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位于北半球的英国受到了340年来最高温的“青睐”，同期莫斯科也出现了绿草茵茵的景象，美国东部原本应在4月份盛开的樱花也提前数月绽放。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167年来的最高气温――16℃，进入5月份以来，中国北部一些地区的平均气温高于往年1到3℃……。无数事实指向同一个结论：全球气候变暖。
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政府座谈小组(IPCC)提出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高了0.74℃；过去5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在过去的500年和1300年以来可能是最高的，20世纪的北半球可能是过去1000年中最热的世纪。
持续“发烧”的地球
在气候不断变暖的过程中，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面积比19世纪中叶缩小了1/3；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冰冠自上个世纪初期至今已经缩小了80％；北极冰层在过去的50年中已变薄40％；“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冰川消减速度近年来呈加速趋势，预计到2050年冰川面积将比现有面积减少28％。
根据专家的分析，地球接收到的太阳光一半多被地球南北两极的冰盖和高原冰雪以及云层反射掉，大约只有47%照射到地球表面。而冰盖面积缩小，被反射掉的太阳光减少，地球的温度就会进一步增高，从而使冰雪融化得更多，冰雪面积进一步缩小。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已经不可逆转。据IPCC预测，从现在开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最可能升高幅度”是1.8℃～4℃。
残酷的现实以及振聋发聩的预言让人们为一个日益“发热”的地球绷紧了神经。IPCC在其报告中称，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的关注度已经超过了美伊对抗等国际事务。在前不久世界知名的《自然》杂志评选出的十大年度科学大事中，全球气候变暖榜上有名。无独有偶，英国气象学家警告说，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人类是“元凶”
虽然导致地球变暖的因素中也有自然活动，如火山爆发，但以大规模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人类经济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最大推动力。IPCC的最新评估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过去50年中，全球气温异常和快速升高与人类进入温室气体排放密集期正好相吻合。
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例如工业生产过程直接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等；二是人类活动改变了气候，如森林砍伐直接削弱了大气消化CO2的能力，农业活动改变了土地利用状况而增加了大气中的甲烷。而在上述两个因素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化最为猛烈。
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研究表明，从地球上无数烟囱、汽车排气管排出的二氧化碳约有50%留在大气里，而二氧化碳所产生的增温效应占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63%。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自1750年以来，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长了35．4％，且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革命前的浓度范围，达到了65万年以来的最高峰。仅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增加了33%，达到了地球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一个约定俗成的研究结论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每增加25%，近地面气温将会升高0.5?C。
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甲烷、一氧化二氮等致热气体也在近百年人类工业化过程中与日俱增。目前发达国家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发达国家人口虽然仅占全球的20％，但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却占到全球的66％，其中美国名列第一，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占到四分之一。
世界经济的噩梦
动植物灭绝、各种瘟疫流行、飓风与热浪等恶劣气候频频出现……，尽管气象学家们制造的预言有点危言耸听，但由于无节制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全球变暖，人类所遭受的的“惩罚”其实早已开始。
而且气候变暖，全球经济也将为此支付巨大的代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一项报告认为，如果在未来50年中，各国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每年就将有高达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无独有偶，IPCC也认为，如果在2030年前不能将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450ppm至550ppm二氧化碳当量之间，全球的GDP可能每年损失0.2％到3％。而英国政府《斯特恩报告(SternReport)》则指出，气候变暖将导致全球GDP每年降低5%到10%。
冰川的加速融化必然导致海平面上升。根据IPCC的调查，全球平均海平面在上个世纪上升了10到20厘米，而海平面上升50厘米会直接导致海岸线后退50米。目前，世界大约1亿居民居住在海平面1米以内的区域。海平面仅仅上升10厘米就可能使马尔代夫、塞舌尔等许多南太平洋海岛从地面上消失，上海、威尼斯、香港、里约热内卢、东京、曼谷、纽约等海滨大城市以及孟加拉、荷兰、埃及等国也难逃厄运。人类数百年苦心经营的工业化成果将付之东流。
干旱、火灾、热浪、风暴等极端天气是气候变暖的直接结果。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1950年代多了5倍，因此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从1960年代的40亿美元飚升至1990年代的290亿美元。IPCC报告也预测，全球变暖将使地球上近10亿人受到缺水的影响。而且由于气候恶化和生态失衡将产生大量的“气候难民”。据英国“眼泪基金会”的报告称，目前已经有2500万气候难民，预测未来50年，将会产生2亿气候难民，全球经济发展过程的补偿成本将随之无节制地放大。
农业是气候变暖中最为脆弱的行业。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旱灾，世界银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开展的农业扶贫项目中有四分之一面临危机。不仅如此，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气温升高2摄氏度，农业可能减产30％；如果不对气候变暖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全球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6%，进而严重影响全球的粮食安全。
经济落后国家将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重灾区”。特别是非洲地区，撒哈拉沙漠面积扩大已经成为该地正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威胁的主要“标志”。尽管非洲是废气排放量最少的大陆，但由于经济落后，贫困严重，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更脆弱。
克服变暖知易行难
面对“全球变暖”，世界各地都泛起了一股象征式的运动：悉尼全城熄灯一小时警示全球变暖问题，并把这一小时命名为“地球时间”。法国首都巴黎等多个城市也拉闸关灯数分钟，埃菲尔铁塔的2万盏灯全部熄灭……事实上，这些立足于选举政治或宗教信条的行动不足以抵抗全球变暖。抗拒全球变暖需要全球协同行动和各国制定长效政策。
从目前来看，抗拒全球变暖有两条思路，分属于两大相互不妥协的阵营。持第一种思路的国家相信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并主张通过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来遏制全球变暖。这一派由《京都议定书》批准国，尤其是欧洲国家代表。持另一种思路的国家则不相信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他们主张通过本国科技创新来减少能耗和发展替代能源，并主张用高科技来应对地球自身不可避免的全球变暖问题。持这一种思路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
在G8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布什抛出了一项名为“气候变化动议”的计划，呼吁全球主要经济体与美国一道，在他任期结束前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目标达成一致。但布什的“气候变化动议”仍然没有就减排规模做出承诺，更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表。不仅如此，布什仍主张不通过政府的强制措施而是市场的自主安排达到减排。
6年前，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制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如今布什旧话重提，其精心策划的“气候变化动议”无非是原有心迹的再版。
当然，“气候变化动议”要最终取代2012到期的《京都议定书》恐怕没那么容易。布什的倡议必然会遭到欧洲国家的怀疑和反对。
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同步或同等份额的减排和限排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永久逃避此类义务。因为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如果只顾自身利益，最终也逃不过全球变暖的惩罚。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所强调的，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谁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招徕全球关注的目光一样，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规模和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点。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估计，中国2007年将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国。
《纽约时报》甚至在最显眼的位置作出评论，虽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但煤炭的消耗量仍然很大，煤炭虽然便宜但污染更大。所以美国担心如果中国不设置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额，将抵消其他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
按照《京都议定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国家并不承担减排义务，而且还可以依托“清洁能源机制”享受到发达国家提供的减排技术与资金的支持，但中国政府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由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联合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20世纪中国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变暖的总趋势一致。近100年来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0．5至0．8℃。今后气候变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到2022年，中国的平均温度有可能上升1.7度，到2050年可能上升2.2度。
IPCC的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已十分紧张，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比对发达国家要大得多。事实也确实如此，据统计，我国每年受各类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高达2000多亿元。
中国气象局的评估报告认为，气候变暖将使黄河及内陆河地区的蒸发量可能增加15％左右，旱涝等灾害的出现频率会增加，并加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预计2010年至2030年中国西部地区每年缺水量约为200亿立方米。不仅如此，到2030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可能上升幅度为0．01米至0．16米，导致许多海岸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产值近3亿元的沿海旅游业将丧失殆尽。
关键词气候变暖;农业生产;影响;巴州地区
中图分类号s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0)22-0307-02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
3.2气候变暖对草场的影响
随着巴州地区气温的升高,对水资源蒸发和草场退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加之降水少、过度放牧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部分草场干枯、退化现象严重,使得巴州地区可利用草场面积大幅度减少,草原承载力严重下降。草场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巴州地区牛羊养殖的规模和质量,牛羊存栏头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3.3对农作物病虫害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暖,各种病虫害将会激增,暖冬为越冬害虫及虫卵提供了温床,使其死亡率降低,存活数量上升,易造成大面积病虫害发生,从而导致防治难度增大,对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产生威胁,尤其在冬麦区和棉花种植区更为明显,包括果树病虫害[3]。
3.4对农药、化肥使用的影响
气候变暖加速了土壤肥料的分解和流失,必须依靠增加肥料来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加之病虫草害的发展,导致化肥、农药、除草剂用量加大,增加粮食作物受化学物品污染的机会,给粮食安全带来隐患,降低粮食绿色品质。Www.133229.COm
4结语
巴州地区气温处于明显的上升趋势,温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冬季平均气温升高上。气候变暖对巴州农业生产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因此,要加强农业气象监测与服务工作,引导农民改进耕作栽培方法,推广旱作农业技术。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建立防灾减灾的种植制度,提高农业应变能力和抗灾减灾水平。要充分利用气候变暖后丰富的热量资源,调整作物种植界限和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扩大农业生产[4]。并研究和建立气候变暖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的对策和设施,推动气候变暖条件下农业的可持续性稳定发展。
整理
现象一：
“桑迪”登陆前急转弯
按照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的信息，“桑迪”向左急转弯后在新泽西州登陆，几乎是头一次。一般飓风会先向北行，然后左转，进入海洋水域。“桑迪”异常转向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以格陵兰岛为中心的高压系统阻拦。拉特格斯大学学者珍妮弗·弗朗西斯猜测，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可能增强或延长这一高压系统。
早在8个月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气候学者迈克尔·奥本海默就发表过一份报告，警告纽约重大洪灾周期不久将由每百年一次变为每3至20年一次，纽约“如今极易遭遇缘于飓风的极端洪灾”。现在，他先前的预测在“桑迪”肆虐纽约期间成为现实。
就飓风而言，气候变暖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海平面上升。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迈克尔·曼恩说，纽约附近海平面比100年前升高将近30厘米。其次是大西洋温度升高，让飓风威力更强。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学者卡特丽娜·海霍说，大西洋平均温度比一个世纪前高2℃。
现象二：
灾难比过去更频繁
2008年一项研究显示，大西洋飓风季开始时间更早且持续更久，但这与气候变暖没有明显关联。另外，通常大西洋飓风季每年有11个获命名的风暴，而过去两年间分别有19个和18个，今年迄今有19个。
那飓风是否比过去增多了呢？气象学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飓风的总量并没有任何异常。从历史角度看，北美地区的飓风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每隔40至60年便会出现一个高峰期。美国在上世纪初期有过一个飓风多发期，第二次则是上世纪40至60年代。这次的高峰期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预计还将持续10年。因此，一些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认为北美近期的飓风增多只是自然周期正处于高峰期所造成的。
另有一批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虽然没有增加飓风的数量，却增加了飓风的强度。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教授凯利·伊曼纽发文称，根据他的计算，北美飓风的强度比上世纪70年代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一变化和海平面温度的上升有直接关联。
可是，另一位美国资深飓风研究专家、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威廉·格雷却对伊曼纽的观点不屑一顾。格雷认为，目前对于飓风风速的测量非常不准确，只能依靠卫星云图，因此得出的结论很不可靠。而且他认为海水温度的上升与全球变暖无关，是一种自然现象。
气候变暖助长疯狂飓风？
难道全球变暖真的是引发飓风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早在1999年，CNN电视台就做过一个综合报道，公开把飓风和全球变暖联系在一起。虽然那次报道采访的气象专家们口气都很谨慎，但CNN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可信的论据：飓风之所以只在热带海洋上生成，就是因为高温的海水是飓风能量的源泉。由此推断，海水的温度越高，飓风就越容易生成。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奥本海默等学者也认同，“桑迪”及其破坏力不应该完全归咎于气候变暖，迄今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单一一场风暴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关联。
“这场‘桑迪’风暴的特点似乎表明它有一点受气候变化影响，”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气候学者安德鲁·韦弗说，“只是，整个风暴难以完全以气候变暖加以解释。”
科学家这么说，并不是在说一些模棱两可的废话。因为，气象学家近年的研究发现，飓风的形成起码要满足4个条件，它们分别是：1.海平面以下50米深范围内的海水至少在26.5℃以上，大量的水蒸气是飓风能量的源泉。2.纬度距离赤道至少10度，否则引发飓风旋转的所谓“科氏力”不够强大。3.特定的气流扰动是形成飓风需要的初始力。4.海平面上空的风力和风向均匀，否则产生的“风切”会破坏飓风漩涡。
气象学家还解释，飓风其实就是热带海洋蕴含的巨大能量的一种宣泄方式，属于地球大气层正常的热量交换。这种交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当上述几个条件（还有一些更加细微的条件）被满足后，便会以飓风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全球变暖好像已经少有争议，但气温增加是否导致海水温度的增高？目前还没有定论。另外，大多数气象学家都认为，全球变暖更多的是提高了地球两极的温度，因此降低了极地和赤道的温差，减缓了两者之间的能量交换。按照这个说法，全球变暖似乎更应该削弱飓风的威力才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果继续搜索这方面的研究，会得出很多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确实反映了人类在科学研究中自身的局限性。
无论“桑迪”的表现是否与气候变暖相关，都需要重视应对极端天气的危害。正如这场飓风带来的结果，虽然已经提前进行了诸多准备，但“桑迪”的威力仍然大大超出了纽约人的预期。
通过收集大量国内外相关科普读物、网络图片、视屏及最新研究成果,经过筛选和重新编辑制作多媒体课件,以图片为主,加少量文字说明,使其具有信息丰富、概念形象、通俗易懂等特点。例如,在讲授气象对军事的影响时,采用了三国演义中水淹三军、火烧连营、借东风等故事的视屏及图片。在讲授天气系统和天气预报后,给同学们播放由中国气象局制作的科普片《走近天气预报》,从网络下载中央电视台当日的天气预报节目、卫星云图和等压面形势图等资料,与同学们共同分析当日全国的天气形势及气象特点,提高同学们对天气系统和天气预报的理解和应用水平。
2影片《后天》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好莱坞影片《后天》是有关气候变化最为经典的灾难电影。影片描述了在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的形势下,突然发生急剧变化,在几天之内进入新的冰河世纪的故事。
这部影片包含了大量的有关气象学和气候学的知识,因此在播放影片时,布置一些相关问题供同学们思考,主要包括（:1)影片中气候发生突变的原理是什么？(2)地球历史时期的气候是如何变化的？是否发生过极端寒冷和极端温暖？(3）全球气候是否象影片中描述的一样在几天之内进入极端寒冷气候？（4）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应对？（5）飓风能够来自寒冷的北极吗？（6）气候变化会产生海啸吗？大规模海啸是如何产生的？（7）全球变暖是如何引起海平面上升的？这使得同学们是带着问题观看影片和学习《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的,教师则在授课过程中对这些问题逐步进行解答。例如,在讲授洋流对气候的影响时,强调来自低纬的暖流对高纬地区的增温作用。而影片《后天》的理论依据就是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格陵兰和南极的冰川融化,大量淡水进入北大西洋,降低了其盐度,最终导致墨西哥湾暖流乃至全球海洋的热盐环流减弱并完全终止,赤道和低纬度地区停止向极地和高纬度地区输送热量,全球的热量平衡被打破,使得高纬度地区乃至全球变得非常寒冷。
影片中全球气候由温暖状态进入冰室状态,这在地球历史时期是真实发生了的。在讲授地球的气候变化史实时,详细回顾地球演化过程中气候的演化历史,重点讲述发生在新元古代的“雪球地球”事件和白垩纪的极端温室气候及其发生的原因。指出地球的气候是周期性发展的,显生宙70%的时间表现为温室气候,30%的时间为冰室气候。需要向学生指出的是,由于海洋巨大的体积和热容量,释放和获得热量的速度都较慢,因此,尽管地球历史时期气候也发生了突变,但全球的气候剧变不可能象影片《后天》中所展现的在几天之内发生。
在回答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关系问题时,教师可以很自然的引入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入巨量CO2,温室效应正不断增强。大气中CO2的含量将在2070年达到白垩纪的水平,即工业化前的2倍,并在2300年后不久达到工业化前的8倍,地球很可能重回“白垩纪世界”。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当前所面临一个全球性问题和共同挑战,国际社会正努力应对。例如,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拟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的气候峰会都由一个纯粹的学术会议演变成政治首脑峰会,从“巴厘路线、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德班会议”到“多哈会议”都没有能够取得很大的实质性成果,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演变成一个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3结语
关键词：气候文化经济发展政治变迁习俗文化
气候在地球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生变迁，对于生物的演变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气象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刀耕火种的上古，人类就与气象接下了不解之缘：新石器时代的古人利用气象知识制陶，创造了仰韶文明；上古先贤利用夯土柱观测日光规律以识别农时节气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春秋时期设立了掌管气候和农桑的太常，周时编黄历，定节气；劳动人民根据经验创作了颇有特色的气象谚语和歌谣；近代则建立物候所、测候所对大气运动的现象进行观测，指导工农业生产。在所有地理环境因素中，气候是一个较为活跃的因素。特别是在人类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人类活动更容易受到气候及其变化的影响。气候虽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但它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经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气温、降水和季风是气候的三大要素。研究表明，温暖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而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明显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耕社会初期，例如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影响气候环境的能力很小，随着进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耕地面积逐渐扩大，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环境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整个农耕社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而气候环境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民族文化的渊源是多源的，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珠江和辽河流域等。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根据《中国文化概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非常适宜作物生长和人类繁衍，有利于以旱作农业为主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再加上竹林茂密、水网纵横，草原覆盖，森林茂盛，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黄河灾害较少，于是中华文明的仰韶文化便诞生于此。此外，黄河流域细腻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以及栗、稷等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而长江流域的红土层粘性太强，又多为水田，不易耕作，也不适于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酷热潮湿的气候导致瘟疫横行，容易引发海侵或江河湖泊水位大幅度上涨，于是长江流域沦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蛮荒地带。因此，虽然我国的古代文明是多源的，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西汉末年，我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尤其是西汉，凭借有利的气候条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成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的封建王朝，其中心，正是在黄河流域。
西汉之后，气候变迁，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第二个寒冷期。寒冷干旱的气候使北方草木肃杀，灾害增加，不利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南迁”，从而使长江流域得以开发，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唐朝和北宋前期的温暖气候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作物品种多样化，生长期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普遍起来，带来了国家强盛的经济力量和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这一时期的兴盛深得南方经济的支持，《新唐书》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都充分说明彼时长江流域的兴旺发展。
两宋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冷暖交替，但总体来说以寒冷期为主。直接受寒冷气候影响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史载“河患萌于周季，侵淫于汉，横溃于宋”，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黄河肆虐，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受到极大损失；而低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熟化，有利于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而明清时期，随着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而南方的经济则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不可逆转。
二.气候变化与政治变迁
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是相互影响的，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转变往往与一些气候事件不谋而合。在经历变化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气候事件的同时，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一系列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演化阶段。气候变迁尤其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中国历史上的暖时期，大部分是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相反，干冷期则大多是国家分裂、政治多元时期。中国古代的寒冷期出现在殷末周初（公元前1000年）、六朝时期（公元400年）、南宋（公元1200年）以及明末清初（公元1700年）；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周灭商，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于先进的商文明的征服。周民族在商末的寒冷期向南扩张，代商而起。周王室虽然天下共主，但采取分封诸侯的统治，全国政权趋于多元化。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南迁至关中甚至渭水流域，直接威胁都城镐京的安全，终究也为少数民族所灭。蒙文通在《古族甄微》中谈到了由于气候原因当时向东南方的移民：“系周末造，一夷夏迁徙之会也。而迁徙之故，殆原于旱灾，实以于时气候之突变”，而“江域雨泽独丰”，“宣幽继世南向移民”。同样，气候干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因寒冷而致生态恶化，水草减少乃至枯竭，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游牧民族纷纷向气候相对暖湿的南方农业区进犯，致使黄河流域出现“五胡乱中原”的政治分裂局面。
而西汉和唐朝前期的两大盛世中，暖湿气候则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暖湿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良好，在几十年间，即由战争之后的残破局面发展为经济上强盛的王朝，西汉和唐朝前期都是如此。而这一气候也对同期的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有利，他们“逐水草迁徙”，暖湿使其传统生活区域内的水草肥美丰足，保证了他们车马为家，转徙随时，在自己的生活地域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他们也不免与南方的农业经济区发生摩擦，但因各自能够自给自足，双方还不至于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斗争。在这种主客观条件的汇合作用下，西汉和唐朝前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势强盛。
三.气候变化与习俗文化
人类的文化习俗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颇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习俗，其中，气候条件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大陆气候强，气温年差大，从南至北既有热带，又有寒温带；而东部地区又受季风气候影响明显，四季分明。多样化的气候特征对于我国的饮食、服饰及建筑等习俗文化的影响巨大。
节气是华夏祖先历经千百年的实践创造出的宝贵科学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利用平面上竖起的杆子，也就是土圭，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随着不断地观察、分析和总结，节气的划分逐渐丰富和科学，到距今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运动变化所制定的一种计时方法，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我国古人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叫黄道，把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设为360度，太阳从春分点（太阳垂直照射赤道处）出发，每隔15度就是一个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仅指导了我国古代农事，更深深融入我国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之中，有的节气还成了民间重要节日。
四.结语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多尺度的和多层次的，我国的气象文化是一种以气象科技为前提的亘古未绝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也是“当代性”在不断发展的现代文化。气候文化建立在人类与气候长期形成的相互关系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类型的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不仅是人类认识、理解和维护气候环境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与治理气候变化的核心。气候文化蕴含着多元的价值观、丰富的知识体系、友好的行为方式以及完善的制度和规范，这些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治理气候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及其灾害。因此，气候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行传承和发展，更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治理气候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而建立人与气候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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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将大面积森林火灾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之一。目前，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生森林火灾22万次，受灾面积约1000万公顷，占森林总面积的1‰。
火!火!!火!!!
今年年初，最为人所关注的恐怕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山火了。这场于2月7日发生的严重山火，导致170多人死亡，森林受害面积超过35万公顷。这场火灾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惨烈的林火。
在我国，森林火灾也呈多发趋势。
其实，这几年全球不少地区的森林火灾都有增多趋势，比如，2007年8月，大火烧遍半个希腊，肆虐的大火甚至扑向了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希腊奥林匹亚遗址一北京奥运火种采集地。
2008年11月13日，一场大火突然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西北的蒙特塞托燃起，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许多演艺界名人的豪宅在大火中变成废墟。之后，在洛杉矶以北、以东的很多地区也都发生山火，频发的山火令加州消防部门焦头烂额。
这此起彼伏的林火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专家认为，除了局部地区高温少雨的气候条件、火源管理难度大、人们防火意识薄弱等原因外，林火的发生还有一个人们不曾觉察的“帮凶”――全球气候变暖。
气象与林火关系密切
森林火灾的发生、蔓延、扑救在很大程度上受气象条件制约和影响。具体说就是林火发生的季节、时段，林火的强度和蔓延的快慢，都与气象要素的变化、天气的变化、气候的异常变化密切相关。表示大气状态的物理现象和物理量，通称为气象要素。这些气象要素都是从观测中直接获得的，包括气温、气压、风向、风速等。天气通常是指某个地区短时间(几小时到几天)的气象要素的综合表现，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和感受到的阴、晴、冷、暖、干、湿等大气现象。
一个地区的气候状况是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如季、年或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冷、暖、干、湿等气候要素的趋势和特点。它与天气状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天气代表一个较短时间内的变化，一般具有多变性。气候代表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变化特征，一般比较稳定。
事实上，大面积森林火灾，特别是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从气候角度来考察，它都有一个孕育的过程。森林火灾的发生往往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地域性、季节性的特点，并且随着气候条件的准周期变化(气候变化主要表征大气各种时间、长度的冷与暖或干与湿变化。冷、暖、干、湿相互交替组成了不同的变化周期。但这些周期是不严格的，而且不同周期的长度可以相差很大。因而气候变化是种复杂的准周期变化)，森林火灾的多发年和少发年也有准周期的振动。
气象要素与森林火灾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与林火发生呈正相关的气象要素包括气温、连旱日数。
通常情况下，气温越高，水分越易蒸发，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和细小可燃物会越干燥，越容易被点燃，火险等级就越高。所谓连旱日数是指林区连续无降水日数，或降水量低于某一临界值的最长连续日数。连旱日数越多，林内地被物就越干燥，火险程度也就越高。
在森林可燃物干燥易燃的情况下，风向和风速是制约林火蔓延速度、林火强度和火灾面积的决定性因素。不管从什么方向吹来的风，都能对林火起补充氧气助燃和使灼热的空气向前移动的作用。
抑制林火发生的因素包括降水量和降水日数、空气湿度以及地被物的含水率。一般情况下，降水量越大或连续降水日数越多，林火越不易发生。空气湿度越大，森林可燃物的含水量越高，森林火险等级越低，林火越不易发生。森林地被物的含水率，特别是细小可燃物含水率的高低与森林火险等级的关系十分密切，地被物含水率越高，森林火险等级越低。
暖干化加重林火发生
对某区域内稳定的生态系统而言，林火动态是气候、植被和人类活动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虽然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类活动对林火动态的影响日益增强，但长期的林火历史研究表明，气候仍然是林火动态变化的主导因素。
通过对林火的历史进行研究，人们发现，过去几千年来高林火频率都出现在某一地区气温高、降水少的暖干时期，气候冷湿时期的林火发生频率则很低。研究表明，当前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对林火动态已产生重要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林火发生频率和林火强度增加。在未来预期更暖的气候条件下，林火状况将会更加严峻。因为很多地区出现暖干化趋势，而在气候暖干时期，林火发生频率较高。
总的来看，气候变化引起的气温升高、干旱期延长、空气湿度下降会导致火险期提前到来和火险期延长、林火发生频率和被火烧过的面积增加以及林火强度增强。
研究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西部春季雪融时间提前，这使得当地春季火险期提前到来，再加上夏季高温干旱期延长，导致美国西部火险期延长，并最终引起美国西部林火发生频率增加了近3倍，被火烧过的面积猛增5.5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的大兴安岭林区。近些年来，林区暖干化趋势明显，特别是频繁出现的夏季持续高温干旱，使本来很少有林火发生的夏季林火频发，林火数量和被火烧过的面积都呈增加趋势。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加拿大、地中海盆地、澳大利亚、瑞士、西班牙和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等区域内林火发生频率和林火强度也都增加了。
不过，由于气候变化存在区域性差异，其对森林火灾的影响不是绝对的，有些区域的气候朝不利于林火发生的方向发展，如加拿大魁北克地区19世纪中期以来林火发生频率就显著下降。还有些地区林火动态变化不明显。
极端气候事件诱发林火
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会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强降水、飓风、干旱和冰冻灾害等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大，但很少有人会将其与林火的发生联系起来。
两者之间真的有什么联系吗?如果有，那又会是怎样的联系呢?
通常在极端气候事件发生过程中，会有大量林木折断和植被死亡，这些可燃物使得当地发生林火的危险性大大增加。
2006年川渝地区百年一遇的大旱就是一例。资料显示，往年基本没有林火的重庆市，在当年(主要是8月份)发生了158起林火，为历史罕见。再比如，2008年年初发生在长江流域至江南地区百年一遇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林木大批折断，地表可燃物猛增2～10倍，大大超过可发生高强度火和大火的标准。以湖南省为例，根据国家林业局统计，冰雪过后，3月份湖南全省的森林火灾次数超过了1999～2007年3月份火灾次数的总和，是3月份平均火灾次数的10多倍。
此外，地表温度的升高可以增强地气之间的对流，这会大大提高雷击发生的概率。伴随着雷击数量的增多，雷击火源也就越来越多。
20世纪，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北方林区大型雷击火发生频率明显增加就是最好的例证。近年来，我国大兴安岭林区春末夏初的雷击火数量也明显增加。这同样会导致森林火灾有多发的可能。
气候变暖对林火动态的影响还通过大时空尺度海气相互作用的异常变化呈现出来。思索(ENSO，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的合称)是引起全球大气环流和水分循环异常的重要原因，它会影响林火的年际活动。
目前，人们多用林火天气指数FWI(fireweatherindex)量化林火的发生危险程度，这一指数是由影响林火的各个气象要素有机结合而成。它在假设林火动态对当前及未来气候具有相同响应方式的基础上，对未来的林火的动态变化做出预估。
预估结果表明，在21世纪更暖的气候条件下，加拿大北方林地区林火状况会更加严峻：至2050年，被火烧过的面积比现在增加44％，火险期延长22％，林区西部的林火周期将由现在的25～234年(1930年)缩短至80～140年；至2100年，被火烧过的面积会比现在增加74％～118％。对俄罗斯、美国西部、澳大利亚、地中海等区域的林火研究也得出了与此基本一致的结论。
“变了性”的森林
据相关专家的研究结果，气候变暖会对森林的物种组成和分布产生影响。未来气候若呈“暖干化”(气温升高5℃、降水减少30％)趋势，中国东北林区的冻土层变薄，兴安落叶松林将向西北方退缩100千米左右，长白落叶松林向西北方扩展100千米左右，华北落叶松林将向东北方扩展800千米左右。若气候呈“暖湿化”(气温升高5℃、降水增加30％)发展，兴安落叶松将向西北退缩400千米左右；长白落叶松将向西北方扩展550千米；华北落叶松将向东北方扩展320千米左右。
在植被带迁移过程中，有些植物将因“水土不服”而死亡，从而导致大量可燃物的累积，这会增大林火发生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物种组成和分布发生了改变，森林的易燃性和燃烧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说，前面几种情况都是通过改变“外部势力”间接来影响林火动态，那么，气候变暖对森林可燃物的理化性质的改变则是通过“内因”来实现的。
可燃物理化性质主要包括可燃物的燃点、热值和挥发油含量等，它们的改变将会直接影响森林的易燃性和燃烧性。
挥发油主要存在于针叶树中。其主要成分为萜烯类化合物。挥发油含量大的植物燃点低、热值高。土壤干旱会导致植物体内挥发油含量的增加，这就加大了森林的易燃性。
金球形成“火药桶”现象
早在200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报告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世界各地发生森林火灾的次数增加、规模扩大，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报告认为，全球森林火灾的实际情况可能比科学家了解到的更糟，因为部分国家财力有限，无法对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报告说，尽管一些森林火灾对植物的再生有益，但近年来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和规模十分反常，已远远超过自然界的自我调节范畴，其对人类、环境和经济所造成的危害也超过了往年。
森林在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如同其他植物一样，树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二氧化碳，这些二氧化碳可以通过树木自燃和有机物分解被释放到大气之中。全球变暖会打破森林自燃原有的循环节奏，气温骤升和骤降所产生的化合物很有可能引起火灾。美洲覆盖着大片森林，20世纪后半期，那里发生的火灾是以前的25倍之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更为可怕的是，火灾发生频率的增加可能导致植被改变，甚至会减少植被的生长，从而导致植被从大气中吸收的碳大量下降，最终使全球温室效应加剧，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在热带地区，“森林基本上都易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可能会继续加速，并造成更多的超过预期的破坏。
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最近几次的气候模型，到本世纪末，因森林大火、森林砍伐及其他原因损失的热带森林将会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0～lOO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我们目前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大约是380ppm。
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家、英国伦敦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克古尔称，全球变暖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形成了“火药桶”现象，引发了多场毁灭性火灾。北极圈的苔原火灾、地中海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大火，仅仅只是未来更大火灾的“预演”。未来的毁灭性火灾将更加无法控制，甚至可能永无止境地燃烧，将更多的二氧化碳气体送进大气层中。
一、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common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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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frank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梅多斯(dennisl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l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commiss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简称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harlem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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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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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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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humandimensionsprogramon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简称ihdp)。
②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一、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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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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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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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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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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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三、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1
一、历史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
气候是自然环境要素之一。气候变化既是生态环境变迁的表现，也是引发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历史气候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20—30年代，蒙文通、竺可桢、徐中舒、胡厚宣、王树民等人已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70年代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研究。竺文认为：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2℃；周朝早期寒冷，春秋时期变暖，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东汉趋于寒冷，并延续至南北朝；隋唐至11世纪初气候温暖；12世纪初气候转寒并延至14世纪，其中13世纪初、中期存在短暂温暖；15至19世纪气候寒冷，其中17与19世纪更为寒冷；近5000年来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1200和1700年，气温摆动范围1—2℃；在400至800年期间内，可以分出50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
近年来，历史文献记载、物候、沉积、树木年轮、积雪冰川、动植物分布、地衣测量、孢粉分析等资料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进一步深化，并有相关研究著作出版问世。②
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的分析依据与具体观点得到补充、修改与完善，某些观点尚处于商榷之中。王绍武研究公元1380年以来的气候，发现华北第一个冷谷消失，揭示了小冰期气候在中国的区域差异。③于希贤研究认为，17世纪冷期的出现时间，比竺文的结论约早半个世纪，其变化幅度亦较竺文所说的1—2℃大得多；依据云南仓山山顶冰雪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状况，于氏指出，仓山雪所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体趋势上与已有结论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幅度、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④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围绕着竺文展开，作者在尊重、肯定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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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5—498页。
②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④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于希贤：《仓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初稿完成于1978年)。
学术贡献与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分析，就竺文的某些资料、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①张德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②满志敏提出了另一个历史气候变迁序列，即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竺文认为公元600—1000年是温暖期即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学界亦有人通过物候等继续予以论证，满志敏指出，梅、橘、驯象等均不足以成为唐代气候温暖的指标，而有大量资料证明，8世纪中期气候由暖转冷，其寒冷程度甚至可以与明清时期的“小冰期”相比；满氏关于西周至西汉降温期、唐代存在寒冷期和中世纪温暖期的看法，与传统观点有较大差距。③不过王子今辨析说，以秦汉山川祭祀制度的史料为依据而断定“当时淮河每年冻结”、“气候比现代寒冷”，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缺乏说服力，竺文关于秦至西汉气候“继续温和”、东汉“趋于寒冷”等观点仍值得肯定．陈业新从农事、物候、干湿三个方面对汉代的气候状况进行历史学分析，并就某些生物分布指标是否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氏认为，汉代气温与现在无大差异，西汉略冷而东汉稍暖，东汉末年急骤转冷；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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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
②②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推断》，《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③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中世纪温暖期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3页。
时期干湿相间。①唐代前后的气候状况及其变化在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吴宏歧、党安荣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8世纪末期而非中期，此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是温暖期之中的气候波动，传统的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来两人又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再次基本肯定隋唐温暖期这一说法，并将其起讫年限修正为公元550—1050年，其中公元800—950年气候相对寒冷。②蓝勇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确实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但从当前总的研究看，唐代温暖期的论证似乎更加充分。③费杰、侯甬坚基于历史文献记录，认为唐代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并不表现为一个稳定的暖期，公元799年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公元620—799年)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公元800—960年)。④尽管学术界在战国至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冷暖问题、中世纪是否存在温暖期、温度变化的幅度与速率、历史气候的变化周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竺文关于历史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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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吴宏歧、党安荣：《唐代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吴宏歧、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l期。
④费杰、侯甬坚：《基于黄土高原南部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代气候冷暖波动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变化的基本轮廓，特别是关于冷期的判断，是基本正确、基本准确的。①
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区域缩小、分辨率提高、分析手段多样，区域性、时段性气候变迁研究得到明显深化。例如，王绍武等重建了中国东北等10个区近400—1000年的10年平均气温序列，并分析区域相关性与差异；公元1880—1996年的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变化速率、35个站点的四季降水量序列及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朱士光等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整理、利用，建立该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序列，即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时段。③邓辉利用文献中的有关早、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该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是，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则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提前30年。④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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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引者注)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
②王绍武、叶瑾琳、龚道溢：《中国小冰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叶瑾琳等：《近百年中国四季降水量异常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增刊。
③朱士光、王元林、呼林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l期。
④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①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5000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②葛全胜等重建了分辨率10至30年的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分析了冷暖变化幅度与阶段性。③
近年来，区域性某阶段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成果很多，研究更加深入，这里仅以秦岭及其邻近地区为例作一说明。在初春气温方面，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镇安公元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序列，并指出，当地初春温度在179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降温，前后温差近3．0℃，1850年前后再次出现降温趋势，1884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升温；利用秦岭树木年轮重建佛坪公元1789年以来1—4月份平均温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其中1896年前后出现气温突变；两人还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序列，考察了冷暖变化在秦岭中东部的差异，结果显示1773—1804年初春温度相对较高，1805—1892年则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最长，秦岭地区西部初春季节变冷与增暖的幅度均大于秦岭的中东部地区。④在干湿程度方面，刘洪滨等利用华山松树轮宽度差值重建了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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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平日、曾昭璇：《珠江三角洲五百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②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0年第2期；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
④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i—4月平均温度重建》，《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刘洪滨、邵雪梅：《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及周边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指出1502—1511年、1570—1580年、1807—1814年该地区初夏存在三次较为严重的干旱。①在冬季气温方面，郑景云等建立了西安、汉中地区1736--1910年的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指出尽管两地平均气温变化趋势类似，但汉中“整个序列的波动幅度更大一些”。②这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分析，不仅大大地深化了区域气候史研究，而且为探讨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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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邵雪梅、黄磊：《中国陕西关中及周边地区近500年来初夏干燥指数序列的重建》，《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3期。
②郑景云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性。气候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近年来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elnino-southernoscillation简称enso)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enso是指影响全球的大气与海洋循环变化的一种异常现象，简单地说是强烈的海气相互作用事件。③龚道溢、王绍武分析公元1880年以来我国东部四季降水与enso事件之间的关系，认为近百年来，enso与35个站点的平均降水量没有关系；与一些地区秋、冬季节降水量关系显著，厄尔尼诺年江南降水偏多，北方偏少，反厄尔尼诺年(即拉尼娜年)则相反；与夏季降水量的关系不如秋冬明显，厄尔尼诺年黄河以北有干旱趋势；与春季降水量基本无关。在气温变化方面，enso对温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际尺度上，对于气温的长期趋势与年代际变化率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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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厄尔尼诺(elnino)是指中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层的异常增温变暖；与此相应，若降温变冷则为拉尼娜(lanina)现象或称反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southernoscillation)是指热带东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气压场反相。
若要研究后一问题，还需分析人类活动、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太阳黑子、火山等因子。20世纪气候变暖是气候的自然变化还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①张德二等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厄尔尼诺年全国大范围降水偏少，多雨地带在东北、黄淮与广东沿海，而干旱少雨带在内蒙——甘肃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此后的第一个非厄尔尼诺年则降水分布特征正好相反；厄尔尼诺年降水在不同百年尺度的变化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多雨、少雨带在南北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②联系到历史上的具体旱涝灾害，如光绪三年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满志敏认为是由于东亚季风减弱引发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与降水特征发生变化，而后者正是由当时的enso现象引起的；气温冷暖波动也会导致海平面升降变化，如11至13世纪晚期华东海平面上升即与气候温暖存在对应关系。在植物分布方面，以柑橘为例，其北界大幅南北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其中南北朝后期、元朝前期与明朝后期的种植北界比现代还要靠北。③天文现象、地质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刘洪滨、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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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道溢、王绍武：《enso对中国四季降水的影响》，《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enso对全球陆地及中国降水的影响》，《科学通报》1999年第3期；龚道溢、王绍武：《近百年全球温度变化中的enso分量》，《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王绍武、龚道溢：《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地理研究》2001年第2期。
②张德二、薛朝晖：《公元1500年以来elnino事件与中国降水分布型的关系》，《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2期。
③滿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中世纪温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l期；《历史时期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
定分析了黄河1922—1932年枯水期，认为这与太阳黑子与enso现象有关；于希贤探讨了长期气候变化周期与地震活动周期的相关性。①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1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6℃左右，冰盖、冰川减少，海平面升高，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正如现代气候模式预测的那样，过去100年的变暖很可能是气候自身的变化，过去1000年气候数据的重建亦指出，这种变化可能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而“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②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史念海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碣石及龙门农牧分界线是适合生态环境的，过分超越这一界线就会破坏生态平衡；他特别考察了这一农牧分界线及其至隋唐时期的伸缩变化，半农半牧地区的农业与畜牧业(养马业)生产及其兴衰，关中漕粮供应地的转移等等，认为农牧地区的变化促成了唐朝由盛转衰。③这一研究理路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及其后果。另一种，则是主要揭示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环境变迁的限制与影响。邹逸麟认为，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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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洪滨、吴祥定：《黄河中游1922—1932年枯水段时空尺度分析》，《陕西气象》1996年第6期。于希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周期性与中国地震活动期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②孙成权、高峰、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新认识——ipcc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概览》，《自然杂志》2002年第2期。
③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l期；《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的生存，所以才南迁至长城以内，可见这一内迁除了学术界以前所认为的政治原因外，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又出现了光绪年间开垦蒙地。①由此可见，农牧过渡带的南北摆动幅度在根本上取决于自然环境如气候所允许的程度。在同一气候或气候演变条件下，会存在不同的生产形态，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形式，会出现统一或分裂的政治格局，因而对自然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满志敏等选取4个历史事例，即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分析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与相应的社会变化，指出这一变化是通过社会系统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系统及政权格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②这实际是揭示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后果存在或然性，未必是一致的或统一的，最终结果还取决于政权体系及其外部环境。不过也有个别文章非常强调气候变化对政权更迭等近乎一致性的影响。例如王会昌认为，“纵观2000多年的(中国——引者)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尽管作者同时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更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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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式、方向、速度和进程。①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化。学术界大多选取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王晖、黄春长探讨商代末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气候温暖湿润，而商代末年，气候干旱，因而泾渭流域的周人屡次迁都并向南方发展，商王朝亦然。②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当时气候条件关系密切。③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入点，具体阐述气候条件与两汉农业之间的关系。④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各地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较多，讨论热烈。陈家其指出，该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则双季稻面积削减，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滑，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⑤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波动、由暖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气候振动、灾害频仍，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也使得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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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②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退化与社会的变迁》，朱士光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
③王子今：《试论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④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⑤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破坏植被、滥杀动物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①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比较直观，与粮价等方面的关系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王业键等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指出华北、华东的气候冷暖变化与自然灾害多寡成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是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即冷期未见上升，暖期未见下跌。②这说明自然环境演变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有无联系需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也说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未必处处、始终、事事存在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与人口增减方面。周翔鹤、米红认为，粮食生产与人口之间存在关系，但由于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而人口数量变化很难成为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会存在曲折甚至是比较大的曲折。③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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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双怀：《气候变化对明代华南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②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关键字章党站；温度；时间变化；Mann-Kendall法；1961―2010年
中图分类号P4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3）20-0243-02
AnalysisonChangeCharacteristicsofTemperatureinZhangdangStationintheLatest50Years
WANJunLIUDong-ming*ZHAOChaoZHANGWei-weiLIBing-kun
（FushunMeteorologicalBureauofLiaoningProvince，FushunLiaoning113006）
AbstractInthispaper，thecharacteristicsoftemperatureinZhangdangstationofFushunCitywereanalyzedbasedonthedailymeantemperature，dailymaximumtemperatureanddailyminimumtemperatureduring1961to2010byusingtendencyanalysisandMann-Kendallmethod.TheresultsshowedthatthetemperatureinZhangdanginthelatest50yearsshowedtheascendingtrend，andthetendencyrateofthemeantemperaturewas0.18℃/10a.Theseasonalaveragetemperatureshowedanupwardtrend，andthetrendofwinterwasthestrongest，andthetrendofspringwasthesecond，thetrendofsummerandautumnweretheweakest.TheaveragetemperatureinZhangdangstationchangedsuddenlyinthelate1980s，andthemeantemperaturerisedsignificantlyin1997.
KeywordsZhangdangstation；temperature；timechange；Mann-KendallMethod；1961―2010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日益严重，我国多数城市的平均气温呈逐年上升趋势[1]。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我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在变暖，以冬季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最为显著[2]。吉奇等对近50年来东北地区温度降水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东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趋于升高，但各季变化不一致[3]。据统计，近30年来，辽宁省的增温趋势也日益明显，热量资源日益增加，特别是平均最低气温增温幅度尤其显著，冬季增温比春、夏、秋季都显著。气候的变暖不仅影响大气的环流稳定，同时还直接影响农业种植区划的分布。该文利用抚顺市章党气象站近5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找出章党站的气温变化趋势，以为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资料为抚顺市气象局提供的章党站1961―2010年逐日气温资料，分别为逐日平均气温、逐日最高气温和逐日最低气温等。
1.2处理方法
季节划分为：春季为3―5月，夏季为6―8月，秋季为9―11月，冬季为12月至翌年2月。所用方法有线性趋势分析[4]和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5]等。
2结果与分析
2.1年平均气温变化分析
由图1可知，近50年章党站年平均气温呈波动上升趋势，抚顺地区的气候倾向率为0.18℃/10a，且通过了0.05显著性检验，其变化趋势与东北地区的变化相一致[3]。近50年章党站年平均气温为6.9℃，其中最低值出现在1969年，为5.6℃；最高值出现在1998年，为8.4℃。由5年滑动平均值可见，章党站的温度变化可分为2个阶段，分别为1960―1988年的冷期和1989年至今的暖期。在1988年以前，温度上升比较缓慢，1988年之后温度迅速上升，这与东北地区其他地市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6]。
2.2气温的季节变化特征
由表1可知，各月平均气温的最大值均出现在7月，为23.6℃；各月平均气温的最小值出现在1月，为-13.7℃。其变化规律符合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即抚顺地区温带大陆性气候明显。章党站的11月至翌年3月的月平均气温均低于0℃，而超过22℃的月份仅有7、8月。说明章党站夏季较短，冬季较长。
2.3不同季节平均气温的变化分析
由图2可知，近50年章党站春季平均气温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波动幅度比较大。由回归分析可知其气候倾向率为0.19℃/10a，且通过了0.1显著性检验。春季平均气温为8.2℃，其最低值出现在2010年，为6.3℃；最高值出现在1998年，为10.9℃。由5年滑动平均可见，1988年以前为冷期，1988年以后上升幅度加快，为暖期。但2002年以后温度开始缓慢下降。
由图3、4可知，近50年章党站夏季和秋季平均气温均呈弱波动上升趋势，其气候倾向率分别为0.08、0.10℃/10a，但分别对其做F显著性检验发现，夏季和秋季的平均气温变化均未通过0.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李辑[7]等研究的东北地区夏季气候变暖趋势的结论不一致。主要是因为章党站位于抚顺市区东部，其站点远离市区，受城市热岛效应较小。
由图5可知，近50年章党站冬季平均温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波动幅度比较大。由回归分析可知其气候倾向率为0.32℃/10a，且通过0.05显著性检验，其变化明显高于其他季节。冬季平均气温为-11.1℃，其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14.4℃；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为-7.5℃。由5年滑动平均可见，1985年以前为冷期，1985年以后上升幅度加快，为暖期。
2.4最高气温的时间变化特征
由图6可知，章党站平均最高气温均呈上升趋势，且通过了0.05显著性检验。章党站的平均最高气温气候倾向率分别为0.16℃/10a。章党站历年平均最高气温为13.8℃。由表2可知，章党站的极端最高气温呈弱波动上升趋势，在1990年以前极端最高气温维持在36.5℃及以下；1990年以后，极端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6.5℃。
2.5最低气温的时间变化特征
由图7可知，章党站的平均最低气温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且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平均最低气温上升趋势明显比平均最高气温上升趋势快，这是由于冬季气温增温速率大于夏季增温速率所造成的。章党站的平均最低气温气候倾向率为0.30℃/10a。由表2可见，章党站的极端最低气温呈弱波动上升趋势，在2000年以前极端最低气温呈缓慢上升趋势；2000年以后极端最低气温又有下降趋势。这表明，自2000年以后，极端温度条件有加剧的趋势。
2.6抚顺地区温度突变性分析
由图8可知，章党站平均气温UF与UB相交于1988年，即1988年为章党站平均气温的突变年份，结合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可以确定章党站的年平均气温在1988年发生了突变增温，并于1997年后在置信线外零值上运行，说明1997年后，章党站平均气温上升趋势增强。
3结论与讨论
（1）章党站的年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其气候倾向率为0.18℃/10a，分季节讨论发现冬季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最强，春季次之，秋季、夏季增温状况最弱，其中只有冬季和春季的上升趋势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
（2）章党站平均气温的月变化表明，平均气温最低值出现在1月，最高值出现在7月。章党站大陆性气候显著，且冬季较长。
（3）章党站平均最高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均呈上升趋势；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呈弱上升趋势。
（4）通过M-K法检验发现，章党站的平均气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突变，1997年后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显著。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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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雅风，沈永平，李栋梁，等.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J].第四纪研究，2003，23（2）：152-164.
新年伊始，反常天气纷现世界各地，凸显出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逐年扩大、北极熊无法冬眠、纽约冬季气温摄氏22度、海平面逐年上升等，类似报道在各大媒体上层出不穷。科学家甚至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及温室效应的影响，2007年将可能超过1998年而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
那么，是什么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我们怎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事实
二氧化碳能让阳光顺利穿过大气层，并且防止地表的热量散失。在冰河世纪末期，地球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ppm，因此那个时代天寒地冻；此后大地回暖，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到280ppm；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其浓度已经升至380ppm，而且越来越高。在有记录以来的20个最热的年份里，19个发生在1980年以后。
对地球变暖感应最敏感的是南北两极，那里的冰川和冰盖正在不停地融化。英国南极考察站不久前发表的近30年气象数据研究报告表明，南极地区的变暖速度是地球平均变暖速度的3倍。2002年以来，南极冰川融化导致世界海洋水平面每年大约上升0.4毫米。北极的情况更糟，格陵兰岛冰川流失的速度在最近5年中加快了一倍。据估计，如果整个格陵兰冰盖融化，全球洋面将升高7米。如果整个南极冰盖都融化，那将更可怕，届时全球洋面将升高65米。
“地球变暖”这个概念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多少有些模糊。不过，对于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来说，气候变暖已经切实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月2日了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梗概。这份报告认为，在过去50年中，“很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用词中，“很可能”表示可能性至少在90%以上，这是这个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使用这样严重的措辞形容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关联。而2001年的上一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使用的词语仅是“可能”，“可能”表示66%的可能性。
报告梗概说，从1750年开始，全球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氧化亚氮的含量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目前已经远远超出工业革命前的水平。二氧化碳的增加主要是人类使用化石燃料所致，而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增加主要缘于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国际地球观测组织联合主席郑国光表示，公布的这份梗概综合了全世界科学家6年多来的科学研究成果，与2001年发表的第三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相比，增加了科学性，减少了不确定性。他以预测海平面升高幅度为例说，在起草第三份评估报告时，科学界的依据仅有几项实验，而此次的依据是11个国家采用14种气候评估模式进行的58项实验。此外，对全球气温升高幅度的预测浮动范围也明显缩小，这表明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水平大大提高。
全球气候变暖带来多重灾难
科学家近年来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虽然还不能全面预测全球变暖给地球带来的多种变化，但人类对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认识。
一是水供需矛盾加剧。全球变暖导致降水变化，全球水资源供需矛盾愈加明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今年年初曾指出，如果地球平均气温上升4摄氏度，全球就会有30多亿人面临缺水问题。
二是天灾威胁加重。热带风暴和飓风的次数和强度都可能增加。
三是岛国命运堪忧。地球两极冰雪融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众多岛屿将被淹没，一些岛国可能不复存在，岛上及沿海居民生活受到威胁。
四是夏天热浪频仍。有关报告显示，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摄氏度，北美地区受热浪侵袭的次数将增加3至8倍，世界其他地方与北美情况类似。
五是生物链被打乱。由于气候变化，不少动物开始向南部或北部迁移，生物物种活动范围的变化将导致迁入地和迁出地生物链出现混乱，从而对农林业和渔业产生不利影响。
六是传染疾病肆虐。由于全球变暖，许多通过昆虫、食物和水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将扩大，并对贫困地区的人口造成显著影响。
七是经济发展蒙上阴影。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50年代多5倍，因此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从60年代的40亿美元飙升至90年代的290亿美元。
虽然全球气候变暖也可能对少数地区有益，但综合评价其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未来生活的巨大威胁。
适应与减缓工作应同时进行
面对人们关于“减少二氧化碳可以减缓气候变暖的趋势，但在减缓的同时，能恢复回过去的样子；全球变暖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是不是可逆的”问题，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副主任徐影表示，从目前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是不可逆的。为了以后不再增加这种影响，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些措施。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活的时间是200年，即使我们现在就减，或者一点不增加二氧化碳的话，它对我们的影响还会持续200年。
她同时表示，气候变暖造成的损失，目前已是现实，在减缓影响的同时，应该怎么去适应它，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面对目前极端事件频繁发生的现状，要建立一些预警系统，像现在的天气预报、沙尘暴的预警系统等。我们要提前知道怎么预防，才能将损失控制到最小。（摘自新华网、搜狐网、《广州日报》）
相关链接
二氧化碳为什么会影响全球气候？
二氧化碳是一种无毒的气体，对人体无显著危害作用，但它却能改变大气的热平衡。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不影响太阳辐射穿过大气层，但由于二氧化碳能吸收地球的红外辐射，会引起近地面大气温度的增高。近地面大气变暖会使地面蒸发增强，造成大气中的水汽增多，大气中的水汽增多又会使近地面大气对地球红外辐射的吸收进一步增强。如此相互作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改变了原有的大气热平衡，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专家估计：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25%，近地面气温将会增高0.5℃～2.0℃；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100%，近地面气温将会增高1.5℃～6.0℃。如果这种估计正确，到21世纪中期以后，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就不可被忽视了。
奇思妙想救地球
除了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外，很多科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拯救”地球。尽管有的“拯救”方法过于异想天开，但也为人类解决地球变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氧化碳埋海底。英国科学家近日表示，他们已找到一个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方法，就是将导致温室效应的元凶――二氧化碳埋入海床下。科学家相信，他们每年可将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重新泵回北海的海底，以减轻全球气候变暖的程度。科学家选择英国石油公司的米勒油田进行了首次试验。根据这项技术，发电站不再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而是通过液化技术，经由一条废弃不用的输油管，重新泵回米勒油田。科学家表示，米勒油田每年可吸纳500万吨液化二氧化碳，并可将之储存在那里达1万年以上。
关键词：极端事件全球变暖判定指标适应对策
IPCC最新评估报告指出，1880年～2012年期间全球平均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升高了0.85℃[0.65℃～1.06℃][1]。近百年（1909―2011年）中国陆地区域平均增温0.9℃～1.5℃，增温幅度高于全球水平[2]。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也发生显著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影响[3]。如2008年初，中国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此次极端寒冷事件对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直接经济损失1500余亿元[4-5]。极端气候事件突发性强，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大，因而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拟系统阐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定义和判定指标，总结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事件的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关建议，从而为人类应对和适应极端事件变化提供科学基础。
1.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定义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指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段内（一般为一年以内）气候系统出现的异常事件，其核心是天气气候记录或变量超过某一阈值。目前有关“阈值”的确定方法可归纳为两种类型：“绝对阈值”和“相对阈值”[6]。
1.1绝对阈值
绝对阈值是以一个特定值为阈值，该阈值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是固定的。如我国气象业务规范中通常把35℃作为判断高温事件的绝对阈值。绝对阈值物理意义明确，但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存在区域差异，一个地区的极端气候事件在另外一个地区可能是正常的。如2003年夏季欧洲出现的超级热浪（日最高气温持续超过30℃），同样的气温记录在赤道地区国家则较为常见，故绝对阈值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2相对阈值
基于统计概率分析计算得到的极端事件判定阈值，称为相对阈值。国际上常用事件发生概率密度函数大于（小于）某一百分位数定义，如IPCC用事件发生概率密度函数小于10%来定义极端寒冷事件。相对阈值的概念更具普遍性和可比性，可确切地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内气候的极端特征。
2.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气候指数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常用事件出现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和覆盖范围等指标描述其特征。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委员会等组织联合成立气候变化监测和指标专家组（ETCCDI），定义27个典型的气候指数（包括16个气温指数和11个降水指数）。我国学者在实际运用中，常用12个气温指数和10个降水指数[7]。这22气候指数的代码、名称和意义见表1和表2。
3.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变化
1951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极端气候变化存在明显差异[2]，[7-9]，主要表现在：
（1）自5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看，中国平均极端最低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与低温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如寒潮、冷昼、冷夜日数、霜冻日数等，发生频率和强度呈显著减少减弱趋势，寒潮平均频次呈明显减少趋势，霜冻日数显著减少，区域性极端低温事件的发生频次有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偏冷的气候极值降低。
（2）区域持续性高温事件发生频次、强度和影响面积在20世纪90年代后由之前的略显减少趋势变为显著增加趋势；与异常偏暖相关的暖夜、暖昼日数明显增多，暖夜日数增多尤其明显，但高温事件频数和偏热的气候极值未见显著长期趋势。
（3）中国极端强降水日数、极端降水平均强度和极端降水量都有增强趋势，极端降水事件趋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极端降水量比例趋于增大。区域上，年极端强降水日数表现为东北、华北及四川盆地为减小的趋势，西部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一直到华南则表现为增加趋势。
（4）全国遭受气象干旱的范围呈较明显增加趋势，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增加更显著。
4.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各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给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很大威胁。因此，加强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应对工作是当前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8]。面对日益严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加强如下方面的研究：（1）加强对极端事件的综合监测能力；（2）提高极端事件及其灾害的预警和服务能力；（3）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推动气象灾害应急协调联动工作；（4）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防灾避灾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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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暖；农业生产；影响因素
气候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然现象，是人类和地球生物生存活动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人类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受到气候的极大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农作物的分布、产量的高低、品质的优劣以及种植的方式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都是气候条件制约的结果。当气候发生异常时，往往造成严重的灾害，例如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大范围的水灾和旱灾，是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口面临着饥饿和生存威胁。
1气候变暖对农业的影响
1.1CO2浓度增加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大气中CO2浓度增加可以提高光合作用速率和水分利用率，有助于作物生长，小麦、水稻、大麦、豆类等作物产量显著增加，但对玉米、高梁、和谷子等作物助长效果不明显。现有研究指出，在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可使小麦、水稻、大麦、豆类作物生长且产重增加10%～50%，玉米、高梁、和谷子等作物生长且产量的增加在10%以下。然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植物生长的助长作用（也称“施肥效应”），受植物呼吸作用、土壤养分和水分供应、固氮作用、植物生长阶段、作物质量等因素变化的制约，这些因素的变化很可能抵消二氧化碳增加的助长作用。
1.2气候变暖对农业气候条件和种植制度的影响气候变暖使我国年平均气温上升，从而导致积温增加、生长期延长，且种植成片北移。当年平均温度增加1℃时，大于或等于10℃积温的持续日数全国平均可延长约15天。气候变暖还将使我国作物种植制度发生较大的变化。据计算，到2050年，气候变暖将使大部分目前两熟制地区被不同组合的三熟制取代，三熟制的北界将北移500km之多，从长江流域移至黄河流域；而两熟制地区将北移至目前一熟制地区的中部，一熟制地区的面积将减少23.1%。
1.3气候变暖对作物品种布局的影响华北目前推广的冬小麦品种，因冬季无法经历足够的寒冷期以满足春化作用对低温的要求，将不得不被其他类型的冬小麦品种所取代。比较耐高温的水稻品种将在南方占主导地位，而且还将逐渐向北方稻区发展。东北地区玉米的早熟品种逐渐被中、晚熟品种取代。可见如果不考虑水分的影响，那么在未来热量资源较为丰富的情况下，若仍维持目前的品种和生产状况，不但不能充分利用这种丰富的热量资源，而且还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减产。
1.4气候变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气候变暖对我国农作物产量的影响，有些地区是正效应，在另一些地区是负效应。我们利用三种大气环流模式预测的气候情景，计算了我国主要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的可能变化。在不考虑水分的影响下，早稻、晚稻、单季稻均呈现不同幅度的减产，其中早稻减幅较小，晚稻和单季稻减产幅度较大。气候变暖对春小麦产量的影响大于冬小麦；对灌溉小麦的影响小于雨养小麦，也就是说灌溉能减小气候变化对小麦产量的不利影响。但是对水资源比较缺乏的北方麦区而言，灌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适当改变种植方式，选育抗旱、耐高温的品种等也许是更为合理有效的对策。
气候变暖将使春玉米平均减产2%～7%，夏玉米减产5%～7%；灌溉玉米减产2%～6%，无灌溉玉米减产6%～7%左右。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将使我国玉米总产量平均减产3%～6%，灌溉条件下减产的幅度比无灌溉的要小。总体来说，气候变化对我国玉米生产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期缩短和生育期高温的不利影响。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时，温度升高、作物发育速度加快和生育期缩短是作物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气候变暖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种类作物的产量影响不同，我国水稻、小麦以及玉米品种多，品种间差异也很大，因此要有意识地调整农业种植制度、选育抗逆性强的品种和选择适当的生产措施等，使之适应气候变化。
1.5气候变暖对施肥量的影响
在较暖的气候条件下，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长此下去将造成地力下降。在高二氧化碳浓度下，虽然光合作用的增强能够促进根生物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土壤有机质的减少，但土壤一旦受旱后，根生物量的积累和分解都将受到限制。这意味着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以满足作物的需要。
肥效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尤其是氮肥。温度增高1℃，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速效氮释放量将增加约4%，释放期将缩短3.6天。因此，要想保持原肥效，每次的施肥量将增加4%左右。施肥量的增加不仅使农民增加投入，而且对土壤和环境也不利。
2结语
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灾害；法律防治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51-02
在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暖的过程中，森林生态系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甚至是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暖是一个关键措施。然而，由于森林是一个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侵袭和意外事故影响的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必将对森林灾害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
森林灾害是世界七大自然灾害之一。森林灾害主要是指由于自然变异或者人为因素引发的，并对森林资源的正常发育或者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破坏或者损失，进而给林业产业造成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自然现象及人类行为。[1]研究已经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的情况下，森林生态系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系统结构、空间格局、组织成分、分布范围以及系统生产力等都将发生变化。此外，气候变化还会使得部分物种的适生面积扩大，种群迅速扩张，一些生态系统出现干旱的频率加大，荒漠化加重，脆弱性增加等等。[2]森林是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的一类物种，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气候变化将导致森林灾害风险的增加。
一、气候变化现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国际化问题。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问题就引起了国际各界政府、社会组织和科学机构的高度重视。众所周知，导致气候变暖的关键因素就是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全球大气CO2的浓度已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280μmol/L增长到了现在的387μmol/L。并且，近十年大气中CO2的浓度仍以4%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以后，大气中CO2的浓度将会是现在的两倍。[3]因此，随着气温升高，温室效应的加剧，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灾害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森林生物灾害的影响
森林生物灾害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表述，即森林病虫害和森林鼠害。据普查，我国森林年均病虫害发生面积为934万hm2，超过年人工造林面积，直接导致经济损失和生态价值损失达880（亿元/a）。全国森林鼠害的年均面积约为150万hm2，其中以西部地区最为严重。[4]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森林灾害发生面积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在新的气候背景下，气候变暖将进一步加剧森林生物灾害的严峻性。
1.气候变化使有害生物的繁殖速率增加，种群快速增长
温度对生物的繁殖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气候变暖，森林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森林害虫的生理过程、发育周期将大大提前，繁殖速率、适应能力和存活率也大大提高，从而导致世代数和群密度增大，种群快速增长。
2.气候变化使病虫害的适生区域扩大，危害程度加重
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病虫害的分布区系和危害范围有着重要的影响。气候变暖使森林害虫的越冬代北移，越冬基地增加，迁徙范围扩大，从而大大的拓宽森林有害生物的适生区域，主要呈现出向高海拔和两极方向扩展，区系分布由南向北变迁的整体趋势。[5]
3.气候变化缩短病虫害的发生周期，增大发生频率
随着气候变暖，森林植被的物候期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由于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昆虫的物候期提前，从而导致世代数目增加，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例如天幕毛虫的发生周期一般为14或15年，但近些年曾于1971年、1985年、1995年在牡丹江，1965年、1974年、1984年、2002年在吉林白城相继爆发；安徽的潜山马尾松毛虫1973年以前爆发周期为10年，1973年以后则为3-5年。[6]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使得许多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发生频率加大，进而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抗灾能力大幅降低。
4.气候变化使森林鼠害面积明显增加，危害程度严重加剧
我国森林鼠害主要发生在生态脆弱区，以内蒙古林区以及西部干旱地区最为严重，每年发生约66万hm2以上。[7]随着气候变暖，新的环境对老鼠的存活和繁殖提供了更为适宜的条件，活跃期延长，加之当前人们对综合治理鼠害的疏忽，使得老鼠大量繁衍和种群密度急速增加，鼠害的危害程度将远远胜于过去。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非生物灾害的影响
1.对森林火灾的影响
森林火灾的发生是火源、可燃物、气象等环境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气象因素是导致森林火灾发生的关键因子之一。气候变化对自然林火影响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取决于森林经营历史、干旱频率及程度、病虫害爆发以及其他因素等。气候变化对森林火灾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加大，地被植物干燥，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气候的频率和发生强度加大，从而森林火险等级和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将明显提高；[7]其次，森林植被的种群组成和分布区域改变，使森林火灾的发生与蔓延呈现出一定的时空规律性；再次，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的频发，促进了可燃物条件的形成，加剧了极端高温干旱区火灾频率及特大火灾的可能性；并且，由于火源分布、气象条件和可燃物的分布改变，林火的发生的准周期也将发生明显的波动，并逐渐呈现出缩短的变化。[8]
2.对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的森林气象灾害主要有冻灾、雪灾、风灾、旱灾、洪涝、雹灾、高温等。其中冰雪、洪涝等灾害又会进一步的引发水土流失、流泥石、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或者火灾的发生。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林木大批折断受损，并且地表可燃物大量增加，平均地表可燃物载量超过50（t/hm2），严重超过高强度大火的标准30（t/hm2）。[9]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也是由于长期干旱引发的。目前，气候变暖导致的旱灾是我国影响面最广的气象灾害，并且还常出现多种灾害复合叠加的现象。
三、关于森林灾害的法律防治
（一）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的必要性
在气候变化凸显的今天，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方针为指导，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加快建立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制度，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不仅有利于推动和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防止气候变暖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就环境保护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森林对减缓气候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森林碳汇功能，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关键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森林资源是主力；其次，就推进经济发展而言，气候变化将增加林业灾害的易发性和频发性，从而增大林业产业的风险，保护森林是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再次，就森林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而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森林破坏在规模和程度上都会有一定的扩展，然而森林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其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控制森林灾害的发生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方面；最后，就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机制严重滞后，不够完善，在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机制的步伐，是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关于森林灾害法律防治的几点建议
1.将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
森林灾害的频发与气候变化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应该把灾害防治与气候变化结合起来。一方面，把防治森林灾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制定森林灾害防治的政策规划和开展的法律活动中，把气候变化因素考虑进去，跳出为防治而防治的定势；另一方面，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防治森林灾害的战略行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和紧迫性。其中，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减缓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森林保护法律法规，加大人工造林力度，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的碳汇功能来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在更好的掌握气候变化形势的情况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防治政策，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机构的建设，加强森林灾害应急系统的构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培训和宣传工作。
2.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气候变化背景下，森林灾害的发生往往出现新型灾害、复合型灾害、次生灾害或者衍生灾害跨区域发生或一起并发的现象，针对常规森林灾害制定的的单行法现和政策制度已严重滞后。亟需制定综合性的防灾治灾法或以森林保护法为统帅，再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森林灾害制定更加具体、实施性强的单行法规，从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风险管理、恢复重建、救济救助等各层面都做出具体规范，并在防灾治灾的各个环节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体化要求。
3.健全森林灾害地方管理体制，确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森林灾害管理体制层次比较广泛化，不够具体细致，以致无法应对新的森林灾害防治局面。因此，在各级政府设立由政府统一领导，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专门机构，根据灾害发生的等级和特征，形成同一灾害区域多个地方政府参与的联合防控机制，协调建立森林灾害跨区域防治的检测预警系统，实施资源和信息共享、应急响应联动等措施。
4.加强森林灾害的防治能力建设和法律救助机制
以法律手段为保障，高效运行救助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森林灾害风险的重要环节。由于森林灾害后果严重，需要建立森林灾害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通过金融、保险等多元化机制实现森林灾害的经济补偿和损失转移分担，如生态补偿政策，森林保险制度和建立专门的森林灾害保障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应与森林救济、产业恢复等减灾和适应手段相结合。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化的捐赠救助基金体制，充分的发挥公益慈善机构在森林灾害保障中的作用，拓宽救助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充分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联合防御、救助发挥的作用，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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