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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经济学(精选8篇)

时间: 2023-07-01 栏目:写作范文

金融和经济学篇1

关键词:金融;经济发展;科学经济管理;地方金融;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 F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7)02-57-2

0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各个地方的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将经济管理理念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使其在实际发展中未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发展下,众多民营企业的兴起和经营,为殷实经济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地方国有和民营企业兴办的数量越来越多,金融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经济管理方面的指导,未能辅助地方金融和经济的提升。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次课题进行分析和探究。

1 科学经济管理和地方金融发展现状简述

1、1 科学经济管理的主要内涵

在经济学领域中,主要是对稀缺的资源进行的优化配置,在管理学的范畴中,主要的是研究管理活动、过程和基本规律,进而来解决社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管理类的问题,以便提出指导实践的优化策略。而经济管理主要是对社会经济行为活动合理组织与合理调节的规律进行分析探究,其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宏观的经济管理,指的是国家对自身国民经济系统与社会经济行为活动的控制、监督、指导以及调节等;另一方面是微观的经济管理,指的是各类企业、个体劳动者以及合作经济组织在实际中的经营管理。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经济管理属于综合型的应用性学科,其融合了多种学科的知识,注重从实践经验与可行性方面进行研究。掌握和探究现代企业和金融领域中涉及到的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为现今金融和经济市场提出更优化的发展策略。

1、2 地方金融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地方金融产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其金融业法人单位的数量逐渐上升,主要分布在货币金融服务、保险行业、资本市场服务以及其他金融业行业中,其中资本市场服务类法人主体相对较多。以我省A为例,资本市场服务有123家,而货币型金融服务有47家。所有地方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有10243人,其中货币金融服务业占比最高,小额信贷、保险、民间投资、证券经纪机构数量虽多,但从业人员占比低于地方银行业。通过对国内众多区域金融领域发展的调查和了解,总结出地方经济在发展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融资途径相对较少;二是资本市场发展相对缓慢,三是重点产业的金融服务功能相对较弱,这样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金融行业的发展。

2 科学经济管理对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

基于科学经济管理中涵盖科学的经济管理发展理念,能为地方金融领域的发展提供众多经济管理发展策略,其产生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促进地方融资模式的创新发展

由于地方政府在开展自身金融经济活动时,更多的是信贷融资为主要的发展形式,科学经济管理,能指导地方金融机构积极的和全国银行总行开展合作性的交流,逐渐扩大对地方信贷投放与资金配置,进而充分的利用金融市场化制造出改革的契机,并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主导的作用,提高对资源高效的配置,这样的管理方式能鼓励地区银行机构和外界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使用各种金融商品招商引资,在严格控制潜在金融风险的基础之上,开展新型的金融融资活动。在众多地方金融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发展对金融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在科学经济管理下,能强化地方金融业和区域以外社会组织的证券交易合作,以便促进地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上市之后的融资与再融资,大力推行区域集优债务融资,通过的中小企业在私募券发行与政府债发行的试点工作中,做好企业债券和发行的工作,通过银行和证券发行的方式,促进地方融资模式的创新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科学经济管理对地方金融业的融资途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2 加快地方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

在科学经济理念的指导下,能使地方金融领域在原有期权和期货的交易基础之上,参与交易活动的主体对象进行扩展,这样不仅能实现金融产业和大宗商品在场内平台上进行交易,土地、能源以及知识产权也能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交易,在实际的操作中,科学经济管理能根据地方实际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将特色商品作为新兴的经济交易标的。在期货市场中还能开展合约买卖和套期保值,有效地规避了现货市场中潜在的风险。此外,应将股权交易市场视为资本市场中核心的部分,在股权交易所中完成公司和企业制改造的条件上提升其自身的功能,将其打造成主要以资本要素为属性的金融综合交易平台,进而提升地方金融业中资本市场的广度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科学经济管理对地方金融业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2、3 提升地方重点产业的金融服务功能

在现今国内众多地区均有属于自身特色的商品,尤其在旅游业迅速发展下,地区经济得到很大的提升,这样的环境为地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在科学经济管理理念下,充分的利用地方市场在全国经济市场的优势,完善机构和组织的培育,对金融和经济政策进行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进而重点突出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工作内容的高端金融业务,这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国内外投资理财机构与金融机构组织的聚集,更多的投资引入到地方金融领域中。

2、4 创设地方健康的金融发展环境

由于金融业是建立在风险和经济收益基础之上的,为了推动地方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实际的工作中,应为其创设一个良好和健康的金融发展环境。而科学经济管理的应用,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这是由于科学经济管理理念能将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众多的领域和知识进行综合,并能为金融行业的监管部门提供成熟的监管制度和经验。例如,能建立健全金融领域中的竞争激励和监督机制、优化金融发展信用环境、强化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控制能力等,其中对金融活动中潜在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参与金融交易主体对象的利益,进而为整个地区金融行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促进和保障的作用。

3 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地方金融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壮大地方金融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难题,这些难题严重的制约地方金融业的进步和发展。将科学经济管理理念应用到地方金融领域发展中,能起到促进地方融资模式的创新发展、加快地方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提升地方重点产业的金融服务功能、创设地方健康的金融发展环境等作用,望此次的研究内容能为现今地方金融领域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加速地方金融领域的全面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本刊编辑部、金融改革发展建言录――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谈金融[J]、中国金融,2015(06):21-46、

[2] 李娓娜、科学理念下的建筑企业经济管理新思想[J]、现代经济信息,2014(07):312、

[3] 周春喜,黄星澍、地方金融的监管逻辑及规范路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05):86-94、

[4] 商文瑜、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快速发展的风险及对策[J]、西部金融,2014(06):62-63、

[5] 张卫国,任燕燕,侯永建、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经济转型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08)、

金融和经济学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市场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派一致认为,货币量对经济发展无实质性的影响,但与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诸如证券业的建立和银行业的发展等,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出,但增进产出的方法,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Schumpeter将金融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他在《经济发展原理》中写到,金融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之一,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向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家融通资金,并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其主要论点成为了经济学家McKinnon的金融发展理论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Gurley发展了Schumpeter的理论,他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主要分析金融中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而引发了后来大批的学者关于金融系统的比较研究:金融结构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假说。上述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主要观点是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归咎于金融抑制,主张在国家或地区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创建了一个计量模型,并由此得出金融自由化可快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得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场) 直接加入模型中,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缺陷置于理论模型之中, 使模型与实际情况贴近,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Andrew Weiss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出发,提出信贷配给观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了信贷资金分配效率的下降。他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在弥补货币市场的某些不足,并和货币市场一同成为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Thorsten Beck利用虚变量将市场环境、会计方法等外生变量纳入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与外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决策建议上,文中认为有效的市场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要求。

自9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西方经济学家还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evine系统地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使用了4个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并运用了全球57个国家26年的相关数据来表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发展效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发展可以反过来促进金融规模的发展,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检验。Rousseau利用VAR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与GDP的关系,回归结果显著即金融发展是实际GDP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之类的影响因子,使假设的模型更加贴近与现实经济行为,由此提出的政策理论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状况。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的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方法和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李卫国(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金融规模、市场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得出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708。结果说明了金融业的发展存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曹云川等(2009)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近28年来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具有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并不能促进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结论

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历程和成果,基本上反映出了国内外研究的概况,较充分地介绍了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我们可以看出:

1、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成熟,而国内的文献主要采用经济学中计量方法对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关系开展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至于经济增长如何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的理论研究较少。

2、实证分析论证不足,尽管有详实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工具,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现有实证研究在相关指标设定、数据的选取、变量设置和计算方法等方法方面,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各种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3、目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这本身印证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现有的很多经济学理论在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但仍然显得单薄,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参看文献:

金融和经济学篇3

关键词:金融支持;县域经济

一、金融支持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早已成为金融实践研究领域之焦点问题。且已在以往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被充分证实。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

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

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人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

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

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

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一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

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

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

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

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

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

2、市场性金融支持

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

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

1、金融制度支持

金融制度支持是研究各种金融制度、政策对经济所产生作用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区域金融政策、金融开放程度、金融法律和金融组织的形式等方面的制度。

金融和经济学篇4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马克思主义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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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金融和经济学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写作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对我国金融政策的启示

金融和经济学篇6

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一方面可满足我国当前对金融与财务管理领域复合型、交叉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学、财务管理学学科融合发展的需要。我国相关学科设置中,金融学是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财务管理则是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下面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方向。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建立,金融改革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与金融市场已密不可分。在这样的背景下,齐鲁工业大学开展了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这将有利于金融学、财务管理学学科的融合发展,有利于培养合格的金融与财务管理领域高层次人才,服务国家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

二、国外相关学科发展模式分析

(一)国外金融学培养的两种模式国外金融学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方面,存在所谓的"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即学术性学位模式与职业性学位模式。在两种模式的选择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侧重。根据张亦春、林海(2004)的总结,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强调经济学院模式,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部分大学;二是强调商学院模式,大多数的美国大学,一般将金融学专业安排在管理学院、商学院或工商管理学院;三是两者的结合,即不少西方大学的金融学本科专业由经济学系与管理学院联合开设。

(二)经济学院模式下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经济学院模式下,金融学教学相对更多地强调宏观层面的分析。在课程设置方面,经济学院模式的金融学专业的重点是: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宏观经济政策,博弈理论,经济史等为其普设课程;强调数学工具与实证分析,重视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课程的开设;兼顾微观金融(佘德容,2010)。[2]澳大利亚各大学的金融学课程设置具有经济学院模式的特点,如西悉尼大学的金融学硕士专业,设置的课程包括:FinancialModelling(金融建模),FinancialInstitutionsandMarkets(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FundsManagementandPortfolioSe-lection(基金管理与投资组合选择),Derivatives(金融衍生品),SecurityAnalysisandPortfolioTheory(证券分析和投资组合理论),CorporateFinance(公司财务),FinancialInstitutionManagement(金融机构管理),CreditandLendingDecisions(信贷决策),LawofFinanceandSecurities(金融与证券法),RealEstateFinanceandInvestment(房地产投融资),MarketingofFinancialProducts(金融产品营销),StrategicBankManagement(银行战略管理),InternationalFinance(国际金融),Economics(经济学),InternationalTradeandIndustryEconomics(国际贸易与产业经济学),等等。该课程体系中包括微观金融、宏观金融以及经济学等各类课程,整体上与我国金融学硕士专业的课程设置相同。

(三)商学院模式下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商学院模式的金融学教学相对更多地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侧重于微观金融、金融市场、投资学、公司理财、证券分析与组合管理等,重视开设专业性和实用性强的课程(佘德容,2010)。[2]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提供的金融学硕士课程相对较多,包括:AdvancedCorpo-rateFinance(高级公司金融),AppliedQuantitativeMethodsinFinance(应用金融定量方法),Behavior-alFinance(行为金融学),BusinessEconomics(商业经济学),CapitalMarkets(资本市场),Continuous-TimeFinancialEconomics(时间序列金融经济学),CorporateFinance(公司金融),CorporateValu-ation(公司价值评估),EmpiricalMethodsinAssetPricing(资产定价实证方法),EmpiricalMethodsinCorporateFinance(公司金融实证方法),FinancialDerivatives(金融衍生产品),FinancialEconomics(金融经济学),FinancialEconomicsUnderImper-fectInformation(不完全信息金融经济学),FixedIneSecurities(固定收益证券),InternationalBanking(国际银行业务),InternationalCorporateFinance(国际公司金融),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国际金融市场),IntertemporalMacroeco-nomicsandFinance(跨期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InvestmentManagement(投资管理),Macroeconom-icsandtheGlobalEconomicEnvironment(宏观经济和全球经济环境),MethodsinFinanceTheory(金融理论方法),MonetaryEconomics(货币经济学),PrivateEquity(私募股权投资),RealEstateInvest-ment:AnalysisandFinancing(房地产投融资分析),SelectedTopicsinEmpiricalCorporateFinance(实证公司金融专题),TheFinanceofBuyoutsandAcquisitions(收购和并购),TopicsInAssetPricing(资产定价专题),VentureCapitalandtheFinanceofInnovation(风险资本和金融创新),等等。可以看出,该课程体系主要以证券市场、投资分析等微观金融的课程为主。

(四)商学院模式下的金融学与财务管理国外金融学培养的两种模式与我国的财务管理学科是何种关系呢?肖鹞飞(2005)认为,美国金融学科的发展主流在各大学的商学院,金融学和财务学合二为一,公司财务被称为企业金融,金融学科归属于管理学科,以公司财务学、投资学、金融经济学、金融工程学、金融机构学、国际金融市场学、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学等课程为核心。公司财务学和投资学二者之间紧密联系并成为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3]孙建强、罗福凯(2008)则指出,欧美国家只有一个finance,我国则被解释称为财务学和金融学,我国的金融学是西方的货币经济学(monetaryeconomics),而我国的财务学即欧美国家的finance。[4]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商学院模式下的金融学,即可认为基本等同于我国的财务管理学(FinancialManagement)。

三、我国高校相关专业设置比较

(一)金融学科发展与课程设置在我国,金融学科长期以来都是以货币银行学为核心(肖鹞飞,2005[3]),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黄达,2001[5])。但是,对于"金融"涵盖的范围、金融学的学科建设等,一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主要是金融学应该以传统的宏观货币银行学为核心,还是以现代微观金融理论为核心。强调现代金融理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方面源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国外学习商学院金融学科的人员回国,带来了国外微观金融学科体系设置的理念。整体而言,当前我国各高校金融学科课程体系安排,主要是以宏观金融学为主要内容:一是金融学专业公共课,主要包括政治理论、计算机信息、数学、外语等课程;二是金融学专业基础课,通常包括西方经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基础、统计学原理等;三是金融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国际金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财政学、中央银行学、保险学、投资银行学、证券投资学等;四是金融专业选修课,一般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三个方向。与此同时,当前也有部分高校强调微观金融的教学,向国外商学院模式靠近。根据戴晓凤(2006)搜集的资料,北京大学已开设有时间序列分析、动态优化理论、博弈论、随机分析、固定收益证券、信息经济学等较前沿的课程,上海财大设有数值方法、金融期权与期货等课程,厦门大学则有财务报表分析、时间序列分析、随机分析、金融中介理论等新兴课程。

(二)财务管理学科发展与课程设置在我国,财务管理专业的发展变化以20世纪90年代前后为分水岭(刘淑莲,2005):在此之前,财务管理只是作为会计专业的一门课程,之后财务管理从会计学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7]就本科层次的的课程设置而言,我国一般高校财务管理专业与会计学专业差别不大,曾富全(2010)指出,该专业培养目标来源于会计专业,缺乏清晰定位,课程设置与会计学专业课程重复严重,特色课程并不明显。[8]多数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以会计学系列课程为主,再加上高级财务管理等课程,综合类大学和理工类大学往往将财务管理专业设置在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下面,与会计学专业并列(李连军,2006)。[9]在硕士培养层面,财务管理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方向。同时,部分高校则自主设置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或者在经济学硕士下面设置相关方向。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金融与财务管理方向课程体系中,学位课包括:西方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业选修课包括:高级公司理财、金融市场、财务管理实务、公司理财与项目融资、财务报表分析、高级税务筹划、固定收益证券产品分析、投资银行经营与业务、金融投资分析与实务。

(三)国内金融学与财务管理专业改革设想关于我国财务管理与金融的关系以及金融学与财务管理专业应该如何改革,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财务管理学科研究范畴应该与微观金融学的研究范畴相一致(刘淑莲,2005),[7]即财务管理学科应主要由金融市场、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三大领域构成;第二种观点认为财务管理与微观金融中的公司金融相一致,而不包括金融市场和投资学,如范从来(2004)认为,[10]宏观金融、微观金融、公司金融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金融学体系,公司金融是从金融体系运行的角度研究公司的融资行为。关于财务管理的课程设置,徐焱军(2012)指出,财务管理专业应围绕企业筹资、投资、营运资金管理、利润分配、资本运作等内容开设相应的初、中、高级课程。[11]上述观点基本都认同,我国的财务管理专业,应该与会计学专业课程进行清晰地区分,与微观金融学课程设置内容相一致,即与国外商学院模式下的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相一致。

四、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建设

在分析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经济学院、商学院发展模式基础上,借鉴我国高校金融学、财务管理学等相关专业课程设置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齐鲁工业大学在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面,优化研究方向,确定课程设置,以体现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与相近专业的区别以及本专业的优势。

(一)研究方向结合对国内外金融学、财务管理学科的讨论,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的研究方向设置为四个方面:1、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方向,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决定因素等相关问题,资本市场效率、组合投资、金融工具定价、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财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等;2、金融市场与公司筹融资管理方向,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金融市场和中介组织的类型和功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公司筹融资行为、风险、影响因素、效率,融资约束、融资政策,资本结构,收益分配,金融市场与公司筹融资之间的关系,营运资本管理;3、投资管理方向,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兼并与收购,资本资产定价,投资组合理论,风险管理,基金与风险资本,金融市场中介机构,投资项目评价,创业融资、风险投资、技术创新与投资决策;4、行为金融方向,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公司证券相对收益偏离与风险的关系,投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非经济因素影响资源配置等等。

金融和经济学篇7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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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 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金融和经济学篇8

[关键词]以人为本;金融;科学发展观;金融机制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1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八大通过的、经过部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这一修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符合时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句话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集中概括。科学发展观为我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中国金融要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紧紧把握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在已经得到极大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通过中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金融内部与外部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金融的大好局面,从而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中国金融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

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对中国金融怎样实践科学发展观我国金融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把以人为本的金融与全面协调的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力图将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金融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以人为本的金融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金融学论文 fwsir、)出发点是人,归宿点也是人;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最终是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实现马克思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和要求。

中国金融要进一步发展应该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这个核心,并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全面深刻地理解以人为本的金融内涵应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以人为本是中国金融内在的本质要求。中国金融要实现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尊重。从现阶段来说,对人的尊重首先是要克服中国金融存在的相当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所谓“金融排斥”就是需要借助于金融的支持谋求发展的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和急需发展的行业因为不能满足金融行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而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现象。贷款歧视就是金融排斥最明显的表现。被人所轻视“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也是永远不能忍受的困境”。

中国金融贯彻以人为本的必要前提是实现金融自由。金融自由包括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自由两个方面,即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自由(金融供给的自由)和客户选择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自由(金融需求的自由)。尊重金融供给的自由,实质上就是尊重金融法人主体自主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及其自主定价权的独立性,而尊重金融需求的自由,实质上就是尊重金融客户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自主选择权。只有有了前者的自由,后者的自由才能最终实现,因为满足金融消费者的需求是以人为本的金融的最终目标。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需求创造着供给,供给引导着需求。但在中国金融领域,金融供给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垄断地位。广大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的认知程度不高,对自身的金融权益保护严重不足,对金融资源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也无可奈何,因此,金融需求自由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也必须看到,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供给自由由于管制过多、竞争过度、创新滞后而不足。要实现金融供给和需求的自由就要正确处理政府管制与金融自由、金融竞争与金融创新、金融资源地区配置的均衡与失衡等关系。

(二)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

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之一。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非均衡状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协调,促进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内外经济的协调。只有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各种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以人为本才真正落到实处。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的金融,也应该贯彻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精神。中国金融应该通过自己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金融经济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通过货币政策中的货币数量政策与货币价格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实现金融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实现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协调,最终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

当前全面协调的金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外同时均衡。按照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和“两大部类”等理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是中国经济对内失衡的表现或反映,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必须从这个必然性中寻找,从解决经济的对内失衡着手。在“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强势的是投资,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消费,这是一种“跛脚”的经济发展方式。当务之急是提振消费,降低国内储蓄。增加居民个人名义收入(包括减少税收负担)对扩大消费具有积极作用。但增加城乡居民的真实的(即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扩大个人消费更重要的途径,即既要增加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更要使名义收入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中国要真正扩大内需,必须从提高城乡居民的真实可支配收入着手。

这里要澄清一种观点:用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来纠正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首先,汇率的基础是货币的价值,但在当今纯粹纸币制度下,纸币的价值是无法确定的,一再对中国人民币施压的美国人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万无一失地给某种货币定值;衡量一种货币的公平价值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可靠或精确的方法估计一国货币的确切汇率。其次,为了解决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低估了多少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评估方法,设置了许多数学模型,但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英国《经济学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评估采用了3种方法(购买力平价理论、货币的公平价值理论和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评估,可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几乎不可能确定某种货币何时处于错位状态,更不要说确定错位的程度了。它甚至认为,即便贸易顺差需要中国对人民币汇率作出重大调整,但内部平衡原则可能也会要求中国调低而不是调高汇率。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之后,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人们对虚拟经济作用的重新思考,对虚拟经济极大地脱离实体经济所带来的危害的警觉。我国金融的协调发展必须关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关注虚拟经济的发展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引发经济出现虚拟化的现象。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虚拟经济的提法,只有虚拟资本的概念。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性质与特征的分析完全实用于对虚拟经济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虚拟资本是与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构成的现实资本不同的一种资本形态。它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可以作为资本增值,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虚拟经济就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它们是货币资本,是一种“以钱生钱”的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中的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它们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总之,它们的价值、价格、收入都是“虚拟”的、“假定”的、“假想”的、“幻想”的。虚拟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的高流动性、高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特点。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飞跃,它把虚拟资本的四个特点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致。在美国,由于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大大地大于实体经济的财富效应,因此,不少人将自己大部分的,甚至全部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放到来钱很快、赚钱容易的虚拟经济中,诸如金融、房地产、等等,而不再“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从而导致美国个人“寅吃卯粮”和政府的财政赤字。应该看到,虚拟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就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如果虚拟经济一味只追求自己的发展,甚至创造出各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那么,虚拟经济可能“泡沫化”。泡沫的膨胀是危机的开始,而泡沫的破灭则是危机的到来。一句话,我国应该发展虚拟经济,但更需要健康地发展我国的虚拟经济,我国虚拟经济应该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

(三)可持续发展的金融

可持续发展金融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即经济的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同时,必须为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留出和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人类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和能力。就自然属性来说,人类是整个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然而,当代人类在从自然界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的同时却在破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使人类的未来发展不可持续。因此,人类不仅应该关心当今经济发展问题,更应该关注人类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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