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来，乡在市委、政府和市纪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推进全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促进全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加强组织领导
年来，乡党委始终把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纳入议事日程，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任务，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廉政建设的自觉性和紧迫性。使我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一是切实加强领导。调整充实了由乡党委书记任组长，纪委书记任副组长，乡干部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对全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领导；二是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建立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单位部门的工作职责，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协调；三是召开各种会议研究部署全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定了乡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做到了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全乡社会经济建设、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和民生建设紧密结合，全乡统一部署、检查、考核，实行“一岗双责”,全面落实全乡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几年来，乡纪委召开了5次专题会议，重点针对全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研究部署，传达学习了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文件，做到及时整改落实。按照“乡党委是关键，村支部是基础”的工作要求，搞好工作规划。
二、强化学习教育
抓好宣传教育、充分利用会议、培训、标语等形式，针对全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对全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及时研究部署，积极开展正面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着力解决少数干部存在学风不浓、责任意识不强、纪律松弛、工作作风漂浮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抵制歪风气，弘扬新风正气。牢固树立全乡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扎实开展了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增强了干部职工拒腐防变的能力，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教育，形成了反对腐败的良好社会氛围。征订了《中国监察》、《党风廉政建设》等廉政建设刊物。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尽管目前尚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但仍可推测学术界与政界对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为这些词听起来更为客观、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则相对带有较多的文化内涵[5]。但有的学者却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countryside”并没有带有英国那种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邻近城市中心的乡村地区，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见，“乡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但是，许多生活在乡村里的人自称为“按照乡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针对城市与乡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从这些现实意义上讲，对国土或行政区进行城市、乡村的划分显得尤为必要。新世纪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9]：①描述性定义；②社会文化定义；③视乡村为一地理区域（locality）；④视乡村为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现。Woods认为以第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8]。新世纪以来，有关“乡村”定义的进展仍集中在第四种方法层面，但是却越来越超越社会结构主义的约束。例如，有的明确使用“表现”（performance）这一术语，包括规定了一系列从阶段性事件到反复重复的日常惯例来定义乡村[10]；有的揭示了农业展览会是如何被用来作为向大量非农游客展示农业的机会[11]；也有通过诗歌和民俗音乐来展现对乡村的理解与定义[12-13]。Woods认为，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这一理论创新，往往是与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城乡区别难辨的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的恢复相伴而生[14]。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16]；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7-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2，24]；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17，24-25]，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目前，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4]。首先，是用“城市地区”（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来考察城市和边缘区，城市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城市地区”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带”但延及邻近乡村地区的空间交互作用场所[26]。其次，北美乡村地理学家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城市远郊”（exurban）这一术语来定位其在城乡结合部及更远的社区的研究工作，“城市远郊”通常用来指代城市区，特别是当专门用来描述由于来自城镇的迁入（通常是为了舒适的目的）和相关的发展而转变的乡村地区时，该术语非常贴切。深受政治生态学的影响，目前很多有关城市远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冲突[17，27-29]，以及社会重构和调整[18]。这一模式补充了有关乡村性的混合观点并为捕捉城乡交互作用结果的空间不均衡性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城市远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归属阶段，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再次，法国地理学家们主张颇受争议的观点，即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于被殖民的乡村社区抱有双重期望，即同时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样化）和乡村理念（社区、团结、宁静），而在一定范围内用城市的方式和惯例进行彻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结果则导致了对于传统城乡二分法的背弃以及对于新社会空间模式的寻求[31]。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并认为：一方面，对由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流及其依存关系为特点的网状空间的认同将导致城乡二分法的终结[32]；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不是同质的，将产生多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空间形态将模糊城乡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质[21]。乡村性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综合近来乡村地理学的种种新进展，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闲游客、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的，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38]。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研究工作已开始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8]。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政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法论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论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法论（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著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图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66]Madsen和Adriansen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简要总结[66]：任何一项研究开始时，研究者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归属于某一学派的思想体系，如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结构主义；然后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研究者确定研究问题，进而选择研究方法；这里的研究方法是指经验资料与理论的耦合，而数据处理方法则仅指经验资料，数据收集方法则指经验研究资料的收集方式，不同的哲学立场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偏好
研究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乡村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与研究热点主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些全球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地理）政治重要性，从而使乡村地区发展从未来规划的边缘被重置于核心地位。这些全球化挑战不仅影响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而且寻求其解决方案也包括决策者如何利用和管理乡村土地[67]。全球化对乡村发展来说是一柄双刃剑[68-70]。一方面给乡村发展带来机遇：提高了农村信息化程度并使得远离经济活动中心的地方也能基于新技术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的交通系统缓解了许多农村地区与城市的自然隔离；信息通讯技术有助于地方及其产品知名度的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产品能找到新的市场，地方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并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有时经济增长导致农业部门和从事其他农村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从而为本地或外地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乡村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技术改进可在后台支持服务方面创造就业机会但也会使在线购买产品与本地产品形成竞争；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也会促使投资资本为逐利而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从而导致就业机会产生周期趋短；全球化背景下新通信技术使得信息流动并对地方文化传统和本土语言带来负面影响；农村地区和居民参与现代化的程度不一，有些可能由于区位和资源禀赋原因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得更为隔离，落后地区则由于外出移民和老龄化使得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70]。针对全球化对乡村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地理学研究亟需加强跨学科联系与合作。一般而言，真正把乡村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涉及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和农业（乡村）经济学。这三门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乡村地理学重点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其研究视角具有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乡村社会学把重点放在乡村居民与乡村社会变迁之上，农业（乡村）经济学则主要关注农业和乡村经济系统的组织与发展规律。新世纪以来，食品安全、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与发展，不断促使着乡村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71]、乡村社会学[72-74]乃至农业（乡村）经济学[75-77]的跨学科协作研究。此外，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地理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外扩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宏观问题或巨型系统的探究，如乡村对全球变化导致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等问题的响应[78]。而内敛则主要是指研究尺度的不断细化——局域化、本土化乃至个体化[79-83]。在内敛微尺度研究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乡村地理学对乡村社会中弱势群体或被边缘化群体的关注，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失业者、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等[84-90]。乡村地理学研究尺度的外扩与内敛也有助于深化乡村空间的结构、功能、演变动力及过程的实证及理论研究[62，91-93]。
关键词 农村大学生 社会化 城乡二元结构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oints in the rural undergraduate study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key wordsrural undergraduatesocialization city-rural duality frame
大学生群体在
大部分研究在分析造成这些心理的原因之后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农村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缺失及其救援机制》15中指出建立必要的心理救援机制，包括心理疾病 治疗 ，心理咨询，心理健康 教育 等。《农村籍大学生在校心理特点分析及其教育对策》指出高校思想 政治 教育工作者针对农村籍大学生心理特点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困难。16
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对农村大学生适应性生活状态进行了描述。《分层视野中的社会化分析—关于农村大学生生活方式转型的一种描述》通过访谈的方式描述了农村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校园中的亚文化群体。《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活适应调查》采取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9 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及人际关系、情感世界、就业选择等方面的适应情况的 电子 邮件访谈, 全面描述了他们进入大学后表现出的反差、苦恼、不解、焦灼、愤恨、不安情绪等种种不适应状况，涉及学习、生活、人际关系、情感、就业等各方面。Www、133229、COM《农村大学生生活适应状况调查及教育对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学习、生活、就业、心理等不适应方面进行描述。《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现状、特征及对策研究—以重庆工学院农村大学生为例》中对于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 发展 机遇、物质生活条件等一方面或多方面处于劣势(如 经济 拮据、心理脆弱等)的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进行实证调查。采取小规模座谈,单独访谈,及小范围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包括生活、学习、心理、人格、人际交往、压力状况和自我认识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描述。17
3、 农村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以及就业教育问题研究
农村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以及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除了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关注之外，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也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关于农村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使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农村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特征做了详细描述，指出农村大学生总体上都是理性健康向上的。18就业教育问题也是教育者尤其重视的一方面。首先作为从农村流入城市大学的农村大学生，其社会化的过程以及适应性生活大部分还是在校园中完成的，而毕业之后的就业就要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社会中，甚至拥有城市户口，改变自身的社会身份，或者回归农村，重新熟悉以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些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所以研究者从就业心理层面进行研究。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心理中同时存在着消极和积极的因素，如果要保证农村大学生的顺利就业，那么就要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因素。《关注农村大学生就业心理》中对农村大学生即将离校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主体视角从学校教育出发，做出与城镇大学生的比较。目的是协调就业过程中农村大学生群体与城市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矛盾和压力。19《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心理剖析》中也指出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在国家和个人方面存在积极方面的因素，但是同时也表现出消极心理，比如自卑、功利、怨恨、攀比、听天由命等。消除农村籍大学生的消极就业心理,除了外部调适,更重要的是自我调适。20
4、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学人际关系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视角有所转化，不再仅仅专注于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农村大学生的被动适应和社会化，而是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社会人际交往中的主体，并且把社会背景纯化为农村，研究角度转向了农村大学生流动的源头。《从社会资本理论看农民对农村大学生的“巴结”》就以人际关系 网络 以及社会资本功能理论对农民巴结农村大学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由巴结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村大学生群体具有异质性，成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具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转化的权利。所以农民试图分享资源，转化资本。农村大学生具有这种吸引力的原因是在城市社会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从乡村流入城市甚至流入上层社会，具有自由流动和改变社会身份的条件。21
当然农村大学生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完全把城市和农村完全割裂开，所以在城市校园中与所处城市社会环境的人们进行交往，处理人际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人际关系初探》中就指出个人因素诸如个人性格、自信心、社交技能、生活环境差异和社会因素主要是城乡环境差异会导致一些农村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学习、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22《农村大学生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刍议》中则指出农村大学生缺乏自信，对人际交往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害怕交往挫折。23
六、对于“农村大学生”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在《农业教育传播》一书中有关于农业教育传播者的研究。对于不同农业教育传播者的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分类研究，普通，各类农业培训以及涉农经济组织。提出农业教育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包括政治精英乡村干部，经济精英：经济能人，文化精英。没有进行细分，更没有关注于农村大学生这个群体在农业教育传播中的作用。24但因为农村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属性有两点，一为其户籍身份属于农村户口，二为进入城市的原因考取大学，社会身份转变为大学生。相关的著作中对农村大学生的不同属性有所涉猎，比如《农村社会学》和《大学生社会学》分别涉及了农村大学生概念中的两个属性，但是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均未发现对于农村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在农村社会学中的农村社会流动研究中只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大学生社会学中有关大学生社会化，校园文化影响，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以及家庭因素的相关研究中，也未关注农村大学生群体。
综上所述，对作为乡村传播中肩负着主要的传递信息作用的农村大学生的关注远远不够。大多情况下，采用的是不平等的视角，始终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被动的接受，适应的特殊弱势群体，是需要帮助和教育的对象。而农村大学生身上所特有的带有乡土特色的群体特征在研究中没有明显体现，甚至是被忽略。研究中的小部分参与了乡村传播视角的研究，主要以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变化和原因和农民与回乡农村大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研究为主，对于农村大学生在城乡信息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农村大学生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担负传者与受者双重身份的相关研究基本缺席。
而事实上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互动的乡村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作为隐性传播者，在城市大学校园以及城市社会的人际传播和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回乡之后的他们处于乡村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地位，又是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传播心理是怎样的？作为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学生群体又是否加强和改变了乡村中现有的传播效果呢？作为双重传授者，农村大学生的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他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需要不断转换身份，也许就会产生问题，引起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变化，信息传播过程的异化，他们对于传播途径的选择和使用也会对城乡互动中乡村传播的过程及效果产生影响。
从事关于农村大学生在乡村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把农村大学生摆在研究的主体位置，从他们的视角和体验出发，深入到他们的生活文化背景当中，首先真正的认识这个群体，予以群体客观的特征描述。进而研究他们在城乡互动传播中的作用，这样研究本身才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注释
杨金平，熊辉，毛成耀：《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大学生就业与构建和谐社会》，《黑河学刊》，2007年第3 期。
张亿全，王毅杰：《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活适应调查》，《青年研究》，2006年第12期。
徐新林：《在校农村大学生再社会化问题研究》，《河南社会 科学 》，2003年第2期。
刘朝阳，杜彩云：《利用校园隐性文化促进农村大学生社会化》，《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徐新林：《文化冲突、和谐校园与农村大学生社会化》，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对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近年来有些学者采用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研究者或是从宏观把握,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起因、措施及成效进行全面考察;或是就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或是侧面切入,从保甲制度的历史复兴揭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困境[1]。综以观之,学界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落脚点基本上都聚焦于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对农村基层政治结构变迁的影响,由此剖析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成败得失。研究者普遍认同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既是为了奠定宪政基础,又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但是成效不佳,既没有实现基层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又没有完成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目标。至于“地方自治”运动受挫的原因,研究者从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参政素质和能力等方面考量,认为主要是人才不足、资金匮乏、长期战争环境等制约因素致使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深陷困境而失败,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践路径在地方自治制度推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则缺乏充分的关注。事实上,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所选择和依赖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政策和措施的效果,并决定最终的结果。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政治功利的目标,采取“行政控制”的实践路径来推行地方自治,一方面违背了自治的制度精神,使其推行的“地方自治”具有浓厚的“官治”色彩,遭到社会舆论的质疑和指责;另一方面还加剧了农村政治生态的恶化,导致农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激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最终,这场行政嵌入式的乡村治理变革,因为农村社会的逆反应而流于形式,成为一场虚应的故事。由此可见,路径选择既是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又是直接影响地方自治演进轨迹的重要变量,应该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择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这段历史做个案研究,把 20 世纪 20、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放在国家政权建设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以其实践路径作为突破点,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来解释其推行地方自治的行为动机以及如何导致最终失败的结果。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开始启动地方自治进程,初步规定县以下地方为自治区域,设置区、村(里)、闾、邻四个层级的自治组织。1929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修订 《县组织法》,将村、里改称为乡镇,并颁布《乡镇自治实行法》、《区自治实行法》,同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6 年内完成地方自治的决议,由此,“乡村自治”制度在全国全面铺开。按照1929 年 6 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 《县组织法》,各县按户口及地方情形分为若干区,每区由20- 50 个乡镇组成;凡百户以上的村庄地方为乡,百户以上的街市地方为镇;乡镇居民以二十五户为闾,五户为邻。每区置区公所,设区长一人,管理区自治事务;每乡(镇)设乡(镇)长一人,管理该乡(镇)自治事务;闾设闾长一人,邻设邻长一人,分掌闾邻自治事务[2](P90- 95)。同年 9 月,国民政府公布《乡镇自治施行法》,对乡镇自治区域的划定、自治机构的产生、自治人员的选举和罢免等作了具体规定,同时也明确了乡镇自治机关需要办理的自治事项,涉及内容包罗宏富,共计21 项事业,涉及户口调查及人事登记;土地调查;道路、桥梁、公园及一切公共土木工程的建设修理;教育及其他文化事项;保卫;国民体育;卫生疗养;水利;森林培植及保护;农工商业改良及保护事项;粮食储备及调节;垦牧渔猎保护及取缔;合作社组织及指导;风俗改良;育幼养老济贫救灾等设备事项;公营业事项;自治公约拟定;财政收支及公款公产管理;预算决算编造;县政府及区公所委办事项;等等[2](P102- 103)。从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视角来看,20 世纪 20、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继承者自命,用法律形式将乡村自治确定为国家政治制度,希望通过乡村自治制度的推行,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点,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无可否认,“乡村自治”的制度设计表明国民政府确曾不乏宪政理想,有意按照孙中山的建国理论改革和重建基层体制,培育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但另一方面,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南京国民政府又通过“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可见,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自治”仍带有强烈的国家政权建设的色彩。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是由查尔斯?蒂利等西方学者从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演进过程中提炼出来的重要分析框架。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国家政权建设”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与文化整合措施、活动及过程,其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合理化的、能对社会与全体民众进行有效动员与监控的政府或政权体系。正如于建嵘所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扩张,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它必定还涉及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国家公共(政府)组织角色的变化,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法律、税收、授权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公共权威与公民关系的变化。”[3]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权建设的内涵并不止于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渗透,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它还包含政府治理方式的变化;公民权力和义务逐步扩大;政权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等要义。20 世纪 20、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大背景下,以遵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相标榜,推行“乡村自治”制度。国民政府试图在基层政权中输入现代化的自治因素,使基层体制具备现代化的职能,表明其不乏对现代宪政的理想和追求;但同时,国民政府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力图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扩张,构建严密的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控制和经济资源提取。最终,现实需求压倒了政治理想,强化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价值取向使国民政府选择了行政控制的实践路径来推行乡村自治制度。由于“乡村自治”的实践层面与制度安排背道而驰,这场由行政力量推动甚至完全包办而被严重扭曲了的“自治”,在当时就遭到社会舆论的激烈批评和指责,也加深了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的隔膜和颉颃。乡村自治的基础归根到底还是在农村社会,南京国民政府与农村社会之间无法建立最佳合作关系,发生良性互动,决定了“乡村自治”制度的推行屡受挫折最终失败的必然结果。
三、行政控制:“乡村自治”制度的实践路径与时代困局
国民政府实行“乡村自治”,选择了行政控制的实践路径,即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利用行政组织和技术来推行乡村自治制度。这主要是出于加强政治统治的考虑:一是将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强化基层行政控制。清末以后,随着农村社会以地方士绅为主体的治理格局被打破,农村地方社会出现了权威真空,基层管理混乱无序,土豪劣绅称霸乡里。农村社会混乱无序的状况显然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因此,国民政府打着地方自治以“立机关”为先的旗号,力图通过健全基层行政组织,将国家政权的触角下沉到乡村社会,构建一张严密高效的农村社会控制网络,强化基层行政能力,使政府的命令可畅通贯彻到农村社会。二是为了与中共争夺农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将革命重心逐渐由城市转移到农村。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在农村开展的“工农武装割据”已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根据地遍及鄂豫皖赣等广大农村,这种状况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把强化基层行政控制作为与中共争夺农村的重要手段。三是经费、人才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国民政府实行“乡村自治”,实质上是对农村社会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造和社会重建,需要增设大量机构人员、扩张政府职能、兴办各项事业,因而对人才、经费的需求急剧增加。在国民政府看来,农村经济残破,缺乏自治资金,农民文化知识水平低下,如果依靠民众的力量推行“乡村自治”很难有良好进展,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指导人民,训练人民,推行“乡村自治”的重大责任应该落在政府肩上,由政府以政治的力量推动进行。出于上述考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自治”,始终带有明显的行政控制的色彩,导致国民政府在提高基层行政效率的同时,其自治实践活动却严重背离原有的制度安排,也因此被舆论讥讽为“名为自治,实为官治”[4](P229)。1933 年 10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在阐述地方自治的根本精神时就强调:“县行政与地方自治,不可勉强分立,整理县政,尤为实现县自治之先决问题。”[5](P798)次年,内政部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训政时期县市政府所有设施,应注重由上而下,实行训政,县市行政与自治,须打成一片,不可勉强分开。”[6](P324)行政控制的实践路径,无疑对基层行政效率的提高有一定作用,但相比之下,其对乡村自治制度推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更加深远。
1、行政控制的路径取向导致自治机关普遍行政化,偏离了自治的制度精神
区公所名义上是地方自治的主导机关,实际运行中却成为县政府下派的行政机关。比如,1930 年7 月,江苏省公布的《江苏省区公所办事通则》对区公所的行政运行作了如下具体规定:区长受县政府之监督指挥;区长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须由县长考评,成绩优异者得酌予连任;区公所助理员亦由县长委任,其雇员及区丁数额由县长确定;区公所经费及人员之生活费由县长就本县经济状况决定发放,预算决算都要经县政府核准;区公所决定事项最后要呈报县政府核准施行[7]。显然,《通则》把区公所置于县政府的下级行政单位的地位。结果,江苏各地县政府名正言顺地将各种行政事务委托区公所办理,包括各种调查统计、征工浚河筑路、查禁烟赌、地方保卫、举办合作、植树造林等等,而最繁重的工作还是征派税款“。当县府奉令派款时,便召集各区区长,按地域的大小,田亩的多寡,议定各区应派的数额”[8](P58)。区公所作为地方自治主导机关,最终完全异化为国家政权控制地方、征赋敛财的行政工具。同样,乡镇自治工作的运作情况也是差强人意。比如,江苏江宁县早在1927年至1928年间就已着手训练乡村自治人才,筹备实行乡村自治,但至1932年,江宁的乡镇自治工作仍毫无建树。对此,时人评论说,“乡镇自治体不仅没有独立的自治权,也没有民主选举制度,实际上是自治形式下的政府行政工具,这显然有违国民党所标榜的总理地方自治的遗教的根本精神。”[9](P148)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关键，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强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步实施，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负担。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三）主要目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基层政权坚强有力，基层群众自治充满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
二、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
（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健全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有关制度，涉及基层治理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序决定。积极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居）民委员会主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注重把党组织推荐的优秀人选通过一定程序明确为各类组织负责人，确保依法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关要求写入各类组织章程。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加强日常监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深化基层机构改革，统筹党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编制资源，设置综合性内设机构。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县直部门设在乡镇（街道）的机构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要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
（三）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坚持党建带群建，更好履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职责。统筹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配置，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培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党组织健全、管理规范的社会组织优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与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联建共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众。
三、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
（一）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加强乡镇（街道）党（工）委对基层政权建设的领导。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推行乡镇（街道）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优化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设置，确保管理服务有效覆盖常住人口。
（二）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能力。市、县级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事项，将直接面向群众、乡镇（街道）能够承接的服务事项依法下放。乡镇要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任务，做好农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等工作。街道要做好市政市容管理、物业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组织培育引导等工作。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乡镇（街道）政务服务流程，全面推进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加快推行市域通办，逐步推行跨区域办理。
（三）增强乡镇（街道）议事协商能力。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县级党委和政府围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确定乡镇（街道）协商重点，由乡镇（街道）党（工）委主导开展议事协商，完善座谈会、听证会等协商方式，注重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用。探索建立社会公众列席乡镇（街道）有关会议制度。
（四）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强化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和相应职权，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细化乡镇（街道）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预警、应对等工作。建立统一指挥的应急管理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每年组织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市、县级政府要指导乡镇（街道）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强化应急状态下对乡镇（街道）人、财、物支持。
（五）增强乡镇（街道）平安建设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平台作用。完善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防范涉黑涉恶长效机制。健全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制和心理疏导服务机制。
四、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一）加强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坚持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制度，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备案制度，加强集体资产管理。规范撤销村民委员会改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条件和程序，合理确定村（社区）规模，不盲目求大。发挥村（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作用，村民委员会应设妇女和儿童工作等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可增设环境和物业管理等委员会，并做好相关工作。完善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履职承诺和述职制度。
（二）健全村（居）民自治机制。强化党组织领导把关作用，规范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全面落实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资格联审机制，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及涉及宗族恶势力等问题人员，非法宗教与邪教的组织者、实施者、参与者等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聚焦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定期开展民主协商。完善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权力事项，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形成监督合力。
（三）增强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健全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联系群众机制，经常性开展入户走访。加强群防群治、联防联治机制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在应急状态下，由村（社区）两委;统筹调配本区域各类资源和力量，组织开展应急工作。改进网格化管理服务，依托村（社区）统一划分综合网格，明确网格管理服务事项。
（四）优化村（社区）服务格局。市、县级政府要规范村（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政务服务事项，由基层党组织主导整合资源为群众提供服务。推进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依托其开展就业、养老、医疗、托幼等服务，加强对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关爱照护，做好传染病、慢性病防控等工作。加强综合服务、兜底服务能力建设。完善支持社区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项目示范等方式，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鼓励社区服务机构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活动，推进社区服务标准化。
五、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
（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依法支持和配合基层治理。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和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乡镇（街道）指导村（社区）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健全备案和履行机制，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
（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健全村（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开展科学常识、卫生防疫知识、应急知识普及和诚信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遏制各类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
（三）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吸纳社会力量参加基层应急救援。完善基层志愿服务制度，大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流活动，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六、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
（一）做好规划建设。市、县级政府要将乡镇（街道）、村（社区）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建设，强化系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健全基层智慧治理标准体系，推广智能感知等技术。
（二）整合数据资源。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完善乡镇（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根据需要向基层开放使用。完善乡镇（街道）与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推进村（社区）数据资源建设，实行村（社区）数据综合采集，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利用。
（三）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各地政务服务平台向乡镇（街道）延伸，建设开发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和简便应用软件，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政策宣传、民情沟通、便民服务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推行适老化和无障碍信息服务，保留必要的线下办事服务渠道。
七、加强组织保障
（一）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组织领导，完善议事协调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定期研究基层治理工作，整体谋划城乡社区建设、治理和服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和问题。加强对基层治理工作成效的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以及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乡镇（街道）要提高抓落实能力。组织、政法、民政等部门要及时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二）改进基层考核评价。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办法，加强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综合考核，严格控制考核总量和频次。统筹规范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清理规范工作台账、报表以及一票否决;、签订责任状、出具证明事项、创建示范等项目，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做好容错纠错工作，保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保障基层治理投入。完善乡镇（街道）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深化乡镇（街道）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将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明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办公、服务、活动、应急等功能面积标准，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盘活现有资源或新建等方式，支持建设完善基层阵地。
（四）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充实基层治理骨干力量，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各级党委要专门制定培养规划，探索建立基层干部分级培训制度，建好用好城乡基层干部培训基地和在线培训平台，加强对基层治理人才的培养使用。推进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鼓励从上往下跨层级调剂使用行政和事业编制。严格执行乡镇（街道）干部任期调整、最低服务年限等规定，落实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镇工作补贴政策。建立健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库，实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管理。研究制定加强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政策措施，市、县级政府要综合考虑服务居民数量等因素制定社区工作者配备标准；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立岗位薪酬制度并完善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会保险待遇，探索将专职网格员纳入社区工作者管理。加强城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引导高校毕业生等从事社区工作。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小林、 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m]、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3-12、
[2] 陆翔兴、 论我国乡村地理学发展问题, 人文地理学研究[m]、 吴传钧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4, 89-91、
[3] 石忆邵、 乡村地理学发展回顾与展望[j]、 地理学报, 1992, 47(1):80-88、
[4] 李仁贵, 张健生、 国外乡村学派区域发展理论评介[j]、 经济评论,1996,( 3): 67-71、
[5] cater、j、, jones、t、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ssue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194-221、
[6] john、l、allen、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3,36(1):124-125、
[7] phillips,m、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imaginations in rur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2):121-153、
[8] 袁书琪, 郑耀星、 论当前中外社会地理观[j]、 人文地理, 1994,9 (3):37-43、
[9] gauthier,h、l, taaffe,e、j、 three 20th sentury "revolutions" in american geography[j]、 urban geography, 2002, 23(6): 503-527、
[10]王兴中、 社会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j]、人文地理, 2004, 19(1): 2-8、
[11]roche,m、 rural geography: searching rural geograph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6): 823-829、
[12]roche,m、 rural geography: a stock tally of 2002[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3, 27(6):779-786、
[13]valentine,g、 social geographies, space and societ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1、249-293、
[14]grimes,s、 rural area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minishing distance or increasing learning capa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 16:13-21、
[15]grimes,s、, lyons,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que opportunity or potential threat?[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94, 6(3):219-237、
[16]lobao,l、, saenz,r、 spatial inequality and diversity as an emerging research area[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497-511、
[17]friedland,w、h、 agriculture and rurality: beginning the 'final separation'?[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350-371、
[18]罗吉斯、埃弗里特, 拉伯尔、j、伯德格、 乡村的社会变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160-192、
[19]李晴, 郑耀星、 试论社区研究在社会地理学中的基础地位[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6, 19(3): 244-249、
[20]liepins,r、 exploring rurality through 'munity':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spaces shaping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rural "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 325-341、
[21]mormont,m、 rural nature and urban natures[j], sociologia ruralis,1987, 27: 3-20、
[22]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m]、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2、417-419、
[23]scott,k、, park,j、, cocklin,c、 from 'sustainable rural munities' to 'social sustainability': giving voice to diversity in mangakahia valley,new zea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33-446、
[24]mackenzie,a、 on the edge: 'munity' and 'sustainability' on the isle of harris, outer hebrides [j]、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2002, 117:219-240、
[25]joseph,a、, lidgard,j、, bedford,r、 dealing with ambiguity;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hange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unities [j]、new zealand geographer, 2001, 57:16-26、
[26]murata,y、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 2002,68(1):1-34、
[27]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 (73):17-18、
[28]cook,j、c、 rural-urban migration rates and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note[j]、 review of urban &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1999,11(1):63-75、
[29]bronwyn,h、 the rural-urban 'digital divide' in new zealand: fact or fable?[j]、 prometheus, 2001,19(3): 231、
[30]david,d、 countryside planning[m]、 andrew w、 gilg、 1978、44-76、
[31]philips,h、l、 tomorrow by design-a regional design process for sustainabilit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8、33-43、
[32] 王云才, 刘滨谊、 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j]、 中国园林,2003,19(1):55-58、
[33] spedding,r、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the role of modeling[m]、 newyork: wiley, 1984、179-186、
[34]nelson,p、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395-407、
[35]poudevigne,i、, rooij,s、v、, morin,p、, et al、 dynamics of rural landscape and their main driv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in the seine valley,normandy, franc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7, 38:93-103、
[36]vos,w、h、 meekes trends in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3, 46:3-14、
[37]naveh,z、 interactions of landscapes and cultur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2(1):43-54、
[38]ruda,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2):93-97、
[39]arriaza,m、, canas-ortega,j、f, canas-madueno,j、a、, et al、 assessing the visual quality of rural landscape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9:115-125、
[40]terkenli,s t、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landscape: the agean landscape as a cultural imag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1,57:197-208、
[41]mander,u,jongman,h、g、 human impact on rural landscapes on central and norther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149-153、
[42]morris,c、, evans、 "cheese makers are always women": genderedrepresentations of farm life in the agricultural press[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001, 8(4):375-390、
[43]bryant,l、 the detraditionalisation of occupational identities in farming in south australia[j]、 sociologic ruralis, 1999, 39:236-261、
[44]mormont,m、 the emergence of rural struggl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effe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7, 7:559-575、
[45]phillips,d, williams a、 rural britain: a social geography[m]、 oxford:blackwell, 1984、130、
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工作讨论会;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2-0093-04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M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M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家政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政府，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八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7]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4、
[8]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5、
[9]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6、
[10]千家驹，李紫翔、中国乡村建设批判[M]、上海：新知书店，1936、
[11]古M、乡村教育新论[M]、上海：民智书局，1930、
[12]古M、中国农村经济问题[M]、上海：中华书局，1933、
[13]陈兆庆、中国农村教育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4]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M]、上海：大东书局，1946、
[15]蒋杰、乌江乡村建设研究[M]、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村新报社，1935、
[16]千家驹、中国的乡村建设[M]、上海：大众文化社，1937、
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Zhan-pi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关键词]乡村旅游质量；游客感知；少数民族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景观、文化环境和生活场景为资源，融多种旅游功能为一体的专项旅游活动。它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国内旅游市场上重要的旅游形式。国内已有很多旅游研究者对其概念、特征、类型等进行了探讨。根据开发形式和资源禀赋特点可将其分为乡村农家乐、农庄或农场旅游、乡村民俗风情旅游；根据地理区位和目标市场等特征的不同又将其分为城郊型、景郊型及老少边贫型。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人们发现发展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乡村旅游市场消费主体的游客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行为特征、出游动机、旅游满意度等方面。
研究者利用顾客感知价值理论中“感知利得—感知利失”的价值维度划分方法，对城市周边型的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的感知价值模型进行了研究。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产品质量感知的要素有哪些?农家乐旅游与农庄旅游虽同为乡村旅游，但在开发的规模与经营尺度及旅游功能与吸引物等方面存在差异，作为组合乡村旅游产品其质量各要素的游客感知水平是否相同?带着这些问题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从乡村旅游产品消费流程中筛选出游客质量感知较敏感的代表性因子构成测评体系，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概念结构
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是指游客在乡村旅游产品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对质量属性表现的综合评价。一些早期的旅游质量感知研究倾向于将旅游产品单纯地看作是一系列旅游服务的组合，从而把感知旅游质量的评价内容局限在旅游服务的表现上，事实上，旅游产品综合形象及其资源特征也对旅游质量感知有积极的影响。由旅游质量感知而形成的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是游客对旅游区的旅游景观、基础设施、娱乐环境和接待服务等方面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程度的综合评价。
综合文献回顾资料，根据游客休闲农庄旅游经历中接触的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等质量影响因素，设计出游客调查问卷。其中，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是指游客对乡村旅游经历的景观、环境卫生、文化氛围、安全性等方面的优秀程度的总体判断；核心吸引资源感知包括本地区传统民族餐饮、土特产品、交通便捷程度等特色旅游资源的感知；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感知以农庄商品经营人员、管理人员及食宿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感知进行测评；农庄旅游基础设施通过引导标志系统、公共休息设施、公共卫生设施等的使用感知来测评。
本文采用访谈法、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法、观察法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游客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论文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展开论述。假设一：所有相关指标题项是相互独立的，且所有相关指标题项在旅游者的游玩过程中都是受关注并可感知的；假设二：旅游者在消费中的旅游质量感知具有相互关联性。
三、实证研究分析
本文采用访谈、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
1调查对象
新疆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的省级区域。农牧业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较大。新疆昌吉州与首府乌鲁木齐毗邻，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主管部门确立了其乡村旅游发展示范区的地位。
杜氏农庄是该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一个典型案例。农庄位于新疆昌吉市北郊，成立于1996年，距昌吉12千米、乌市36千米，总占地面积1800亩，是全疆发展最早、规模最大、游玩项目最多的康体、娱乐乡村旅游地，属国家4A级著名乡村旅游景区，自治区五星级农家乐、自治区乡村旅游示范点。景区按8个功能区划分为：野炊区、哈萨克风情园、荷芳园区、渔村烧烤区、运动康体健身区、农家院区、古街观赏购物区、养殖区，具有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住宿及5000人游园的承载能力。同时，新疆杜氏旅游农庄首开新疆“四季旅游”的先河，休闲娱乐活动十分丰富。农庄开设了龙舟、游船、竹筏、射箭、网球、(独轮、双人、三人)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马车、织布、磨米、磨面、绿荫足球等20多个娱乐项目；在此可以住在农家四合院，体验睡农家炕的感觉，感受邻里和睦的亲情；可以吃上地地道道的农家饭菜；占地60亩的畜牧养殖小区，采取原始的放养方式，不仅为游客提供绿色无污染的畜产品，而且为游客提供了畜牧养殖观光。2006年，杜庄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10万人次，旅游收入800万元。
本文选择此点为研究地点，以在此地游玩的旅游者为调查对象，辅以景区内部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访谈法，研究该景区游客的社会特征及游客对其旅游经历质量感知的评价。
2问卷设计
通过访谈和实地考察掌握的一手资料，结合文献研究设计出了游客调查表。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游客社会统计特征资料。第二部分是乡村旅游景区游客感知评价资料，该部分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格式，用20个陈述句分别描述了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后的满意度等不同质量层面的个人感知。所有测评题项均表述为积极措辞，这有助于降低受测者出现默许、断言和一致性偏见的可能性。请受测的旅游者填写对20个陈述句的同意程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3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对，5代表完全同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224份，经检查剔除漏填、绝大多数答案一致等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89、3％。
3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场实地考察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10日至12日，笔者分别对昌吉州旅游局和杜氏旅游度假村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主要任务是进行管理人员访谈，了解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同时对典型示范点的旅游过程进行实际考察。掌握了昌吉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概况及杜氏农庄旅游的发展历程及目前经营状况。第二阶段为游客问卷预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20日至25日。笔者结合文献资料与杜氏农庄旅游的特点设计了游客问卷调查表，在景区及工作单位附近随机发放了30份问卷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映出的问题修正了问卷设计中的缺陷项，最终形成较合理的调查表。第三阶段为游客现场抽样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7月10日至8月20日。期间采用调查人员现场发放并收回问卷和委托景区服务人员发放并收回问卷两种方式，对现场的旅游者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4分析方法
采用SPSSll、5和EXCEL统计分析软件。统计方法主要有(1)信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2)KMO测度及巴特利特球检验，用于量表因子的效度分析；(3)因子分析，用于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四、结果分
析
完成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后，进入结果分析阶段。首先对本次调查的游客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对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然后进行游客感知质量分析，主要从感知指标总体水平和单项感知维度的两个层面，通过游客社会特征与感知水平的比较及中西部游客感知质量的比较进行分析讨论。
1游客样本描述
旅游者的社会特征是旅游地市场营销中目标市场选择的重要细分标准。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略高于女性。年龄结构方面以中青年人数最多，其中18—45岁的旅游者占总量的78、5％。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学历人数比重最大，其次是高中／中专及职高层次。月收入水平方面1201—2000元人数最多，其次是601—1200元及2000元以上旅游者并列为第二位。职业构成方面企业职工所占比重最大，达44％。最值得关注的是乡村旅游者的家庭所在地构成，从数据资料来看，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乌鲁木齐地区人数比例最大，占到50、5％，其次是昌吉地区，占32％，这两个主要客源地总和达82、5％。由此可见，昌吉州乡村旅游客源以乌昌地区城镇居民为主体，家庭型聚会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出游形式占主导。
2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ASSll、5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用KMO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为0、9031，表示量表有较高的可靠性；KMO为0、898，大于0、7的可接受水平，巴特利特球检验显著，说明研究可适用于因子分析。3调查结果与分析
(1)感知指标总体分析
对问卷中的感知指标总体进行描述统计。由结果可知，乡村旅游质量20个题项的游客感知总体均值为3、28，其中题项“我喜欢这里的乡村田园景色”的感知均值最大，为3、71，说明景区点的乡村旅游环境得到游客的认可；购买乡村土特产品的感知题项值最小，为2、85，表明在乡村旅游特色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方面等尚有较多不足。结合游客本次旅游经历是否满意的调查题项分析，发现满意度总体均值为3、39，选择满意程度为一般和同意的分别占44％和38％(见图1)。这些都说明游客对本度假村的整体感知水平为良，在产品开发经营等方面尚需不断完善。
(2)感知维度分析
在SPASSll、5中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其中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共旋转了25次。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以特征根大于等于1为抽取原则，选择题项因子负荷值大于0、4为标准，得到由18个题项构成的4个因子，每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58、15％，将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旅游者感知价值的4个维度。具体结果见表2。
在这4个感知维度中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的感知水平最低，总平均值仅为3、0475，这就要求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及管理者在资源特色的挖掘与产品的开发方面加强力度。具体来说，一是应大力开发和生产乡土特色的旅游商品，二是注重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对回族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展示。相对而言，游客对本农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整体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水平较高，说明经营者在乡村环境基础上进行的旅游卫生治理、旅游安全管理、游览解说服务建设与游客对乡村旅游需求是相匹配的。
(3)旅游质量感知差异分析
游客的年龄、性别、收入等社会特征会对其质量感知的形成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游客的家庭所在地、性别和月收入水平因素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
A收入水平对感知的影响
个人收入水平是产生乡村旅游需求的前提，也是实现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它决定着游客出游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以个人收入水平为自变量，以感知因子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较低的游客(600元以下)其旅游质量感知的4个维度水平最高(均值为3、612)，收入水平在601—1200元之间的游客感知的均值却最低(均值为3、157)。结合分析中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值来看，不同收入水平的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核心吸引资源质量的感知差异较大，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上的游客感知水平最低，而对农庄旅游基础设施质量，不同收入水平游客感知差异不显著。对于乡村农庄旅游综合外部形象感知的娱乐活动丰富程度的感知收入水平差异较显著。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不同收入水平游客的感知差异较显著。
分析其原因发现，处于两端的游客收入水平与感知均值呈反向变化与出游能力有关。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平时旅游的机会较少，对旅游产品的消费经验少而预期期望值较低，相对而言，调查地旅游经营整体水平较好的条件下其感知水平较高，而收入水平高的游客平时出游机会多，见多识广而比较出的感知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中等偏下的游客有过一定的旅游经历但总体出游机会少，对乡村旅游怀有较高的期望值，游玩中某些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就会对其质量感知带来较大的影响，调查时段正处于本地乡村旅游旺季，游客量较大，农庄旅游接待方面的漏洞较多，投诉量增加，因此影响到这些类型游客的感知。
B家庭所在地与性别对感知的影响
乡村旅游是本地短途休闲旅游的主要方式。调查发现乡村旅游游客群体主要集中在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其他地点人数所占比重较小，因此重点分析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本农庄旅游的感知。统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外部综合形象、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的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而对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维度的感知水平低于昌吉地区游客。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旅游点位于昌吉市境内，昌吉地区游客对其资源特色有自豪感，感知水平较高，对其他维度要求的期望值高；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在此游玩的消费水平高，参与项目多，获得的旅游经历较多，而表现出感知水平高。
性别方面，女性对本地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4个维度感知水平都高于男性(见表4)。这一结果可能与女性对外界环境变化较为敏感的特点有关。与日常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乡村旅游经历给她们带来的心理刺激强于男性，参观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品尝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等多种旅游项目产生了较强的愉悦感，因此形成的整体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4与中部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比较研究
乡村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在我国经济基础不同地区表现性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改进乡村旅游供给质量，提高整体供给水平。国内学者张迪(2006)对浙江临安白沙村和安吉大溪村的城市周边型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其研究量表中与本次调查相同的旅游需求六要素项目进行了比较研究(见表5)。
结果表明，本次调查中乡村旅游接待的购物、交通、住宿、餐饮方面游客感知水平低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中部地区经济发达，旅游基础条件优于新疆，同时经济发展的差异又带来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如游客样本特征方面，中部地区个人较高收入水平所占比率高于新疆乡村游客，中部地区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者占42、4％，而新疆乡村旅游游客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者仅占25％。这些差异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就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游客对住宿、餐饮价格的感知较为敏感，整体水平低于中部游客。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基础的差距也造成了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缓慢，乡村旅游购物品开发滞后，从而影响游客对乡村土特产品感知水平。
调查还显示，新疆乡村旅游游客在乡村田园风光、乡村旅游卫生条件、娱乐活动丰富性和乡村旅游解说介绍方面的总体感知水平优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发现，因双方在乡村旅游游客抽样的调查地点及乡村旅游经营类型的选择上有较大差异。新疆杜氏农庄旅游度假村位于乌市近郊，场地规模大，经营规范，内部管理统一有度，投资额较大，开发了诸如水上拓展训练、农家生产生活方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游览项目，整体经营水平较高。中部地区调查地点位于浙江省临安地区，为乡村农家乐经营模式，其多为小规模家庭经营，综合开发与营销能力有限，整体经营水平不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点为对象，对其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影响游客城郊型农庄乡村旅游质量感知的要素主要是乡村旅游区的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
这一结果对经营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经营者可以根据旅游质量管理和游客感知要素设定相应的管理层次，通过清晰的管理边界及有效措施，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调查所得到的各要素因子的游客感知水平分析，农庄的经营管理层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问题的环节，采取对症下药的有效措施，提高经营质量。
如通过分析还发现旅游农庄中乡村土特产品购买是游客感知水平最低的一项。现场调查也发现农庄中设计的几处购物点所销售的主要是新疆民族手工艺品，种类与新疆多数旅游景点或旅游集市上相同。访谈中了解到到此游乐的城镇居民想在此地买到的是新鲜、绿色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对现场陈列的旅游购物品不感兴趣。鉴于此，农庄应对其购物点销售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在提高感知水平的同时，也创造更多效益。在4个感知要素中还要关注的是农庄的餐饮服务质量。因旅游旺季游客数量较多，中午就餐排队等位现象较严重，也引起游客的不满。建议经营者采取设计临时就餐点或提供不同档次餐饮品种等措施解决这一质量节点问题。
第二，对比分析表明，游客收入水平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和核心吸引资源的总体感知水平差异较大；而家庭所在地方面表现为乌鲁木齐地区游客总体质量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性别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收入水平对比分析的结果提醒农庄经营者，游客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在基本功能性要素如餐饮接待、土特产品购买等方面，应提供高、中、低等不同档次的产品，如设计“全鱼宴”、“农家福”等高档餐饮品种，既能满足一部分高收入游客求新求奇的消费需求，又能减弱前文所述的午餐拥挤现象。
家庭所在地及性别对比分析的结果也为农庄经营者提供了有益的营销信息。针对乌市及女性游客感知水平高的特点，经营者可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拓展乌鲁木齐这一新疆最大城市居民市场，并可增加设计一些适合女性游客的参与性游乐项目，吸引更多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