗”状态；而中间层次的一般劳动力市场则是下岗失业者和农村务工者都愿意并能够进入的，两者处于竞争状态，所谓的“抢饭碗”就是指这块市场。
(三)“饭碗”属于具有竞争优势者
虽然进城农民素质有所提高，但与城市人比仍处劣势，所以他们只能“抢”一部分城市人的饭碗，这些人便是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普遍特点：一是年龄大，资料显示1997年珠海的下岗失业者中有43％超过36岁，而这一数字在北京和无锡则达到55％；二是技能适应性差，由于这些人过去大多是在国有制造业中工作，这种经历和经验有“资产专用性”，在新兴行业中并不能直接适用；三是教育素质低，这些人的高中教育基本上是在期间完成的，教育质量差。相反，农村务工者则是：年轻，1997年在对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市的调查中，外来农村务工者普遍比下岗失业人员小5岁；接受新技能速度快；教育素质虽低，但不比下岗失业者差。此外，他们更能吃苦耐劳，忍受城市人无法接受的工作条件和较低的工资待遇；勤劳本分，易于管理。所以，在与下岗失业者的竞争中农村务工者占优势。
为了保证当地市民就业，许多地方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清退农民工的政策，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村务工者以其独特的优势而受到用工单位的青睐。可喜的是，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政策逐渐放宽：2000年7月，劳动保障部和国务院提出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2001年底，国家发改委要求取缔面向农民工的七项收费；2004年3月，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了合宪性基础。
(四)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对城市就业的长期影响
短期内，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确实“抢”了一部分城市人的饭碗，但长期来看是有积极效果的。首先，农民进城务工的直接目的是多赚钱，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极大的，腰包鼓了自然会增加消费，对刺激国民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其次，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有效地抑制了城市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扩大再生产，从而扩大就业规模；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低一直是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没有农民这支劳动力大军做后备，这种低成本也很难保持。第三，农村务工者的存在会增加城市劳动者的工作压力，X效率理论告诉我们，外部压力增加会使个人更愿意努力工作，而压力不足则会导致劳动者的努力水平降低。第四，农村经商者创业会增加工作机会。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的调查表明，具有农村户口的城镇私营企业主比例从1983年的零上升到1987年7．4％。也就是说，进城经商的农民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还为城市中的其他劳动者创造了工作机会。
1.1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
局部均衡（partialequilibrium）：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个经济单位或市场的分析是局部均衡分析，此时的市场均衡是局部均衡。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将所有相互联系的各个市场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分析是一般均衡分析，此时的市场均衡是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局部均衡分析，是通过对商品市场供求及决定因素的分析，讨论市场局部均衡价格的决定，而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思想，是要讨论市场一般均衡价格体系的决定。一般均衡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出发，考察每一种商品和每一种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和相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供销量应有的量值。经济学家瓦尔拉斯首创了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他认为经济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局部组成的体系，当消费者偏好、要素供给和生产函数为已知时，就能从数学上论证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可以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即整个经济可以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其一般均衡理论阐明了经济中各个市场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般关系。
1.2引致需求（deriveddemand）
在商品市场上，需求来自消费者。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因此，对商品的需求是直接需求。在要素市场上，需求来自厂商。厂商购买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得到效用，而只能是增加生产的能力，并由此来生产和出售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以获得利润。因此，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间接需求，或者说是一种派生需求，这种需求被称为引致需求。即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由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引致的。
在要素市场上交换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参与者购买或销售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土地、资本或劳动。在商品市场上，交换的是商品和服务。市场参与者角色颠倒过来，消费者购买、厂商出售商品和服务。
2以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及其要素市场为例进行分析
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是体育市场体系中的最具影响力的市场，其可观赏性，使得体育竞赛表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竞赛表演市场是体育市场的中坚市场或主导市场之一，以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为切入点比较有代表性。
2.1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
2.1.1需求主体：
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需求主体即其商品的消费者可以分为：
①对观众来说：赛事本身的欣赏价值和现场体验。
②对媒体来说：赛事的转播价值——参赛队伍、参赛球员、花边新闻、比赛过程及结果、赛场背后等等。
③对赞助企业：赛事作为其产品或服务的目标顾客的沟通平台——赛事特点、赛事影响力和覆盖面等。
④对整体体育界：同场竞技，彼此切磋的机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2.1.2供给主体：主要是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球类俱乐部等。
2.2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供求均衡：
体育赛事的消费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体育赛事商品的数量即其需求（图2：曲线D）。体育赛事的生产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体育赛事商品的数量即其供给（图2：曲线S）。曲线D与曲线S交于E点即供需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供求达到均衡，决定了一个均衡价格P*和均衡赛事场数Q*。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均衡是体育市场体系中的单个市场均衡，属于局部均衡。
2.3与体育竞赛市场相关的要素市场——体育赛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主体
体育赛事的生产要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比赛的场馆需要土地、比赛的举行需要运动员、裁判员等劳动力以及资金等要素。我们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分析其要素市场的均衡。
2.3.1.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主体：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球类俱乐部等
2.3.2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这里以运动员为主）
2.4体育赛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
运动员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体育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工资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量即劳动供给（图3：曲线S′）。体育赛事的生产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体育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工资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运动员劳动量即其劳动力需求（图3：曲线D′）。曲线D′与曲线S′交于F点即供需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体育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达到均衡，决定了一个均衡工资W*和均衡劳动量L*。体育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是体育市场体系中的单个市场均衡也属于局部均衡。
2.5将两个市场联系起来的一般均衡分析
由前面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及引致需求概念可知，体育赛事生产者要聘用运动员、教练员甚至比赛的裁判员其目的并不是直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这种对运动人才的需求是由体育赛事消费者包括观众、赞助商、媒体等对体育赛事的需要派生出来的，即是一种引致需求。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和体育劳动力市场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两个市场，两个市场由体育赛事生产者对运动人才的需求联系起来，并相互作用。例如，某篮球俱乐部聘请姚明为其队员举办一场篮球商业比赛，因为姚明这样的体育明星在体育劳动力市场上是稀缺资源，只有出高价才能聘到，即W*很高，对于俱乐部而言，由于购买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花费变高，即其生产成本相应增加，在图1中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上，供给曲线S就会左移，与聘用其他篮球运动员举行篮球商业比赛相比这场比赛的票价P*就会更高。即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的要素价格变动会影响到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另一方面，同样一个篮球俱乐部迁移到一个绝大多数人喜欢棒球而厌恶篮球的地区进行经营，其竞赛表演市场的需求就会变小，需求曲线D左移，进而引致了俱乐部对篮球运动员的需求减少，在图2中体育赛事劳动力市场上需求曲线D′左移，最后导致均衡工资率W*也随之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体育市场体系中，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与体育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到两个市场的均衡状态，推广到一般，体系中各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仅会影响到自身市场的均衡状态，还会影响到整个体育市场体系的均衡状态，进而影响到体育市场体系的发展。
3建立健全我国体育市场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健全我国刚刚起步不久的体育市场体系，使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体育单个市场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增强市场供给能力，满足人们多种类、多层次的体育需求有着重要的意义。
3.1发展各类体育市场
3.1.1加强和完善体育要素市场的建设
在完善体育要素市场的过程中，特别要加强体育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培育，在加强体育基金会和体育发行的同时，大胆将股份制引进现代体育企业，增强体育企业集资、融资能力，也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逐步成立专门以资助体育、设施建设为主进行体育投资的公共专业体育银行。改革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打破体育劳动力的部门所有制，合理开发和利用体育劳动力市场。同时，大力发展体育技术中介服务和信息咨询业，培育体育技术信息市场和体育房地产市场，使各种体育要素合理配置，提高体育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3.1.2开拓、发展体育专业市场
重点发展那些市场大、投资小、收益高的基础行业。围绕全民健身计划，坚持国家办和社会办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培育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结合奥运争光计划，立足体育竞赛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积极引导体育竞赛的经营活动，大力发展体育竞赛表演市场，逐步建立各种体育竞赛中介服务机构和经纪人制度，并以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和健身娱乐市场为重点发展，带动体育训练服务、体育康复、咨询以及体育用品、体育、体育旅游、体育广告等专业市场的发展。
3.2加强体育市场的主体、本体与客体建设
体育市场的主体是指负责体育市场商品生产、销售的体育实体，承担这一职责的主要是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加强这些协会的产业化进程，使其真正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成为自收自支的市场主体。
3.3培养体育市场经营管理人才
体育市场体系的健全与发展既需要一大批懂体育技术又懂体育经营的通用型人才，又需要一大批通晓国际体育市场经营规范和运动规律的人才。一方面体育院校应重视体育经营管理课程的设置和有关的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对现有的体育工作者进行选拔培训，提高他们的经营素质和管理水平。还应注意从国内外引进人才，将各种懂经营、热爱体育事业的人才招聘到体育部门，为体育市场体系的健全与发展作贡献。
3.4维护体育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和开放性
市场化要求我国体育市场必须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整体。打破地区封锁和垄断，形成全国性的体育市场体系，使体育资源能畅通无阻地流动，从而提高市场的效率，扩大体育市场的规模。体育市场不仅要对内开放，也要对国外开放，使国际、国内体育市场接轨，合理引进外资和国外新的体育项目、管理经验为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