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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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是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集服务、教育和科学文化传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研究型专业图书馆，也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授予单位。多年来，依托自身优秀的专家队伍、强大的资源与服务优势和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引领和带动了国内图书情报界高端人才的培养。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原名中央国家机关与科学研究系统图书馆学会，是中国图书馆学会重要的分支机构，从事图书情报工作专业培训已有30多年的历史，拥有一支在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实践层面等均为国内一流的师资队伍，为业内培训的各类图书情报人员逾万人次，并以“内容前沿、针对性强、实践性强”的培训特点和良好的培训环境赢得业内好评。面对图情机构“十二五”发展规划需要，组织专家设置了系列新培训，现面向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情报机构招生。常规服务能力培训
第30期图书情报工作岗位培训班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举办的“图书情报工作岗位培训班”自1981年创办以来，每年一期，每期历时6个月，已走过了30的历程。该班是北京地区唯一一个为非图书情报专业人员进行系统、全面学习图书情报专业知识的在职岗位培训班，现面向北京地区图书情报界招生。
一、招生范围
凡在职从事图书情报工作的人员，未受过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系统训练者，刚分配到图书情报工作岗位上的大学生，新转岗从事图书情报工作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
二、教学内容
(1)图书馆工作概论；(2)文献资源建设及开发利用工作；(3)文献分类标引；(4)文献编目工作；(5)参考咨询工作；(6)文献检索；(7)工具书；(8)连续出版物工作；(9)图书馆所需的信息技术及其应用；(10)图书馆管理工作(含图书馆规章制度制定)；(11)读者工作；(12)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13)图书情报研究与论文写作；(14)典型参观。
三、培训教材
讲义及参考用书。
四、师资力量
授课老师均具备丰富的教学及实践工作经验，来自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等各类型图书馆的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五、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2012年4月26日-11月29日，每周集中授课一天(含论文写作、考试、参观、结业仪式，暑期放假)
六、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七、培训费用：2000元(含资料费、午餐费)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理论-9实践应用研讨班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是业内最早倡导并开展学科化服务实践的文献机构，通过近10年的实践，取得了卓然成效，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得到了业内的一致称赞，为引导图书馆员深化图书馆服务，推广先进经验，2005首次开设本班，每年一期，培训内容每年更新，授课内容逐层递进，现成为图书馆员开展学科化服务的教课级课程。
一、招生对象
适合高等院校、专业图书馆以学科化服务为重点的图书馆工作者。
二、课程特点
让学员最先了解业内领先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最新进展和前沿研究成果；实践性强，帮助学员开展对学科化服务的系统认识和思考，教学形式面向实战，精讲、多练、多讨论；参与性强，学员按学科或区域特点组成小组，参加课程讨论。
三、师资力量
邀请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以及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较早从事学科化服务实践与研究的一线专家授课。
四、授课内容
(1)国内外学科服务的发展与现状；(2)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模式与机制；(3)图书馆用户服务战略与发展趋势；(4)立体式全方位的咨询服务；(5)学科信息平台建设；(6)学科情报研究服务；(7)面向重点用户、课题组的个性化服务；(g)构建基于用户社区的信息服务；(9)案例讨论，专家与学员交流研讨。
五、培训时间：2012年5月14日-18日
六、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七、培训费用：1000元
科研机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与实践研讨班
一、培训对象
专业图书馆馆长、业务骨干
二、培训内容
(1)科研机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基本流程(文献资源保障需求分析、保障体系规划、文献资源保障策略，保障能力评价和针对评价结果的持续规划能力等)；(2)科研机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分析方法及工具；(3)综合性研究院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方案设计与实施；(4)基础性研究院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方案设计与实施；(5)高技术类研究院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方法与实践；(6)科研机构重点学科领域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方案设计与实施；(7)专业信息交流平台建设系统与使用(利用开放或公共技术平台来设计、组织建设和维护课题组文献信息集成服务平台的方法，将科研机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变成能为科研用户方便利用的服务能力)；(8)面向课题组的专业信息交流平台建设实践；(9)如何建立一个面向课题组的专业信息交流平台一现场演示。
三、培训时间：2012年5月21-25日四、培训费用：1000元
五、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及组织管理岗位培训班
一、招生对象
从事图书、期刊、资源采访、编目、信息资源整合工作的人员。
二、培训特点
上机实践，网络教室授课。
三、培训内容
(1)文献资源建设现状、趋势及其制约因素；(2)文献资源建设的一般方法、具体操作方式及其利弊；(3)中外文图书采访系统实践；(4)中外文期刊采访系统实践；(5)文献信息组织与管理；(6)分类标引方法及实践；(7)主题标引方法及实践；(8)中西文文献著录方法及MARC格式介绍；(9)规范控制方法；(10)编目工作流程及系统简介；(11)参观交流。
四、培训时间：2012年6月4日-9日
五、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六、培训费用：1400元
专业化服务能力培训
学科文献(科学数据)检索、跟踪、管理及利用培训班(第四期)
一、招生对象：
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专业系统图书馆、中央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图书馆、资料室服务人员以及信息机构人员、科技研究人员。
二、师资力量：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三、课程特点：内容前沿，突出实用，上机实践，网络教学。
四、培训内容：
(1)学科文献快速检索及其全文获取；(2)科学数据查询途径及其方法(LB、KNOVEL、NIST等)；(3)学科文献跟踪(参考文献、引用文献、作者、机构追查)；(4)学科文献评价(论文收录、引用)；(5)学科文献述评(学科现状、热点学科、前沿学科)；(6)学科文献管理及其利用(Endnote、RSS)；(7)参观交流。
五、培训时间：2012年6月11-15日
六、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七、培训费用：1200元
科技竞争力分析实务研讨班(第三期)
科学计量已经成为评价科研进展和创新能力的主要依据和衡量国家、科技团队的综合国力或研究能力的指标，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描述科技研发现状、进展，揭示学科结构与科技优势，预测与跟踪科技前沿、热点以及发展趋势。鉴于此，分会于2012年，将继续举办第三期培训。
一、培训宗旨：
本培训班将从国际排行及对手分析、国际研究能力比较分析、技术竞争力分析、学科(研究)前沿、热点、态势分析四个方面，分别讲授其核心研究思路，主要分析方法与工具，分析报告撰写，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实践练习。
二、师资力量：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情报专家及学科馆员。
三、培训方式：
本班的最大特色是开放交流学习形式，案例教学+网络系统演练+课程小组学习相结合。全部课程在网络教室完成，开通了丰富的网络数据库，每个学员都可亲身感受和使用有价值的教学资源。讲授与操练同步进行；学员利用所学的方法，在老师和辅导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小组合作完成一个模拟的课程报告，并师生共同交流与研讨学习成果。
四、培训对象：
情报所的研究人员、图书馆情报人员、学科馆员、咨询人员等。
五、课程内容：
1、科技竞争力分析概论
2、科技竞争力分析方法
――国际排行及对手分析
(1)文献统计分析法理论基础及其应用；(2)分析工具：SCI、CPCI、CSCD(中国科学引文库)的使用；(3)分析方法：科研交流确定分析主题、文献检索、检索结果分析；(4)分析报告：研究国家、机构、人员排行分析、分析报告的撰写以及图表制作。
――国际研究能力比较分析
(1)ESI basedline基准线分析法理论基础及其应用；(2)分析工具：ESI(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eators)；(3)分析方法：SCI文献检索、引频次获取、ESI basedline基准线判读与分析；(4)分析报告；与现有国际研究水平的比较与分析、分析报告的撰写以及图表制作。
――技术竞争力分析
(1)专利文献分析法理论基础及其应用；(2)分析工具：TDA、CiteSpace、patenfics世界专利分析系统、中科院专利分析系统、aureka专利引文分析系统；(3)分析方法：文献检索、引文数据导入与整理、数据图表产生及其判读、专利文献内容分析；(4)分析报告：专利申请国家、申请机构(公司)、主要发明人以及技术重点领域与构成比较分析、分析报告的撰写以及图表制作。
――学科(研究)前沿、热点、趋势、态势分析
(1)引文分析法理论基础及其应用；(2)分析工具：TDA、CiteSpace、patenties世界专利分析系统、Aureka专利引文分析系统；(3)分析方法：文献检索、引文数据导入与整理、数据图表产生及其判读、高引(施引)文献内容分析；(4)分析报告：国内外研究热点、学科前沿分析、分析报告的撰写以及图表生成。
六、培训时间：2012年6月18-22日
七、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八、培训费用：1500元(含资料)
创新服务能力跃升培训
科研院所竞争力分析――从科研立项到成果产出实务研修班
一、教学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专业图书馆服务科研创新和学科战略决策的知识服务能力，促进科研院所文献情报工作服务的转型和深化，专业图书馆分会推出首期“科研院所竞争力分析――从科研立项到成果产出实务研修班”。本班是在“科技竞争力实务”培训基础上学习，旨在培养一批能够开展科研产出及影响力分析、科研能力评价、科研绩效评价、学科领域发展态势分析、学科领域前沿动态跟踪与预测、合作伙伴遴选、竞争对手分析等方面的骨干专业人才。本班被列为图书馆员创新服务能力培训的重要课程。
二、培训对象：
参加过“科技竞争力分析实务研讨班”的学习，或已经具备一定检索能力的科研及情报研究人员、学科馆员、咨询人员等。
三、培训内容
(1)研究所竞争力分析技术与方法概论，主要讲授研究所竞争力的内涵、分析的角度与思路，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以及研究所竞争力分析的基本流程等；(2)科研院所竞争力实务分析，结合案例讲授：以国内外研究所为例，完整地演示机构竞争分析流程；(3)主要分析工具在研究所竞争力分析中的应用，WOS、CSCD、专利分析工具、TDA等；(4)竞争力分析报告撰写方法；(5)指导学员完成设计一个目标所竞争力分析方案。
四、教学形式
老师结合案例授课一学员分组实习与作业一集体开放交流研讨。
五、师资力量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资深老师。
六、培训时间：2012年9月17-21日
七、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八、培训费用：1800元(含资料、参考书)
专利查新与专利情报分析高级研修班
一、教学目的：
专利查新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查新形式，在技术研发、引进转让、专利申请、侵权诉讼等方面应用十分广泛。专利情报分析是从专利文献中提取技术、经济、法律信息形成有效情报的重要方法，是制定专利战略、增强竞争优势、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和前提。专利地图是通过对专利情报进行搜集、加工、挖掘后，以视觉直观的方式对各种专利信息予以揭示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决策，是专利情报分析的重要方法。培训高层次的专利情报分析与研究人员、促进科技查新向专利查新业务延伸，符合当前企业和科研机构制定专利发展战略和技术研发战略的高端需求。
二、培训对象：查新检索人员、情报分析人员。
三、培训内容：
(1)专利查新及国内外趋势分析；(2)专利检索的方法及技巧；(3)专利性查新及其案例分析；(4)专利查新报告撰写；(5)专利信息在专利侵权事务中的应用；(6)专利情报与专利地图制作；(7)专利预警机制与专利策略；(8)实例：图情机构开展基于专利分析的技术竞争力分析实务。
四、主讲老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资深老师
五、教学方式：网络教室教学+案例教学+项目讨论
六、培训费用：1500元
七、培训时间：2012年6月(具体时间待定)
六、培训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新班预告：有报名意向者请及时与学会联系，以便我们确定开班时间后能够第一时间通知您。
1、第22期图书情报工作高级研修班，主题：面向未来的专业图书馆引领人才(拟定2012年10月下旬)
2、数字图书馆前沿技术暨新一代数字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研讨班(拟定2012年11月上旬)
说明：
1、以上培训班结束后，颁发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培训结业证书。
2、培训班在开班前15天截止报名，前10天下发正式报到通知，请以正式报到通知为准安排差旅。
3、请登录学会网站省略、cn查看最新培训信息，如不一致，请以网站公布为准。
4、专业图书馆分会网站还将陆续公布2012年新增培训项目，请注意查阅。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四环西路33号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邮政编码：100190联系人：王莹莹
电话：(010)82626812(010)82626611-6225(6231)
传真：(010)82626821
1信息与情报
1、1“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机构范式（Institution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Movement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认知范式（Cognitive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经济学范式（Economics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人文范式（Culture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Practice）和实践团体（Communityof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
6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Global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8）小世界现象。从很大的人口中任意挑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有多大？任意挑出的两个人当中要达到彼此认识的最短链条是多长？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Milgram）做了一个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意选择的300多人发信，要求他们把他的这封信寄到波士顿市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人，分别由每个人独自联系。米尔格拉姆告诉每个发信人有关目标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职业，如果发信人不认识这个目标人，他们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认为与目标人比较近的，而且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于是开始了发信人的链条，链上的每个成员都力图把这封信寄给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商业同事或偶然熟人，以便很快到达目标人。米尔格拉姆发现，有60个链条最终到达目标人，链条中平均步骤大约为6，这个结果说成“六度分离”（SixDegreesofSeparation），广为传播。“六度分离”在学术上称为“小世界现象”或“小世界问题”。近年来，小世界现象引起了数学家、情报学家、物理学家、计算科学家、行为科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是我们情报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统计表明，尽管互联网上信息数以亿计，但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L最多达到19，因此互联网连接具有小世界现象。可以运用小世界网络理论来改善因特网中的信息流。“小世界现象”对于情报工作者如何快捷、准确获取网上信息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曾民族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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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CA 情报学 网络范式
[分类号]G350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它赋予一门新学科以特色，并决定其未来与发展；范式的演变则表征着学术研究的整套方法及态度正在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所取代。本文将通过两次ACA(著者共引分析，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8)透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1 两次ACA分析及其差异
1、1 1998年与2008年两次ACA
ACA，亦称著者共引分析，系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White与Griffith开发。1981年，他们通过世界39位情报学家的共引分析揭示了情报科学的结构，从而开创了著者共引技术的先河。1998年，Whke与MeCain沿用1981年的方法对1972―1995年间世界上120位情报学家展开共引分析，因其所涉作者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引起情报界的瞩目。文中对24年间《情报科学技术年评》、《科学计量学》、《美国情报学会会刊》、《电子图书馆》等12种期刊中高频被引作者进行ACA分析，聚类结果为：二维体系图有类于澳大利亚版图，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中部地区人口稀少；情报科学大致分为文献计量与情报检索两部分，两大阵营泾渭分明；因子分析析出的因子依次为：检索实践、引文分析、联机检索、文献计量、大图书馆系统、科学交流、用户理论、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其他学科观点的移植、标引理论、引用理论、交流理论等。
2008年，《美国情报学会会刊》刊载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DangzM Zhao与Andreas Strotmann的文章，其中以1996―2005年间120位情报学家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的正向和斜向旋转方法，描述了情报科学的学科分布。作者仍然选用1998年分析中的12种期刊，并开发了Python程序用于引文数据以及共引频次的统计，首先利用Web of Science下载了1996―2005年间这12种期刊发表的文章，因此获得4422篇来源文献、110785篇参考文献；继而通过限定高频被引阈值筛选了120名作者，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抽出了一些因子；最后采用Pajek制图。鉴于正交旋转因子分析长于反映学科总体概况，本文采用了这一方法的结果，如图1所示：
1、2两次ACA结果之比较
就作者数量而言，两次调查均为120位作者，但1998年调查中的76位作者没有入围2008年的分析，相同率仅为36、7％。
就因子分析结果来看，因子及其排序都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通过主成分分析及Kaiser准则确定的12个因子依次为：用户研究、引文分析、检索实践、网络计量学、知识域可视化、科学交流、相关性反馈机制、信息检索与情境、儿童信息检索行为、元数据和数字资源、文献计量学模型及其分布、结构式文摘。其中前5位因子作者数量及其所占百分比如表1所示：
就二维体系图来看，用户研究、引文分析、检索实践、网络计量学、知识域可视化5个主要分支已经构成情报学研究的主体；1998年分析中泾渭分明的两大分支仍未融合成一体，文献集团居于上左，检索集团居于下右；但两大集团之间散布着一些作者，已然成为连接两大阵营的纽带和桥梁。
就总体情况而言，用户研究十年后成为情报学的主要分支；网络计量学、知识域可视化研究群体脱颖而出；科学交流先前庞大的研究队伍现只有三人；联机检索、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公共图书馆系统等研究群体消失；而1998年调查中的主要研究分支――实践检索与引文分析十年后仍然占据主要地位。
1998、2008年两次分析之差异对于情报学研究意义是深远的。两者不仅在所选取的时间段上堪称一种无缝化的衔接，并且2008分析恰逢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因此，差异之分析不仅能够折射出情报学的发展脉络，并能直观反映网络对于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2 1998―2008十年间情报学网络范式的形成
两次分析结果，无论是通过高频被引筛选出的研究群体、因子分析体现的研究重点，还是二维体系图反映的学科结构，都勿庸置疑地标志着发展与变化，而这一切与互联网的发展是相契合的。网络的开发和利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情报科学，从而促进了新的增长点的形成、认知趋向的明朗化、学科定位的回归以致情报科学网络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2、1新的增长点的形成
就调查结果来看，2008年调查中出现了L、Leydes-dorlt、A、Smith、M、Thelwall、S、Hamad、林夏、陈超美等一些新面孔，同时情报科学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网络计量学与知识图谱。
作为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分析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网络计量学伴随网络的发展走过了十年的历程。1997年，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的Almind和英格尔森(Peter Ingwersen)提出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一词。其后，对于超级链接与引用相似性的顿悟以及网络影响因子(Web Impact Factor)算法的提出，促使citationaIllysis为更为宽泛的link analysis所取代，因此文献计量学的相关方法被借鉴、移植于网络现象的定量分析，并形成了网络引文分析(Web Citation Analysis)、搜索引擎评价(Search Engine Evaluation)和纯描述性网络研究(Purely Descriptive Studies of the Web)等研究方法。2006年，WIS(网络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国际论坛上，英格尔森题为“网络计量学十年历程”的发言可谓网络计量学历史的最好写照。该发言指出Google Scholar、Citeseer以及开放知识库资源将成为网络计量的新课题，为此开发新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融合技术成为当务之急。相关统计亦证实，1996―1999年，为网络计量学研究的前期，2001年后，网络计量学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链接分析、搜索引擎研究、网络指标研究、网络影响因子及测度研究、网络结构研究成为探讨的主题；2008年，第四届WIS国际论坛上，网络计量学专家邱利文(Vaughan Liwen)指出网站数据挖掘将成为网络计量学研究的新前沿。可见，网络首先为网络计量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其次，
作为其生长母体的文献计量学则提供了链接、引用、聚类等研究方法，以便于借助文档之间的相互关联对文档之间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情报学新的增长点，而LJ Leydesdorff、A、Smith、M、Thelwall、S、Har-nad等则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
至于知识图谱研究群体，1998年ACA分析中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2008年才作为新的研究群体出现。关于这一领域凸现的缘由，借用Garfield八十寿辰之际汤森路透科技集团贺词中的一段话：互联网使得引文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可获性更强……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海量信息，知识图谱以其理论上的综合化、方法上的可视化、描述上的形象化等诸多特征，获得迅猛发展，一跃成为情报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作为一种微观与宏观相济的方法，它采用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和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知识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者衍生等诸多复杂关系，将知识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的、动态的甚至可能是转瞬即逝的复杂系统加以认识和追踪，从而为科学研究提供参考。目前已然出现了Pajek、UCI-NET、Netdraw、bibexcel、WordStat、Wordsmith、Citespace、HistCite、Vxlnsight等软件。就因子分析看来，陈超美、林夏、怀特因子载荷超过了0、5，成为这一领域的带头人。
2、2学科定位的回归
用户研究群体人员数量居于榜首是2008年ACA分析爆出的一大冷门。作为一个庞大的研究群体，作者数量增至36人，占总体的30％，其中不仅增加了Vakkari P、Allen B、Savolainen R，而且1998年分析中该项因子载荷处于第二位的一些作者Belkin、Saracevic、Borgman、Fidel、Bates也都成为这一分支的主力军。
检索环境的网络化，改变了用户访问、使用信息的方式，从而弱化了图书情报机构作为信息中介的职能。经过理性思考，人们意识到：在信息过载以及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环境中，用户研究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促使情报人员理解信息利用、进行信息的有效传递，因此情报学必须回归其根本――用户研究并有赖于对于信息用户的深刻理解以寻求其发展。虽然情报学源于信息利用，早在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情报会议上，贝尔纳既已作出了208位用户的研究报告，但是长期以来在信息生产者与利用者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介地位，使我们过多地从信息中心的视角思考问题。虽然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无论是信息检索、情报分析与综合，还是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都与用户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始终没有直面问题本身。网络的开发迫使人们再度思考如何促进用户的吸收与利用，而不再仅仅从系统的视角看待情报利用的主体。情报学源于为用户服务又归于用户问题，就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无疑是螺旋上升过程中的理性回归，同时这种研究群体向用户研究的大规模迁移意味着学科研究范式的改变。
2、3认知趋向的明朗化
与用户研究群体人数骤增一脉相承，对于网络这一新兴媒体利用情形的关注促使情报学认知观研究群体迅速壮大。1998年调查中，怀特等人既已意识到认知观在情报学中的重要地位，文中出现“认知范式”这一术语达11处之多。至2008年，原因子载荷处于第二位的一些作者(1998年)转为主攻认知观，如来自实验检索领域的Belkin、Saracevic，源自联机检索队伍的Borgman、Fidel、Bates、Hjcrland B、。事实上，认知学派始于对情报技术与情报系统为导向的研究主流与传统的反思，对于情报利用主体的认识，促使情报学从关注人工制品或物理媒介所记录的知识表达的系统观进化到强调人在情报使用和查询环境中组织与处理情报方式的认知观。它通过对现象的概念化以及情报和人类认知过程的重新界定来诠释情报传播这样一个经典问题，因此具有了创新性。20世纪90年代。网络的发展放大了不同学科交流中的差异，对于用户认知结构的理解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也就有了英格尔森所谓以全面视角审视情报传递过程中交互式过程的情报学认知观发展第二阶段的出现。网络与情报学认知观不期而遇，网络的开发与利用促使情报学认知观重要性日益提升。随着认知趋向的明朗化，其在研究导向和范式转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格尔森曾指出，认知观是统合情报学领域中传统技术导向和用户导向研究的更完整的情报学研究范式。它通过在信息检索、信息系统设计和信息可视化等领域的渗透而将情报学串接起来，从而使情报科学各个领域集成并相互关联。
2、4学科结构重组与网络范式的出现
随着网络的开发与利用，情报学新的分支出现――用户研究的梅开二度――认知观的发展――学科范式变化――学科结构发生重组，就像一条链条上发生的连锁反应。伴随上述变化，一些学科分支出现或复生，同时一些分支消亡，联机检索、图书馆系统、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即是其中萎缩的研究群体，因此一些作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如1998年调查中的Alfred J、Lotka、Brian C、Viekery、Claude E、Shannon、Dinan Crane、Leimkuhler F F、George K、zipf、Robert A。Fairthome、William Goffman。他们曾经代表着一代情报科学，曾经是情报科学的代名词，他们的学术成就曾经构成了情报科学的研究范式，但是他们没有入围2008年的分析，同时Hjorland B、Lynch c、Leydesdorff L、Thelwall M、Hamad S、陈超美、林夏等77位新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诚然，科学发展中一些学者的淡出是自然的，但是仅仅是新老作者交替这一因素不可能带来短短十年之中64％作者的变化，研究方法的取代才是对这种现象的诠释。新近出现的作者分别代表着知识图谱、认知研究、用户研究、网络计量，而不再是文献计量、科学交流、联机检索、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其背后所蕴含的则是旧的研究范式的解体和新的研究范式的开端，即网络研究范式的形成。
网络研究范式作为集成框架整合了这一学科：1998年泾渭分明的格局被打破，新近出现的分支在图中位置上不再鲜明，如属于文献领域的网络计量学和知识图谱以及隶属检索范畴的信息检索位置上都向对方有所偏移，同时一些作者，如Lin、Kohonen、Brookes、Line、Lawrence、Garvey、Rogers填补了两大阵营之间的空白。因此，网络将统和情报学历经的机构范式(从图书情报机构的实践出发)、技术范式、认知范式、知识管理范式，并形成建立在网络媒体之上的以认知思想为主导的、集成的情报学网络研究范式。
[关键词]情报学 领域分析 社会认知观 认识论
[分类号]G352
在上世纪90年代，Ingwersen提出在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了北欧方法(Scandinavian approach)。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芬兰坦佩雷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为代表的北欧情报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且颇多建树。领域分析就是典型代表。在我国，文献较早地介绍了领域分析学说。近年来领域分析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拟对领域分析的研究进展做一系统的论述，以促进学界更深入的探讨。
1 领域分析概述
丹麦情报学家赫约兰德(HjCdand)和爱布瑞森(Albrechtsen)首先提出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概念。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献全面阐述了领域分析的历史渊源、理论思想和方法，被视作该学说建立的重要标志。尽管领域分析学说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却很快，至今已形成了涵盖从原理到应用各个方面的成熟思想体系，既可把领域分析称作元理论，又可称作范式和方法论，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元性。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是：
理解情报学中情报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一部分的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discourse munity)。在不同的领域中，知识组织和结构、合作模式、语言和交流形式、信息系统和相关性标准都是话语社群的工作客体和社会角色的反映。个体的心理、知识、信息需求和主观相关性判断标准都应当从这种视角来看待。
2 领域分析的关键概念
总体来看，领域分析意指情报学的最佳研究对象是知识领域，它是一种集体知识结构。情报学视角下领域的信息结构分析包括知识规模、知识组织、引文模式、传播、范式、知识组织等方面，目的是使知识传递、使用和中介的效果达到最优。不同领域中这些方面的结构不同，这是领域特殊性的一种适应性表现。工具、概念、意义、信息结构、信息需求等都是在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中得以塑型的。
在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中，“领域”与“话语社群”是两个相关联的关键概念。作为领域分析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赫约兰德认为领域可以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区域，也可以是与信仰、职业或惯例相关联的话语社群。话语社群形成的标志则是在某一群体中存在着有序的、由概念结构、制度栅栏(enclosure)和话语场域的管控共同加以结构化的交流过程。赫约兰德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领域的维度分析上。他指出：领域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学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中后两维度是核心所在；领域是动态的，三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和变化的，领域的研究应考虑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
但应指出，维度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概念的界定，泰尼斯(Tennis)就曾指出领域的界定和边界存在着混淆，这可形象地比喻为：赫约兰德提供了领域分析这个“锤子”，可是领域这个“钉子”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为此泰尼斯提出两种分析工具，即调节域和专业化程度，前者可通过领域中成员与领域分析学者的沟通协商来设定领域的名称和外延，从而解决领域的界限问题，后者设定领域的内涵，关注的是其核心议题和领域问的交叉情况；这样，使用两种工具及其包含的参量就可以定义一个领域。这是方法论角度的定义，所谓确切的“钉子”还是没有找到。赫约兰德对此则认为，领域的质化研究应始于对主体或兴趣群体的高层次诠释研究，要找到构成领域中不同现象基础的旨趣，再通过磋商取得理想的定义。
麦(Mai)采用与赫约兰德相似的思路，明确指出领域是指分享共同目标的人类群体。领域的概念要把形式化(formality)结构和实际工作与活动结合起来考虑，后一方面跨越学科专业界限而聚焦于人的活动、合作以及共同目的。这表明领域概念与人类活动密切关联，所定义的领域是以活动为中心的。笔者认为，这种定义实质上是以活动理论作为元理论基础的反映，活动理论强调的活动这一核心概念规制了领域的本质和界限，正是以包括共享目标在内广义上的活动作为标杆，领域的轮廓才得以勾画清楚。因此，可以将领域定义为“以社会中有机联系的共同活动(包括共享目标、任务、合作、交流)为基础、结合专业的形式化结构而形成的群体”。依此定义，我们继而可以把学科和专业看成是具有相似结构或特征的多领域聚类而成的领域簇。
3 领域分析的社会认知观
3、1 社会认知观的理论内涵
领域分析将认知问题当作核心关注之一，所持的观点是社会认知观(socio-cognltive view)。其思想基础是包括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在内的活动理论；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赫约兰德将它们合而称之为实用实在论。同维果茨基的观点一致，社会认知观认为，当习得了语言符号之后，人的认知过程更多地就以符号、意义和记号为媒介，此时个体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要地依赖于他掌握的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系统首先是在个体外部、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文化社会及领域特殊性，其后才被个体内化并塑造改变了个体的认知，这样人的认知发展对文化和社会的依靠比生物构造的依靠就大得多。总之，认知首要地由社会文化情境因素所决定，并通过掌握社会文化因素的中介载体工具――语言符号系统来实现从发育早期的生物心理驱动向社会文化历史驱动的认知功能的改变。
3、2 社会认知观与传统认知观的比较
社会认知观是以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批评者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现的。传统认知观秉承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把个体认知功能和知识结构当作核心问题，坚持社会现象可层层还原为心理现象的观点；二是认为心智模型与人头脑中的先天神经结构存在联系，认知科学同神经科学密切相关。社会认知观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社会认知观认为，传统认知观研究的是脱离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孤立个体认知和内部心理结构，而恰恰是这些情境因素对认知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认知观虽然对个体认知感兴趣，但并非从研究孤立个体的心智科学或脑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而是采用社会情境的方法来看待认知问题，认为对个体知识结构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群体导向的分析上，即特定个体的知识水平、个体从信息系统使用中的获益以及知识利用中的障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通过大脑功能和机制的心理分析就能阐明的，而是凭借着对个体的社会角色、工作、任务、教育背景和学科关联这些社会情境变量的充分认识才能解释清楚。通过由外及内的方法路径，社会认知观把焦点从抽象的个体转移到社会一文化情境，强调存在着将源于文化的符号内化于主体之中的过程，认知
过程要以文化、历史和社会所构建的意义作为中介，需要从社会文化、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的理论高度研究认知。这些观点再一次体现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要义。
4 领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种成熟的理论必然有其系统与完善的方法，领域分析也概莫能外。赫约兰德在被评为《文献学杂志》2002年度最佳论文的文献中列举了领域分析的11种研究方法，分别为：编制文献导引与主题网关、构建专业分类法与叙词表、专业学科中的标引与检索、基于经验主义的用户研究、文献计量研究、相关的史学研究、文献和文献类型研究、认识论和批判性研究、术语学和专门语言学研究、科学交流中的结构与制度研究、科学认知与专家认知及人工智能。领域分析的这11种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新产生的，彼此间互为补充。当它们共同应用于同一知识领域时，情报学的独特学科视角就能最好地凸显出来，情报学的学科“核心竞争力”也因而得以形成。
当然，这11种方法在领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正如领域分析的别称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所昭示那样，认识论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统领了领域分析的方法论纲领，认识论方法则是领域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舍弃这种方法，其他所有方法都会变得浅显”“。情报学任何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要推演到其认识论假设的这一基础性问题上。认识论渗透到用领域分析思想研究情报学的各个方面，如知识组织、用户信息行为等。基于此，赫约兰德专门建立了讨论认识论的学术网站，并命名为Epistemoloogical Lifeboat，把认识论之于情报学比喻成救生艇，意在强调情报学未来理论发展关键要依靠认识论。
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也是社会认知观的另一同义表述。从该范式的角度看，传统的认知观研究个体心智模型，可是社会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心智模型”，因而缺乏普适性和将模型一般化的可能，而认识论是关于人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是一种广义层次上普适性的“认知模式”研究，可以提供最一般化的“心智模型”；换言之，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自顶向下宏观地把个体知识看作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把心理学问题予以认识论化聚焦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使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普适性。
5 情报学分支学科的领域分析视角
5、1 信息用户及行为
领域分析反对信息行为研究重心从客观实在转向主观现象，认为后者是没有任何现实解释力的，用户的信息查寻行为应当在检索的客观可能性的知识和用户如何利用这些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加以诠释；不能把用户当作毫无区别的整体进行全局性的研究，抽象或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用户模型是不存在的，要认识到用户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知识的生产者、中介和用户在社群里以不同程度相关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距离。认识论是信息用户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的理论根基。
5、2 信息检索
从领域分析的视角看，主题检索点的信息价值随所处知识领域的惯例和著述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并无固定值。不同检索语言各有长处互为补充，要根据知识领域、用户群体以及文献和媒介的不同类型来应用适宜的检索语言。用户在信息源及其描述用语等方面的期望与客观实在的相符程度、用户的专业知识、提问式与具有既定潜在信息价值的文献之间的语义距离是任何检索理论都必须予以考量的。目前研究通常关注如何构造出好的计算机“心智模型”如布尔逻辑、段落标引等，而更应重视“专业文献的心智建模”(“Mental modeling”of subject literatures)这一核心议题。认识论提供了理解专业文献心智建模内容的理论基础。在相关性判断上，相关性应看作是客观而非主观现象；不管用户的主观偏好和判断如何，如果某一事物对欲达到的目标有用，那它就同目标相关，同样，一旦给定目的，基于该目的的特定文献的相关性也就客观地确定了，用户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客观实在的相关性是另一回事情。认识论理论是相关性研究最基础和最广义的理论。
此外，领域分析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应用中也产生了新颖的观点。文献就对面向领域和话语社群的知识服务理论进行了阐述。
6 领域分析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
领域分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情报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展了情报学的眼界，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方式。领域分析对于强化情报学的职业和学科身份、从而与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相区别有重要的贡献。具体而言，它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供了情报学理论全面系统的视角；②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对于学科中所有主要概念的观点立场在逻辑上连贯一致，使情报学与自身学科发展史一脉相承；③能够整合情报学中不同分支学科；④使信息系统和技术更好地适应异质用户群体及其兴趣。此外，从元理论角度来看，领域分析的元理论基础――实用实在论和活动理论，在其学说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正是因为自身元理论基础坚实、思想明确，上层的理论才能够很快得以发展。率先采用元理论――理论――应用三位一体的学科理论构建模式使得领域分析在情报学理论大厦的建设中成功地占得先机和优势。
领域分析目前已得到国际主流情报界的认可，世界图书情报学重要参考工具书美国Marcel Dekker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情报学百科全书》在2004年卷刊登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长词条，国际知识组织学会的会刊《知识组织》也于同年出版了领域分析专刊。在领域分析研究的带动下，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情报学的社会学属性，从社会组织和任务等情境化视角剖析情报现象和情报工作，典型的如华盛顿大学人――信息交互中心与丹麦瑞索国家实验室的认知工作分析研究。这些都表明领域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流派，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范式，领域分析对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与此相伴的其他批判性反思促使先前认知观的支持者们修正其学术立场，典型的就是Ingwersen提出要摒弃激进的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认知观，但应当指出它与领域分析在本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即是否把个体用户的感知与心智置于首要的地位。
看，更显现出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现代的情报研究在朝着自动化、集成化、流程化和智能化的方面发展，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渐走向理解的过程，这就好像是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过程一样，首先搜集关于事物的各方面的信息，然后进行处理，简单的事物仅仅需要一些经验就可以处理了，而复杂的事物可能需要借助于工具或技术手段来处理，最后综合后得到的结果，而在大脑中得到一定认识，最终达到理解。
2、2 从情报学的研究方法来看 在这个社会信息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的时代，情报研究方法的创新刻不容缓。信息化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信息总量的激增和新旧信息更迭的加快。为适应这一挑战，情报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有所发展[4]：一方面，面对社会信息量的激增，必须通过提高搜集、分析、处理、加工和存储信息的能力，增加信息“吞吐量”，以提高情报研究成果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面对新旧信息更迭加快，必须提高情报研究工作的节奏，缩短从搜集情报到产生和情报研究成果的周期，以提高情报研究的时效性；最后为进一步提高情报研究成果的精度和可信度以满足信息社会情报用户的需求，情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定性分析的水平上，必须逐步提高定量分析的比重。
目前情报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5]：a、社会调查法。通过现场调查，针对社会现象搜集数据，进行分析，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为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为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b、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 年代初以来， 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 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c、文献计量统计方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对以记录形式进行交流的各个方面进行计量统计，从中找出变化规律，建立相应数学模型，从定性与定量分析中达到掌握过去与现在的变化脉络，进而预测未来可能的变化。d、数学分析法。现代数学的许多分支在情报学的研究中都在应用，如在情报检索理论、情报传递的机制、情报采集方案的确定中，概率论、集合论、模糊数学、微分方程、运筹学等均在应用，甚至数论、图论、泛函分析、变分法等，也可以应用。e、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对于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等各个侧面与总体，可通过引进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方法，进行分析与评价、规划与设计，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由于系统论的研究方法众多，对某一具体研究对象来说，就需要比较不同的方法，从中选择最佳方法，以期获得最优的结果。f、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一般先鉴别一个历史问题，搜集有关史料，形成假说；然后进一步严格搜集与组织史料，认真加以核实，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报学是如何形成的，促使我们了解过去的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与方式。g、其他方法。包括德尔斐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哲学研究法等，这些方法多综合加以运用，近来又出现空白点分析法、聚类映像法等。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对许多新兴方法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如科学计量法、信息计量法、网络计量法、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知识挖掘法和信息融合法等。这些方法及时地满足了情报研究现时展的需要，增加了观察事物的维数，丰富了认识事物的手段，更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从而在进行信息分析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理解的层次。
1 传统环境下的情报研究工作
情报研究工作在我国通常被称为情报分析研究或者情报调研，是指针对特定的领域或主题，收集、积累相关文献、数据，加以整理、分析和研究，最终根据用户的需要提出分析研究结果或报告的全过程。从工作内容的性质来看，它实际上包括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两部分，即情报研究。在传统的文献信息环境下，我国的情报研究工作主要依托于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机构，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在这种环境的限制下，一个情报分析研究人员或机构一般只限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主题领域进行研究。因为基于传统的文献信息环境和技术条件，我们无法获得及时而广泛的文献信息，也没有整理和加工大量信息的手段，更不能满足对信息进行深加工的分析和研究性要求。
但是，在新的IT技术和因特网环境下，情报研究工作已经突破传统的基于文献信息源进行编译、汇编、综述的工作方式，而大量运用网络信息资源和零次情报，并且引进文献计量、调查统计、逻辑分析和数学模型等新的研究分析方法，用户对其成果也更加要求研究性和预测性了。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情报研究工作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的情报分析研究机构针对国家的各方面决策与管理工作需求，开展了多层次的研究和服务，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分析研究任务和课题，为提高我国的决策和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我们的情报研究工作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将大大影响情报分析研究机构的发展。
1）情报工作的低效。主要表现为不能有效地利用网络获取信息，不能通过多媒体表达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已有的情报研究成果和信息资源进行管理和共享等方面大大落后于现有信息技术水平，难以形成快速反应能力。例如，情报收集与积累仍没有实现从资料卡片向数据库的基本转变，使得一个情报分析研究机构内部同时或先后的不同课题之间尚不能正式实现对资料、信息和成果的共享和复用，不仅造成了资源和时间上的巨大浪费，更增加了研究人员协作和管理的难度，从而使情报研究工作难以摆脱被人诟病的“小作坊”模式而形成真正的规模。
2）研究方式的落后。当今的经济、社会和科学课题已经日益融为一体，且研究内容日益细化和深入，但我们的情报研究工作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研究范围有很大的局限，资料编译和汇编工作仍然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内容，真正有一定研究深度的综述性报道比较少，就更谈不上利用各种新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进行分析工作了。此外，由于研究人员间缺乏资源共享，造成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各自为战、因人而异，工作成果的稳定性和可信度降低，再加之其他信息机构日益激烈的竞争，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情报分析研究机构的发展和用户对我们的支持。
2 实现对情报研究的知识管理
面对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局面，情报分析研究机构的主要对策应该是，根据情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需求，把情报研究工作的网络环境和技术手段提高到目前先进的IT技术水平，更主要的是结合先进的知识管理思想来设计情报研究知识管理系统并贯彻新的情报研究工作模式。这也是许多情报研究用户依据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对情报分析研究机构提出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知识经济大发展的促进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学界很快地经历了从信息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再到知识管理的观念转变。而企业界更是将知识管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业务管理中，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案例。
一般认为，知识管理是将可得到的海量信息转化为知识，并使知识能够为人使用的过程。知识管理是对知识进行程序化管理，以便于知识的明晰、提取和重复利用。知识管理的基本活动包括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分解、使用和存储等。根据知识的特性，在知识管理中需要把握满足积累、共享和交流三种需求的原则。
非常明显，情报研究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知识获取、开发、分析、利用等活动的过程。对于情报研究来讲，知识管理就是要对其工作流程中无序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管理，实现知识共享和再利用，以提高研究水平和工作效率。对于一个在业务中大量存在并依赖于知识流的机构来说，实现知识管理的思路基本有两种：一是在用户需求明确，运用显性知识基本能够解决其问题的情况下，将知识管理基本简化为对信息的管理。这种情况下，知识管理战略的核心就是设计与建设计算机系统，将经过编码的知识有序地储存在数据库中，机构的成员都可方便地利用，这被称为知识管理的编码战略。二是在用户需求复杂化、个性化，必须有效地利用机构诸多成员的隐性知识和经验才能解决其问题的情况下，将知识管理更加倾向于看作是对人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与开发知识的人是密不可分的，知识主要通过机构成员之间的交流来实现共享。在这类机构中，战略的重点是组建通信网络，其作用更主要的是帮助进行交流，这被称为知识管理的个人化战略。
从情报研究工作的内容来看，用户需求的两种情况都存在，且互相混杂。因此，情报分析研究机构在设计和建设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统时应执行一种全方位的战略，即在系统地分析了情报分析研究业务流程的基础上，为自己建立包括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系统在内的分析研究工作平台。
从加强分析研究服务、建设学术环境和实现业务创新的角度来看，情报分析研究机构要建设自己的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平台。而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平台也将为情报分析研究机构贯彻新的知识管理工作模式提供一个实际的系统操作上的支撑条件：基于这样的平台，情报分析研究机构能够统一地管理、共享、加工和情报分析研究资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情报研究工作的效率，还可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分散的问题，使情报研究工作达到规模化和国际水平，在此平台的基础上，不仅可以灵活、机动、快速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情报分析研究服务，而且还可以通过一定的研究成果来吸引用户，实现针对用户的交互化、个性化及时服务。
在情报研究工作平台的支撑下，情报分析研究人员的信息收集和共享将更加全面且程序化，有利于实现情报分析研究机构业务运行的正规化、制度化。这样的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平台不仅为情报研究工作提供了数字化的信息资源及信息搜索，更为情报研究人员和用户带来完全的数字化研究工作环境。它带来的是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及机构的E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情报分析研究的工作方式和特点。以此平台为基础，我国的情报分析研究机构可以实现对情报研究工作的整体创新，从而在国内商业性信息咨询与研究机构大范围发展起来之前，进一步加强在国内情报分析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参与未来的竞争赢得先机。
然而，建立起一个功能齐全的平台，只是使知识管理成为可能。为了真正实现知识管理，还应该在宏观和微观的各个层面上，努力研究把知识管理融入情报研究新的日常业务流程的最佳方法和制度，并大力推行，而不能依赖研究人员在新平台中自己去寻找知识管理的感觉。例如通过利益调节机制的设计，将研究人员向数据库所提供内容的水准和质量，作为其绩效评价的内容，使研究人员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知识提供共享。
3 知识挖掘与情报研究
目前的情报研究正在由情报工作向研究工作方面偏移，也就是对深加工的研究和分析性工作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不仅要求情报研究成果具有综述性，还要有研究性和预测性。这就要求情报研究知识管理系统不仅要完成一般性的知识管理功能，还应该在对知识进行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知识挖掘，以促进研究人员的深入研究。
对知识挖掘的设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出现了对从源数据中发掘新信息模式及算法的涉及。被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Database，KDD）。这种想法的出现是由于此前的信息或知识数据库存在着种种局限，限制了对数据库中蕴涵知识的有效利用，局限因素包括：①信息膨胀，知识供需失准，不能满足不同人员的个性化需求；②经常获得的是过时的、无时效性的知识；③提供的知识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或发挥效用；④数据库中的知识可能没有以正确的形式被正确地表现出来；⑤由于上述原因的干扰，数据库中信息和知识的使用率很低；⑥底层标准混乱，数据库信息无法有效复用和转换，形成信息孤岛。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对知识管理的实施形成极大的挑战，很可能使知识管理的科学理念被架空。因此，要成功地进行知识管理，就必须研究开发先进的知识挖掘、分析和提炼技术，从而形成一个资源丰富的知识库，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知识挖掘工作运用最新的智能工具来挖掘蕴藏于海量显性信息中的隐性知识，并形成专业知识库和知识仓库，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并给予管理、利用，非常符合情报分析研究用户对个性化、隐性知识的需求，能够真正支撑起情报分析研究知识管理系统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全方位开发战略。所以，虽然知识挖掘仍处于发展的前期，还有很多研究难题，但我们在建设情报分析研究知识管理系统的时候，必须考虑对知识管理功能的开发，或至少为其未来的实现与整合预先设计好底层数据标准、二次开发接口等。
目前已出现了一些成型的知识挖掘模式，例如Lotus的知识挖掘方案。这些模式主要是通过知识仓库来实现的。知识仓库是外部异构的相关数据库和本机构知识库构成的虚拟“库集合”。知识仓库中的所有知识单元被统一于同样的标准之下。这样，知识挖掘就可以通过统计和分析工具在知识仓库中完成。因此，如果能够在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平台中提供知识挖掘功能，将更好地支持知识管理目的在情报分析研究工作流过程中的实现：①情报研究人员对内部知识仓库不断的个性化知识挖掘，促进了个人知识不断融入机构的知识仓库，更促进了研究人员融入机构的知识管理过程。②知识挖掘促进了研究人员之间的知识流转与共享过程，加速了研究人员头脑中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从而可能促发新知识的产生。③情报分析研究用户的个性化知识挖掘，使得研究机构和人员可以及时地收集关于知识被利用情况的反馈信息，为知识管理系统的完善提供支持。
4 情报研究工作平台模式探讨
随着知识管理的推广，目前，国外一些权威的情报分析研究机构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工作系统或平台。美国兰德公司（RAND）开发了自己的ECRIS信息平台，并建设了RaDiUS研究信息数据库，不仅供内部的研究人员使用，而且向美国政府部门公开，借此来争取政府和公众的进一步支持。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图书馆及信息部也正在逐步建设完善自己的研究信息和研究成果数据库。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更是将为不同的用户设计信息系统作为自己的业务之一，NRI的CRNet就是一个基于因特网的研究信息服务平台。而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的6个专业信息中心也都为自己的研究人员建设了相应的研究信息数据库和网站。
而在国内，目前无论是情报分析研究机构还是大企业大多还没有建设起全面而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出现较早的船舶科技情报分析研究快速反应平台没有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考虑对内部信息流进行管理的问题，也未给研究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导航和功能。
一般认为，作为完善的知识管理系统，要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来支持知识的收集、挖掘和。因此，作为情报分析研究机构知识管理系统的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平台应该包括：
1）情报分析研究机构的局域网。以此消除研究人员在网络信息获取和内部信息交流方面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研究信息处理的现代化和无纸化办公。
2）情报分析研究信息数据库。通过建立不断更新的数据库维护机制，将分散收集和掌握的研究资料进行集中化积累和标准化整序，以利于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最大化利用，提高研究效率。
3）针对情报研究工作特点和信息需求范围对已有的资源建立网络信息智能搜索引擎。以此提高情报研究工作中信息收集的效率，扩大知识搜索的范围与深度。
4）情报分析研究成果及导航网站。提供对情报分析研究资源的导航与搜索，通过网络实现针对情报分析研究用户的个性化的在线服务。
5）知识发现与挖掘工具。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工具，实现知识挖掘，并通过计算机辅助完成文献计量学等新的情报分析研究方法操作。
6）标准的元数据格式和模块结构、二次开发接口。为平台的继续开发和扩展提供支持。
情报研究机构在设计和实现其知识管理系统平台时，有一点必须明确：在知识管理中，IT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没有IT技术的支持，就没有知识管理。但是，许多人过分强调技术，反而忽视了知识管理本身。甚至把它当成是信息技术的一个发展阶段。情报研究机构的知识管理应该是以知识为中心，以研究人员为本，以信息工具为辅，能够促进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
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平台应以情报研究人员和有关用户为中心进行服务。这一平台的作用可比作“知识的网络操作系统”，它应全面实现辅助情报分析研究工作所需的各种功能，但又不偏离知识服务的中心。它应该是一个结构最为完整、内容最为综合的情报分析研究知识平台，应体现开放性、集成性和模块化的特点。
因此，针对不同机构的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平台应该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中心思想是在情报研究中实现知识管理，以知识管理推动情报研究工作和其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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