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于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冲突。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亦即社会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使得任何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劳动也就成了衡量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尺度。所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吸纳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这是马恩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设想。严格说来，经典社会主义只是关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安扫^由于他们“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则鲜少论及。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必然是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先进、社会更加和谐。
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经典社会主义没有为非公有制经 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预留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具体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殊而不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讨论所有制问题。他们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是这样，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制也是这样。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仅仅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拒绝设计任何具体细节。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所有制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空洞地谈论所有制（比如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认识其基本经济制度)，更不能想当然地设计所有制结构（比如所有制问题上时‘升级竞赛”）。
二、非公有制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会与马恩的设想有很大不同。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而忽略了其立论的基础。为了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大加挞伐。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尽管也有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退却，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就其本意而言确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列宁去世后，对于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问题。斯大林在经过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短暂肯定后，即于1929年底，终止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基础上，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彻底清除私有制经济。从此，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化运动确立了国有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农业集体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前苏联逐渐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前者是比后者更为高级、更为先进、距离共产主义更近的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低水平的按劳分配。脱离贫穷落后的本国国情、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条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然会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当然也会营养不良。
在中国，对于私有经济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有过清醒和谨慎的认识，甚至在建国初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思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而使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实现。与此相反，在紧接着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严重背离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仅仅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来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过急、过快、过粗”的后遗症。自此而后，为了建设“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就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必须不断地加以铲除。在实践上，漠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客观要求，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大搞“穷过渡”和所有制形式的“升级竞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这样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国有制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不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恩的设想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主义下存在的理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中，非公有制经济是异己因素必须要加以消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两者不同。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失误，在于对贫穷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所有制结构这个“基本问题”，亦即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形成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又允许存在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就历史起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历史起点的，而改革开放首先又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序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催生了一大批积极 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的专业户、重点户，他们在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增加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主次分明的“有益补充论”演进到并肩而立的“共同发展论”;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上，由“允许存在论”发展到两个“毫不动摇论”。正是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逐渐提高和政策上的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竞相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政治要求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对这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领域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们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逻辑起点看，正是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根本特色或曰底色，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派生特色。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有着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就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它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使得部分人可以获取财产收入，于是有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代表、维护和增进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注意兼顾和尊重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就业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于外资的大量引进，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这也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既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在社会建设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事实上走过了一条重资本、轻劳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由此带来了劳资矛盾加剧、资源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所有制结构又是处于经济基础中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所以，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并快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涂抹上了自己独有的亮丽色彩。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这一判断，可能会面临一个理论问题的诘问和三种不同观点的论争。
理论诘问是，如果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那么，怎样理解“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这不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吗？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答。首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以贯之的生产力标准观。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个阶级或利益集团、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及其兴替过程的时候，都是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着眼的。无论是对血腥奴隶制替代原始社会时对奴隶制度的热情讴歌，还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充分肯定，无不是因为这个阶级或这种制度曾经在其进步时期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所作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绝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罪恶太过深重，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不是他们对所有制形式有什么个人偏好，而是生产力的革命性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曾一语中的。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其次，消灭私有制是一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但这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发展仍不充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不会是永恒的存在，它必定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私有制的消亡，需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社会关系条件。只有当这样的条件出现的时候，共产党人才能顺势而为，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到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尚不具备时，采用超经济手段一厢情愿地消灭私有经济，这样不仅不能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初衷，也不可能实现巩固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没有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且仍有容纳生产力进步的广大空间。所以，在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仍然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当然是和经典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根本特色。再次，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今天存在并蓬勃发展着的非公有制经济，和过渡时期的私有经济已经有了重要区别。后者作为旧社会的遗迹，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之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力量。而前者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完全巩固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靠党的政策发展壮大起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力方面军，其从业人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与该社会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是相互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了存在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则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既如此，共产党人要消灭的私有制当然就不会是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的问题，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不同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在努力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三个理论也确实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的地方。但细究之，他们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想事情、干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清醒的认识，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毕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借以凭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它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正如出发点并不意味着已经出发、立足点也不意味着已经迈步一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预留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重大的理论和体制创新。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蕴积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经济能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天然地要求把市场经济作为它存在和发展的广阔天地，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理解了前者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后者。因此，非公有制经济比市场经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
关键词：金融业 重要性 特点 经营对策
为了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缺失，国内企业开始研发新兴经济模式的营运方案，结合行业特点以提出可行的发展对策。因此，对金融行业特点实施深入分析，对经营决策创新改革具有可靠的指导价值。
一、金融业的重要性
金融行业是从事金融商品营销的产业结构，其主要涉及到银行、保险、信托、证券、租凭等主要业务领域，通过销售对应产品以创造收益。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优化资金配置和调节、反映、监督经济的作用。过去我国金融业发展既缓慢又不规范，经过十几年改革，金融业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二、新时期金融行业的特点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加快，对金融业特点有了明确的认知，这些都关系着国家经济未来的走向。从现实经营情况看，金融业的独特地位和固有特点，使得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本国金融业的发展，我国对此有一个认识和发展过程。
（一）指标性
指标性是指金融的指标数据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和个体状况，金融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就经济盈利指标来看，金融行业每个季度都有其特定的利润指标，这是所有金融机构日常经营必须要达到的标准，也正是指标性特点推动了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垄断性
垄断性一方面是指金融业是政府严格控制的行业，未经中央银行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允许随意开设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是指具体金融业务的相对垄断性，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大商业银行，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国泰、华夏、南方等全国性证券公司，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人保、平保和太保。
（三）风险性
高风险性是指金融业是巨额资金的集散中心，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单位和个人，其任何经营决策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任何一个行业经营都具有风险性，金融业风险性系数较高，且容易受到市场环境变动的干扰，导致金融产品销售数量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了银行、保险、证券等产品销售量。
三、基于行业特点的经营创新决策
为了保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业需不断地调整经营对策，为产品项目研发及营销创造有利的空间，帮助企业解决现实经营中的收益问题。基于传统经营理念指导下，企业不仅消耗的建设成本额度大，且对各类金融投资项目付出的经济损失严重，这些都影响到了最终的经营收益。笔者认为，金融行业经营决策创新对策：
（一）人力管理
人员是企业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构成，企业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各员工职能的全面发挥。金融业实现经营决策改革，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价值辅助经营，重点解决市场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带动内部收益额度水平的可持续增长。例如，定期对专业员工实施优化培养，增强其参与行业建设及金融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在实际活动中创造更加丰富的收益。
（二）财务管理
资金链是金融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做好财务管理工作是经营创新的重要内容，其要求企业按照预定的财务预算目标，努力控制项目投资的成本额度，并且详细地预算各类经济活动费用。比如，金融企业根据市场行情执行投资计划，必须要做好金融产品投入的成本预算工作，同时强化预算调控管理机制，对成本费用及收益目标等全程预算，从而实现行业收益的可持续增长。
（三）审查管理
金融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新形式，产业结构不仅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且经营者在拟定决策时往往遇到更多的困难。若单一采用日常常规管理决策，势必对内控与预算管理造成难度，阻碍了金融业经营决策的多元化发展。基于行业特点指导下，应对各类经济活动详细审查，控制好每一笔经营费用的收支情况。此外，对于内控管理体系也要采取综合审查，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四、结束语
基于世界经济格局一体化发展，中国经济开始加快新兴产业结构调整，以金融业为代表新经济体系日趋成熟，从多个方面推动了行业收益水平的增长。为了摆脱早期营运决策的不利影响，应坚持创新改革思路执行新的决策。
参考文献：
[1]贺阳广，贺茜、金融改革中的逆周期监管――十二五规划金融业发展的新起点[J]、金融经济、2011（16）
[2]屈哲，赵欣、我国金融品牌建设策略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02）
由于社会、历史、地理、自然及发展思路、地方政策、执行力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县域经济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从目前内蒙古旗县区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各类旗县区的存在的问题和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是：
(一)城郊型旗县区
城郊型旗县区既依托农村，面向城市发展为城市服务的商品性种植业和养殖业，又依托城市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是距中心城市市场近，比较了解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有城市人口所形成的生活资料市场需求，各方面资源能得到优先开发并尽快形成规模。二是以临近城市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发展交通运输业和仓储业，形成能够迅速输送各种物资和商品到四面八方、扩散到城乡各个角落的物流功能；三是依托城市市场、人口和灵敏的信息网络渠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四是借助于城市招牌，采取各种方式筑巢引凤，全方位的招商引资。特别是在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引进上，能够得天独厚抢占先机。五是部分市郊旗县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后，已形成相当的生产规模，与所在城市经济融为一体，成为城市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可以说，内蒙古市郊旗县区经济是借助和依托于几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来城市经济的迅速壮大，市郊旗县区的经济已经融入了城市经济社会中去，与城市相互依存，紧密连在了一起。
城郊型旗县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土地供应紧张，有的甚至连未来几年的用地指标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招商引资”来的许多工业、服务业项目，因为没有用地指标而不能落地。二是产业关联度低，配套性差，现有的经济体绝大多数是面向城市，受城市的辐射并为城市提供服务；三是县域经济普遍存在产业布局比较分散，产品结构优化度低的问题。一个旗县可能有几十个产业能生产几百种产品，摊多面广，重点不突出，特色不明显并且加工程度低、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率低、经济效益低。四是缺乏扩张后劲，自主投资能力、外商进入比例都很低，投资和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足。
(二)农区县域、牧区县域、半农半牧区县域
内蒙古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县域共有68个，是内蒙古县域经济大多数。这几类县域中除小部分旗县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在我国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资源开发加工为主的工业主导型经济结构，产值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要求外，其余大部分仍然以农牧业为主。从总体上说大都处在“人口以农业为主、企业以中小为主、财政以吃饭为主、发展以追赶为主”的比较稚嫩的阶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类县域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日渐显现，并在发展中形成了明显的共性特征。一是经济总体实力比较弱、基础差、底子薄、经济总量规模小，人均水平低；二是农牧业经济仍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农牧业还是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工业经济发育不足是最突出的薄弱环节。三是以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为经济主体。四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经济特征，比之城郊型县域，实力更弱，基础更差。因此，从总体上说，这类旗县经济是整个全区经济的薄弱环节，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难点和重点。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大多数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刚刚起步。从业人员多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基本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开展小规模经营；从业人员多是农牧民、中小企业职工、个体私营业主，文化程度低，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少，在整个就业大军中属于“弱势群体”，不具有竞争优势；县域经济处于城市资本、技术、人才辐射之末梢，多数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程度较低。总之，城乡经济二元化所具有的“三农经济”的劣势在这些旗县表现突出，是我区县域经济的薄弱环节。
(三)林区县域
林业主导旗县市集中在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林区，其经济特点是以广袤的森林资源为基础，以林业及延伸产业为主导，在国家大量投资扶持下于“一五”时期开始逐步形成的。自西部大开发开始以来，随着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森林工业受到冲击出现衰退，林业城市经济受到很大影响。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虽然想了许多办法发展生产，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在发展新型林产业的基础上，找到新的替代性产业。
二、现行环境政策下内蒙古县域经济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一)农区县域、牧区县域、半农半牧区县域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农区旗县、牧区旗县、半农半牧区旗县，目前农牧业经济仍然是县域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也是农牧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新形势下发展县域经济，短期内不能丢掉这个根本。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依然是这类旗县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方向之一。
但面对新的发展要求和新的市场竞争压力，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调整思路，转变方式。借鉴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做法，大力推进农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畜产品的布局建设，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种植高附加值特色产品，积极发展优质高效农牧业。
实施“原产地品牌战略”，走特色农、牧产品市场化之路。有的旗县名优特产品历史悠久享誉四方，具有发展这类产品的传统优势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确立发展这类地方特色产品的生产作为主导产业，是现实的选择。
实施合作开发战略，走加工增值之路。有一定的农业、牧业和林业商品性产出是农牧业旗县的共同特点，而因为缺乏投资、技术、人才等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得不到加工增值是这类旗县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运作，引进外部投资者解决资金、技术、人才问题，合作发展资源型加工业，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必然选择。
当然，选择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并不是只限于一个，也可以是两个或者更多。
(二)城郊型县域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市郊县域经济的发展部分得益_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但更多的还是得益于城市的发展。因此，市郊型县域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紧紧依托城市，并为城市提供服务。
首先，市郊旗县区应结合城市“菜篮子工程”，围绕建立城市副食品基地，采取适应城市市场需要的，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市郊农业生产结构。
其次，市郊旗县区应建立适应城乡市场需求的吸引城市工业扩散的生产结构。随着城市工业的行业改组和技术改造，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和协作配套产品，必然由城市扩散到市郊旗县区，因此，建立为城市工业协作配套的经济结构应是市郊旗县区经济发展的主导生产部门。此外，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改造，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也需要利用市郊旗县区建筑市场的巨大劳动力资源，直接满足于城市建设的需要。
再次，市郊旗县区应针对城市庞大的人口和较高的生活水平的状况，发展商业、饮食业、居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确立城市发展的服务地位。
第四，市郊旗县区可从区域发展战略和国土开发的高度，以城市雄厚的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丰富的生产要素为后盾，扩大各种资源的利用，通过建立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区、教育园区等，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林区县域的战略选择与发展重点
这类旗县市发展应在原有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单一产业结构的切入点，以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多方位的发展模式。一是结合国家实施“天保工程”，大力发展营林经济；二是审时度势调整产业结构，确立人造板、烤胶、包装纸等林纸工业；三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黑木耳山野菜等纯天然食品、大棚蔬菜基地、北极狐梅花鹿特色养殖、白鹅养殖屠宰加工、各具特色度假村森林公园等非林木产业；四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三、提升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领导，主体是群众，首要问题是思想观念。内蒙古大部分旗县区，特别是农业、牧业、林业和半农半牧旗县区，50多年来扛着农牧业大旗、走发展农牧业之路，结果却是“农牧业发展了，财政却长期捉襟见肘”。当东部、中部的许多县市于80年代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搞“一乡一品、一县一产”的时候，我们却仍然在“提高粮食自给率”、“增加牲畜头数”和“扩大林木砍伐量”上下功夫。因此，乡镇、旗县区工业始终未在全区层面上有所发育。这应当作为新时期发展县域经济思想观念转变的起点，反思的焦点。要以新型工业化统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入分析当地在发展县域经济上的优势和劣势，正确选择工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在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从哪里起步上达成共识。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是新时期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也是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实际工作中，一是通过增加地方财政对农村、牧区和农牧业的投入，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牧业生产条件，进而夯实县域工业发展的基础，二是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与农村和农牧业密切相关的项目和企业，大力开发、加工当地资源。这一思路对城郊型旗县区尤其重要。我区个别旗县区在按照这一思路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县域经济基础薄弱，投入不足是发展的共同难题。许多地处偏远、资源匮乏的农牧业旗县对此更是一筹莫展。这些旗县区首先要强化旗县区政府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的服务职能，深入研究工业发展别是招商引资每一个环节存在的服务问题，积极探索改进办法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开创招商引资工作的新局面。
发展县域经济，不但要借助外力，而且要激活内力。企业是县域经济的主体，为了把这个主体做大做强，增加发展的后劲，想方设法激活民间资本是必然选择。
[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发展 企业家 创新
生产函数 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广泛，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观点、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发展的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经济发展；新趋势
社会经济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均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而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经济管理必须要加强研究，对于其现代化特点应当准确把握，同时明确经济发展新趋势，从而为通过经济管理推动经济发展奠定理想基础。本文就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新趋势进行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
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为能够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要求均能够得到较好满足，应当积极提升社会上其他各个方面发展水平。在当前经济管理方面，经济管理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并且经济管理权限也在不断扩展，从而在外部管理以及内部刺激方面经济管理均能够发挥出积极作用。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创造性特点，当前在经济管理方法、理念及模式方面均表现出较明显先进性特点。由于现代经济管理表现出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经济管理模式也表现出现代化特点，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好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自动化及科学化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也逐渐表现出科学化及自动化特点。通过科学化管理可使管理过程中比较复杂的一些环节得以有效减少，可使管理有效性得以更好提升，而管理手段自动化可实现及时调控以及指挥经济管理，同样能够使管理工作有效性得以有效提升。在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能够使实现自动化及科学化，必须要在资金以及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先进管理技术以及管理理念应当积极引进，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高现代，使经济管理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更好适应。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艺术性特点
艺术及经济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级经济管理具有一定艺术性特点。经济在物质世界方面所产生作用及艺术在精神方面所产生效果具有等同价值，只是在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另外，经济管理方式以及过程均能够体现出艺术元素。
（四）经济管理现代具有民主化及专业化特点
为能够使经济管理现代化得以较好实现，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当保证经济管理人员具有优秀经济管理能力及管理技能，这属于经济管理现代化能够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专业化经济管理知识能够使经济管理人员素质及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使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能够更加专业。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一定民主化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需求更加符合，对我国经济灵活性发挥十分有利。
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在现代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大形势，社会经济发展为能够使社会环境需求你得到较好满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及改革，对新型发展动力不断进行探索，使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势。就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而言，其发展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表现出高端化趋势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端化发展情况，其主要体现就是我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均被认为科技含量比较低，而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也将会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为中国创造，从而使产品科技水平得以提升，同时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很多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取得很很大成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摆脱低端化发展趋势，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趋势
就当前实际情况而，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服务化发展趋势，这一点所指的主要就是在现代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以及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在不断增加。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产业，其不但能够较好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并且表现出低排放、低能耗优点，这一点与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也比较符合，因此，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服务业比例得到很大程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出越来越明显服务化趋势。
（三）经济发展表现出网络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趋势所指的主要就是居民购物消费逐渐实现网络化。在现代社会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一些传统消费观念以及消防方式开始发生改变，网络购物已经十分普遍，这种消费方式与现代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相适应，因此在现代社会上得到很快的发展。这种情况的改变使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保证各个方面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要对现代经济管理加强认识，掌握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经济管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才能够使其发挥更好作用。
作者:陈计中 单位: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
参考文献：
[1]秦东,刘富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4)、
[2]葛治钢、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
[关键词] 新疆 企业 产业集群 循环经济
一、新疆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
1、发展循环经济的内涵与模式。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物质的闭环流动型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活动中“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行为准则。其模式是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目标是达到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
2、新疆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根据新疆经济空间结构的现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应采取非均衡、差别发展战略和据点开发、轴线延伸、网络开发的发展模式,选择优势区位，培植增长极点，通过各个极点的扩散和辐射作用形成产业带，各个产业带相互交织形成经济圈，对于一些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进行重点开发，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1)全疆层面。新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总体上采取非均衡、差别发展战略，按照核心集聚、轴向扩散、自然分隔、集约发展的原则，根据全疆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结构，主要采取梯度开发模式，加强中心经济区域的地位，集中力量优化经济中心，发挥其辐射功能，加快产业、技术的转移，形成网络式经济发展格局，降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梯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动新疆经济整体全面腾飞。(2)区域层面。①不同层次经济区发展模式选择。强核心区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为全疆的经济核心区，在经济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环境上明显优于其他区域，与梯度开发模式相对应，采取优势区位开发模式，兼顾网络式发展。继续加强这三个地区在全疆的经济中心地位，发挥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尽快提高其辐射功能，加快周边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变，带动相邻区域经济增长。一般核心区的经济发展继续采取点――轴开发模式，作为次一级经济中心，继续加强其经济发展具备的相对优势，增强积聚效应，同时接受强核心区的辐射，加强与强核心区的联系，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创造吸引经济要素的发展环境，努力成为全疆经济发展的一个支点。过渡区以据点开发为主，点――轴开发为辅，加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同时通过“轴线”加强信息、技术、人才的交流，以“优势条件”吸引经济要素走进来，培育自己的支柱产业，加快工业化发展。区和边缘区则采取据点开发模式，根据资源状况选择经济增长点，扶持工业经济发展，培养自我发展能力。坚持以产业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是对边缘区来说，寻找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尤为重要。②构建产业带，以主产业带壮大区域经济发展。北疆铁路沿线开发带：以乌鲁木齐都市圈为核心的乌昌综合型产业区；以石河子市为中心的（石河子、玛纳斯、沙湾）生态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区；以奎屯、乌苏、克拉玛依――独山子三角区为核心的综合型产业区；以伊犁、博尔塔拉为双核心的外向型经贸产业区。南疆铁路沿线开发带：以库尔勒――库车为中心的石油及石化产业区；以阿克苏为中心的轻工、轻纺产业区；以喀什为中心的边贸、旅游产业区。能源与矿产资源开发带：吐――哈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带；阿勒泰有色及稀有金属开发带。各地、州、市、县的重点产业区：石油勘探开发区（塔北、吐哈、准葛尔，其中重点开发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喀什、哈密、吐鲁番、昌吉）；石油化工基地区（南疆：库尔勒、库车、泽普；东疆：哈密、善鄯；北疆：乌鲁木齐、呼图壁、富康、克拉玛依――独山子――乌苏）；煤炭电力开发区（南疆：拜城、库车、库尔勒；北疆：乌鲁木齐、伊犁、昌吉、玛纳斯、阜康、吉木萨尔、和布克赛尔；东疆：哈密、托克逊）；矿产资源开发区（阿勒泰、哈密、伊犁、富蕴、库尔勒、若羌、善鄯、哈巴河、托里）；特色农业生产加工区：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以醇酒葡萄和枸杞、加工番茄、优质棉为主的特色农作物；天山南坡经济带发展以香梨、杏、红枣、核桃、苹果、鲜食葡萄为主的特色林果业和以长绒棉、加工番茄、芳香植物、中草药为主的特色农作物；塔里木盆地南缘发展区发展以杏、石榴、红枣、核桃为主的特色林果业和以玫瑰花、红柳、大芸、甜瓜为主的特色农作物；东疆发展区发展以葡萄、红枣、哈密瓜为主的特色林果园艺业。(3)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新疆由于其绿洲经济的特点，地区之间相距较远，分布较散，但适合地区间组织经济圈发展经济，寻求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途径。北疆地区――乌昌经济圈的构建成为新疆实施经济一体化的先河；南疆地区，以“古丝绸之路”闻名遐迩，有着悠久的名胜古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种类繁多，在南疆四地州旅游资源开发中，四地州（喀什、和田阿克苏、库尔勒）应充分利用和挖掘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沿边地缘优势来构建大旅游经济圈，形成特色突出、形象鲜明、各具特色的四个子经济圈，形成有机整体。
3、新疆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当前新疆区域整体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发展循环经济关键要注重两个方面。其一，要使循环经济得到全社会的了解和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装备、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和重复利用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污染。其二，高度重视科研，提高科技水平，从而为较高水平的循环经济在全社会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因此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应注意：(1)广泛开展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2)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3)加大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力度;(4)加强科研，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5)坚持依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二、依托产业集群实施循环经济
依托产业集群实施循环经济是通过对存量中小企业资源的关系调整和整合实现循环经济，不需要重新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降低中小企业之间合作的找寻成本、谈判成本、交易风险等成本、可以减少政府推行循环经济的政策、法律实施等规制成本、可以节约了运输成本并减少了运输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污染，因此可以实现成本上的节约。
1、新疆区域发展产业集群的可行性。(1)绿洲经济的特点适合发展产业集群。新疆区域绿洲经济的特点造成了区域内城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城镇化使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在一定区域内集聚，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天然的条件。(2)新疆地缘优势使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新疆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心，有5400多公里的国界线，与8个邻国接壤，具有建设国际通、商贸枢纽的条件，同时三条亚欧大陆桥的陆续开通加速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步伐，中西亚广阔的市场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3)新疆区域内特色资源丰富，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新疆区域经济各具特色，根据这些不同的特色发展产业集群，将避免由产品同化而造成的恶性竞争，更有利于发挥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同时，新疆丰富的资源，大多还处于初加工阶段，大量资源和初级产品再内地进行深加工，形成的往返运输成本高的劣势，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也表明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在新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4)新疆各级政府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条件。近几年，新疆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吸引疆外资金，通过一年一度的“乌洽会”，许多内地企业已经进驻新疆，其中有不少企业已经成功实现借助新疆这块“跳板”开拓中西亚市场的目标。
2、新疆区域发展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几点思考。新疆区域要发展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制定各种政策，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实施手段上，地方政府有必要鼓励集群内的中小企业组建行业协会，使行业协会成为沟通政府、中小企业和市场的桥梁与纽带，成为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机构，实现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开展行业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集群内中小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创新。
第一，促进区域经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新疆经济在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必须鼓励个体经济、民营经济与各种股份制经济的发展；第二，根据地方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科学地制定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第三，大力改善非流动性要素，吸引流动性要素；区域的竞争是以非流动要素吸引流动要素的过程。第四，努力营造区域创新环境。政府首先要搭建技术创新的平台，由政府扶持集群内的企业组建区域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其次，要在集群内组建行业协会。
参考文献：
[1]宋 岭:借鉴与思考――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2]程达军:循环经济的制约因素与配套体系[J]、商业时代，2005
关键词：三城新区；自主创新；创新驱动；天府新区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7-0018-05
1 引言
自主创新是一国之本，是新区生命之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批准设立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它们都承载着国家赋予的发展任务，特别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新区发展的重要使命。如今，深圳特区已进入三次创业阶段、浦东新区进入二次创业阶段，滨海新区也已创业几年，他们成为了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新区在推进自主创新的做法既有共同点，也各具特色。深圳作为国内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自主创新”已成为这个城市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标签。已走过 21个春秋的浦东新区，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促进自主创新、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以人才高地构筑创新高地、以环境优势塑造竞争优势，围绕自主创新领域综合配套改革，抓住资本激励创新这根主线，完善创新体系、集聚创新资本、培育创新企业、发展创新经济，推动自主创新事业取得显著进展［1］。在新形势下设立的滨海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央对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把建设“高水平的研发转化基地”作为滨海新区重要的功能定位。新区推进创新发展的做法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我国迈向创新驱动阶段的关键时期，创新成为推进结构升级、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推进创新要素聚集，推动创新集群发展，将经济发展中心打造成为创新中心，成为新阶段区域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现实选择。2011年国家批复的《成渝经济区规划》、《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均提出建设天府新区，据此四川省编制了《天府新区规划》，将“建成国家自主创新中心”作为天府新区的核心功能之一。作者通过对天津滨海新区、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制度创新、资源配置、资源聚集和自主创新等方面的探索进行调研，总结新区创新发展规律，分析新区创新能力的要素构成，提出培育和增强新区创新能力的启示，以及推动自主创新的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
2 新区：落实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自主创新是时展、社会需要、体制机制和文化发展的结果。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阶段性、跃进式的发展，无不以科学技术的巨大创新为根本动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2］，成为有效利用全球资源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动力，并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石。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催化剂。目前，西方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都在对本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行新的部署，开始了新一轮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科技创新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3］。在这一点上我国同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科技发展的未来、创新的力度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23年前，在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国家高新区应运而生，担负起“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历史使命，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4］。国家高新区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引擎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中枢。23年后，中国再一次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节点，处于迈向创新驱动阶段。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并提出“把科技进步与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创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加快带动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新区是落实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新区作为创新网络的载体、企业创新创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平台，为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撑，成为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新区作为国家推动自主创新的“特区”，是试点国家创新政策的先行者，许多推动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以及一些鼓励创新的机制、制度改革都是在新区试点先行的。
创新既是新区的使命，也是新区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深圳特区，到浦东新区，再到滨海新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作贡献，是新区开发开放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为更大程度发挥新区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需在加快既有新区的发展建设的同时，不断提高和优化新区的创新功能，优化新区的区域分布和布局。四川根据《成渝经济区规划》等，将建设天府新区国家自主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之一，是顺应时代特征、着眼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
3 沿海“三城”新区——滨海新区、浦东新区、深圳特区的做法和特色
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推进自主创新的做法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色。
3、1 天津滨海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