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组织领导、保证今年党建工作目标的实现
1、开好了三个会：（1）召开了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做好新的一年党建工作，讨论和确定今年的工作计划和安排，要求党总支一班人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为实现今年社区党建工作，“年年有创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内容、件件有落实”的计划目标而不懈努力。（2）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学习上级党委的有关文件以及上级党组织会议精神和要求，通报今年上半年工作完成情况和今年的工作计划和安排，要求各支部一定要按照上级会议精神和要求，继续发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各项学习、教育工作制度。做好各自的工作，全面推动党建工作的开展。（3）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学习上级党组织的会议精神和要求；通报了上年工作完成情况与今年工作计划和安排，要求党员做好先锋模范作用，一如既往，带领身边的居民，继续配合和支持社区的各项工作，为构建平安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2、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营造文明向上的舆论氛围。我们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利用广播、板报、宣传栏、制作横幅、张贴标语等多种手段，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半年来，播放广播稿24篇、出黑板报24版、宣传栏5期、悬挂横幅6幅、张贴标语40余条、印发宣传单300余份。同时还积极组织稿件向新闻媒体投稿，使社区工作广播里有声，报纸上有字、电视里有形、网上有名，其中新余日报刊登稿件7篇，新余电视台、渝水电视台报道26次、江西社区网刊载稿件16篇。通过以上宣传工作，为社区的党建工作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社区党总支坚持把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切实搞好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先后成立了社区卫生咨询服务中心、社区家政服务中心等机构。社区卫生咨询服务中心由社区退休的医务人员、共产党员组成，义务为社区居民量血压，解答居民提出的一些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都比较高。家政服务中心更是不甘落后，想方设法、广开渠道、为社区内下岗失业人员解决了二十多个家政服务的就业岗位，减轻了下岗失业人员的压力，深受居民的欢迎。
三、大力推进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为活跃社区党员和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社区居委会配备了党员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中心、科普宣传栏、人口之窗、居民健身广场等文化基础设施。积极开展群众性文体娱乐活动。1—5月份已举办各种活动十多余次，大大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还大力发展社区文化、家庭文化、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社区的文明程度。深入开展“和谐社区、文明社区、文明楼栋、文明家庭”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
四、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提高党员素质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党员的整体素质，社区党总支先后多次组织支部书记、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仰天岗、井冈山、兴国等地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党员们身临其境，在烈士碑前重温入党誓词，纷纷表示要向烈士们学习，好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为社会多做贡献。
五、努力做好维护社区治安稳定工作
为维护社区治安稳定工作，社区开展“法制宣传周”社区普法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动，邀请社区民警来给社区居民上法制课，增强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建立了社区流动人口管理站，强化辖区内流动人员的管理教育，同时还成立了党员志愿者队伍，24小时义务巡逻，通过开展这些活动，社区的建设和管理进一步规范，人际关系进一步和谐，治安秩序稳定，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治安环境进一步形成，半年来社区未发生刑事案件和民转刑案件，无责任事故和重大治安案件。
2012年3月17日，《今晚报》台北版创刊号开版仪式在我国台湾中时集团大楼举行，今晚报社总编辑鲍国之、《旺报》报社社长黄清龙分别在创刊号上签名，宣布大陆首份长期在台湾发行的报纸专版《今晚报・台北版》正式创刊。从此，来自天津的消息将随《旺报》走进台湾的千家万户。
自2002年3月，《今晚报》第一个海外版在美国纽约创办至今，今晚报社相继在全球5大洲16个国家的20座城市及我国台湾地区，与当地华文媒体合作，创办了23个旨在传播天津、介绍中国大陆的海外版。据测算，《今晚报》海外版的周发行量已逾85万份，实际覆盖读者人数超过200万，是天津市乃至我国北方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桥梁。
借船出海
面向海外发行的《今晚报》海外版，采用的是“借船出海”的方式，即通过与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在这些媒体上创办由今晚报社负责编辑、组版，并带有“今晚报”报头的专版。在选择合作媒体上，今晚报不拘一格，影响力优先，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海外著名华文报纸，如《侨报》、《欧洲时报》；第二类，当地爱国华人办的媒体；第三类，市场化的媒体，如《星岛日报》。
2005年6月，在《今晚报・南美版》创刊发行的当天，一位当地的老华侨召集全家人一边举杯庆贺，一边打电话给万里之外的天津今晚报社海外版编辑部，他动情地说：“我们在圣保罗看到了《今晚报》，非常激动，就像见到了祖国的亲人一样！”通过合作创办《今晚报》海外版，今晚报社与许多海外华文媒体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合作共赢的良好机制，同时也成为海外华人读者的忠实朋友和知音。
为了将《今晚报》海外版办成海外华人喜爱的报纸，今晚报社总编辑亲自制定发展战略，一位副总编辑主抓海外版日常工作，同时选派一位政治强、业务精的资深编辑担任主编，对每一期的内容都精心编辑，力求高质。被认为是“费时、费力、费钱”的海外版，在贾长华看来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创办海外版，不仅是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话语权，发出中国大陆主流媒体的声音，而且也是为了适应大陆主流媒体参与世界媒体竞争的大趋势。”
《今晚报》海外版多为每周一至两个对开或四开大小的专版，以新闻及与新闻相关的体裁，以中文版面，向海外读者报道来自天津及中国大陆的最新信息。《今晚报・澳洲英文版》则采用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合作的模式，由《今晚报》提供中文稿件，再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中心的多名权威专家进行标准化翻译。所有海外版的采编、组版、拼版，都在天津的今晚报社完成，最后通过互联网以电子文件形式向海外全版传输。这种及时、高效、可靠的数字化工作流程，早已为海外版的编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演练得相当纯熟。
十年，《今晚报》带着机会，带着诚意敲开了16个国家20座城市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报业大门。2002～2006年，《今晚报》海外版以平均每年一块版的步伐进入纽约、巴黎、悉尼、圣保罗等美洲和澳洲的主要城市，这是探索和积累的5年。随后的5年，《今晚报》海外版则是以三倍的创刊增速，大阪、首尔、米兰、维也纳、斯德哥尔摩……覆盖密度逐步扩充，“先手”策略得以巩固。
追根溯源，《今晚报》海外版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则是“讲究办报艺术，适应海外华人读者的阅读需求”。《今晚报》海外版的内容，竭力做到丰富多彩，既有反映改革开放中的天津新变化，又有来自普通市民的动人故事；既有六百年天津的深厚历史沿革，又有夺人眼球的图片报道；既有对重大社会新闻的深度披露，又有针砭时弊的妙文华章。在办报形式上，海外版从文章的写法、字号的选用、版式的设计都充分考虑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最新创刊的《今晚报・澳洲英文版》在今晚报海外版编辑制作逐步走向成熟的基础上，配合英文的表达方式和排版特点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从内容到版式、图片都较符合澳洲人的习惯，这是让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了解中国行之有效的方式。”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代总领事黄风文说。
同舟共济
2012年3月13日，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IU）最新公布的“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调查报告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方面，天津排名世界第一。得到这一殊荣，天津名副其实。近代百年历史留给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城市底蕴，“五洲通衢，四海畅达”的国际港口功能使其具备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区域优势。而如今的天津，又以滨海新区为契机的“双城双港”经济发展模式将天津带入高速发展时期，并已晋级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
天津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今晚报》海外版就主动承担起了向世界展示和推荐天津的责任。天津与环渤海地区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和来自滨海新区的最新信息，海外版均在头条位置给予重点报道。一些重大消息还特别加上编者按，以突出其重要性。此外，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动态，如重点建设项目开工、外资企业最新发展情况、经贸交流和重要项目介绍等，也是海外版的常规报道内容。“我之所以下决心到天津投资，《今晚报・美国版》帮了很大的忙。”2009年8月，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华商李学海投资15亿元人民币在天津武清区建起了“佛罗伦萨小镇”。
借助《今晚报》海外版在天津对外招商引资及促进海内外交流与合作上，所体现出的独特地位和品牌效应，2008年11月，由今晚报社发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天津市侨办和今晚报社共同主办了“首届今晚海外华文传媒峰会”。这是一种崭新的长效合作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今晚传媒集团与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由“借船出海”进入“同舟共济”的新阶段。
继2009年9月成功举办“第二届今晚海外华文传媒峰会”后，2011年6月，为了深化与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创新合作机制，天津市商委主要负责人会同市中小企业局等负责人，利用“第三届今晚海外华文传媒峰会”在天津举办之机，向2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推介百余个合作项目，并促成今晚报社与20家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在峰会上共同签署了《今晚海外传媒合作项目备忘协议书》，协议书中包括人才引进、广告、经贸、文化、旅游等100多个项目的合作内容。
同时，天津市商委还与今晚报社牵手20家海外华文媒体与天津市九大出口基地成功对接，共同签署了“天津市出口基地与海外媒体紧密合作交流活动暨合作备忘录”，20家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被天津市中小企业局聘为招商顾问。这为海外华文媒体寻到了在天津发展的商机，并同时巩固了与今晚报社合作的基础。
与第三届峰会同时启动的“今晚海外华人网”，是《今晚报》增进与海外华文媒体线上交流与互动，开拓更广阔的产业领域的崭新平台。“借助网站，让我们真正做到了经济、文化、旅游、民俗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覆盖。”在内容方面，所有的报纸版信息，包括海外华文版的信息、合作项目等都通过网站向世界展示。另外，包括天津重大的招商信息、人才引进信息、海外人才需求的信息，还有出国留学的信息，甚至外国人到中国大陆留学的服务信息，都实现了及时更新。“比起以往，在这里，交流是互动的，效果非常好。”今晚报副总编辑刘凤山说。
这些成果为今晚报与海外华文媒体领域深化合作，创新合作机制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为了进一步盘活信息资源，全面实现市场化运作，2011年，今晚传媒集团成立了今晚海外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依托遍布全球的23块《今晚报》海外版，致力于更好地为天津市的招商引资、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工作提供多种服务，帮助有意愿的本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品牌价值，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文化互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产品在世界上可以说无处不在，而相对于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和速度而言，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却相对滞后。今晚报带头‘走出去’，就是想把我们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和东方先进的价值观和我们日常的新闻报道融合在一起，宣传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影响世界。这是我们的立足点。”今晚报社总编辑鲍国之说。
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外宣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让广大海外读者喜爱《今晚报・海外版》的关键所在。“我们加入了很多副刊类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潜移默化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今晚报》海外版设有“海河边的故事”、“话说天津卫”、“神州纪实”、“七彩艺苑”、“百家言”、“妙文选读”等专栏，每期刊登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章，这也成为海外版的一大特色。例如，在与澳大利亚华厦传媒集团合作创办的《今晚报・澳南版》中，每周都有一个版面刊登天津乃至其他地区知名人士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我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深入浅出，既有很强的知识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世界各地的读者不一样，口味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根据各个版的不同需求，组编个性化的内容，目的就是提高效果”。鲍国之介绍说。
关于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问题，相信大家都十分熟悉了，这也不必我来说。但是，在当今社会是否也是这样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当今社会也是这样。但当今社会的竞争更加激烈和残酷。如果我们不掌握比别人更加有用的知识，那我们就有可能被当今社会淘汰，虽然当今社会并不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那么残酷，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地步。但是只要是有着人格尊严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能受到别人的帮助，都想要自己打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我们要丰富自己的知识面，从而打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成为适者，而不是不适者！
今天，你为了成为适者而努力了吗？
在史前时代，古代人类既没有锋利的爪牙，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他们完全是靠团结合作与大自然的种种情况竞争，但他们却胜利了！但是，如今人类却自相残杀，这不是很可悲吗？看看如今人类的所作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无数的生命死亡，无数的人无家可归。这就是如今人类的所作所为！
本文论述了，初中语文教学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转变教师教学观念，引发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它使学生能自由、积极、灵活多渠道的锻炼能力，从而掌握知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对于语文学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换而言之，教师是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与能力，而不是一味的传授知识，也就是授之于“渔”，而不是给予“鱼”。
关键词：
初中语文；教学；创新教育
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现在的教育情况怎样？教师还是需要努力完成教学任务，上课呈讲演式、任务式、应考式等教学倾向普遍存在。由于教学任务紧张，探索与研究教法真乃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语文教师现在只能认为“在课堂上讲几句俏皮话”就是创新教育，而“学生在紧张之余哄笑一下”便是创新教育的见证。这的确很可悲，但是又是无奈的现实。我想，若要改变这种状况，作为语文教师自己也应努力探索实施语文创新教育的新途径。以下，是多年来创新教学的一些体会。
1在教学切入点中创新
这个切入点就是课文的人文因素与学生思想情感的共鸣点。如夏衍的《包身工》一文，写于三十年代，远离现代生活，如果把情感内目标仅设计为让学生注意本文中包身工制度的罪恶，同情包身工的生活，体会当今生活的幸福，把知识技能目标定为注意本文是以包身工问题为中心，在记叙中穿插说明、议论和抒情的写法，点面结合的写作特色，这样的设计很难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对学生的教育作用也只是隔靴搔痒。有些学生甚至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今某些打工妹的生活和包身工相比，也相差无几。如果在教学设计中，把比较打工妹生活和包身工生活的异同点作为切入点，并引导学生调查或找一些打工妹生活资料与包身工生活作比较阅读，组织学生讨论，掌握作者的写作技巧及表现主旨的意图，那是很有意义的。学生在比较分析中，理解打工妹生活与包身工生活的本质不同，从根本上认识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点上再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当今有部分打工妹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虐待，她们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进一步让学生意识到，作为一名未来的劳动者，不仅能学会提高阅读的能力，更能从中学会正确看待社会现实的本领。
2在教学衔接点中创新
即教师利用课文的旧信息结合现实社会找准衔接点。现行中学课文虽不少是经典名篇，但有些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和当今社会的现实有所脱节，因此要求教师大胆地进行创新，在教学中增大信息量，找准课文信息与新观点之间的衔接点，以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如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文，写于三十年代，课文中所提倡的“拿来主义”的观点，与当今改革开放的政策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仅仅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来理解“拿来主义”，显然这种教学是肤浅的、粗糙的。如果能在教学中结合讲解课文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了解中国加入WTO的得与失，了解我国为什么必须接受外国硬“送”的东西。如果让学生思考用鲁迅的“拿来主义”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来理解今日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全面，进而让学生讨论，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文化经济，该具备怎样的良好的心态。这样，在教学的衔接点中找到了思考的创新点，让学生体会鲁迅先生当时写此文的用心良苦的同时，更学会正确看待当今对外交往的特点。
3教育创新要让学生适应社会，学会生存
学会生存是当代社会及未来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维护生存，是中学教学的任务之一。这里的“生存”，不单单指生命的自然存在，还包括着具有主动性和社会性的存在。为此，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有：1、两种态度，一是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的态度；二是认识和关心自己、他人、社会、民族、国家及整个人类的态度；2、两种能力，一是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二是表达与交流的能力，包括语言和书写能力。我想，语文教育的成功与否和学生适应社会与生存能力的高低是密不可分的。在语文教育的过程中，学生通过课本以及课外读物了解社会和生活，还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来认识社会和生活，所以我认为身为语文教师，在推行创新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学会适应社会和学会生存。那么我平时是如何贯彻这一点的呢？第一是在课堂上通过具体课文的讲解渗透做人的道理和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艺术。第二是要求学生在读课外书的时候学习别人的语言艺术以及文中所蕴含的生存经验。并要求写好读书笔记，如适当摘抄一些片断供日后学习所用。第三是组织学生定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我带领学生走到市场上进行社会调查，让他们知道一些生存知识和生活经验。同时还要求学生在日记中体现一些他们所见到的、听到的和自身已具备的好的生活经验，课外还安排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生活以及未来的理想。
4教育创新教师要要提高自身素质
太过的虚伪，每个人都感到疲惫。
如今的社会，
没有实力，就等于没有了自尊。
如今的社会，
没有钱，就等于无法去生存。
可是我却觉得，
人活着，即使什么都没有，
关键词：民间艺术和谐社会传承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
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既要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才能使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
我国的地方民间艺术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具有传承性和现实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是我国民间艺术繁荣发达地区，地方民间工艺品有23大类4000多个种类，品种之多，位列全国前茅。其中，苏州的刺绣和桃花坞木刻年画、南京云锦和金箔、宜兴的紫砂壶、扬州的漆器和玉器、无锡的惠山泥人、南通的扎染和蓝印花布等，代表着中国民间工艺的最高水平，享誉世界。除此之外，江苏各地的戏剧、歌舞、杂技等语言、表演类的民间艺术，如苏州昆山的昆剧，南通海门的山歌剧、通州的侗子戏及海安的花鼓、龙舞等也是历史悠久、风格独树，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蜚声海内外。这些地方民间艺术，源于生活，传承至今，已经完全地融入社会，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深入地研究、探讨民间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继承传统、创新发展，使其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服务，为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和”的最佳载体
地方民间艺术特有的，“和美”“和气”“和睦”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中“和”这一核心理念，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归根到底社会和谐问题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更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着力解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和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到“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准则，再到“政通人和”的治国安邦的理想和方略，都无不贯穿着注重事物的关联性，主张求同存异、包容万物，在和谐中实现共同发展的思想理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涵，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和灵魂。因此在当今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把对立的、冲突的矛盾转化为共生、互利、融合的文化，建立新型的和谐人际关系，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应有的题中之义。
地方民间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大量的民间艺术都把表现小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敬互爱、相敬如宾，亲朋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相互包容，大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平共处、和谐共存作为创作的主题和表现的内容，“和和美美”“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为人处世的思想理念和民俗民风，更是在各种民间艺术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些内容在我省苏北各地民间艺人创作的窗花、门贴，南通蓝印花布上的大量传统图案以及每年元宵节各地举办的灯会上的灯彩绘画等民间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民间艺术特有的“和美”“和气”“和睦”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都强烈折射出传统文化中“和”这一核心理念，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挖掘民间艺术中的这方面题材和内容，传承和彰显这一传统理念，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平和理性的氛围中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综观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不难看出民间艺术承载的这种“和”文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维护纲常伦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和谐理念固然是历史的，但它包含的礼让、包容与平和的历史信息和价值取向，对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仍有强大的导向、推动作用。当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新地继承传统，使民间艺术中表现出的“和”的理念得到更好的宏扬和传承，为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2.民间艺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价值取向
民间艺术以其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和情趣的主流，为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道德素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托尔斯泰说过：“艺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手段之一。”“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和性能就在于消除个人的离群和孤单之感，就在于使个人和其他人融合在一起。”德国著名的美学家席勒早在18世纪初就提出，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败和粗野，以及人性中的分裂现象，为全人类的和谐做准备。今天，艺术对人的教化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
地方民间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社会底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百姓艺术”“草根艺术”，在一代又一代人口传心授的传承过程中，无数民间艺人不断地加以创新改造，其逐步形成的极富民族性的朴质简洁、积极向上的艺术风格，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审美思想和和情趣的主流，并普遍地为当地的人民群众所熟知、所接受、所喜爱，这是其它艺术门类无法与之相比的。因此作为一种艺术，它对社会成员所起的教化作用是其它艺术门类不可替代的。在江苏许多的民间艺术品中，究其材质，大都极为平常，如泥土、纸、布、石头等，但经过不断的推陈出新，演变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如无锡的泥人，造型生动、夸张适度、惟妙惟肖、雅俗共赏。郭沫若先生赞其“人物无古今，须臾出手中”；宜兴的紫砂壶，自明代至今五百年间，名家辈出，精品纷呈，发展到今天，可谓巧夺天工，技绝环宇；再如南通的蓝印花布、苏北的剪纸等，在蓝白之间、红白之间表现出的朴素、纯真的美，叫人不能不为之赞叹。这些蕴涵着传统审美情趣的各种艺术形象对提升全社会的审美水平、文明程度，培养人的美好心灵和健全的人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民间艺术已经进入了家庭、学校，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许多家庭中，人们都把自己喜爱的民间工艺品作为重要的装饰品布置在房间里欣赏。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在江苏有许多中小学把民间艺术融入了学校教育。有的学校定期聘请民间艺人或艺术院校的教师给学生讲授民间工艺品的制作方法和鉴赏知识。通过学习具体的手工艺，如制作中国结、手工织绣、陶艺等，在陶冶情操、锻炼动手能力的同时，学生培养了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同时也提高了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在变化，人文自然环境在变化，人的审美观念也随之在变化。旧形式逐步走向衰落，新样式不断被学习借鉴，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也是民间艺术发展的规律。民间艺术只有在和不同的艺术门类、不同的地方特色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创造出不落俗套的新的艺术作品，使自身的审美情趣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要求，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也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从而在提高人们的文化道德素养和审美水平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江苏如东县的民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灶台、门楣及一些家具上描绘民间绘画的风俗，内容和形式代代相传，大同小异，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县文化馆的工作者，走村窜户，走访艺人工匠，到农户家中仔细观摩各种画作，吸收民间绘画素养，并通过不断的改良创新，朴拙亮丽、极富个性的画风才逐渐形成。现在的如东农民画或朴实、生动，或绚丽、抒情，它以明艳的色彩、夸张的线条，表现着寓意深刻的主题。如美丽的田园风光、朴实的农家生活、气氛热烈的劳动场面和欢天喜地的节日庆典，充分体现了现代民间艺术的审美情趣。如东县为此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如东的现代民间绘画，从田头巷间走出了县城，入省进京，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目。
3.地方民间艺术是群众文化生活情趣的提炼和升华
地方民间艺术以其广泛的群众性，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角，为营造欢乐、文明、祥和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气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长。因此繁荣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成了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民间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其表现的主题又大都是吉祥如意、富贵有余、长命百岁、儿孙满堂等传统民俗，带有浓浓的喜庆气氛，并且活泼向上、生动有趣，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逐步成为节日庆典活动和地方庙会、集市上娱乐活动中的主角，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角。如今在江苏各地逢年过节时或各种庙会上处处可以看到民间艺术的身影。如工艺大师的现场表演、地方折子戏、杂技演出、舞龙舞狮等各种文化活动。民间艺术不仅是节日庆典上的主角，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走进城市社区和农村的文化生活中。这类的消息、报道在报纸、电视上屡见不鲜。地方民间艺术与群众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融为一体，形成相当密切的关系。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为创造欢乐、文明、祥和的社会环境与节日气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江苏各地许多以民间艺术为主角的群众文化活动，经过不断的创新提高，已逐步成为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著名“品牌”。如姜堰市溱潼镇，每年清明节，该镇百姓都自发举行会船活动，纪念当年山东及当地义民接应岳飞官兵，与金兵转战溱潼、大败金兵的历史典故。从1991年起姜堰市人民政府正式把这一民俗活动定为一年一度的“溱潼会船节”。又如南京的“秦淮灯会”是闻名全国的民俗文化的品牌。每年春节至元宵期间都有数百名业余扎灯艺人汇聚灯会展示自己的彩灯。还有海安的花鼓、太仓新湖镇的龙狮舞、新沂合沟镇的剪纸、如东的杂技等都成了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上的保留节目。海安的花鼓还在众多的民间表演节目中被选中，在国庆五十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展风采。
地方民间文化艺术在当前群众文化活动中展示的崭新面貌和各自独特的艺术风采，使人们更加感受和认识到民间艺术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主角地位和人民群众对其的渴望。群众的笑声就是社会和谐的音符，在欢乐、和谐的氛围中，民间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
4.地方民间艺术是发展地方特色经济的独特文化资源
地方民间艺术品以其精美的装饰性、广泛的实用性，成为新兴的文化产业的主力，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和谐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协调发展的社会。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经济建设中，文化产业是21世纪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2006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发出“加快推进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迈进”的号召，提出要“建设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文化人才强”的文化强省，我省文化产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众多的民间艺术品经过无数艺人不断加以改造创新，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而其本身所具有的广泛的实用性和装饰性，深为人民大众喜爱，并且为其走向市场创造了条件。许多的民间艺术，其产品很早就投入了小规模的作坊生产，为当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成为当地人们维持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民间艺术品已经进入了产业化、规模化制作与生产，成为新兴的文化产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主力军。
在江苏，苏州刺绣、无锡泥人、宜兴紫砂壶、南通扎染等民间工艺，已经大量进入广阔的市场，有的已经成为出口创汇的大户。如苏州市镇湖镇是享誉世界的刺绣之乡，刺绣成为当地文化产业中名副其实的主力军。当地的刺绣一条街有280余户刺绣专业经营户，近几年每年的收入都在2亿元左右；南通海门市麒麟镇从事红木雕刻的艺人有3000多人，产品有上千种，年销售额逾亿元。不少书画之乡从业者甚多，产销两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如海门市货隆镇民间画师创作的中国人物画，糅合了木版年画、剪纸、刺绣、木雕等传统艺术手法，富有浓郁的民间气息。不少当地人走出去，先到我国南方厦门，再走出国门，到马来西亚办起书画院，一方面为客户定向创作，一方面接受订单，从家乡组织货源。凭着精湛的画技，他们的仿古人物画成了当地华侨和各国画商的抢手货。现在货隆镇有一支360人的农民专业书画队伍，每年有上万幅书画作品飘洋过海，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国，每年该镇仅书画产业的收入就达6000多万元。再如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焦宝林，多年来潜心研究南通扎染这一古老的民间技艺，并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了海安扎染厂，开始工厂化批量生产扎染服装，至今生产各类扎染制品千万件，赚取外汇20多亿元，向国家上缴税金2亿多，向农村闲散劳力和城镇下岗职工参加扎染制作发放加工工资10多亿元，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有以表演为主的民间艺术，如舞狮、舞龙、鼓乐、杂技等，也在一些艺人的组织带领下成立了表演团体，有的还组建公司，走出村镇，走向市场。再如通州的哨口风筝、姜堰的溱潼会船、江阴的民乐等，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扩大了对外交流，提高了地方知名度，改善了投资环境，同样为地方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5.结语
【关键词】历史分析；刑事法发展历史分期；刑事法的社会分析
【英文摘要】Asoneofthekeymethodologies，thehistoricalanalysisisveryimportanttotheresearchoncriminaljustice．Usingitonthecurrentcriminaljusticeisnottodiscoverthe“Volksgeist’，buttoexploretheruleoftheformationofthecriminaljusticesvstem，andthepolitical，economicalandculturalelementsintheprocessoflegalsystem．Themethodologyincriminaljusticefieldcanincludethehistoricalcomparativestudy，historicalsocialstudyandhistoricalvaluestudy．ThesestudiesonthedevelopmentofChinacriminaljusticeshouldbedoneaccordingtodifferentperiodswithapparentorientations，andbythiswaythebeneficialfactorswouldbefoundoutwhichcanbeusedforthecurrentcriminaljustice．
【英文关键词】historicalstudy；periodsofthedevelopmentofcriminaljustice；socialstudyoncriminaljustice
历史分析方法，向来为刑事法学研究所提倡，在诸多经典教材的绪言中都会提及。然而，如何利用这一方法进行分析，如何以之为利器来论证刑事法学具体问题研究结论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在现有研究中却属于薄弱环节[1]。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关于死刑控制、和谐社会与刑事法制、刑事和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研究的视野延伸到中国古代刑法史，以此来说明或者阐释古代先哲的刑法思想或者制度设计对今天的启示[2]，或者探讨今天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传承关系[3]，这样的研究即体现着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不过，这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仍值得思考，这就是：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仅仅是以表述或者设计的相似I生来说明观念或制度上的传承关系，显然犯了传统学术所批判的“附会”的毛病。所谓中国刑事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向西看的过程，但是，即便在今天，法律移植仍受到一定范围的质疑，自上而下的法制化经常会碰撞以中国国情和文化特殊为借口的礁石，因此，自觉地回溯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刑事法制的脉络及思想与社会背景，对于今天刑事法制的继续建设显然仍是十分重要的，如此可以为解决法律移植的不适应症寻找土壤构成的异质成分。在提倡历史分析的同时，提升这一研究方法的技术水平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要探讨的是：历史分析的正当性，历史分析如何进行以及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刑事法制进行历史分析的方法运用问题。
一、历史法学派与历史分析：居于基本方法地位的历史分析法
历史分析方法，在中国当代刑法学中处于基本方法地位，与（逻辑）分析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并列。何以促成其获得这样一种地位？以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看，应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方法论的体现[4]。然而，从法学学科的知识传承看，历史分析取得这一地位，似乎更应追溯到历史法学派那里，尽管马克思曾经无情批判过这一在19世纪曾一度占上风的法学流派[5]。{1}3
作为历史法学派的首要原则，它认为法律是发现的，而不是制定的；这就是说，它是一种关注现代法律中传统因素的理论，{2}23进而反对全然不顾传统这一因素并且相信只凭法律理性的努力便能够虚构出法律的做法。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在他那本经典的小册子《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阐述了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法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在历史中取支配作用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之化身，他否认存在一种不变的，适于所有民族的共同之法，因为每一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自己独特的“民族之魂”；{3}89“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4}9“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砣砣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4}11萨维尼过于强调习惯法的作用和地位，而且还以习惯法的重要性为由，坚决反对编纂统一民法典，由此显现历史学派政治态度上的保守主义倾向。{5}56黑格尔也曾批评历史法学派的说法“不仅是侮辱，而且还含有荒谬的想法”[6]。{6}220—221
历史法学派是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同的；而历史法学派却认为法律制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博登海默认为，“古典自然法——基本上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面向未来，而历史法学——作为一种反对革命的理论——则面向过去”。{7}84如是以观，历史法学对于法制进步而言，表现出一种反动的倾向；而“如果法律效力的建立主要是遵循‘民族精神’而否认政治的形成和调控作用，这种观点可能不具有说服力”。{8}208然而，对于法学研究而言，关注人类行为规则形成背后的特定社会因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古典自然法也好，还是今天对自然法思想仍有偏好的学者也好，都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因为个人的理性表达能否实现并不决定于个人意志，而个人理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去缔造或者改变一个社会规则的主体部分，确实值得怀疑；更何况，即便认同法律基本原则无处不在，那么对于它们的载体仍需要认识，就像透明的空气也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历史法学派遭到的无情批判，丝毫没有掩盖这一学派的历史贡献，它促使研究者对法律进行必要的历史分析，以揭示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庞德在比较分析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时曾指出，两个学派尽管围绕法律性质、立法性质以及法律权威的基础等方面进行论战，但是，这些问题从终极的角度来看，它们对稳定与变化——一般安全与人类个体生活——之间的协调问题具有影响[7]。{2}3法律制度总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如何发展，如何保证其合理的发展方向？仅仅靠理性是无法实现的，而是需要进行全面的经验观察和历史分析。不能了解历史，也就不能真的了解现在，更难以准确地把握未来。进行历史与现今的比较，可以发现得失，为今后的选择提供参考物。当然，仅仅作现象的比较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进行全面的解构，比较不同制度模型中的常量与变量：常量就是某一制度存在中的稳定力量，变量则引起某一制度延续中的变动力量；稳定力量往往和传统连接起来，而变动力量则与权力者的价值选择相联系。
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容易地找到理解这些现象的钥匙。”{9]453这提醒我们，对于法律制度的纵向性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中国1978年恢复法制以来近30年的发展为例，在经历由计划经济——有商品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几个跨越后，在理解一些具体法制制度，乃至某些行为的合法性方面，其结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v．法律”的过程中，后者始终处于被决定的地位，不仅表现在立法上，也同样表现在司法上。对于如此变化的解读，如果不立足于历史研究的话，很难准确发现法律制度演变的动力来源。如此历史研究，也被描述为对法制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们应该看到，法律制度得以形成、运作背后的权力博弈，如此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待法律制度的运作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活动[8]。{5}48
在今天看来，历史法学派早已是昔日黄花；历史研究也只是法学方法论之一种。{5}61然而，历史法学派提出一些观点对于如今的刑事法学研究仍有积极借鉴意义，正像伯尔曼所说：“历史主义是过去的回归，历史性则注重社会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在内从过去到未来的连贯性。用一位杰出的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传统是死者的活的信仰，传统主义则是生者的死的信仰’。”{10}23这一意义集中体现在，要对当代法制所根植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进行分析。历史法学派认为，现行法与其产生历史以及时代的社会、经济、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潮流紧密相连。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其共同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同样也对共同文化的历史产生着作用。{8}208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的时间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即便在今天，南橘北枳之类的水土不服现象仍大量存在。民间纠纷的解决（包括可能已经构成犯罪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通过法制的途径解决[9]，这可以提醒我们，中国传统社会解决纠纷的方式仍旧顽强的存在着。如果缺少对当今社会调整模式的历史性解剖，一些根源性问题很难被真正发现，而现代法治建设可能就是做“一锅夹生饭”。
二、刑事法的历史分析与历史解释
对中国当代刑事法进行历史分析，并非去发现所谓的“民族精神”，而是寻找刑事法律制度得以形成的脉络，以及在法制演进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这种研究当然不是简单的、“流水帐”般地去罗列法律形式的变化，而是要挖掘制度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主体选择、对象以及相互的影响。实现这一目的的历史分析研究，则应考虑三个方法的综合运用：
（一）历史比较研究，即纵向对历史与现今的相似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意义上的，而其中文本比较占了很大比重。在现有的研究中，比较新法、旧法之间差异，往往利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方法是历史分析中比较基本的方法，也是目前对刑事法进行历史分析最为常见的。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最初阶段的研究很大程度集中在新、旧法的比较上。在司法解释的研究方面，以历史的视角来考察现行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则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新的司法解释所规范的内容。当然，这种比较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文字表述，就显得过于简单而直白了，因而即便是文本研究，也要从文本的形成、形式以及辅助文献中去挖掘文本背后的含义。就刑法而言，如果只是比较某个条文在新法、旧法中的不同，即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态度；重要的是，要解析新法作出修改的根据是什么。文本研究，也是要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玩弄文字游戏。透过文本看到文本背后的东西，对于更好地解读文本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可以比较清晰地检讨新、旧更替所引起的社会调整范围的变化和伸缩。
（二）历史的社会研究，即对刑事法的某一制度的历史形态所存在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康德认为，关于“自然的”，也就是说正当法（richtigesRecht）的普适性问题，它的每一个答案都只对特定的社会状态，只对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民族才能有效适用。{11}18一项制度的形成、发展乃至衰落，一般来说，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法律层面的反映，因而对刑事法进行历史的社会研究，一方面可以认识其作为基础的社会现实如何，从而分析权力运作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状况，另一方面与当下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以分析现行制度应当如何产生以及走向。这里可以举刑事和解的例子：刑事和解可以看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恢复性司法；关于恢复性司法，Braithwaite在总结其悲观一面中曾经提到，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依赖于在文化上不符合工业社会的社区类型。{12}79—102这一悲观的提示，同样在刑事和解中存在，对于比较稳定的社区（包括农村）内部发生的纠纷，以刑事和解的方式来解决比较妥当，而对于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员之间或者与处于稳定状态社区发生的纠纷，以其来解决问题就值得怀疑，因为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缺少人际的信赖基础，加害人如果被免予刑事追究，其是否能够受到必要的社会监督也是疑问。现有研究，很容易使人感到，现在所谓的刑事和解是中国古代调解制度或者“和合”文化的复兴，然而，中国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结构是封闭的，并以宗法制度作为维系的基础，而当代社会则是工业社会，其标志之一是人获得流动的自由[10]。刑事和解用诸“熟人社会”无可厚非，而用诸“陌生人社会”则似乎力有不逮。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刑事和解应当被放弃，而是说，要看到在当今社会中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历史的价值研究，即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刑事法所体现的价值以及当时立法者（统治者）在制定、修改刑事法所进行的价值选择予以分析。特定主体有其特定的价值，而这又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即便诸特定主体都提倡同样的价值，但是其具体内容也可能不同。所谓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实际上仍指向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仅仅靠一个“空核”的概念是无法为人所知的，只有大致地描述出一种模型，这种状态才可能真正为人所知。法的价值也是如此，当今每个社会、文化类型都在标榜正义、自由、平等和秩序，但是每个社会所标榜和塑造的正义、自由、平等和秩序又是多么的不同。看到这一点，在价值分析上就不能只停留在观念上，停留在那个“空核”层面；而要深入进去，去看特定主体在空核里究竟填充了什么样的东西。空核之下的东西，才是特定主体真正追求的价值本身。进行历史的价值研究，即是要分析制度创设者（有时也包括实践者）所秉持的价值如何，以及他们在具体的价值语言中“填充”了什么样的具体指标。目前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使人很容易想到孔夫子所赞颂的“宽猛相济”[11]，但是，两者虽然在提法上有相似之处，其所体现的价值绝对是不同的，很难想象孔夫子在说这段话时有人权保障的考量，而我们在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一面时，却必须赋予其人权保障的光环。
对刑事法进行历史分析，不可忽视刑事法历史解释的重要性。萨维尼对法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表现在法学方法论领域，他总结当时法律方法讨论的情况，提出解释的四个“基本要素”，即语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化要素，其中历史要素是指“法律与颁布时的现实状态的相关性”。{8}313魏德士认为，历史解释（historisheAuslegung）力图从法律规定产生时的上下文中确定规范要求的内容和规范目的，应着眼于规范产生时发挥共同作用的各种情况和影响因素，具体包括：1．历史——社会的上下文，即导致立法的社会利益、冲突状况和目的观；2．思想史和信条史（DogmatikundGerichte）的上下文，即必须注意酝酿和表达立法时所处的概念史和信条史的初始状态；3．立法者的调整意志，即要查明立法的政策上的意图和调控目标，其决定着立法过程的表达以及法政策的贯彻。{8}340进行历史解释的原因在于：1．准确的规范调整目的的产生历史常常能够给出较文义解释和体系地位更加可靠的答案；2．历史解释可以作为限制解释和法律续造的工具；3．历史解释最终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可靠性的标准，即只有对产生历史和历史的规范目的进行解释，才能使客观规定的要求内容具有可能的清晰性。{8}344实际上，历史解释和其他法律解释方法一样，都是力求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结论，以确保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在这一目的的实现上，比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而言，它确实能够准确地体会法律创制时立法者的意图。当然需要争论的是，解释法律时，是否一定受立法者原初意思的限制；不过，无论怎样，通过历史解释来阐明法律的妥当（而不是真正）含义，总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价值。
三、对中国刑事法制发展不同阶段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
历史分析，显然不是简单地回顾过去，或者如历史法学派所主张的延续或继承以所谓“民族精神”为内核的法，而是在相同之中发现不同，在不同之中体会相同。对于中国刑事法进行历史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三个方面：（一）对历史出现的制度和今天相同和类似的制度进行比较，在分析其形式因素的异同过程中，去研究前者对后者形成的历史意义。比如，中国古代的监候制度对死缓制度产生的影响，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没有明显的影响痕迹；不过，如果从原初的思想脉络上，是否可以找到旧制度对新制度的“提醒”作用，则有兴趣的人可以继续挖掘。再如，民国时期已经采用的保安处分制度，对于建国后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是否有“提醒”作用呢？如果抛弃意识形态因素，而仅仅从技术或者形式层面看，后者未必是凭空想象出来，多少会受到某种“启迪”的，当然笔者现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二）探求历史出现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对现今法制的影响。在“以德治国”提出的时候，已经能够看到通过局部复兴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的考量。“和谐社会”的提出，也促使研究者从中国古代传统治国思想中去寻找适合现今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就现今中国而言，中国已经实现经济和社会模式的跨越，但是文化是否也同步实现了跨越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本文无法给出回答。不过，在今天的法制实践中，仍能够看到传统法制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死刑复核制度即是如此：这一制度严格地讲，并非是一种司法活动，而采取的是一种司法性的行政模式，如果与中国古代的复奏制度相联系，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血缘关系。（三）通过历史研究来确证现行刑事法制度的合理性（乃至正当性）。通过中外比较研究得出现行某种制度落后的结论，如果通过历史研究可能发现其存在具有较强的合理性；通过历史研究所给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根据，至少可以说明现行制度存在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延续。任何制度不可能凭空创建出来，不考虑社会公众积习与心理的制度创设也势必难逃被虚置的命运。当然，如此研究并非迁就现行制度的弊端，而在分析其所以然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去探讨促进其良性改革的落脚点和拓展面。
时下探讨刑事法的历史分析问题，自然而然要上溯到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研究。以今天的眼光衡量，则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大清新刑律》颁布之前；（二）《大清新刑律》颁布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三）建国后至1980年《刑法》、《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两法”）施行之前；（四）“两法”施行后至今。对于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历史研究的态度应有所不同，而关注点也有很大差别。
王觐先生在《中华刑法论》中提到：“清律以往，已成陈迹，固无品评之必要。”[12]{13}30如此态度似乎有点武断。对此，韩忠谟先生的观点更为中肯，他说：“儒家礼刑一致之说，于政治意义固然已成陈迹，然自私生活关系观之，所谓礼义廉耻云者，仍不失为道德之至高准绳，文化之结晶，立国之大本，现时之刑事制度，终不出其范围，盖法律与道德虽非一致，然亦非可完全分离，尤以刑法所保护之对象为公序良俗，无处不与国民道德及伦理观念密切相关，因此，刑法所定之犯罪内容，及其刑度轻重，吾人欲明其义蕴准据之所在，仍非就中国固有道德观念，参合印证，无由窥其全貌。”{14}42—43对于中国古代刑事法[13]的研究而言，需要研究的主要是，传统治国思想对于今天刑事法制的影响，以及如何继续其积极意义，清除其消极意义。其中，对于法家思想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14]。韩非子曾经说，“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15}327商鞅则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16}328如此观念，可以作为1983年“严打”后泛滥的重刑主义很好的理论注脚；当然，当时的决策者是否受到法家的影响，则无从考证了。
民国时期的刑事法制已经开始与西方国家接轨，并进入所谓的现代阶段。从制度的形式层面，我们能够看到比较鲜明的现代特色，但是，从实际运作是否依照这些现代的制度来转动的，则是研究需要解决的。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回答，实际上也在回答另外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自上而下推行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在另外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传统社会里，能否成功？如何成功？取得成功需要的时间？作为中国民国法统延续者的中国台湾地区，现在已基本实现了法制现代化，但是，它又是什么时候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实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对于刑事法研究而言，民国时期的刑事法制对今天的启示意义，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建国后到恢复法制建设之前的时期，是一个很难用法制（更不用说法治）来加以概括的时期，这并不是说治理国家没有成文的规则，而是说，这个时期的治理没有严格依照法制的基本规则来办，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极为有限，所谓的司法活动更多是按照政策、原则办事。但是，对于这段时期的刑事法及政策，对于今天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观念和实践，与今天的观念和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权力构成特征与今天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虽然其运行规则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权力决策机制上仍具有继承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虽然离我们如此的近，但是从感觉上却是如此的远，以至于当时的刑事权力活动如何，我们茫然无知。
这三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于当代刑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十分重要。古代刑事法对今人而言，其体现的文化因素和习惯因素是值得认真体会和研究的部分；对民国时期刑事法发展的研究，则有助于考察西方法制本土化的过程与路径问题；对建国后、恢复法制前刑事法进行研究，意义则在于探讨当下刑事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意识形态特征，尤其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如立功、死缓、死刑复核）产生的理论基础。当然，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刑事法研究采取不同的研究态度并有所侧重，并非有意忽视制度在历史传承中的技术因素。对刑事法制度流变中技术因素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只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触及这一流变过程中的精神因素。
结语
举当今法治发达国家例，其无不是具有良好的法治传统和文化，而我国今日之法治，最为缺乏之要素就是法治传统与文化，所以今日之法治建设，无疑也是塑造新的法治传统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对恢复法制以来30年之法制积淀要倍加珍惜，对由此上溯以往、符合今日之法治潮流的文化孑遗也应敝帚自珍、认真挖掘，而对于不符合法治国家建设之本土毒素也应认真清理。这个过程显然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过程。刑事法制，是能够体现并承载法律传统与文化最为重要的制度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纵向历史挖掘，自然有益于我们今日之法治建设。我们生活在历史的今天里，有意、无意的忘记过去，并不能改变我们现今生产、生活的历史决定性，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去塑造未来，但却只能以近乎谦卑的心态来看待历史并研究它。尊重历史，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也是维护我们对固有文化保持良好记忆和认同的基础。
【注释】
[1]高铭暄先生在中国当代刑法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为人称道。高先生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与诞生（一个工作人员的札记）》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一版）；1998年，高先生与赵秉志教授合编的《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高先生与赵秉志教授编著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刑法和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2]比如，关于死刑制度发展史中我国古代的慎刑思想，以及诸如“存留养亲”和“监候”、“秋审”、“朝审”这些制度在程序上限制死刑的意义。
[3]比如，关于刑事法制如何贯彻“和谐社会”理念中，探讨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对今天的积极意义；关于刑事和解的探讨中，研究中国古代、近代以及现代刑事和解的实践对现今刑事和解的影响。
[4]与老一辈学者在刑法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辨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不同，一些后进学者在方法论的运用上是不自觉和混乱的，这固然与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也是缺少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所致。这在对待德、日等国家刑法学的借鉴和学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玉秀教授曾撰文分析了德国刑法学者的方法论根基问题（见许玉秀著：《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118页以下），从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德国刑法学者所自觉运用的哲学方法论。而在研究德国刑法学及其东亚翻版日本刑法学时，能够去挖掘这些学者理论背后的方法论并对其理论进行反向解构的尝试，在我国目前的刑法学研究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冯军教授介绍了雅科布斯的刑法理论（见：《与‘古典欧洲’刑法的决裂：处于机能主义和‘古典欧洲’原则思想之间的刑法》，冯军译，载高铭喧、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以下。另见雅科布斯著：《行为责任刑法——机能性描述》，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我们注意到这位德国学者的方法论是卢曼的机能主义（或译功能主义，Funktionalismus，参见考夫曼和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的影响；然而，何为机能主义？其学说如何？雅科布斯教授如何将之用诸自己的刑法理论，从罗克辛著、王世洲译的《德国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和考夫曼和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的《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能看到一鳞半爪外，则几乎无所追溯了。
[5]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者批判》中曾经说：“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正像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aposteriori），因此，这个历史法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
[6]黑格尔说：“人们通常替习惯法辩解，说它是充满活力的。但是这种活力，即规定和主体的同一，还不是事物的本质。法必须通过思维而被知道，它必须自身是一个体系，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在文明民族中发生效力。否认各民族具有立法的使命，这不仅是侮辱，而且还含有荒谬的想法，认为个别的人并不具有这种才干来把无数现行法律编成一个前后一贯的体系。其实，体系化，即提高到普遍物，正是我们时代无限迫切的要求。”
[7]庞德说：“在19世纪的时候，分析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就法律性质的问题（亦即人们究竟是应当将法律制度中的传统部分（thetraditionalelement）还是应当将法律制度中的命令成分（theimperativeelement）视作法律类型的问题），就与立法性质相关的问题（亦即法律究竟是由法官和法学家发现的还是由有意识的立法者所制定的问题），而且还就与法律权威性之基础相关的问题（亦即权威在于理性和科学还是在于命令和主权者意志的问题），展开了诸多重大的论战。但是，上述问题的全部意义却都在于它们对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调适或协调问题具有影响，或者从终极的角度来看，它们对稳定与变化——一般安全与人类个体生活——之间的协调问题具有影响。因此，这些问题既是法理学的哲学问题，也是法律中最具争议的实际问题。”
[8]历史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共同点是最多的，即都是以社会（现实的社会或历史的社会）中的法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社会实证方法。
[9]江西省乐平市个别乡镇中人身伤害、盗窃、重婚三类案件“私了”率达70％。山东创纪律师事务所在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中通过“私了”解决的案件占农村刑事案件的25％。在山西某些地方，农村违法犯罪案件中，先期“私了”而后进入司法程序的，占全部案件的13％。
[10]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乃至在改革开放早期，人的流动性也是缺乏的，社会成员大多数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单位中，这样的小单位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模型和当下的社会结构显然是极为不同的。
[11]孔子曾经赞誉春秋时期郑国的相国子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12]原文是：“清律以往，已成陈迹，固无品评之必要。现行刑法，编制尚新，学理上多不一贯，且范围狭隘，有不能应犯人人格犯罪情状，收运用适宜效果之虞，虽日视前者历代相缘不合时变之法典，大有进步，然其不能顺现代时势之要求，达预防犯罪之目的也，则犹不足以令吾人之惬于心！”
[13]虽然从历史分期上看，1840年—1911年民国成立属于近代史，但是从刑事法发展看，这一阶段仍属于古代部分，因为此时刑事法并没有明显近代特色。
[14]汉武以后，儒家学说取得“大一统”地位，不过法家思想并没有销声匿迹，此后在治国方面有“外儒内法”之看待。文革时期，在“批林批孔”时，曾掀起研究法家的潮流。这段思潮上的演变，对于当时乃至后来社会控制手段上的变化，是否有所影响，值得去认真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