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几年来，股票市场异象（market anomalies）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所谓市场异象，是指那些无法运用传统金融学理论来解释的市场现象。大量市场异象的出现给传统金融学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
有效市场假说（emh）认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所有的股票都能够反应出所有可以获得信息，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利用股票市场上的相关信息获得超额收益（fama，1970）。传统金融学理论认为，市场是充分有效的，投资者是足够理性的，因此，任何信息都不可能创造超额收益（fama，1970）。然而大量的实证数据表明，投资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市场也并非有效的。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了大量市场异象的存在，如月份效应;、星期效应;、月中效应;等，这些异象的存在说明投资者可以利用一些特定的投资策略在股票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率，这大大动摇了传统金融学的根基。
在众多的市场异象中，一月效应;、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是三个非常重要和典型的市场异象。其中，一月效应;是指一月份股票市场收益率显著高于非一月份时期（wachtel，1942）。大多数西方国家股票市场都被证明一月效应显著存在，近几年来，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股票市场的一月效应也基本得到了验证（蒋先玲等，2012；chung-wen（sally）hsu，2005）。价值溢价效应;是指价值型股票的收益率显著高于成长型股票收益率的现象（basu，1977），小公司效应;是指小规模公司的股票收益率高于大规模公司股票收益率的现象（banz，1981）。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股票市场都属于亚太地区的新兴资本市场，在这种个人投资者占市场主体的新兴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更容易受到一些非理性情绪的影响，投资决策易被其左右。因此，将一月效应;分别与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结合是否会有新的市场异象产生？同时，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市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传统文化可能是造成市场异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分别与月份相联系，发现了除一月小公司效应;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市场异象，即一月价值溢价效应;；第二，进一步对研究样本的风险程度进行了划分，发现中国内地投资者在一月份主要偏好高bm值的股票，而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在一月份更偏好小规模公司中的高风险股票；第三，选择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发现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能够对上述两大市场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刻认识新兴市场投资者心理对市场的影响力、完善股票市场运行机制和加快新兴股票市场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当前，国内外文献主要集中在分别验证和解释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而将二者与一月效应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而且，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展开，研究对象很少集中于像中国这类的新兴市场。
（一）价值溢价效应研究
basu（1977）最早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与赢利价格比（earning to price）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赢利价格比的股票收益高于低赢利价格比的股票。随后，rosenberg等（1984）和chan等（1991）又分别发现了股票收益率与账面市值比（book to market equity）及现金流价格比（cash flow to price）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人们把这种具有高账面市值比、高赢利价格比及高现金流价格比的股票称为价值型股票，反之，则为成长型股票。同时，把价值型股票收益高于成长型股票收益的现象称为价值溢价效应;。在此基础上，fama和french（1992）对19631989年间的美国上市公司股票进行系统研究，发现账面市值比最大的10%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比账面市值比最小的10%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每月高1、53%，而且这种差异经过β调整后仍然明显。davis等（2000）把样本区间扩大到19261989年，结论依然成立。
国内关于价值溢价效应;的研究很少，王晋斌（2004）认为，我国存在显著的价值溢价效应，而伍燕然和韩立岩（2009）却认为，股票收益与账面市值比的正向关系不显著。
（二）小公司效应研究
banz（1981）研究发现，小规模公司平均收益率高于大规模公司，而且经过估计贝塔调整后仍然成立，人们称之为小公司效应;。keim（1983）进一步指出，大规模公司与小规模公司的这种收益差异有50%是发生在1月份，也就是说，小公司效应在一月份尤其显著。这种一月效应和小公司效应同时存在的现象称为一月小公司效应;。reinganum（1983）和blume等（1983）利用19631979年的数据，发现小公司在一月份的收益率平均每天上升0、714%。目前，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小公司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验证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小公司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朱宝宪和何治国（2001）采用19951997年的数据发现中国不存在小公司效应;，而刘昱熙和宋旺（2011）采用较新的时间样本，验证了中国a股市场上存在明显的小公司效应;。张兵（2005）利用滚动样本检验法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小公司一月效应显著，但风险最大。
综上，国内文献都局限于验证我国股票市场价值溢价效应与小公司效应是否成立，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相对于国内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分别与月份联系起来，并从行为金融的角度对这两种异象给予了解释。
三、数据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自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中国沪深两市所有a股、香港和台湾股票市场所有股票作为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股票及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彭博数据库（bloomberg），包括股票收益率、市场收益率、公司市值、公司账面值和息税前利润等。
（二）研究方法
1、 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检验。本文采用fama & macbeth的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法，采用月度数据分别对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样本和非一月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检验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的具体模型分别如下所示：
rit-rmt=？琢0+？琢1bmit+？着t（1）
rit-rmt=？琢0+？琢1sizeit+？着t（2）
其中，rit-rmt表示股票i第t月的股票收益率减去第t月的市场收益率；bmit为公司i在第t月的权益账面值与市场价值之比；sizeit为公司本文由收集整理i在第t月的市场价值的自然对数值。
2、 不同风险条件下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检验。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偏好投资于高bm的公司或是小市值的公司，还是偏好投资于高风险的高bm公司或是高风险的小市值公司呢？为了检验三大新兴市场中存在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是否与股票的风险程度有关，本文进一步根据每支股票在上一个年度的月度收益率标准差将每个市场的股票都分成5个组合，每年进行一次调整。其中，在样本区间内风险程度最低的20%的股票为var1，风险程度最高的20%的股票为var5。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下，分别比较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为了同时考虑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本文采用模型（3）进行验证，如下所示：
rit-rmt=？琢0+？琢1bmit+？琢2sizeit+？着t（3）
其中，模型中每个变量的具体含义与模型（1）和模型（2）一致。
3、 春节文化对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的解释。由于本文选取的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厚，因此，农历春节对于这三个市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大多数公司及企事业单位都会为了奖励员工过去一年的认真工作在农历春节前（一月份）颁发年终奖金。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指出投资者会出现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根据资金的来源、所在和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分类并放置于不同的账户，分别进行投资决策。由于年终奖金与日常工资不同，这笔年终奖金的获得会促使投资者对风险的规避程度降低，对高风险股票的偏好增强。由于账面市值比（bm）越大的公司以及市值越小的公司风险程度越高，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存在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都与三大市场的春节文化背景有关。
由于公司的息税前利润（ebit）能够代表公司的赢利能力，公司赢利越多给员工年底颁发的奖金就越多；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增长率越高，说明今年创造的财富水平远高于去年，对于公司（企业）而言即代表今年的利润水平较去年大幅提高，因此，公司（企业）给员工的年终奖金会越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分别选取三大新兴市场上市公司在前一年的息税前利润（ebit）和三个国家（地区）前一年的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年终奖金高低的指标。分别根据以上两个指标的高低，将三大新兴市场分成两组，利用模型（3）对每个组合进行回归分析。
四、实证及结果分析
（一）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
根据模型（1）和模型（2），若bm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该市场存在价值溢价效应，即高bm值的公司收益率显著高于低bm值的公司；若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该市场存在小公司效应，即小规模公司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大规模的公司。
对三大新兴市场一月份和非一月份的价值溢价效应及小公司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中国内地市场在一月份的bm系数为0、038且显著为正，而在非一月份bm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内地市场存在一月价值溢价效应。而中国内地市场在一月份的size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内地市场不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香港市场和台湾市场的情况比较类似，在一月份，两个市场的bm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两个市场并不存在一月价值溢价效应。而在一月份，两个市场的siz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为-0、089和-0、007，且系数的绝对值都高于非一月份的系数绝对值，说明两个市场存在
一月小公司效应，且该效应高于非一月份水平。
（二）不同风险条件下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
根据股票前一年月度收益率的标准差将每个市场的股票分成5个组合，采用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在中国内地市场存在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因此观察回归结果中五个风险水平下的bm系数，发现在每个风险水平下，bm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没有依次增加或减小的规律，说明在中国内地市场，投资者偏好于在一月份投资高bm值的公司，与公司所处的风险等级无关。而在香港市场，只有在var4和var5这两个风险水平下，size的系数才显著为负，且var5组合中的系数为-0、021，其绝对值高于var4组合中的-0、014，这两点充分说明在香港市场上，投资者不是单纯偏好投资于小规模公司，而是偏好投资于高风险的小规模公司。台湾市场和香港市场的情况类似，只有在var5组合中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他组合均不显著，也说明台湾市场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风险的小规模公司。综上，中国内地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与风险水平无关，而香港和台湾的一月小公司效应在风险水平越高的组合中表现越明显。
（三）春节文化对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的解释
选择公司前一年的息税前利润（ebit）和所在国家（地区）前一年的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年终奖金高低的指标，分别将息税前利润（ebit）和gdp增长率分成高低两个组合。由于中国内地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与风险水平无关，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只对中国内地一月份整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而由于香港和台湾两大新兴市场的一月小公司效应与风险水平密切相关，只存在于高风险的组合中，因此，仍然将一月份的样本分成5个风险水平进行分析。
如表3所示，在利用息税前利润（ebit）对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在中国内地市场中，高ebit样本中的bm系数为0、061，且显著；低ebit样本中的bm系数也显著为正，为0、022，小于高ebit样本中bm的系数。说明年终奖金越高，中国内地投资者越倾向于在一月份投资于高bm值的股票，导致一月份价值溢价效应较大。而在香港市场，高ebit样本中的var2和var4组合的size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0、015和-0、021，说明随着风险水平的提高，一月份小公司效应越明显；而在低ebit样本中，无论风险水平高低，均不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说明年终奖金越高，香港市场的一月小公司效应越明显，而当年终奖金较低时，不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在高ebit样本中，台湾市场只有在var5组合中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值为-0、019；在低ebit样本中，var5组合中size的系数为-0、004，其绝对值低于高ebit样本的系数。
在利用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年终奖金指标的分析结果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如表4所示。在内地市场，高gdp增长率样本中，bm的系数为0、052，低gdp样本中，bm系数为0、032。说明年终奖金越高，投资者越倾向投资于高bm的股票。而在香港市场和台湾市场，在高gdp增长率样本中，分别在var4、var5和var5组合中一月小公司效应显著，而在低gdp增长率样本中，一月小公司效应均不存在。充分说明在这两个市场，年终奖金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月小公司效应的存在。
选取ebit和gdp增长率作为年终奖金高低的变量，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了基于春节文化背景下的年终奖金能够解释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
五、结论
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都属于新兴资本市场，个人投资者主体易受非理性因素影响，且三大新兴市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三大新兴市场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市场异象。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国应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建立区域性的监管体系，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体系，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督，能够在较早阶段就发现危机的迹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2）区域最终贷款人。危机之后，有关建立区域性最终贷款人的呼声甚高。区域性的最终贷款人应该是对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补充。区域内的各国更熟悉彼此的情况，更容易给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改革建议，所以能够更有效地防范流动性危机。目前，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共同抵御货币危机，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3）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度可能是导致货币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多为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对其出口和吸引外资都十分不利。这些经济体可能面临着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的两年选择。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实行非常“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如阿根廷曾经实行的货币局制度，但是阿根廷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货币局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无法依赖于所盯住货币的发行国作为最终贷款人。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盯住的是美元，一旦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只是袖手旁观。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似乎能够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即通过建立一种区域汇率联动机制，既消除了区域内部的汇率波动，又能够保持区域货币与区域外货币的自由调节，兼得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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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0-96、
[3] Miller， P、， Botham，R、Business Clusters in the UK：A First Assessment[R]、Trade and Industry Main Report，2001、23-35、
[4] 蔡宁，吴结兵、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资源的结构性整合[J]、中国工业经济，2002，（7）：45-49、
[5] Haggett，P、 A Computer Appreciation Course for First Yea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1985，（10）：345-351、
[6] Ellison，G、，Glaeser，E、Geographic，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 Dartboard Approac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5）：889-899、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实践 深圳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5）03-0089-04
[作者简介] 汪云兴（1984 ― ），江西婺源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阮萌（1967 ― ），广西藤县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
“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强统筹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定出台了相关规划和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上取得了较好成效，为“十三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4年，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达1、88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35%，5年年均增长约20%，约为同期GDP比重增速的2倍。实践证明，通过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对于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必要的，也是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
一、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符合一般产业的共性规律，也具备新兴产业的个性特征，更拥有其自身的特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动态性、全局性、长远性、风险性等特征会影响着其规划问题，对于规划方法选择、发展重点遴选、发展目标制定、配套政策支持等有着特殊要求。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就需要国家或地区从战略层面给予全局考虑，而不仅仅只考虑产业发展规划问题；动态性就需要在制定规划过程中考虑发展重点、发展目标和支持手段的动态调整等；长远性和风险性就需要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不能仅仅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近期“显绩”，而也应当注重远期发展的“潜绩”，同时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要加强转变职能，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让企业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等。
“十二五”以来，我国各地高度重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仅就规划本身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发展方向上，存在区域趋同、重复布局、重点不突出等问题。由于没有长期的发展思路和统筹安排，各地投资盲目、产能严重过剩，据有关资料统计，2008～2011三年间中国光伏企业数量增长近5倍。在发展目标上，存在需求导向、区域攀比等问题，一些地方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时，一方面结合了当地企业未来发展规划和计划，另一方面还考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当地经济总量的比重以及与有关地区的总量比较，以此来综合制定发展目标。在政策制定方面，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特定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在税收、人才、土地、等方面实施了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发展。但从企业调研所反映的政策需求来看，大部分企业更多的是需要政府给予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政策体系，避免政策有失公平，防止政策碎片化。
二、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实践
（一）以市场发展需求来明确规划主要内容
深圳在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过程中，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趋势判断法、数学模型法等各种方法，逐步积累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划范式和思路。从规划理念来看，由于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是各类产业经济活动的最终承载主体，产业发展水平实质是企业发展能力的集合体现，因此深圳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始终将调研企业、分析企业、培育企业、发展企业等贯彻规划全过程，突出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从规划内容和架构来看，深圳编制出台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文化创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政策，基本包含发展基础与形势、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大工程、保障措施五方面内容。此外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表现形式丰富，使重点领域的发展目标、重大工程和政策需求等内容更加突出和清晰。
（二）以市场发展方向为重点明确发展导向
深圳在编制相关专业规划过程中，深入开展企业调研，从企业所在行业情况和优势特色，全面了解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和优势，以此来选择具体的产业及其细分行业。一是始终坚持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选择了具有比较优势和深圳特色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在相关产业细分领域，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选择了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并符合深圳发展方向的细分领域，给予重点扶持；三是在产业界定方面，更加侧重对未来一定时期内产业发展重点的论证，更加注重产业发展重点的开放性，并根据产业发展动态进行适时调整。
以互联网产业规划为例，深圳依据咨询报告、企业、行业协会和相关专家意见，结合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部分细分行业进行归类合并和调整。提出重点发展互联网基础服务业和互联网应用服务业。其中，互联网基础服务包括接入服务、域名注册服务（DNS）、设备托管服务（IDC）和网络加速服务（CDN）等；互联应用服务包括电子商务、网络娱乐、网络内容、网络通讯、信息检索、数据挖掘和其他新兴互联网应用服务。以新材料产业为例，根据国家有关分类体系，深入分析各省市新材料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结合深圳市新材料产业实际，充分征求业内专家、企业、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等意见，提出了支撑领域、优势领域、新兴领域三大重点领域。
（三）以整合企业计划为核心制定发展目标
深圳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既考虑了总体目标和分项目标，又考虑了产业特色目标；既制定了近期目标，又提出了远期定位；既运用自身产业基础加以推算，又结合了发展环境加以佐证，尽可能客观制定发展目标。从近几年深圳实施情况来看，各项规划目标总体进展良好，个别指标还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以互联网产业规划为例，深圳主要对典型企业、龙头企业、知名企业、行业协会进行调查，并对有关协会、企业调查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得出产业基础数据。关于产业增速及目标的测算，主要是根据重点企业抽样调查测算数据，并参照全国互联网市场规模发展速度的预测，以及有关专家、企业和协会的预测，提出了深圳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和目标。以生物产业为例，深圳结合生物领域发展情况，在创新药物、生物医疗设备等细分领域提出了具体目标，并提出在生物医疗、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等方面，成为以生物医疗设备为突出特色、世界重要的生物医疗产业集聚区；世界领先的基因治疗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基地、亚洲最大的疫苗生产中心、中国领先的创新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和药品制剂出口基地；中国领先的转基因农作物、绿色农用生物制品创新与产业化基地、南中国海地区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地；中国领先的水处理、生态修复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等特色目标。
（四）以弥补市场不足为导向制定配套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专项资金、自主创新、人才政策、融资政策、重大项目、税收政策、土地政策、政府采购、营造环境等方方面面内容。深圳在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过程中，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以服务企业、促进产业发展为核心；二是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根据深圳相关细分行业比较优势，围绕产业培育和发展制订有关政策措施；三是从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着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策引导作用，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研究制订政策；四是注重与现有政策衔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五是从需求侧出发，加快推进相关应用示范，着力培育市场需求，带动产业发展。近年来，通过规划和政策的实施，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和规划建议
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过程中，无论是发展方向及重点，还是发展目标及政策等都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同时以“负面清单”思路厘清政府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以此达到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平衡。在总结深圳“亲市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编制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国家“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规划提出四点建议：注重因地制宜，加强规划统筹；注重远近结合，灵活确定目标；弱化政府扶持，完整政策体系；强化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环境。
（一）注重因地制宜，加强规划统筹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综合国际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应加强统筹部署，树立“亲市场”规划理念，结合新形势，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制定“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加强对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息引导和宏观指导，明确不同区域总体功能定位和重点发展方向。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开放创新，结合国家规划，从各地实际情况，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行业，制定出台发展规划，引导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在规划和政策实施过程中，注重研究新情况、新趋势、新问题，针对产业新变化，适时调整发展重点和政策内容，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
（二）注重远近结合，灵活确定目标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长期工作任务，必须坚持提升国民经济长远竞争力与支撑当前发展相结合。要着眼长远，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重大前沿性领域及早部署，积极培育先导产业。同时，要立足当前，推进对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具有重大作用的相关产业加快发展，推动高技术产业健康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支柱产业。
要结合空间时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着力发展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好、带动作用强的行业，提升城市乃至国家经济长远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情况，制定近期发展目标和远期发展定位。在制定具体定量目标时，建议将预测周期定为2～3年，尽可能使发展目标与实际情况接近；在制定远期发展定位时，建议将预测周期定为5年；在确定宏观战略时，一般可将预测周期定为10～20年。此外，在针对不同细分行业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时，可根据不同细分产业的本质和特征，制定能够反映产业特色的发展目标。
（三）弱化政府扶持，完整政策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于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阶段，总体上要区别对待，弱化直接财政扶持。加强“需求侧”政策创新，注重“供给侧”政策配套，形成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对于市场主体先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等具有一定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行为，给予适当财政资金扶持。对于完善标准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人才保障、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等，建议政府尽可能采取非财政资金补助方式，更多地通过创造市场需求、给予配套便利等间接引导型政策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建议各地要因地制宜，从全局系统角度出发，制定涵盖财税、金融、人才、土地、创新、市场、示范、改革等全方位系统支持政策，对于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给予分类扶持。
（四）强化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环境
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强化必然导致竞争政策的弱化，这对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产业政策的效率会越来越低，负面影响将会随之增大，政府直接扶持政策的内在缺陷在某些领域和环节会逐步显露，这就要求政府扶持产业发展的重点要转向竞争性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首先要强化市场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其次要加强政府引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为各类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公平、良好的环境，针对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有效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政策激励和组织协调作用。再次要优化政府政策执行方式，建立公平透明的财政资金扶持管理办法，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改变社会上所谓的“分项目、分资金”传统方式。最后要加强规划政策执行的监管和绩效评估，鼓励社会参与，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Z]、2010-10-10、
[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Z]、2012-7-9、
[3]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的通知[Z]、2009-9-16、
[4]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互联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的通知[Z]、2009-12-28、
[5]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Z]、2011-12-29、
[6] 李若馨，陈静、目标增速倍超GDP各地新兴产业投资“抢跑”[N]、中国证券报，2011-2-15、
[7] 骆祖春，范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科技管理研究，2011，7：35-38、
[8] 赵西君，吴殿廷，何燕，宋金平、 基于集群理论的产业规划模式探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1，16（3）：59-64、
关键词：中小企业 产业集群 创新网络
以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为中心的30分钟车程的地域内，集聚了从事纺织产品生产、贸易、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大量中小企业。到2003年底止，绍兴县拥有各类纺织生产企业4085家，从业人员15、8万人；销售企业1万多家，从业人员几十万。2003年全县实现纺织业产值660、2亿元，销售收入640、 8亿元，利润30、5亿元，分别占到全县经济总量的74、8％、74、4％和65、7％。2003年，绍兴县纺织产业自营出口23亿美元，产品销往亚洲、中东、非洲等157个国家和地区，在中低档产品市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绍兴轻纺产业的竞争力源自于大量关联企业和机构在域集聚所形成的创新网络。它形成了从面料开发、印花设计、化纤纺纱、坯布织造、布料印染、染料生产、纺机制造、服装加工、信息服务，到产品销售的分工与合作体系。这种网络作为技术外包、人才交流、加工外协、信息共享、产品销售等外部平台，是广大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境，也是在市场竞争过程逐渐形成的。网络的形成是生活、文化、经营和技术活动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营销与生产的镶嵌过程。
一、绍兴纺织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形成
绍兴纺织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形成最根本源于历史纺织文化积淀所孕育的大量企业以及企业家，在核心要素市场网络的作用下，充分整合企业、企业家、科研机构、大学等社会资源，在政府扶持的催化作用下，网络最终形成。
（一）历史纺织文化的积淀，孕育区域纺织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
绍兴县作为一个轻纺大县，有着厚重的纺织业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史籍载，绍兴境内丝织业自越王勾践“劝农桑”、西施浣纱、勾践夫人自织后，民间历来重农桑、事机织，以此为生，所产丝绸以数量多、质量优、名品迭出著称。在漫长的历史中，蚕桑养植和纺织一直是绍兴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绍兴的居民因而得以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纺织经验和技能，形成了纺织产业所必须的一系列“专业性或特定性要素”。这种特定性要素是固化于历史积淀下来的纺织文化之中，具有“非竞争性”或集群网络区域内企业的核心要素，它们是无法从要素市场公开买卖获得，也不容易流失，因此成为该地区核心竞争优势的源泉。
（二）商贸与产业的镶嵌，构筑市场网络，孵化核心要素
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网络的发展得益于中国轻纺城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早在1985年绍兴柯桥就自发形成以交易布匹为主的农村集贸市场， “布街”，主要交易乡镇企业的纺织产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交易越来越红火，交易规模逐步扩大。1987年，在“布街”基础上扩展了第二代的西区交易市场。1988年10月1日，在政府部门的牵头下，柯桥轻纺市场(中国轻纺城)应运而生。接着，第三代的中区和东区（1991、1992年）以及第四代的北市（1992年）和西市（1993年）相继建成，终于在绍兴柯桥本地组建了由东、中、西、北四大交易区19个专业市场为主体的核心市场网络。其中，含纺织品市场13个、轻纺原料市场1个、纺机及轻工类产品市场5个，它们在区域内既独立形成各具特色的专业区块，又遥相呼应、相互配套，编织成一张规模庞大的纺织品及相关原辅材料交易流通的市场网络。
中国轻纺城市场及其网络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切入门槛的营销平台，正好为广大农民企业家、中小企业来提供了很好的市场渠道，使得大批具有一定技能的创业者得到了锻炼。 轻纺城对绍兴产业集群产生的作用概括起来有：
1、信息的集聚与扩散的作用。专业市场周围因其拥有大量的经营者和客流量，集中了上万种商品于同一场所进行陈列和交易，由于其特有的市场组织形式和近乎完全竞争性，商品的交易过程都是公开进行，起到商品、技术和市场供求的信息集聚作用，是广大中小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重要场所。
2、专业市场是吸附小企业的市场磁铁。小企业没有自己固定的营销渠道，尤其是家庭工业更是依靠专业市场这个营销渠道，有60％以上的中小企业是依靠专业市场销售产品（池仁勇，2004）。
3、专业市场成为人员交流、产品交换、技术交易的重要结点。中国轻纺城作为纺织品交易场所，吸引了大批试销新产品的企业家，也是科研机构寻找科技成果需求方的场所，更是产品采购者的乐园。所以，中国轻纺城成为连结企业、科研机构、客户以及中介的纽带。
（三）政策催化，基础设施完善，给“核心要素”注入新的活力
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网络的培育发展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在绍兴县各级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和管理的作用下进行的，与绍兴政府努力营造宽松、开放的大环境以及在鼓励产学研合作、引导企业创新的政策分不开的。为了促进绍兴地区纺织产业技术创新，该县政府先后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华大学等多家著名院校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等多种渠道密切产学研关系，为企业与科研机构构建创新协作网络创造了条件。同时，地方政府还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激励企业创新。例如，针对国内外市场不断变化对纺织业的挑战，绍兴县组织开展了以产品升值、市场扩容和企业增效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年”活动。针对要素制约对纺织业发展的影响，结合新一轮产业升级，该县近期又组织开展了“双高一新”(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新产品)面料竞赛活动，通过抓示范、抓激励，引导纺织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1998－2002年共组织实施省级以上新产品开发计划项目240项。2003年又新开发省级以上新产品61项，其中国家重点新产品6项、省级新产品55项，大大提高了全县纺织品档次和纺织业整体效益。每年专拨150-200万元科技经费，扶持纺织面料创新科技攻关工程实施。2004年，他们又以推进“染整革命”为重点，扎实开展纺织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邀请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东华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纺科院等院系的印染行业专家教授进行专题研讨，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实施面向全国招标的纺织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扶持实施纺织产业十大科技攻关项目，加快了高新技术在纺织产业上的推广和应用，加速了该县纺织产业升级。
(四)科研机构的融入，产学研合作，编制创新网络“结点”
绍兴纺织产业集群还包括科研机构，调查显示，国内有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与该产业集群中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与经常合作。例如，大和印染服装集团公司、天马集团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发出计算机自动调浆控制系统，填补了一项国产化的技术空白。宇华布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东华大学强强合作成立了“宇华”纺织品研究所；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与同济大学、东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及北京机床研究所等科研院所进行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并设有北京理工大学华能机电研究所；绍兴轻纺科技中心更与十多家知名院校协作设立了绍兴虚拟纺织科学研究院。到2003年底，全县已有各类技术开发中心131家，其中厂办研究所或技术中心91家。企业、大学、研究所之间通过各种产学研合作把整个技术创新网络中的结点连接起来，把全国技术整合到绍兴产业集群中去。
二、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网络的主要功能
如上所述，各种类型机构在技术创新链中分工与合作所构成的关系连结，构筑了产品、知识、信息、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流动为纽带的灵活、高效的区域网络系统。这个系统产生了极其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社会分工，减少交易费用，提高区域竞争能力。
（一）促进社会分工、提高创新效率
创新网络为市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方便了各种机构、人员之间的交流，因而促进资源的流动。尤其，对于内部资源缺乏的中小企业来说，寻找外部合作的信息搜索成本、契约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大降低，激励它们技术外包。而对于技术供给方的科研机构来说，技术外部需求的增加产生外部合作的利益驱动，激励寻找合作项目的积极性。技术交易的结果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技术分工与合作机制的形成，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
（二）促进产品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流动，创造更多的创新机遇
位于集群网络内的中国轻纺城不仅是纺织产品的集散中心和营销网络，更是产品与技术信息的窗口，绍兴纺织企业可以通过轻纺城来获得大量的市场信息和产品信息。而这些信息通过又通过人员的流动、接触，在网络各个结点之间迅速传递、扩散，从而中小企业有条件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及时市场信息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机会、避免了集群内中小企业的重复开发和过度竞争。同时，中小企业依据轻纺城提供的及时、准确、可靠的产品和市场信息，积极开发各类差别化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创新，既适应了市场中多变的需求，又形成了企业的独特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也增加中小企业各项创新活动的投资回报。
（三）促进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和共享，节省了企业创新成本
绍兴纺织产业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使原本各自为营的行为主体通过各种网络关系联接起来，并且借助网络化的协作实现共同创新。创新群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使得分属于各个小团体的稀缺资源也因结点间的合作需要而被聚集起来，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功用。因此，企业依托集群网络可以便捷地共享网络内不同主体的创新资源，有效地整合区域内外技术、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为本企业的创新活动服务。网络合作不仅大大节省了创新成本，降低了创新风险，而且充足的资源支持也为更多创新项目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四）提高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
企业集群网络使得原本孤立、分散的中小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网络化的协作，使得区域内频繁开展各类创新，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极大地满足了绍兴中小纺织企业对纺织印染新产品、新技术的迫切需求，提高了绍兴县纺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王尉东，2003）。创新网络对绍兴地区纺织产业竞争力的贡献也通过规模效益表现出来。产业集群作为一个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网络，实际上表现为外部化的大规模专业生产，这种规模生产与大企业的不同之处是柔性组织方式。它融合了大企业规模生产与小企业竞争性以及灵活性的优点，是整个产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网络是在传统纺织文化积淀过程中孕育产生的核心要素经过孵化、培育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种网络是一个区域创新系统，对推动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起到重要的作用。它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治理结构，节约交易费用、产生外部规模效益，尤其，对同业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域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要真正成为一个区域创新网络，不是各种机构的简单扎堆，而是，各种结点的有机联接。网络中结点的联接、互动是促进创新资源共享、促进区域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创新发生频率、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源泉。因此，区域创新网络治理的关键是增加结点资源，同时，强化结点的互动。
[参考文献]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路径研究
基金项目：受华北理工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唐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201421）；“唐山市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20142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7月8日
一、唐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2014年数据显示，唐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其增加值高达130、4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个百分点，53个行业小类中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以及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增加值位列前三，是全市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中，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贡献最大，其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38%。目前，全市重点实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123项，总投资高达1，236亿元，较2012年增加了190亿元。其中在建项目78项，总投资583亿元，年度投资147亿元，较2012年增加了35亿元。2013年，在政府高度重视下，唐山市全年共有34个项目列入国家和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计划，共争取补助资金1、22亿元。
由此可见，近几年唐山战略性产业均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具体发展情况如下：（1）高端装备制造业：2014年拥有244家企业，创造产值232、95亿元，该行业产品的附加值高，初具规模的代表企业有开城集团、百川集团、汇中集团及唐山轨道客车公司；（2）生物医药产业：目前拥有39家企业，年产值18、7亿元，主要以法国赛诺菲为首，涉及的行业有化学制药、有机肥料、发酵等；（3）新材料产业：目前拥有195家企业，年产值58、6亿元，主要以海螺型材、唐山君业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为首，涉及耐火材料、建材及化工产业；（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105家企业，创造产值27亿元，主要以唐山晶源裕丰电子有限公司为首，涉及电子元器件、软件等行业；（5）节能环保产业：22家企业，年产值11、2亿元，在培育的基础上稳步发展，已成为行业龙头企业；（6）新能源产业：11家企业，年产值27、6亿元，发展较快，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二、唐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一）外部市场环境
1、区位优势。在交通方面，唐山地处交通要地，是华北地区衔接东北地区的咽喉地带。铁路、公路、高速公路、港口相互交织。京沈、津唐、唐港、唐承、沿海高速公路与环城高速公路、国道相互衔接，构成了七通八达的陆地交通网。这有利于唐山形成东西互动，南北互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格局。
2、历史机遇。首先，全球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为唐山城市转型提供了契机；其次，我国在2010年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唐山开展创新城市试点建设，为唐山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了基础；第三，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唐山市出台了《十二五规划纲要》，为唐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政策支撑。由此可见，唐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是大势所趋。
（二）内部市场环境
1、科研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新技术需求高，需要不断的进行科技创新，2014年唐山组织实施至少15项关键技术开发项目，培养了至少10家示范企业，推进6个园区基地建设，还有争创了1家省级技术研究院，新建了20家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专利发明与申请方面，力争2015年较2010年翻1倍。总之，这些举措对唐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重要意义。
2、高新区产业集聚发展情况。唐山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聚集在高新区。高新区现有企业600家，目前已经拥有六大特色产业，其中焊接产业、机器人产业均已经列入了国家火炬计划中，焊接产业基地产品主要包括五大类，机器人产业基地目前已经有六大类机器人，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形成了以汽车发动机铸件、进气歧管、传动装置、变速箱摩擦材料、挖掘机部件、专用汽车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由此可见，目前唐山市经济体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呈现弱市场和弱政府的特点；虽然唐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但是产业基础发展中也有缺陷，主要表现为产业数量少、投资规模小、集聚度相对偏低、缺乏龙头企业、对产业的带动力较小、不利于产业整体发展。唐山市的市场环境存在优势，但也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产学研合作不够深入、科研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等。显然，这些问题一方面与产业正处的发展阶段相关；另一方面与政府干预程度相关，这就要结合唐山市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般发展路径分类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般发展路径从驱动力影响因素考虑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形式是市场培育下的内生式发展路径，是指该产业在市场竞争中，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优先占领市场，取得生产要素，适合该路径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主要以美国和欧美等国家为代表；第二种形式是政府培育下的外推式发展路径，是指该产业在市场竞争中，主要依靠政府的倾斜式扶持，来优先占领市场份额，取得生产要素，适合该路径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以东亚各国为代表；第三种形式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发展路径，是指该产业在市场竞争中，仅依靠市场或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无法发展壮大，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来谋求发展，主要以日本及我国部分城市为代表。
四、适合唐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
总之，基于以上对唐山市产业基础发展优势及不足分析、市场内部及外部环境分析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般发展的三种路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唐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时候存在市场失灵，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调节。因此，唐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选择的路径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远远、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研究[D]、郑州大学、2012、5、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 资本管制 启示
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资本管制又细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类。与数量型管制相比，价格型管制的管理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且寻租空间较小。因此研究其它新兴经济体实施价格型管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的背景和概况
国际资本的逐利性会放大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危及金融和经济稳定。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大都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在基本面良好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繁荣期，GDP增速过快、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汇率升值预期，都会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资本的流入又促进了资产价格上涨，投资增加，进而带来更大的繁荣，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期。随着资本的流入，本币开始不断升值，国家开始过度消费并严重依赖外资，同时国际竞争力降到最低。此时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进而引发资本的迅速撤离，从而带来本币的巨幅贬值、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经济增长放缓，自此进入恶性循环期。
国际社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实施适当资本管制的正面作用已达成共识。正是因为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资本流动时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对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资本流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连一向主张资本自由化的IMF也明确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应实施必要的资本管制，将资本账户管制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工具搭配使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目前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项目都进行管制，但具体管制项目的数量有一定差别。对于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直接投资、房地产等主要项目，大部分国家都进行管制，但对直接投资撤资、商业信贷等项目实施管制的国家相对较少。具体情况见下表：
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方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管制大致可划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种类型，在多数情况下是混合使用的。
数量型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审批程序等行政手段直接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即管理部门通过直接禁止、数量限制或审批程序来限制资本交易或相关的资金支付、转移。具体措施包括：对外汇交易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对外资准入计划进行审批和管理；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负债头寸、外汇资产实施限额管理；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国内业务进行限制；对非银行居民持有外国证券、不动产及直接投资进行限制；对非居民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数量和范围进行限制等。我国实行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及印度对境外投资者投资本国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等属于此类。
价格型管制旨在运用市场化手段增大特定资本流动的成本，具体又细分为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两种方式：
直接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是指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征税来提高跨境资本流动成本，从而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主要表现在降低居民持有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或影响非居民持有国内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巴西频繁使用的金融交易税（IOF）以及泰国等对外国投资者持有国债征收的所得税就属于此类。
间接税收方式即以无息准备金或存款要求等形式增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成本。在实施这种资本管制措施时，中央银行可要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其资本流入或外汇净头寸提取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并存入一个特定的无息账户，这就导致经济主体流失部分存款利息收入，从而来影响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并达到抑制跨境资本流动的目的。中央银行可根据不同期限和种类的资本流入设立不同比例的准备金比率要求。次债危机后印度和土耳其对外汇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就属于此类。
三、价格型资本管制方式的国家实践
（一）巴西――相机抉择采用金融交易税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金融交易税是针对特定金融交易活动以交易额为基础征收的特殊目的税种，主要作用是降低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引发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政策工具选择之一，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其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其中巴西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较早、运用较为频繁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根据外国金融资产的期限和外部金融环境，灵活调整各类资本流入金融交易税税率，一度成为世界上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2013年5月，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提前退出预期的影响，巴西资本流出大幅度增加，巴西央行除对1年及以下期限外国贷款征收6%的税率外，取消了其他各类金融交易税。
2、经验借鉴。由于巴西的金融交易税采取了相机抉择的方式，在审慎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根据资本流动情况灵活运用，并同时配以其他管制方式（如资本流入最低期限要求等）和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巴西在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次债危机中遭受的负面影响较大部分国家小。
（二）智利――渐进式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世纪80、90年代，以智利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投资者看好的对象，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智利国内，引发了智利国内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持续加大。一方面政府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提高实际利率，但另一方面加息会进一步刺激外资流入，从而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缓解出口竞争力下降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智利政府于1991年之后的7年间一直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并根据国际资本流入情况对无息准备金的缴存比例和征收范围进行渐进式调整，缴存比较最高时达30%，征收范围一度扩大到全部潜在的短期资本流入（包括投机性外国直接投资等）。1998年后，国际资本流入趋势减缓，智利逐步放宽无息准备金制度。
2、经验借鉴。智利政府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通过利率与汇率等宏观政策的搭配调节达到稳定国内金融环境的政策目标。同时，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入大多采用渐进、灵活的管理方法。因此，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资本流入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正的利差，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面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智利相比其它同类国家受的影响较小。
（三）泰国――盲目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06年，国际资本流入激增和经常账户盈余对泰铢形成巨大压力，导致泰铢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据泰国央行统计，在2006年的前10个月里共有360亿美元热钱进入泰国。2006年12月，为提高热钱投资或投机的成本，遏制短期外汇资金流入炒做泰铢，泰国央行宣布，金融机构对所有超过2万美元流入资金提取30%作为无息准备金（与贸易及服务相关的资本流入或泰国居民汇回的投资收益除外）。受此政策影响，泰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令泰国政府措手不及，泰国央行被迫于2006年12月19日宣布修订无息准备金制度，被迫缩小管制范围。
2、失败的教训。一是泰国央行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旨在控制资本流入激增，缓解泰铢投机压力，保持货币稳定，并未考虑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如何有效地吸收这部分多余资本，政策目标缺乏政策工具的有效支持。二是由于在政策执行之前，泰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未进行有效区分，政策制定不够透明，宽泛的管制范围和过高的准备金比率要求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因此，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必须配以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巴西和智利政府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建立稳健性框架，并辅以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国内金融，因此取得了成功。而泰国只是一味地阻止资本的进入，未有效拓展资本流出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配套政策，因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我国应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应该注重配套政策的建设和实施，最大限度降低资本流动风险。一是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税收等货币政策和财政策，通过逆周期调节，积极应对资本异常流动引发的风险；二是要加快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平台，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强化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宏观政策预案；三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通过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弥补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外汇流动风险的局限性，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
（二）渐进性的政策调整是资本管制成功实施的保证
巴西和智利资本管制采取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泰国短时间内盲目的政策剧变是外汇管制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有效的资本管制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搭配和目标的实施，循序渐进，明确重点，尽量避免过于突然和苛刻的管制而引发资本集中外逃。
（三）资本管制并非长期解决方案
资本管制只是暂时手段，绝非长效机制，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实体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应对国际热钱流动冲击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合理运用资本管制可以为国内的结构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赢得时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开、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将是大势所趋，当前应有效利用宝贵时间窗口，稳步推进改革和市场化建设，为实现全面开放打好基础，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刘莉亚，程天笑，关益众，刘晓磊、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02）：37-46、
Abstract： It is the important measure and necessary requirement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market environmen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is paper mainly researches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asonable measures、
关键词： 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环境建设；价格机制；市场培育体系
Key word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Jiangsu Province；construction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price mechanism；market cultivation system
中图分类号：F27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5-0184-03
0 引言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完善的市场环境建设机制是实现市场培育和拓展、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江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技术创新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在新能源、生物科技、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已初步建立起战略性新兴产业，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经济的高效发展。近年来，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已逐步成为推动全省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机制是江苏省当前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1 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机制存在的问题
1、1 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形成 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指市场机制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机理，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政府规制即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制度、规则，或者通过某些具体的行动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要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优化竞争环境。政府就必须积极发挥其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和谐稳定的市场竞争氛围，以便更好地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目前从整体来看，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环境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一方面，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如高新技术产品价格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尚不能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关的政府规制，如产业规划、政策措施、管理制度等体制机制还存在着制度壁垒和市场障碍，另一方面，各种创新资源和要素不能按照市场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自由流动，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形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区域之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协同发展。
1、2 市场环境建设的激励创新机制实施成效不足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度和支撑体系能够为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激励制度涉及面广，主要包含产业、资源环境、技术标准、投资、市场等诸多内容，它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整产业格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使其更好地适应外部经济发展形势。制定和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可以为战略性产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其最终现跨越式发展。
目前，尽管江苏省已经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技术创新政策、产业调控等政策措施，但现有政策政府直接干预的色彩较浓，从政策的实施成效来看，政策支持产业创新的激励不知，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成果转化动力不强，政府引导创新成果转化的功能未充分发挥。市场需求对战略性新兴发展的拉动作用需要引导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应用示范工程和大量的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未能组织实施到位。
1、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体系不完善 加强市场培育引导，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培育体系，推动市场体制机制、市场战略、市场培育、技术创新等体系的建设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政府部门必须制定科学可行的发展战略，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与其他省份相比，江苏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两头在外”特点，即技术与市场相分离，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这不仅不利于本省产业经济的创新发展，而且还可能会引发产业发展危机，不利于产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体系不完善直接影响了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予以重视。
1、4 市场环境建设投融资平台建设相对滞后 一是缺少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与途径。目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企业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方法落后、融资难度大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未来发展。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创业资金不足始终是影响其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企业只有借助融资方式获得发展资金，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创业活动。但目前我国的融资渠道和途径较少，融资主体较为单一，这就给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的融资风险担保机构和融资中介组织，严重削弱了创业投资的引导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业投资难度。
二是缺少统一的融资对接平台。在融资对接上，受融资方式、环境、效率等因素的影响，融资双方常常无法及时了解和掌握对方的信息，并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和分析活动，容易产生融资风险和融资道德问题。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专门的融资担保机构，以便更好地保护融资双方的合法利益。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专门的、高效的融资对接平台，导致信息沟通不畅，直接增加了融资风险。
2 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2、1 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环境的规范机制 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建立健全市场规范机制，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的发展要求。此外，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立专门的保护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市场发展环境。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是建立战略性性新兴产业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监督制度可以进一步规范企业市场行为，提升其市场监督成效。在此阶段，企业可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监管体系的统一指导下制定相应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其资源和技术优势，建立起高效的现代商业模式，严格市场准入机制，建立健全价值机制，积极发挥市场在产品定价中的作用。另外，企业也应该严格遵守市场竞争规范，培育和发展新型战略产业优势机制。
二是完善市场应用配套服务体系。众所周知，需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内在原动力。因此，企业可以建立相应的新兴产业示范工程，充分发挥其典型示范作用，加大知识产权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和执法检查工作，积极拉动产业发展。另外，政府部门还应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产业发展为重点，逐步完善市场配套服务体系。
2、2 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周期发展要求，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互动协同机制 政府部门必须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氛围，使企业进一步转变经营方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其经济效益。战略性新兴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点，企业只有不断调整其发展战略，才能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最终实现其发展目标。而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战略性新兴企业无法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还需要适当借助政府的力量。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生命周期发展要求，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互动协同机制。一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萌芽期，以政府规制支持为主，市场机制调节为辅，重在通过产业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促进产业的战略性发展。二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成长期，实施市场机制调节为主，政府规制扶持为辅，促进战略性新产业的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产业成长性。三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熟期，实施政府扶持为主，市场机制调节为辅的协调机制和发展模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发展。
2、3 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机制 一是建立应用示范机制。 通过推进重大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建设，可以选择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领域，实施产业示范工程，扩大市场应用规摸，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应用，在示范工程项目建设中不断完善技术体系与产业配套体系，降低市场风险，提高产业成熟度。
二是实施规模化发展与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机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在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初期，其产品由于成本高、性价比低往往乏人问津，市场竞争力不强。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可以积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项目示范等方式支持新产品，增强企业的发展信心，使其进一步制定科学的发展计划，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最终使新产品价格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促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形成规模化的成熟市场。
三是建立经营模式创新与政策退出机制。经营模式创新是新兴市场转化为大规模市场的重要环节。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形成稳定可预期的盈利模式时，意味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化机制进入了良性循环，产业体系与生产要素开始进行市场化优化配置。与此同时，政府早期的扶持政策也进入了逐渐退出并让位于市场化机制的阶段。
2、4 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激励机制 战略性现行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综合性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因此，政府必须积极发挥其职能作用，积极制定相应政策，不断提升其政策实施效率，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
一是注重财政税政策激励机制。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一套专门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其管理和监督作用，高效整合和利用资源，并根据实际发展需求适当放宽审批和核准标准，充分挖掘行业发展潜能，加快科技体制创新，积极发挥规模示范效应。对于那些自主创新和产业开发成果显著的企业可以适当给予奖励，不断提升其创新兴趣和热情。利用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
二是实施促进产业发展全过程激励政策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为明确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科学定位其发展阶段，企业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制定切实可行的促进机制。同时在进行技术研发时，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扶持和奖励那些在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上有突出贡献的企业，以有效激发其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产业和技术标准；在产业化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各产业发展目标，成立专门的风险投资专项基金；在促进消费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可以在税收、产品补贴、贷款融资方面给予企业一定优惠。
2、5 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环境的投融资机制建设 一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发挥其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作用，积极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突出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和要求投资者自觉调整和规范其投资行为，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战略性风险投资的实际需求。另外，政府部门还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提升企业的风险处理能力，同时还应加大金融服务创新力度，建立健全资产评估和质押担保机制。
二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创业板市场制度对于推进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建设，实现企业融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必须积极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断丰富其融资渠道和功能，加快金融创新和产品开发力度，实现企业融资多元化，建立健全融资监管机制，保证资金的使用和流动安全。
参考文献：
[1]中国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2014）[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陈锦其，徐明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机制基于技术与市场的互动模型[J]、科技管理研究，2013（3）：97-101、
[3]乔晓楠，李宏生、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机制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2）：9-15、
[4]狄乾斌，周乐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路径探讨[J]、经济与管理，2011（7）：92-96、
[5]熊勇清，郭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及协调机制[J]、求索，2012（7）：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