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论文摘要：鲁一同是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诗人，其论诗主“外闳中实”之说。在诗歌创作中，附着于不同的题材内容，其寄托与审美旨趣使其诗歌风貌表现出或侧重于雄健或侧重于沉郁的风格特点。概括而言，其抒情言志之作多表现为雄健的风格；其表现国难民瘼之作，处处透露出沉郁的气息。而两种风格又以鸦片战争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雄健，后期为沉郁。
鲁一同的诗歌理论主要是“外阂中实”之说，“外阂中实”是鲁一同对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的总要求。周韶音在《通甫诗存跋》中说，“先生之言日，‘凡文章之道，贵外阂中实。中实由于积理，理充而纬以实事，则光彩日新。文无实事，斯为徒作，穷工极丽，犹虚车也。”(《跋》)“理充”的前提是要“纬以实事”。“实事”，也就是社会现实内容，是鲁一同对诗歌内容方面的基本要求。对此，鲁一同多次强调:“文章无它，征理于实，从实人微，从微得彰，因彰得畅，制畅以约，调约以和，六者无庚，文乃大昌”，“夫文之有实，譬射之有的”，“文章务切事情”,“君诗不患不高，不患不深，但当纬以实事”。(《孔青函诗序》)鲁一同的“中实”不仅只是指社会现实内容中的事件而言，还包括作者的真性情。鲁一同非常重视作者的情感的重要地位。他的朋友孔继熔曾请他作文为一巨公寿，鲁一同拒绝他说:“夫文，情之精者也，今之作者先苦无情，假手之文，尤隔秦越。以无情之文应无情之事，不亦可乎?"(《致孔青函》)作文应有真情感，以情驭事，方为正途。他不满别人堆砌为文的作法，曾说:“闻足下为文章杂取子史，追琢为词，储而待谴。大才盛气，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须从心出。夫假物于人，虽十年不还，其主亦不索，要之吾心，岂不摇摇如传舍哉。(《与左逸民书》)鲁一同反对以诗为蛰为刺的应酬之作，他在《通甫诗存自序》中申明:“又重夫世之吠名鹜进，以诗为蛰为刺，利禄之途，纷如也。窃重自闭锢，不欲苟焉自见于天下。且古之修辞立诚。岂徒然也哉。(《序言》)“文章之道，期于达性明事”。这便是鲁一同“中实”的完整内容。由充实的社会内容才可产生丰富真挚的思想感情，也就是做到了“理充而纬以实事”。“外阂”也就是文章的风格特征要表现为雄健刚直之气。毛岳生谓，“七百年来文患于柔，惟此能得刚之美。"李慈铭也认为“(通甫)诗气象雄阔，浩荡之势，独来独往，固为偏师之雄矣”。
鲁一同论诗重“外阂中实”之说，以期扫荡乾嘉诗坛萎靡疲弱的诗风。在诗歌创作中，附着于不同的题材内容，其寄托与审美旨趣使其诗歌风貌表现出或侧重于雄健或侧重于沉郁的风格特点。概括而言，其抒情言志之作多表现为雄健的风格;其表现国难民虞之作，处处透露出沉郁的气息。而两种风格又以鸦片战争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雄健，后期为沉郁。
一、鲁一同的雄健诗风
(一)师法李白与雄健诗风的形成
对于鲁一同诗歌的风格特征，前人多有论述。李慈铭以“气象雄阔”概其貌;钱仲联先生以“如宝剑光腾，雄健独生”喻其势;《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括之为:“通甫诗与文，具以雄称。”雄健的诗风既符合鲁一同的诗歌理想又符合他的创作实际，这种风格特征多表现在其抒情言志的诗作上。
一同少负不羁之才，但因场屋之困，时作悲声。1838年，鲁一同再次会试不第，“秋风秋雨愁煞人”，面对着这霏霏淫雨，诗人的悲愤如决堤的洪水，一任其宣泄，写下了《秋雨杂诗八首》:
秋霖无定端，飒杳凌晨来。戎戎帷幕暗，萧萧梁栋哀。凄禽共别叶，千里纷烟埃。颇似风波民，接馆栖寒灰。蜒灿昼欺人，蚊纳哄成雷。身上寒女衣，淋漓生青苔。夜深大蛇出，坑蜒当中阶。畏此不敢行，拔剑心排徊。忧端知黄河，横决随颠崖。河流尚可塞，重阴无由开。(其一)
洪湖阻我西，巨海阻我东。乱流趋我南，大河北来同。万派一源困，灌输始有终。知何九土士，散落纷惊鸿。向者升天行，叱咤双飞龙。卿云九光姿，炳纶三垣宫。密雨不须臾，化为茫茫风。安期头已白，玉女颜非红。或传元圃窟，下与东流通。赤奴期不来，青鸟尔何功。临流伫天末，只影愁苍官。(其四)
这两首诗沉雄悲壮，似从李白《行路难》脱胎而来。
其实，鲁一同对李白的一瓣心香，在其悼念李白的《青山李翰林新墓碑歌》中已表露出来。
东方仙人去不还，长庚老子留人间。
丹书剑篆不去手，骑龙跨虎游名山。
九十六君太平世，西来偶坐飞龙骑。
昭阳宫里一辈眉，倏忽青天坠平地。
东过商洛游梁园，燕姬赵女知寒烟。
吴山桃李不称意，西来高卧匡庐天。
庐江军声夜半起，淮南诸侯做天子。
赤金不受五百斤，白首西行九千里。
大江茫茫洞庭秋，三年归卧青山头。
玉棺一降金斗诸，明月空悬支鹤楼。
鹤楼牛诸浮云改，青山万里几人在。
姑澳流水娥眉云，依旧随波到东海。
君不见当时身穿宫锦袍，知今腐化生青篇。
不见御赐天厨羹，知今麦饭知谁陈。
颇黎明月难长久，遗珠去作民间妇。
空持死后千秋名，不换生前一杯酒。
依稀记得摘仙人，兴圣皇帝九代孙。
遥将千点琼瑰泪、洒向苍格万里云。
诗中堪夸李白神采品性，又极哀其不遇于当世，空有宏伟抱负，“遥将千点琼瑰泪，洒向苍梧万里云”，鲁一同的遥祭表达了他的景慕和同情。
鲁一同对李白雄健诗风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诗中雄奇意象的选择。李白诗歌多采用非凡雄奇的意象，如“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咆哮万里触龙门”的黄河，“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等。鲁一同诗也多这种极具夸张色彩的意象。其多用“高、大、壮、突、忽”等字眼来形容，使诗境有一种气奔势逸的雄健特点。他写友人别去为:“骑马大泽中，一月去不还”;写友人的吟咏为:“歌呼振林壑，蛟龙惊徊漩，’;写荒凉之境为:“落日见孤华，惊风吹大荒”;写山势之高为:“穿云裂日九千初，举头问天天欲应”;他俯视神州之景为:“九点烟迷三岛月，十洲风转六鳌身”;他描写焦山为:“兹山气鸿蒙，松柏参虬苍。深根穴地极，幽阻窥天光。”
鲁一同还具体学习了李白诗中丰富的联想和瑰奇意象的组合。
鲁一同有《太华篇》诗，在诗序中写及:“友人新自合阳归，道出华阴，具言三峰之胜，为赋此篇。”可知作者写此诗非对景吟咏，而是凭情虚构，一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之构思及风格。
黄河五月声喧迪，闻君西从天上来。
终南太白不挂眼，华岳三峰何雄栽。
穿云裂日九千切，举头问天天欲应。
芙蓉峰接芙蓉城，玉女明星照明镜。
太乙莲花十丈开，苍龙极望迷云台。
云台下瞰气深黑，洞穿河底忽东出。
鱼龙翻倒人上行，耳畔不断嘈嘈声。
朝阳峰前望朝日，桃都山上天鸡鸣。
仙人长爪五百尺，横空擎破青冥冥。
函谷关前气犹紫，龙兴虎视如流水。
秦皇汉武可怜人，东望蓬莱心欲死。
五岳寻真约向平，原从此地说无生。
携来小谢惊人句，白帝宫前呼白云。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和鲁诗均以虚构游历为构架。诗中以夸张、对比、比喻手法，把民间传说、文人逸事、古代神话引人诗中，构成一个迷离恍惚，惊心动魄而又舒展自如的神仙境界，充分体现了雄健的风格特征。
(二)奇气与雄健诗风的形成
“各师其心，其异如面。’响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性格特征，是形成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鲁一同诗风一如李白之雄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鲁一同性格中有一种奇气，一如李白。
李白的奇气表现在他的恃才和傲世。李白对自己的才能是极度自信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网失意时，他自慰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得意时他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纵事有不谐，也决不变节从俗。任华《杂言寄李白》说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受宠之时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受谗去京，愤然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两种情性充盈在诗歌中，就表现出或飘逸或愤慨的气势，宏放的格调，呈现出雄健的风格特征。
鲁一同也有一种奇气。姚燮称之为:“通甫山阳杰，奇气小八荒”，“奇气不可萦，鹏传大海云。”鲁一同的奇气同样表现为高度的自信和毫不干己求人的傲世风范。具体表现在诗文中就是对不凡志节的描述和对豪放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富贵的淡泊和对信仰的执着……与李白相比，因生逢乱世、更有一种悲郁在其中。
鲁一同在20岁所作的诗中就描绘其理想为:“脾晚天下士，放浪白云篇。意将干万乘，致主轩羲前。行复随赤松，跨虎游名山……”(《送王慈雨人都》)在《李元忠歌》中所塑造的李元忠形象更是洒脱异常，“丈夫要在能活国，十五万石随东风，归来一笑酒杯空。不爱将军仆射与仪同，何况刺史太常与侍中。葛巾蒲被大树下，满庭花药秋蒙蒙……”李元忠、诸葛亮、李白等外儒内道，求功名而不慕富贵，怀大志而不干人、不屈己，来去自由，功成身退的理想人格是鲁一同的倾情所在。“马生起徒步，雅志轻王侯。抗论万乘间，许身伊与周……长啸梁甫吟，流盼观神州。士也不逢时，浩歌天为愁……”(《仕平作》)作者吟咏的是马生，更是自己的一腔志气和愤慈。
“我病在诉弛”(《送戴五归桐城》)这是鲁一同的悲剧所在，也是他的魅力所在。总之，鲁一同诗文中所表现出的独立特行的人格特征是其诗文雄健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一鹤摩云飞，毛丰骨奇峭”，潘德舆如是形容鲁一同为人为诗。“淋漓醉墨写梅花”，鲁一同喜于画梅的兴趣或是一种寄托。
二、鲁一同的沉郁诗风
(一)诗宗少陵与沉郁诗风的形成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鲁一同诗文“俱以雄称”的总体风格外，又格外提出其“诗宗少陵而得其朴实”。叶名伴称其诗为:“横出锐人，惊心动魄，笃守少陵家法而神明于规矩之外”。孙鼎臣亦称其为:“要吵密栗，朴实浑坚。注意设词，闯人杜陵之奥”。(《跋》)李白之外，杜甫是鲁一同的主要师法对象，正是对杜甫诗歌从精神到体制的学习，鲁一同诗歌才得以继承杜甫“沉郁”的独特风格。
对于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的详细解析，历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识，即其诗的“沉郁”包括对现实的反映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以及诗歌所表现出的忧郁色彩。杜甫是位有政治抱负的“窃比诬与契”的诗人。正是这种政治抱负才使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从而密切关注现实和深刻批判黑暗。这使他的视野能更深人的触及社会的本质问题。他诗歌里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也超过了多数作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沉郁”的艺术风格。
鲁一同对杜诗的学习，首先是继承了杜甫的忧生念乱、爱国爱民的济世情怀。同“窃比诬与契”的杜甫一样，鲁一同也少怀“许身伊与周”的大志。这种志向是他仕进不已、优国忧民的原动力。大凡国难民虞，鲁一同均目击诗存。他从“四海晏平”之时优起，一直到“海国事起”，一直到生命垂危。他忧“一旦有缓急，相顾莫敢一当其冲”的治世世人的萎靡;他忧“忍令清路尘，化为浊水泥”的志士不见用;他忧“此志竟萧条，徒步归田园”的怀才不遇;他忧“今年秋水半天下，荆襄饶豫缠蛟龙。江淮南北犹横绝，万屋风卷随秋蓬”的天灾;他忧“县官驱人如驱蝇”的人祸;他忧“团山关外见族旗，铁餐城头戍鼓悲”的国难;他忧“清酒黄龙约屡伪”的兵败;他忧“金增误国古今同”的卖国……可以说，诗人的情感是紧紧把握着晚清时代的脉搏起伏的。
时代的没落，个人际遇的不幸，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怀才不遇的压抑，使鲁一同诗中有一种浓重的沉郁之气。其进亦忧，退亦忧，正是这处处忧愤，时时零涕，才造成诗中沉郁风格的底色。
具体到不同的诗体，鲁一同努力从杜诗中学其精要。其一是乐府诗对杜甫的学习。
杜甫论诗，是非常注重诗的社会效用的。为了更好的干预现实，杜甫革新了乐府诗的写作手法。杜甫以前，乐府诗大都是沿袭旧题，而杜甫始以新题新意进行创作。这种革新精神，冲破了旧题的束缚，把乐府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精神被白居易等所继承，发动了“新乐府运动”。鲁一同乐府诗的创作，无论就诗歌的人民性还是现实主义精神方面，或是“即事名篇”的选题方面，都和杜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1831年，安东大灾，鲁一同即事名篇，写下了《卖耕牛》、《拾遗骸》等乐府诗，1833年合命名为《荒年谣》。在诗序中作者说，“饥沙清叠，疮痰日甚。闻见之际，憨焉伤怀。爱次其事，命为《荒年谣》。事皆征实，言通理俗，敢云言之无罪，然所陈者十之二三而已。”直接继承了杜诗中直陈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
其次是律诗的学习。
杜甫律诗多把家国之感寄寓在诗篇中，现实意义非常强烈。他以诗评定时事，寓意深远，议论横生，坚苍老重，沉郁悲凉。这是杜甫律诗的优良传统。
鲁一同反映鸦片战争的律诗，一如杜甫的坚苍老重，深得杜诗神髓。钱仲联先生评其《烽戍四十韵》五言排律时说:“沉雄开阖，神似杜公。‑杜甫为把家国重大事件，古今著名人物和自己的深沉感慨，表现在那极为谨严的律诗形式中，常常是一咏再咏，联篇迭唱，如七律((诸将》五首。鲁一同借鉴了杜甫的这种写法，写下了《重有感》八首学杜甫《诸将》。
张公苦意绝天骄，忽报呼韩款圣朝。
便遣频阳老王翁，岂宜绝域弃班超。
砧著事业心迂折，射虎河山气寂寥。
珍重玉关千万里，西风大树日萧萧。(其二)
该诗神理气脉与表现手法与杜甫《诸将》其二极为相似。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旅。
岂谓尽烦回纶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扰闻晋水清。
独使至草忧社视，诸君何以答生平?
两诗均以律体议论时政，指责朝廷，用意正大，诗法精微，充盈着悲愤之气。同时，诗中多用虚词。如鲁一同诗中“忽”、“便”、“岂宜”数虚词斡旋于沉重厚实的典故时事中间，疏间以密，虚缀于实，于厚重中见流动。姚燮所称“千锤极坚老，一转掉空灵”正在此。钱仲联先生评定鲁一同《重有感》组诗时说:“老杜《诸将》，后人学诸多落空腔，如此坚苍，得未曾有。
再次是古风的学杜。
杜甫曾写《八哀》诗，评述八位历史人物。关于杜甫的《八哀》组诗，历代评家多有藏否。中国诗歌多重抒情，以诗篇叙述人物，《诗经》和汉乐府以来，虽也有些许诗篇，但毕竟只是单脉相传，佳作罕有。到了杜甫的时代，这种写法更为少有。杜甫的《八哀诗》就是杜甫在用古风写人物方面作出的突破。杜甫写《八哀》诗的目的正如他在诗序中所说:“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八公前后存段，遂不诊次焉。”鲁一同有《三公篇》五古组诗学杜《八哀》诗。以诗纪鸦片战争中英勇抗敌的三位重臣: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太子太师王鼎;浙江巡抚刘韵坷。在诗序中鲁一同亦言:“裕公致命死，王公忧死，东南岌岌，刘公着柱而已，又抱病几死。怀贤忧国，情见乎词。”从结构谋篇到风神韵致，一如杜公，沉郁悲凉。
(二)诗史传统与沉郁诗风的形成
“史诗”之说，首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史诗’。”至宋代“史诗”之说开始流行。“史诗”成为了杜甫、杜诗的代称。但历代对“史诗”一词的理解不同，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纪实论”。《新唐书》本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史诗”。王得臣《圭史》称:“世称子美为‘史诗’，善实录也。”二为“知世说”。北宋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称:“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史诗’。”南宋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亦云:“(杜甫)号史诗者，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三为“感时论”。清王士棋《师友诗传录》云:“独是杜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史诗’之称。”
从“纪实论”到“知世论”再到“感时论”，是一个对杜诗审美特征与价值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也表明了杜甫“史诗”中所包含着三种不同层面的艺术特征。
“史诗”这一称谓自与杜甫联系起来以后，就成为了一笔丰厚的民族精神财富。它不只属于杜甫，而是属于历代在民族面临万劫不复的前途，激起一腔热血，拿起诗笔录下民族的痛苦和悲枪，表现出民族的信念和希望的一批具有爱国感情的诗人。他们自觉继承了杜甫“穷年忧黎元”，“危时思报主”，“恋闽丹心破”，“济时肯杀身”的精神，采用感时抚事或者直陈其事的手法进行创作，形成了文学史上代代相传的“诗史”传统。唐以后，被称为“诗史”的诗人层出不穷。尤以宋亡，明亡，清末之时，“诗史”之作出现最频。这些“诗史”们用诗心捕捉着时代的重大题材，用诗笔真实描绘着历史转折之际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一代士人深沉的忧患意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杜甫的有某种相似之处，杜诗中描绘的情景抒发的感慨，他们如同身受，故创作心情和作品风格特征也与杜甫比较契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沉郁”的风格特征来。
处于乾坤之变之际的鲁一同，面对着国难当头，忧患丛生的现实，自觉地继承了“诗史”传统，或“直陈其事”，目击诗存;或曲笔言情，暗讽婉刺。用自己的笔来参加到济世救民，抗敌驱辱的斗争中来。“相如谏草分明在，莫与邹枚一例看”，鲁一同具有明确的以诗干预现实的目的。为此，他时时强调“即事而后作，无事不作”，“纬以实事”，“文章务切事情”……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朝政得失，天灾人祸，这些忧患主题无不被纳人诗中，造成“多涉时事，传之将来，足当诗史”的特征。
先从李杜生前的评价入手。李白生前就有诗名。贺知章一见就称他"谪仙人"。杜甫称赞他是"白也诗无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许多文人都对李白有着很高的评价。可见李白诗歌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是非常之大。杜甫生时名气没有李白的大，但也并非不为人所知。任华称赞其诗歌气魄的壮大"势攫虎豹，气腾蛟蓠。沧海无风自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可见李杜各有所长，这一时期，李白似乎更抢风头。
到元白时期，开始扬杜抑李。元稹对李杜的各自所长，论述比较中肯的，但是不够公道。事实上，李白的乐府歌诗写得要比杜甫好，元却说"差肩于子美"而已；杜市的律诗写得比李白要好，元把他们两人的成就拉得异乎寻常的大。白居易的评价倾向同于元，但是他并不贬低李白，比较客观。他明确指出："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杜诗最多，可传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这是在并列的基础上，认为杜有过李处。后来的韩、柳等人对于李杜都持有并重的观点。
宋初诗坛上，杜的地位并未高于李。如西昆体的主要代表人，杨亿就表示"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北宋中期，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几个文学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如欧阳修不仅喜欢李白的天资，而且喜欢李白诗歌的丰富想象和壮大气魄。在《读李集效其体》中，他集中表述了这一点。当然，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杜甫。朱熹等人也对李白极为推崇。王安石、苏轼与欧阳修他们不同，他们更推崇杜甫，不仅喜欢他的诗歌，更赞赏他的人格，苏轼曾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代表北宋诗坛杰出成就的主要作家，虽然在个人欣赏趣味上有所偏爱，但都不存在着李杜孰优孰劣之争。
南宋时期，可能由于因为同样有着家国之痛的缘故，南宋一些爱国者是很推崇杜诗的。如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平时读之，未见其工；怡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quot;他之所以赞赏杜甫的，乃在于他的忠于祖国，而并非仅仅在于句法用词上。但是抑李并非当时的普遍倾向，多数人还是两人并称，并不扬此抑彼。两人并称得到了陆游、严羽等大家的支持。
综观有宋一代，虽然学杜成为一时的风气，杜声望技高，除了少数论者外，仍然是崇杜不抑李，李白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到了蒙古族统治的元朝，诗人中如方回、刘秉忠、周权等，对李白的评价都很高。元人对李白的诗风极为推崇，评价也很多。在清人编著的《元诗选序》中说："宋诗多沈?w，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quot;可见元人较推崇李白，与他们的诗风有关。
明代，崇尚李白的倾向有增无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刘基、高启、王世贞、杨慎、李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重于李白。如高启在《夜间谢太史读李杜诗》云："前歌《蜀道难》，后歌《逼仄行》、、、、、、"明人比较重李轻杜，主要偏重于诗歌的艺术及风格，这均与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密切的联系。
清代对两人的看法，从主流来看，还是李杜并重。如钱谦益说："唐之李、杜，光焰万丈，人皆知之。"赵翼说"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读者但觉杜可学而李不敢学，则天才不可及也?quot;但也有部分人比较偏重于李白的，如王夫之虽称李、杜皆为大家，而于杜时有非议。还有袁，王士祯等人也是偏重于李白的，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在评论李杜两人时，由于后代文人对诗歌爱好的不同、经历不同、立场不同，对于李白和杜甫的诗也就有褒贬不一。基本上来说，有三种态度：扬杜抑李，扬李抑杜，各有所长、不宜用优劣论之。
2，在评论李杜优劣时，我们看到大多数人都坚信这一观点：即李杜各有自己的成就，无法替代的。这是一个无法移易的事实。这个事实一直受到了绝大多数论者的尊重。
3，每个时期都有一些论者有自己喜爱的侧重点，我们不能简单扼要地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喜欢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或归纳为人民爱李白，当官的爱杜甫。如果这么说，本身就是很荒唐可笑的。
4，我们作为后来者，关键在于如何分析、研究、汲取他们遗产中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肆意攻击，那样做既无聊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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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通过回顾李杜优劣论，关键是"以史为鉴"，要有自己的看法，下面，我谈谈自己对两位伟大诗人的看法：
首先，我以为，评价一个古代作家，特别是对一个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评价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对李白、杜甫的评价也是如此：一、作家以及其作品，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历史存在，不会因为他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我开头就引用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句话。"文章在"说明作品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二、后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都必然受时代的限制，并且因为个人的主观好恶有所差异。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必须对上面提到的几点有所注意。
其次，我认为论题的提法有所不妥，虽然这一论题自古沿用至今，但是我认为"李杜优劣论"潜意识中含有其中之一的诗人必然有"劣"的成分在里面，在上面我们也多次强调了两人的成就一样地卓越，用"劣"字有损两人的成就。我感到，说哪个更优，都会对不起另外一个人。两人各有千秋，最好通过比较两人的特点来研究、评价，这样更为妥当。
因此，我比较赞成"各有所长、不宜用优劣论之"的这一观点。我觉得将两个伟大诗人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特点，展现他们的诗歌成就，这样较为妥当。
一提到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他们的不同之处。诚然，他们两个的创作方法风格是根本不同的。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稍微提一下他们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他们虽然在创作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诗的题材都来源于生活。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浪漫主义决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就成了空想主义，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现实主义的夸张和放大也就是浪漫主义，缺少了浪漫主义的现实生活也就缺少了更多的姿色。另外他们都推?quot;风雅""风骚"，对他们所赞赏的人，都以此来称颂。还有，他们对汉魏诗赋的看法也颇为相似。
但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用说两个相同的伟大诗人。两个诗人更多是他们之间的不同特点，这才是两个伟大
诗人值得探讨的地方：
先说说李白。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他崇尚浪漫主义，其诗歌创作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其创作时，激情用平常语言不足以表达时用大胆夸张。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思想愿望时就借助于惊人的幻想、神话、历史故事也就挥之而来，感情瞬息万变，思想的奔腾流动，也带来句式和结构的跳脱变化等，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浪漫主义手法。其表现手法异常丰富：一，夸张。这是李白重要表现方法，?quot;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他的想象变化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常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跳跃极大，形成了李式的想象。二，比兴。李喜用比兴，如《梦游天姥吟留别》?quot;海客谈瀛洲，烟清微泛信难求"起兴，下接"越人语天姥，玉霓明灭或可睹"点题。类似这种写法，李白用得随心所欲、变化莫测。三，用典。典型作品如《行路难》通篇用典，使得诗歌内容更为深刻丰富。除此之外，他的诗句中还有不少的警言佳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点与杜甫颇为相似。
总之，李白诗歌的美是多样的，除了大气磅礴、雄奇壮美风格之外，还有自然明快的优美情调、清新飘逸、明净秀美。作诗"纯以气胜"，他在创作时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及创作时独有的冲动、激情、勇气等等，使他的作品赋予了奇气、大气、朝气。这是他最为独到的特点，后人都难以模仿他的创作手法。
再看看杜甫。他善于写现实主义的诗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杜诗用叙事手法写时事。他大量使用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他写时事融入自己强烈的抒情、议论。如《羌村三首》，他记述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真实场景，而抒发的是一己情怀。这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二，语言成就高。叙事诗善于写对话和人物独白，做到个性化；善于使用动词、叠词等等。三，寓主观于客观。通过具体生动、细致入微的客观描写，体现诗人主观思想，达到雄浑壮丽的艺术境界。如《赠卫八处士》《北征》等，这些作品对于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这种描写方法与李风驰电掣、大刀阔斧颇为不同。四，善于对现实生活 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往往从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庭写起，以小见大，为我们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
总体上看杜诗，其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其感情基调是悲慨的，其诗中蕴涵着一种厚积薄发的感情力量。另外，他的诗歌另一特色则是萧散自然。
摘 要：《羌村三首》以及其他几首诗歌，比较具体地描写了安史之乱大背景下，杜甫如何将妇挈雏随逃难的人群四处奔波备受艰险的情形，人民流离失所、生死无常的悲惨生活，表现了诗人在经历丧子之痛、离别之苦、仕途不顺之后对自己身份的惶惑感、错位感以及痛苦、无奈的复杂情感，昭示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与伟大人格。
中国文学史上一般将杜甫的一生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三十五岁前的读书壮游，三十五到四十四岁的困守长安，四十五到四十八岁的乱世流离或称陷贼与为官，四十八岁之后的漂泊西南。其中第三个时期，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是安史之乱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杜甫和他的家人历尽艰险。在此阶段，诗人创作了许多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作品，诸如今天人们依然非常喜爱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等反映现实的古风。其后的白居易、元稹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诗歌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实际上杜甫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导者，为后世诗人指出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在这些作品中也有许多反映战乱给他的家人带来灾难的诗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北征》、《羌村三首》、《彭衙行》等诗歌中，诗人比较具体地描写了战乱爆发之后，如何将妇挈雏随逃难的人群四处奔波备受艰险的情形以及诗人的深切感受。本文就以《羌村三首》为例，以诗歌中几处关键句和关键词为突破口，体味诗人对自己身份的惶惑感、错位感，并联系其他诗歌内容，感受在安史之乱这个大背景下，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生死无常的悲惨生活以及诗人丧子之痛，离别之苦，面对仕途不顺的沮丧与民不聊生的痛苦和无奈等复杂的思想情感。
《羌村三首》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的秋季，诗人自凤翔归?州之后。这一年的四月，杜甫从沦陷的长安城逃至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见《述怀》），得到肃宗的恩遇，五月间被授以左拾遗。时房?罢相，当时杜甫上书为房?辩护，触怒肃宗，几受刑戮，幸赖宰相张镐等解救，得以免罪，被 “墨制放往?州”（见《北征》题注）探望家小，实际上是肃宗借机将他停职放归。这三首诗歌便是他探家时纪行之作，系杜甫回到家中之后写成的。下面我们就这三首诗歌的主要内容并联系其他作品对诗人当时的思想情感予以具体分析。
1、为主为客的困惑
《羌村三首》第一首开篇，诗人先交代他到家的时间。“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在757年闰八月的一天（见其诗歌《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行北征，苍茫问家室”），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杜甫回到了他的家中。据诗歌《徒步归行》，“徒步拾遗”孤身独行从凤翔出发，在?州朋友李嗣业处借了一匹马往远在陕北?州的家中赶。“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破烂不堪的柴门前长久无人问津，诗人的出现，连鸟雀都欢噪起来了，可见其破落冷寂的程度。这里诗人自称为“归客”。明明是回自己的家，是一家之主回来了，何以言客，既然是客人又何言归来呢？此称呼令人难解。我们可以先看看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杜甫及一家人奔波的行程路线。754年自东都移家至长安，这一年秋后，淫雨连绵，杜甫一家生计更为艰难，遂携家小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投靠妻子亲戚。756年6月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西逃，杜甫至奉先避难，又携家往白水寄居舅父崔氏，旋即又自白水取道华原继续往北，至?州三川县故人孙宰家，闻肃宗灵武即位，即留妻子于三川，只身一人奔行在所，途中为叛军所得，押回长安。757年初在长安陷贼中，四月，“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见758年所作诗歌题目），“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见其诗歌《述怀》），五月十六日，肃宗被他的忠诚所打动拜为左拾遗。756年6月至757年闰8月，可以推算，杜甫与家人相离一年又两个月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杜甫与家人失去音信，子女的生活依靠妻子一人承担，身在异域他乡，以一个妇道人家独撑门户，同一时期所作的诗歌《北征》比较具体地写他到家时看到的情景，“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妻子穿着褴褛的衣裳，儿子面色苍白，见他后背面而哭，满身污垢，连袜子都没有穿，女儿衣服上补满了补丁，短至膝盖，上面绣的海景波涛、天吴和紫凤因东补西缝而坼裂扭曲，颠颠倒倒地缝补在粗布短袄上。一家人生活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了。作为一家之主的杜甫，既无钱粮供给，又无音信，诗人此时自称为“归客”，其内心的愧疚可想而知了。是客不是客，是主又无主之实，客也，主也，“归客”也。
而在妻子和儿女的心目中，杜甫已必死无疑。难怪诗人接下来写妻子见到他时的情景，“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突然归来的丈夫，令妻子惊讶不已，他还活着，且在眼前，惊定之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擦着脸上的泪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诗人由己及人，由具体到一般，概括了这个世道之乱，这个世道给人们心灵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在这乱世之中，出门在外的人，能生还是很偶然难得的事情。
2、为人之父的痛苦
《羌村三首》第二首写他到家之后的情景及内心的感慨。“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离别一年多，与家人团聚本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国难、家愁加之为官的不顺，诗人高兴不起来。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吴小如先生将此联解释为，儿子因为长年不见父亲，到他跟前后，怕生而旋又离去。实际上，联系前后句意看，可怜的孩子怕父亲再次离他而去，紧紧地跟随在父亲的左右，可怜的孩子不奢望父亲能给予什么，只希望他能常常陪伴自己，不再离去。诗人未直接写此时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可以联系他的另外一首诗歌来分析。755年诗人身在长安，家人寓居奉先，11月诗人前往探望家小。诗中写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G，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强自忍住心里的悲痛，但邻人一片呜咽，又让他悲伤不已。身为父亲，竟然没有本事养活孩子，我愧为人之父啊！诗人将他内心的痛苦直接表白出来了。如同样写一家逃往?州时，“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小女饿得在怀中咬我，稍懂事的小儿自己在路边采摘还未成熟的野果吃。755年已经使幼子饿死，而接下来几年里仍然让儿女经常处于颠沛流离忍饥挨饿之中，甚至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也不多。而此时诗人再也无法用语言来直接表白他内心的感受了。这就是杜诗沉郁顿挫的特点的体现，郁结在心头的痛苦，欲说还休，欲发而未发，“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黄生《杜诗说》），无以言表，仅表其具体情状，却足以使人感同身受。此中痛苦何以解脱，“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国愁家愁己愁，诗人只好借酒以浇心底这几多愁绪了。
3、为民之官的惭愧
第三首，写羌村乡邻来访。诗人仍然以乐府手法，直叙其事。“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四五个乡亲，提着酒壶来看我了。“倾?}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乡亲们一边掀起酒壶倾倒着自酿的酒，一边赧然解释，儿子们都东征去了，庄稼无人耕种，收成不好，酒味淡薄。“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醇厚深情的乡亲令杜甫深感惭愧。所愧何在，仅为乡亲们的醇厚深情而惭愧，还有他意？乡邻来访，除过慰问长年远行的杜甫外，他们还想通过杜甫这位朝廷命官，而且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左拾遗，打听一下国家的状况，国家何时才能平定叛乱，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回还家园。诗人以一个“愧”字昭示出了他那真诚的自责之心。其实老百姓的苦难哪里是他的失职所致，但他却在内心把它承担起来，并为此而痛苦，为自己身为朝廷命官享用国家俸禄而不能扶国家之大厦将倾，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而惭愧。乡亲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左拾遗已近被罢的光景，杜甫内心的痛苦谁人知晓！
这就是杜甫，“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自己的儿子惨遭饿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既无兵役之苦更无租税之困的自己尚且如此，那平民老百姓的悲惨更是苦不待言了；在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时候，他想象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就是杜甫，怀致君尧舜之志，忧国忧民之情，历尽磨难，未言己之苦而常念及民之苦，非圣者孰能如此？！杜甫，非独为诗之圣，亦为人之圣者也。
为夫、为父、为官的身份的错位感，作者最后以一个“愧”字做了深刻的概括，这是在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之下诗人劳顿奔波不及家人以及仕途不顺愧为人夫、愧为人父、愧为民官的发自内心的感喟，抒发的是国破愁，民生哀，家世悲。我们在品读诗歌时感受到了诗人那为家为民为国着想的赤子之心，天地良心，一代诗圣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
参考文献：
关键词：梁启超；胡适；杜诗学；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157-03
一、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
传统杜诗学的主流是将杜甫作为学诗的最高典范，以能接近或达到杜甫诗歌的境界为最高目标，是向后看的。严羽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①李梦阳云：“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②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诗人的共识。现代学者钱钟书对于中国古代“诗尊子美”的现象深有体会，认为“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③自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将杜甫作为宗师以来，学杜者代不乏人，到了清代，宋诗派以及后来的江西诗派，都秉承江西诗派余绪，以杜甫为宗，大多数诗人以能模拟得最接近杜甫为能事，造成顽固的拟古之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利于诗歌的创新与发展。
文学革命初期，由于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且成就辉煌而成为最难攻克的文体。新旧文学阵营曾就诗歌是否能用白话文体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胡适作为中心人物更是深有体会。梁启超、胡适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支持白话诗的立场上。胡适率先试写新诗，出版《尝试集》，梁启超读后为之声援：“《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④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使梁启超、胡适在面对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时候，有着破旧开新的学术眼光。他们研究杜甫的宗旨是要从杜甫身上提取出与文学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因素，总结杜甫诗歌创作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寻找新诗的突破口，促进新诗的发展，是指向未来的。梁启超在《情圣杜甫》结尾就当时的“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两派的论争来说学杜的意义：“象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⑤胡适对杜甫白话诗的推崇与对杜甫律诗的贬低都是以是否符合文学进化的方向为标准的，研究杜诗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白话文学的生长。杜诗学宗旨的根本性转变为已经僵化衰落的杜诗学注入新的生命力，带动了杜诗学的研究视角、思路、方法、重点的转变。
二、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
传统杜诗学在对杜甫诗歌价值的评定上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杜甫的思想主题，二是杜诗的艺术成就。就思想主题而论，其主流是对杜甫以“忠君”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肯定。如坡在给王定国的信中说：“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⑥曾噩亦云：“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⑦就艺术成就而论，影响最大的是“集大成”说，唐元稹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旧唐书・杜甫传》云：“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后来者多倾向此说。对杜诗艺术的评价借助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系列范畴来展开，认为杜诗的艺术价值来源其章法、句法、字法、比兴、用典、音律、风格等，其中能达成广泛共识的是，杜诗从句法上看“以散文入诗”，擅长用典，可谓“无一字无来处”，律诗特别是七律成就最高，其风格是沉郁顿挫。在杜诗的思想与艺术的关系上，传统杜诗学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把艺术形式看作是思想内容的附庸，认为杜甫忠君爱国的精神是杜甫诗歌最重要的价值。这种行为貌似抬高了杜甫，实则是一种错位，淹没了杜甫作为文学家的价值。
梁启超和胡适虽然都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但是在评判杜诗时启用了新的评价标准。
首先，梁启超、胡适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诗圣”说的思想桎梏。梁启超以“情感说”论杜正是对传统“诗圣”说有力的反拨。自宋代“诗圣”一说出，杜甫作为儒家思想在诗歌领域最突出的代表被后世所尊崇。梁启超将杜甫称为“情圣”，使杜甫由“神”重新回归到“人”，一个“情”字更是凸显出杜甫作为诗人身份存在的意义。此外，“诗圣”的定位实际上是把杜甫归为封建统治阶层的最忠诚的一员，看重的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梁启超则强调的是杜甫与贫苦人民的联系，他说：“他的眼睛，常常注视到社会最底下那一层。他最了解穷苦人们的心理。”⑧胡适则更进一步，把杜甫从朝廷拉向平民，称之为“平民的诗人”“我们的诗人”，有意地淡化杜甫与朝廷、与封建官僚体系的关系，拉近杜甫与普通老百姓的距离。这种评价在后来的杜诗研究中影响很大，形成了以“人民性”涵括杜诗的潮流。
其次，梁启超和胡适从不同角度评价杜诗，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为杜诗建立了新的评价标准。梁启超着力挖掘杜诗的美学价值，开启了现代杜诗学中杜诗艺术论的一路，为杜诗建立了以“情感”为中心的美学标准。“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对“文学”这一概念有了新的理解，认识到文学的美学本质，梁启超的杜诗研究正是接受了这种新的文学观念，将情感的真挚程度与情感表达方式的丰富与高超作为新的评价标准来衡定杜诗的价值。梁启超的“情感说”不仅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诗缘情”说的重复，也接受了康德、柏格森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⑨“艺术是情感的表现”⑩，把情感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在论述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是从其情感表达方式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出发的。他认为最能确立杜甫文学史地位的是其融合了异族因素而形成的“回荡的表情法”的运用，这表现出梁启超受进化论的影响，关注点在杜甫诗歌的创新意义上。胡适试图在杜诗的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建立新的评价标准。在思想上，胡适以平民主义为标准来评价杜诗，他说：“杜甫是一个平民的诗人，因为他最能描写平民的生活与痛苦。”在艺术上，胡适以语言的白话程度、写实主义和谐趣的风格为标准。认为杜甫写得最好的诗是古体诗、打油诗和小诗，而对于传统杜诗学极为推崇的杜甫晚年七律《秋兴》《诸将五首》等评价不高，认为“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写实主义”自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力倡导起，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大主潮，胡适对于杜甫写实主义的挖掘与肯定，与这一文流有莫大关系。胡适看重诙谐的风趣除了认为充满谐趣的打油诗是白话诗的一大源泉外，从更深的层面看，是看到这类诗来自民间，与贵族文学相异的特点，正因其近“俗”，与正统“雅”文学相背离，因而具有“一种解放束缚的力量”，这种心灵上的解放带来的是充沛的感情和鲜活的生命力，所以他说：“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欣赏的正是这种丰盈的生命活力。
三、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五四”时期，以西方学术的眼光，运用西方学术话语规则来“整理国故”成为一种学术风尚。梁启超、胡适都试图用西方的学术眼光、思维方式、文艺观念、审美情趣来重新阐释杜诗，构建起与传统杜诗学大相异趣的现代杜诗学。
首先，二人研究中贯穿着进化论文学史观。梁启超、胡适都将进化论文学史观引进杜诗学研究，作为杜诗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梁启超把杜甫放在广阔的文学史背景下，探寻杜甫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哪些新的成分。他对于杜甫“回荡的表情法”的特别看重正是看到杜甫诗歌融合了异族文化后逸出正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的特点，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他将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进化的方向，因此极力挖掘杜甫诗歌中的白话成分，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结果。胡适还十分注重杜甫对后世诗人的影响，认为韩愈、元稹、白居易以及宋诗都受到杜甫的影响，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其次，二人研究中渗透着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想。“五四”时期，文学的观念发生了巨变。一是对文学的审美本质的认同，二是新的文学功利观的萌生，即希望通过文学作品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梁启超的杜诗研究遵循的基本上是前者，胡适的杜诗研究则更倾向于后者。梁启超对于杜甫诗歌情感的研究与他早期文艺思想有相通之处，他在论述小说的作用时说小说有“薰、浸、刺、提”的作用，也是强调文学中情感的重要意义。他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来重新阐释杜诗，对于恢复杜甫的诗人身份，发现杜甫诗歌的审美价值有重大意义。胡适倡导白话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倡导民主与科学等西方文化理念，达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与此相对应，他研究杜甫，主要强调的是杜甫的白话诗、小诗、打油诗、平民主义、写实主义、平实的意境、诙谐的风趣等，彰显杜甫诗歌中与人性解放的时代主题相一致的因素。
最后，用逻辑严密的归纳、推理的批评方法代替了传统杜诗学感悟式的印象批评方法。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区别，在于西方文论用的是科学性解读模式和逻辑分析话语，其特征是明晰、系统、科学、精确，注重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追求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与西方理性的、抽象的、富于思辨的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中国传统文论用的是诗性感悟方式，其特征是模糊性、点悟性、散漫化与诗意化，不注重系统性的建构，充满不确定性与暗示性，传统杜诗学秉承的正是这一路子。梁启超和胡适的杜诗研究和传统杜诗学的研究不同，都试图用一条线索来归整杜诗，是系统性的整体研究，而不是对个别字、句、篇的零散的欣赏。梁启超以“情感”为主线研究杜诗，无论是对杜甫情感内容的叙述，还是对杜甫情感表达方式的辨析，以及对杜甫诗歌产生的文化因素的剖析，都运用了明晰的逻辑性很强的西方学术话语方式。胡适的杜诗研究采用实证主义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先假定中国古代存在白话文学，然后再考察杜诗哪些是白话诗，哪些不是，再分别辨析白话诗的优点和非白话诗的缺陷。他对杜甫生活的分期与对杜甫思想发展的描述都体现了他试图建构完整的体系的努力。这种方法有时不免削足适履，如用“写实主义”“平民主义”“社会问题诗”等新兴语汇来涵括杜诗，有的固然相称，有的则显得牵强了。梁启超在运用现代文论术语时表现出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如他看到杜甫诗歌的叙事有的较为客观，有的却含有深刻的感情，更为小心地将杜甫的诗歌分为“写实派”与“半写实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文论话语在评论中国古典文学时存在不能一一对应的问题。研究思路、方法的转变也促成了研究方向的转移，传统杜诗学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杜诗的儒家思想与政治道德功能，音韵、字法、句法和章法上，现代杜诗学则转向对杜甫心理、感情、艺术成就等方面的探讨。这在梁启超、胡适的杜诗研究中都已显现出来。
注释
①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8页。②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③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3页。④杜春河等：《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4页。⑤⑧⑨⑩梁启超：《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359、203、186、345页。⑥苏轼：《苏轼文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517页。⑦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788页。胡适：《胡适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299、282页。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论文摘 要: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唐朝都城长安度过，在长达十三年的长安生活中，成就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人地位，形成了杜甫精神。今天研究杜甫在长安时期唐朝的政治变化与历史背景以及长安生活对杜甫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唐朝都城长安度过的，在长达十二年的长安生活中，成就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人地位，形成了杜甫精神。今人侧卜究杜甫在长安经历的政治变化与历史背景，以及长安生活对杜甫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据杜甫年谱记载，杜甫出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其间，杜甫在人宝五年(746)35岁时从山东来到陕西长安，至唐肃宗乾元一年(759) 48岁时离开长安，前后在陕西长安生活近十二年时间，长安生活直接影响了杜甫写作风格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这时期是杜甫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是杜甫思想、杜甫精神形成的转折时期。
一、天宝五年至乾兀二年的历史背景
杜甫在长安时期，正是唐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唐玄宗人宝五年至唐肃宗乾元一年(746 759)，唐从鼎盛走向哀落，其间经历了唐朝的盛世和‘安史之乱”杜甫也经历了生活动荡、思想变化、诗歌创作的人生重要转折时期，从一个风华青年成熟为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用诗歌表现现实的诗人。
1、唐朝的盛世阶段
唐朝历史按其社会发展分为初唐(618-713)， 盛唐(713 766)、中唐(766 -835)、晚唐吠乖I I至唐朝末年)几个阶段。唐太宗统治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是唐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626-713 )。杜甫到长安时是唐朝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一开元盛世阶段。此时，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同时又是唐朝从顶峰走向哀落、大起大落的阶段。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皿然达到空前繁荣，进入鼎盛时期，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土地兼l{愈发激烈，如刑部尚J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目为多人翁”，L’J < P3} 24’权相李林甫‘京城邸第>}园水砧，利尽上肤s)。 UJ
2、‘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从此，唐朝山盛转哀，唐初那种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的局而一去小复返，‘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可谓‘它室焚烧，十小存一，百曹荒废，i’} rn无尺椽。中间re内，小满千户，井邑棒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汁，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y J(P3896，加速了封建社会各类矛盾的尖锐。战乱使社会动荡，给社会带来冲击，使百姓遭遇浩动。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卜游，一片荒凉。t万人尚流冗，举目惟篙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rs } c Pss’经过战乱，‘饭寞人宝后，园庐但篙，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广大人民tL，I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至德元年(756)八月，杜甫携家归ItIS州，自己投奔灵武的肃宗行在，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此时杜甫写就的胡夜》:‘吟夜1115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石、、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反映了乱离时代人民的痛苦之情，表达了人们希望动乱旱日结束，乱离人能够旱日团聚，过上太平生活的愿望。杜甫初到长安没有考取功名，无法施展政治抱负，后来爆发战争，唐朝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处在社会生活底层的杜甫生活艰难，个人的境遇使诗人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从切身经历更能感受现实，l{通过诗歌表达反映社会。其人生也山游历祖国山水时的青年意气风发到没有考取功名的失意、落魄，战争的颠沛流离，国家、个人遭遇的变故异致其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忧国忧民成为其思想主流。
二、杜甫在长安的生活
杜甫在长安的生活，从其诗歌中看，主要山如卜几方而内容构成:到长安后与贵族交游、宴饮，初期小被赏识的生活艰难政治上的抑郁小得志，战争中的颠沛流离等方而。生活在盛世的杜甫>J{没有享受到盛世的太平，相反，个人遭遇了更多的悲哀。诗人的经历也是对唐朝盛世的讽刺。
1、盛世的悲哀
杜甫35岁时到长安，他到京城长安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博取一定的政治地位，施展政治抱负。因此，一改往日“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I士游》)的生活态度，努力应考。然而，杜甫应试科举屡屡落榜，生活也急转直卜为‘偿困于衣食”( (G佳寸西岳赋>表》)，‘农小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小暇"((G雕赋>表》)，为了维持生计，小得小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夕。穷愁潦倒，贫病交迫，‘徽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小辞f7 L4J(P23)所谓‘牡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ALL”。L5J 侧卜究杜甫者，对其长安生活多措辞为“困居m、 t守’YJr，"J >一个‘侧’字可以说是杜甫在长安生活的最好写照。
杜甫在长安的生活l{小像他在各地游历时那么轻松，为求仕进与解决日常生活，小断写诗投}状权贵，其在长安遗留卜来的诗中突出表现了这方而的内容，如C}’’H特进汝阳工一十韵; C}’H比部萧朗中十兄》CC}寄河南韦尹丈人》CCn’H韦左承丈济》棒赠韦左承丈一十一韵; C}’H翰林张四学士泊; C}’H陈一补缺》《陪李金u-花卜吟》C}F7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l:l:J一首》锻赠哥舒开府翰一十韵; Cu曾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荞赠太常张卿泊一十韵》《上韦左相一十韵》《赠田九判官梁邱》棒同郭给事汤东灵揪作》《荞先刘少府新u山水障歌》等，人宝六年((747)沂应试‘制举”;十年(7snl句皇帝献赋，}状‘伏礼赋’生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年C7ss>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胃曹参军之职。杜甫生活在盛世长安，但盛世长安l{没有给诗人提供展示其才华的社会平台，有的只是更多让诗人笔卜记录的盛世生活的艰难与政治小得志的悲哀。
2、生活的艰难
杜诗中多处记载了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可谓}r，驴十二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L3J“长安苦寒谁独悲‘2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m，R联百结‘)0《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沙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CC}’}江头》)，他在长安生活极其困顿。与此同时，人宝十年(7s1)他写的《乐游园歌》《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l:l:J一首》《醉时歌黔诗篇忠实地描写与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
3、乱世的记录
杜甫在长安，经历了唐朝社会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在他的诗中处处表现了诗人关心国家安危的忧国忧民情结。杜甫诗中对‘安史之乱’’}’J乱前预言、乱中经历、乱后影响都有真实的记录。人宝十一年(7s2)，他看到国家政治存在的严重危机，‘与出‘t山忽破碎”“登兹翻百陇m L5J(P35’的担陇。在幻石出塞五首》中预言安禄山是“主将位益宗，气骄凌上都”然而‘边人小敢议，议者死路衙”比四)，指贡安禄山飞扬跋启和玄宗的放仟小问。人宝十四年(7ss)十月，凭杜甫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他意识到大乱即将发生，在给棒同郭给事汤东灵揪作》中写出了自己的看法。安史之乱时杜甫写了陈陶之役等反映战争的CC}，}，、陈陶》CC}，}，、青坂;’:诗，以及身陷长安所写的安禄山对唐工室进行报复性大屠杀的CC工孙》，真实再现当时社会破坏的《春望》+I+I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夕等等。杜甫将目睹的唐社会大动荡，在战争中饱受的贫寒坎坷颠沛流离之苦，历经的沧桑磨难，全部用其特殊的笔锋一诗歌记录卜来，为我们今人侧卜究盛唐时发生的这场社会大变故留卜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三、长安生活对杜甫诗作的影响
杜甫在陕西长安成就了他中匡!文学史上的小朽地位，他在长安期间写成的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传世诗篇，标志着他经历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认识有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诗歌分类
杜甫在长安生活十余年，留有诗篇240首(据郑言武《杜甫长安诗目录》)，据统计，其一生写诗1400篇，而长安诗篇占其总数量的近五分之一，这些诗作内容基木上可以分为如卜几类:反映杜甫到长安后困难生活、杜甫在长安与达官贵人交往沐上甫在长安经历‘安史之乱”、怀念李白、在长安游玩以及其他方而内容。奠定其文学创作地位的一些上乘佳作即完成于诗人在长安时期。
2、诗歌内容与地位
杜甫诗歌内容与他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在长安主要生活在卜层，他观察现实直而社会的结果是写作了大量反映社会各方而内容的诗歌。唐玄宗人宝五年(746)杜甫来到京城长安。他以为从此可以‘位登要路津”，La J < Pzo>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满含辛酸地写卜了这种生活情状:‘潮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m LaJ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上山采药，换取tt}价”，这就是他后来说的‘懊药都市，寄食友朋”。社会现实的严酷，迫使他将目光投}句卜层人民。杜甫诗作中现实主义的风格，就是在这种情况卜出现的，l{}}_升华为一种执著的爱国主义精神。此时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道:" Jl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满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小忍便永诀。··…彤庭所分帛，木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牛常免租税，名小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项洞小可掇。’利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写出了C(、}车行》《丽人行》偷出塞》幻石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y:}样的小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时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椿望》《北征》优村》《二吏》《二别;’:小朽诗篇，讲述人民苦难，痛斥统治阶级贪残，深刻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Zo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在长安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诗歌写作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在以诗写史，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
人宝后期，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如C}丽人行》《二绝句;’:>皿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杜诗中战争题材数量也很大。杜甫对小同性质的战争写作态度、思想认识一也小同。他反对朝廷穷兵默武，消耗国力的有C}}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前出塞》幻石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贡了君工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小幸命运。《二吏》《二另日》中，诗人完全歌咏人民和卜层社会，诗的题材内容也扩大了。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在这些诗中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跃然纸上。同时，杜甫有小少歌咏自然的诗，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如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国破家亡、富于清感的椿望》等等。长安诗中，内容深刻，风格沉郁，语言精练，叙事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现实生活，奠定了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代表地位。
四、长安生活对杜甫思想的影响
1、思考的源泉
杜甫在长安的经历是杜甫思想、杜甫精神形成的来源。诗人在长安经历了匡!破家亡的大变故，严酷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转变，他山初期个人怀才小遇转为而向社会，站高了角度，开阔了眼界。如作者写作的惯交行》:`}fi}手为石覆手}}h}，纷纷轻薄何须数。君小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将其饱谙世态炎凉、人情反复的滋味愤然于作品上。
杜甫到长安时已近35岁，其间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生民的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闭，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段时间更加强烈。紧接着的安史之乱，使他体验了战争的苦难和深临百姓的疾苦。诗歌里的悲歌自然涌出，他作品中更多时候表现的是沉郁顿挫，悲枪深沉。在长安没有带给他万世功名，甚至没有一场机遇，有的只是颠沛苦顿，郁郁小得其志，就这样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年华留在了长安，留在了他的‘诗史’中。
2、杜甫精神
杜甫精神中最好的体现就是他身处逆境，却心系国家，心想人民，始终保持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贡仟感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深沉忧念、对民生疾苦充满同情、对统治集团中腐朽现象给子严厉的批判。山于政治失意和生活穷困，杜甫对黑暗的现实认识也一人人加深，思想感情也一人人地接近人民，诗风也跟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视野从个人转向了社会:他看到最高统治集团的‘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卜了《兵车行》偷出塞》《后出塞》等小朽的名篇;他看到了唐玄宗和杨氏姐妹的荒淫无度的生活，‘与卜了《丽人行》，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人宝十四年(}ss>冬，杜甫写出传世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J!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夕的深情，控诉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彤庭所分帛，木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揭露贫富A、W殊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f}句表现了唐代社会尖锐的阶级矛后，也是他长安生活与对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些诗篇标志着诗人创作已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二吏》《二另日》等传世名作，都以严肃的写实精神，充分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当时的生产遭到普遍彻底的破坏，杜诗石、 ";r、寞人宝后，园庐但篙黎o }}}C}己家别》)，人口数量也大大的减少，‘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潇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小过五六年，人口便从五千万降到一千六百多万，有些地区则是‘汗家今有百家存”。封建统治者小关心人民的死活，服兵役者，卜到儿童，上至年长者(《石壕吏》、惭安吏》)，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深的灾难。杜甫而对艰难困苦的生活，没有气馁投有退缩，他正是凭着这种生活态度和坚强意志，‘与出了大量堪称‘特史’’}’J壮丽诗篇，从而成就了一代‘特圣"}’J辉煌业绩。
从李白诗作及其唐代有关史料推测，李白至少有六次到过岳州洞庭，开元三年出蜀南游途经洞庭，然而这次没留下诗作；开元二十七年秋，与王昌龄在岳州相会；天宝六年至十一年，相访贬谪湘阴挚友崔成甫，《古风》(美人出南国)可能就是为崔成甫所写；至德二年流放夜郎，次年至临湘在这里认识了裴隐，写下了《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乾元二年，李白李贾至相逢，写下了《巴陵赠贾舍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等诗。这年冬赴零陵，次年春又经岳州，旋往江夏。从李白留下的45首岳州洞庭诗看，主要作于至德二年至乾元年间。
《旧唐书》载：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沂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宋阳，时年五十九。
(《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
杜甫于大历三年冬经湖北进入岳州，次年春离开岳州，大历五年冬，卒，其所作岳州洞庭诗大多作于此段时间。
虽然李杜二人都曾到过岳州，但李杜并未相会于此，李白于乾元年间被流放洞庭时，杜甫此时还在秦州。对于李白的这次流放，杜甫还是较为关注的，他在秦州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忆李白的诗《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全唐诗》卷二二五)
诗的前两联以凉风起兴，营造出了一种悲秋气氛。此时，安史之乱尚未甫定，杜甫生活还处于辗转流离之中，但他此时却想到了更远的朋友，希望能够得到友人的音讯。然而江湖险恶，鸿雁难到，诗人无限伤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被称之为“千古伤心语”(《杜诗镜铨》)。这是对李白身世沉沦的命运的同情，对无端伤害他的小人无比憎恨，本来一心想为平定叛乱尽心尽力的人怎么会一下成了囚犯呢?最后两句用屈原投汨罗江而死的典故，来表明李白和屈原一样，其爱国之心至死不灭，其满腔冤屈也是亘古未有。这是我们仅见的一首杜甫在李白被流放洞庭时所作的一首岳州洞庭诗，而且，对于此诗，李白并未作任何回应，估计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李白并未读到此诗。而杜甫抵达岳州洞庭时，已到了代宗大历三年冬(公元768年)，此时李白已逝世(公元762年)多年了。
我们在这里把李杜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同为盛唐时最具盛名而又风格迥异的作家。在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至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24年里，两人创作的岳州洞庭诗歌数占这一时期洞庭诗歌总数的36、9％。他们的诗歌，代表了这一时期岳州洞庭诗歌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首先，从反映现实生活层面上看，李杜都能把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动乱、人民所遭受的疾苦书之于诗，并于诗中倾注着强烈的爱憎情感。如李白就写下了《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来反映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张嘉延据荆襄作乱这一事件。杜甫也写下了《舟中苦热遣怀，奉呈杨中丞通简台省诸公》来反映臧蚧之乱。然而，李白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在不知情下加入了永王李军队，“败，当诛。……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李白的这次“从军”经历几乎把命都给弄丢了。但在流放夜郎的途中，他便遇赦。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从死神边走过，并又成了自由之人。当他到达岳州洞庭诗，安史之乱战局好转，不时有好的消息传来。李白本是一个充满幻想之人，一旦生活给予他希望，他便能很快调整自己心态，迅速摆脱人生沮丧的一面，重新恢复活力。于是，他便在岳州留下了神采飞扬的一笔，他以欣喜的笔调来写洞庭诗歌，使得岳州洞庭诗歌出现了一种异调。我们先看看他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
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
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
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
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全唐诗》卷一七九)
这三首诗作于乾元二年，这组诗气势之豪爽，笔姿之骏利，丝毫不逊于其前期作品。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纵情诗酒的狂态，淡泊名利的胸襟，以及疾恶如仇的品性。这些便是盛唐前期诗人的特征，是与洞庭诗总体风格迥异的格调。几乎在同一时间，李白还写下了另外一些诗，在《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中，诗人劝慰李晔与贾至不要因目前的得失而耿耿于怀，不要辜负眼前良辰美景。《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写得相对凄婉些，但“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长啸万里风，扫清胸中忧”仍然给人豪气冲云天的形象，而“何必儿女仁，相看泪成行”也有“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之豁达。“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登眺餐惠风，新花期启发”(《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这些个性张扬的诗篇，不仅在杜甫洞庭诗歌中很难见到，在唐岳州洞庭诗歌中也是很少见的。李白依然以盛唐前期的笔调来写安史之乱后的诗歌，因而其诗显出清刚昂扬之气势，这种气势正是洞庭诗歌所缺少的。李白用其雄奇的笔墨，为洞庭诗歌抹上了重彩的一笔。
杜甫比李白年轻11岁，对开元盛世的感受不如李白强烈。当其步入仕途时，政局在不断恶化，加之他对事物的察觉极为敏锐，所以能于平静表面之中发掘出事物的本质内涵。他性格中又有沉郁的一面，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很难在其诗中看到他展颜一笑。他为生计苦，为自己病痛苦，为家人四处奔波苦，为国家战乱终未平定苦。他就是带着这些苦痛来到岳州洞庭的，而且直至其死，这些苦痛也终未解决。杜甫自始至终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己任，其思想中儒家思想极浓，因而他往往陷入这些痛苦中得不到解脱。其后期诗已脱去了盛唐诗的特征而步入了中唐，晚期创作的洞庭诗歌尤其如此。同样是反映社会动乱的诗，在李白那里，社会动乱似乎在他手中轻而易举可以平定，然而在杜甫手中却不是这样了，多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使他变得十分现实。我们看他的作于岳州的《夜闻篥》便可感受到同是写时事，李杜之间有差别：
夜闻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悲壮。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全唐诗》卷二二三)
诗人夜中听到邻舟夜吹篥之歌，顿觉感伤不已，“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杜诗详注》以此句为甫反诘之辞：“君为此曲，但知干戈离乱之苦，独不见舟中漂泊者江湖行路之难乎?何为故作此声，动人愁思也”。这种无端的反诘实在令人深思，我们不禁又要反问，江湖行路之难是因何而起?这样，我们便可见杜诗深沉之境界了。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在反映时事上，杜甫诗中少了盛唐诗人那种昂扬向上的个人气质了，更无李白之自信与洒脱。由于他把深广的社会内容加入了个人漂泊无依的生活中，其诗也显得沉郁而感伤。
就情感抒发而言，李杜在其岳州洞庭诗中均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李白的爱国往往与自己的才能能否实现相联系，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在他的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中，多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反叛者，并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诅咒。“……今兹讨鲸鲵，旌旆何缤纷。白羽落酒樽，洞庭罗三军。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把平定叛乱作为展示自己的才能的最好机会。然而，李白毕竟是一个刚遇赦不久的人，要想在平定叛乱中层示自己才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少年时为“竹溪六逸”(《旧唐书》卷一九下列传第一四下)之一。“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白晚好黄老”(《新唐书》卷二二列传第一二七)，故在功名难得的情况下，诗中也有些及时行乐及隐退的消极思想。“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人生且行乐，何必组与圭”(《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郢门秋怀》)，这也很少见于杜甫篇章。杜甫却把爱国与同情人民思想相结合，因而他不仅对那些造成劳动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反叛者予以鞭挞，即使是统治者，如果不站在人民一边，而对人民进行盘剥，他也会给予无情的指责。“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壤童犁雨雪，渔屋架泥涂”(《过南岳入洞庭湖》)，“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这些诗句通过对农民生活的具体而详实的描写来表现作者对他们的同情，进而对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进行深层探索。杜甫虽比李白现实得多，但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动，更多只是对动乱感到震惊，对国家陷入战争感到无比痛惜，对反叛者直言痛责，对广大人民深切同情，并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全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而自己却感到无能为力，只能陷入无尽的痛苦忧愁之中。从这层意义上说，杜甫诗又不像李白的诗，他的诗缺少那种积极进取，顽强执著的盛唐精神。他的岳州洞庭诗就像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虽然对生命无比热爱，却无力抗拒悲剧命运的发生。
除此之外，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在艺术风格及诗歌语言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前人已于此多加论述，因此不再赘述。
李杜二人的岳州洞庭诗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主要是由于诗人禀性存在着个性差异和诗人之气质、才情、思想观念及对生活态度有所不同而引起的。但无论怎样，他们二人对唐岳州洞庭诗歌发展的贡献具有不可磨灭性。正如《唐才子传》所说：“观李、杜二公，崎岖版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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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杜甫的诗歌，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祖国政治、人民生活的热切关怀，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其代表作“三吏”、“三别”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吏”、“三别”创作于安史之乱时期。那是公元759年，诗人这时正由洛阳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强征兵役的惨状、修关备胡的情形，于是挥笔写下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三吏”、“三别”。“三吏”、“三别”深刻地揭露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的利害冲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了辉煌的现实主义诗歌。
从思想内容上看，其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面对现实，讽喻时事。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特定历史时期，安史之乱之前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这时人心思乱。安史之乱便正是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它导致唐朝社会江河日下，一撅不振。面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杜甫感慨颇深。他没有丝毫的回避，而是大胆地揭露矛盾，讽喻时事，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三吏”、“三别”就是主要通过强征兵役的惨状来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的罪行的强烈憎恨之情。
由于安史之乱迟迟得不到平息，唐军又屡屡失利，损失惨重，不得不再三补充兵源，以致兵源日趋枯竭。《新安吏》中就写到连未成年的中男也被强征人伍。作者既深表震惊，“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又深表同情，“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愕。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制，男女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至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又改为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本来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而现在连“绝短小”的中男也被强征人伍，从中不难看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其实不仅中男如此，连老翁也不能幸免。《垂老别》中的老翁早已超过了服役年龄，可“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自己也只好弃杖从军。更为奇特的是《石壕吏》中连根本没有服役义务的老岖也被捉去服役。平时由于征兵过于频繁，人们只好白天躲藏起来，官府就在夜里突然袭击了。作者“暮投石壕村”后，就“有吏夜捉人”。尽管如此，深受其害的老百姓因为昼夜不安，此时一听到响动，便知又是捉人了，于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可谁想不肯善罢甘休的官吏为应付差事，竟逼迫老抠“急应河阳役”。捉人拉夫竟拉到一个抱孙的老抠，时世也就可想而知了。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柞，亦岌岌乎危哉!”就是说把人们整成这样，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诗人面对这一切，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如实地讽喻了时事，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杜甫之前，诗歌中真正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并不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盛唐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到了杜甫，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才在诗歌中占据了一席重要地位。“三吏”、“三别”在讽喻时事的同时，更是集中笔触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和精神面貌，从中可以看出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博怀。
《石壕吏》中不仅写了老抠被捉走服役，而且还借老岖之口点明了自己一家人不是生离，便是死别，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同情。《新婚别》中写了新婚不久丈夫就被迫服役，新妇与他依依惜别，也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关心。类似的还有《垂老别》，诗中描写了老翁暮年从军，告别年迈的老妻的情景，老翁临别之际，听见了老妻伤心欲绝的悲啼声，看见了老妻衣衫槛褛的身影。这时尽管明知“是死别”，老翁还得搀扶起老妻，伤感她的孤寒无依。老妻也明白此去“必不归”，还劝慰老翁保重身体，真是催人泪下，叫人“塌然摧肺肝”，从而深切地体会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从这点上看，最典型的当数《无家别》。诗中主人公五年前被征人伍，当他现在因战败掉队回家一看，早已物是人非，故乡一派荒凉颓败的景象。而且回来没有几天又再次被强征人伍。这时他回想起自己久病的母亲，也不知是哪年死去的。自己生前没有奉养，死后又没有能够送葬，叫自己这一辈子难以安心。篇末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不仅是诗中主人公的呼声，也可以说是杜甫代表广大受苦人民发出的呐喊!
三、组诗还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杜甫非常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都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痰，忧虞何时毕?”(《北征》)正体现了诗人始终如一的爱国之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的黑暗和反映人们生活疾苦的讽刺诗，而且也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
他在《新安吏》中写道，“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表达自己对唐军功亏一签的惋惜。同时他还劝勉人们忍悲共赴国难，因为“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仆射如父兄”。
另外，《垂老别》中的老翁也深明大义，“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借老翁之口勉励人们保家卫国。《新婚别》中，杜甫更是借新妇之口发出爱国号召，“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撞关吏》中他还写到了漫漫撞关道上无数的士卒辛勤地修建工事，一句“士卒何草草”就流露出诗人无限赞叹的心情。然后又通过关吏之口写到地势的险要，“狭窄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反映了守关将士激昂的斗志。最后诗人还表达了心中的忧虑，“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这一句写出了对历史教训的痛心，也写出了诗人的忧国爱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