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冲撞中，戊戌维新启蒙运动面临的是政治文化的双重危机。在“救国”总目标统摄下，启蒙策略呈现出“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悖论驳杂色彩。其内在悖异性已构成中国第一代启蒙的文化支点和文学现代化起步的立足点。
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文明入侵后变幻莫测的混乱秩序中拉开序幕的。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交织互动，传统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逐渐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并由此引发出许许多多无法疏导和化解的激情。尽管当时启蒙的基本诉求非常明显，但传统思维在“救国”总目标的统摄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反传统言论丝毫不影响近代启蒙者对传统资源作深入而广泛的应用，这使得启蒙在中国并不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的革命，而是如何使用传统以应付千年未有之变局。启蒙策略因此显露出“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悖论驳杂色彩。康德曾将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勇敢地去认识，坚信自己的理解成为启蒙的真谛。然而，“使用传统反传统，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启蒙策略正是理性缺乏的集中表现，其内在悖异性已然构成中国第一代启蒙的文化支点和文学现代化起步的立足点。这其中，运作最成功的就是对文学的“使用”。尽管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新作为启蒙工具的有效性已成定论，然而传统文学资源和文学精神是如何被启蒙所用，其内部复杂性又是如何呈现的，还有待于深入剖析，本文便是一种尝试。
一
启蒙作为思想运动，最基本的工具是语言，语言的变化往往渗透出思想的变化。第一代启蒙大师首先选择在语言变革上作文章，开展“白话文运动”。早在1887年，从事外交活动的黄遵宪就曾将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进行比较，提出文字与语言合一的主张。在1895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里，他强调“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要求“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欲令天下之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1898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指责中国两千年来的文言窒息了民族的发展，第一个打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大旗。1899年，陈荣衮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要求报刊行文词汇尽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上述倡导“言文一致”的主张旨在推行“民主”，让更多的平民受教育，因与形势非常契合，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大量白话报刊和作品开始纷纷涌现。
然而，尽管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白话文热潮，启蒙者对在文学层次上引入白话应用，却还有一个渐次的认识过程。梁启超曾于1896年反思过“中国文学，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的原因，指出:“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也。” ① 这时，他看到了言文分离问题的存在，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文学语言变革的必要性。1897年，在到湖南时务学堂任职时，订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其中第六条规定:“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这里透露出只有“言文一致”的白话才能做到“辞达”，起到“觉世”作用的信息，言外之意，运用白话能作应用文学，却不可能用来“传世”，或者说白话根本达不到正统诗文所追求的“传世”境界。“言”只是再现表象或内在观念，而“文”则意味着另外一种东西。作为对这一理论的呼应，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大量“觉世之文”，创立了“新文体”。但由于还未完全意识到语言变革的重要性，备受欢迎的“新文体”也还是始终没有摆脱文言高雅、白话低俗的观念。“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精心研究西学，才发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② 也就是说，当暗中把主张俗语革命的欧洲文学史作一映衬时，梁启超才开始将视线投向文学自身，发现语言变革不光“保国保种”，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这里的“文学”也开始接近明治时期在日本得到普及的literature一词的译语，而不再泛指“文章博学”。
作为一种语言系统向另一种语言系统的挑战，晚清白话文运动彰显的是传统与现代思想的新旧消长。当变动不居的现实与用来描绘现实的固定符号之间产生一种深刻的分裂和张力，启蒙现代意识与旧有的语言体系即因无法融合而逐渐发生迸裂，人们不得不抛开自身文化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符号去另辟蹊径。然而，白话文运动作为戊戌维新启蒙的一部分，也是启蒙的结果，其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启迪民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而不是文学近代转型的主动诉求。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曾呼吁过只有打破禁忌，自铸新辞，“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拘牵，方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他身体力行，辑录研究山歌，并将之与《诗经》并列，成为近代重 视白话审美的第一人。然而，这种吸取民间语言美的做法并未受到近代启蒙者的重视，打动无数士大夫的也只是其“言文一致，方能保国保种”的功利论断。这正说明对白话的开发利用，曾在时局的推动下，一度膨胀为救国愤世的社会共同意识，成为传统“经世致用”思潮的集中反映，可视为“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策略验证。在传统观念中，白话是不配表达精英思想的，采用白话来宣传国家民族观念，启迪民众，无疑是士大夫阶层俯就大众水平的反传统行为，然而，透过反传统外壳呈现出的却又是利用新的语言利器来阐释普及传统思维方式的内理，其目的仍是正统的“治国平天下”意识。这样，近代启蒙者就无法看清日常政治语言与文学审美语言的区别，根本无视语言的艺术特征，直接拿白话来为启蒙所用，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和实质内容的一部分，造成白话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只从政治启蒙立论，忽视作为语言生命性之审美启蒙的先天缺陷。实际上，晚清文坛主导潮流的依然是文言、白话并存不废的现象，用白话翻译与创作都谈不上成功，即使是倡导白话的理论文章也是用浅近一些的文言写成的，并非真正的白话文。同时，白话的浅白又反过来限制了近现代思想的传播和现代意识的表达。这不仅仅是传统遗留或过渡旧痕的问题，而是“使用”策略的内在悖异使然。要想使新的语言系统与新现代思想和审美观并行不悖地融合到一处，自觉达成完全契合，必须等到再一轮思想文化启蒙高潮席卷而来，才彻底完成。
二
晚清白话文运动作为启蒙的先导，终于在深入开展中使近代启蒙者看清了自身不易察觉的文学中心感，这种曾经的文学优越感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更加显现出不合时宜的自大。于是，从相信“文学”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演变而来，以拯世济民为己任，一度在国家政治危机中视诗文为雕虫小技的第一代启蒙者，在从政治舞台上碰壁后，迅速回头转而迫切要求文学的全面革新，并顺理成章地将其推到历史的前台，相继掀起诗界、文界、小说界（包括戏曲）三界革命的高潮。甲午战败后，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曾荟萃北京，在对“新学”的狂热崇拜中，开始创作大量“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诗” ③ 。而在此前，曾以外交官身份游历西方的黄遵宪也已尝试写作“新派诗”。其时，他的《人境庐诗草》稿本正迅速流传，远比“新诗”更能赢得读者。黄的诗不仅写景抒情，笔触细腻;刻画人物，个性突出;描摹他国风光也是新异瑰玮，对新思想、新名词运用自如，丝毫不显得生硬造作。尤其是《今别离》四首，充分证明旧诗是完全可以表达现代事物的。不过，梁启超当时并不赏识黄遵宪的诗风，直到自己成为戊戌维新的劫余人物，流亡异邦，也有了置身于他者文化的经历后，才慨叹当年“缘法浅薄”，重新将黄遵宪的“新派诗”搬出来，推为“诗界革命”的最佳范本。这使人不能不承认西方文化对中国诗歌近代转型影响的深且巨。1898年，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办，其中特辟诗栏，不断刊登既有新名词又有流俗语入诗的“新体诗”。从此，“自由”、“共和”、“民主”等等日译新词大量入诗，“新诗”和“新派诗”开始向着政治启蒙的方向合流。1899年12月25日，漂泊在东京至夏威夷海途中的梁启超，因受日译英语“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启发，终于在《夏威夷游记》里，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他戏谑旧诗人为“鹦鹉名士”，发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呼吁，认为欲“成其为诗”，必须做到:“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这时的他推许黄遵宪为诗王，尽管对其诗“新语句”尚少还颇有遗憾。在分析了近代诗人运用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之后，梁启超倡言“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在他看来，西方的政治态度，进化论思想，自然科学知识，爱国精神以及崇高的人格等等，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思想、新意境。利用诗歌推动社会思潮的启蒙意图充分显现。自1902年起，《新民丛报》辟出“诗界潮音集”专栏，其中刊载了蒋智由的《卢骚》，代表着“诗界革命”进入鼎盛阶段。同时，梁启超继续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鼓吹“新体诗”的创作理论，不过，一个微妙的变化引人瞩目，那就是革命纲领被重新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新语句”一项已悄然抹去。黄遵宪再次被抬高为“近世 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由此前对其诗“革命”意义的肯定转移到后来偏重文学成就的褒扬，凸显出此时梁启超对诗歌“旧风格”的无比重视。
从堆积新名词到追寻新思想，再到留恋古风格，这一“诗界革命”前后各有侧重的诗歌创作过程，清晰地折射出“使用”悖论的内在精神线索。当新名词络绎于笔端，不曾提防的是美的境界正渐行渐远，这促使梁启超逐渐淡漠了对新名词的追逐，流露出对古风格的珍爱。他之不决意打破旧形式，努力去创造新风格，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古体诗进入艺术鉴赏博物馆的日子也同时来临了。因为新的现实世界已经无法迁就古老的审美趣味。想用新语造新境，又想不露痕迹，点化自然，这种良苦用心源于“使用反传统实现传统”的内心藩篱，说明诗歌创作动机还在为传统思维方式所驱使。不肯为了外部的反传统启蒙而抛弃对中国古诗意境的偏爱，更显示出外来文化冲撞下近代诗歌转型的内在被动。当梁启超主张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入诗，以俗语入诗，提倡诗歌的通俗化，音乐性和史诗式的宏伟规模时，可视之为对旧诗传统用语的新突破。而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口号，更以其浅显和自由观念向着数千年的因袭挑战，这些似乎都在宣扬一个完全可以按照自身意愿写诗时代的到来。然而，匆促、慌乱、因应失据的近代启蒙语境使得使用新语句与制造新意境之间时时捉襟见肘，更与努力保留“旧风格”常相背驰，不得已陷入补偏救弊的革新尴尬。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创作专以堆积新名词取胜的“新学之诗”是使用传统反传统，对诗歌传统形式的突破还未有自觉意识的话，那么，“诗界革命”中“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④ 的反传统姿态，终于在努力实现传统审美趣味面前，将古诗革新的步伐逼到了无法前进的死胡同。这就暗示着“用新意境入旧风格”才是古体诗新生的唯一途径，旧诗是根本不应当被彻底取消或替代的，说明随着近代启蒙者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借用“诗界革命”表现新思想新精神的积极性便大大削弱，诗歌自身的文学价值问题也才因此而浮现出来。然而，传统思维羁绊正如革命决绝态度一样鲜明无比，充分证明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中思想层面可能性与纯文学形式可能性之间的难以协调。
三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近代文学各种文类转型的步调并不是一致的，与“诗界革命”难舍旧格律、古风格相辉映的是近代散文文体的大解放。我们看到，梁启超始创的“新文体”，无论语言体例，结构修辞，还是表情艺术，甚至标点符号等等，都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化。此前，尽管近代散文也在潜变，但主要还是八股文控制社会，桐城派笼罩文坛。随着近代启蒙运动催生出新的公共领域，政论散文在报刊中执舆论界之牛耳，成为宣传维新思想最合用的工具。“新文体”应运而生，并因多发表于《时务报》、《新民丛报》，而又被称作“报章体”、“时务文体”和“新民体”。1899年12月29日，在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三天后的《夏威夷游记》里，梁启超又提出“文界革命”，称赞日本新闻主笔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等著作“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断言“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并始终在自己主持的报刊上不懈地进行文体改革实践。
中国古代向来政论文发达，散文被用作输导、传播启蒙思想的得力工具似乎天经地义，也是传统载道文学的应有之义。只不过，古代散文面临的是迟滞的现实和单一的思想，而在变法维新运动中产生的近代散文，却运载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内容和崭新的反传统精神。从戊戌时期的鼓吹变法，批判守旧，到流亡日本期间偏重“新民”之说，介绍西方文化，近代散文传达出的可谓是振聋发聩，“以笔端搅动社会”的破坏之论。而梁启超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革命起点，足以说明西学东渐是促使“新文体”产生的直接文化因素。“新文体”在创作中融入了若干日本文体的硬性成分，自模仿后进一步醇化，逐渐打破了传统义法，冲决着传统古文“文”与“道”、“义”与“法”的桎梏。多种文化的交叉影响造成了“新文体”独特的表征，这就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总结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随着近代散文容量不可遏止地迅猛扩大，被内容决定的形式迫切要求变 幻多姿。比诗歌转型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新文体”最大限度地挣破了古旧的形式，对传统古文体式，外国词汇语法，民间俚语俗语，一概兼收并蓄，使之在与古代散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又能尽情挥洒、酣畅流泻下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可谓使用传统文类“激民气之暗潮”，实现“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反传统目的。当读者从“新文体”中读到庄子风格的联想比喻，《左传》笔法的委曲详尽，《史记》语汇的生动流畅时，心中激起的已不再是传统温柔敦厚的审美情感而是渴望在自由解放的道路上迅跑的激情。因而，和“新体诗”比较起来，“新文体”既有感情与理智，现实与历史的和谐统一，更有着思想和文体的双重自由。
“新文体”之突破传统规范，被老辈痛恨不已，诋之为反传统的野狐禅，然而，它开了一代新风，推动着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的政论散文如《瓜分危言》、《亡羊录》、《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等，行文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句式骈散杂糅，舒卷自如;气势纵横驰骋，深沉激越，极具说服力和煽动性。他的传记体散文，如《谭嗣同传》、《罗兰夫人传》等，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表现人物栩栩传神。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说方式，对当时渴望新思想、新知识的读书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浅近的文辞不但打破了士大夫垄断读者受众的局面，更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百姓乐于接受，广受启迪。黄遵宪曾赞扬新文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⑤ 严复赞之曰“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⑥ 梁启超自己也说，新文体“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⑦ 。然而，正是这“魔力”，又使人不禁心生疑窦。比之僵死的古体散文，“新文体”确实有着饱满充沛的感情，一往无前的锐气，和铺张扬厉的作派，不过，它的以煽情见长，华丽铺张，往往使说理成分深深匿藏于激情迸发的外壳，洗尽铅华之后不免失之空泛。读者会一时被情感的波涛裹挟而去，无法进行冷静的理性反思，这就在鼓荡民气，启发蒙昧之时，偏于造势，无形中再度助长了不利于启蒙的传统思维习惯，而新的精神权威和偶像很可能就蕴含在这种非理性的狂热中。“新文体”引发的所谓“若受电然”，“举国趋之，如引狂泉”的盛况除了表明国人对西学的盲目崇拜和空洞的爱国情绪外，西方真正的理性精神并没有被我们所吸收。作为反传统实绩出现的“新文体”，无形中暗合和普及的还是传统文化心理。
四
如果说，在诗歌散文的变革中，中国传统精英文学的内质并没有因启蒙而发生根本变化，从而还看不出多少矛盾冲突的话，“小说界革命”则最明显地体现出近代文学转型迎合启蒙策略的悖论特点。1897年，天津《国闻报》发表了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长篇专论。他们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理论引入小说研究，认为小说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反映了“崇拜英雄”、“系情男女”这些人类之“公性情”，即普通人性。因为“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初，往往得小说之助”，所以打算“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康有为早先编撰，1897年由大同译书局刊印的《日本书目志》，专设“小说门”，在该书“识语”中，康有为对“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的事实十分重视，从而萌发以小说进行启蒙教育的想法:“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然而，第一代启蒙大师在借小说启蒙的过程中迅速忘却了其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反映了普遍人性这一最初发现小说价值的出发点。他们无暇顾及作为纯粹文学样式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直接要求其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透露出“使用”本意。这一思想在“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由帝王之师变成亡命者，由在朝的“智囊团”沦为流亡的清议派后空前突出。彼时，启蒙者在启蒙策略上很快由依赖皇帝变法转为“新民决定论”。对于如何造就“新民”，梁启超在1902年于日本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用那篇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道出了小说应有的启蒙角色: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 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里并不是有意抬高小说地位，而是找到了启蒙与彼时大众文化样态的联结点，无意中打开了重建文学格局的突破口。要知道，戊戌变法之前，晚清文坛曾一度出现过“文学无用论”思潮，梁启超即认为谁要想以诗词鸣于世，谁就是“浮浪之子”，谁耽于吟咏，谁就是“玩物丧志”，词章危害之大，“竟与声色之累无异” ⑧ 。这里所讲的“文学”甚至还不包括小说，也就是说，连弄文学都已是玩物丧志，那么，“壮夫不为”的“小技”更不在话下。而在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却一下子把小说家抬到可以“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的地位，宣称小说对于广大群众，“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避，不可屏之物”，小说的社会作用受到空前重视。这前前后后看似贬低诗文抬高小说的言论，既充分体现了各种文体样式在启蒙家眼中曾经的位置，又可清晰辨出启蒙天平向大众的再度倾斜。自此，小说不但顺理成章地与诗文同列于“文学”这一神圣的名称之下，并且远离“小道”称谓，真正成为可以“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的大学问” ⑨ 。实际上，正是小说的娱乐性使其艺术活力远远大于诗文，成为其独立性的重要标识。从启蒙应直接诉诸广大国民而不是上层统治阶级这一角度出发，小说可在寓教于乐中使启蒙思想更迅速地植入人心。梁启超深谙此点，为了配合启蒙思想宣传，他无情解构了传统文论对小说的既成定位，第一个喊出了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响亮口号。他总结出多种旧小说叙述模式，并将之与国民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其“鱼烂”于才子佳人，绿林侠义，官场公案，妖巫狐鬼等等诲淫诲盗的叙述思想之中，直接把小说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当古小说中蕴藏着的旧意识形态无法再催生出新的变革社会的思想，梁启超强烈的批判精神便为“新小说”的孕育开辟了航道，而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与当时社会改革关系更为直接的政治小说。他在《清议报》上翻译连载了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佳人奇遇》，在国内轰动一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对小说开欧洲文明风气之功无比神往:“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焉”。他不无乐观地规划和憧憬着“新小说”中的新人物、新理想和新的时代精神，并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以借书中之人物，抒发一己之政见，期望借助小说的“熏、浸、刺、提”不可思议之力渐渍深入于国民脑质。西方小说译本的大量出现开始帮助中国小说逐渐改变传统意识和程序化格式。而“政治小说”引进中国，最终“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崩溃，建立全新的小说观念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小说界革命”真正的革命意义 ⑩ 。
尽管如此，启蒙者外在的决绝姿态并不代表内在思想观念的断乳。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小说，也有其传统根由。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还重申了其师康有为的观点:一则“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因而才需要用小说加以“教之”、“谕之”、“治之”;二则小说“终不可禁”，因此不如“从而导之”。显然，康梁眼中真正“美”的文学还是“六经”，小说不过是适合“愚人”的下等文学。为了迎合大众，近代启蒙者不得不拓展文学载道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借用小说的通俗性宣传精英思想。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使其具备了载道资格，“道”便被化约为近代国家民族思想。因而，“新小说”观念中的传统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加重了，其理论精神依然是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传统实用理性的反映。要求小说承担起改良社会政治重任的反传统姿态，传达出的仍是传统文学关乎世道人心之核心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乃国民之魂”与小说的第一特征在于“俚语”这两种观念之间划出了鸿沟。随着小说地位由边缘向文学中心移动，想像中的读者对象也不自觉地从普通大众逐渐倾斜回爱国精英。当看到很多翻译作品的译文完全是用典频繁的文言，而不是适宜于启发蒙昧的读物时，就更充分地证明此点。回顾小说的发展史，《汉书·艺文志》曾确立了小说乃“史”的附属品这一共通观念，随着白话章回小说的兴盛，又出现了 小说可供一时娱乐之用的看法。其实，这正是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从“史”中独立，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而“小说界革命”使启蒙性成为小说娱乐性的免罪符，无形中再度确认了其从属性。可以说，近代启蒙者不顾忌小说在传统文类中的卑下地位，不探讨其内部发展规律，一上来就从政治上肯定其对改造国民和社会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早期启蒙文学思想所达到的政治高度，以及“使用”策略的所有矛盾复杂性，这也正是近代小说发展中传统观念与现实需求、外来影响诸种因素互相纠缠、冲突的特质。“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对此即有着非常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新中国未来记》具有先导意义，很多艺术逐新尝试使其成为别开生面之作。例如，效法西欧、日本小说，直接状写社会变革潮流，把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推上一个新阶段;结构采用倒叙法，为近代小说打破平铺直叙的僵局树立了楷模;叙事引入演说体，在不同政见人物的往复诘难，批驳辩论中刻画人物形象，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本在新意簇拥的外表包裹下，仍有着传统滞后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支配作者写作技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与传统相比并没有多少新突破。就拿作品采用“幻梦倒影之法”来说，开场还是先抖出了一个传统叙事模式中的“大团圆”结局，只不过这个“大团圆”已自个人命运膨胀至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为了这个传统“善”的文学观念支配下的“大团圆”，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煞费苦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前景，做了种种预设。很显然，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创作主体自觉吸纳了未来决定论，然而，这种在当时颇先进的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却在倒叙手法的引导下，悄然转化为古老轮回循环论的变相。“中国在小说中被设计成一个世界超级强国，使人不禁怀疑这不过只是当时欧洲列强模式的翻版。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来，1962年的新中国的这个‘未来’，将只不过实现了1902年欧洲‘曾发生过’的事情。”11 为了让骨子里仍遵循“士志于道”传统的新知者实现启蒙伟业的“大团圆”，作者不惜把维新和革命思想转换形式硬塞入到叙事中，结果不可避免地流于解释，成为羁绊，文本因而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吊诡、彼此削弱的情状，使读者不期然读到一个用艺术创造忌讳的模式化理性讲述出的与启蒙精神相背离的非理性故事。
与此同理，晚清无论是政治小说还是谴责小说，大都或是用“旧小说之体裁”载运“新意境”，或是用新的艺术手段承担传统载道之义，古典小说的内蕴都或深或浅地存在着。也许是对旧制度的暴露攻击、诅咒批判构成了与古代回目形式完全矛盾的新内容，也许是完全崭新的艺术动姿摇曳出传统观念之剪影，所不同的仅限于所载之道是今道而非古道而已。同样，戏曲改良亦可作如是观。当时的所谓“说部”、“稗史”，既指小说，也指戏曲和弹词。戏曲有着和小说同样的遭遇，被认为是文苑之“附庸”，因而“小说界革命”本身也就包括戏曲。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小说丛话》中经常论及戏曲改良问题，并于1902年11月，在《新小说》的《本报之内容》上，明确宣告“欲继索士比亚、福录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宣称戏曲为文学中之“大国”、韵文中之“巨擘”，打破了鄙视戏曲的偏见。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劫余灰传奇》和《新罗马传奇》，标志着传奇杂剧已从供少数人玩赏的贵族艺术，转变为面向现实和民众，旨在“振国民精神”的启蒙教育工具。《新罗马》还成为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为题材的传奇剧本，起着扭转风气的关键作用。它的词藻不为音律所拘，开辟了传奇杂剧创作的新途径。与“新小说”同步，戏曲改良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体制，使剧本可以较为自由地抒写，打开了改良传奇的新格局，同时又在过分追逐改变人心风俗，振奋国民精神上难脱载道旧徽记，再次证明了传统思维模式始终在控制着中西交融的近代文学语境。
综上所述，表面上看来新旧杂糅的近代诗文、小说（戏曲），内里映衬出的实际是激烈的文化冲突景象。近代启蒙主体的身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焦虑，有挣扎，有迎合，但更多的还是过分自信地拾起传统文学样式激烈地去回应。近代文学的转型也就不可能主动地在思想艺术双方面进行充分的孕育和准备。众所周知，贯穿晚清文学三界革命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流亡。当远离了个体曾经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后，流亡中的启蒙者更加明确地要求选择东西方文明各自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经过冲突而达于调和，以期造出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就曾称20世纪是中西文明结婚的时代。可是，他又断言“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 也。”12 将西方文化比作女子，嫁于我东方文化，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比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文化自大意识。表明彼时启蒙者的目力所及还只是西方文明现成的思想成果和具体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运转的思维方式并未逸出传统框架，骨子里仍然坚信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中国文学经过“革命”洗礼必将再现辉煌。所以说，近代文学在中西对抗过程中嬗变的复杂性并不像“挣脱传统又回归传统”描述的那样清晰可辨，而将其说成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更是将问题作简单化处理。实际上，在近代，当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开始失范，新的文化精神并没有如期而至。在使用传统文类反抗传统思想，和使用反传统精神实现传统规范方面，晚清文学改良无处不显露出急于求成中的慌乱和尴尬，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在发展的可能性中孕育着阻碍发展的可能性。所有矛盾的焦点均集中在传统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根本就没在启蒙运动中转换，从而导致各方面的革新总在有意无意之间与传统旧梦重温。这一切只有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才能够大踏步解决。
注释
①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载《时务报》第4册（1896年）。
②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7号（1903年）。
③④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
⑤黄遵宪:《致饮冰室主人书》。
⑥严复:《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⑧刘纳:《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载《时务报》第18册（1897年）。
⑩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小学低年级学生所掌握词汇量较少，缺乏生活经验以及沟通能力，同时其写作技巧尚未入门，因此很难写出真正的作文。倘若教师在这一时期操之过急，对学生提出过高的不合理要求，往往会“欲速则不达”，不仅难以收到满意教学效果，还可能导致学生从心理上对作业产生厌恶之感。笔者就此浅谈了小学作文启蒙教学的有效策略，希望有所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
小学作文 启蒙教学 策略
对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而言，启蒙教学是起重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做好启蒙教学，保证其有效性，才能实现预期教学目标，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小学学生自二年级起开始学写作文，如何训练并指导学生实现从遣词组句到组段成篇这一潜移默化的写作过程呢？笔者从基础句子训练、看图说、写话能力训练以及写作训练三个方面入手，浅谈了小学作文启蒙的有效性教学。
一、基础句子训练
句子训练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对教材中涉及的各类句式展开强化训练，并遵循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基本原则，做到持之以恒。首先应进行句子完整性的相关训练，鉴于低年级学生在遣词组句时经常出现遗漏、缺项的问题，例如主语或者谓语缺失等等，因此教师应在一年级针对句子完整性予以加强，指导学生早期形成句子的完整性概念。明确告知学生句子的构成与功能、所包含的要素，指导学生对句子加以辨别，纠正其中存在的错误，或者将残缺句子补充完整。然后可以引导学生尝试造一些内容相对充实的句子，以强化训练其作文能力。课堂上可以通过口头造句的方式来锻炼学生，这样不仅可有效节省课堂时间，同时又有利于强化学生反应能力，直接增强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而对于书面造句则应要求句子通顺且完整，不可有缺项（包括标点符号）。例如在二年级语文上册识字3中，在带领学生们识读“笔”“灶”“尖”“歪”“尾”“看”这些生字后，笔者结合图形讲述字义，然后要求学生用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字自行造句。很多学生都能给出简单的句子，如“我用铅笔写字”“我不小心把笔尖弄断了”“我看到一棵树”等等，而有些较为聪慧的学生在句子中嵌入了多个生字，如“我看到××（同桌）咬着笔尖，歪着头往窗户外边看。”，这一句较之前的句子显然更为生动活泼，更富有场景化，其内容更为充实。笔者在课堂上表扬了这位学生，并指导其他学生将自己所造句子进一步充实，如“我用铅笔写字很漂亮”“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树”等等，虽然有不少都是依样画葫芦之举，但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已殊为不易。总而言之，遣词造句是作文启蒙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引导学生造句时不仅要重视结构完整性，还应确保内容充实，高质量完成该环节起步教学任务。
二、看图说/写话训练
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应从一年级开始重视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于写而言，说则是重要的基础；于命题作文而言，写则是必要前提。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看图说话是训练其说话与写话能力的一个基本形式，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做足功夫，重视培养学生看图说话的能力。教材中具有丰富多样的训练形式，此类训练形式各自训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形式始终服务于教学目的，因此教师应对教材深入研究，对教学训练要求以及目的有充分认识，合理设计训练步骤。就一部分说话以及写话课来说，教师不仅应做好备课工作，还应进一步设计板书词语或者搜集素材、写好例文，由此才能在课堂上有效引导学生，使其有话可说，这也有利于增强学生参与作文练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小学二年级下册《快乐的节日》一文教学为例，笔者首先播放了《快乐的节日》这首欢快的歌曲，并向学生们展示了相关图片，有的是林间倏起倏落的飞鸟；有的是园中五彩缤纷的花朵；有的是风中挺立的白杨树；还有的是一群群穿着美丽衣裳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笔者在播放这些幻灯片后要求学生看图说/写一句或者一段话。学生们在看到直观的图片得到启发，其对于文中的所描述的场景有了具象认识，很容易就能完成教师给出的任务。
三、写作训练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学生而言，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而单纯枯燥无味的讲学很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视作文如同苦差事。教师应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兴趣，通过生动有趣的素材写作训练来吸引学生注意力，使之感受到写作的乐趣。首先应基于学生年龄特点，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激发其学习热情。例如笔者在课堂上讲述了《龟兔赛跑》这一经典小故事，要求学生们听完后对故事情节加以复述，或者分角色表演，学生们纷纷踊跃发言，这就为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因为从“有话要说”到付诸于笔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倾诉过程。其次笔者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要求学生每天帮爸爸妈妈做一件家务事，然后根据家务劳动来写作文，这样学生们在亲身体验下所写内容显得特别真实、且富有生活气息和个人情感。以李某某学生所写的《我和爸爸妈妈包饺子》一文为例，文中这样写到：“今天爸爸妈妈决定包饺子吃，我也想为他们做点儿什么，于是也动手包了起来……爸爸妈妈很耐心地教我按住饺子两端，轻轻一捏就好了。可是我不会包，每次捏完的饺子不是方的，就是扁的……这次包的饺子，很多都破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包的饺子。”笔者在课堂上表扬了李某某同学，并将这篇作文读给其他同学听，学生们表现的很有兴趣，听完后好奇地问这位李同学包饺子的技巧和感受，并纷纷表示晚上回家也要和家人一起包。笔者微笑着及时制止了同学们的讨论，然后选择其他几篇同样优秀的作文开始讲评，引导学生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并体会写作的乐趣，其积极性大为提高。
水下面是什麽？”“是土。”“不，呢叫泥，记住了吗？那你看莲花上有泥吗？”“没有。”“好宝宝这叫出淤泥而不染，跟妈妈读一遍…~”
在我两岁的时候，爸爸去服兵役了，因此我每天只能与妈妈生活在一起，但即使是这样，我的生活依然充满了乐趣。
我的妈妈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她曾用白开水来形容自己，有时甚至连水碱都让人难以发现，可就是这样一个极普通的人却给予我精神上最大的爱抚。
在我两岁的时候并不认识字，因此经常对一些图片很感兴趣。爸爸远在他乡却每月为我寄来两本小画书，所以我常常伴着那夜朗星稀的夜空，独自回味家庭中曾有过的温馨与舒适…
妈妈每天很晚才从学校赶回家，这时便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会带我出去玩，会教我读书识字，还给我讲故事。吃过晚饭，我们总是到楼下转转，那时我们家在**大学，校园就是我的课堂，这课堂很悠扬。妈妈时而朗诵一首诗，时而朗诵一段散文，我或睁开大大的双眼望着她或玩弄着手里的小玩具，而妈妈不管我是否明白，依然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直到我不耐烦时，妈妈才教我一首最悠扬的诗歌，就这样，日积月累。我会念的诗歌很多，唐诗宋词外加元曲，都以成为我的最佳玩伴。
妈妈教我识字的办法很特别。当我们走在小溪水边，妈妈会让我把手神道水中，让我把自己的感受说出后，慢慢教我“水”字该如何写，在把感受“凉”写出来，大自然就是我生动的课本。
到了家中妈妈或是批改作业，或是备明日的课，我则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翻看着爸爸寄回的小画书，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妈妈工作完毕。妈妈白天甚至会上四节课，晚上又劳累到半夜，但她总是满带笑容地听我讲着一个个并不完整的故事，一个个并不生动的故事…~~
躺在床上，妈妈抱着我，拿起小画书，指着一个个汉字帷幄讲故事，故事讲完了，她并不将书放在一旁，而是让我复述一遍，我总是把故事添油加醋的又讲一遍。从中我认识了汉字，锻炼了记忆，有学会了看图写话…
四岁那年是爸爸最后的一年的军营生活，妈妈已经开始教我写日记，尽管每天写的只是些流水帐，但妈妈总是表扬我，使我对日记充满了兴趣，慢慢的妈妈教我使用一些形容词，给我经书每一个词的用法，作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学会了适当的使用形容词。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启蒙人性意识渐进体现三个方面:本能欲望描绘、情感抒写与理性思考、主体自我人格建构。随着人性意识的不断渐进，新时期文学人性意识启蒙内涵在中国文学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其现代性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浓烈的启蒙思潮氛围中，它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出现，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两次转型都是在启蒙文学思潮的感召下，高举着以人为本人文理性精神旗帜。然而，五四时期“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终因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人性开掘难以全面而深刻。时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现出来。本文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渐进的角度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内涵及其价值意义。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篇言:“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命题一直纠缠着人类。关怀人的命运和前途，探索人类心灵情感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深刻体味到，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是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渴望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疆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
然而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便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尚未超越政治情感控诉。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仍呈现着、担当着政治社会化启蒙，缺乏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吴炫在《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第一讲“伤痕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中指出:“在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伤痕文学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性内容去张扬，这一点非常明显。于是用我的‘穿越’理论来看，《伤痕》、《一代人》、《随想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作家个体穿越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容的贫困。、刘心武的《班主任》引起的轰动，仍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这个以班主任张俊石为正面一方，以青年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为反面一方的故事，颠覆了“”的政治理念。《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尤其是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更是对“”政治的全面颠覆。这个阶段连爱情也不例外。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上的小说《眼睛》，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工厂的简单然而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魏荣“我”受到锻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的鼓励，去爱车间里的一个名叫陈昆的技术人员，这是一个绰号为“眼睛”的知识分子。但一开始“我”对“眼睛”实在爱不起来，后来在书记的不断启发和鼓励下，渐渐发现“眼睛”的种种可爱，于是“我”终于情窦初开。小说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个“爱”字，而且是“爱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爱“陈昆”，爱情意识形态化了。可见在这个阶段，作家仍无法穿越“”给人们心灵造成伤害的种种政治层面，作出文化、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中国文化推向全人类性的思考。
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首先在于从人类的角度写出人的本能生存、欲求。长期以来，在中国“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取代了一切世俗感情，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翁的配偶设置。因而，“”后，一批作家终于从传统的道德束缚和政治阶级意识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大胆抒写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的人性，写出了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性的最基本自由。这时期值得一提的小说，恐怕还是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知青”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而那位代表了原始愚昧的看林人却成了强人，尽管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影响，看林人的老婆最后爱上了“知青”。小说写出了人的本能欲求苏醒之后“崭新世界”对人的强大的诱惑和人的不再压抑这种诱感的情感历程。而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大胆正面描写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冒一段超阶级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人性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人性解放和弘扬的尖锐号角，做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作者正是以坦诚热烈的“”描写突人，对压抑人性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从而树立了其在启蒙文学中的意义。
何谓启蒙?“启蒙”原意指照亮。如果说描绘人性本能欲望、生存状态是一种展示，那么倡导理性、贯注理性更是一种照亮，照亮了人们走出蒙昧、困惑的泥沼，摆脱了人主体丧失的心灵阴影。新时期一批作家重新找回了一度失去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在情感的抒写中作出人性的理性思考，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是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也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整体性精神向往，更使得压抑已久的自我情感得以释放，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朦胧诗精神的实质便是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的凸显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巴金的《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踏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可见丧失理性便丢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显然，这时期还有一批作家在欲望之城里，托着情感的天空，举起理性之笔，作出历史的、文化的人性思考。新时期以张贤亮等一批作家描写文学的涌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贤亮不是要写符合爱情与道德的故事，而是借这个非爱情的故事来思考与表现人和英雄的问题。当被生存欲望控制的时候，生存欲望的压抑和释放便成为中国人的解放的首要问题，不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知识的。而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中，轻视欲望、轻视性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构成冲突。”“我认为好作品和坏作品不是写性不写性，也不在于是否有色情化描写，而是在于你能否穿越所写的东西，不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性体验上，而集中在对性的独特的思考和咀嚼上，我想这些正是中国作家所缺的。”川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考，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构，不管她是谁”。男人需要爱情，需要女人，因为有了爱情和女人，男人才成为其为男人，然而男人又不能为女人所占有，对男人来说“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男人还得干更重要的事情，仅仅纠缠于男欢女爱的男人是不足挂齿的，而曾经沉溺于，最终又不为此所羁绊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点，在张贤亮的文本世界里，我们恰恰看到了在肉体与灵魂的搏斗中，在情感与理性的交战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薄弱的一面。
应该说，重构主体自我人格的理想人性，构筑和谐的现代人性，是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在承继前期启蒙动力纵深挖掘的又一步。当然，这期间经历着一番迂回曲折的前进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又一批作家冲破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考焦点“向内转”，重塑自我，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推动新时期文学启蒙意识现代性地发展。
在这里，单提王安忆。在王安忆的创作文本里，将男女两性这一人类性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身和生活卑俗的超越。在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之恋》文本里，可以看出王安忆已没有太多传统的积淀和束缚，她对性的正面肯定和颂扬，是当时其他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同样是关于的文学，和张贤亮相比，王安忆还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向性，即试图完全摆脱张贤亮式的外在化文学主题，而牢牢把握主体的精神活动天地—纯粹的体验的感受，建立真切的主体自我。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有了更大的进步和自我突破。与“三恋”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不再是生命本体的外延阐释，而是直接切人本质性的探索。李小琴与小队长因为，所以从不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不为自己身处“绝境”而担忧受怕，他们忘却和丢弃了旧日的仇恨，忘却和丢弃了现存的利害冲突。过去、未来已失去意义，他们只“在的满足中得到生命的再造”，“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劳伦斯曾说过:“性意识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只要它们是直率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狡猾的。正确形式的性刺激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在人类文明史发展中，人的性意识和很少被人类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连自然属性的地位也不能被确认，而且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王安忆的系列文本里，能够大胆地抒写了性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关怀生命自身，重构理想人性自我，这无疑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大消解和颠覆。
一、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
写作兴趣是小学生写好作文的重要保证。然而，小学生的写作兴趣不是生而有之的，是在他们的大量课内外活动中，通过教育进行激发和培养出来的。所以，教师必须注重在多种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
在写“心里话”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兴趣。低年级作文训练的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兴趣和自信心上，使学生从小养成敢于写、愿意写、乐于写的良好习惯。
如果能让写话贴近小学生的生活实际，他们就愿意写、乐意写、也有话可写。写话后再得到教师的肯定或表扬，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或欣赏，他们会感到满足，感到幸福，会把写话看成一种生活需要，并自发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
我教一年级语文时，就鼓励学生给我写心里话，把这项活动作为收集学生信息和习作的途径。我曾这样对学生说：我能看出，同学们都很喜欢老师，信任老师，都很想把心里话说给老师听。老师也很想多听听同学们的心里话，但是这样的机会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全体同学的需求。
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观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起点，是迈向创新的第一步。如果学生对周围事物缺乏认识，硬要他们去表达，去反映则是不可能的。对学生来说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是观察。只有认真细致地观察，才能对事物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写出来的文章才会真实感人。以往的作文教学出现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对观察的指导与重视。因此，作文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自主观察的能力，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并启迪学生创新，使学生成为学习的自觉探究者和发现者，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如我教学生写习作《我喜欢的水果》时，我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下手，着重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水果的形状、颜色和大小，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养成仔细观察事物好习惯。①看一看：课堂上，我积极引导学生仔仔细细地观察自己带来的水果是什么颜色，它们的颜色有没有发生变化，形状是什么样子的？②闻一闻、尝一尝：让学生知道，光凭眼睛看事物，是了解不全面的。不是我们经常吃的东西，通过我们的鼻子闻一闻，亲口尝一尝，品味一下它的酸、甜、苦、辣如何，使学生更加全面地把握这些水果的特点，调动学生学习作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③摸一摸：课堂上，我引导学生用手摸一摸自己带来的苹果，从而使学生加深对这种水果的了解。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懂得了观察水果不仅要仔细看一看，还要闻一闻、尝一尝、摸一摸，调动多种感官进行观察，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把握它们在颜色、形状、味道等方面的特点，使学生逐渐养成观察的习惯。
三、注重为学生创设情境
“情动而辞发”，大凡写作，都是为了抒发感情，而老师在指导学生作文时，总觉得很难找到学生情感的激发点，因而写出来的作文不是形式雷同，就是干巴巴的。而在教学作文时，让学生身临其境，在情境中受到感染，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写作的热情，让学生想写。从研究学生的心态入手，培养学生愉快的情绪，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在实践中，为使学生感到学习写作是一种乐事，我努力创设适合学生写作的教学环境，以情感设入营造兴奋、和谐的氛围。
四、注重学生的语言积累
低年级的作文教学中，教师应想尽办法引导学生不认为写作文是一种苦事、难事，让学生愿意写，快乐地写。
一、想法让学生产生写作的兴趣
如果能让写话贴近小学生的生活实际，他们就愿意写、乐意写、也有话可写。写话后再得到教师的肯定或表扬，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或欣赏，他们会感到满足，感到幸福，会把写话看成一种生活需要，并自发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
二、引导学生写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和真景
生活中的作文材料很多，但生活中的人、事、情和景，初写作文的学生往往缺少“抓”和“写”的意识，需要老师或家长的点拨、揭示加指导。
三、拓宽孩子创造积累写作材料
平时，学生只能天天重复着“家中――路上――学校――路上――家中”的过程，生活的范围有限，所以应鼓励孩子多见见世面，领略和感受积极的、丰富多采的社会和自然生活。
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观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起点，是迈向创新的第一步。如果学生对周围事物缺乏认识，硬要他们去表达，去反映则是不可能的。对学生来说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是观察。只有认真细致地观察，才能对事物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写出来的文章才会真实感人，因此，作文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自主观察的能力，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并启迪学生创新，使学生成为学习的自觉探究者和发现者，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
五、注重学生的语言积累
学界繁复治史和百年新文学历史的荒芜形成明显反差，主要原因在于，大多史家虽然不乏学识，但缺少史识。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样，很多人缺‘骨’少‘血’;，既无对文学的忠诚，又无对真理的坚守。丁帆在当代大陆文学史历史主义的幽灵中寻找自己的治史方向。他对文学史的兴趣萌发于酝酿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80年代，由早期的现实主义的乡土美学建构，到富有启蒙精神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勘探，再到知识分子立场的不懈追问，他逐渐形成了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选择了一条看似老套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路线图。自觉的启蒙意识使他秉承思想先行的文学史理念文学史首先应是智识史，其次才是文学史。丁帆的文学史观存在历史与美学两大精神要素，与他文学史研究中的启蒙思想有密切关系：我赞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法来解析一切文学史的问题，那就必须设置一个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价值原则。我以为被马克思主义肯定过了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恒定的价值原则，它既然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人文价值共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它，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人的文学’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治史原则。;曾有两位西方学者系统表述过对历史主义思想谱系的不同看法，他们分别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波普尔将历史主义看成极权主义的前奏，看成了个体零星工程;的敌人。无论亚里士多德的历史主义，还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都受到了波普尔的激烈质问。梅尼克则令人信服地阐明，启蒙运动作为历史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二者之间存有很多共同点，启蒙历史学中的精神力量和渴望历史知识的力量;在历史主义的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历史主义的核心;并非是有可能俘虏人类的精神和灵魂的普遍化的观察;，而是一种把崭新的生命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的个体化的观察;。丁帆显然采取了梅尼克的历史认知方式。虽然他也激烈地抨击极权政治对文学个性的扼杀，但他一直在自己的话语可能性之内认可历史主义，甚至为某些现象援引马克思的历史美学：如果用一种传统文化的中庸方法来解析这种现象（保尔形象的经典化，引者注），便可以‘历史的和美学的’一次二律悖反作答;。
丁帆刻意要在历史主义真正到来之前，在文学史中嵌入启蒙精神。一些发生在中国大陆历史事实也证明，未经启蒙精神熏陶的历史主义是行之不远的。1960年代初翦伯赞的历史校正，1970年代末热血青年们短暂溢出政策边界的历史纠偏，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的众声喧哗，都成为历史求真精神的昙花一现。在历史蒙蔽还未破除的当代中国，放弃启蒙，片面追求历史主义，只能更加快速地逼良为娼，将文学史捆绑在专制的历史权力秩序内。很多启蒙斗士已经在各种后学;中改弦易辙，但丁帆从未放弃过对历史言说权力的争夺。作为一名对文学制度保持醒觉的学者，丁帆对在制度中发生变形的文学史逐一勘察和校正。他以历史与美学为双翼，以文学中丰富多变的人性为人文依据，也能兼及文学的形式问题。他以乡土文学、女性文学、自然文学等文学门类的研究表达美学见解，对文学史研究领域则了启蒙者持久的思想注意力。他预言了一个文学的病态语境思潮;消失的可怕：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的严重缺位,这种样式的文学将消失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之中。;这是一位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之惑。早在1980年代中期，丁帆就提醒自己规避有术;无学;的学术研究，称颂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并恪守至今。唯其如此，才能在治史中客观求实，拂去文学的专制尘埃，还文学史以自由本真的面目，也为文学的现实问题找到历史根源或形成历史镜像。这种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注重历史认知的祛魅、祛蔽，让历史主体在思想光照中走出无名之境。比如，丁帆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并对民国文学风范;的文学史认知价值进行了初步阐述。他大刀阔斧地将缠绕百年文学的藤蔓斩断，以民国文学;为经线，重新拉起汉语文学发展的复线结构。这等于他已经为大陆文学的美学困局找到了颇有价值的现实参照：大陆文学的一部分历史正在以让人亲切的现实面目走在不远的对面。尽管他为自己闪烁其词、词不达意、欲言又止;的文风深感自责，但还是成功揭示出，从1912年肇始的‘民国文学’一直延伸到1949年，进入台湾后，开始从一个正统的地位逐步进入一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乃至于最后被林林总总的文流和现象所遮蔽和覆盖;。
丁帆认为，文学史家故意将新文学开启时间提前与延后的治史行为与国体;与政体;为参照的惯常做法相悖，这种无视或贬抑辛亥革命历史价值;的错讹举动，与上世纪思想界的五四;权属风波有相似之处人们的历史意识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无半点进步。在丁帆看来，对1912至1919这七年的遗漏，与对十七年;文学与;文学历史内容的删减，就史家而言都是对真相的故意遮蔽，属于同一治史误区。今为辛卯，何为辛亥？;正是一个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典型的历史追问，其意涵深刻，精神史在历史惯性中的蜕变也不言自明。这种洞见是在长期思想铺垫的基础上实现的。1990年代末，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价值立场问题的研究曾是丁帆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学术行程中，他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崭新认知也刷新了他的文学史观。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投射出他们的精神史。用思想唤醒历史，利用地域文化的他者反观自身，更全面和清醒的文学省察意识开始形成。尔后，对;的认知促使他发现极权文化的暗影，并对文学史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思想清点和审美审视，与此同时，民间话语立场作为独立思想的价值得到了关注。这同时也得益于丁帆对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成果他从这样的研究获取的成果并不是历史知识，而是重叠的问题和精神悖谬，是有待阐明的思想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的治史实践，也锤炼和升华了这种启蒙文学史观。
二、以断代作为治史的结构要素
对丁帆在中国百年新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启蒙文学史观进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与这个学科密切相关的、结构性的思维元素，断代;即是其中之一。与断代相关的节点;语境;转型;等概念，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语素。断代;，这个历史描述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指治史者对历史客体在一定历史观念下的区分。考察一位当代文学史家的史识，可以通过分析他的断代观念来完成。
在晦暗的文学史面前，充当启蒙者的文学史家要行使个体主动权，他面对体现出时间特性的历史客体，要进行重新分区和整理，以确定文学史描述的对象和单位。一切当代史的断代都会对治史者形成治史品格的考验。中国新文学史的断代更让人觉得棘手，种种因素导致这一问题不能安然作为纯粹的学术课题加以探讨。文学史因政体问题形成了文化分野，对大陆学者而言，治史有制度藩篱，包含一定程度的禁忌。像丁帆这样以启蒙为历史之眼的文学史家，对文学史断代问题体现出浓厚的兴趣，构成他文学史观的基本要素。与大多学者规避政体和文化分野、将文学史纳入客观编年的做法不同，丁帆对百年新文学断代问题的思考较多。他认为，文学史的断代不能依据当代人的好恶来随意进行时间的放大和拉伸;，他主张选择朝代更迭和社会转型作为新文学的断代依据。这种选择体现出一种直面的品质。特别是他基于朝代;的断代意识，对乖张的规避行为提出种种质疑，打开了一个类似于阿伦特所言的黑色大陆的幻影世界;：一切伪饰都被还原，那种类似于上流社会制造的罪孽周围;的高尚气氛;将在这样的文学史行动面前烟消云散。文学史断代思维的重中之重是对历史节点的把握。百年中国新文学中的重要历史节点被他一个一个找出来：辛亥;是一个被人为遮蔽的文学断代盲点；1949年作为十七年;文学的转折点，其史学意义也被阐明；由对;的关注前探到1949年，再反观当下，再闪回到辛亥革命这种节点意识表现出他对文学史经线的反复寻找，寻找在文学史中起关键作用的文学风范;的前因后果。这种文学史断代意识在丁帆的启蒙文学史观中，有时体现为割裂和舍弃，如他对两岸乡土小说异质话语的解剖与拆分，但更多时候则体现为文学的整合和归纳。文学史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历史整一性在断代的两种策略中凸显出来。这种断代观念对应的历史建筑行为十分清晰：治史者不但对文学演进中审美特征作历时勾连，也对文学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共时区分。丁帆主张在历史描述中打通古今文学隔膜，对现代;和当代;的人为割裂作了史家的自省。他善于描述文学在转型期的状貌，中国乡土小说于世纪之交的转型，新旧文学的分化，都进入了他文学分析和历史描述的视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基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渗理论，他对新世纪文学语境和存在本质作了准确的历史分析。
在文学史研究中，类似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勘察经常出现，没有清醒的文学史观是无法做到的。丁帆还是较早看到十七年;文学历史实质的学者，他打通十七年;与;的历史割裂，破坏了这个一向安全的文学史单元。进而，他用现代文化理论解析文学;的错位，展示十七年;文学与;文学紧密的历史关联，为进一步论述文学三个三十年断代创造了理论策动点。丁帆连续对当代文学史的关键点进行审察，形成多元化、多视角的文学史观。断代的共时区分则促成了丁帆文学史观中独特的比照史学，比如，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历史比照为身居文化分野中的汉语文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另外，对文学现实文化语境的分析则进一步形成深刻的历史醒觉，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得以不断重申，思想和审美在历史观念中的存在格局也在不断调整中。一座新文学的历史建筑，从断代方法可以看出它的建筑法则和建筑者的魄力。丁帆比平庸的建筑师们更愿意背着当代文学史结构中一个重重的问号;前行，并愿意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非学术性代价;。
三、浪漫主义情怀与文学史活性
丁帆的文学史观充满人性关怀，人性思索的深层意识贯穿他的治史过程。历史主体的觉醒，可贵的自由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这些品质使他能够正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一不可逾越的人类精神标高;，并把它们作为启蒙史学的原动力。由于丁帆把浪漫主义作为启蒙文学史观的精神支撑，他的文学史描述往往充满人文活性。在丁帆的历史视域中，分布着一些游离于历史时间之外的存在物：永远能获得审美眷顾的那些乡土美学、男性文化视阈无法抵达的一部分女性写作、能带来生命炫丽图景的都市欲望，都一遍遍帮助他在历史权力的较量中保持恒定的美学立场，保持恒定的文学史整体观。因存在审美和人性的多视角，他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对历史本文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历史并不为思想性而削弱文学性。他对乡土小说多元与无序格局的历史描述，正是以人性在都市欲望中的痛感为着眼点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启蒙思想者的立场催生了丁帆富有特色的女性文学、乡土文学与自然文学的研究，它们是文化批判与浪漫主义的美学趣味充分融合后产生的文学史景观。丁帆对浪漫主义的终结和女性话语的困惑一直忧心忡忡，在文学与历史中寻觅美的和人性的存在，并因此不惮于思想的裸奔。因此他能够将乡土文学的历史考察拓展到文化形态比照的领域，也能考量现代西部文学的美学价值。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研究，可以看到启蒙文学史观对丁帆学术和精神的回馈：他对乡土文学研究的再度介入，对新的论域的拓展，都显示出一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较高审美能力的文学史家的学术活力。他对人性与生态、人性与文明之间的悖论在文学史中的呈现了如指掌，不断从容回答着怎样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面对历史和审美之类的文学难题。
丁帆也许已经意识到，只有保持类似于以赛亚•柏林那样的对专制和艺术的双重敏感，才不至于在历史描述中错过在专制体制下的艺术繁荣，或错失对一种艺术繁荣的可能性的培育。启蒙史观这种梅尼克式的作为前奏的中庸;的历史主义，在柏林那里又成为关于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历史理性和自由精神中包含的艺术的必然性;相混合，形成启蒙意识与浪漫主义相反相成的历史意识;也许只有这样，文学的历史才真正能成为一场风味悲壮的音乐会。因此，丁帆的文学史往往是既有强壮的思想骨架，也有丰满的艺术血肉的活体。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启蒙视域中乡土浪漫主义的一次美学延伸，作家作品妥帖安居于这个至今依然有生长点的历史有机体；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思想之潮与人性之潮、审美之潮共同奔涌，让这部断代史具有历史理性与个体激情共生的风格；《中国当代文学新稿》在同期同类编著中的历史活性也十分明显，清醒的洞见和审美的片刻迷醉都能从中觅得。如今，启蒙揭橥与浪漫情怀共同支撑的文学研究还在丁帆的学术生命中延伸：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的专门研究，对乡土文学学术史的整理，对系列中国新文学史观的重新践行，都是值得期待的学术研究进程。思想史观与文学审美史观在丁帆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启蒙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营养，从未偏废，他因此能够看到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能在文学史断代中对乖戾的历史封建保持清醒，在维护文学史生长根基的同时把握纷繁多变的文学现实。民国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也必将在知性与审美对这些研究进程作双重渗透。丁帆对文化制度的不懈质询是以历史的整体观为前提的，民国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研究的影响将在他的新著中不断呈现出来。与此同时，乡土文学的衍生研究领域也必将继续承担对历史痼疾的美学撬动，人性史观也保证了中国新文学史中薄弱的人性意识被充分陈述和镀亮。
在当下，一位文学史家要做一个清醒的历史见证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革新者。对于沉陷在小文学史;中的各种研究误区，丁帆直谏不讳。他探索并洞悉文学史观中的软骨病，拒绝对西方历史策略的简单对接，但他与先进的文学史观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隔阂。这些已经被理论眩惑的青年学者抛弃的启蒙话语，帮助丁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历久弥新的历史标点。他并非是蚕食他人的文学史据地，而是对沉浸在文学的其他历史兴味中的蒙蔽之态和封建力量深感痛心，进行了不断的棒喝与警策。他因此清点出被庸俗历史学埋葬的很多文学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尤其对于民国文学史源点的考证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对于那些关于历史主义、甚至新历史主义的散漫常识，他的态度尖锐而直接。启蒙使他从不离开现实理性，但他的启蒙史观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启蒙史观的急促表达中，丁帆在复杂的历史雾霭中透露出一名当代知识分子清醒的见证力。当然，任何一名当代治史者，都不可能对整个百年文学进行在场的细描丁帆需要同行者，在多种文化力量拉锯战式的混乱格局中，一起为蛰伏在不远处的历史主义文学史观补启蒙这一课。虽然他以中国当代启蒙者的满腔诚意向以赛亚•柏林等学者致敬，体会到了浪漫主义的真正用途：一个较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家往往满目疮痍，但他们却可能怀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这不影响他看到那些文过饰非的文学史中还有一些留待校正的错讹、必须揭橥的真相。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