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关键词：历史教学；知识整合；美学；文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5-0266-01
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无所不有，无所不容。在历史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其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叉的优势，指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整合，提高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
1、跨学科进行知识整合的必要性
传统的历史教学只强调历史学科的优先性，强调历史学科知识自成一体，极少从其他学科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思考，极少运用其他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从而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造成学生的知识支离破碎与知识体系窄化、僵化和脱离生活实际，从而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难以形成合乎学生成长、发展的学习。针对历史单科教学的这种致命缺陷，历史教师应以各种整合形式来挖掘和利用不同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使它们形成为有机整体。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打破历史学科固有的疆界，与其他学科教学相互配合，努力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2、帮助学生发现内在联系
由于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历史才形成纷纭复杂的局面。只有找到这种联系，才能发现规律、认识历史，或总结经验或吸取教训。若舍弃或忽视这种内在联系，历史几乎是无法学习的。因此，帮助学生发现内在联系就成为教学的必然。
2、1因果关系。如美国南北战争的始末从因果关系来看是：林肯当选总统DD南方叛乱DD北方失利DD颁布两个法令DD战局转折DD北方胜利。每条线所连两事件，都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种联系是最为紧密的。
2、2承接关系。如二战前期德国进攻北欧，占领各国的顺序为：（1）丹麦；（2）卢森堡；（3）荷兰；（4）比利时；（5）挪威。五国被占顺序并无因果等必然联系，但客观事实就是这样，可称为承接关系。
2、3空间关系。如一战前形成的两大侵略集团，除了其他因素外，最重要的当属各国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德、奥、意居中，英、法、俄分居两侧牵制它们。正是这种地域关系决定了双方的结盟的关系。
依据各种联系把基本材料连接起来（横向、纵向）就构成了知识结构的主体。
3、引导学生建立教材或参考资料所未曾体现的"新"联系
如国际关系是课本没编排的系列，譬如八国联军侵华事件里的八国与参加巴黎和会各国及被制裁国名称间的联系，《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与中国西北内部叛乱的关系（因西北战事不得不在谈判中做一定让步）。又如，唐代制瓷业成就中邢州产白瓷，越州产青瓷，让学生记为白越青（人名，即姓白，名越青，意为邢州白瓷，越州青瓷），便不会产生混淆等现象，使许多难以区分的东西清楚地印在学生的记忆中。
4、总结规律，提高认识
如通过对中国国共两次合作到两次内战，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爆发与平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失败的比较分析，可得出一个结论，即民族矛盾尖锐时，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服从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缓和时阶级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中外古今皆如此。又如，国际关系中弄清利益原则，就弄清了一切国际关系问题。而这一原则同样是在教学中总结出来的，并非教材参考书所讲到的。再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为建立世界霸权而发动，却都出现了发动者难以预料的结果DD人民、民主和民族力量的壮大。美国在亚洲的两次失败更证实了这一点。如上得出的一些常识性规律，对以后的教和学都大有裨益。
5、运用史学与文学的整合，使学生得到知识二元化的收获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教学实践中利用历史与其它学科知识的重叠整和为一节课，能够使学生在一堂课中获得二元化知识，使学生原有知识沿着深、广两个方面拓展，促进学生高层次的学习，减轻了学生的过重负担，减少了教学中不必要的内耗。俗话说："文史是不分家的。"众所周知，鲁迅先生之所以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因为这部史书把历史与文学很好地融合了起来，给我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边缘艺术境界。我们把司马迁的文章既可以当作历史著作来读，又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关键词： 历史知识体系 历史必修Ⅱ 历史发展脉络
经常听到高三文科班学生抱怨历史学科难学，认为历史知识点太多、太乱，不容易记忆，或者是虽然记住了一些历史知识点，但不会活学活用，导致考试成绩总是不理想等现象，这就充分反映相当部分高三学生尚没有掌握良好的历史学习方法。
实际上，通过高一、高二的系统学习，高三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历史基础知识，如基本了解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些知识点散落在各个章节中，如同分散在各处的“小珠子”，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用“线”把这些“小珠子”串联起来，这些知识很快就会丢失。但问题在于相当多的学生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认知水平，更欠缺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去主动建构历史知识体系的能力。因此，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意历史知识间的相互联系，建构知识体系，教会学生把历史知识结构化、系统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让学生高屋建瓴地进行历史学习。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结构教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杰罗姆·布鲁纳认为：“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这是在运用知识方面的最低要求，它有助于解决学生在课外所遇到的问题和事件，或者在日后训练中遇到的问题……经典的迁移问题的中心，与其说单纯地掌握事实和技巧，不如说是教授和学习结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建构历史知识体系，对于学生的历史学习意义重大。笔者以高三文科班历史必修Ⅱ一轮复习为例，谈谈如下两种建构知识体系的方法。
一、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矛盾。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各种动力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其中经济动力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历史教师常用的“经济决定政治”和“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就是该理论的典型体现。
高中历史必修课分为历史必修Ⅰ、必修Ⅱ、必修Ⅲ三个学习模块，包括25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学习专题，分别反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这种编排方式深受诟病的地方就是教材打破了历史学科的整体性，将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内容进行了人为割裂，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教师在进行高三历史一轮复习时，就必须有意识地将教材加以整合，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统一在一个系统内，以体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性。下面是笔者在讲授完历史必修Ⅱ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后呈现给学生的一张知识体系图：
通过该知识体系的展示，历史必修Ⅰ、必修Ⅱ、必修Ⅲ相关内容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正是因为14、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经济），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外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想文化）；而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习和宗教改革又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思想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17、18世纪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及资产阶级革命（政治）所提供的政治实践，为启蒙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
同时，学生通过该知识体系的学习，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各历史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也为相关历史知识的比较提供便利。比如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扩张活动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文艺复兴为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活动又丰富了文艺复兴的内容。再比如，通过本例的教学，学生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文艺复兴”是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资产阶级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文艺复兴时期进行的反封建活动还披着宗教的外衣，并只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且不敢与天主教会决裂；而“启蒙运动”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壮大（而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所以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敢于公开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矛头直指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并且还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
在本例教学中，学生通过学习，对历史必修Ⅰ、必修Ⅱ、必修Ⅲ所涉及的世界史的相关内容显然有了整体和系统的把握，从而可以克服一直困扰学生的史实错乱的情况，构建起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包含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国际关系史等辅线的世界史知识体系。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建构起这样的知识体系。比如在讲授完历史必修Ⅱ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之后，可以给学生呈现如下知识体系图。
通过构建如图所示的知识体系，学生可以明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产生、初步发展、短暂春天）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
一、历史与地理的融合
历史学与地理学关系最密切，历史的发展都烙下了地理环境的痕迹，每一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某一地点，要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要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就必须研究其具体的空间，构建历史的经纬网。地理学科的空间概念是学生学习历史的基础。
史、地融合是以自然地理现象、社会现象为背景的，必须融入相关的历史知识，例如，以现阶段人类普遍关注的环境保护、农业、人口等热点问题为背景材料，融入相关的地理、历史知识。在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地理知识，构建一张学习历史新知识的经纬网，在此基础上认识历史的本质。例如新航路开辟后，英国的发展为何特别迅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理位置优越，美国工业总产值之所以能于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就因为它拥有“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
二、历史与政治的融合
历史、政治两门学科也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学习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而政治学科的基本理论则需要历史事实做论据。政史融合是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等背景材料上，融入政治学科中的经济、政治和哲学等知识，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分析，从而以古为鉴、以古为训，得到启发。政治学科的基础理论是历史知识的积累与升华，历史是政治理论的佐证。高中政治教材中的许多观念、概念，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教给学生科学思维的方法，还是学生辩证的认识人类历史的钥匙。
因此，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与之相关的政治学科的观点和理论，分析历史问题。例如，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新旧事物的更替法则、历史发展的趋向性与曲折性规律、量变与质变原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历史现象与本质问题等等。这些理论性的问题，贯穿于中学历史教学的始终。学生只有掌握政治学科的理论，才能在学习历史知识和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做到“史论结合”，才会具备准确的判断力和理解力，才能较好地掌握知识，提升自我素质。
三、构建“文综”体系
“文综”体系是指历史、政治、地理三学科的融合。三者之中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政治是观点，政史地的融合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框架。
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根据学习的需要而设定的，教学中，不可能对所有相关的内容全部讲授，因此学科之间的融合只是有关内容的结合，抓住这些结合点进行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发散思维。
例如，西部开发问题，历史学科利用史料分析我国历史上对西部进行的多次开发，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但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西部起步晚、发展慢，GDP远远滞后于全国水平。西部开发要以巴西西部开发遭到大自然报复为鉴，因地制宜，加强生态建设，确保环境质量。地理学科则以地理知识引导学生探究西部开发的范围、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和劣势，探索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策略。政治学科则从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的角度分析西部开发必须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经济，西部开发是国家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努力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引导学生，启迪他们的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从而得到较准确的答案。
四、历史与语文的融合
文史不分家，历史知识与语文知识是孪生兄弟。中外历史概莫能外。文史结合，使历史事实更具具体性、说服力和感染力。高中语文教材提供了大量与历史学习有关的材料，而历史教材同样包含了许多与语文课文相关的知识。历史和语文基础知识的融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例如，掌握语文文言文的基础知识，就能有效提高学生阅读古代史料的能力；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则有助于理解语文课文中的一些文化背景，从而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此外，历史还有必要与数理化生融合，与英语学科也有交集，在此不一一赘述。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1］曹家齐，潘丽、中国古代史课堂教学方法谈［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4）:86～88、
［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上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和知识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球性”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化格局的空前变化，包括文化霸权的压迫和各种文化身份的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认知、应对生存的困境，并重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的确是关乎整个学界安身立命和事业前途的关键问题。新的理论工具、研究方式和写作风格重新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同时也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由此衍生出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譬如：现代文学研究应当如何处理文学中所凝聚、体现的“本土”经验或曰文化传统？进而如何通过对此种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性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以及如何完成与海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上的同步接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已经提上了学科建设的日程，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对象化”和“中国化”问题，是研究者反思的核心所在。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各种理论话语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当下使用频率颇高的理论话语，从这些并不切合我们的感觉的时髦理论话语出发来说明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而这种理解往往又与自己的文学史感觉相脱节。陈方竞认为，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文学史研究也是我们介入各种理论话语充斥的当下文化环境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而将从现实人生感受生成的精神资源转化为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性概括。郑家建、汪文顶提出“以传统阐释现代”的研究思路，研究传统的文学、美学资源以怎样的方式渗透进现代文学的审美样式和审美经验，并积淀为一种潜在的审美资源。而在研究中要注意回到问题史语境，把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放在网络式的关系“场”中加以考察，可以凸现出文学史以及学术史的诸多问题。此外，寻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内在知识和精神结构的术语、概念、范畴及表现方式，并对他们加以阐释，重建理论话语、阐释对象与语境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诗学的建立。王富仁深入阐释了处于历史转换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的应有的认识以及我们的现代学术史的历史特点和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的具体文化成果必须首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得到感受和理解，而不应当用西方某派某家的标准予以衡量。
针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的阐释学潮流以及风行一时的经典重读，刘纳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进行深刻的反思。刘纳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阐释的时代。阐释替代作品成为文学的中心，阐释替代评价成为文学评论的中心。文学文本优秀与否的判断少而又少，更多的被区别为是否适宜阐释。文学理论的空前繁盛，使“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要写得好，才能使作品获得文学价值”的常识往往被高深玄妙的理论淹没。她提醒学术研究者，在我们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中，“写什么”、“怎样写”以及“写得怎样”三者都是不可获缺的。
此外，自2003年以来对于现代性研究的有效性以及当前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的反思仍在进行中。学界在痛感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现代性泡沫”的同时，也认识到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还有巨大的开掘空间，应进一步深入下去。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化、本土化也许是深化这一话题的一个出发点。应当说，这些探讨体现了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危机意识，促使我们对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
史料问题
史料问题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息，然而由于学术风气、学科评价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开始认识到了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突围之间的关系。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往往能够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的重新审视，而某些重要的史料的新发现甚至能够修正和发展我们对文学史的既定认识。继2003年在清华大学、2004年在河南大学相继召开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之后，2006年9月中国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文学史料分会在开封正式成立，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特别出版了“文献史料专号”，这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稳定走向成熟的一种体现。
《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第2期、《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笔谈，围绕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在文献的发掘、整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传统文献学有关文献整理、校勘的方法不能适应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必须建立与复杂的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现代文献学，同时还应当避免非文学因素对文献整理工作的干预。
如何深化文献研究，也是研究者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钱理群提出文献研究与文化研究具有互补关系。过去的文学文本研究局限于结集的文本，既缺少对版本的考释和选择，同时又不能将文本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如文本的产生与流通等，无法揭示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历史丰富性。文化研究的思路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提醒我们在文献研究中发掘和阐释其文化内涵，同时借助文献工作，文化研究才能落到实处，不至于陷入空谈。李怡则强调史料发掘的背后应当包含着研究者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掘进。他认为文学史料的不断丰富往往是一些更复杂的思想观念变动的结果。
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编辑，原作修改与版本变迁以及史料的新发现与作品重读等史料文献研究在本年度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出现了不少以原始材料的发掘整理为基础，史、论并重的优秀著作和论文。例如，金宏宇的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八部名著的版本，梳理清楚了八部长篇小说的历次修改过程和版本源流情况，并对历次修改作出比较准确的定位和评析，是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一部力作。陈改玲的《作为“纪程碑”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以新中国第一套现代作家选集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的出版、选编为考察对象，展示了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理解。2005年末新版《鲁迅全集》的反响再次证明了鲁迅生活的时代同当代中国的紧密联系，也证明了鲁迅思想并没有过时。此外还有刘进才对师陀作品的版本讨论、谢昭新对吴祖缃小说的版本研究，赵月华对梅娘作品的修改研究，朱金顺对《子夜》版本研究等，这些论文通过对作品不同版本的分析和比较探讨了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情感、创作规范、审美原则以及文学思想的演变。
传媒与文学史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对报刊传媒的研究，是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起步”，其意义在于借助某种手段而“触摸历史”，从而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比较突出的如，陈平原对《新青年》的研究以作者对“五四神话”的独特理解，发掘“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可
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选取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坛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历史地展现了《大公报》
文艺副刊这一文学舆论空间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钱理群的论文《〈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细致地考察和分析处于《万象》杂志版面空间中的《荒野》与其前后的文本以及背景材料间所发生的对话关系，对我们研究文学文本与报刊杂志的关系具有方法学上的意义。
传媒研究近年来的活跃和繁荣态势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郝庆军在《报刊研究莫如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一文中指出当前的报刊研究大多选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两个理论框架，但这两种理论框架是在各自特定的对象和背景中形成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状况是否适用还有待商榷。
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富于探索和尝试精神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的切换、研究范围的拓展、价值取向的多维和文本细读的深入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具体入微地改变着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
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研究不断深化。“革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再次吸引研究者的眼球。赵珣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异化”理论———“物化”概念的发现及其对论争分野的重构》和程凯的《“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是近期有关“革命文学”研究的出新之作。前者重新梳理了“异化”这一影响20世纪文学和生活的关键词在20世纪20年代中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面貌，重新勘测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分野；后者梳理了“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运动初期关于“文学革命”的历史叙述，深入辨析关于“文学革命”的不同叙事模式的构建方式以及交叉其间的多种因素。袁盛勇的延安文学研究颇为突出。他把探求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突破口，在《民族主义：前期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和逻辑起点》和《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等文中，他论述了延安文学观念由民族—现代性向阶级—民族—现代性的转换。而郭国昌的《集体写作与解放区文学大众化思潮》与袁盛勇的《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在延安文学格局的建构中的意义和作用。[韩]安荣银对延安特有的大众文艺形式新秧歌剧的艺术形态以及它对旧秧歌剧的改造的研究，探讨新秧歌剧在延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王培元的《延安鲁艺风云录》，真切而直观地展示了鲁艺的历史风貌，是近年来图文写作中难得的佳作。
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丰硕。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是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中填补空白的一部力作。以翔实的资料、深入的探究，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基本面貌，完善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体系，更新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观念，既肯定了它的历史真价，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格局。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是一部颇为厚重的通俗文学研究著作。著作系统整理了1897~1952年间365种上海小报，以文学—文化研究视角入手，抓住小报在版面的综合结构，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动态地展现了近现代以来上海市民文化的流变，给小报以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定位。此外，范伯群的《特缘时势要求，以和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和《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等论文由对通俗文学本体研究转入了对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关系的重新梳理，试图在全球化视域下考察通俗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纠缠互动，从而给通俗文学以重新定位。
（一）新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要求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中，课程的性质、理念、目标等都体现了文明史观。新的历史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明史观。
（二）高考复习的要求
近年来的江苏高考命题已明显受到了文明史观的影响。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考试大纲》也是按照文明史观重新构建了学科体系和考试内容。
（三）推进新课程健康发展的要求
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实践证明，我们强调了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但是忽视了新的史学观念的汲取，特别是文明史观对高中历史的指导作用，制约了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进程。为了推进新课程改革健康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合理科学地运用文明史观，提高历史课堂效率。
二、文明史观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指导策略
（一）运用文明史观看待新课标教材的变化
新的历史教材淡化了社会形态划分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不再赘述，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采用了文明史观进行解读。如对我国明清时期特征的定性，改变了原来的“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观点，将其阐释为农业文明的顶峰阶段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前奏。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按照人类文明历史发展、适当遵循文明史观评价、分析历史人物和现象。
（二）构建文明史观的通史体系
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划分了模块专题体系，使初高中历史教材避免了重复，但是也因板块体例的创设使历史丧失了学科的完整性，使教学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因此需要教师从中弥补和构建。教师要关注教材的重新整合，构建科学与系统的历史知识体系，在不改变课程标准的基础上，以文明史观为指导，重新整合教材内容，建立新的展现历史发展进程的通史知识体系。在高考复习时，教师要按照考试大纲的规定，遵循文明史观，突破教材模块的划分，按照农业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重新整合与归纳教材和课标任务，打造具有时序特征的通史体系，帮助学生进行规范性、系统性的理解与记忆。
（三）关注文明史观对高考的指导作用
文明史观对高考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高考命题组曾经提出鲜明观点，要利用文明史观整合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构建学科体系，考试测量也要依据此体系确定高考命题的思想和立意。可见，文明史观是高考历史命题的主导方向。而且，高考实践反复证明，体现文明史观的试题在高考大纲和高考试题中反复出现。因此，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必须高度重视文明史观指导下各种试题的练习和应用。在高考复习时，要以文明史观为指导复习考点和重难点。教师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按照文明史观的角度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说明，要分析文明史观如何与高考各种题型结合，如何以高考题目出现的规律，找准题型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训练。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适当的材料，进行情境创设，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新课程的高考不能靠死记硬背，教师将学生的应试能力培养出来。这个过程要依赖常规教学，在课堂上训练学生快速提取历史材料中的有效信息，以文明史观等观点对材料多角度、全方面思考，学会正确阐释、书写历史材料分析题。平时注重对学生多种能力的开发，才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四）关注中国文明，还要重视世界文明
高中历史教学中，不仅要关注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还要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背景中对中国文明进行研究，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放眼世界，科学、理性地观察和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演进。在划分历史阶段时，改变原有的社会形态论，抓住中国文明发展的主线，按照中国文明在不同时期的显著特征进行历史阶段划分。
（五）处理好各种史观的关系
新课程标准在史学观念上具有兼收并蓄的多样化特征，在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前提下，对随着时展兴起的新式史学观点取其精华，综合采纳。需要指明的是，多样的史学观念一定要保证唯物史观的“一元”指导地位，无论怎样改革和创新，高中历史教学在教学的目标和课程性质等方面，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诠释历史，不能弱化唯物史观对新课程的指导作用，反对那种将文明史观和其他科学史学观念对立起来的思想，非此即彼论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六）正确评价各种文明成果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
一、文学的历史性(语境化)：走出形式主义批评的牢笼
当代美国文化诗学的兴起是出于对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厌倦和不满。新批评拒绝从传记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观察文学，而将文学作品的审美语言、内在形式及其有机构成视为文学的本体，注重对单个经典作品的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象本身的细读，避免作者的“意图谬误”和读者的“感受谬误”，从而建构了一个自足的、超越的、永恒的、非历史的文学审美领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审美壁垒遭到解构主义批评的瓦解，批评家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走出形式主义的语言牢笼。然而，牢笼被打破之后，解构批评又面临文本意义延宕、价值虚无、所指取消的“无家可归”的困境。当代美国文化诗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场的。文化诗学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观念。
1980年，格林布拉特在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 “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此后，格林布拉特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述了这个意见。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艺术决非独自封闭在孤立的语言牢笼里的自吟自语。形式主义批评所设定的“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区别并非自明的或不言而喻的，而带有历史的、主观的、想象的，甚至是武断的因素。因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界线。相反，其界线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也是可以历史地变动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是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文学艺术生产与社会的其他文化生产之间既非全然一致，又非泾渭分明。文学批评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语境、文学与非文学、高雅与粗俗、经典与非经典之间作截然分明、固定不变的划分是荒谬的。同时，完全取消它们的界线也是不明智的。文化诗学主张动态地而非一劳永逸地重绘、阐释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与历史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因此，“文化诗学”研究应当揭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线的历史形成和历史变动的复杂机制，聚焦于各类文化文本或历史表述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从而打破传统学科关于各种文本之间的僵硬界线，揭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边界的历史性、流动性和复杂性，昭明文学文本及其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
显然，在文化诗学视野中，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它们都折射着历史文化氛围，都是作为社会能量的载体。各类文本之间无不体现了社会能量通过不同的文本所进行的“交换”与“流通”。格林布拉持把作家的这一创作机制称作“商讨”。其中包括有金钱关系在内的“购买”和没有支付关系的“挪用”等。交换、流通、商讨等术语是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批评所运用的基本符码。
在文化诗学研究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一方面，文学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文学自身也对这种社会历史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与历史具有“互文性”，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循环互动的过程。换言之，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而文学又影响着历史事件向历史文本的转化结果，这是一个互相缠绕的循环过程。文化诗学研究因而不再把作家视为孤独的天才，各种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互文性关系。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原创性”与“互文性”的结合。创作主体，特别是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大师们，是一位高明的商讨者，他们善于把广泛“流通”于各类文本中的“社会能量”集中于其戏剧作品这种审美客体。莎士比亚的剧作所反映的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势力、各种利益、各种信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它非文学文本中的社会能量“流”到了莎士比亚的剧作之中，剧本在戏院演出之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能量又通过观众重新“流”回社会。
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这篇著名演讲中，格林布拉特详细论述了他独特的艺术文本观和历史语境观。格氏具体地分析了各种话语(材料、小说、戏剧及现实生活等各种文本)之间的流通。这种话语流通是各种历史力量经过“商讨”与“交流”机制而形成的。格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审美话语与其它社会话语之间存在着相互“流通”，这种流通构成现代审美实践的核心。格氏进一步调查了艺术品的历史形成机制，他指出：“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位于我们所猜想的源头的纯清火焰。相反，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许多今天被看作是“艺术”的作品，原本就是非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这里所说的“通货”主要指艺术文本及其审美惯例。在此，格林布拉特用一种隐喻性的商业语言说明了艺术文本形成的历史运作机制：作为“通货”，艺术品是创作者与社会实践机制“交换”、“流通”和“商讨”之后所形成的“协议”性产物，其结果是以“快感和兴趣”、“金钱和声誉”为各自的报酬。
那么，格林布拉特所说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究竟应如何理解呢?格氏的“历史”观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在这篇演讲中，他以“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为例，认为“资本主义”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然而，对于这同一个资本主义，人们却可以作出彼此不同的描述，例如詹姆森和利欧塔就采用了各自截然不同的阐释方式。詹姆森从他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出发，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私人”与“公共”、“诗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区分都是虚假的，认为这种话语领域的划分应该取消，他主张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利欧塔则从后结构主义观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都是某种单一理论的设定，抹杀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格氏试图走出这种单一话语的误区，而主张对上述单一话语进行整合，克服各自的片面性。格林布拉特问道：作为历史或语境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呢?他的回答是：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亦即是说，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的政治制度，而只会产生那种趋于区分与趋于独自的冲动在其中同时发生作用或急速振摆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结构是一个复合结构：权力、意识形态和军事黩武主义与快感、娱乐和兴趣空间并存其中。
为此，格氏举了三个例子加以说明，即美国总统里根在“总统”话语和“演员”话语之间来回振摆、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在“自然”话语与“人工”话语之间来回振摆、美国的一名叫爱波特的罪犯在“法律”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来回振摆。格林布拉特将这种历史存在的“区分”与“联系”并存的话语摆动，称为“关于美国日常行为的诗学”。因此，对于文化诗学而言，文学与历史是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二者之间发生不断振摆的关系，所谓“文学的历史化或语境化”就是要充分揭示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广泛流通、相互转换。
当然，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批评实绩主要不在于建构系统的批评理论，而是主要体现于批评实践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格林布拉特在他的文本解读中，一向都是采用这样一种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的办法。他总是从一首不为人所知的诗，一副文艺复兴时代的油画，某名人记载的一件奇闻佚事，甚至一座纪念碑或塑像，总之从一件与所评析的作品似乎相隔遥远，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深刻文化意义的东西入手，他的分析过程，开始也许让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他总会出人意料地找到一个联结点，让读者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在成文之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例如，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与祛魔师》一文意在读解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剧。然而，格氏却首先分析了16世纪英国的祛魔师的故事和当时一位名叫哈斯奈特的人撰写的一本题为《天主教会欺骗恶行纪实》的史籍，然后将其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剧本联系起来，找出二者之间具有的互文性关系，描述遭教会驱赶的祛魔术是如何被莎士比亚吸纳到舞台，阐释他们共同具有的对祛魔术的揭露和嘲讽的作用，说明莎士比亚供职于当时体制内的两大专业剧团之一，从而揭示教会与剧院的互动以及当时的社会体制和戏剧活动的转换。又比如，格林布拉特《学会诅咒》一书是解读莎士比亚后期剧作《暴风雨》的。格氏却从一位名叫丹尼尔的诗人写于1599年的一首诗歌谈起，分析诗中“把我们的语言宝藏”带到“陌生的彼岸”等诗句，再联系欧洲殖民者与新大陆“野蛮人”的关系，并将其与莎剧并置，最后分析出为莎剧所表现但又未被莎氏本人自觉到的“欧洲文化优越感”。这里要指出的是，格氏读解莎士比亚《奥塞罗》一剧也用了同样的批评方法，作出了几乎相同的阐释。此外，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型塑》一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历史人物莫尔及其代表作《乌托邦》的读解也是如此。格氏从与批评对象似乎无关的一幅油画、一部传记谈起，最后描述和阐释它们与莫尔《乌托邦》的相互振荡、回响和共鸣的互文性关系。 转贴于
总之，文化诗学研究的第一个方面体现了“文学的历史性”。文化诗学研究所实施的文学文本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的策略是，善于采用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来回描述、反复阐释的方法，将某个边缘文本或某些奇闻轶事与所要解读的文学名著并置，经过对二者进行反复的相互厚描性的读解，出人意料地找到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结点，揭示其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从而让读者看到所评文学作品与当时历史语境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
二、历史的本文性(互文化)：重建文化佚文史的家园
如前所述，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是20世纪后期走出语言牢笼的西方文论大潮中的产物，但他们既不愿像解构批评那样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又不想回到旧历史主义的老家。为此，他们为自己重新建构了一个被称为“新历史”的新家，即用逸闻佚事和文化碎片重设而成的“文化佚文史”的家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心目中的“历史”与传统史学所理解的“历史”具有根本的不同。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研究则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寻觅来对历史作总体的把握、总结历史的客观规律、发现历史的客观真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则认为，传统历史观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主体、媒介本身都是动态的、多元的、非透明的，因而这种旧历史观应当予以摈弃。为此而提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
格林布拉特的历史观深受福柯等人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影响。福柯等人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的知识”(历史话语)，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他致力于揭示被原先单数而正统的“大历史”所压抑的复数而边缘的“小历史”，揭示了诸种小写历史对大历史话语的镶嵌而导致的历史的异质性、断裂性或非连续性。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要义在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文化诗学因此而显示了与旧历史主义的重要区别。
具体地说，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历史”不是非再现性的、纯背景性的、客观自明的，而是各种以文本形态呈现的历史叙事。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接触历史，任何一种叙述和阐释都不会是中性的，无论是历史材料的取舍，还是历史意义的表述，都离不开史家的表述和阐释，因而历史都是文本化的。其次，“历史”并非连续的线性进化序列，并非完全既往的东西，而是充满着各种差异、断裂、非连续性、不断生成性和阐释性的开放文本。复次，“历史”不是单数的同质的History如政治国家史，而是复数的异质的Histories即文化诸历史、心灵诸历史。一元化的历史决不可能将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一网打尽。“历史”因此具有一定的叙事性、文学性、文本性、多元性、偶然性和主观性。
显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不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回归，而只是提供了对诸历史的新阐释。在格林布拉特等人看来，批评家的任务，不是真正回到过去，而是重设文学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历史“语境”，营构当时的文化氛围，以便今天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各自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表述”中展开对话。文化诗学的这种研究路径无疑属于一种“互文性”研究的范畴，但却是以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代替解构主义的文学文本的互文性，是各类文化文本之间的流通和阐释。在文化诗学研究看来，历史既非文学的“反映对象”，也非旧历史主义所理解的、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命定过程；相反，历史和文学两者都是“文本性的”，都具有某种开放性。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历史与文学之间不是“反映对象”与“反映者”(或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多重指涉、复杂交织和相互构成的“互文性”关系。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共鸣性”关系。
格氏总是将视野投向一些为传统正史所掩盖的历史碎片和边缘题材，对历史记载中的逸闻趣事、零散插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将这些文化碎片和偶然事件视为具有创造性或诗学性的材料，从中寻觅某种历史的踪迹，以期营构文学文本产生时的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因而又被称为“逸闻主义”。格氏善于从文艺复兴研究入手，挖掘一些被主流文化遮蔽而如今处于隐秘处的逸闻佚事，把它们视为16世纪各种文化力量交汇线索和透视焦点加以描述和阐释，挖掘一度被淹没的边缘文本的深刻而丰富的文化意义，以期修正、改写、打破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某种主要文化代码，实现重写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这样，研究者能否“回到”真正过去的客观历史，势必令人怀疑。例如，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中对于托马斯·莫尔形象的重塑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有关托马斯·莫尔及其著作的论述中，格林布拉特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实。他所勾画的托马斯·莫尔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用其它文本拼贴而成的新文本。对此，格林布拉特并不回避，他无意回到过去的“客观历史”，因为“历史”都是诸种历史话语和历史主体相互建构的产物。
文化诗学在研究历史文化现象时采用了“厚描”这种研究方法，这种“厚描”法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厚描”法的影响。格尔兹认为，“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格尔兹指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既非单纯地求证原始的文化事实，也非脱离经验的主观臆测和抽象思辨。文化人类学研究乃是一种符号人类学和文化阐释学。文化阐释学把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文化活动视为“文本”来读解。文化阐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或“阐释之中的阐释”，它采用的是循环往复的“厚描”方法。所谓“厚描”即是对具体文化文本的清晰、微观的描述和阐释，是对文化叙事行为本身及其意义进行深层细致的分析，是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阐释方法。
格林布拉特自觉地将这种“厚描”作为其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格氏认为，对于经典作品的把握是对各类文化文本进行反复厚描、来回阐释的结果。在他这里，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正史文本与逸事文本、经典文本与边缘文本，乃至自我与历史、文学与语境之间成为彼此的相互厚描。这种“厚描”具有互文性、微观性、反复性、边缘性和阐释性特点。
文化诗学研究对传统历史客观性的摈弃可能使历史成为复杂多义的相对性拼贴。面对这种困境，格林布拉特说，“我不会在这种混杂多义性面前后退，它们是全新研究方法的代价，甚至是其优点所在。我已经试图修正意义不定和缺乏完整之病，其方法是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情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和社会压力上去，并落实到一部分享有共鸣性的文本上”。这里所说的“共鸣性的文本”就是与所要阐释的经典文化文本诞生于同一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其他边缘文化文本如逸闻、趣事、绘画、、风俗、文书、风景、墓碑之类。格氏希图通过这些“共鸣性的文本”重新接近过去时代的文化氛围，寻觅它们与所论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关系。
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一书中，格氏明确指出：“倘若文化诗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解释者的地位，那么，这种意识就必须扩展到承认如下情形是不可能的，即人们忘却自己当前的情境而完整地重建并进入16世纪的文化。本书中各处都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特征：我对自己的研究材料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材料本身的特性，都是由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构成的。”格氏认为，与已逝的古人对话时，文化诗学批评家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自己的声音同时又是古人的声音，因为古人设法给我们留下了其文本踪迹。换言之，文化诗学的文本阐释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求证，不是寻求阐释对象的“原意”，而是在理解对象与反思自我之间来回对话和振摆，其旨归仍在于反躬自问、反思当代处境。显然，这种文化解释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思想的色彩。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希冀重返历史的方式竟表现为返回个人情境，历史成了佚文史、文化史和心灵史，从而暴露了文化诗学研究的局限性，即历史观念的相对性和文化释义的主观性。
三、话语的实践性(政治化)：揭示文化实践的社会功能
文化诗学禀承福柯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眼光，从文本细读走向了话语分析。“文本”是单个的作品。无论是注重其内在品质和确定意义，还是解构其确切所指或消解其最终意义，“文本”概念都不足以体现文化诗学的学术旨趣。为此，引入“话语”概念是必要的。“话语”不局限于文本，其内涵更为丰富。“话语”是具体的表述和对话活动，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和交流等诸多要素。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深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福柯的话语理论研究，不是分析语言的结构和规则，而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以其特有方式构成的社会实践。福柯以近代人文科学、癫狂史、性史等为例，深刻揭示了话语的建构功能。福柯把这种社会关系的话语建构过程，称之为“话语实践”。福柯深刻探讨了话语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话语理论被称为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福柯晚年曾有好几年在格林布拉特所在的加州大学讲学，格林布拉特本人也承认其文化诗学受到福柯的影响。
文化诗学立足于话语分析角度，旨在突出文学与历史的互动，阐释文学活动的意图和效果，揭示文化实践的社会功能，体现批评家的价值和立场。与第一点的“文学的历史性”、第二点的“历史的文学性”相比，这里的第三点强调了“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之间的双向互动。
从主观上看，格林布拉特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无定性的多元观点来看待历史文化，标榜其批评“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以避免将历史文化和政治倾向“单声道化”。于是，格林布拉特常常摘下“新历史主义”的招牌，改换“文化诗学”旗帜。然而，“文化诗学”的政治倾向仍是明显的。格氏的文化诗学研究更注重分析边缘的被压抑文化的实践性作用，注重逸闻趣事的深掘和厚描，以此作为质疑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政治解读方式。
格林布拉特在《回声与惊叹》中明确指出：“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文化诗学具有的政治性，并非现实地去颠覆既存的体制，而是追问体制的形成和维系机制，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他异因素，揭示文学与历史、文化与历史、主体与历史、中心与边缘、正统和异端之间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从而对既有体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思维原则加以质疑。
文化诗学拒绝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路径，避免单纯从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简化历史；而是转向对自我与文化、文学与历史、话语与权力、主体(或身体)与体制之间相互形塑的关系和过程的具体调查。受格尔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阐释学观点的影响，文化诗学批评家对自己的阐释者身份有相当的自觉，多次强调文化诗学的阐释者的地位，主张通过阐释性批评来实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文化共鸣。
在其代表性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中，格林布拉特指出，主体自我是在自我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各种能量的协合中形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自我)与“历史”(文化)是相互建构的产物。个体自我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个体自我也参与了历史文化的建构。个体自我与历史文化相互建构并流通在艺术话语活动之中，创造出具有审美形式的艺术品以供人消费。文学艺术经过读者的消费又重新返回个体和历史。因此，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作家和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构型的关系。作者个人正是通过文学与他的时代之间实现了相互塑造。格氏特别强调文学对历史的这种塑造作用，认为文化诗学批评实践的使命就是要揭示文学艺术作为话语生产与文化建构的“复杂性质”。他指出，体现在文学文本中的“自我”与历史文化的“语境”都不是静止、固定和抽象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不断生成着。一方面，作家不可能超出他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聚集和形成能够塑造他人和集体信念的能量。文学因而不是个人的独自呓语，不是单纯的“语言构造物”，而是携带着社会能量(或社会权力关系)和个人反叛意志等多种文化信息的话语活动，是能够不断地流通并发挥着“塑造”作用的文化“通货”。格氏发现，作家人格力量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整个社会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的行为方向，但规约强制性话语与作家自我不会完全吻合，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与个体行为模式的缝隙中存在着反叛和挑战。那些表现主体自我的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具有明显的反抗作用，这种反抗又往往以表面柔顺服从的方式出现。
深受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格林布拉特将文学话语与权威力量的关系概括为颠覆和反颠覆的双重关系。他在《看不见的子弹》一文中使用了两个颇为政治化的术语：“颠覆”与“抑制”。“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这种颠覆力量的抑制。他认为：颠覆正是权力的产物，权力不仅产生了颠覆，而且权力就建立在颠覆的基础之上。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文学本文作为历史语境中的一个话语事件，是颠覆与抑制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得以上演，各种历史力量在其中相互碰撞。统治性权力话语对他异性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并用的手段，以化解这些他异因素；而作家在作品中往往采取反控制、反权威的手段对权威统治加以颠覆和破坏。于是，在文学颠覆与权力控制之间出现某种共振并达到某种妥协与平衡。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呈现为：文学通过某种文化策略向历史权威和主流价值提出挑战，它既产生颠覆又遭遇含纳。文学话语既保持与历史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又与之形成共振和共谋关系，文学成为异己力量和维系力量的结合。文学一方面对现有权力结构有着内在的反抗性，另一方面文学又常常被体制性话语所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