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审计史;审计内容;审计机构;审计职能
中国审计史的理论框架大致包含四个方面,即历史上审计的内容、机构和职能,审计的方法和方式,审计立法以及审计史的分期。本文仅就审计的内容、机构和职能做一简要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历史上的审计内容
鸟瞰中国审计史,就审计的内容看,大致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审计活动。
(一)对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
其主要内容是审核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合理性,以确保经手和保管财物的人员忠于职守。中国古代这一方面的审计,在审计执行者和审计的对象上都较复杂,变化较大。如果从有明确记载的《周礼》算起,书中拟构的周朝主要是通过宰夫对“百官府群都县鄙”等进行财政财务监督。春秋战国时期,国王或丞相通过上计来稽核地方财政财务收支的情况。秦汉时期,主要是丞相和御史大夫对治粟内史(汉改大司农、司农)、少府以及地方郡国进行财政财务监督。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比部。隋唐时期财政财务审计主要是通过比部以及中央各部门、地方州县内部的兼职勾检官进行逐级勾覆稽察。宋朝审计机构复杂多变,元丰改制前,财政财务审计主要由三司内部的三部勾院、都磨勘司负责;改制后,恢复了比部,比部和诸路监司共同负责从中央到地方的审计。元朝建立后,废除了比部审计,中书省和行省设检校所,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衙门内部设照磨官,负责财政财务审计,并由御史通过照刷文卷进行财政财务的终审。明清财政财务审计由都察院下的某道监察御史和六科(明不隶属于都察院)兼职负责。而在清代,督抚在地方财政财务的审计监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近代中华民国时期,北京政府设审计院,国民政府中央设审计部,地方设审计处审查财政财务收支。会计师事务所承办民间审计、会计业务。民国会计师人员和组织先后归农商部、财政部、工商部、实业部管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情况错综复杂,财政财务审计因时因地而不相同,大致说来,一般均设有专职的审计机构负责这项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央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厅、审计局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国家金融机构,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基本建设单位,国家给予财政拨款或补贴的其他单位,有国家资产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国内联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计监督的其他单位等进行财政财务审计;本单位本部门所设立的审计机构负责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组织――审计事务所主要进行财政财务的审计查证和咨询服务等事项。
(二)对官吏在经济上的违法乱纪行为(即古代所谓“赃罪”)进行审计纠弹
这在古代主要通过监察机构来兼职执行。商周国家机器具有较大的原始性,职官分工不清,职掌不固定,可能主要是通过师、公、司士和监等对中央和地方官吏实行监察。自战国开始,出现了御史监察的萌芽,以后这一制度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发展完善,一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中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是“临制百司,纠绳不法”,无所不纠,无所不察。政治上监察百官的奸邪逆恶,经济上监察百官的盗窃、贪污、受贿和财政财务收支的不如制,司法上会同司法部门明察大案。由此可见,御史是兼职的审计官。如西汉时期御史大夫负责按察“上计”的虚实真伪,唐宋时期御史审查弹劾官员的贪赃和财政财务收支的不如制等,元代御史、明清科道官纠劾奸贪者是其重要职责。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审计机关在财经法纪上的审计主要是稽察财政上不法或不忠于职务的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审计机关在检举、检查贪污、舞弊及浪费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党和人民政府把财经法纪审计作为审计工作重点之一。
(三)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考核(后来发展为经济效益的审计)
这在古代主要是通过中央对地方各级官吏的考课来兼职执行。封建国家对官吏的考课包含有多种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审核稽察地方官任职期间赋税收入、户口、垦田数的增减情况。传说中夏禹时代的“会稽”,乃后世上计制度之端倪。《周礼・天官冢宰》明确记载了定期考核官吏的制度。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则通过上计制度,审核稽察计簿,课其殿最,奏行赏罚。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专掌官吏考核铨选的吏部,隋唐时期吏部通过对京师诸司和各地报送的考状的审核勾覆,决定中下级官吏的升黜任免。北宋前期曾设磨勘院、考课院负责其事,元丰改制后复归吏部,元明清三代相沿不改。
中华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审计院负有审查新旧官吏交接之责。国民政府中央实行五权分治,其中考试院负责对官吏的考核,审计机关则对政府官员离任进行审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审计机关审查稽核企业收支、损益及经营情况,以求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事业初创阶段,出现了经济效益审计。各级审计机构主要考察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是否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衡量产出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以改善经营管理。
在中国审计史上,这三类审计往往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譬如在进行财政财务审计或经济政绩(经济效益)审计时,发现官吏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需要立案,进行深入的审查,于是转入或同时开展财经法纪审计。明清科道官察核在京各部院各衙门支领户部钱物、奏销直省钱粮、察销建筑工程等属于财政财务审计,但如发现有浮冒舛错、侵贪作弊等,进行稽查题参,就已属于财经法纪审计了。国民政府时期,对县市财政财务进行抽查。抽查部分不符合时,应就其余部分再进行详细审核。如有不法或不忠于职务的行为,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函请省政府或饬令该县政府,依法予以处分。汉代御史察计簿,对地方官吏进行考课,如发现可疑不实之处,就要进一步按治;明代天下诸司官吏,三年朝觐到京,奏缴须知文册到吏科,进行经济政绩考核,如查出钱粮等项目差错者,那就究治参奏,这两者都具有从经济政绩审计转入财经法纪审计的性质。又如在进行财经法纪审计或经济政绩(经济效益)审计时,往往先从财政财务审计入手,查明被审对象经济活动的真实性,然后再进行量刑、评价。宋代在考核地方官和监临物务官的经济政绩时,必须先经过财计部门复核其账簿,检验收支数额,比较岁课增亏,然后送主考部门详定升降。当代的专案审计,一般就是审计工作者根据群众的检举,对与违法乱纪有关的财务收支或某类经济活动一无遗漏地加以审查,以取得全部证据,确证案情大小,避免挂一漏万。
二、历史上的审计机构
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很大部分的审计职能置于御史监察中。首先,财经法纪审计始终由御史主要负责。其次,御史对财政财务审计之权逐渐加强。秦汉时御史参与上计察计簿,具有一定的财政财务审计职能;唐宋时六察监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对户部的监察主要是对国家财政财务总收支总预算进行监督,也就是进行财政财务审计;元明清时御史(或科道官)兼职进行财政财务终审。再次,御史参与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秦汉时御史大夫是上计主持者之一;北宋时御史对守、令考课有复审之权,而且直接对诸路监司进行考核;南宋后期御史台逐渐成为负责地方官考课的最高机构;明清时科道官成为考核官吏的主要主持者。总之,御史监察机构地位高,权力大,存在的时间长,在古代审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把审计置于监察机构的统辖之下,作为治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中国古代审计的一大特色,以至一直到近代民国时期,审计部仍隶属于监察院。
中国古代把财政财务审计置于司法系统之下,渊源于《周礼》所载宰夫掌治法,这使财政财务审计从一有明确记载开始,就具有司法监督的性质。古代把财政财务审计归于司法系统,存在的时间不长,大致与比部相始终。魏晋时出现比部,唐代是比部勾覆最完善典型的时期。从宋代开始,比部勾覆职权为三部勾院、三司都磨勘司、审计院等侵夺,至元明清三代终于被御史监察所取代。比部审计体制与现代司法监督类国家审计体制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审计起源于对官吏的考核,即关于夏禹会稽的传说和后来的上计。这与古希腊审计源于官吏离任时的经济责任审查同出一辙。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由国君或最高一级大臣主持;自魏晋南北朝出现吏部后,对中下层官吏的经济政绩考核基本由吏部负责。总的说来,对官吏经济政绩审计的作用比较有限,常常流于形式。
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北京政府在审计上仿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置近代新型专职的审计机构统揽审计工作,从此改变了古代把审计职能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执行的状况。这是中国古代审计转化到近代审计的重要标志。
历史上的审计如按执行审计的人员和受审对象的关系不同,可分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御史台(或都察院)、吏部和刑部之下的比部都独立于被审计对象之外,由它们进行的审计可算作外部审计;而唐朝中央和地方各衙门内部的兼职勾检官――主簿、丞、录事参军等,宋朝三司使下的三部勾院、都磨勘司、州通判县丞等,元朝各衙门内的照磨官,他们都在被审对象长官的领导下,对本部门的财经活动进行审计监督,属于内部审计,还有历代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官府长官对其下属机构和属官在经济上的稽查考核,大致也可算为内部审计。近现代由中央审计院或审计部、审计署,地方审计处、审计局,以及社会审计组织进行的审计,属于外部审计;而由本单位、本部门内部审计机构进行的审计则属于内部审计。
中国古代审计的独立性是不完全的、不明显的,始终没有达到近现代西方超然独立的地位。因为国家审计机构是第二者――帝王行使财经监督权力的人,而不是纯粹的第三者。国家审计的这种人身份,决定了其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十分有限,它必须服从于最高统治者或上司,其独立性只能相对于被审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外部审计独立性较高,内部审计则缺乏独立性。如御史台(或都察院)对贪官污吏的纠弹是否有效,最后决定权在皇帝。史籍中所载御史对官吏贪赃弹劾无效,往往是由于皇帝“纵劾奏不行、不问、不穷其事、原之”等。另一方面,由于御史台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直接受皇帝指挥,因此,监察御史、科道官等品秩虽低,但可以纠弹包括丞相、王侯在内的高官显贵,可以审核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各级衙门的财政财务收支,较少受被审对象的制约,这又是其在审计上独立性较强的表现。还有比部、考功分别是刑部、吏部之一司,它们必须受刑部、吏部长官的节制,但是它们作为全国财政财务审计和经济政绩审计最高的常务机构,对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衙门的审计,也较少受被审对象的制约,其独立性较高,具有终审的权威性。相比之下,内部审计由于被审对象是本部门的长官、同僚或下属,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中,难免比外部审计受到较多的被审对象的制约,如碍于情面,或怕受到牵连,惧于承担责任,或受到压制、报复。因此,其独立性较低,往往只是初审或再审,最后必须经过外部审计的终审。即使像宋代三部勾院、都磨勘司是具有终审性质的机构,但由于隶属于最高理财机构三司,在对三司进行财经审计监督时,往往受到压制,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官卑权轻,难举其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
中华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审计院隶属于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从形式上看,超然独立的性质大大前进了一步。国民政府置审计部于监察院之下,这是中国历史上御史监察制度与西方超然独立的现代审计制度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分管全国审计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区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县长、市长、区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体决定了审计为人民利益服务,审计受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
三、历史上的审计职能
中国历代的审计职能,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监督职能。如上所述,中国历代都有某职官负责对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勾稽全国各级官署财政财务收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此确保国家财政财务收支的正常运转。监督职能还通过对官吏盗窃国家财物、贪污受贿、严重亏损浪费等犯法违纪行为的揭露检举,并依罪予以惩处,借此达到整饬吏治、保护国家利益、巩固政权的目的。二是评价促进职能。这一职能在古代主要是通过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对比任职期间经济政绩的优劣,审核稽查其廉洁奉公的程度,再结合其他方面的考察,对官吏加批考词,做出评价,以定等级,作为升降任免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级官吏勤于吏治,廉以自守,致力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以期得到晋升。现代经济效益审计主要是国家审计机关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客观地评价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效益,检查它们的经营方向、决策原则是否符合国家的财政方针政策,找出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不一致的原因,经济盈亏的经验或教训,然后提出审计建议,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三是经济鉴证职能。中国历代由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如御史台(都察院)、比部、审计署(审计院、审计部、审计局)等,通过审核检查,确定被审对象某一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并且做出证明。古代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其经济鉴证职能尤为突出。近代北京政府审计院对一些因意外事故而引起的经济损失予以审查证明;现代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设立时,需要由社会审计组织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检验资本和出具验资报告体现了审计鉴证职能。
在古代和中华民国时期,审计要真正充分发挥这些职能是不可能的,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方面情况复杂,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述,其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国家审计受政治的干预很大。
审计对肃清吏治能起很大的作用,但不是灵丹妙药。相反,吏治的良窳决定着审计效果的好坏。如宋代财政财务审计水平超过唐代,但审计成效远不如唐代。中国古代从五代、宋开始,吏治渐趋腐败,政以贿成。这种风气照样也侵蚀到审计工作中,使宋代对账籍的勾覆点检非但不能成为防贪的有力措施,反而成为奸贪者以权谋利的工具。清代有关地方官员离任时钱粮交接制度是较严密的,清政府如能行之有效地按新旧官员交接的规定去做,对防范官吏贪污盗窃是大有作用的。但是,在无官不贪腐败之风的影响下,审计制度本身再好,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如康熙晚年,各级地方官府经营的钱粮亏空严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作好新旧官员交接。前任官吏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贪,又移交下任,这样任任亏空,越亏越多,上下欺蒙,互为掩饰,积重难返。国民政府时期,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因此虽有一套较为全面严密的审计体制,但只能徒具形式,那些贪赃枉法之辈仍逍遥法外,无所忌惮。
在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中,统治阶级内部最重要的是权力之争,国家审计受政治的支配,必须服从这一斗争的需要。如明朝中后期党争激烈,各朋党争夺主持典察大权,利用考核官吏来排除异己。可想而知,在争权夺利中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已名存实亡了。在政治斗争中,甚至审计本身也成为诬陷政敌的手段。如唐代裴延龄恶京兆尹李充有能政,专意陷害之。“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钱谷至多,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旧唐书・奚陟传》)。此外,审计作用的发挥往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关系密切。如武则天为了镇压异己,任用酷吏为御史,单《旧唐书》武则天时期有传的酷吏11人,在御史台任过职的就有8人。这些御史希旨诬告,构成大狱,滥杀无辜。不言而喻,这时御史在财经上的审计职能是很难得到正常发挥的。北京政府时期,审计制度依法律的规定是很严格的,但地方军阀割据称雄,截留财政收入,审计职权在诸省难以得到实施。
统治者制定的一些政策、制度对审计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宋代科敛无艺之弊影响了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朝廷立额只求增盈,不管减损,常常不切实际,徒具虚名。明代考满被久任法所代替后,“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留”(《明通鉴》卷68)。在这种情况下,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也只能是虚应故事。
审计在国家政体的制约下,其本身体制的优劣对审计职能的发挥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清代地方行政与监察相结合的审计系统具有较大的弊端,地方督抚同藩、臬、州、县等官上下勾结,朋比为奸,扶同徇隐,侵吞公帑,贪污案往往牵涉面广,赃款数额巨大,屡惩不绝。概而言之,即管理财政者不能同时监督财政。由此可见清代地方审计作用之微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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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宝璋教授简介
方宝璋,1951年5月生,福建莆田人,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全国知名审计史研究专家,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史首席教授,会计审计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审计学会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委员。
方宝璋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审计史、会计史、审计理论的研究,共完成专著十余部,代表作《中国审计史稿》、《宋代财经监督研究》、《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等;在《中国史研究》、《审计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各级学术刊物150余篇,代表作主要有《中国古代审计史概论》、《试论审计重要性水平》、《宋代审计机构若干史实之考证》、《略论宋代会计帐籍》、《论比部》等。其中有十几篇论文被《审计年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其著作多部获国家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2004~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2000~2003年应审计署邀请,担任审计署重点科研课题“中国审计史”古代部分的总纂稿人,并具体撰写五代宋元部分。主持完成1999~2001年省级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近代审计史”。
[摘要]:中国近代的报刊是在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风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早期外国人报纸对以后的办报理念和业务发展都起到了效仿作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后来的《万国公报》等。许多外报在后来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开展,如《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本文尝试从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横向考察外报的报纸形态、宗旨定位乃至新闻专业主义等问题。大致思路是理出脉络,并做简单之比较。更多的具体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我们将20世纪前的外报区分为传教士报刊、商业报刊和政治性报刊,这是就某一类型外报的总体报纸定位而论。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希望能够管窥外报的发展脉络,并适当结合同时期西方报刊发展做新闻专业主义和理念简单的对比。
作为一种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关系的中介。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相关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媒介机构从本质上是有关最广义的知识的制作和传播。[1]近代中国“最广义的知识”对于当时的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而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在外报对后来中国人的办报经历中亦有所反映。而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正在进行着里程碑式的发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其合法性正不断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工作者建构和探索的中心话题。借鉴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所办报纸的三种形态,或可得一二媒介社会功能观的新认识。
传教士报刊
谈传教士报纸,自然从人所熟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谈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创办于马六甲,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份近代化报纸,其创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该报是一份宗教宣传性质报纸,办刊宗旨乃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报纸形态上看是这样一份报纸:封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左下角印有:“博爱者纂”。右有:“子曰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时间标识:“嘉庆丙子年全卷”。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神学色彩的同时,也颇注意中国受众的本土化语境。[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传媒分众的层面来界定刊载内容,称:“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3]这种按受众层次区别对待的受众观在当时无疑是为了适应传教之需要的,但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远见的做法。然而从当时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来看,读书人迷于科举,而普通“老少愚达智昏”者又普遍是缺乏读报的需求的。这显而易见制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的发展。事实上从后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传播的途径和作用来看,除了早期传教功能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时事政治问题,《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前五卷概未涉及,连米怜自己也认为是一大缺陷,但将这一缺陷归诸当时条件的限制,声称并非其办刊本意。[4]然而,该报毕竟还是清楚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缺陷。并且也在后期刊登了介绍世界各国概括,及至月食报道等内容。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报纸内容可见,主持人对媒介的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并且也努力扩展报纸之所及。
如果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传教士报纸的先驱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无疑是传教士报纸精神传承和转变过程的一份重要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创办于广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从报纸主持人来看,其办报动机已经在早期传教士报刊的基础上进行微妙然而重要的转变了。传办人郭士立“精通中文,能讲北方官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曾3次乘船到中国沿海口岸探听军事情报,收集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曾参与走私鸦片等活动。他在航海日记中说:‘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5]
这样一位报纸主持人,不难想象其传办报刊的目的已不是单纯的传教士办报传教。但是限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传教士报纸市场有限,也很难跳出传教这个圈子(尽管主持人的目的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其所传之“教”也非单纯之“天主教”)。客观上,这份报纸由于从报纸的内容到宣传都更好的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和口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巨大的。尤其是报纸定位,已经不是早期单纯的宣传品。《东西洋考》明确将自己归属新闻纸,辟有“新闻”专栏,且于1834年1月(癸巳年十二月)刊载《新闻纸略论》。[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形式上继承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其创刊号上印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等等。但内容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经更加注重时事新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传教士报刊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刊的过渡,对后来的商业性报刊有一定指向性作用。
颇为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1833年9月3日《纽约太阳报》创刊。开启了美国便士报的新时代。便士报不仅仅在其后西方新闻活动中充当了主角,还深深影响了西方新闻界的办报理念和实践。创办人本杰明?戴(BenjaminH.Day)这样表述其报纸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Bleyer,W.G.,1927,158).”[7]对比可见,彼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受制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发展已远远落后西方社会。
这一时期(1815年-1839年)的传教士报刊主要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依泾杂说》、《各国消息》等。他们在内容上基本都还是停留在传教上,这里不做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50年代后香港出现的《遐迩贯珍》。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也开我国中文报刊铅印之首。虽然《遐迩贯珍》是传教士麦都思依靠马礼逊教育会、英华书院创办,但其实际上已经是一份新闻为主的刊物了。其创刊《序言》上云:“‘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活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8]由之可见,该报重视通内外,后来国人王韬“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郑观应“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或由之受启发。
有学者认为,《遐迩贯珍》暴露了西方‘炮舰’加‘布道’的殖民取向。[9]固然是深刻的见解,不过从其办刊形式和内容上来看的话,也的确更加侧重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前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遐迩贯珍》的政治倾向,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不必
顾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10]纯粹从办报的角度来论的话是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份对中国近代报业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报纸,即《万国公报》。该报是一份基督教报纸,林乐知(YoungJohnAllen)创办并主编。《万国公报》的评论是其区别于前述传教士报刊的一个显着特色。
《万国公报》以犀利的政论,站在西方立场上,为晚清政治变革提供了新思维;对报刊本身轨迹及一些报刊理论作探索。《万国公报》办报的目光、视野具有职业理念。[11]尤其突出的是该报在传教的同时,对英美报学进行研究。“泰西诸国人民率皆嗜阅新闻纸,如饮食,殆不可一日缺。”“考英美新闻纸之不同处,即英报重于论辩、义理,美报专于搜罗新闻。”对报刊史进行探索的意义或许可能更多的影响到了该报具体的办报上。
总体上说,传教士在华报刊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新时代。传教士报纸客观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其为国人带来的“通内外”之作用对早期国人办报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以后的改良派、维新派办报经历来看,无不受到传教士报刊宣传思想的影响。
商业性外报
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外报显示了另外一类报纸形态,即以商业信息流通和盈利为目的商业性报纸。
《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于上海创刊。创办人为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Shearman),字林洋行发行,该报无论从报纸主持人,发行单位都已经大大不同于传教士报纸,因而也表现出其商业性报纸的特色。报纸从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由于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机关,得到优先刊载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的文告和付费广告的特权,因而有“英国官报”(OfficialBritishOrgan)的称号。
《北华捷报》的历史意义更在于该报孕育了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脱胎于《北华捷报》的星期增刊《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该报尤其重视加强新闻报道工作,还获得了独享刊登英国路透社电讯的特权。为此,《文汇报》(J.D.Clark)还因公开转载《字林西报》刊登的路透电讯而打了场版权官司。
继这之后,《上海新报》创刊,该报是以北华捷报馆为主体的字林洋行创办出版的周刊。其编辑方针曰:“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12]该报自1870年3月24日在国内率先为每条新闻拟简明标题,是一项对后来报纸业务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的举措。《上海新报》后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失败,由此亦可窥商业性报纸的商业竞争意识。
值得重点评述的是《申报》和《新闻报》。
《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美查(ErnestMajor)直言其办报就是为了赚钱。如果说前述商业性报纸与殖民主义开拓尚有关联的话,到美查的《申报》已经完全是为金钱而办。美查于1889年将所经营事业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报纸也由外国独资变为外资控股,中外合资,其商业性运作已接近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的经营。
《新闻报》1893年3月17日创办,虽晚于《申报》,却后继勃发,一创刊就同《申报》打价格仗。很快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仅次于《申报》的第二大报。从两报的竞争可以看出彼此追求利润至上的宗旨。
《申报》的经营和管理大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时期的传教士和政治性报纸的。它奠定了近代中国商业报纸的基本模式。其创刊号所登《发刊辞》、《本馆条例》、《申江新报缘起》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13]其所谓“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或可作为《申报》对新闻价值的一种认识和探索。
《申报》对战事的报道非常重视真实性原则。无论是朝鲜、中法战争等,无不尝试亲身采访、现场报道。同时期西方新闻界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在其报道中亦有所体现。对“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连续报道或可作为《申报》无意中的一次新闻议程设置。
此外,《申报》报道大量社会新闻,以吸引读者;号外以追求时效;连载旅行通讯以丰富内容;刊登照片以美化版面;重视言论和副刊以形成特色。这些具体的新闻业务为商业性报纸的经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为我国报纸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申报馆的经营思想亦是一个值得比照的方面。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自办发行,创办了一批其他出版事业。比较突出的有各类期刊的经营,如《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申报馆还兼营书籍出版。其1888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之美称。
广告成为《申报》经营的重点。在《招刊告白引》(1872年5月7日)中如此云:“尝游通都大邑,见中国一城一邑,一岁一市之中,有怀一端之事思告白于人而无由遍诉者……西人之为民下者亦尝患此久矣,思夫善其术以出之。盖有新闻纸出,而民之情不至拥于上闻矣。”[14]从其中可见,申报馆的广告思想多受西方思想影响。其对“新闻纸”广告功能的认识颇具有远见。
这一时期的商业性报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传播思想来讲可能不如传教士报刊明显,但是其对中国报业和社会的发展作用却是巨大的。因为商业性报刊的存在,国人充分认识到新闻纸可谋利、可广耳目、可易风俗,商业性报刊的创办也在这之后开始孕育并渐渐发展了起来。宗教性报刊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是有限的,商业性报刊却是刺激近代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治性外报
政治性不可避免的在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性报刊中有所体现,这是由传播者的自身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外报中有这么一股力量,它们是纯粹的政党报纸,如果溯源的话,或者是西方政党报纸在中国的特殊产物。这里择其代表性报纸略述。
1822年9月12日,《蜜蜂华报》(AAbelhadaChina)在澳门创办,这也是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但实际上,这份报纸与中国仅仅是从地域上建立了联系。报纸的创办人是葡萄牙立宪党派人士,报纸是为了宣传立宪党派在澳门的政治主张而创办的。此后,在澳门又创办了《澳门报》(GazetadeMacao)、《澳门钞报》(AChronicadeMacao)等8份葡文报刊。
这些报刊,多报道本国事务,从受众定位上即不是面对中国受众的,因而也无关宏旨。不过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些葡文报刊一般都持中立态度,甚至有少数持亲华立场,是值得联系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
《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一译《中国文库》)是一份同中国联系紧密的政治性报纸。该报创刊于1832年5月31日,英文月刊。虽然该报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创办并主编,但其政治性远大于宗教性,我们认为其更是一份政治性报刊而非宗教报刊。该报以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为宗旨,其内容“多为英人在华的商务报告,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究”,[15]该报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乃至鼓吹武力侵华,政治性昭然若揭。
政治性报纸对中国人的办报影响甚微。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也仅起了解外情的作用。但是政治性报纸却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殖民侵略进行了向导,对政治性报纸的媒介功能不能小觑。但同时我们也应辩证的看待这一媒介形态及其功能,正如我们历史地评价鸦片战争一样。“大众媒介是形成新型凝聚力的潜在力量,能够把同一国家、城市或地方的分散个体联合起来。……如何诠释媒介影响常常取决于一个观察者对现代社会的态度和他们的社会观中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程度。20世纪早期既是(或可能正因为是)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冲突最为显着的时代,同时也是思想进步、民主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16]将媒介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语境中考量,这对我们评价政治性外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所启发的。
三股力量的交织
孤立地看待报纸的形态是狭隘的,而不将报纸的形态做一具体的细分也不利于我们区分对待不同产生背景下的报纸和同一背景下不同语境下的报纸。我们认为在分析在华外报及其影响时不应该一概而论。本文即是对此的一个简单梳理和评述。
外国人在华报纸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的第一页。但同时它也是适应近代中国社会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而产生的。如果说传播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割裂,是否这种割裂又孕育了外国人在华报刊的不同形态?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论,早期在华外报的三股力量交织或许对近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意识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如西方便士报使得独立报业形成,早期商业性外报是否也在新闻活动过程中不自觉地促成了中国独立报业的形成?而早期传教士报纸的宣传策略(我们知道王韬等早期报人都有在传教士外报中工作的经历)是否亦对形成中国的政党报刊及其政论风格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中国人介入传教士外报的创办(梁发、王韬等等)而形成了传教士报刊的宣传风格?此外,这种影响又是如何显现的?除了传教士报刊,政治性的外报对梁启超等人的办报活动是否也有所启发和影响?
无论如何,这三股力量彼此是相互联系,共生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对其彼此间这种共生和相互影响(或者一定程度的彼此隔离?)的关系的探究,或许需要我们更多的从媒介的功能和作用角度去考察,并将这种媒介功能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大的社会背景和特殊语境下。
理清这三股力量的关系或许对近代中国报业专业主义之肇启有所启迪。如果我们把对这三股力量的研究作为对在华外报传播者的研究的话,或许可以借用黄旦先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的一段深刻见解:
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地(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笔者注)建构和消解,才使得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分析西方的媒介组织,而且对如何研究我们的传播者也不无启示。[17]
[注释]
[1]《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丹尼斯?麦奎尔,清华大学出版社,第54页。
[2]《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58页。
[3]《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张之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7页。
[4]《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2页。
[5]《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5页。
[6]《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3页。
[7]转引自《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黄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0页。
[8]《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9]《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9页。
[10]《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11]《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107页。
[12]《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9页。
[13]《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0页。
[14]摘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4页。
[15]《中国报学史》,戈公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关键词]历史学；实践教学；专业考察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因而，实践教学已成为大学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教学环节。而历史学作为传统的基础理论学科，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本文以专业考察为例探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问题。
一、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历史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基础学科，承担着把知识转化成素质和能力的重任，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地位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人受经济大潮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以实用为评判尺度，对历史学科做了功利性的取舍。历史学专业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这给该学科的办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落后陈旧的教学现状，要理论联系实际，更新授课方式，更为重要的就是注重实践教学。而目前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师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史书、探寻理论，并未能深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以致于脱离了实践，流于空泛的理论。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在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反，理论课时数量过大，导致学生盲目追求理论课成绩，从思想上对实践教学不能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重要实践活动，尤其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增强其感性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未能建立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平台，对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缺乏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机制。由于学校未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活动，未能结合专业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实践教学基地，也缺乏业务素质好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因而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也无法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二、历史学专业考察的目的和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要做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专业考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首先，组织学生对历史遗址、遗迹和遗物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具体、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收集和感知，可以弥补理论学习存在的不足，使学生能更为生动直观地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学生把采访调查中所获的非文本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效训练了史料收集能力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通过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专业感，深化对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其次，进行专业考察，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对各地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专业考察的过程中，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历史学专业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中在专业考察方面，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专业考察。历史学专业考察是出于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考察地点多为历史遗址、遗迹或遗物，如半坡遗址、昭陵、乾陵、茂陵、龙门石窟、碑林、故宫等等。这样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内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通过专业考察收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去感知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增设与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改变过去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传统观念，转变学生的史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把实践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突出专业考察的地位，提高师生进行专业考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要进行有效的实践教学，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之外，还要构建一套合理完整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后方可进行专业考察。具体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合理有序地展开，就专业考察而言，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考察地点，考察的范围应尽可能的获取到丰富的历史材料。比如古都西安，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留下了可供我们学习研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地。其次，要有明确的考察任务。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实地考察，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喇嘛教，可就近去各地的喇嘛庙考察，如大召、百灵庙、五当召、美岱召等。如果去西安碑林，则研究的重点内容就是典籍石刻和书法艺术。参加专业考察，不同于户外旅游的休闲放松，师生要有明确考察的重点和任务，要认真观摩，有目的地收集历史材料，考察后学生要撰写出有质量的历史考察报告，对专业考察做深刻的分析总结，并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再次，就近实地调查与异地专业考察相结合。一方面，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就近的古城遗址，有效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包头的同学可去麻池古城、北魏时期的的怀朔古镇，通过就地采访调查，采集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异地专业考察，重点考察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遗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布和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加深对历史学专业的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研立项等方式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再结合理论课程的学习，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加大力度建立有利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首先，根据专业所需，建立一批长期有效的专业考察实践基地。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为重要目标，学校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搭建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共同为培养新型学术人才贡献力量。其次，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保证专业考察的有效开展。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学校必须在人员配置、时间安排以及经费保障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专业考察以学生为主体，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业务素质强的指导教师组织和参与，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教学，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生在专业考察中真正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在教学计划中，要有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保证必要的专业考察的时间，避免随意性。同时，学校还需多方筹措实践教学经费，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开展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考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途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新型历史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只有师生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条件，推动教学改革，带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才能使历史学专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学科。
参考文献：
[1]王建刚.实践教学双语教学研究与探索.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
[2]庄韵勤.专业考察对历史系学生成长的意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2）.
[3]王宗磊.对石河子大学历史学专业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思考[J].石河子大学学报第25卷.