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回答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核心体系和理论框架。
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强调发展必须依靠人，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超越了传统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世世代代的永续发展，摆正了人与自然、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些思想，既见物，又见人；既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又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和论断，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如关于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关系，与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与深化改革开放的关系等的论述；关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论述，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论述，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论述，关于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论述，关于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论述，关于推进“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论述，关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论述等等，均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回答
关键词：耗散结构 时间 认识论 自然观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普里戈金对时间的新探索，不仅具有自然观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科学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
一、时间对称破缺：认识与生命特征相联系
时间，是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也是一个基本的科学范畴。它与科学思想的演进密切相联系，也与认识论的发展密切相联系。
在经典科学的可逆的钟表时间观支配下，自然界被描述成一个量的世界、几何的世界，自然界是钟表，动物是机器，人只不过是更精妙的高级的会学习的机器。那时代的一部分思想家提出，学习是从感觉经验中来的，除了感觉经验之外，一切都不可知。另一部分时代思想家则认为，这台机器中已先天地装有某种概念程序，从而可以接纳跟这种内存程序相容的东西。康德则明确提出了“先验时间”是认识得以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进入19世纪，终于出现一系列关于自然演化的理论。热力学第二定律，把不可逆的演化、时间之矢问题提到了醒目地位。在普里戈金看来，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科学进展，特别是基本粒子的不稳定性的发现，现代宇宙学演化观念的发展，以及非平衡成为有序性的基本因素的发现，都标志着时间的再发现。所谓的时间的再发现即时间对称破缺、不可逆性作为自然界的一种建设性因素的发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科学认识论观点的产生。
在对时间的新探索中，普里戈金导出了一个内部时间。一个系统的内部时间本质上不同于从钟表上读出的外部时间，但其与某个态相联系的平均“年龄”与钟表上读出的时间的数量相同。一旦得到了内部时间，就有一个时间对称破缺变换，从而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一个选择原则。
当普里戈金以“更带有认识论色彩的说明”来阐述上述科学发现的意义时，他认为：“测量过程相应于人与其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要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必须考虑到，活的系统，包括人，有一个破缺的时间对称性。”“时间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经验的一个基本的成分和理解人类历史（无论是在个别人，还是在社会的水平上）的关键，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自然的关键。”（［1］，pp、 209—214）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恢复主观主义的科学观； 而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把认识与生命联系起来。”（［1］，p、5）
从相对论、控制论到宇宙学，都接触到了时间的对称破缺，不可逆性对于科学认识和认识论的意义。相对论中，时间与认识有关；爱因斯坦还注意到：如同拍电报那样，“这里重要的是，发送信号在热力学意义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是一个同熵的增大有关的过程（然而，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一切基元过程都是可逆的）。”[2] 维纳写道：“能够和我们通信的任何世界，其时间方向和我们相同。”（［3］，p、 35）霍金试图论证热力学时间箭头、心理学时间箭头和宇宙学时间箭头的一致性，他写道：“我们必须按熵增加的次序记住事物。”[4]
普里戈金通过耗散结构理论的新成就，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他认为，热力学第一定律表述为一个选择原则表明，时间对称破缺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熵垒，即存在不允许时间反演不变的态。如同相对论中光垒限制了信号的传播速度一样，熵垒的存在则是通信有意义所必需的。无限大的熵垒保证了时间方向的唯一性，即保证了生命与自然的一致性，使认识成为可能。换言之，人之所以能认识世界，是因为天人相通、人跟世界的时间之矢一致。
生命系统是耗散自组织系统，是有内在生命节律的过程系统。生命即使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正是借助这种内在的生命节律机制，从而内在的对时间有方向性感觉。对时间方向性的理解，随着生物组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很可能是在人的意识中达到最高点。而且，耗散自组织系统具有历史和分叉，通过某种滞后返回时表现出某种对历史的“记忆”。从认识的角度看，这些也正是主体能够认识客体、主观时间得以反映客观时间的物质过程基础。没有这种基础，那么，如同白板说终将导致不可知、而先验论只能停留在认识此岸一样，认识论就无法解决认识发生问题。
康德正确地指出了时间对于认识发生的重要意义，但他采取的是经典科学的时空观，只能把它说成“先验形式”，停留在认识的此岸。玻尔在思考认识的发生问题时强调，存在一些原始概念，这些概念并不能认为是先验的，但是每种描述都必须被表明是和这些原始概念的存在相容的。普里戈金认为：“生命系统具有对时间方向性的感觉……就是上述‘原始概念’中的一种。没有它，任何科学，不论是关于动力学中可逆时间行为的科学，还是关于不可逆过程的科学，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耗散结构理论最使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就是：我们现在能在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上发现这个时间方向性的根源。这个发现反过来又以自洽的方式证明我们认为自己所具有的对时间的感觉是合理的。”（［1］， p、6）
普里戈金对时间、生命和认识关系的见解，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时间范畴的本质和科学认识论的探讨。
二、人在自然之中：既是参与者又是观测者
主体和客体是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科学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主客体关系是规定科学认识的各种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并构成科学认识的基本内容。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再如同经典科学那样试图把物质世界描述成一个我们不属于其中的分析对象，即不再认为科学认识中主体完全可以与客体分离、可以超然于客观世界之上。
在相对论中，光速是一切信号传播的极限速度。这里意味着认识主体在认识客观世界时可以利用的资源是受到约束的，因而认识者是处于被认识的世界之中来认识世界的。普里戈金认为，这个事实赋予物理学以一个“人类学”性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一种“主观的”物理学、是我们的偏爱和信念的结果，而是带来一种把我们认作是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内在约束，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仅仅当它是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
在普里戈金看来，量子力学更彻底地动摇了经典物理学基础，更尖锐地涉及到主客体关系问题。按照量子公设，观测过程是一个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观测的现象是一个完整不可分的现象，然而观测过程同理论分析的目的又要求把被观测的客体和观测仪器区分开来。从不可分的现象中得出不依赖于认识主体又不依赖于认识手段的关于客体的知识是否可能，成为量子理论面临的困难，涉及到深刻的科学认识论问题。
对此，玻尔以著名的“互补原理”作出一种认识论概括。普里戈金也认为：即使在物理学里，也象在社会学里一样，用玻尔的名言来说，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结合自己的科学探索，普里戈金进一步提出了内在包含“历史因素”的一个科学认识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人——作为嵌入物理世界的宏观存在物，他反映物理世界的过程可以概括为：
观察者─────动力学
（区分将来与过去）
不可逆性
│
时间对称的破缺────耗散结构
普里戈金认为，这个认识模式跟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相通的。他同意皮亚杰的观点：认识既不是先天预成的，也不仅仅是环境单向作用的结果，而是循环往复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主体的认知结构产生于一种有效的内部结构，经过主体对客体的同化和顺应而逐渐建立起来。
按照这个模式：观察者，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体系，即一个开放的极其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他能够推断将来和过去的区别。他测量坐标和动量并研究它们随时间的变化，这就使他发现不稳定的动态系统以及其他内在随机性和内在不可逆性的概念。一旦有了内在不可逆性和熵，就遇上了远离平衡系统中的耗散结构，就能理解观察者的时间定向的认识活动。
实际上，当把这一模式跟科学发展联系起来时，这个模式又是对科学发展的一种认识论概括，即科学首先认识到经典动力学，进而认识到不可逆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到对耗散结构的认识，从而重新发现了对称破缺的不可逆时间，于是引起了科学图景、科学方法和科学认识论的转变，形成了新的科学观念。
在普里戈金看来，这不是从逻辑上导出的结论，而是考虑了人作为一个远离平衡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宇宙这个“宇宙学事实”的结果。“而且这个模式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不对描述的任何基本方式作什么假定，每一个描述层次都隐含着另一个层次，也被另一个所隐含。我们需要的是多层次，它们都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都不要求突出。”（［5］，p、358）
现代科学表明，这至少是一个3层次的描述。 第一层次是经典动力学层次。在时间可逆的意义上，量子论也属于这一层次。第二层次是由热力学特别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表述的过程或不可逆层次。第三层次是可以成为相干进化系统或耗散自组织层次。而且，各层次并非截然割裂。恰恰相反，它已把某种统一的特点带进了自然科学、首先是物理学之中。
这几个层次不能互相归结，但是互相影响。活的有机体是远离平衡的耗散自组织系统，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认识是一种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非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而且，我们始于宏观级别的描述，对外界的认识、测量结果，特别是譬如对微观世界的测量和认识，都会在某点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宏观级别的描述，因此不同级别的认识是互相影响的。
近代科学以超然于自然的态度来理解自然，力图把自然归结为简单的、由少数几个“永恒”定律统治着的、只有量的差别的抽象世界，认为局部分析就正好反映了这整个世界，人的认识也因此一蹴而就。而现代科学揭示出人是嵌入自然界来认识自然的，自然界整体上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不断演化的、质上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人们对自然局部的、某个层次的有选择的探索并不能穷尽整个世界，人的认识不可能一劳永逸，亦是历史演化着的。
总之，经典的客观性已成昨日黄花，主观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可取，只有把不可逆观点即演化发展的观点彻底贯穿在科学活动中才能真正理解人——既是参与者又是观测者——的科学认识，从而才能既坚持认识的客观源泉又高度重视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三、科学观测：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不可逆与可观测
科学观测是科学认识中涉及主客体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人们对科学观测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典动力学描述了一幅轨道的、可逆的世界图景，其中初始条件可以任意规定，任何状态都可以达到；轨道一旦给定了，就永远给定了。任何事物都是给定的，同时任何事物也是可能的。于是，一切都是确定不移、秩序井然的，一切都是可观测的、可知的。拉普拉斯精灵，成为动力学描述外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随着热力学的兴起，出现了热力学的不可逆图景与动力学的可逆图景冲突。玻耳兹曼试图把轨道物理学扩展到包括热力学描述的情景，运用概率方法实现从热力学平衡态的微观层次向宏观层次过渡来协调这种冲突。他的重要结果是，熵的不可逆性的增加会逐渐忘记任何初始非对称性，总是趋向于概率的增加。他的研究，使得概率的概念第一次起了根本的作用。
玻耳兹曼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遇到困难，吉布斯考虑以完全的分布函数代替速度分布函数以避免有关困难时未获成功，这促使他得出“不可逆性的主观主义观点”，把不可逆性看作是观测者感官的不完善造成的假象，是知识的缺失所造成的错觉。他给出的著名“墨水”例子认为，宏观上好象是不可逆的过程，微观世界里系统保留大量的墨水分子进行着无规的随机运动。似乎这才是分子的真实运动，而所谓的系统宏观的不可逆性，只不过是由于过程中观测者感官的不完善造成的错觉。
现代科学进一步埋葬了纯客观观测的偏见，把以前隐含的矛盾突出起来，特别还从观测的角度涉及到可逆和不可逆、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的矛盾。量子力学中，如玻尔所强调的，每个测量内在地都是不可逆的，测量记录和放大，又总是和光电吸收或发射这样一些不可逆事件相关连的。然而，量子力学描述本身，系统的状态由动力学方程中的波函数决定，这里是可逆时间，本身是不能描述测量的不可逆性的。事实上，一般而言，如同维纳曾指出的，所有的测量本身都是一个不可逆过程。（［3］，pp、33—34）
面对量子力学中方程的可逆性和测量的不可逆性构成的佯谬，一种观点认为，量子论把观测者引入了微观认识过程，导致了量子认识的主客体不可分，从而在认识对象和结果中把观测者的主观因素不可剔除地包括在内。有人说，量子力学取消了主客体之间的区分。冯·诺意曼的“测量理论”中，没有“抽象的自我”参与整个量子测量过程作“最后的一瞥”，量子状态的测量就不能最终地完成。在普里戈金看来，这是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可逆世界的产物：“这符合我们已提到的那种一般准则，即不可逆不在自然界中，而在我们当中。在现在的情况下，正在从事观察动作的感觉的主体决定了从纯态到混合态发生的转变。 ”（［1］，p、65）
传统上，面对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的令人烦恼的矛盾，人们把前者作为基础描述，而把后者看作是附加在前者上的近似，更有把热力学第二定律看作是主观的或拟人的。玻恩断言，不可逆性是把无知明显地引入到基础（动力学）中去的结果。爱因斯坦则写道：“在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中没有任何不可逆性，你必须接受这样的思想：主观的时间连同它对‘现在’的强调，都是没有任何客观意义的。”（［1］，p、174）
与此相反，在普里戈金看来，从今日的基本粒子物理学、生物学到宇宙学，不可逆性都展示出某种比上述看法更为基本的作用。他写道：“我相信，已经取得的主要进步是：我们开始看到，概率性并非一定和无知连在一起，决定论描述与概率论描述间的距离并没有爱因斯坦以及其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样大。”（［1］， p、 174）
现代物理学中，一个算符的本征函数描述系统的状态，其本征值即该算符代表的物理量，也就是可观测量。普里戈金尝试定义一个微观熵算符m，它与刘维算符l不可对易，相应地定义“微观熵产生”：－i （lm－ml）＝d≤0。这里，要么考虑刘维算符的本征函数以便决定系统的动力学演化，要么考虑微观熵算符以便决定系统的热力学演化，但是不存在两个非对易算符所共有的本征函数。这个对易量引申出来动力学描述和热力学描述之间的互补性，这里也涉及其数值是不能同时确定的可观测量。
而且，熵算符与刘维算符根本不同。刘维算符作用在一个与纯态相对应（即与一个完全确定的波函数相对应）的密度矩阵上时，使系统处于一个纯态（即对应于一个十分确定的波函数）。而熵算符不再保持纯态与混合态之间的区别（或波函数与密度矩阵之间的区别），即纯态与混合态之间的区别不再是可观测的。
当进一步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为一个选择原则时，即断言对称破缺变换导出两个时间方向，其中只有一个方向是物理上可以实现的。引入这种变换的系统叫做“内在随机系统”，选择原则也有效时可叫做“内在不可逆系统”，概率在此获得了内在的意义，并非主观或无知的代名词。可见，对于一个系统，或更一般地，对于自然界，某些状态是被严格禁止的，既不会自发发生，也不会由我们制备出来，而被容许的态则与一个概率测度联系起来。同时不可逆性也不是主观的或无知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深藏在空时结构中的非局域性的表现。
从静态的即时间可逆的观点看待科学观测，总是在认识的此岸和彼岸、主体和客体之间跳跃或截然两分。而只有把演化的观点即不可逆的观点引入科学观测，才能理解联系着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的科学观测。
四、科学认识的演进：共鸣与涨落放大
关于科学和科学认识的演进，科学史研究中有内史论和外史论等不同的研究角度，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更是研究重点。普里戈金也运用关于时间不可逆的科学成果，把科学系统放入社会文化的环境之中，从系统演化、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
按照在时间不可逆性基础上建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对于耗散自组织，涨落可能引起系统功能的局部改变，但也可以得到整个系统的响应，涨落放大，使得整个系统的结构的发生改变，反过来又决定了未来的涨落的范围。这可表示为：
结构─────-功能
│
│
──涨落──
普里戈金认为，它不仅是理解自然演化的一个基础，而且也是理解社会和文化演进的一个基础。这也正是他讨论科学认识发展的基础。
近代科学认为，自然的奥秘在于自然是简单的、可用数学表述而且只有一种这样的数学语言，通过实验对自然的发问，从而就能通过局部发现自然的全局真理。某个革命的世界概念，也许是给实验战士们以坚强信念和有力论据使他们能坚持反对先前形式的唯理主义所必需的。形而上学的信念也许是把手工工匠和机器制造者的知识变成对自然进行理性探讨的新方法所必需的。科学就是这样与自然对话并一往无前的。
但是，普里戈金指出，这是一种线性时间链的科学认识发展观，如果仅仅以此去解释近代科学的兴起，就造出了一个“科学发祥的神话”。按照这种说法，近代科学就是单一的理性的胜利，自然就是一台线性时间的钟表机械。实际上，忽视了整体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气氛，很难解释近代科学何能冲破宗教神学的桎梏。他认为，近代科学和神学说教之间，必定有某种共鸣，才有涨落放大，获得突破。首先，钟表世界是一个隐喻，它暗示存在一个钟表匠上帝，即自然的理性主人。其次，一个更深层的联系是，近代实验科学与希伯来和古希腊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某种“基本”联系的问题。怀特海认为这种联系处在本能信念的水平上，即“基督上帝实际上是被召唤来为世界的可理解性提供基础的。”（［5］，pp、86—87）科学家和神学家尽管有严重冲突，但还是令人不可思议地联合起来，努力把自然描述成一个没有思想的、被动的机构。科学的发祥，可以看作是这个特殊复杂性的产物，该复杂性在中世纪建立起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和技术各因素之间共鸣和放大的条件。
科学思想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结果对两者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德国人赫姆霍茨、迈尔、李比希，分属不同领域，严格意义上谁也不是物理学家，他们何以得出呼吸以致整个世界都是由某个“基本当量”关系即能量守恒原理统治着呢？这里不能不看到德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赫姆霍茨就公开承认，能量守恒原理不过是所有科学赖以建立的一般先验条件在物理学中的体现。反过来，能量守恒原理的深远文化影响，导致了把社会和人看作是转换能量的机器。傅立叶热传导定律的发现，在法国和英国却成了不同历史道路的起点：在法国，拉普拉斯决定论美梦难圆导致了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分类；在英国，追求科学统一性开创了对不可逆理论的渐次表达。陨石被从维也纳博物馆中扔出去，是因为在太阳系的描述中没有它的位置。化学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可是它似乎与均匀地衰退到平衡态的思想相矛盾，于是它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没有引起注意，反而被压抑了。
社会文化并不只是影响科学思想的被接收与否，还通过相互作用、涨落共鸣的方式影响科学认识方法的内容，影响科学思维的方式。麦克斯韦采用概率方法来描述复杂现象时，受到凯特尔关于社会学“平均人”著作的影响。玻耳兹曼深受“达尔文世纪”的感染，立志成为“物质进化的达尔文”，致力于导出熵的力学解释。普里戈金认为，1920年德国的非理性运动，作为因果性决定论、约化论以及理性等这样一些经典科学所认同概念的对立面，却被认为是体现了自然界的基本非理性，构成了量子认识的文化背景；爱因斯坦把不可逆性看作一种幻觉，似乎与他以超然于现实之上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有关。而且，他自己之所以对时间的探索一往情深，提出对时间的新理解，也跟自己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气氛有深层的联系。
正是把科学放入整个文化背景中，考察文化环境在科学认识中的积极作用，把它看作一个有创造性的时间过程，普里戈金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大学里，研究工作与对未来的研究人员的培养教育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大学里考虑问题时，科学活动和库恩的观点相当一致。“而如果作为一般意义上对科学的描述（这导致关于知识一定是什么的结论），库恩的分析就可以被约化为科学发展的实证主义概念的一种新的心理社会模式，就是说，越来越专门化和间隔化；‘常规’科学行为和‘严肃’‘沉默’的研究者（他决不在有关他的研究的总意义的‘一般’问题上浪费时间，盯住那些专门化的问题）的行为等同；以及科学发展对于文化、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本独立性。”（［5］，p、 367）他认为，按照库恩的范式—危机—新范式模式，科学团体习以为常地向自然发问，最终自然难以回答时出现了危机，引起了革命。这样一来，隐藏在科学革新后面的推动力倒是科学团体的强烈的保守行为。
普里戈金指出 过去一百年的科学发展中， 一些危机与库恩给出的描述相当一致，但科学家们并未深究过这些危机，例如，发现基本粒子的不稳定性和发现演变中的宇宙就是例子。而可逆世界和不可逆物理学的关系，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而是那种包含着种种难题的隐蔽式的连续性。这些难题一直被许多人斥为不合理、不真实，却又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重新提出来。在这里把不可逆性纳入物理学的新进展，并非是某种全然“意外”，而是“清楚地反映出科学的内部逻辑和我们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脉络。”
总之，“文化上的由来不能作为全部答案，但也不能被排斥，我们必须把关于产生科学概念的‘内部’和‘外部’决定因素间的复杂关系结合起来。（［5］，p、 369）
五、时间的再发现：自然观和科学认识论
一般而言，科学哲学将自然观、本体论、客观规律、哲学基本问题等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将哲学研究限于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围，甚至仅仅归结为语言和逻辑分析。这是康德二分法的传统。实证主义要把科学上最富有成果的东西和“真”的东西区分开来，借以克服经典科学中蕴涵的经典理性的困难。马赫认为，科学帮助我们去组织我们的经验，它导致一种思维经济。维也纳学派一方面赋予科学以裁决一切实证知识以及保持这实证知识有效所需的哲学权力，使所有理性知识和问题都合理地服从科学。另一方面，哲学的目标是分析科学方法，把理论公理化并清晰地表达出来，哲学这个科学的科学就仅是科学的一种工具。
普里戈金对此评论道：“我们不想缩小这种探讨的益处，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却大不相同。我们的目标不在于阐明已知的知识或把它公理化，而是要填平这种知识中的某些基本鸿沟。”（［5］，p、140）这就是要在重新发现时间的基础上，开创人和自然的新对话。
当代科学的进展，使普里戈金得出结论，我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存在和演化二者可以归并到一个单一的不矛盾的观点中去。我们的自然观正在经历着根本性的变化，向着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的变化。而正是自然观迅速变化这一事实，“表明智力结构在我们的实在的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5］，p、349）自然观、认识论总是难分难解的，脱离自然观的认识论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地，脱离认识论的自然观也是不可思议的。时间，联系着自然观也联系着认识论。这正如爱丁顿指出的：“在任何要把属于我们自然界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经验领域联结起来的企图当中，时间都占据着关键的地位。”（［5］， p、347）
近代科学成功地开创了人向自然发问、强迫自然回答的单向的人与自然的对话，却疏远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坚持以“自然真理”反对“天启真理”的布鲁诺的“单一的、无限的、不动的……它不产生自身……它是不可毁灭的……它是不可改变的”宇宙观，却又意味着人和自然分裂的二元真理。经典科学带来的是变化世界和永恒世界的分裂，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隔离，于是如同柯莱伊所说：这意味着两个真理或根本没有真理。（［5］，p、72）”
当康德、拉普拉斯以宇宙演化论告别上帝，就开创了自发的自组织的宇宙观。但是，牛顿科学、经典动力学仍然至高无上，这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仍然需要“第一推动”。谁来代替上帝的位置？康德响亮回答：人为自然立法。人现在代替了上帝。康德还论证了：现实可分为现象的层次和实体的层次，前者对应着科学，后者对应着伦理学。因此，经典科学是对的，人类与科学所描述的现象世界的疏远也是对的。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现在的问题倒成了人为何能认识这个绝对真理。于是他又开辟在认识范围内去寻找科学成功的原因的先河。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再也没有必要去探讨科学成果的哲学意义了。这些成果不会导致任何真正新的东西；哲学的主体是科学认识，而不是科学的成果。一个自组织的会出现新事物的宇宙，却又成为一个终究不会出现新事物的宇宙。于是，康德的哲学为两个世界、两种文化鸿沟的扩大再一次推波助澜，既明确地表达了经典科学的内容，也反映了经典科学的理想。
黑格尔不满意康德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的二分，认为这种二分法终将导致不可知论。他主张，自然观和认识论是同一的，并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某个“绝对精神”为自然立法，而且它就是自然的法，它的“异化”和外部表现就是自然界，自然界的发展也就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外在表现。因此，自然界就决非是全然被动的、被组织的。为了构造自己的理想，黑格尔以思辨代替实证，以猜测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非时代科学气质，当然决定了它将为时代科学所反感。
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无时间的、可逆的图景已不再独揽天下，随着天文学、地质学、特别是热力学和进化论的进展把演化带进了自然图景中，尽管这是一个进化和退化相互矛盾的图景。正是在时代科学基础之上，并批判地吸取了哲学史上的积极成果，才有了如同普里戈金所说的：“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恩格斯所详细论述过的。……对他们来说，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这是“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思想”。（［5］，p、305）也只有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阐释自然观和认识论的统一性。
普里戈金写道：“否定时间（就是说，把时间归结为只是某个可逆定律的展开）就是放弃定义一种自然概念的可能性，这种自然概念和那种认为自然生出生物、尤其是人的假设是一致的。它使我们必须在一种反科学的哲学和一种隔离性的科学之间作出选择。”（［5］，p、138）否定时间，也使我们必须在一种否定自然观或一种自然观和认识论截然二分之间作出选择。
自然观和科学认识论是一对矛盾，在形式语言中成为悖论。如果在活生生的过程中——从而也就是在演化的时间中认识这对矛盾，那么这就只能是一种辩证的矛盾。自然观和科学认识论的关系，归根结底，只能是在承认客观辩证法基础上的辩证关系。
亚里士多德把天上世界和月下尘世割裂开来，经典物理学把人们从地带到天并漠视月下尘世，从而割裂了自然观和认识论。但是，时间的再发现，使我们再一次从亚里士多德的天上世界回到月下尘世，从天返回地，从脱离自然观的认识论返回联系自然观的认识论。这是一场科学的革命，也是一场科学图景和科学认识方法的革命，从而也就开创了人的真理和自然真理的有机统一，自然观和认识论在更高基础上结合起来的契机。
主要文献
〔1〕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曾庆宏等译，刘若庄等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209—214页
〔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483页。
〔3〕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
这一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读本》，全面准确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依据，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全面准确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基础，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深刻阐述了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6月28日，在京召开《读本》出版座谈会，与会的理论工作者一致认为，《读本》的出版，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满足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进一步推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必将起到重要作用。今天本报（《光明日报》）特刊发几位同志在《读本》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
由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出版了，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首先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是党中央做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理论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一本好的学习辅助材料。在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任务中，曾主持编写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创造了通过编写《纲要》等重要辅助材料的形式来推动全党学习的好方法。事实证明，这是做好党的理论工作的成功经验。现在，继这两本《纲要》之后，又及时编写了这个《读本》。读了以后，感到写得很成功。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面准确。《读本》是根据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编写的，同时也吸取了理论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二是做了很好的理论概括。所列七个部分，章节布局合理，使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内容更加清晰。三是简洁明确，文风朴实，便于干部群众学习和理解。相信这个《读本》出版后，一定会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对于落实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一定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已经在干部群众中形成广泛共识，在实践中取得重要进展。也要看到，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从前一段的实践来看，要把全党的各项工作真正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还需要继续努力，首先还是要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学习这个《读本》，联系当前存在的问题，我感到，正确认识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非常重要。
第一，要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而不是什么别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观。它特别直接继承了邓小平和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同时，科学发展观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形成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系统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二，要正确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这里的关键，是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是实践中经常遇到和容易发生失误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明确了。同志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只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加持续、快速、健康，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现在，我们要注意克服一些同志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全面发展的倾向，也不能因此动摇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而是要把二者正确地统一起来。
第三，要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与“四大建设”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中，处于核心位置。在经济建设上，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过程中概括出来的理论精华，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在政治建设上，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发展观。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决策要通过民主的程序来实现，发展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发展。在文化建设上，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最新成果，对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社会建设上，科学发展观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实现社会和谐首先要做到科学发展。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促发展，从社会关系、社会状态方面反映和检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
第四，要正确认识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周继良、也论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J]、现代教育管理，2011，（11）、
[2]吴晓鸣、体育科研中唯物辩证法的主要方法论[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1999，（1）、
[3]任洪荡、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统一[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4）、
[4]蒋磊、建构・反思・公共性――陶东风近年学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一）缺少基本理论范围
目前我国现有的宏观经济管理学教科书，还缺少基本的理论范围依旧，科学特征模糊不清。理论依据总体上还是借鉴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理论，还未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同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对象不确切
任意一门专业的学科，必须要拥有确切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关系着学科长远深入的发展和实质性内容，各学科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对象不同。所以，确定研究对象，对任何学科来说都很重要。而我国现有的宏观经济管理教科书，大多没有确切的研究对象，并且没有为相应的对象内容加以概括和介绍。也正是受到研究对象不确定的影响，造成现有不同版本的宏观经济管理教科书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偏差，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内容上的偏差，部分专业认识可能会认为，不一样的教科书内容就应当是不同的。在此笔者认为，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内容上的区别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根本理论知识上的偏差，是不应当出现的。例如，经济管理基本职能、基本策略、基本内容更应当形成统一的标准。
（三）学科体系缺乏合理性
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目的在于，揭露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通过有效的调节方式，来完成宏观经济正常运转。因此，可以将宏观经济概括为一门学科。现有的宏观经济管理并不像一门学科，归根结低是因为其理论性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支撑，学科体系支配并不合理。最常见的表现是，将管理内容做为学科主要内容进行讲述。
（四）传统方法叙述过多
现代经济管理体系能够结合现代科技进行综合管理，可以将抽象的宏观经济管理学体系，很好的阐述清楚，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还没有实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叙述的方法仍然较为过时，同时传统方法叙述较多，不利于现代管理人才的培植，从而无法达到现代管理实践的需求。
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策略
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经济理论部门和现实操作各部门的协同努力。在此，笔者就完善经济管理体系提出了部分相应的建议。
（一）完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准则
第一，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要满足一般理论体系，应当将相应的理论引入的相应的职能中建议叙述。第二，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牵涉的内容较多，如果各个方面都加以阐述，很可能造成内容条例相互混淆，因此突出内容重点，精简适用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实质在于现实中的运用，而定量分析能够更好的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所以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应当以定量分析为根本，尤其是要重视部分决策模式和调节模式的运用。第四，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体系。
（二）明确理论体系内容组成
根据上述准则，将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体系做出以下布置。首先，由引导论述组成。引导论述综合性的概括了宏观经济管理的定义、研讨对象、研讨策略、研讨内容、以及学科特点等。其次，由宏观经济运转规则描述组成。宏观经济管理只有对客观经济允许状况充分认知，才能够正确合理的允许，方能做到科学管理，进而更好的讲述经济系统的协同性，更加持续深入的改善经济增长行情。再之，由职能组织、管理目标、政策方法组成。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体系还由宏观经济监管、评价标准等组成。新的理论体系内容结构与当前宏观经济管理教科书相比较，既能满足一般的理论管理体系，又能拥有良好的逻辑顺序，其还可以有效避免管理内容与管理职责之间的冲突，凸显出了管理学学科的优点，更好的让人掌握体系内容，把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真正转变为一门指导下强的管理学。
三、对理论范围和研讨对象的观点
科学先进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体系应当拥有属于其自身的理论范围，理论范围设立的准则应当在下述基础之上。第一，基本范围必须是本学科的基础，同时融汇于整个理论体系过程中。第二，应当展现出学科特征，与其它学科具有很明显的差异，其它学科不属于这些基本范围之内。第三，基本范围能够支撑整个学科的内容。根据以上三个原则，可以将宏观经济管理学的基本范围归纳为，宏观经济运转、总体供应相互平衡制约、结构及时调节和改善、宏观经济决定、以及宏观经济调节等。而宏观经济管理学的研讨对象应该以，探讨国家维持宏观经济运转中的社会总供应平衡的规则。社会总供应矛盾是有史以来，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最基本的经济冲突。人类在生产过程，推动经济活动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是经济活动中最为常见的矛盾。社会总供应的平衡和制约，则是宏观经济中各种不同问题的几种表现。失业率的高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等，都和社会总的供应有着密切联系。根据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对于社会总供应的研究，促进了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形成。社会总供应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理论目标和中心。
四、结语
青年人才青年教育青年人才观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培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学术界对青年人才观的研究就目前来说主要是分为青年观和人才观两部分来进行研究，各个部分内容详实。
一、青年观研究
1、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为代表的青年研究
卢的《论的早期青年教育思想》则从以下四个方面提炼了早期关于青年教育的思想内容：主张发展个性，提倡人格主义教育；认为青年是“修学储能”的时代，要认真读书，力求“积文成学”；主张青年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志向并特别强调要重视体育以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陈金明的《论青年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从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和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方面论述了青年教育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王艳的《青年培育思想研究》从其产生发展、主要内容、实践途径和评价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届领导集体强调青年教育要“又红又专”、德才兼备，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王春梅的《邓小平青年观的四个纬度》从青年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选拔培养和使用青年干部以及改革创新青年工作这四个维度论述了青年和青年工作。刘明海、赵政一的《邓小平青年教育思想内涵浅析》从坚持理想教育培育“四有”新人、牢记历史坚持信念教育、联系实际教育、主张学校和社会“齐抓共管”和培养反思素质五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的青年教育理论。兰刚的《略论邓小平的青年观》从青年战略观、青年理想观、青年德育观和青年人才观四个角度概述了邓小平的青年观。叶敦卫、曾正德的《试论邓小平的“青年教育”思想》从青年教育的地位、目标要求、内容及方法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届领导集体强调青年教育要把握“三个面向”的标准，培养“四有”新人。
兰刚的《青年观论略》从“青年兴则国家兴”的一种体认、“莫负大好时光，努力增长知识”的一种厚望以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一种要求论述了同志的青年观。李会富的《对邓小平青年和青年工作思想的发展》一文，首先，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的青年和青年工作思想；其次，从五点来说明其对、邓小平青年和青年工作思想的发展；最后，从时代变革、青年自身特点的变化和党对青年工作问题认识的深入三方面来阐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阎大伟的《近十年来同志青年观研究述评》从研究起点、重要进展、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理论价值等方面对同志青年观的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其研究提出四点建议。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三届领导集体强调青年教育要坚持“四个统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蒋勇的《青年思想研究》从形成和发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价值和践行路径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岳杰勇的《同志青年思想论述》则从青年“希望论”“活力论”“信赖论”和“不足论”四个方面来说明青年的地位和作用，从“四点希望”来指明其成长发展，要以核心价值引领、创新教育方式和坚持齐抓共管来回答如何教育培养，要以“四个新一代”为方向作为评价青年人才的标准以及从思路创新、方式创新和自身建设创新三方面来论述青年工作创新。程东旺的《论青年教育思想的特色》则指明的青年教育思想具有坚定性与正确性并存、民族性与国际性融通、传承性与发展性衔接、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统一等五大鲜明特色。李同果的《论同志的青年观思想》围绕“青年是什么、培养怎样的青年、如何培养青年”这一时代课题，系统阐释了同志对青年价值观、青年发展观、青年教育观、青年工作观、青年人才观等重大问题的远见卓识。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用“四个新一代”为指标来回答新时期如何培养和教育青年。
2、比较研究几代领导人的青年教育观
蒋勇、张秀群等著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则从其历史变化进程和对当代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指导作用两方面入手来进行论述。从“四有”经过“四个统一”到“四个新一代”来概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丰富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以及要竭诚为青年服务三点来促进当代青年的健康成长。李宁宁的《三代领导人对青年教育的贡献》分别概述了的教育和劳动相结合、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邓小平的“四有新人”思想和的“四个统一”的思想。刘海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发展及述评》一文首先考察了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青年观的发展历程，其次对其形成和发展、内容以及价值进行评述，最后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提出建议。
二、人才观研究
1、各个时期以领导人的思想为代表的人才观研究
彭大成、聂晶的《论的青年人才观》，首先，从“先锋队”“突击队”和接班人三方面指明青年人才的重要作用；其次，定义了其标准即政治坚定、“红”“专”相统一和德智体全面发展，并进一步结合实际阐述了其培养和使用问题，最终指出要关心、引导青年人才的健康成长。危君的《的人才观及其现实意义》一文将其主要归纳为德才兼备、以德为纲的识人标准，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不拘一格、知人善任的用人风格和深入群众、注重实践的培养方法。王轶的《从的青年人才观谈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一文，首先谈在坚持“四有”标准的基础上用“四个统一”和三个要求来加以创新和丰富，并结合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青年人才全面发展思想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着重研究新时期党的科学人才观
马兆义、李军的《贯彻落实科学人才观探讨》则从科学人才观的内涵、要突破的三大问题以及要更新人才观念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详细指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坚持人人都可以成才、“适应即人才”和“人才尊严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刘锡林的《人才战略思想研究》一文，从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四个方面进行全面阐述。汪晓晗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科学人才观的内涵》则从科学人才观的核心价值、基础观念、人才标准、评价标准以及管理体制五个方面论述。王丽筠的《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青年人才观》指出，要树立科学的青年人才观并在培养青年人才问题上必须确立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思路、新机制。
3、对历代人才观的比较研究
梁春鸿的《21世纪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研究》一文，首先，研究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其次，考察其主体，即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步骤，最后指出要树立中国特色的科学人才观，着力提高综合素质、完善创新机制并坚持与时俱进。潘晔的《、邓小平、、人才思想述要》一文，从人才的重要性、选拔标准、使用机制、培养渠道以及激励方式几方面入手详细比较论述了四代领导人的人才思想。
三、对当前研究的一些思考
学术界目前对青年观的内容、价值有较多的研究，而对人才观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中共几代领导人关于人才观念的研究还不系统，仅限于当代条件的限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当前应结合我国当代青年的实际和青年工作的需要进行研究，要解放思想，确立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思路、新机制，树立科学的青年人才观，并建立一套适合其成长规律的青年人才运行机制。
1、将二者有机结合，加深对青年人才观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二者的有机结合还不深入，很多研究只是将二者单独论述，即使有所结合，内容过渡也牵强，逻辑结构不够合理。
2、拓宽研究领域
目前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研究较多，而较少提及人类历史上的青年观、人才观、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非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和古代、近代中国的人才观。应跳出传统的对党的单个领导人的思想研究的模式，将其纳入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来进行考察，挖掘其理论根源。
3、加强微观研究
对其研究应避免泛泛而谈，应注重各个部分的细化研究，如德育比较研究、青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建国前的青年人才教育研究等。
4、进行系统比较研究
目前，对中共四代领导集体的系统比较研究较少，应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系统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人才观之间的继承和发展。
5、加强实践研究
应把握青年人才的主体地位，结合青年人才实际及工作需要，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人才观对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
参考文献：
[1]梁春鸿、21世纪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3，（05）、
[2]王艳、青年培养思想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2011，（04）、
[3]蒋勇、青年思想研究[D]、西南大学，2010，（04）、
[4]刘锡林、人才战略思想研究[D]、湖南大学，2009，（08）、
[5]蒋勇，张秀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01）、
[6]潘晔、、邓小平、、人才思想述要[J]、湖北社会科学，2006，（11）、
[7]阎大伟、近十年来同志青年观研究述评[J]、思想研究，2007，（11）、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书记最近精辟地概括和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丰富内容与深刻内涵，这一重要论述对教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教育研究工作面临新的任务和要求。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论述在“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做出了明确的是非标准，教育研究要进一步贯彻和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如何对待国家和人民、如何对待科学与劳动、如何对待他人和义利、如何对待法纪与生活的角度，全面阐明了“培养什么人”的重要标准，明确了在“培养什么人”过程中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与深化。不容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腐朽没落思想与作风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产生消极影响，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更具侵害作用。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论述在“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根本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作用。需要指出，教育研究不仅有其学科性，更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及教育研究面临的严肃的重大政治问题。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实际上是从政治的高度对教育及教育研究的要求。因此，教育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重要课题，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教育研究的同时，围绕根本问题，体现根本要求，深刻认识并承担教育研究工作的政治责任。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论述就“怎样培养人”及素质教育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要进一步加强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学研究。“怎样培养人”同素质教育及教学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青少年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体现和渗透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并加强和改进教学研究工作。教学工作及研究并不是各个学科教学的简单集合，也不是仅仅促进学生知识积累和智力发展，必须要紧密结合素质教育的主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是素质，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就思想政治素质做出了深入全面的阐述，对学校教学工作及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亟待加强和改进的任务。一是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研究如何在各个学科教学提和渗透其丰富内涵，充分发掘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学资源，实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学科教学的有机结合。二是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重点开展思想品德类课堂教学，将这一重要论述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契机与动力。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主线的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三是在发挥目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学方法，开展具有针对性、生动活泼的社版权所有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四是教育机构要组织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学研究活动，整合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源，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系统资源和整体思路。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论述为推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确定了鲜明的思想与行为规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以突出针对性、实效性为重点的德育研究。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德育工作及德育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态度鲜明，针对性强，划清了是与非、美与丑、荣与耻明确界限。开展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的青少年思想道德的教育，关键是进一步增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荣辱具有思想和行为两方面的体现，是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统一，最终要体现在行为方式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能只停留或满足思想认识层面，必须要努力将积极思想转化为积极行为。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历来是德育研究的重点课题，针对性就是要有的放矢，实效性就是要解决问题，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更显其迫切和重要。当前德育研究工作需要在如下方面予以加强和改进：一是全面认识青少年荣辱观念的现状，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确定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生长点和条件环境；二是根据青少年成长的规律、特点，探讨在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三是研究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资源建设，形成网络化、社版权所有区化、生活化的教育环境，建立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系统工程；四是注重研究成人与未成年人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出的要求，成年人的荣辱观对数以亿计的未成年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要从社会、家庭、教师的角度探讨成年人正确荣辱观对青少年的示范与影响，从而形成全社会范围的良好风气。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