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86―03
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就业难的背后反映的是普通高校毕业生无一技之长、同质化发展与市场所需专业技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促使我们对不同层次高校定位的思考。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定位相对明确，而多数地方普通高校作为夹心层，定位常有“高不成，低不就”的困惑，以至于其所培养的毕业生也处于高不成、低不成的尴尬境地。为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我国进入了现代职业教育时代。诚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言，现代职业教育非传统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主要包括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显然，地方普通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要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高素质的劳动者，即理论够用、技能过硬、上手即用的幼儿教师。
关于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涉及专业基本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等方面，本文重点阐述的是作为未来的幼儿教师必备的设计活动课程的能力。
一、培养学生活动课程设计能力的重要性
（一）活动课程的地位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类型主要为学科课程、活动课程与学生本位课程，幼儿园的课程设置也无外乎此三种课程类型。其中，学科课程分为单学科与综合学科课程，幼儿园五大领域的课程属于综合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分为指定领域课程与非指定领域课程，指定领域的课程包括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等课程；学生本位课程是指融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于一体的新型课程。
学生本位课程在融合学科与活动课程对立特质的同时，从客观上也消解了这些特征，即在课堂上既要突出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又要体现儿童的主体性，通过活动，促进儿童主动探究。事实上，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两种课程的优势往往无法充分体现，这意味着原来课程的优势丧失或变得形式化。另外，如何做到对两种课程特质的兼收并蓄，对于教师来说的确是新的挑战。因此，学生本位课程作为一种新型课程，其设计在理论上是较为理想的，在教师的实际操作中是有难度的，其实施效果还有待于正在进行的教育实践的检验。
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均为数年来被中外的教育实践检验的课程类型，各具优势与不足，正是这两种课程内涵和形式的对立性，更彰显了两者并存的必要性，进而促成课程设置的多样性。从儿童全面发展的角度看，既要有系统学科知识的学习，还需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科课程、活动课程与学生本位课程的并举也许更能成全儿童真正生命的成长，不必盲目否定某一方以求进步。
鉴于我国长期以来学科课程一统天下的历史背景，尽管国家几度进行基础教育、幼儿教育的课程改革，然而，活动课程的开展仍不容乐观，且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二）活动课程的含义及范围
活动课程是根据儿童的经验或团体生活统合起来的课程，其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课程哲学观，所以又称经验课程。活动课程是儿童在活动中主动探究、实践，进而获得经验的课程。这里的“活动”有身体的活动，更有思维的活动。
活动课程不以幼儿教师的讲授为主，也不是幼儿教师用繁杂的问题控制儿童思维的走向；它充分发挥了儿童的主体性，有利于儿童能力的培养。活动课程契合当下的幼儿教育理念和现行的课程观，即幼儿教育应以儿童的发展为本，幼儿园课程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总和，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
在我国幼儿园的课程设置当中，活动课程大致源于三个方面。
1.以单元主题活动、区域活动形式出现的活动课程。这里的单元主题活动与区域活动并不是学科课程之后的课外延伸或补充活动，而是列入课表的正规课程。单元主题活动是指幼儿教师引导幼儿，并与所有幼儿共同探究的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其呈现的形式为幼儿教师围绕某个主题，在一段时间内通过一系列的子活动，逐步达到主题总目标的过程。在实施子活动的过程中，幼儿教师关注的是幼儿的自主探究、动手操作与亲身经历，旨在促进幼儿的自我发现。区域活动是指幼儿教师在活动区内为幼儿提供每一个活动内容所需要的材料，让幼儿在操作材料的过程中探索、体验与发现。因此，区域活动并非无目的的区角自由活动。
2.引进国外的活动课程。如蒙氏课程、福禄贝尔课程及方案教学等生成性课程，这类课程属于以幼儿动手操作教具、主动探究发现为主的活动课程。诚如虞永平所言，只有将幼儿的经验和知识的获得看作幼儿主动建构的过程，幼儿园的课程建设才能从这里起步。
3.改造或创编的活动课程。幼儿教师将科学领域、社会领域等五大领域的课程改造成活动课程，即这些领域课程不再以教师的讲授为主，而是以幼儿的动手操作、主动探究为主。但这类活动课程的产生需要较高素养的教师、相关的教学设施、社区资源等，以此种方式产生的活动课程在国内并不多见。当然，幼儿园还可以自行创编活动课程，这需要依靠本土化教育资源与高素质的师资团队。
值得注意的是，对某些五大领域课程只是改变了教学方法、手段或教学形式，适当加入一些游戏的做法，其实质仍然是以教师精心设计的诸多问题为主线，以层层递进的缜密教学环节作为轨道的学科课程，充其量贴近“学生本位课程”，但并不符合活动课程的特质，因为这种课程始终处于教师的高度控制之下，并非以儿童的自主探究、发现为主，因此，这样改造的学科课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活动课程。
（三）培养学前教育本科生活动课程设计能力的重要性
活动课程是当前幼儿园不可或缺的一种课程类型，且应占据幼儿园课程设置的主导地位。如前所述，学科课程、活动课程与学生本位课程的并举更能成全儿童真正生命的成长，至于三种课程类型所占的比例，一般应依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不同层次教育目标的要求而有所不同。根据学前期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特点，即第一信号系统占绝对优势，以感知觉、动作、具体形象思维为认知基础。而且，幼儿阶段的教育教学目标并非以系统的学科知识为主，主要是培养儿童的兴趣、能力、良好的习惯等。因此，幼儿园活动课程设置的比例应占课程设置总量的多数更为合理。
幼儿园活动课程地位的提升意味着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即职前的幼儿教师必须熟练地掌握不同类型活动课程的内涵、特点及其设计原则、要点。事实上，活动课程的设计能力也是学生就业、与市场需求对接必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当前的幼儿园招聘往往要求应聘者设计一个单元主题活动、区域活动，或上一节蒙氏课，展示一个音乐活动的设计等，而这些课程同属活动课程的范畴或是以活动课程的设计理念出发进行设计的。可见活动课程的设计能力是学生经受就业市场检验的关键能力，是学生人职后设计活动课程、改造活动课程、开发活动课程的重要保证，是学生将来作为幼儿教师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能力，因为活动课程的设计牵涉到作为未来的幼儿教师应该并且有能力带给孩子们何种课程的大问题。
二、我国在职幼儿教师开展活动课程的现状
纵观我国的幼教机构，系统地设置并有效实施活动课程的幼儿教师并不多，仅限于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的部分优质幼儿园中少数的幼儿教师，如苏州市金家坝幼儿园教师尝试结合本土资源创编饲养活动课程；昆山市实验幼儿园教师尝试将单元主题活动与区域活动整合在一起，即以单元主题活动方案为理论指导，按照单元主题活动的子目标在各区域投放材料，实施有目的的区域活动。事实上，我国多数中小城市，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幼儿教师设计活动课程的能力明显不足，造成幼儿园活动课程的数量严重不足，其实施效果也令人担忧。
现列举2014年1月调研的绥化市15所幼儿园的第一手材料，对绥化市幼儿园活动课程的设置与实施加以阐述。在绥化市15所幼儿园中只有7%的幼儿园开展了单元主题活动，有13%的幼儿园开展了区域活动，且此两种活动只是学科课程的课外延伸活动，而非真正的活动课程。有7%的幼儿园开设了福禄贝尔课程或魔力猴课程；关于蒙氏课程的设置涉及的幼儿园相对较多，也仅占27%；至于改造或创编的活动课程并不存在。
在15所幼儿园中，有4所幼儿园开设了活动课程，占本次调研幼儿园总数的27%，其余11所幼儿园没有开设任何一种形式的活动课程。这4所幼儿园的活动课程占每所幼儿园课程设置总量的百分比分别为31%、15%、15%、8%。可见，此次调研的15所幼儿园在课程设置方面仍然是学科课程占据绝对优势，活动课程所占比例过小，甚至多数幼儿园均没有开设活动课程。即便是开设活动课的幼儿园，其活动课的实施效果也着实令人担忧。
诚然，影响活动课程开设的因素众多，但不能否认的是，教师的专业素养是影响幼儿园开设活动课程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调研中发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幼儿教师的来源一般为当地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多数教师只知道学科课程，不理解活动课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引进的活动课程仅停留在模仿、照搬的层次上，不能正确领悟引进课程的精髓，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改造，更无法彰显引进课程的本土化和时代性，至于实施真正的区域活动、单元主题活动、蒙氏课程等也显然是勉为其难，这些教师的专业素养亟待提高。
三、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活动课程设计能力的培养
（一）现状
纵观我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部分高层次院校的学前学生对活动课程的理解较为深入，其活动课程的设计能力也较强。如北京师范大学前专业的学生系统地学习了《幼儿园课程论》，教师采用案例式讲解，深入剖析了不同类型活动课程的特点及设计要点，同时充分利用见习实践，让学生对自行设计的单元主题活动、区域活动进行汇报，对蒙氏教法、多元智能理论在幼儿园中的运用进行研讨等，使学生将所学理论、技能与就业市场频繁对接，专业能力提升较快。当然，学生对于方案教学等生成性活动课程的涉猎仍然较少。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低层次院校，特别是2000年后升本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活动课程的设计能力亟待提高。以绥化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20份，有效回收208份。调研结果显示，68%的学生不能准确理解活动课程的内涵、特点及其类型；75%的学生对幼儿园活动课程设置与实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42%的学生不会设计单元主题活动；69%的学生区域活动的设计不符合活动课程的特点，仅为学科课程的课外自由活动；93%的学生对于现代蒙氏教育理解不够深入，仅停留在传统蒙氏教具的操作上，甚至还有40%的学生连传统的蒙氏教育都不能正确解读；85%的学生不会设计方案教学等生成性活动课程，无法给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如何将幼儿园的领域课程改造成活动课程没有人能够提供恰当的思路，充其量就是将学科课程改造为学生本位课程。
（二）提升学前教育本科生活动课程设计能力的建议
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当中，可以系统地开设“幼儿园课程论”、“幼儿园活动课程设计与指导”、“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等课程，并将其作为专业必修课。为便于学生深入理解不同类型的活动课程，熟练掌握活动课程的内涵、特点及设计要点，可以采用案例式教学。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注意与一线幼儿园紧密联系，增加学生去幼儿园见习的频率及时间，突出学以致用，跟踪指导。关注见习后学生设计的活动课程方案，并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汇报、研讨，及时提升学生活动课程的设计能力。在学生的顶岗实习中明确授课要求，即以不同类型活动课程的形式设计并完成每一节课。
[关键词]古代文人小说；三言；二拍；民间法律秩序；重构
古代文人小说对法律秩序的构建作用,学界已经有所觉察,但尚未展开深入研究。有感于此,本文试图就“三言”“二拍”所传达的法律信息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对古代文人小说在我国古代民间法律秩序建构中的作用作一初步勾勒和评价。
一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文学从业人员是社会的一员,他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氛围之中,拥有特定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其作品就或隐或显地表露出对生活的评价,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一定集团的利益与读者对话。人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读出特定时代的生活气息。很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从根本上说就是一部用文学写就的历史。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于18世纪法国社会史的价值时,称之为“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1](P46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历来就受到史家较多的重视,例如陈寅恪先生提倡“诗史互证”,并且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影响的作品。何新先生说:“陈氏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可以看作他所独创的以诗文为主要材料探史、析史的三部代表作。”[2]具体到古代文人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人们业已认识到“史传孕育了小说文本,小说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承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3](P67)事实上,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小说尽管不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却往往以历史为背景,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因而,通过阅读小说来探史、析史、证史已然达成一定共识。我国“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古代文人小说所蕴涵的史料价值业已引起人们重视,认为冯氏“三言”的成就不只是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充斥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晚明一幅活生生的人情风俗画,富有深透的社会底蕴。[4](P138)因而,通过它们来探索当时社会的法律生活当是可能的。
首先,“三言”“二拍”中蕴涵着丰富的法制风情资料。如果将所有涉及纠纷及其解决的事件都称之为法律故事的话,“三言”“二拍”通篇都是。即使将法律故事范围缩小到官府介入成讼这个层面,数量也很可观。为便于研究,本文仅将法律故事定位在已经实现国家法律秩序与民间法律秩序互动的层面上,即由官府直接加以解决或在官府压力之下获得解决的事件。这部分故事具有较大社会互动价值,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表征出当时法律生活的真实信息。但由于这些故事都有虚构成分,传达的是对于法律秩序的某种信念,因而,姑称之为法制风情资料。“三言”“二拍”讲述了大量法律故事,涉及现代意义上的刑法、民法、婚姻法、继承法和诉讼法诸领域，而比重最大的是刑法命案,占2/3以上。这些故事描绘了县官断案的过程、各方诉讼参与人的心理以及证据的运用等,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明朝中晚期的司法现状。法律故事中保留了丰富的判词、分单、休书、契约等法律文书,其史料价值亦十分可观。
其次,“三言”“二拍”浓缩了当时人们对法律的基本看法。在“三言”“二拍”出现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很多法律故事话本,只是多不可考罢了。凌蒙初说得明白:“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可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5]有感于此,冯梦龙“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6]而成《喻世明言》。凌蒙初则“因取古今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5]而成《拍案惊奇》。可见,“三言”“二拍”中的故事都经过了双重筛选,一是冯、凌觉得无伤大雅,甚至能够促进社会风化的那部分作品,二是冯、凌对故事进行了加工润色,或是情节,或是思想,使故事更具可读性和教育性。归结到法律故事，里面透露的信息既有社会真实的一面,也有作者寄托理想的一面,或是个人思绪喷发的一面。因而,“三言”“二拍”中的法律故事体现了普通百姓和士大夫的共同诉求。
再次,“三言”“二拍”拥有重构民间社会秩序的巨大力量。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以及生活极端贫困,古代社会的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多不是通过正统教育,而是通过借鉴、模仿以及口耳相传的手段实现知识和文化的传承。在知识和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人们一是关注着能够寄托自己理想的文化活动,这也是才子佳人戏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是倾心于对自己生活相关的利益冲突机制的模仿、借鉴,如反映家庭生活琐事的作品,经商发财的作品；一是执着于个人本性的善良、正义感发泄机制的内在渴求,如公案故事等等。“三言”“二拍”非常符合人们的心理,受到时人的热烈欢迎。从“二拍”的出世可以窥见其一斑。凌蒙初说,“三言”出现后,“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5]于是就有了“二拍”。可以想见,“三言”“二拍”在社会上造成的广泛影响。在普通群众一般难于习得法律、一般无缘(或不愿)涉讼的情况下,他们的法律知识就是通过这些故事获得的,他们对法律的预期也是基于这些故事确定的。
二
“三言”“二拍”业经人们初步读解,徐忠明先生读出了“无讼”,[7]范忠信先生读到了“国法即王法”、“法律与天理”、“法律与人情”。[8]考虑到“三言”“二拍”不仅是时代的印记，更是作者表达某种理想的载体。因而,就“三言”“二拍”中所描述的法律秩序来说,既有现实写照的分子,也有作者理想的影子：村夫民妇说的是满口官话,做的是卫道文章。经过文人的努力，“三言”“二拍”给人们传达着下列法律信念:
1.法律是严肃的。“三言”“二拍”的法律故事认为，所有涉法问题都是大事,任何人不得儿戏。上至巡按,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得随意使法弄法。王景隆有意开脱老情人苏三,但他不能明目张胆,而要找一个台阶,所以,在受案后就指示部下“闻知你公正廉能,不肯玩法徇私。你与我把这事情用心问断”(《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开旅店的普通百姓张善发现客人王爵被人杀死在床上,怀疑公差李彪作案,李彪则怀疑店家谋财害命,惊动乡邻,结果，当下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就被拴了,次早送往官府究治(《二刻拍案惊奇•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当三巧儿求丈夫（吴杰）救蒋兴哥时,吴杰道:“且看临审如何。若人命果真,教我也难宽宥”(《喻世明言•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综观“三言”“二拍”,凡涉命案之处,当事人都设法逃匿,知情人则百端讹诈。表面看来是司法腐败，实际上是因为存在“国法如山”的社会共识，要不就根本无须伪装，为开脱行为寻找合法性了。
2.法律是公正的。“三言”“二拍”向人们传导着“正义一定能够实现”的信息。纠纷告到官府后,官府一定会给人公正。尽管诉讼之路不会十分顺畅,但人间自有公理,冤屈之人一定能够获得公正。所以,即使老奸巨滑的倪太守也把希望寄托给了法律。十几年后,当梅氏母子将案件告到滕大尹手中时,滕大尹不仅昭雪了梅氏母子的冤曲,还自肥了一把。滕大尹肥私的行为在今天看来肯定构成犯罪,但结合当时的环境(双方当事人均不明白案情,再加之滕大尹的装神弄鬼)来看,滕大尹当然断得公正,“梅氏同善述不胜之喜,一同磕头拜谢。善继满肚不乐,也只得磕几个头,勉强说句‘多谢恩台主张’”(《喻世明言•选滕大尹鬼断家私》)。法律是公正的,但必须依靠清官才能实现，而且清官一定会来到。这也是我国公案戏永恒的主题。
3.司法是腐败的。古今中外,揭露司法腐败的故事比比皆是。“三言”“二拍”对司法腐败的揭露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对官员贪婪丑态的描绘,揭露衙门黑暗。滕大尹受理倪家继承纠纷案,故意装神弄鬼,侵吞倪家财产,文中虽未着半个“贪”字,但滕大尹贪婪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二是通过揭露公人吏员的狼狈为奸,揭露司法腐败。苏三被捕后,大娘皮氏差人找赵昂去打点,与刑房吏100两,书手80两,掌案的先生50两,门子50两,两班皂隶60两,禁子每人20两,上下打点停当。封了1000两银子,放在坛内,当酒送与王知县,知县受了(《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三是通过对明智人士德行的赞扬,从侧面抨击司法腐败。与滕大尹形成对照,吴太守为人公平正直,不爱那有“贝”的“财”,只爱那无“贝”的才。在韩秀才聘妻案中,吴太守秉公审理,可怜“那些衙门中人虽是受了贿赂,因惮太守严明,谁敢在旁边帮衬一句!自然露了马脚”(《拍案惊奇•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莫大郎智避讼难”的故事也被作者倍加赞赏,“在城棍徒无风起浪,无洞掘蟹。亏得当时立地就认了,这些人还道放了空箭,未肯住手,致有今日之告。若当时略有推托,一涉讼端,正是此辈得志之秋。不要说兄弟这千金要被他诈了去,家里所费,又不知几倍了”(《二刻拍案惊奇•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4.官司在于证据。“三言”“二拍”已经有较明确的证据意识，一是定案须有证据,无证据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陈祈拿不出证据,知县就说:“就是银子有的,当官只凭文券;既没有文券,做甚么断还得你?”陈祈只好败下阵来(《二刻拍案惊奇•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三言”“二拍”中有不少智取证据的段子,如刘推事设柜藏吏智赚供词(《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包龙图智赚合同文(《拍案惊奇•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二是物证效力高于证人证言。定案强调物证,命案要见尸身,钱财纠纷要见旁证。审理过程中,糊涂判官往往因为马虎草率而酿成大案(《喻世明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办案认真的官员则因一个人头而费尽周折(《二刻拍案惊奇•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甚至一代大儒也被奸人钻了空子判了错案,成为后人笑柄(《二刻拍案惊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5.避讼。“三言”“二拍”对于“无讼”“避讼”的宣扬可谓最全面、彻底。通过讲故事,作者描绘了一幅幅恐怖的诉讼图:一是官员贪婪腐败,当事人没有稳定预期。冯梦龙在滕大尹判案之后,感叹:“若是倪继善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将家私平等分析,这千两黄金,弟兄大家该五百两,怎到的滕大尹之手?白白里作成了别人,自己还讨得气闷,又加个不弟不孝之名,千算万计,何曾算计得他人,只算得自家而已”(《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二是成本太高,得不偿失。凌蒙初借莫大郎之口,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诉讼成本太高,最终导致得不偿失的观点,“我家富名久出,谁不动火?这兄弟实是爹爹亲骨血,我不认他时,被光棍弄了去,今日一状,明日一状告将来,告个没休歇。衙门人役个个来诈钱,亲眷朋友人人来拐骗,还有官府思量起发,开了口不怕不送。不知把人家折到那里田地”(《二刻拍案惊奇•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6.阴报的正义。既然“三言”“二拍”把司法腐败揭露无余,是否意味着作者要宣扬采取某种极端手段(如暴力)维护自身利益?恰恰相反,作者构筑了一个纠纷的最高裁决机关———阴报系统,即现世报或来世报——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佛家认为,现世报是因果报应，会在今生兑现；现世报不了的，来世一定会报,总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全部都报。“三言”“二拍”通篇充满阴报的教诲,不管是攻击尼姑和尚的,还是宣扬家庭伦理的和谐,都离不开一个“报”字。报应是一种教义,但在中国古代则带有更多迷信成分,因而,报应观念具有麻醉剂的特点。在权益难于获得救济时,阴报能够抑制纠纷进一步恶化,从而保持社会稳定。不管是命案还是财产纠纷,上天最公平,总有一天,正义一定会实现。
三
一般认为,文化有大小传统之分,大传统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背景,小传统则以相对独立的地方性知识流变为基础。历史上王朝变更频繁,官方法律内容也发生过重大变革,但民间秩序却依然故我。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是，古代文人小说对民间法律秩序重构的结果。由于古代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教育落后,民间文化知识主要依靠民间方式进行传播,国家主流意识观念也基本经过文人、特别是民间文人进行传承。但是,民间文人传承文化的速度非常缓慢,总是传递着一种“过去”的记忆,因而,接受民间文人传承文化的对象———普通百姓也生活在“过去”。百姓在欣赏故事情节时,下意识地接受了作者重构的法律理念,古代文人小说就在意外之中完成了对民间法律秩序的重构。
“三言”“二拍”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告诉人们法律是什么,也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教导人们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纠纷,形成了一个独到的关于民间法律秩序的认识,即法律是公正的,但由于司法腐败,公正的实现可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即使如此,也不必灰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一定会实现。这种经过文人小说重构起来的民间法律观念随着民间艺术的传播而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一个文化落后、缺少竞争的语境里,自然成为秩序重构的文化资源。很大程度上,我国民间法律秩序莫啻于是民间文人重构的秩序。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何新: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J].读书,1986,(5).
[3]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
[4]聂付生.冯梦龙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5]凌蒙初.拍案惊奇•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6]冯梦龙.喻世明言•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清代满、汉文化的交融，是清代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由此也影响着满汉关系的发展。对这一问题，与会学者展开深入的探讨。1.满汉文化交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徐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满洲“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华文明之统绪》，对满洲“汉文化化”问题进行再思索。文章认为，满洲贵族入关之后，一方面，以强行汉人薙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迫使他们“满洲化”。另一方面，以中原为正统，接续“正朔”，以“中国”自居，保持中原文明的连续性，实现“陶熔满汉之第一要务”，力求尽快地融入中华文化脉系，以接续明朝之统绪。满洲“汉文化”化在政策调整上有两方面。一是“参汉酌金”，承袭明代相关政治制度。二是接续中原王朝法统，认同古代帝王政治文化，包括：编纂《明史》，接续正统王朝；尊崇明朝，肯定其功绩；敬天、法祖、亲政、爱民，传承历朝治国纲领；祭祀历代帝王庙，以示认同正统。满洲“汉文化”化，还表现在：尊孔重道，“心崇正学”，作为文化的基本国策；糅合“华夷”一体的“中华”认同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滕绍箴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满汉文化交融研究（一）———论清太祖以儒家思想建国》，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亚洲大陆南北方民族对立说（游牧文化圈与农业文化圈）、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王朝”等观点进行再审视，对满洲入关前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进行分析。指出，满洲入关前并非纯粹的打牲类型，而是半耕半牧，基本进入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不能片面的强调打牲文化。同时，“征服王朝”首领“没有文化”的看法并不全面，后金统治者的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滕先生从吸纳儒家思想、建儒家理想社会、严刑厉法重教民三个方面，对清太祖吸收儒家思想、以儒家理念建国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伯娅研究员提交的文章为《尹继善父子与袁枚的文学交流》，梳理了雍乾时期的满洲重臣尹继善与汉族诗人袁枚的交往与诗文往来，通过他们的文学交流，展示了清代满汉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同时，通过分析尹继善家族的文学成就，也显示了八旗子弟的汉化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关纪新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自我•汉族•中华———清代满人文学叙事之管窥》，将有清一代满族文学的发展脉络做出清晰的梳理，指出，满族与汉族，满族与中华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观察和思考的历史范畴。满汉的文化交融，不可以以“汉化”一言以蔽之。满洲民族在入关和改用汉语文之后，有诸多个性彰显的文化作为。满洲的民族文学，展示了满民族个性独到的生命精彩。需持有中华多民族文化史观，讲到民族交流，并非必然是大的施惠于小的，或者大的吃掉小的。这样的念头，既不科学，也不利于现时中国的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衣长春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乾隆朝八旗官吏与诗文化》，分析了清代诗文化中的政治及民族特征。指出，清代八旗诗人多有政治身份，至乾隆朝，八旗官吏诗人大量涌现，且多有诗集传世；八旗官吏的诗歌创作与政治关联紧密，其内容反映了满洲精神、清代武功及大一统思想；八旗官吏诗人以诗歌为媒介，密切了满汉官吏间的关系，促进了二者的相互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季永海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满译汉籍看汉文化对满文化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进行统计，现存满文图书约有一千种，几乎所有的汉文经典著作都被译成了满文，包括7类：四书五经、伦理道德、军事、历史、文学、佛教、其他。发言对这些译著特点进行分析，介绍了清代出现的一批著名翻译家，从文学、统治理念、军事、宗教、道德观念等方面，介绍了满译汉籍对满文化的影响。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甘德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满汉文康熙遗诏看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对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四份康熙遗诏（满汉文本）进行解读，指出遗诏中，康熙是所谓的“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其统治之国是“中国”，所统治之民是“中国人”；塞外蒙古，非中土之地，但并于中国。康熙于遗诏意援用汉族典故，将满洲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内，自有其因。满洲入关之初即急激汉化，驯至顺治因汉化而下罪己诏。康熙汉化更深，遗诏乃其对前朝满洲本位的反动。康熙以后，汉化之势已成，日后之遗诏，经雍正调和满汉，至咸丰、同治、光绪诸帝，遗诏中再无特别强调中国史事。在满洲汉化的脉络下，康熙遗诏别具意义。2.满汉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小萌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清代满人的幕客———以完颜麟庆家为例》，指出，幕主与幕客并非简单的雇佣关系，其间还穿插着师生关系、姻亲关系、地域关系，因此是一种复合型的关系。从身份构成上考察，麟庆家幕客要高于一般州县衙门的幕客，这在满洲大员衙署中，应带有普遍性。考察清代满汉关系，汉人幕客无疑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大量事实说明：满人在固有的八旗制度（八旗社会）之外，还存在着诸多社交圈，围绕幕主幕客展开的社交网络不过是诸多社交圈中的一个。由此，衍生出错综复杂的满汉关系，这不是狭窄的八旗制度所能容纳、所能规范的。清代满汉关系虽在不断发展，其局限性亦相当明显。满人幕主与汉人幕客的单一雇佣模式，即可为证。归根结底，直至清帝逊位，尽管满汉人在文化上已基本陶融，政治地位并不平等；而雇佣关系中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汉政治不平等的反映。这应是平地一声春雷，最终引爆辛亥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关笑晶博士后的发言题目是《清代直省驻防地旗民关系的考察———旗民的摩擦与调处》，探讨了清代直省驻防地旗民摩擦的形式、内容、官方的调处与效果。指出这一地区旗民摩擦的原因包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驻防官兵对民人的侵扰、在治安管理方面的冲突。由于官府的调解、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导致旗民间的摩擦总体呈弱化趋势，但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虽然直省驻防八旗地的旗人和民人经过上百年的陶融，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但由于八旗驻防本身军事统治的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直至清末，这些矛盾仍无根本解决的方法，且成为破坏旗民关系、乃至酝酿旗民冲突的潜在威胁。
满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的交流
满族文化本身的发展、等，以及清代满洲与境外民族、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1.满族文化辽宁省沈阳故宫博物院姜相顺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清代满族的姓氏杂志》，从满族先世女真等姓氏的形成和演变、清前清初满族姓氏的状况、清中期的满族姓氏、有关姓氏的归属问题、辛亥革命前的满族姓氏、当代满族姓氏个案等六个方面，缕析了从清代至今满族姓氏的变化，对满姓改汉姓等问题也进行了说明。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所阿拉腾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满族的构成》，指出：满族的信仰可以分成两个明显的部分，其一为具有明确体系的部分，以萨满教为其主要内容，以祭祀仪式为其主要操作方式；其二为文化底层的信仰部分，以神圣化的日常行为为其主要内容，并无明确的体系。底层文化为萨满信仰提供存在的基础，而萨满信仰则为历史的存在，即使萨满信仰消亡，而日常行为中的底层信仰可长期存在。目前的调查显示，这种神圣化的日常行为仍然广泛存在于满族中间。从满族文化复兴的角度看，可以使这部分底层文化发扬光大而复兴满族文化整体。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吕萍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满族萨满文化传承———以吉林九台满族石姓为例》，指出吉林九台石姓（石克忒力氏）家族是典型的满族萨满世家，其萨满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据该家族神本子记载已传承八代。传承方式主要通过“神抓”和“族选”两种方式，并有“学乌云”与“落乌云”的萨满仪式。石姓家族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仪式、神歌。可以说，石姓家族及其萨满为满族的萨满文化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王鸿莉助理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旗人劝旗人：＜京话日报＞的旗人言论》，以清末北京销量最广、影响最大的白话报《京话日报》上的旗人言论为对象，讨论特殊历史情境之中，普通的北京旗人怎样看待自己、又怎么看待自己被“排”。就《京话日报》“旗人劝旗人”的言论而言，不管论其数量还是情感力度，旗人作者批判自身毛病的言论远胜于旗人哀诉生计艰难。这并不意味着晚清普通旗人的生计不成问题，只是更清晰地显示出清末十年“排满”思潮中旗人的焦灼不安，具有改良思想的旗人维新志士急切地希望借批判自身以图自救、自强。但这种坦言旗弊的自我批判，实际上却相当于变相地、部分地肯定了“排满”的合理性，意欲不被“排”而论述出“排”的合理，这恰是“旗人劝旗人”的尴尬和悲凉之处。2.清代满洲与朝鲜的交流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小说的满文译本与朝鲜谚解本比较》，对清朝翻译汉语的名著与朝鲜翻译汉语名著的现象进行比较。清朝翻译成满文的小说，所翻译的对象集中于明末清初的小说，大部分是康熙年间之前出现的作品。乾隆之后满族的汉文解读能力普遍提高，不再需要通过翻译看懂中国小说。因此，《红楼梦》及其多种续书都没有加以翻译。朝鲜翻译文学的发展，刚好与此相反。到了晚期，宫廷人物和贵族妇女想读的中国小说越来越多，要求的翻译水平还提高了。在民间力量和民族意识的发扬之下，使用朝鲜文（韩文，Hangul）的机会更多，欣赏朝鲜文作品的倾向更加扩大，因此翻译活动愈加活跃。《红楼梦》及其续书也是很重要的翻译对象，尤其在宫廷生活的女性读者来看，是不可缺少的好题材，因此乐善斋全译本《红楼梦》，特别采取原文注音和汉朝对照的方式，这是小说翻译上少有先例的，可见当时对此书的重视。将满文本翻译小说和朝鲜文翻译小说加以比较，可就整个翻译目录加以比较，还可从两国译官的翻译环境和翻译目的加以比较，还可从翻译的方式和技巧问题上进行分析。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徐丹俍助理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清代八旗社会结构内民族因素》。有清一代中国社会特有的旗、民二元结构下，八旗社会一元结构内民族属性的多样、重要性，远不及民人社会一元结构内多样与影响巨大，但相对中国其他地区，北京区域内满洲、八旗人口所占比重（绝对人口数、人口政治、经济权重）始终处于主导统治地位，故京师旗人社会各级、各类成员其民族属性的影响亦因之变得更加重要。八旗社会一元结构中的民族除满洲、蒙古、汉这种为八旗组织明确了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朝鲜（高丽）、索伦（达斡尔、鄂温克）乃至锡伯、维、藏、俄罗斯等民族。反观旗人社会一元中，满洲、蒙古、汉一类民族属性因素，于其个体成员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影响，明显具有决定性影响，不容丝毫忽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常越男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赫舍里氏“巴克什”家族与清初政治文化》，以满洲“著姓”赫舍里氏的希福家族等为研究对象，展现该家族对清初政治文化的贡献，由此展现满洲文化的特色与兼容性。赫舍里氏“巴克什”家族凭借语言、文学等优势，在绥服蒙古、创立满文、编纂典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清初政治文化建设功绩尤著。赫舍里氏的发展，显示了后金、清初统治者对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视。赫舍里氏家族几代人身体力行，保持忠主、忠君的政治文化传统，家族因而得到发展。而该家族的衰落，也正是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力量失衡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鱼宏亮副研究员提交的题目是《族类思想与文化认同：清初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对《大义觉迷录》的文本分析，参考清初实行政治整合的时代背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古代形式“族类思想”在统治集团与士大夫阶层中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并且就清初期政治文化建构中存在的种族残留与晚清民族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挖掘与阐释。发言中指出清初政治合法性的建设，一直到乾隆时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哈斯巴根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清早期臣僚立誓档的初步研究》，利用满文文本，对在后金国的内政、外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盟誓制度进行分析。指出，明末清初满、蒙地区流行的盟誓习惯有很多相似之处，契约精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颇具实力。由此推断当时满、蒙地区拥有比较相同的政治文化取向。如欲了解清朝的政治文化，深入研究清初的经历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清初在修订原档的基础上撰写太祖朝和太宗朝《实录》等官书时，没有收录相关臣工起誓的习惯，因此深入研究臣工起誓档对了解清初政治文化有重要意义。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李善爱博士生的发言题目是《皇太极时期的满蒙关系———理藩院的设立及其意义》，探讨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对蒙关系的继承性与不同点、皇太极时期的对蒙政策、理藩院的设立等问题。指出，皇太极时期，以后金大汗———大清皇帝为中心，满族宗亲和蒙古王公为外缘的清代统治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皇太极即位后针对蒙古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更具体系。在此过程中，负责蒙古事务机构的诞生是必然的结果。同时，这一时期蒙古衙门———理藩院的作用和对蒙业务的经验，为以后清代藩部统治提供了原型参照。
清代政治制度
清代的政治制度等问题，也是与会学者讨论的议题。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家骥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清代北京城的防卫制度》，利用官修政书，厘清了清代北京城防卫的兵种、设官、所守卫的处所，包括：八旗骁骑营防卫京城的重点处所、八旗步军营的京城防卫、巡捕营之防卫外城、京城报警信炮及其管理。此外，对嘉庆以后北京城防卫制度的变化进行了叙述。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廖晓晴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通过相关史料的考证，提出盛京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二年，吉林和宁古塔官参局设立于乾隆九年。同时，对嘉庆朝的秧参案问题进行探讨，由此展现出政府、官员、百姓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与利益关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玉梅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谈有关清书庶吉士的几个问题》，探讨了选拔清书庶吉士的起迄时间、清书庶吉士的选拔方式与名额、对清书庶吉士的教习与管理。通过史料重新考证，指出选拔清书庶吉士始于顺治三年（1646），停选于道光十八年（1838）。选拔清书庶吉士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有差异，原因在于优秀人才浪费着时间进行艰难的学习，学成却无用武之地，清书庶吉士的选拔由多变少，直至最终被取消。北京联合大学赵连稳编审提交的论文题目是《顺天府尹在金台书院发展中的作用》，探讨了清代顺天府尹对金台书院的贡献及政府在地方教育方面的支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春杨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清代基层社会主雇关系与雇佣纠纷解决》，指出，清代官府在处理雇佣纠纷及命案时，除依据律例中的相关规定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要按照雇佣契约中的约定来办，同时也常常参进情理的因素，综合判断。在基层社会中，雇工和雇主既是雇佣契约达成的主体，也是雇佣契约实施所分别作用的对象。社会力量保证雇佣契约得到遵守和实施，社会强制力通过对于雇工的压制机制和雇主的惩罚机制迫使主雇双方不得不遵守所达成的雇佣契约规定。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系吴忠良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清代中期蒙旗渔业权利与旗界形成———以郭尔罗斯后旗事例为中心》，指出，郭尔罗斯前、后旗等一些蒙旗的旗界，并不是在设旗之初就已确立，而是在其周边设立驻防八旗之后才被划定的。最初的蒙旗旗界的划定并不十分明确。随着渔业权利纷争的产生，旗界才被具体化、明确化。清政府设置驻防城、站台，也促进了蒙旗旗界的形成。清代中期确立的郭尔罗斯前、后旗的旗界，为清代中后期的蒙地招垦、以及清代末期的蒙地开放提供了地理理论上的依据，也对洲国时期的蒙地奉上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
满文文献、文学艺术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